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hgy818 · 注册时间: 2007-09-13 帖子: 1298

第二十七章新的交锋前的策略和回忆

一位历史问题的观察家说：“文化太革命实际上进行了两个斗争。一九六六年打倒刘少奇是中国昨天的斗争，一九七一年林彪摔死，则是明天的斗争。周恩来是这两个斗争的连接人。”谁也没有注意到这句话的实质是什么。直到毛泽东和周恩来相继病倒时，人们才从后来的发展中想到了什么。

一九七三年底，周恩来向毛泽东汇报解放干部的问题时，说：“文化太革命中被打倒的副部级以上的干部，还有百分之八十的同志役有安排工作。他们有的还需要得到群众的谅解。”

“这些干部还得多长的时间才能够解放出来？”

“大约五年左右。”周恩来故意这样说。

毛泽东摇摇头说：“五年？我们还能活到五年吗？他们又有几个五年呢？”

听得出来，毛泽东对他身后的事情也是底气不足的了。不过，谁也不敢往这一方面去考虑事情的结果。但是，毛泽东数年前一直防止和警惕的事情，在林彪死后的两年之内完全变成了现实。只不过，这次要用解放干部和落实政策的理由和借口来进行。毛泽东有言在先：“所有解放了的同志，要能够正确对待群众，正确对待自己，正确对待文化大革命。”

周恩来身体力行，首先在中央一些部委和军队中落实这个指示，解放了一大批过去直接受林彪迫害的干部和群众。原来的老右和所谓的“二月逆流”的黑干将等人物陆续地站了出来。

江青在政治局的一次会议上讲：“让他们站出来，是由于毛主席政第的宽大，而不是说他们就没问题。更不能说他们过去就是正确的。这可是一个原则问题。不然的话，我们就会犯历史性的错误。周总理不能老是当解放军，也要当一当歼灭队嘛。”

张春桥曾用最精确的语言总结过这场革命：“由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党内一小撮走资派是最主要的敌人，所以，阶级斗争就突出地、集中地表现为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也就是走社会主义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全国亿万人民在毛主席的领导下，高举‘造反有理’的革命大旗，冲破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层层枷锁，向以刘少奇、邓小平为首的党内一小撮走资派展开了猛烈的进攻，坚决粉碎了他们一次又一次的疯狂反扑，在短短的一年多的时间里，就摧毁了以刘少奇为头子的资产阶级司令部，把他们的权力重新夺回到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手中，极大地强化了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领导地位。同时，这个伟大的群众运动还揪出了一批资产阶级反动的学术权威和隐藏在各个角落里的牛鬼蛇神，大破四旧，大立四新，用毛泽东思想对各个领域内的资本主义势力进行了革命的大扫荡。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的大普及，使全国人民的精神面貌发生了极大的变化。”

现在，这一切全部、彻底地实现了吗？以中央各部委为例，凡是解放出来的人，没有几个从心里感谢这场文化大革命的。当然，嘴上不反对就是了。这一点，江青和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心里都很清楚，但是在公开场合里，这些话确实不那么好说。

那天，江青请周恩来到钓鱼台开会的时候，江青似乎开玩笑地对周恩来说：“你听说上海称你是什么吗？人家给你起了一个外号，叫‘还乡团总理’了。不过，你也要注意了，把革命造反派们亲手打倒的敌人一个个都解放出来，是要讲究点政策和原则。”

想到这里，周恩来感到自己的呼吸都艰难了。实在憋不住了，呼地从床上站起来，自言自语地说：“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怎么会走到这个地步？”他自己都感到声音有点颤抖。

一九七二年的元旦刚过，陈毅就永远地告别了这个世界。当他的尸体送进熊熊的火化炉中的时候，一些人说：“陈毅是个有功也有过的人，毛主席能够来参加他的追悼会就不错了。”

“陈毅的功劳你们是谁也比不了的，他在战争年代是员真正的虎将啊！”叶剑英说。

江青听了很有点吃惊：“我们是和文化大革命紧紧地联系在一起的呀，为什么不能和他相比？毛主席说他一生办了两件事，民主革命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应该是等量齐观的呀，为什么人们的看法就如此不一样呢。”

她看到批判陈伯达的时候，有人说：“你们这些臭笔杆子为什么这样对待我，我在战争年代没有功劳也有苦劳，没有苦劳还有疲……你们有什么劳？有鸡巴的劳！”

江青对周恩来说：“有些人是借批判陈伯达来攻击文化大革命呀。你听出来了吗？”

周恩来说：‘陈伯达在文化大革命中背着毛主席和中央文革小组干了许多的坏事，有人批判他几句过头的话也是正常的。你就不要太认真了嘛。”

“他们得罪的人太多了，文化大革命中积怨太深。左一个一小撮，右一个一小撮，加起来成了一大批。人家都把他们恨得咬牙切齿，他们还在那里解放这个，解放那个地搞什么宽大，这不是活活地欺负人吗？这不是没事找事吗，他们不倒霉谁倒霉？谁也不敢跟着他们干了！林彪和陈伯达在文化大革命中打击的干部和群众都应该彻底地解放出来。这样才能够体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政策。”叶剑英此刻已经成了反对林彪的英雄。他已经出来主持了军委办公会议。他在许多次会议上这样说。

已经解放出来的邓小平，也在一些会议上说：“文化大革命中出了一批暴发户，什么工作不会做，专门来干整人的事情。他们开着个帽子工厂，动不动就给人戴反革命或者修正主义的帽子，这样的人没有什么好下场。我们抓工作，首先就要把这些人从各级领导岗位上撤下去。”

“总理，我们总觉得小平同志的批评是有所指的。是不是他在指桑骂槐呢？”江青问周恩来。

周恩来说：“他是在批评那些不干工作的人，不是指你。你可不要多心呀。”

是的。她一开始也没有放在心上。后来她对邓小平的一些活动逐渐地警惕了。江青认为自己批评的人多，但她自称自己是个不记仇的人。早把过去的一些事情丢掉在脑后。没有想到别人却一件一件地给她记得非常清楚。自己究竟有什么过错。唉，错就错在不该把邓小平从江西解放到北京来。毛泽东为了树立一个能够团结和自己意见不同的、并且改正了错误的人一道工作的形象，把整个革命的成果当作儿戏般地变来变去，谁的话也听不进去，这还能不犯错误吗？要说错误，就是自己没有很好地抵制这个决定的错误。邓小平鬼得很，他很会利用毛泽东的心理，抓住他在林彪死后急需大批有经验的干部这个空隙，从地下爬了起来，拍了拍身上的土，继续走他的老路。

“总理，现在有些并没有很好地检查，取得群众谅解的干部都解放出来了，这可不行。这样下去，不就是否定了文化大革命的成果了吗？”江青在一九七三年的一次会议上说。“你这样下去，用不了多少时间，我们各级领导班子就又如文革前一样了。”

周恩来仍然是在夜以继日地工作着。他很少考虑江青的活动，对她的工作也不太过问。他主持着国家的外事工作，接见来宾，进行会谈，批阅和处理各种堆积如山的文件和报告。凡是毛泽东批示过来的东西，他总是抓紧落实，决不怠慢。

“主席的身体现在怎么样？他的饭量有多少？还咳嗽吗？”每次到毛泽东那里，他都要关心地问这问那，不时地给毛泽东送些生活上需要的物品。

一九七二年一月，毛泽东害了一场大病，休克了几分钟。把周恩来惊得连轿车都下不来了。他连声说：“我们可是离不开毛主席呀，万一毛主席有个闪失，谁也负不起这个责任。你们在主席身旁的人可是千万不能马虎呀。”从那时起，他对毛泽东的身体就开始特别留意了。

一九七四年，在中国的历史上是十分重要的一年。中共中央的最高层领导核心，就在这一年起，各种政治势力，都在为中国向何处去而思索，考虑和准备上了。

周恩来的态度是：中国再不能继续混乱下去了，无论如何要把生气抓上去，要实现中国在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上的现代化的目标。每当国际上的科学技术的情报过来，周恩来都显得很激动。他指着面前巨大的世界地图说：“我们要不抓现代化的建设，将来的后辈子孙会骂我们的。”

国民经济的财政困难，也使得他很担心。他对王洪文说：“四届人大的班子，要围绕着经济建设的目标来配备。我想了很久，要给小平同志加担子。许多的工作，他抓起来顺手呀。让他再带带你们吧。你看呢？”周恩来的那双眼睛望着王洪文时，他的心情是可想而知的。因为，此刻，他和毛泽东已经都不能亲自出席政治局的会议了。

毛泽东从林彪死后，就一直患病。尽管他的身体状况对外绝对保密，就连政治局里的多数人都并不清楚，但是他身边的人很清楚，历史留给毛泽东的时间已经不多了。周恩来和江青对此更是了如指掌。江青总担心这样的消息传出去会动摇军心，就总在各种场合下翻来覆去地说：“毛主席的身体非常健康，他每天都在认真看书学习，亲自处理党和国家的重大问题。医生们说主席的身体这样那样，完全是谎报军情。根本不是那么一回事。”人为的颂扬、恭维和毛泽东有意采取的深居简出措施，总使他的活动处于一种特殊的神秘状态。

其实，早在进入一九七四年后，毛泽东的眼睛就越来越看不清楚，最后眼前几乎成了一片空白。他身体状况传出去，会对整个国家造成的影响是什么。一九七四年八月，毛泽东在湖北武汉他秘密居住的东湖宾馆检查眼睛时，确诊为“老年性白内障”，两只眼睛轻重不一。他的失明，只有周恩来和江青、王洪文、张春桥及身边的汪东兴等人知道，江青警告：“对外一律保密。谁泄露出去，必须严惩！”给毛泽东治病和检查的人，处于极小的范围之内。就在这时，经毛泽东同意，请来了二、二位最有经验和学问的专家来对他的身体状况进行一次全面的检察和会诊。这样作的结果使毛泽东身边所有的人都心惊肉跳了。

“这种病，学术上叫作‘运动神经元病’，在西方称为‘肌肉萎缩症’。也就是大脑延髓和脊髓内，主宰喉、咽、舌、右手、右腿运动的神经细胞逐渐变质死亡。目前整个世界上还没有更好的办法治这种病，按照常例，患病的人最多只能活两年。”毛泽东身边负责医疗的医生之一李志绥把这个诊断讲出来后，江青拍案而起：“这是胡说，这是别有用心。谁要是再这样散布这种谣言，别怪我不客气。李志绥就不是个好东西，他的话主席从来不听。医生的话，只能相信三分之一。”

但是，周恩来对科学是很相信的。他得到这个密报后，分别和几个医生谈话，了解情况。

在他和李志绥谈话时，周恩来反覆强调：“一定要想办法给主席治好病，要不惜一切力量。”

“这种病，就是美国也没有办法。”李志绥一副无可奈何的样子。

叶剑英叫医生们带上神经系统的挂图、脑和脊髓的模型、眼球模型，详细地听取了他们的汇报。

江青知道后，更为生气了：“怎么说风就是雨，消息传到叶剑英、邓小平那里去了。你们这些人呀，一点头脑都没有，有人听到这些消息，不高兴得要死才有鬼呢。有人盼不得主席马上死了才好呢。你们不懂政治。唉，气死我了。”

张春桥提醒她：“这事是保不住的，迟早他们都会知道。现在是需要我们早作一些准备的问题。据一些同志的报告，总理、邓小平、李先念，还有叶剑英，他们经常在一起开会。谁知道他们在议论什么问题？古往今来，是最高领袖面临关键的时候，中央最高层都要出问题的。”

他说话的时候，咬文嚼字，在一些敏感的词句上字斟句酌，说得很含蓄。

江青忧心忡忡，她的眼泪在服眶里打转转。她希望医生诊断不是真的，是一种误断：“主席的身体好好的，你看红光满面，怎么会是那么一种病呢？我看一定是他们在捣鬼。”

“江青同志，我也和那几个医生谈过话，看起来他们的诊断也许是有科学根据的。对待这个问题，我的看法一是要冷静，二是要有分析。这个分析是多种情况的分析。一旦事情的情况是真实的怎么办？另一种情况是那几个老右，也就是历史上一直和主席闹别扭的那些人，听到这些消息后会怎样？眼看四届人大就要举行，毛主席还能参加吗？不能参加就会在全国全世界引起重大的猜测。好在毛主席这些年来就有所准备。但是，林彪这样的人可是大有人在的。我们不能低估他们的力量。现在人们的真实面貌不清楚啊。”

当时，周恩来也患着严重的癌症，正在住院治疗。毛泽东亲自批准了叶剑英、张春桥、汪东兴和邓颖超四个人负责领导医疗组的工作。

王洪文和江青、张春桥商量以后，由王洪文向周恩来提议：“鉴于主席和总理的身体状况，根据需要，我们的考虑是让陈锡联同志或者许世友同志担任解放军的总参谋长。总政治部主任由张春桥来担任。这样对整个大局有好处。总理住院期间的工作，由小平和春桥等同志轮流值班负责。”

周恩来沉默了许久，才说：“总参谋长应该有一个经验丰富的人担任比较好，剑英同志提出让小平同志兼任这个职务。其他的考虑，我看还是由主席决定吧。”

“四届人大的安排，主席是交给你和我来考虑的呀。”

“那也是要和主席作进一步的商量。我们都是听主席的。”

“主席的身体情况，你应该了解嘛。”

“但是，主席的自我感觉还是很好的，白内障过一段就作手术，会成功的。”

“我保留我在人事问题上的意见。我还是希望你好好考虑一下。”

王洪文看到周恩来在一系列的问题上优柔寡断，把问题的决定权推到了毛泽东那里，也很着急，便与江青和张春桥商量对策。但是，双方都在回避毛泽东的病情。

江青亲自出马去看望周恩来。她向总理摆明了她对四届人大人事安排的意见。

周恩来对她依然显得尊重、热情，但是在重大人事上采取了审慎的态度：“你的建议还需要和其他的同志们商量。有些要报主席批准。文化大革命经过了八年之久，主席强调安定团结，我们要围绕着这一条来考虑领导班子的配备。张春桥介入军队的工作可以，我没有什么意见。但是国务院第一副总理的人选，我看还是小平同志为好。洪文同志不宜进入人大。”

“你不要把邓小平再往高提了。”江青有些恼火地说：“再提非出事情不可。已经有人反映我们的工作了。许多的革命造反派对我们可是很不理解呀。他们说：‘我们浴血奋战打倒了的走资派都站了出来，找们的文化大革命不就是白搞了吗？一旦他们要搞复辟怎么办呢？’总理呀，这些意见你可是需要好好考虑一下的。这个问题不解决好，也不利于安定团结。”

周恩来说：“毛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难道就是为了打倒几个人吗？站出来的老同志经验丰富，他们的工作总比那些对经济一窍不通的军队支左干部要强吧？小平同志工作以后，国民经济很快有了转机，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嘛。我看对小平同志你总是有成见的，造反派也是从成见来看问题的，他们不懂得毛主席的伟大战略思想。毛主席作为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不但善于团结和自己意见相同的同志一道工作，而且善于团结和自己意见不同的甚至是反对自己的同志一道工乍。主席给我们树立了最光辉的榜样。江青同志，我们作为跟随主席多年的老同志，要给自己的后代树立榜样啊。这个问题，你就不要再讲了。我和洪文同志会和主席汇报的。”周恩来刚柔相济的话，把江青顶得说不出话来。她对张春桥说：“看来，还得主席亲自说话，周恩来是不会心甘情愿地照我们的意见办事的。”

“我也想过了。”张春桥说，“连续几年的斗争，主席也想休整休整。我们也不想再惹起是非。但是，树欲静而风不止。风波往往不是我们挑起来的。政治局里这一段人心浮动，主席的健康状况是会使一些人见风使舵的。在权力的天平上，从来没有公平过。”

这话，深深地启发了江青。她知道，眼前这场斗争也许就是最后的拼搏了。经过了文化大革命，特别是粉碎了林彪为首的政变集团，中央的这些人除了周恩来，谁还是她的对手呢？周恩来已经躺在病床上了，他的黄昏岁月决定了他不可能再有什么强大的力量。如果邓小平东山再起，爬上了第一副总理的高位。那么，必将人为地给今后的道路设置了障碍。不过，他毕竟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受过冲击的人，名声已臭，不会有多大的市场。江青这样想道。于是，对那场决定后来命运的关键问题，她确实没有作更多的争取。

“对周恩来这个人，我从心里是放心的。他能够委曲求全，顾全大局。他过去、现在都不会有野心的。”江青对张春桥和工洪文、姚文元等人说，“虽然他的思想比较右，每个关键的时候，都需要主席给他猛推一步他才能赶上来。他的一些问题留待将来再说吧。”

“但是，他现在是邓小平、叶剑英他们的后台呀。”张春桥说。

江青说：“也不尽然。也有可能是这些人总是打上总理的旗号招摇撞骗，这是正常的。”

“不过这是危险的。总理在党内高层领导干部中的威望很高，我们千万不可低估呀。”姚文元说道，“我在人民日报社讲话的时候，就有人向我报告过，有人来信说：‘谁要反对周总理，我们就要和他斗争到底。’这个情绪要考虑的。”

江青不以为然地说：“主席会想到各种情况的，你们放心吧。”

作为一个老谋深算的政治家，他对他的政治局成员们的状况可以说是了如指掌了。不过，面对周恩来，他对这个忠心耿耿地跟了他一辈子的战友。要做到仁至义尽。他不想在他生前对他的是非再作评价了。一来是力不从心，他也身患疾病；二来是国民经济滑坡，财政收入很不理想，更有甚者，经过文化大革命的一场又一场风波，浑身上下干净的干部越来越少了。再这样斗下去，无论是国家的经济和人民的接受程度，都会有很大阻力。从建国以来，他发动的每场运动和每一个斗争都不是那么一帆风顺的，都经过了长期的艰苦斗争。这是他不得不考虑的。

对周恩来提出的人事安排的后果，他也有一定的思想准备。他也隐隐地预见到了江青、张春桥他们所说的那种结果。但是，这毕竟是推测。这毕竟没有形成事实。如果马上同意了江青等人的意见，出现的结局并不好。他在病魔缠身的条件下是没有精力来对付那些突发性事件的。他需要一个观察分析、思考的过程，需要再等待。这是从战争年代就养成的习惯。他可不像江青那样，条件不成熟就咋咋唬唬，吵吵闹闹地喧嚷开来。他要等所有的人的态度和面孔都暴露出来后，他才亮出他的底牌。这种政治家的韬略，是江青绝对比拟不了的。

现在，毛泽东反对江青在得罪人的什么事情上都走在前头。希望她隐蔽一些，不要和少数的人抱成一团。越是自己的老婆或亲人，他就越是希望他们能够得到大多数人的追随和信赖。文化大革命的一个教训，就是什么事情上都让江青冲在前头，使她积怨很深。再不采取措施，就会害了她。这也是毛泽东看到的一点。现在，是他急需选择真正的、能够平衡政局的人手的时候了。

华国锋对王洪文说：“我建议江青同志担任解放军的政治部主任，春桥担任总参谋长。邓小平这个人是个危险份子，我就不相信他能真正正确对待文化大革命。他起码没有正确对待中央文革小组。我看他是在耍韬晦之计。这点，请你们把我的这个看法报告毛主席。”

当时，张春桥对江青说：“政治局里，华国锋这个人还是比较老实的。他也知道他没有什么资本和这些人争什么权力。所以在重大事情上是看我们的眼色行事的。最大最危险的是叶剑英和邓小平，还有李先念这几个老右倾。”

江青说：“你放心，我看主席生前是会考虑到这些问题的。”她对毛泽东的算盘也是掌握得比较清楚的。她不希望把毛泽东的这些意图都明朗化。她也和毛泽东一样，把许多的精深奥秘还是留给后人猜测、研究为好。

那天，在政治局的生活会上，江青突然提起了当年她在解放战争中的活动来了。她以十分骄傲的口气问道：“总理，你还记得吗？当时东北战场上打得那么激烈的时候，我一直在毛主席身边帮助他指挥一些战役。你还有印象吗？”

这时，周恩来也不知怎么搞的，江青又想到了解放战争时期她和毛泽东在一起的日日夜夜。那时为了打倒蒋介石，毛泽东费了多少心血呀！那时苦苦奋斗的果实，落到谁的手里了呢？周恩来这时也想起来了。他说：“现在年轻人可能只是知道林彪会打仗，大部分同志不知道他的那些仗都是我们毛主席亲自指挥的结果，更不知道为了那些战役，我们做了多少工作。”

是的，一九四五年下半年，当蒋介石大规模地向东北派兵，夺取抗日的果实时，江青以毛泽东的名义，起草中央指示，命令林彪：“从一九四五十月下旬以来，蒋军在美舰的护送下，由秦皇岛登陆向我东北进犯，你们应该争取时间，以便展开全东北的工作。你们必须坚守山海关，顽强抗击蒋军的进攻，并且立即以锦州为中心，集中主力，布置内线作战，迅速发动群众，创造战场。当敌人进至绥中地区，或兴城地区业已疲劳消耗严重至相当严重时，我则可集中最大兵力，举行反攻，分作几次战斗，每次歼灭其二、三师，最后全部歼灭三个军，则能从战略上解决问题。”当时，进攻东北的蒋军只有三个军的八万余人，毛泽东认为他们孤军深入，地理不熟，脱离群众，弱点甚多，相比之下，林彪的野战军更优于蒋军，战胜他们是有充分把握的。

但是林彪却强调部队“疲惫涣散，战斗力甚弱，加上吃不惯高粱，又无群众的援助，很难集中作战。”导致蒋军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迅速占领了山海关、绥中、兴城、锦西、锦州等地。气得江青连声埋怨道：“林彪不是能守善战吗？怎么这一次白白地丧失了这么一个好的战机？真是！”

周恩来也连声埋怨道：“战争中最讲究的就是战机，失去了这个大好的机会，很难再来也。”

一九四六年三月，周恩来根据得到的情报，立即向毛泽东报告：蒋介石一面就东北停战问题和毛泽东谈判，一面命令蒋军继续向前推进，企图迅速抢占战略要地四平，进而占领长春和哈尔滨等要点。毛泽东问道：“怎么办？”周恩来说：“我看可以打！不打他，他是不会老实的。”三月二十四日，毛泽东电令林彪：“坚决控制四平街地区，如蒋军北攻时彻底消灭之。”四月，江青起草电令：“一切决定于战场胜负，不要将希望放在谈判上。而要：务使鼓舞士气，集中力量，打几个较大的歼灭战，以利谈判和将来；控制四平地区要像上党战役那样以集中力量歼灭敌人为主，不以固守城市为主；力戒轻敌，每战必须集结全力，打敌一点，以期全胜。”

毛泽东对江青起草的一些文件，非常满意：“好，就这样，你在军事上的进步是会很快的。”

周恩来也说：“我们就是缺个女将军，将来江青同志可以当个女将军呀。”

江青说：”我可是不敢有这个奢望。我只是帮助毛主席起草一些东西或者是替他誊写些文件，作人家的助手呀。你看，东北战场上我们的看法多么一致。如果林彪能打好这一仗，会扭转战机的。”周恩来让她注意战况，并建议她准备搞一个这方面的总结。

但是四平战役打得非常糟糕，江青总结道：“我们在控制四平街地区的作战上，从政治上讲是必要的，战略上也是正确的，在敌我兵力的对比上是有条件取胜的。林彪借口‘在敌继续增兵和进攻的条件下，四平的巩固和夺取长春把握不大’，拒绝执行主席的指示，采取消极防御的办法，完全错误。一九四六年四月十八日，当敌人主力分兵向四平集中时，林彪却把我军主力摆在四平及其喇嘛甸一线，进行正面防御，实际上处于挨打的地位。战役中期，敌人疲惫待援时，林彪又把我军的十二个旅的九万多人部署在东起北丰、西至八面城以北约六十公里的战线上，分兵把守，那还能行吗？所以，五月十九日敌人集中主力突破我四平以东的防线，林彪慌忙擅自下令退出四平，而自己又抢先向哈尔滨逃跑，使我军失去了指挥。敌人占领四平后，主席多次指示林彪，要他坚守公主蛉、长春时说：‘这样对大局有利’。林彪却于六月一日向中央报告说：“目前无法集中兵力作战，现在的任务是收容部队，求得休整。我们准备放弃哈尔滨，打游击战。’还是主席发火了，于六月五日两天连续命令林彪‘必须坚守哈尔滨，保持松花江以北地区于我手中’，这才制止住林彪的退却。敌人占领四平后，十天之内前进了二百三十公里，连占我公主岭、长春、德惠、农安等地，使东北我军从此陷入被动达十个月之久。”

毛泽东说：“胜败是兵家常事，这不假。但是，有些已经估计到的错误是不应该犯的。例如，我早在一九四六年四月间，多次告诉林彪要彻底破坏敌人将要占领和即将占领的铁路，尤其注意破坏四平以南及四平至公主岭的铁路，说这是战胜敌人的最主要的方法之一。但是，林彪不听，连沈阳至四平的铁路也没有破坏，致使敌人在进攻四平时，利用铁路运输迅速向四平前线调集援兵，接济粮弹。在敌北进以前未能破坏沈阳、四平段铁路，使我军吃了大亏。”

那时，江青就说：“看来，林总也不是常胜将军啊！”

毛泽东说：“军事上就设有什么常胜将军，十战能有六、七战打赢就不错了，八、九战打好那就是伟大的统帅。说百战百胜，那是唬人哩。”

从毛泽东撤离延安、转战陕北，连续打了几个大胜仗以后，延安于一九四八年四月二十一日重新回到了中国共产党的手里。但是。毛泽东的指挥中心却作了根本性的战略转移。一九四八年三月二十一日，江青陪着毛泽东离开杨家沟，辗转多处，从五台山进入河北，于四月十三日到了阜平县的城南庄，五月中旬，毛泽东为首的最高指挥部搬到平山县的西柏坡村。然后就在这里开始部署一场决定中国命运的战略决战。

这时，蒋介石不断和斯大林联系，并给苏联政府写信，要求苏联政府出面调停，和毛泽东再次坐下来谈判，以实现所谓的和平建国。其中的信写得悲悲切切，听起来煞为中肯：“国共应立即停止内争，同心协力共商国是。国家连遭战祸，决不应再起内讧。当今应息事宁人，共同建国为重，决不可再次掀起内战，为害国计民生。若如此，既有愧于祖先，又对不起全国的父老兄弟姊妹--…”

斯大林把蒋介石的信转交给中国共产党，让毛泽东决定，同时提出了他们的意见，即不同意国共继续打下去，主张划江而治，联合建国。

毛泽东和周恩来等领导人研究后，毛泽东把这封信拿给江青看，征询地问：“听听你这位女将的意见，是我们继续打下去，把蒋介石歼灭，还是给他一个喘息的时机，好让他再爬起来打我们呢？”

江青挥起手来，在空中划了一个圈，说：“我主张采取鲁迅的办法，痛打落水狗，决不能给蒋介石半点喘息的时间。斯大林并不了解我们的整个形势，和我们看问题的立场及角度不同，我们不能让他牵着我们的鼻子走，坚决打下去。”

毛泽东笑了：“看来我们的意见都是一致的，都不愿意当那个可怜的东郭先生。现在，人民解放军正包围着徐州，辽沈、淮海两大战役正在进行，现在轮到我们不理睬他们的时候了。”

江青走到地图跟前，指着东北部分说：“国民党卫立煌集团的四十八万余人，分布在长春、沈阳、锦州这三个地区，依靠北宁线的锦、榆段作为他们和关内水陆联系的通路。而长春已被我军围困两个多月了。按理说，我们已经有了巩固的后方，而且有主力军七十万，地方军三十万，完全可以粉碎敌人在战略上收缩东北兵力、加强南线防御的企倒。我的意思是切断北宁线，争取把卫立煌就地歼灭。”

“对，不能让他跑进关来，和傅作义连在一起。”毛泽东果断地说。

江青说：“林彪的意思是打长春，认为那里才是敌人的薄弱之点。”

毛泽东说：“林彪在战略上懂得个屁！如果从局部看，长春孤敌，为我久困，是东北敌人的弱点。但是敌人正是利用长春这个弱点来牵制我军的，借以掩护沈阳和锦州的敌军以改善态势，并且进行撤退的一切准备。而锦州的情况就不同了，虽然锦州的敌人比长春多，周围有若干据点；攻击锦州时，华北敌军可能支援，敌人也可能从海上支援。若不能迅速攻下锦州，我军就会陷人被动，而且我军由北南下也会有一定的困难。但是，锦州至山海关沿线的敌人，孤立分散，歼灭和攻击取胜有绝对的把握。在北宁线作战，可以吸引长春、沈阳的敌军来增援，有利于战役的发展，还可以分割华北、东北的两大集团。打下了锦州，就造成了关门打狗的态势。”

江青拍着巴掌说：“太好了。这下，老蒋的资本就算是完了一半！剩下的敌人就好办得多了。”

随后，江青协助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人，一共给林彪打了七十七份电报，强调必须按照中央军委的意见办。林彪不敢硬性抵抗了，只得照此执行。

事态完全是按照毛泽东的预见发展的。当锦州被人民解放军打下来后，东北的大门被关住了。辽沈战役共歼灭了蒋介石的四十七万兵力，使整个战局急转直下。

毛泽东指挥辽沈决战的同时，又布置好了淮海战役。

江青在毛泽东考虑之前，曾经提醒他：华东与东北不同，刘峙集团以重兵忙集于徐州附近，企图阻止我军南下，以保卫南京。黄百韬兵团东接连云港，西近徐州，南靠江淮，北临山东，是刘峙的右翼劲旅。如果首先歼灭黄百韬兵团，不仅使刘峙失去右臂，也可使山东、苏北两解放区连成一片，形成包围徐州、兵临江淮的态势。

毛泽东点点她的脑袋：“仗把你越打越精了，和我想得完全一样。好，有进步！”

江青对周恩来说：“有人以为我只是一个搞文艺的人，其实我是政治家。我搞文艺不过三、五年的时间，但是和毛主席还有你，我们搞政治、搞军事的时间是搞文艺的多少倍呀。你说，我领导部队的工作就不行吗？”

这时，周恩来才恍然大悟，江青搞了这么一个圈子，是为了她自己插手军队或伸手要权。

周恩来不露神色地说：“我同意你担任任何实质性的职务，不过要有毛主席来决定。他决定的任何事情，我都要坚决照办的。你看，是不是我把你的意见向毛主席报告呢？”

江青没有想到他会打出毛泽东的招牌来阻挡自己，只得说：“那倒不必。我是从来不考虑自己的得失的。一个共产党员嘛，主要是要为人民作大事，而不是为自己作大官。总理，你说是吗？”

江青自我解嘲地笑了，周恩来却陷入了久久地沉思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