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hgy818 · 注册时间: 2007-09-13 帖子: 1298

第十七章 “恩来，还是得靠你啊！”

一九七〇年八月二十九日，庐山晚上的气温已经有了寒意。但是正在出席的中共九届二中全会的成员们依然是热气腾腾，一个个都是大汗淋漓。一种压抑的紧迫气氛，使许多人都感到了不安。

周恩来在和林彪谈话以后，已经是夜里十点多了。林彪对江青和张春桥的不满，使周恩来的确感到担心，某种随时都可能出事的迹象袭上了他的心头。

“党章上明确我是毛主席的接班人。对此我并没有在意。我是执党的利益来考虑问题的，包括对毛主席的评价。江青和张春桥算什么东西，他们怎么有资格在诸多的老同志们面前大讲什么党的历史经验。他说‘称毛主席是天才是一种讽刺’，还说‘设国家主席就是有人想当国家主席’，这叫什么话？既然确定我是接班人，我当不当国家主席有多大的意思呢？说穿了，那个三滴水是想把张春桥捧为党的副主席，他们已经在下面造舆论了，说要增加副主席的名额。这个我不在乎，但是，我需要对张春桥和姚文元的历史进行调查，而且要马上进行。我不管你怎么干，必须对这两人进行调查，已经有人揭发了他们的历史。我作为党的副主席，这点建议还是可以提吧。”

话说到这里，他想笑一下，但是，林彪那著名的假笑没有做成功。

“林彪同志。”周恩来显得很耐心地说，“让我们单刀直入吧，我不赞成你的看法，你不是尊重毛主席的建议吗？毛主席现在并不主张要对张春桥进行调查，而恰恰是要调查陈伯达同志。主席已经把庐山会议出现的偏差记在了陈伯达的身上，对你显然是保护的嘛。现在我们党内需要的是团结，你和毛主席的团结关系到全党的前途，请林副主席还是以团结为重。”

林彪无可杂何地摊开了双手。点点头说：“我懂，总理。现在我得自己担风险了。”

说完，他大步回到了自己的卧室里，等周恩来走后，他只打了五个电话就通知到了他所需要找的人员。那些人都是他在文化大革命中提拔起来的心腹。他不愿意让他们失去参加这次斗争的机会。现在是最关键的时刻，必要的时候他会铤而走险的。他懂得政治斗争和军事上的进攻往往有着异曲同工之处。

毛泽东早就有所准备了。当他通知周恩来到他那里时，他已经在另一个地方等候着他了。秘书把周恩来领到他的新驻地时，周恩来笑着说：“主席的措施完全正确，有些人摘不到果实，急得已经失去理智了。看来接班人很想马上登台了呢。但是，我觉得我们还是把陈伯达和林副主席分开吧。”

“你说应该给这场斗争定个结论了？对，江青和春桥也有这个意思。”

“他们大闹庐山，指名道姓地攻击春桥和文元，只有给他们作个结论，才能把邪风压下去。要不然，全国人民还以为接班人是代表你的意思哩。”

“所以，他盼望我早死嘛，可是老天不让我死，你说该怎么办呢？”毛泽东微笑道，“仅仅这么一个回合就把有些人的面目揭开了，看来他还是不那么老练。我对他已经打了招呼，告诉他陈伯达是个可疑分子。劝他和陈伯达划清界限。这场斗争现在还不能涉及到林副主席。对他只是帮和拉的问题。先把陈伯达端出来再说。”

周恩来说：“主席的决断完全正确。陈伯达和林彪要分开来搞，不能一勺烩。”

一九七〇年八月三十一日，正在出席会议的全体与会者突然接到了一份文件，原来是毛泽东写的《我的一点意见》。毛泽东在揭露了陈伯达历次在庐山的活动后。写道“这一次，他可配合得很好了，采取突然袭击，煽风点火，唯恐天下不乱，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我这些话，无非是形容我们的天才理论家的心(是什么心我不知道，大概是良心吧，可决不是野心)的广大而已。至于无产阶级的天下是否会乱，庐山能否炸平，地球是否停转，我看大概不会吧。上过庐山的一位古人说：‘杞人无事忧天倾’，我们不要学那位杞国人。最后关于我的话，肯定帮不了他多少忙。我是说主要地不是由于人们的天才，而是由于人们的社会实践……”

毛泽东的这篇文章一公开，陈伯达立刻成为过街老鼠，陷入整个会议的批判之中。

林彪也慌了手脚，公开提出：“我和陈伯达没有什么来往，军队的同志也和他没有什么来往。大家对陈伯达的问题可以揭发批判，听毛主席的话嘛。”

但是，整个会议上，除了就事论事以外，并解决不了多少问题。毛泽东对周恩来说：“还是闭幕吧，许多的事情，回北京后再作调查研究吧。恩来，下一步，还是得多靠你呀。”

周恩来说：“我是坚决地照主席的指示办事。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要紧跟主席。我在历史上是犯过反对主席的错误的，但是，错误只能犯一次，而绝对不会重复过去的错误。”

“恩来，过去的那些事情，你今后就不要提了吧。”

“常常想想自己的错误，对我是个最好的教育。自己的错误，常提常新，常想常惊。”

毛泽东深有感触地问道：“我们这次会议的公报该怎么写呢？要不要公开一些矛盾和斗争？”

周恩来说：“这个时候公开不太好，还是先保密吧。让我们好好推敲一下公报的用词问题。”

全会通过了预定的几个文件后，周恩来和张春桥、姚文元一起讨论会议的公报，周恩来说：“为了向全国人民和全世界表示我们党的团结，这个公报要写得好一些，突出党的积极面。”

于是，一九七〇年九月六日的《中国共产党第九届中央委员会第育二次全体会议公报》是这样向全国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九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于一九七〇年八月二十三日开幕，于九月六日闭幕，出席会议的中央委员一百五十五人，候补中央委员一百人，共二百五十五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同志亲自主持了这次会议。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副主席在会上讲了话。到会的中央委员和候朴中央委员，根据会议的议程，进行了热烈的讨论……”

这篇杰作在中央广播电台广播的时候，周恩来坐在自己的办公室里认真地听着：

“全会认为，在当前国内外太好形势下，召开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全国人民的迫切愿望。全会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建议，进行必要的筹备工作，以便在适当的时候召开四届人大……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国家的统一，人民的团结，国内各民族的团结，这是我们的事业必定要胜利的基本保证。’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中国共产党是全国人民的领导核心。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获得伟大胜利的基础上，经过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全党达到了空前的团结和统一。我们必须继续加强这种在毛泽东思想基础上的团结。…”

周恩来苦笑地对前来看他的老战友陈毅说道：“没有办法，为了全国的安定团结，为了不至于引起全党的分裂，我们还是尽量维护全党的共同利益。这个公报，实际上是在全国人民面前撒了谎呀。现在马上又面临着批陈整风的问题，我们究竟该怎样在人民面前交待呢？”

陈毅说：“这场斗争是正常的嘛。你想想，一九六六年，正当中国的经济建设日益好转，形势要求全党把工作的重点放在发展生产力，实现四个现代化建设的时候，文化大革命突然降临。我们这些人毫无思想准备，稀里糊涂地被卷入到这场狂风暴雨之中，现在林彪和江青、张春桥这些人又闹起来了。好，好，我早就说过。林彪这个人可不是好惹的，你要让他当接班人，那你就得准备给他腾位置，你要是哄了他，他可是不会就此甘休的。现在看到了吧，你不给他当国家主席，他就是和你翻脸。他和江青过去就有尖锐的矛盾，他根本看不起江青，更看不起张春桥，他们的斗争是不可避免的。九大一结束。林彪看到江青和张春桥的势力要超过他，他就要和他们摊牌了。总理，你可要小心，那个林彪可是什么坏事都可能做出来的。这个时候，要小心他动武。”

周恩来说：“毛主席也有足够的思想准备，他已经有所布置。我们毛主席可不是那种优柔寡断的人。他对我说过，林彪以为军队在他的手里，他可以讨价还价，偏偏我就不买他的账，看他怎么办！我就不相信军队就听他林彪指挥。那么多的大军区，你都能指挥得了吗？”

陈毅说：“主席这个人，历来对他自己的判断是坚信不疑的。这也是一个伟大人物的特点吧。唉。当初要是不在党章上写林彪是毛主席的接班人就好了。翻遍任何一个党的章程，也没有在上面规定谁是党的主席的接班人的，这下可好了，我们这个党创下了历史的奇迹了。这叫我们的子孙后代怎么看待这件事情呢？”

“好了，现在不要再讲这些没有用处的话了，现在的首要问题是如何落实毛主席的指示。”

周恩来判断得完全正确。毛泽东看准了问题的实质后，是绝对不会轻易放过的，庐山会议一结束，地马上在北京布置批陈整风。他把周恩来、康生、张春桥、江青、纪登奎等人召集到游泳池他的书房里开会，布置说：“你们要抓住陈伯达不放，要他交待后台。在庐山会议上那么放肆地攻击春桥、文元和康生，实际上是攻击我，骂江青也是骂我嘛。是我不让他们再设国家主席的嘛。陈伯达可能挽救不过来了，因为他的改换门庭是有原因的，就是他要主动地投靠别人。通过批陈，整军委办事组的风。那几个大将也都是跟着他们跑的，这里有许多的事情应该查清。这次整风，从华北开始。”

于是，令林彪心惊胆战的华北会议在周恩来的主持下，有声有色地展开了。

这次，首先命令北京军区司令员郑维山和河北省委第一书记李雪峰等人检查，让他们揭发陈伯达的问题。但是，周恩来自己也很清楚，让他们检查和揭发，也的确使他们为难。明明设国家主席和称天才的问题是林彪布置的，他是总后台，陈伯达不过是一个小卒而已。现在把问题全推到陈伯达一个人身上，不涉及林彪，这怎么能办到呢？于是，所有参加会议的人吞吞吐吐，犹犹豫豫，欲言又止，只好大骂陈伯达。

其实，这正是毛泽东的斗争艺术。他明明知道庐山的一切是林彪挂帅搞的，偏偏只打陈伯达。就是要在这个会上，让林彪及其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人自己出来检查，或者让与会者起来造反，把林彪这些人端出来。这是他一贯的敲山震虎的策略。

周恩来很清楚毛泽东的用心，他在华北会议召开的时候，多次强调：“一九七〇年十一月六日，经毛主席批阅发出的《关于高级干部学习问题的通知》里，提到我们的干部要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的道理，现在是实践我们是否学好的时候了。陈伯达在九届二中全会上的阴谋活动，是反党、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野心家、阴谋家的活动，不管牵扯到谁，都应该和必须检举和揭发。凡是在这次批陈整风中表现好，立了功的，他们在庐山会议上的错误可以既往不咎。谁如果继续负隅顽抗，那我们也就爱莫能助了。”

但是，除了掌握内幕的张春桥、姚文元和他们的知己外，其余的人谁敢把矛头指向所谓的毛泽东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呢？所以，北京军区党委的扩大会议也好，华北地区的批陈整风会议也罢，都没有能按毛泽东的预期计划发展。周恩来对毛泽东说：“现在最大的问题，是如何把林彪端出来。回避林彪，不联系林彪，很多的问题揭发不出来。就是犯了错误的同志也不服气，因为事实不清楚嘛。这样再绕下去，反而容易给林彪赢得时间。”

毛泽东胸有成竹地说：“他们不自觉，你就给他们点名，一个个地和黄永胜、吴法宪这些人谈话，让他们揭发陈伯达，我可以亲自上阵，给林彪摔石头。”

“挖墙脚。”周恩来说，“要改组北京军区和被他们控制很严密的一些单位，派我们真正可靠的同志到那里挂帅。不从组织上采取措施是解决不了根本问题的。”

毛泽东很欣赏周恩来的这个建议，马上补充说：“不光是北京军区，还有黄永胜的那个军委办事组，也要派人进去，往里掺沙子，打破他的一统天下。我就不相信解决不了他们的问题，只有这样，才能使我的那位亲密战友再也捣不成鬼。”

从这一系列的措施中，周恩来看到了毛泽东在政治斗争中当机立断的良苦用心了：

一九七〇年十二月十日，中共陆军三十八军党委写了《关于检举揭发陈伯达反党罪行的报告》，送交军委办事组和中共中央。这个报告里说：“陈伯达千万百计地突出自己，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对抗毛主席的革命路线。陈伯达不择手段地插手军队，搞宗派活动，妄图乱军夺权。陈伯达在处理保定问题中，大搞分裂，挑动武斗，镇压群众，破坏大联合和三结合……”

很明显，这是一个并非完全事实的报告。但是，毛泽东很快在十二月十六日作了批示：

林、周、康及中央、军委各同志：此件请你们讨论一次，建议北京军区党委开会讨论一次，各师要有人到会，时间要多一些，讨论为何听任陈伯达乱跑乱说，他在北京军区没有职务，中央也没有委托他解决北京军区所属的军政问题，是何原因陈伯达成了北京军区及华北地区的太上皇，林彪同志对我说。他都不便找三十八军的人谈话了。北京军区对陈伯达问题没有集中开过会，只在各省各军传达，因此没有很好打通思想，全军更好团结起来。以上建议，是否可行，请酌定。

周恩来知道这是毛泽东打乱林彪部署。又要稳住林彪的策略，于是在政治局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后，立即布置召开北京军区常委和党委扩大会议，着手解决林彪心脏中的问题。

一九七〇年十二月二十九日，毛泽东在姚文元写的他学习马列著作的一个报告上又作批示：“你的学习进程较好较快，坚持数年，必有好处。我的意见二百七十四个中央委员，及一千以上的高、中级在职干部都应程度不同地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方能抵制王明、刘少奇、陈伯达一类骗子。”

这里，毛泽东既树立了姚文元的威信，又给陈伯达——实际上也是给林彪定了性，即他们都是政治骗子。周恩来对这个批示连声叫好：“对，这些人就是骗子，阿谀奉承是一切拍马吹牛者成功的秘诀。抬轿子、吹喇叭，虽然被某些人当作一个升官发财的策略来研究，但是真正靠此成气候，还在于掌握干这种勾当的火候。陈伯达实际上是一个失败者，某些人也失败了。因为他们面对的是一个伟大的领袖和导师。他们得逞不了。”

一场围绕着权力而展开的斗争，巧妙地涂上了理论的色彩。周恩来十分清楚，即使把马列的书背得滚瓜烂熟，也不敢在林彪、陈伯达还没有在庐山会议公开要求设国家主席之前来反对他们，说他们是什么骗子。这里，毛泽东精巧地把理论为政治斗争服务了，而不是什么政治斗争是围绕着理论而展开的。那天，周恩来用毛笔整整齐齐地抄了列宁的一段话送给毛泽东，这段话是这样的：

“准备无产阶级获得胜利的必要务件之一，就是进行长期的、顽强的和无情的斗争，击反对机会主义、改良主义、社会沙文主义以及诸如此类的资产阶级影响和思潮，这些影响和思潮是不可避免的，因为无产阶级是在资本主义环境中行动的。不进行这种斗争，不预先完全战胜工人运动中的机会主义，就根本谈不上无产阶级专政。”

毛泽东很聪明，看了这段话，马上表示说：“我们现在和列宁所处的环境差不多，无产阶级越是接近全面彻底的胜利，资产阶级越是要和我们进行激烈的、垂死的斗争。就拿陈伯达来说吧，现在查明了，他于一九二九年在莫斯科参加了托派组织，回国后继续进行了一系列的托派活动。到了一九三一年，他在天津被捕，经不住敌人的拷打和诱惑，写了自首书，以后又叛变投敌。一九三六年九月，他写了《文学界两个口号问题应该休战》，支持周扬一伙炮制的‘国防文学’的口号。一九三六年九月，他在《哲学的国防动员》的文章中，抛出了反共卖国、同大资产阶级搞‘合二而一’的国防哲学，同时，适应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需要，倡议和鼓吹所谓‘新启蒙运动’。一九三八年六月，他抛出了《三民主义概论》这个反共纲领，狂热地吹捧蒋介石、汪精卫，妄图用三民主义来对抗和代替共产主义，溶化和取消共产党。他的这些问题，足以证明他早就是一个国民党的老反共分子。”

周恩来问道：“这样，一下子把陈伯达说成这么坏，对我们有什么不利的妨碍吗？会不会被海内外的一些反动分子利用呢？”

毛泽东笑着问道：“列宁在一九一七年立月间写过一篇题为《没有干净的原则性的武器，就抓住肮脏的武器》的文章，你看过吗？那里，列宁说过这么一段话：‘没有认出奸细，这种错误所有的政党毫无例外都犯过。’我们这个党的伟大，就在于我们能不断地清除出那些在各个时期叛变投敌的奸细和坏人，这正是我们的特点，所以不怕别人说我们什么，让他们说去吧。反正天塌不下来。”

在华北会议召开的时候，江青来到了会场。她一眼就看到了担任北京军区第一政委兼河北省委第一书记的李雪峰。她气愤地说：“你怎么又跟错了人呢？你跟来跟去，就是不跟毛主席走！我们于一九六六年夏天在北京大学时，就交锋过，那时你就说过，要和我们奉陪到底。好，现在我们就和你奉陪吧，我倒要看看你到底低头不低头。现在我还称你为同志，将来称你不称你就说不定了。”李雪峰讨厌这个女人，赌气地把头一扭，没有答理他。江青哼了一声，也不再答理他了。

一九七一年一月二十四日，周恩来在华北会议上发表讲话时说：“从庐山会议到现在，时间快过去半年了，李雪峰和郑维山同志至今没有很好地揭发陈伯达的许多重要的问题，甚至还在捂盖子。你们实际上是心存幻想，想什么，你们心里有数。但是，我可以告诉你们，你们想着到的那个局面是看不到的。根据党中央的决定，现在将李郑两同志调离原职，继续进行检查学习，接受群众的教育，待有成效后，再由中央另行分配工作。同时，中央还决定：李德生任北京军区司令员，谢富治任北京军区第一政委，纪登奎任第二政委；谢富治任北京军区党委第一书记，李德生任第二书记，纪登奎任第三书记。”

宣布完后，他又对前来上任的谢富治等人说：“毛主席的这个伟大措施，实际上就是挖了某些人的墙角，捣毁了他们苦心经营的山头主义的黑窝子。毛主席过去就是不放心北京军区，现在我们要首先从这里突破，希望你们要牢牢地掌握好这里的军权，绝不能让别人把权夺走。”

一九七一年四月七日，周恩来再次宣布了毛泽东的决定：派纪登奎和张才干参加军委办事组。周恩来对纪和张说：“主席就是派你们到那里掺沙子去了，要你们紧紧地盯住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这些人，看他们到底要干什么。这场斗争远远地没有结束，而且还在继续向前发展着。斗争能到哪一步，还很难说。但是，毛主席是决心要把这场斗争进行到底的。我们要做最坏的准备。”

与此同时，毛泽东和周恩来终于逼着吴法宪和叶群等人写了检查。毛泽东于一九七〇年十月十四日在吴法宪的检查上批示：“作为一个共产党人，为什么这样缺乏正大光明的气概。由几个人发难，企图欺骗二百多个中央委员，建党以来没有见过。”“又找什么天才问题，不过是个借口。”第二天，毛泽东在叶群的检查上批示“你爱吹不爱批，爱听小道消息，经不起风浪。”“一种倾向掩盖着另一种倾向。九大胜利了，当上了中央委员不得了了，要上天了，把九大路线抛到九霄云外，反九大的陈伯达路线占了上风。请同志们研究一下是这样吗？”“多年来不赞成读马列的同志们为何这时又向马列求教，题目又是所谓论天才。不是在九大论过了吗？为何健忘若此？”

毛泽东在一些人的检查上批了一系列的尖锐斥责，周恩来在几个重要的会议上说：“主席这就是摔石头，击中了某些人的要害。”在四月十六日至二十九日，周恩来主持了批陈整风汇报会，他在总结讲话时尖锐地说：“陈伯达向党进攻，不但北京军区的领导同志犯了错误，就是军委办事组的同志，我这里指的是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你们这些人也犯了同样的错误。在政治上是方向、路线的错误，在组织上是宗派主义的错误，你们完全站在反九大路线的陈伯达的错误的分裂的路线上去了。你们如果不好好地检查错误。同陈伯达划清界限，那将是非常危险的。这里，我代表毛主席再一次给你们打招呼。”

会议之后，黄永胜要求和周恩来单独谈话，周恩来答应了。谈话时，黄永胜问道：“我该揭发的早已经揭发完了，中央和毛主席究竟要我们怎样才算是回到正确的路线上来呢？”

周恩来微微笑道：“这是一个该你回答的问题，你反过来问我，真是岂有此理！”

林彪对黄永胜和周恩来的单独谈话，非常紧张，派人问黄：“你和总理讲了些什么？总理问了你些什么？你可不要当叛徒啊。林总在密切注视着局势的发展，你们要能够沉得住气。”

林彪这时也越来越紧张了，他对叶群和他的儿子林立果说：“南唐李后主有两句诗：‘几曾识干戈，垂泪对官娥’。他就是因为不懂得武装斗争的重要性，所以才亡了国。这是前车之鉴，我们不能束手待毙。你们要赶快研究一个武装应变的计划，要研究赫鲁晓夫是怎样政变的，要研究世界上几个主要的国家是怎样政变成功的。这国有很大的现实意义。”同时，他命争他的儿子开始铤而走险了。林立果对周恩来这一段来和毛泽东所采取的一系列措施恨之入骨，对他的党羽布置说：“周恩来这个人是死心塌地地和我们作对的人，必要的时候，首先要把他干掉！”

毛泽东布置完北京的行动后，和周恩来谈了话，又作了一些具体的安排，就于一九七一年八月十四日离开北京前往南方巡视，两天后，周恩来、张春桥、纪登奎和黄永胜奉毛泽东之命，前往北戴河，向林彪汇报工作，周恩来说：“根据毛主席的安排，党中央决定在国庆节前后召开九届三中全会，然后召开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中央全会主要是解决陈伯达的问题，对这一段来的工作进行总结。”林彪虽然很沉着，没有说多少话，但是他的眼睛游移不定，呼吸并不均匀，精谋深算的周恩来一眼就看出来他是惊恐了。他问周恩来：“毛主席的身体还好吧？”周恩来说：“主席的身体很好，两天前他又到南方巡视去了。等他回来，我们就准备召开三中全会。请林副主席也准备一个较长的讲话，谈谈陈伯达的问题。”林彪马上会意了，这一切都是逼着他检查和表态了。与此同时，毛泽东风尘仆仆，在武汉、长沙、南昌等地分别和湖南、湖北、广东、广西、江苏、福建等地的党政军领导人谈话，点名道姓地批评林彪，他说；“对路线问题，原则问题，我是抓住不放的。重大原则问题，我是不让步的。庐山会议以后，我采取了三项办法，一个甩石头，一个掺沙子，一个挖墙脚。批了陈伯达搞的那个骗了不少人的材料，批发了三十八军的报告和济南军区反骄破满的报告，还有军委开了那么长的座谈会，根本不批陈，我在一个文件上加了批语。我的办法，就是拿到这些石头，加上批语，让大家讨论，这是甩石头。土太板结了就不透气，掺一点沙子就透气了。军委办事组掺了人还不够，还要再增加一些人，这是掺沙子。改组北京军区，这叫挖墙脚。”

这种打招呼的办法，实际上就是一种警告。所有在场的人无不大惊失色，他们没有想到，所谓的毛泽东的接班人和亲密战友。在庐山会议上的表现竟是这样的结果。

毛泽东又说：“你们对庐山会议怎么看？比如华北组六号简报，究竟是革命的，半革命的，还是反革命的？我个人认为是一个反革命的简报。九一九人的会议，你们都到了，总理也作了总结讲话，发了五个大将的检讨，还发了李雪峰、郑维山两个大将的检讨，都认为问题解决了。其实，庐山这件事，还没有完，还没有解决。他们要捂住，连总参二部部长一级的干部都不让知道，这怎么行呢？我说的这些，是当作个人意见提出来，同你们吹吹风的。现在不要作结论，结论要由中央来作。我从来没有让江青作我办公室的主任，她在中央里是政治局的一员，她的意见是代表她的，我们俩是有区别的。但是，林彪那里呢，连黄永胜他们四个人请示他，都得经过叶群，很不正常嘛。这是一个什么问题呢？你们可以研究。”

毛泽东的这些讲话内容虽然一再强调保密，但是还是被林彪的党羽传回到北戴河，林彪一伙惊恐万状，匆匆忙忙地采取行动，结果演出了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神州大地上最为精彩的一幕政治大戏，宣告了一个时代的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