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hgy818 · 注册时间: 2007-09-13 帖子: 1298

西方“宪政模式”是亡党亡国的毒剂

——三批贺卫方等人的谬论

武兵

鼓吹西方“宪政模式”的政治改革是3月4日西山会议的重要议题，目的是推翻共产党的领导、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全面复辟资本主义。时间已经过去5个多月了，那些鼓吹西方“宪政模式”的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不仅没有收敛，反而越发猖狂起来。面对这个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严重斗争形势，一切马克思主义者、共产党员和革命的人民，是不能不认真思考，不能不认真对待了。

“宪政模式”的出笼

3月4日的西山会议上，贺卫方首先提出了西方“宪政模式”问题，说什么“党和议会之间的关系，党和司法之间的关系，党和政府之间的关系，这个问题到了必须解决的时候了”，就此，他比较全面地阐述了这个政治主张。笔者根据他的发言记录，具体解读一下他的“宪政模式”思路，并略加评语。
贺卫方认为：实现“宪政模式”的先决条件是实行“多党制”，共产党一党执政不能继续下去。按美国之音评价贺卫方发言的说法，这应该是“中国政治改革的核心问题”。那么，怎样来解决这个共产党下台与实行“多党制”的问题呢？第一，他认为中国共产党的一党专政是“非法”的，理由是“整个党没有注册登记”，而“注册登记”是“一个民主的国家最基本的要求”。因此说中国共产党“在法律上”是“法律之外的机构”，在“法律”上是“没有权利和资格”存在的。所以说，中国共产党行使执政党的权利“是法外权利”，是“侵犯了自由”，是“践踏了法律”，是“严重的违法”、“ 严重违反了《宪法》”；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整个权力架构”是“反宪政”的。因此，他认为，共产党提出的“依法治国”没有法律根据，作为共产党总书记的胡锦涛，也没有“资格”和“权利”来“纠正各种违宪的行为”。真是滑天下之大稽！身为共产党员的贺卫方竟然说自己加入的党组织不合法？！如此胡说八道，是他的神经不正常吗？似乎不是。如果说有点不正常的话，是他挂着共产党员的招牌，却卖力地鼓吹资本主义制度，干着阴谋推翻共产党的勾当！不过，笔者以为，贺卫方反党的胆量有余而智慧不足。他的那些昏话忽略了一个常识性的问题，那就是所谓共产党“违宪”，是违的哪家宪法？目前在这个世界上从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来划分只有两家宪法，一家是资本主义国家的宪法，一家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宪法；一家主张资产阶级专政，一家主张无产阶级专政。这两家宪法的阶级性质是根本不同的，是截然对立的，甚至可以说是水火不相容的。贺卫方先生所说的“违宪”，到底指的是哪一家的宪法呢？如果说违反了资本主义的宪法，那就说明中国共产党做对了；如果说违反了社会主义的宪法，那就张冠李戴、文不对题了。如此看来，在我国“违宪”的不是别人，恰恰是贺卫方先生和他的同伙呵！
第二，贺卫方先生心里清楚，共产党是依靠人民军队打下江山，又是依靠人民军队来保卫、巩固江山的，因此要想取消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实行“宪政模式”的“多党制”，必须把共产党和军队分离开，名之曰“军队国家化”。共产党没有了军队的领导权，就失去了无产阶级专政的柱石，取代它就比较容易了。马克思主义认为，军队是专政的主要工具，无论是资产阶级专政，还是无产阶级专政，都离不开军队的保障。另外，军队如同政党一样，都具有鲜明的阶级属性，所谓“超阶级”的“军队国家化”在任何国家都是不存在的。毛主席说，没有一个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①贺卫方先生要求“军队国家化”就是要把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变为资产阶级政党领导的反人民的军队，其用心何其毒也！
第三，在贺卫方先生看来，其他资产阶级政党还没有形成气候的现实情况下，倒是可以先采取分化共产党的办法来为“宪政模式”和“多党制”做铺垫，即“希望共产党形成两派”，削弱和瓦解共产党的战斗力，以便资产阶级政党乘机火中取栗，取而代之。这一招也够毒的。中国共产党是在大风大浪中发展壮大起来的，其中既包括同帝国主义、反动派和地主资产阶级的斗争，也包括党内思想和路线的斗争。毛主席说：党内的“派别是阶级的一翼。”②贺卫方先生所希望的共产党出现“两派”，是哪个阶级的一翼呢？是社会民主党派，还是共和党派？但决不是马克思主义派吧？这从他追求“宪政模式”的目标是可以推断出的。
第四，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是一个基本常识。在公有经济的基础上，是不可能推行“宪政模式”的，这一点，贺卫方先生心里是有数的。所以，他提出，“民法上的基础就是私有制”。因此，他主张把私有化搞彻底，“一定要推动私有化”，在城市要“推动”，在农村也要“推动”，做到“土地真正的私有，而不是集体制度的方式”。私有化对党的领导地位和社会主义经济基础造成的严重危害和破坏，许多地方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至今还在那里大搞“国退民进”，大卖国企。贺卫方先生从反面提醒了我们，对这股私有化之风到了该刹一刹的时候了。
第五，贺卫方先生按着西方“宪政模式”的葫芦来画中国政体、国体的瓢，所以硬说人民代表大会不能由中国共产党来“领导”，非要用西方国家的“三权分立”和“议会制”来代替。他还咬牙切齿地诅咒：以后人民代表大会，“一天不开都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创立并坚持下来的一种带有根本性的政治制度和政治体制。共产党的领导地位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相互关系，在宪法和党章里都有明确的规定，贺卫方先生妄图把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对立起来，其用心是不言自明的。
第六，贺卫方先生还提出，共产党不能领导司法工作，得按照“宪政模式”实行“独立的司法体系”。按着他的西方政体的模式和逻辑，中央政法委也是“非法”的，共产党不能“对司法干预”，“红头文件不能高于法律”。贺卫方先生的这些主张无疑于釜底抽薪，是想一个领域一个领域地摆脱共产党的领导，最后达到他打倒共产党、实现“宪政模式”的目的。毛主席说：“作为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共产党必须同无产阶级专政一起存在。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最高组织形式。无产阶级的领导作用，就是通过共产党的领导来实现的。在一切部门中，都必须实行党委领导的作用。”③毛主席又说：“工、农、商、学、兵、政、党这七个方面，党是领导一切的。”④贺卫方先生把党的领导与无产阶级专政工具分离开、并对立起来的主张是绝对不能允许的。
第七，接下来，贺卫方先生要真抓实干了。他提议“宪政派”组织起来，“慢慢的形成小的群体”，这个“群体”要和“改革的群体”“有差距”。要抓舆论，“希望新闻自由”，“解决大是大非的问题”，不能“畏畏缩缩”、“遮遮掩掩”、“躲躲闪闪”，“更好的形成改革话语”；还要抓住“结社自由”、“游行示威自由”、“宗教自由”；向共产党要“民主”和“人权”。总之，“改革”要“立体交叉，多条腿同时推进”，实现“台湾模式”，即“宪政模式”。
贺卫方先生如此疯狂地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叫嚣，然而从网上公布出来的记录看，在西山会议上，竟没有一个人站出来进行制止、反对或批评，我们见到的文字记录倒是一些“英雄所见略同”的感慨与随声附和，并且一些人还把矛头指向高层领导。主办这次会议的中国经济改革研究会会长高尚全在会议一开始就提出“三个不要”（不要争论，不要搞分裂，不要分左派、右派），又动员与会者：“可以放开一点”，可以“畅所欲言”。
就这样，在高尚全先生的倡议和鼓励下，贺卫方就放肆地把一个完整的西方“宪政模式”，在这次会议上抛出来了。
诚然，“宪政模式”并不是这次西山会议第一次提出来的，鼓吹这个谬论的也不只是贺卫方一个人。
发生在七十年代末的北京“西单民主墙”，就出现了否定社会主义制度和人民民主专政、鼓吹西方议会民主、三权鼎立等西方“宪政模式”的“先声”。到八十年代，随着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泛滥，有人又开始鼓吹所谓“宪政改革”，实行西方的“宪政民主”，后来成为“六四风波”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那位自由化骨干分子曹思源在1989年就十分猖狂地向全国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提出“修宪”的“十点建议”，同时，又与胡绩伟等人召开“北京修宪研讨会”。九十年代初期以后，在西方和海外敌对势力的影响和鼓励之下，国内敌对势力和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鼓噪“宪政模式”的活动再度抬头。1993年，由国内宪法学者龚祥瑞（已死）策划，在上海开过一个东亚和东南亚宪政研讨会，他提出要培养出一批“二十一世纪中国的宪政人才”。贺卫方、刘军宁和范亚峰等人都参加过那次会议，与龚祥瑞有很密切的接触。1995年这些人出版了一批宣扬西方自由主义和“宪政模式”的译作，如梁治平、贺卫方合编的《宪政译丛》，刘军宁、邓正来合编的《公共论丛》等。这说明，贺卫方在西山会议上抛出“宪政模式”，并不是偶然的，而是国内外敌对势力酝酿、策划已久的。2005年4月、11月贺卫方先后两次参加纽约法拉盛图书馆国际资讯中心、哈佛法学院与留美中国法学会举办的国际研讨会。他在会上恶毒攻击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和法律制度，竭力吹捧西方三权分立、司法独立的宪政制度，煽动国内大学摆脱党的领导，搞“独立自制”，号召教授“形成具有批判精神的群体”，“推动中国宪政和法制”；胡说中华民族的命运“法定是向西方学习”，“逐渐走向民主、法治和宪政的制度”。
20多年来，那些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和逃亡海外的民运分子例如严家其、包遵信、王军涛、陈一谘、陈子明、苏绍智、于浩成、郭罗基、胡平、王希哲、何频、高新、杨建利、刘刚、李进进、周锋锁、陈军、张伟国、鲍彤、张五常、王若水、刘再复、马立诚、李慎之、魏京生、王丹等一伙人一直没有停止鼓吹与推动中国实行“宪政模式”。
不久前，宗凤鸣在其所著《赵紫阳软禁中的谈话》一书，披露了赵紫阳的政治改革思路称：“政治改革，就是要实行民主政治，开放党禁、报禁，实行言论、结社自由，进行公开监督”，逐步走上议会民主这条“必走的道路”。今年5月，香港《动向》杂志5月号刊登了鲍彤撰写的《关于公民维权问题的提纲——献给赵紫阳》一文中称：中国现在“唯一的出路，在于废除一党专制，实行民主竞选”，并说“这是一条普世大道”。
大量事实说明，西山会议上贺卫方抛出西方“宪政模式”，绝不是孤立的、偶然的，而是有着复杂的阶级斗争与政治斗争背景的。

西山会议的继续

贺卫方在西山会议上的谬论被曝光以后，受到许多有正义感和责任感人们的严厉批判，然而，这个披着共产党员外衣的家伙依然我行我素，毫无悔改之意。
网上有报道说，五一劳动节前夕，应北大法学院的学生邀请，贺卫方在北大一个教室内发表题为“从《刺杀肯尼迪》（电影）看对抗制诉讼和陪审团制度”的演讲，逾二百名学生出席。在这次演讲中，贺卫方“有条不紊地简介了今年3月4日国务院属下的中国经济改革研究会在北京西山召开座谈会”，和他“在会上提出中国共产党没有注册登记，是一个法外组织，并主张中国应有政党竞争、放宽言论自由、推动司法独立及早日制定土地私有法”等情况。他打趣地说：“网上一篇抨击他的文章，题为《贺卫方的匕首指向谁？》最是吓人！”贺卫方还向学生们故弄玄虚的表白，他“并不害怕那些没有理性的攻击文章，他在西山会议上所说的，都是应政府邀请提出的真诚建议，那些中国迟早要解决的问题，总得要有人说出来。”就在这次讲演中，贺卫方还针对陈水扁前年被枪击的事件，借题发挥，大谈所谓“台湾的民主发展”，“台湾民众已经闯开了他们的步伐”，“台湾政权和平更替，各方政治势力能在相对公平自由的环境中较量，台湾的民主政治无疑是在成熟和改进中”云云，之后他借题发问：“对岸的中国大陆政府何时才敢于踏出第一步？”他在这次演讲中别有用心地煽动学生们：“大家应想想如何令生命变得有意义、有价值，读书人更应有使命感。中国的改革已到了重要转折期，容易改的都改了，现存最艰难的政治改革，有赖各方努力开创新局面，不要再纠缠什么主义，任何伟大的理论，如果不能成为救治病人的好药，也是空谈！”
据传，贺卫方在西山会议上的谬论被曝光后，他对所在单位的领导谎称网上披露他的那些话，是什么“断章取义”，他并没有那样讲云云。果真如此，贺先生何不公开发表个声明，告诉世人，自己并不主张西方“宪政模式”，不主张“多党制”和“军队国家化”，而加以更正呢？说谎者总是怕见天日，古往今来，盖莫如此。
此外，西山会议之后的4月19日，贺卫方的同党——“宪政民主派”人士又召开一次小型座谈会，范亚峰、秋风、李柏光、陈永苗等5人参加，有人称之为“小西山会议”。会议内容发表在博讯网，其核心议题是研究“改革与宪政的关系”，主要内容有四点。
一是对3月4日“西山会议”赞扬和解读。他们认为，西山会议是“体制内改革派对改革停滞不满的反映”，“是对现在领导人不能成为改革领袖的抗议”，“西山会议实际上指出了宪政民主这一改革方向”，“要想继续改革下去，必须走宪政道路。”“核心制度有五个，总统制、议会制、宪法法院、军队国家化、政党制度。”
二是分析评价“宪政民主”改革的形势。陈永苗提出，只有“超越改革”，才能“开启一个伟大的民权时代。”他认为：“如果按照现有的政治改革模式……共产党不会让渡政治领导权的”。李柏光认为：“要想获得成功的话，要有良好的灵魂品质，对宪政主义的坚定不移的信仰。……我相信中共那些有志于中国变革的和民间的领袖他们肯定会联手。”秋风说：“改革如果不转向宪政转型，那么，改革体制就将永久化，或者说，中国将永久性停留在转轨的中间状态。……因此，改革就必须转向宪政规则的生成。……这是一种人民的自我立宪。” 范亚峰说：“用经济自由来激发社会的活力。适当的时候把政治维权松绑，使政治系统适应于经济系统，这是东亚资本主义的核心经验。”
三是如何使改革“转型”到“宪政”的途径问题。陈永苗提出：“政法系”和“财经系”相结合，“政法系”即“维权”，“搞维权运动在某种意义上会把它做大了”，“财产分配不平均造成（老百姓）的暴力革命是没有办法的，这个是应该支持的。”范亚峰认为：“真正改革的领导主体是体制内开明派，也就是以政法系为主体的这么一拨人，比如像司法机关、检察院包括一些法学学者所组成的一个群体，包括地方的基层民主那里边兴起的地方势力派和开明派。”秋风说：“体制内改革派除了政法系之外，还有一个财经系，他们跟政法系是一体两面的，……假设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人们享用个人财产，然后中产阶级的形成，旧体制也将会发生一些变化” 范亚峰：“一个是维权运动；一个是政法系。……未来中国真正政体的变革甚至社会转型的秘密就在这两拨力量如何结合上，”
四是探讨“宪政革命”。陈永苗“预测”，中国“未来的两年之内（会出现）类似拉美的骚乱”出现“革命”并说：“自由主义是革命的，叫做革命自由主义”。范亚峰说：“现在是三个问题：第一个是革命的定义；第二个问题是革命的内容；第三个是革命的正当性。”“政治革命可以表现为暴力革命或政体的和平革命。……政权的改革例如经济改革，可以看出是政体和平革命的一个预演。……维权运动在表象上表现为一个政权的改革，实质上它是指向政体和平改革或革命。”李柏光说：“如果维权运动继续这样下去，稳扎稳打，这个体制的外围开始消解，把外围的消解了再进入核心层。对体系中那些外围的规则结束掉，……我认为维权运动在未来中国的宪政民主建设中将会起一个很好的积极的作用。” 范亚峰说：维权运动的作用就是给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搭桥的作用”。陈永苗说：“波兰的民主运动有两块非常重要，一块是违宪审查；一个是维权运动。两个都是由民意和民间来发动的，它两个能捆在一起，构成波兰的重建公民社会。”范亚峰：“去年九月份匈牙利的主教来中国，我问他：你们改革为什么这么和平这么成功，他说当时五十万人到广场游行示威要求共产党归还政权还给人民权利，那些共产党人马上就辞职不干了。”“在哈维尔领导下，议会制定一部宪政民主的宪法，然后议会组织全国选举最后总统选出来了、议员选出来了、宪法也制定出来了，旧的议会和平解散”。
这个“小西山会议”议论很多，篇幅很长，笔者仅择其要点摘录下来。从这1000多字的摘录中，我们深刻感受到，这些反党、反社会主义、反人民的敌对势力，已经磨刀霍霍了！

“宪政模式”的历史和现实

1940年2月，毛主席在延安各界宪政促进会成立大会上的演说中，针对蒋介石的所谓实行宪政的欺骗宣传说了这样一些话：“宪政是什么呢？就是民主的政治。……我们现在要的民主政治，是什么民主政治呢？是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是新民主主义的宪政。它不是旧的、过了时的、欧美式的、资产阶级专政的所谓民主政治。”“中国的顽固派所说的宪政，就是外国的旧式的资产阶级的民主政治。”“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则确实想要这种宪政，想要在中国实行资产阶级的专政”，而我们“目前准备实行的宪政，应该是新民主主义的宪政。”“什么是新民主主义的宪政呢？就是几个革命阶级联合起来对于汉奸反动派的专政。”“现在的英、法、美等国，所谓宪政，所谓民主政治，实际上都是吃人政治。”⑸
1954年6月14日，毛主席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上的讲话中再一次指出：“现在资产阶级的宪法完全是不好的，是坏的，帝国主义国家的宪法尤其是欺骗和压迫多数人的。我们的宪法是新的社会主义类型，不同于资产阶级类型。我们的宪法，就是比他们革命时期的宪法也进步得多。我们优越于他们。”⑥
贺卫方们抛出的所谓的“宪政模式”、“宪政民主”，也就是“宪政制度”，在政治学上的解释，通常指资产阶级的民主政治制度。“宪政制度”又称“立宪政体”，即一切国家机关的权力和公民的权利义务，都由宪法作为一种准则加以规定。“宪政制度”一般包括普选制度、议会制度、政党制度、三权分立等，其核心是资产阶级的政党政治和政党制度。所谓政党制度，一般指资本主义国家通过议会选举，由几个资产阶级政党轮流执政或联合执政的一种政治统治制度。它最早起源于十九世纪三十年代的英国，后来在资本主义各国相继普遍采用。这种制度即在每隔几年进行一次的改选中由在议会或总统竞选中获胜的政党负责组织政府，推行该党政治纲领。资产阶级政党制度一般具有三种形式：一党制、两党制、多党制。资产阶级政党以此实行政治统治，实现本阶级专政。无疑，这种宪政制度充分体现了资产阶级的根本利益，是为资产阶级服务的政治制度。资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后，加强资产阶级专政，反对无产阶级革命，镇压无产阶级政党和劳动人民，敌视社会主义国家和被压迫民族等等，都是资产阶级宪政制度的重要内容。尽管宪政制度对比封建专制制度来说，是一种进步的政治制度，但相对于人类发展必然趋势——社会主义制度来说，是一种过时的而又反动的政治制度。
“宪政制度”，是资产阶级用自由、民主、人权等华丽的外衣包裹起来的，被贺卫方们吹得天花乱坠。他们鼓吹的这一套，其实都是从他们的主子——美国帝国主义那里批发出来的，不过是几百年来帝国主义的老调重弹罢了，并不是什么新鲜玩意。
不久前的6月，美国国务卿赖斯在旧金山的共和俱乐部发表过一次演讲，吹嘘一通美国200年来民主宪政制度的“光荣”历史。她说：“美利坚的缔造者们确实构建了一系列良好的机制来保障自由。200年来，借助于这些机制，我们历经风雨，并向建设一个更完善联邦的道路上迈进。”“民主制度确是尊重人性和自由的机制。而自由则是每个人天赋的权利，合众国自诞生的第一天起就确认了这一理念。200年来，我们一直秉承该信念前行。60年前在旧金山，我们协助起草了联合国宪章，为现代自由事业打下了基石。20年前，国务卿舒尔茨宣布美利坚将会帮助世上所有寻求自由的人们。”
赖斯的演讲是在欺骗世界人民。翻开资本主义的发展史特别是美国的发展史，就可以戳穿她所鼓吹的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本质。虽然，资本主义制度的这种“自由”、“平等”的形式，与奴隶制和封建制相比较，是一种进步，但在阶级剥削和阶级压迫的问题上，并没有根本的改变。从17世纪英国启蒙思想家洛克提出的“天赋人权”理论，到18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卢梭提出的“主权在民”思想；从美国1776年建立共和国时发表的“独立宣言”，到1789年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发布的《人权宣言》，都具有这样的两重性。马克思主义在评价这一历史时，既肯定它们的历史进步意义，同时又指出它们的局限性和虚伪性。具体表现在四个方面。
一，在一切资产阶级宪政国家中，最根本的决定一切的东西，是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例如，法国“人权宣言”在第一条宣布人们生来自由平等以后，第二条就把财产权列为政府要保护的自然的不可动摇的权利。这就是说，占有生产资料的资产者，有剥削和奴役无产阶级的神圣权利；无产阶级则只有“自由”地出卖劳动力的权利。所谓人权，其最主要的一点就是资产阶级的财产所有权。“平等地剥削劳动力，是资本的首要的人权。”⑦经济学家费尔南德•伦德伯格1937年出版的《美国60个家族》一书指出，美国是由60个最富有的家族“掌控”着。他写到“在美国历史上，美国政坛最引人注目的莫过于‘四大家族’——亚当斯家族、罗斯福家族、肯尼迪家族和布什家族。”今天的美国不是依然如此吗？近年来美国的移民问题和劳资矛盾引起的罢工浪潮此起彼伏，就证明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的自由、人权，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是享受不到的。陈永苗在小西山会议上就毫不隐讳的说：“我觉得现代性基本上是一个牺牲一部分人的利益来拯救另外一部分的。政治社会的形成必然有奴隶的牺牲为代价，自由立宪也一样。政治社会必须是一部分人当奴隶，一部分人成为贵族，整个社会结构可能就是这样的。没有奴隶可能就没有政治社会，就没有一个文明可言。”这倒是一句实话。
二，在宣布所谓“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资产阶级国家里，宪法对于选举权的行使，都是有条件限制的，哪有什么“民主”的政治?例如美国1787年通过的宪法，公然剥夺了黑人和印第安人作为国家公民的资格，并对公民规定了选民资格的条件限制，使劳动人民在政治上实际处于无权的地位。再看看美国近几年的大选所表演的“民主”，与历史上的大选一样，不过是资产阶级统治的一幅遮羞布而已。所以，被贺卫方们所大吹大擂的“政党制”、“总统制”、“普选制”，不过是每隔若干年决定一次究竟由统治阶级中的哪个人在议会里作代表，去剥削和压迫人民而已。议会也不过是资产阶级政治游戏的俱乐部。
三，就连资产阶级规定的集会、结社、罢工的自由，也只是纸面上的东西，并不体现真正的自由。只要危及资产阶级统治的安全和稳定，资产阶级可以毫不客气地采用专政手段镇压。至于催泪弹和高压水枪在最“民主”的资产阶级共和国里也是司空见惯的“风景线”。贺卫方们企图把这些政治垃圾描绘成“超阶级”的民主，完全是骗人的鬼话，是不可信的。这种所谓“超阶级”的民主，自从人类进入阶级社会以来，从未出现过。
四，在帝国主义时期，垄断资产阶级为了扩大剥削与掠夺，往往会撕下虚伪的“民主”、“人权”的外衣而公开发动侵略战争，实行殖民主义。今年6月，赖斯在旧金山的演讲中竟然厚着脸皮说：“在巴格达、在喀布尔，马上在贝鲁特，人们都能够自由地表述自己的思想。民主真是一项美妙的制度。”
好一个“美妙的制度”！在美国侵略军的铁蹄所践踏的伊拉克、阿富汗的国土上，数以十万计的生灵横遭涂炭，无数民众在侵略军的炮火下家破人亡、妻离子散！如此惨绝人寰的强盗行径，竟在赖斯的嘴里变成了“美妙的制度”！多么具有讽刺意味啊！
贺卫方们兜售的那一套“宪政制度”、“台湾模式”，在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中国人民面前，是不会有多少市场的。

“宪政模式”给苏东国家造成的灾难

苏联人民和全世界共产党人至今还清楚地记得苏联垮台时这样几个刻骨铭心的日子：
1991年８月23日，俄罗斯联邦总统叶利钦发出“禁共令”，宣布苏联共产党在俄罗斯的活动为非法。悍然查封了苏共中央和苏共莫斯科市委等5000多个各级领导机关，并关闭了《真理报》、《苏维埃俄罗斯报》等苏共的各级机关报。
８月24日，戈尔巴乔夫宣布辞去苏共中央总书记职务，并建议苏联共产党中央解散。短短几天里，红场上一座又一座革命领袖的塑像被推倒了；一些老布尔什维克自杀了；一批党的领导人被解职或逮捕了。
12月21日，俄罗斯、乌克兰等11个加盟共和国正式签署了《阿拉木图宣言》，宣布“独立国家联合体”正式成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不复存在。
12月25日晚，戈尔巴乔夫在中央电视台向全国、全世界宣布：“鉴于独联体成立之后的局势，我停止自己作为苏联总统的活动。”晚上７时30分，克里姆林宫上空飘扬了74个春秋的绣有镰刀锤子的苏联红色国旗悄然落地，取代它的是俄罗斯的红蓝白三色旗。
就这样，列宁缔造的、有着88年历史、1500万党员的苏联共产党和有着74年历史、２.９亿人民、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在没有战争硝烟，没有外敌侵略的情况下，顷刻瓦解了。它预示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遭受重大挫折，两种社会制度的殊死较量进入一个新的、更为尖锐复杂的历史阶段。
众所周知，苏联和东欧各国共产党的失败与国体、政体的嬗变，既有外因，也有内因。
外部原因是帝国主义、国际垄断资产阶级向这些国家推行的和平演变政策，也就是说，是国际阶级斗争所致。我国有句民谚说：“作贼不打三年自招”。赖斯今年6月在旧金山共和俱乐部的演讲中，大谈美国在苏联、东欧推行“民主政治”的经验，毫不掩饰美国已经发挥和还要发挥的作用。这个曾经参与美国搞垮苏联的帝国主义鹰犬以胜利者的口吻不无得意的说：“20年前，……当时的国务卿乔治•舒尔茨也是在这个共和俱乐部提出了瓦解苏联的战略，这就是后来里根主义的雏形。里根主义简单而卓有成效。舒尔茨国务卿说，民主浪潮正席卷全球，美利坚将不遗余力地保障并推进世界各国的民主化进程。此后仅四年，柏林墙坍塌了，黎明的曙光乍现。苏联的崩溃根本性地改变了世界政治格局。对一些人来讲，这意味着俄罗斯和东欧获得了解放；但另一方面，脆弱而稳定的国际关系由此结束。……为世界自由事业开辟前进的道路，美利坚义不容辞。我们正在走向成功，玫瑰革命、橙色革命、紫色革命、郁金香革命、雪松革命，众多富有活力的民主改革纷呈乍现，在促进世界民主进程上我们所获的成就让世人惊赞。”
内部原因，主要是这些国家的共产党领导权被修正主义叛徒集团所篡夺，党的性质由此改变。列宁指出：“如果在党内，修正主义者的思想真的占了上风，那就不是工人阶级的社会主义政党了。”⑧毛主席在1964年针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教训也说过：“修正主义上台，也就是资产阶级上台。”⑨
诚然，外因是重要的，但与内因比较起来，内因还是主要的、根本的。正如社科院党组副书记、副院长李慎明同志所指出的：“导致苏共垮台的原因很多，也很复杂，但是苏共内部出现问题是根本原因，党内问题发端于苏共的思想理论和意识形态。”“苏联解体、苏共垮台，说到底是其逐渐脱离、背离乃至背叛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和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最终恶果”，“戈尔巴乔夫是苏东剧变的罪魁，是社会主义的叛徒”。⑩古巴人民的领袖菲德尔•卡斯特罗1992年7月3日接受记者采访时也说：“苏联以不可思议的方式自取灭亡。自我毁灭的责任无疑要由领导那个政权的国家领导人来承担。……社会主义不是自然灭亡的：它是自杀, 社会主义是被密谋扼杀的。这就是我的意思。”⑾
李慎明的分析与卡斯特罗的生动比喻，应当说都是正确的。回过头看，苏东国家共产党的“自杀”，在经济上的表现就是私有化，这是他们推行“宪政模式”、复辟资本主义的最基本的一步。笔者已在《私有化的路走不通——再批贺卫方等人的谬论》⑿一文中对这个问题做了一些介绍和评论，这里不再赘述。苏东国家在政治上“自杀”的教训更是十分深刻的。如果说经济上的私有化是瓦解苏联和东欧国家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话，那么戈尔巴乔夫提出的建立“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则是从总体上把社会主义制度转变为资本主义“宪政制度”的重要渠道和手段。
当一切都尘埃落地的今天，再看戈尔巴乔夫的所谓“新思维”，所谓“公开性”和“民主化”的本质就十分清楚了。“公开性”，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占领社会主义思想和舆论阵地开了绿灯，使其成为敌对势力攻击马列主义、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宣传资产阶级“宪政制度”的招牌和旗帜。曾经给戈尔巴乔夫当过秘书的瓦•博尔金回忆说：“报刊和电视报道的内容，……让人怀疑70年来国内所做的一切。”结果“共产党员到处受到排挤。”而“民主化”则成为苏联“政治多元化”、“多党制”的导火索，是“自杀”的最为关键一刀。苏共1990年７月召开的二十八次代表大会，通过《走向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的决议，提出修改并取消苏联宪法中关于“苏联共产党是苏联社会的领导力量，是苏联政治体系、国家单位和社会团体的核心”的条文，目的是向政治多元化、多党制过渡，这实际上是取消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更为不可思议的是1991年苏共 “七月全会”上，戈尔巴乔夫提出“对党进行脱胎换骨的改造”，抛出了一个“新党纲”并被全会通过的决议案，竟然写道：苏共“不再认为实现共产主义有现实可能性”；“不再坚持把马列主义作为党的指导思想”；“放弃原有的纪律要求，允许党员自由地选择自己的信仰”；“全面实行私有化和市场化”！这就从根本上变无产阶级政党为资产阶级政党。这之后短短的几个月，有400多万苏共党员声明退党。
由于受戈尔巴乔夫为代表的苏共叛徒集团的影响，1989年以后的东欧政局也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宪政模式”得逞，所有的8个社会主义国家(还有蒙古)的共产党丧失了政权，民主德国被联邦德国吞并，捷克斯洛伐克一分为二，南斯拉夫一分为六。从此，这些国家政局动荡，经济衰退，治安恶化，通货膨胀，失业剧增，两极分化，贫富悬殊，民族分裂，东欧人民40多年来建设社会主义的成果，毁于一旦。在这些国家，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遭到迫害，不少人丧失工作的权利，人民群众深受其害，生活水平大大下降。而40多年前流亡海外的皇室贵族、地主、资本家却弹冠相庆，纷纷卷土重来。这就是“宪政模式”造成的恶果！这就是被贺卫方们要“毫不动摇”的改革方向和终点！
若干年后，戈尔巴乔夫这个无耻叛徒撕下了假面具，向人们“自白”：“我生活的目的就是消灭对人民实行无法忍受的独裁统治的共产主义。”“我的理想是走社会民主党的道路。”“世界没有共产主义会更美好。”⒀
毛主席当年关于修正主义是各国共产党的主要危险的预言和教诲，在苏东各国得到了验证，不过，这种验证，是苦涩的，是本不该发生的。

“宪政模式”与阶级斗争

列宁说：“马克思主义给我们指出了一条指导性的线索，使我们能在这种看来迷离混沌的状态中发现规律性。这条线索就是阶级斗争的理论。”⒁沿着苏东各国剧变的线索分析，可以肯定的说，这是一场你死我活的十分激烈的阶级斗争。而这场阶级斗争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是由哪个阶级来专政的问题。
按照阶级斗争这条理论线索再来观察西山会议和小西山会议上提出的“宪政模式”问题，也可以肯定的说，是属于阶级斗争的范畴。所以，对这场关乎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阶级斗争，决不能等闲视之。
多年来，特别是近两年，党内外、国内外围绕“中国向何出去”的斗争，实际上是坚持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还是坚持机会主义错误路线的原则之争；是代表无产阶级根本利益和前进方向还是代表资产阶级根本利益和前进方向的原则之争，是继续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回头路、复辟资本主义、作帝国主义附庸国的原则之争，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还是实行资产阶级专政的原则之争。可以说，这场斗争，是1840年以来中国人民与帝国主义斗争的继续，是1927年以来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反动派斗争的继续，是1949年以来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条道路斗争的继续。一句话，是一百多年来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同地主资产阶级斗争的继续。
展现在我们面前的这场斗争具有明显的国际背景，与国际阶级斗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毛主席说过：“只要世界上还存在着帝国主义和资产阶级，我国的反革命分子和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活动不但总是带有阶级斗争的性质，并且总是同国际上的反动派互相呼应的。”⒂远的不说，仅最近一年来连续发生的几件事，就完全可以证明毛主席当年的分析、判断是正确的。第一件，2005年9月21日，美国副国务卿罗伯特•佐利克在纽约发表的题为“中国向何处去”的演讲，从政治、经济、军事、外交诸多方面敦促中国加速向资本主义转变。说什么“封闭的共产主义政治不能成为中国社会的一个永久的特征，它甚至无法支撑下去”，中国“需要一个政治制度转变”。第二件事，2005年10月19日，美国国防部长道纳德•拉姆斯菲尔德在中央党校的演讲中，公然煽动：“中国的繁荣，以及各国对中国的态度，很可能取决于中国国内的政治事件”。这是赤裸裸地煽动“政变”与“颜色革命”！第三件事，2005年11月布什访问日本、韩国和我国期间，向我国推销日韩两国和台湾的所谓“民主制度”经验。说中国“通向自由之门一旦打开──哪怕仅仅是一道缝隙──就不再能关闭。”并敦促中国实行“国家内部的自由”。第四件事，2006年5月11日小布什率美国政府一干人马，在白宫接见来自中国的三个铁杆洋奴、汉奸兼反共分子余杰、王怡和李柏光。布什希望中国实行“开放的经济与自由的体制”和关注所谓中国的“人权问题”，鼓励这些汉奸的所谓“宗教活动”“从地下走到地上”。就在这个时候，中国改革开放论坛理事长郑必坚先生于2005年11月22日在《人民日报海外版》发表文章：谈《中国共产党在21世纪的走向》，不仅不批判美国干涉我国内政、颠覆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言行，反而大讲什么中美关系的“重要”，称赞布什、赖斯和一些美国政要“坚持以中美双边关系的大局为重，务实地回应中方的诚意和善意”，强调“要持久地促进中美双方沟通理解”，并明确告诉美国，“中国共产党无意于挑战现存国际秩序，更不主张用暴烈的手段去打破它、颠覆它。”有文章评论：郑必坚先生的这篇文章，是无耻的投降帝国主义的自白书。第五件事，2006年6月，赖斯在旧金山共和俱乐部的演讲中说：“我们坚信——中国不会永远成为（民主的）例外”，“当中国的经济持续走向开放时，……政治开放是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亚洲的民主进程同时也塑造着中国的发展。”这几件事说明了什么呢？说明美国向我国推销“宪政制度”、和平演变我国的步伐加快了，并且是千方百计、明目张胆、不择手段、不顾一切，大有黑云压城城欲摧之势。日本《朝日新闻》2005年10月20日在一篇题为《美国的亚洲战略是在包围中国中促其民主化》的文章，说得直截了当：“经过今年夏天的激烈辩论，美国对华政策落到‘使其打消念头’和‘说服’两点上，即国防部要让中国打消扩大地区军事势力的想法，而国务院要说服中国建设资本主义社会，采取民主制度”。
我们必须清醒的认识到这场阶级斗争的严重性和紧迫性。帝国主义和国内外的敌对势力，和平演变我国的图谋已经进行几十年了。特别是苏东剧变以后，他们调动各个方面的力量，加快了对我国演变的步伐，把推行“宪政制度”的希望，越来越多的变为实际行动。国内外敌对势力纷纷摩拳擦掌，准备大干一场，妄图一举攻下我国社会主义这个坚强堡垒。斗争越来越明朗化、公开化。那些“攻坚”的政法系、财经系的“宪政”派骨干们频频地策划于密室、张扬于媒体。2006年7月号的《争鸣》杂志，发表一篇社论：《谁能抓住机会？》煽动对“中共掌权者”要“晓以利害”，希望“能涌现扭转局势”的“领袖人物”。要“选准政治改革的‘切入点’……比如：开放报禁，开放网禁。”“这样付出最小的代价，可以换来巨大的进步，……而且对执政者也有好处”。《争鸣》杂志的另一篇文章，更是毫不隐讳，题目就是《谁来结束共产党的统治》。文章列出“几个可能性：1、外国人侵占中国，结束它的统治 ( 伊拉克模式)；2、人民造反，结束它的统治(毛泽东模式)；3、军队混战，结束它的统治(袁世凯模式)；4、共产党开党禁，民主党竞选胜利，结束它的统治 ( 台湾模式)；5、共产党分裂，形成几个不同政见的党派，自己结束它的统治 (介于袁世凯和戈巴乔夫之间的模式)。”文章希望共产党“开党禁”，“进行全民竞选”，“最后和平体面的退出政治舞台”，并且说“这个可能是存在的”，“我们真正等待的是共产党自己来掘自己的墓。”由逃亡到美国的民运骨干王丹、王军涛、吴仁等败类为了配合“宪政”改革，在海外还成立一个所谓”中国宪政协进会”，并建立了网站，其宗旨就是：“利用各种方式、发动各种力量、创造各种条件，推进中国大陆和平开放转型为宪政民主国家。”好家伙，真是山雨欲来风满楼啊。种种迹象表明，国内外的敌对势力在加紧落实拉姆斯菲尔德希望中国发生的“政治事件”——即反革命政变。你看，纲领、目标、组织、队伍、方法、策略、主攻方向，具体行动等，多么具体、周到呵！可以想象，一旦他们的政变阴谋得逞，中国就会像苏联和东欧国家那样亡党亡国了！
我们还要看到这场斗争的复杂性。在这些敌对势力和反共反社会主义的阴谋分子中，既有那些依仗美国的势力、公开暴露自己反动面目的人物，如焦国标、余杰、王怡、李柏光、贺卫方以及那些叛逃到美国的民运分子之流；也有一些隐藏得很深，还没有被人们识别的内奸，如小西山会议上提出的“体制内的精英”们。从苏东的教训看，党内的叛徒、机会主义者和帝国主义的走狗们之所以能够一步步地篡夺党和国家的领导权，就在于他们善于伪装自己。
总之，无论是帝国主义还是新自由主义，无论是公开的敌人还是暗藏的敌人，我们都不可以放松对他们的警惕，决不能重蹈苏东覆辙，决不能让贺卫方们的“宪政模式”得逞。
（完稿于2006年7月17日）

注释：
①《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74页
② 转引自1968年5月1日人民日报
③ 引自《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1964年7月14日人民日报
④ 1962年1月30日《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
⑤《毛泽东选集》第2 卷《新民主主义的宪政》
⑥《毛泽东文集》第六卷第324页
⑦《资本论》第一卷，第324页
⑧《工会的中立》，《列宁全集》第13卷第443页
⑨ 1964年8月的一次谈话，1970年4月22日《人民日报》
⑩ 摘自《环球视野》第47期，《戈尔巴乔夫是社会主义的叛徒 ——专家学者分析苏共丧权的原因》
⑾ 摘自2005-03-23 13:30【苏联主义网】
⑿ 见《环球视野》第120期
⒀ 见《环球视野》第6期
⒁ 列宁：《卡尔•马克思》《列宁选集》第2卷第586页）
⒂《1957年夏季的形势》，1968年8月2日《解放军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