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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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亮：二零零八年上半年的灾难、悼念与反思

作者：徐亮文章来源：乌有之乡点击数：3984 更新时间：2008-5-14

徐亮：二零零八年上半年的灾难、悼念与反思

（2008 年上半年：中国政治、经济、文化、自然全面危机的预演）

2008．5．13

谨以此文沉痛悼念在四川地震、西藏打砸抢、济南铁路相撞、阜阳口足病、春节雪灾等事件中的遇难者。

2008年以来，中国遭遇的内外事件如同长长的列车，不停地发出喀嚓喀嚓的摩擦声，天灾人祸，频繁爆发。总的来说，这次事件证明了笔者以前的判断，这次事件不过是中国政治、经济、文化、自然危机爆发前总预演中的一个部分。我们看到了政府在积极地采取行动，士兵和警察们努力地拯救，学生和市民们在满腔热血地献血，大陆港澳台的政府、明星和人民在捐款，外国的政要在慰问。那么知识分子要做什么？恐怕除了捐款、献血、哀悼之后也要反思。这不是事后诸葛亮，而是通过已经发生的危机发现潜藏的危机和避免继续发生类似的危机。如果一个政府总是在以前跌倒的地方数次跌倒，甚至以“救人要紧”反对反思，那么他们只能在西氟西斯的推石游戏中不停地“水来土掩，火来水挡”，在恶性循环中成为自然的奴隶，疲于奔命。

一、自然灾害危机：资本想撬动地球，结果被地球打了一个耳光

1、资本想撬动地球，结果被地球打了一个耳光

自然灾害是不可预测的，它如同人类持久的梦魇一样围绕着人类不愿离去。气候的异常不仅给缅甸的沿海造成了数万人的死亡，而且给中国的很多省份带来了冰雪、地震、冰雹、冷热交替等年度的气候标签。气候灾难，成了全世界资本主义破坏人类自身，杀灭人类自身的最好注脚。恩格斯说过，“自然会报复人类对自然的疯狂榨取”（原意大致如此）。从2008年春节南方各省的冰雪灾害，到眼下的四川汶川地震，无不在提醒人们：自然在向人类显示它不可侵犯的威力，任何试图冒犯它的努力都会遭遇灾难。自然只能在遵循唯物主义的前提下改造，而不能在违背它规律的前提下“强奸式”改造。

谁能说目前连续发生的全球气候异常和资本破坏全球的环境没有瓜葛？如果没有资本主义无情地掠夺地球的大气层，难道会有南北极冰川的消失？如果没有资本的功劳，会有年复一年的气候灾变和异常？

四川的地震也是一样，虽然它不是气候灾难，而是地质灾害，但是如果没有气候灾难的配合，怎么会伴随着发生泥石流？

资本想撬动地球，最后地球还给资本的，不过是狠狠的一记耳光。好在资本的脸皮是最厚的，即使地球母亲施展所有的威慑，资本仍然恬不知耻地微笑着继续掠夺，直到自我灭亡。

2、良性的制度能够减轻自然灾害的破坏程度

制度不能避免自然灾害，但是却能减少灾害的破坏性后果。政治、经济、文化的良性会减轻自然灾害的程度，甚至能够挽回很多人的生命；而恶性的政治、经济、文化形势只能人为地多剥夺劳动群众的生命和财产。已经有人质疑反思本身了，认为如果你有这工夫，还不如救人要紧。还有一些谶语式的唯心论，认为这些都是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形势全面恶化的报应，也是对改革开放“功劳”的讽刺。甚至连灾星说，逢八逢九必乱说都重新抬头了。一些地方政府已经在要求官员们“坚决不传播谣言”了，足以证明民间的政治预言和灾难的传言已经发生了无比巨大的影响。灾难本身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在灾难中，仍然有官员在侵吞救灾款，将所有人类的良心吞到肚子里画为美味的血水。

3、灾害中政府是第一责任人

知识分子的责任是国家与良心，而政府的责任是公共管理，救灾抗灾的第一责任人是政府官员。将群众集体绑架为“抗灾救灾”的责任人，不过是逃避政府责任的重要手段。知识分子的手段局限在纸和笔，而政府则需要直接诉诸于行动，如果你让手无缚鸡之力的知识分子去开飞机、扔救灾物资，甚至要求他们象成龙一样扔下几千万，无疑是别有用心的。已经有人感受到了一些官员乘机“政治秀”、捞取政治资本的作风了，难道还要知识分子去“救人秀”？捞点什么“爱国者”的资本？

4、自然灾害让我们反思我们的居住逻辑、生活逻辑

自然灾害的发生让我们重新考虑那些在我们的生活秩序中被遵循的那些逻辑：我们这个社会严重依赖于现代交通工具、现代科技手段和楼房、钢筋混凝土等手段。而这些手段是非常脆弱的，一旦它们遭遇破坏，灾区就成为了死亡的孤岛，失去了人间世界的任何联系。2008年春节的雪灾使湖南等地的基础设施被“休克式”地摧毁，而我们没有任何应急的措施。在资本逻辑看来，凡是不能直接产生利润的储备都是没有意义的，那些在毛泽东时期战备时留下的“火车站相对独立的发电体系”就是在这种思维下被扼杀了的。同样地，当公路在地震灾区被破坏，我们所能做的，就是准备空投的伞兵无奈地为接触不到事故第一现场而哭泣。我们依赖着这个社会赋予我们的一切秩序，包括如何加速死亡的秩序，结果就是被加速送到火葬场。比如，当我们被迫居住在钢筋混凝土结构的房子里，地震一旦发生，我们的躯体就被纠缠在这些扭曲了的结构中无法挣脱；又比如，当我们被迫在有限的土地上将楼房盖得拥挤不堪，越来越高，最后我们将发现，在任何事故中我们都无法逃逸；又比如，当我们被迫要为防范罪犯而将住宅“团团包围”，我们将发现在一场火灾中将痛苦地在浓烟中只能将手伸出栅栏外。

我们生活在一个巨大的“母体”中，享受着这个母体给我们的一切，包括它表面的醉生梦死，它已经正气凛然化的强盗逻辑，已经不适应现代社会的居住结构等等，然而我们仍然甘愿为这个结构付出我们一切的收入，付出我们一切的生活秩序，将我们的喜怒哀乐寄托在他们身上。甚至在已经觉悟的情况下，仍然会象奔赴一场巨大的喜庆一样拥挤到城市。

二、政治危机：阶级矛盾将会总清算

和谐论试图调和矛盾，但是在经济地位相差甚远的前提下发生的互相冲突的矛盾是无法调和的。劳动占有财富的增加必然是以资本获利的减少为前提的，而政府试图以第三者“发展生产、另开财源”的身份为劳动者谋取补贴，最后都成了官僚资本的孳生地和安乐窝，即使官僚资本将收益转给了帝国主义资本，它们的御用代理人仍然在高喊着“不要与民（民间资本和隐藏了真实面貌的帝国主义资本）争利”，“完全市场化”等荒谬绝伦的论点。

这已经证明了阶级矛盾的对抗不是以执政者的意志为转移的。即使他们在学术上完全否定阶级的存在，甚至断言阶级消灭了，阶级本身的分野和斗争仍然在继续疯狂地作战。受到新自由主义蒙蔽的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不断地从欺骗中苏醒过来，勇敢地去战斗。

2008 年上半年，工人阶级的斗争在继续，这一行动首先表现为在保护国有资产方面。资本的同路人继续在“解放思想”方面作文章，继续鼓吹改革开放的“伟大辉煌”，继续虚妄地吹擂改革开放道路的“坚持不可动摇”。

1、官僚主义制度是一些重大事件的杀人武器。

如果没有地方铁路部门管理者的疏忽大意，山东铁路不会在安全运行了几十年后因为官僚主义作风发生事故，夺去那么多鲜活的生命。如果不是管理的大意，不会造成春节期间一些学生被挤到火车下失去生命。

有人说，不过几次事故而已，能够说明官僚制度什么问题？我想说，提出这个问题的人，本身就是丧失良心的人。人命关天，岂已人数多少而论之？麻木不仁的官僚体制，是一些重大灾难的罪魁祸首。

2、对外：奥运会如同照妖镜，暴露了一些政府部门的投降主义和部分知识分子的汉奸面目。

2008年令群众运动重新获得启动力的事件是列强借奥运会抵制中国，甚至上升为种族歧视的地步，表现为反抗CNN歧视中国人的言论，抗议西方媒体故意歪曲关于西藏的报道和抵制家乐福的运动。

右派在这件事情上的立场彻底暴露了他们的本来面貌。他们的“独立自由”，不过是只对广大爱国群众的“独立”，对政府监督的“自由”，和对帝国主义、权贵资本的“附庸地位”。

这次事件击碎了中国知识分子对西方的幻想，剩下的，就只有那些受到帝国主义主子收买的走狗们的“理性看待中国走向世界的进程”了。确实令人震惊，居然能够在歇斯底里的被侮辱和撕破脸皮的被辱骂中保持“理性”，真是无耻到了极点的“汉奸走狗”嘴脸。

这是一场真正的阶级大分裂，也是一场爱国者与叛国者的对决。问题在于，叛徒仍然被奉为座上宾，而爱国者仍然被要求“理性”，被辱骂为群氓式的“民粹”，甚至发明出“爱国贼”这样21世纪的颠倒黑白的辞藻。

西藏事件证明了国内存在着政治异变的潜流。如果国内的局势一湾清水，任何反动势力都不可能聚合起那么多的暴徒，亡命式地对抗政府。如果只是被胁迫，只是被欺骗，那么何来的打砸抢？西藏事件中被打砸抢者的相对处理“宽大”，不过证明了政府在说服他人时“政治事件非宗教化”而在处理事件结果时却“政治事件宗教化”的“投降主义”立场。任何敌对势力的烧杀抢掠，到了“阶级斗争消灭论”视野里，到了主张普世价值的人手里，就要和他们搞“双赢”，搞平衡。

3、对内：阜阳口足病和“正龙拍虎”事件，使人民对地方政府的信任消失在茫茫的21世纪。

阜阳口足病、阜阳“白宫”举报人蹊跷死亡和阜阳之前发生的毒奶粉事件，是《中国农民调查》在安徽继续演绎的活剧。完全可以说，阜阳口足病中死亡的人完全是政府隐瞒的结果，完全是失职官员造成的。阜阳口足病体现了一个地方政府的官僚体系是如何走向人民的对立面的。

而“正龙拍虎”使人们丧失了政府的基本信任。这个微不足道的“年画老虎”事件，其对政府信任的破坏力远远超过四川的地震和湖南的雪灾。

历史给予了胡八年时间来推行阶级调和的路线，现在时间已经过去了五年。事实证明，阶级调和的路线正在走向破灭，政府的腐败没有减少，官僚体制造成的痛苦没有减轻，西方敌对势力的破坏和和平演变没有减弱。历史用了用了五年时间证明了“民主社会主义”、“修正主义”和“投降主义”的破灭。取代这一“第三条道路”调和路线的，将是一场将中国推向毁灭的灾乱，劳动阶级或者在这场斗争中被奴役，或者取得统治。

三、经济危机：通货膨胀抵消改革开放的所谓“成果”，掠夺国民财富

在奴隶制度下，财富仍然会得到增长，但是这绝对不能说明奴隶制度是永恒合理的，甚至说是奴隶制度的功劳，不仅养活了奴隶们，而且创造了财富。

如果按照这种逻辑，那么功勋就属于官僚。

我们发现一种较为通行的政治经济学，即在劳动者是剩余价值生产者的前提下，越多的生产方式被开发，这些生产方式就会被在一段时期内被计算入财富，而且在一定时间内成为稳定创造财富的手段。资本的在资源方面一个重要的目的，就是将一切可开发的资源转变为可以剥削劳动者、增加财富的资本。正如昆明市仇和大人说的那样“只要法律没有禁止的，都可以做”，只要法律存在漏洞的，资本就可以钻。

1、中国的财富创造是劳动者的功劳，资本的功勋就是创造一种奴隶制度，迫使劳动者加倍地付出劳动，减少寿命和休息时间。而这种功勋居然被鼓吹为一种人道、以人为本或者“管理是最革命最活动最核心的生产力”，不过证明了政治经济学在这个所谓的社会主义国家里，已经沦落为资产阶级思想复辟的复仇女神。

2、物价上涨抵消了阶级调和的成果。这一点无须多说，无论领导者表现出多少爱民的姿态，CPI的上涨都使居民“只”获得了精神上的安慰，而帝国主义掠食者却暗中获得了真正的利益。

3、通货膨胀制造了虚假的财富积累。当居民的工资由每个月50元增长到每个月5000元，但是这5000元的购买力却只相当于50元时，难道你还能说财富的增长是如此巨大吗？中国的工人、农民们发现，他们在过去所享受的公共产品，如教育、医疗、住房、阅读权、休息权、闲暇权等都在没有计算到当时的国民财富中来。而三十年来的财富增长（这部分增长只体现在少数人财富的高速增长，而不体现为多数工人、农民）是劳动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牺牲了公共产品和闲暇时间权利的结果，即使是为了获得这部分公共产品，也需要白白付出一部分时间。

通货膨胀在普通劳动者身上制造了虚假的财富积累，而将这部分暗中掠夺的财富转移到了外资和国内食利阶层身上。

4、粮食危机只是证明了官僚对财富占有的渴求，甚至可以践踏任何法律和国家利益。东北粮库的偷空，只是很多个案例中的一个。这些都是出售国家命脉的行为，官员们已经为了利益不仅出卖土地、学校、医院、工厂、官位，甚至包括粮食、良心、主权。

总之，关于目前国内经济危机的困境已经在我国的学术界公开讨论并研究对策了。我只是想指出一点：无论是试图将目前的体制完全推向资产阶级共和国体制，还是重新建立社会主义体制，都证明了官僚资本主义的市场体制是无法生存的，第三条道路不过是欺人之谈。而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体制，将最终消灭共产党和社会主义。

四、文化危机：市侩文化的统治

在笔者两年前的著作中，曾经较多地探讨道德、信仰的危机和文学艺术的全面堕落。由于文化艺术对社会的政治、经济剧变有着敏锐的指向针地位，因此，堕落的文化实际是堕落的政治、经济的总标志。

当5月初上海的公交车上，小学生大喊抓贼，却遭到小偷的殴打，周围的乘客冷漠，司机和乘务员的冷漠都使“八荣八耻”的教育效果有了一个明确答案。

1、在资本体制和官僚的腐败榜样下，任何对社会主义价值表明口号的呼吁要么是政治作秀，要么就是别有用心地要求民众维护这个腐烂的政治经济体制。

经济基础的变动，导致了人和人都为自己的私利而工作，甚至经济基础的变动使人们蔑视、嘲笑自己的祖先对革命和解放所作的贡献。在一切为了交换，一切为了自己的经济基础消灭以前，任何道德的滑坡和信仰的缺失都是不可避免的。

2、恰恰相反，在那些反动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眼里，道德没有滑坡，信仰也没有缺失，资产阶级道德和信仰已经建立了自己的统治。你看，子女吞噬父母的房屋、财产，商人的坑蒙拐骗，为了个人目的而不择手段，卖淫，卖国等等，只要能够抓住老鼠，就是好猫。资产阶级的道德已经建立了自己的统治，连最无耻的英国、法国、德国资本主义初期的资产阶级道德都没有这样的无耻、赤裸裸和受到政府的热捧。在中国，连19世纪英国那种能够有正义感的工厂视察员都没有，足以证明官僚资本主义已经将中国人的精神瓦解、后退了数十年。资本主义秩序已经建立了自己的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是他们自己都无法控制的，而是由那种官僚资本主义特殊的体制“自发”创造的。

3、2008年上半年的艳照门事件集中暴露了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腐朽，对男女主角多大程度上容忍，能够说明中国人的道德破坏到何种程度。

能够对这种事件表现出容忍和宽让，如果对于青年学生来说是尚待成熟的标志，那么对于那些成年的中国人，如李银河之流，则是腐朽腐烂的象征。

文学艺术家们的集体“卖淫”笔者就不想多说了，精神危机、信仰危机、生活方式危机并不是从今天就具有的，它们已经大张旗鼓地发展了三十年。三十年，足以建立资产阶级腐朽生活方式和文化体制的统治。资产阶级的逻辑已经取得了局部的胜利。

　　

2008 年上半年，是中国自然、政治、经济、文化危机的一次预演，这似乎证明了改革开放三十年，正是矛盾萌芽、积累、局部爆发的三十年。奥运会提供了一个契机，使矛盾提前进行了演习。当中国社会的各个阶层都能够感受到生意难做、灾害频繁、气候异常、物价上涨、房价难以承受、就医难、道德败坏局面时，就已经说明了这场危机的广度和深度了。这场危机从侧面说明了只有集中掌握资源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和真正充分民主的社会主义民主体制才能够挽救全面的危机。

社会主义或资本主义的问题与主义绝对不是简单的学术问题。如果不从“主义”的角度解决政治、经济、文化危机进程中的体制原因，那么问题将在旧主义的驱动下不停地发生，从而让国家疲于奔命。这是民主社会主义调和立场的尴尬，他们必然遭遇这种危机，而且最终不过充当了资产阶级暂时为了缓和矛盾的工具而已。当资产阶级面临深刻的矛盾无法解决，他们就会允许社会民主主义上台，奉行调和从而试图缓和矛盾。

如果我们仍然只是回避问题，仍然顽固地“不争论”，只在资本主义道路上“解放思想”，那么资本主义的总危机就将全面爆发，从而为官僚资本主义最终退出历史舞台扫清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