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hgy818 · 注册时间: 2007-09-13 帖子: 1298

第二十三章 “没想到邓小平和周总理搞到一起去了”

邓小平复出工作以后，一度主持中央工作的王洪文很注意观察他的一举一动和一言一行。江青对他早就有过交待：“这个人过去可是盛气凌人，狂妄得很。现在经过了这场文化大革命会不会变好一些，很难说。毛主席希望他能够吸取教训，以为他在运动中作为第二号走资派打倒过，有把柄在革命派手里，我们能够很容易控制住他。再说，让他站出来工作，对平息国内外对我们文化大革命和毛主席的攻击、造谣有一定的好处。对主席的形象有好处。天知道他会走到哪一个地步呢？但是，可以看出来，周恩来总理对这个人很‘感冒’，一再依靠他干许多的事情，还想把他再往上提拔重用。这样，问题的整个性质就可能会发生许多的疑问。困难的是毛主席的身体不如以前了。我很担心呀。这个事情不处理好，将来的问题就会出现在这里。”

江青特意给王洪文说明了邓小平站出来的全部过程。

“现在我们明白了，早在一九六九年邓小平下放到江西的时候，周恩来就给江西省委领导人有了交待,让他们多注意他的身体和安全。”江青平静他讲道，那副模样，就好像在说一个遥远的故事，当时她没有认识到那个人会对她以后的生活有什么决定的意义，只是出自一个看不惯和不满意的情绪。“据说，总理还让那里的人们多照顾他。一九七二年一月，毛主席参加陈毅同志的追悼会的时候，说一句，‘邓小平也是人民的内部矛盾，将来还要考虑怎么用用他。’周总理马上示意陈毅的夫人把这句话记下来，并传出去了。后来，总理一直拿这句话作为使用邓小平的依据。”

“总理对所有被打倒的干部，几乎都是很关心的。这点我已经通过大量的事实看了出来了。”王洪文说，“他比我们这些人会处理和那些人的关系。主席说这是周恩来的长处，还说，‘你要是学下周恩来的一半。我就满足了。’看来。总理的政治经验是很多的。”

“搞了一辈子的政治，投点经验还行吗？你别把那些东西看得多么神秘，其实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只要善于学习就行了。我看你还是多向春桥学，他在新生的革命力量中最成熟的。”

“我看春桥也是对邓小平的复出有很大的情绪。他似乎怕那个人。“

江青接着说：“一九七二年八月三日，邓小平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比较诚恳地检查了他自己的错误，同时也算揭发了林彪和陈伯达的一些问题。毛主席这个人是很恋旧、重感情的人。他于八月十四日对邓小平的信作了批示，在强调他‘所犯的错误是严重的，但应与刘少奇加以区别’的前提下，肯定了他的一些优点和历史上的功绩。周恩来同志看到毛主席的指示后，马上把邓小平的信和主席的批示印了许多份，分送给政治局的成员和有关的领导同志，并在第二天主持政治局会议传达讨论毛主席的批示。总理立即通知江西省委、宣布恢复邓小平的党组织生活，解除了对他的监督劳动，让他可以做些必要的调查研究。他还指示将邓小平原来的勤务员、秘书重新调到邓小平身边工作。这样实际上等于解放了他了。”

“这些，政治局都讨论研究了没有？？”

“具体的细节就不一定研究了。但是，我总觉得有点草率。”江青说，“当然我不同意要把他置于死地，但是大可不必非要这么对待他。到了一九七二年十二月十八日，周恩来总理致信纪登奎和汪东兴二同志，让他们考虑邓小平重新工作的问题。他还和他们谈话，具体地说：‘让邓小平站出来。恢复他的一定的领导职务，有助于解放一大批领导干部，有助于提高我们在国际上的影响和地位。对分化刘少奇的力量有好处。’这些理由都是冠冕堂皇的东西，没有多少价值。我当时就说，站出来也可以嘛，通过他的工作再检查他的声明。听其言，观其行嘛。这个态度，当时也是主席的意思。于是，到了一九七三年三月十日，党中央发出了《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的党组织生括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的决定》。三月二十八日，周恩来和李先念和邓小平谈话，转达了中央对他下一步的安排。二十九日，毛主席接见了周恩来和邓小平，毛主席说的很清楚：‘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放下包袱，轻装上阵。’毛主席对他的宽大和关心，连我都受到了极大的感动，我不知道他自己的真心是怎么想的。周恩来告诉我，打算让邓小平参加业务组的工作，并以副总理的身分参加外事活动，遇到有重要的政策问题时列席政治局的会议。只是到后来，对这个人的使用是越来越出格了。”

王洪文说：“你简直没有想到，现在总理和邓小平完全搞到一起去了。他可能没有意识到，他之所以站出来，完全是我们的毛主席对他的宽大和给他的出路，他甚至认为，这一切都是应该的，他可能只感谢周恩来，以为这些是总理的帮忙，在一系列的问题上，他们配合得很密切呀。”

江青说：“要等待，要观察，要分析他们到底要干什么，是邓小平向我们投降呢，还是我们当中的一部分人向人家投降呢？这里面会有很大的名堂的。在权力的问题上，从来就不会有平静的时候，我看我们还是静观动态吧。”

其实，他们的考虑也完全是多余的。周恩来对邓小平的信任和使用，完全是从工作出发的。没有任何的私人感情在里面。当邓小平见了周恩来的面，紧握他的手说：“总理，多亏了你哪，你对我的信任和帮助，我是终生难忘的。”周恩来就马上说：“这不是我的功劳，你应该好好地感激我们的毛主席，是毛主席挽救了你。要是按照林彪的意思实行的话，你也和刘少奇一样了。毛主席在一开始的时候，就对你采取了保护的态度，把你和刘少奇区分开来了。没有这一条，我们谁也不敢讲你的好话呀。这点你应该很清楚吧。”

邓小平马上点着头说，“我清楚，我要用我的实际行动来弥补我的错误所造成的损失，用实际行动来感激和报答毛主席。毛主席的这个英明的决策，实际上是等于给了我第二次政治生命嘛。”

周恩来笑了，说：“林彪的问题出现以后，我们的干部处于青黄不接的时候，王洪文同志才从地方到中央不满两年，许多的工作新干部并不熟悉。这就要我们这些老同志多负责，多尽力，多给他们以最大的帮助。这就是我们这一代老同志应该做的历史贡献嘛。”

有人问他对曾被打倒的这些干部为什么反而特别关心时，周恩来严肃地说：“这不是从我们个人的好恶出发，而是从党的利益出发。我们，包括主席都老了，总有退出政治舞台的这一天，我们实在不忍心看到曾经跟着党干了一辈子的同志，就是犯了一些错误，最后就落了一个给抛弃在一边的下场。所以，只要他们愿意改正错误，我们就要给予出路。宁可让他们自己再犯错误再打倒，也不能不给出路，把他们的有限的生命白白地浪费掉。这就是我的基本观点。”

这话是周恩来发自内心的真实思想。

也不是他只对邓小平如此，就是对其他的所谓犯了错误的领导人，他几乎都抱这种态度。

一九七二年四月二十四日，经周恩来的提议和审查批准，《人民日报》发表了《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社论，文章再三强调要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要坚持团结——批评——团结的方针，来教育和帮助犯了错误的干部。“经过长期革命斗争锻炼的老干部，是党的宝贵财富，干部还是老中青，老的都靠边站，都是年轻的。不行。”他几次给毛泽东建议，要尽快地解放一批经过考验，确实改正了错误的干部，包括一些所犯错误很有影响的干部。这年的国庆节，他建议在毛泽东处召开一次会议研究党的十大的召开问题，并提议朱德、董必武、许世友等人参加。一九七三年八月的党的十大期间，他分别参加了中央直属机关、国家机关、上海、天津、江苏等小组的讨论，他在发言中一是强调抓好生产，二就是强调落实干部的政策。他说：“要相信干部的绝大多数是好的，他们犯了错误是可以改正的，而且有的错误在当时因为林彪的作用，把一些问题搞得很复杂。对这些事情恐怕以后就更加难以说清楚了。还是扩大教育面，缩小打击面。这是很科学地对待干部的策略。我们对待国民党的起义人员还要给讲政策，何况是我们的同志呢？”

周恩来的这些观点和主张，使政治局的人员都感动了。他们说：“还照你的意见安排吧。”

一九七二年十二月，当毛泽东问起谭震林的情况时，周恩来说：“经调查，他其实没有多大的问题，就是那个二月逆流中有些说话走火的问题。他现在实际上也很后悔。”毛泽东说：“让他出来吧，还能干几年呢？能干一年算一年吧。过去的事情，都有些毛病，难道我就没有缺点了吗？也是偏听偏信了林彪的许多话呢。”

周恩来立即给有关的人员写信，指出：“经毛主席建议，认为谭震林同志是个好同志，应该把他叫回来重新工作。这也是给他一个立功赎罪的机会。让他在工作中进一步改正错误嘛。”

几乎用同样的办法，周恩来先后给杨成武、傅崇碧、余立金和贺龙等人平了反。他主持会议通过决定：除与林彪集团有关的审查对象和其他极少数的叛徒、特务和有重大问题的人外，对绝大多数关押的受审者统统给予释放。

正是基于此，毛泽东对地说：“要结这些解放的同志讲清楚，不是因为他正确我们释放了他们，而是他们陆续地对错误有一定的认识，我们宽大了他们。这就需要他们能够正确地对待群众和正确地对待自己，同时正确地对待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是一个原则。”

周恩来说：“经过了这么多年的历史检验，大家都有了正确的看法，我想这是已经解决的问题。我们继续讲这些，只会使大家加深过去的认识，”

毛主席说：“一种路线，一种观点，要经常讲，反覆讲，只给少数人讲不行，要使大家都知道。这样，如果中国出现修正主义的时候，我们的人们就可以起来和他们作斗争，恩来，你可以看到，这种斗争还要有，不会少的。中国有七、八亿人口，不起来斗一斗，能过得去吗？”

邓小平得知周恩来的这些活动的情况后，激动地对他说：“总理呀，你的这些功劳，人民是不会忘记你的。这个功劳可是大大的呀。没有你，我们今天的大好形势是很难坚持的。”

当周恩来得了重病的消息传开以后，江青和张春桥等人才恍然大悟，江青对他们说：“总理是在临见马克思之前，想多捞点好名声，不愿得罪那么多的人了。这种心情也可以理解吧。我们就得过且过，不要和总理太为难了，他说要解放谁就解放谁，反正总的政权是在我们的毛主席手里，只要不是太过火的事情，我们都可以让步。”

时间又到了过年的那个日子了，周恩来照例不能回家吃饭，在家家户户除旧迎新，欢度佳节的时候，正是周恩来最忙碌、最操心的时候。今年他感到自己可能就是能度过的为数极少的春节了，就更应该尽心尽力，毫不懈怠地坚持完最后的时刻。当他批阅完文件时，感到全身疲惫，眼前一黑，晕了过去。再醒来的那刻，已经听到城里噼噼啪啪、鞭炮不绝，还能隐隐约约地听到孩子们的欢笑声。整个城市在欢腾，他已经得到了安慰。因而他自己也说不清楚昨天究竟睡着了没有。反正他的眼睛一睁开就要工作，谁也很难劝得住。曾经有他身边和中南海的领导人给他贴过大字报，批评他不注意自己的休息，但是就算当面接受了。大量的工作摆在他的面前，他又怎么能够睡得着、坐得稳呢？

就在这个时刻，他才真正意识到中国经过了长期的内部斗争，无论是科学领域还是经济工作，都比国外的发达国家远远地落后了很大的一截。他主张派人到国外考察去，真正虚心地学习外国的先进技术和经验。一九七三年二月二十六日，周恩来听取国家计委汇报一九七三年计划和《关于坚持统一计划，加强经济管理的规定》时，他感到气愤地说：“最近我们出去了两个代表团。一个医学代表团在国外看了回来，不敢做报告。他们要做报告，一个军代表说：你们不要把我们说得一团漆黑。这么老大的人，随便给人家戴帽子，结果他们不敢讲了。这种风气不好。出国花了不少的钱，回来连报告也不敢做。科学家代表团出国回来后，连一个报告都没有写出来，不敢谈人家的长处，也不敢写我们的短处，这怎么能符合毛泽东思想呢？有许多人，自己不懂，又爱随便给人家戴帽子、打棍子，实在是很不好的歪风邪气，出国考察、参观，就是为了学习人家的长处和优点嘛。今后我们就要坚持这些实事求是的精神和作风。”

在中央的一些老干部、包括周恩来亲自批示把他们拘捕的干部，看到周恩来日益消瘦的面孔，再看看他坚持工作的劲头，都在暗暗地为他落泪。是的，不管周恩来怎么样曾经批评和处理过他们，他们都可以原谅这位奉命行事的老大哥。在过去，私下里或在信中，邓小平这些人是称呼周恩来为兄长的。一九七二年五月，在例行的身体检查中，医护人员发现周恩来的尿液中红血球增加，并有细胞变异的现象，确定为膀胱癌，这年的十一月，医生向张春桥、纪登奎、叶剑英、李先念等中央领导人报告了他的病情。毛泽东看了报告后，批示：“应当休息、节劳，不可大意。”但是，周恩来关心的是毛泽东的身体，他说：“要好好地保护好毛主席，我们这些人都好办，中国革命现在绝对离不了毛主席。”

一九七三年月五日，周恩来大量便血。毛泽东知道后，建议他请假休息，再次检查身体。在三月九日的政治局会议上，周恩来说明了自己的病情，向政治局请假两个星期，并提议在自己玉泉山检查身体期间，政治局会议和报告由叶剑英主持和签署；还建议抓紧解放干部的工作。十月，他致信毛泽东报告会议情况，毛泽东批示同意。三月十日到二十四日，周恩来到玉泉山检查洽疗，并做了第一次手术。四月九日，周恩来专门约邓小平、卓琳谈话。五月二十日，他主持中央工作会议的全体会议。在讲话中特别表不欢迎邓小平出席这次会议，说：“对于恢复邓小平同志的职务，我们绝大多数同志还是满意的。”十二月十二日，周恩来参加了毛泽东主持的中央政治局会议，毛泽东在讲话中提出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的部署，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和陪同毛泽东接见中央军委会议的人员、二十二日，他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决定邓小平为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委员，参加中央和军委的领导工作的通知，当日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一九七四年一月十八日，周恩来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提议军委成立以叶剑英牵头，有王洪文、张春桥、邓小平、陈锡联参加的五人小组，讨论处理军委的大事和紧急的作战事项。二十日，中央政治局会议正式向毛泽东提出这一建议，毛泽东表示同意。至此。邓小平接替周恩来的格局已经露出端倪。

“你们看到了吗？总理口口声声不离邓小平。好像没有邓小平中央的工作就没法干了。”张春桥对江青说。“邓小平复出以后，上升的速度好像太快了吧？”

江青说：“总理把国民经济建设中的问题夸大到非常严重的地步，好像只有邓小平这样的人才能够应付处理这样的局面。主席对我们也是出自爱护，对邓小平也是一种观察和考验。这是我的理解，主席是否还有什么想法，我想我们还是慢慢地加以理解和消化吧，我们的任务是把好意识形态领域内的关口，密切注意着党内的思想动态和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倾向，也就是主席给我讲的注意和研究国内的问题。”

张春桥似乎完全理解江青这种处境和她所起的独特的作用。他说：“要是我处于主席那种地位，也可能会和主席一样。我们还是为主席分忧解愁吧。”

夜幕缓慢地降临了。有人说，夜幕是魔鬼的黑色翅膀，当它扑过来遮住光明的时候，黑影子们就会出来窜动，这些黑影子就是魔鬼的子孙。许久以来，人们就对黑夜有着传统的恐惧，有些人对这种恐惧似乎成了神经质，每当太阳还没有落山的时候，就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开始喊叫上了。也可能他们的目的是为了打鬼，其实成了召鬼。这种鬼，这些人给他们起着五花八门的名字，其中有个名字叫做：“修正主义”。在这种心理的作用下，可能会把鬼当人，也可能会把人当鬼。既然是有鬼嘛，鬼就要善于变化，人却是不能变化。这就是人和鬼在这个时期的交锋……

毛泽东是个久经政治、军事风云考验的人。他就像一个悠闲的老人在静静地观察着玻璃缸里的金鱼那样注视着神州大地的烟雾变幻，欣赏着中央最高层这几个人物的来来往往及其言谈举止。他动用手中的权力来试验着那条创造性的理论究竟是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