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hgy818 · 注册时间: 2007-09-13 帖子: 1298

第十四章周恩来打招呼

戚本禹就像一个匆匆来去的过客，很快地结束了他的政治命运。当警卫把他押走的时候，周恩来看到他的眼睛里闪着泪花，满脸的惆怅。

周恩来想起邓小平于一九四三年秋天写了一篇《正确地开展锄奸反特务斗争》的文章，他说：“我们对特务分子，也应该寄予怜悯和同情心，用高度的热忱去劝导提醒与感动他们。即使对那些最顽固的特务分子和屡教不改的拒不坦白分子，也要采取更耐心的部署，以求最后挽救最后突破的方针。可以肯定，只要耐心，方法好，没有不能突破和争取最后转变的。”

康生曾经在一次会议上说：“我们党内的这种温情主义并不能表示代表正确的路线，而只会给特务和变节分子以可乘之机。我有个发现，凡是主张对坏人宽恕的人，对好人和革命者反而特别狠毒，他们恨不得一口把我们这些人都吞下去。”

那么，这个戚本禹究竟算什么人呢？值不值得同情呢？周恩来已经顾不得想这个问题了。当这个消息在北京大专院校的红卫兵中传开以后，那些红卫兵们都被这横插出来的事情闹得面面相觑，连五大领袖们也一个个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猜不出个所以然来，但是周恩来已经向各部委的有关领导布置了。什么路线斗争，怎样进行文化大革命，就连原来紧跟江青的那些红卫兵也弄不清楚了。

现在的中央文革小组，经过不到两年的文化大革命的较量和反覆，只剩下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和姚文元这五个人了。其余的人，几乎都被扣上了“反革命”和“黑钉子”等罪名，一个个关进了监狱的大门。周恩来感到可笑，又有点悲哀。这场革命继续下去，恐怕就会是“洪洞县里无好人”了。这样的搞法，到底有什么是非界限作标准呢？别说普通的党员和老百姓，就是连他这个被称为无产阶级司令部里的主要领导人之一的总理，也是蒙在鼓里的。搞来搞去，只剩下一条，那就是：毛主席怎么说，大家就怎么做。只要稍有不慎，就会大祸临门。

李先念笑眯眯地来到周恩来的办公室，和他交换看法时，高兴地说：“我还以为那几顶帽子叫我们这些人买断了呢，你看，当初跳得最高的那几个人一个一个地栽下来了。我看，还得有人要倒霉。这场革命到现在才总算革出点味道来了。”

周恩来说：“你不要幸灾乐祸嘛，革命本来就不是那么容易的。我们当初干革命的时候，恐怕连现在的水平都没有呢。中央文革小组从一开始，就存在着两种命运和前途。”他犹豫了一会儿，接着说，“一九六六年八月的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后，各院校党委领导中断，许多领导人靠边站，派到学校的工作组纷纷被造反派揪斗，在这种混乱时刻，中央文革小组内部就出现了两种意见。那个中央文革的第二副组长王任重、第三副组长刘志坚和顾问陶铸陆续被打倒。江青说得很清楚：‘这些人都是刘邓埋藏在我们内部的定时炸弹。’其实呢，是由于对文化革命具体搞法产生了分歧。也是不理解呀。”

李先念说：“提起王任重这个人也是怪可笑的。他过去经常可以见到毛主席，文化大革命刚刚开始的时候，还和毛主席一块儿畅游长江。他刚来北京担任中央文革小组第二副组长的时候，还得意地对我说：‘先念同志，我们可要好好地过好社会主义这一关哪。我跟随毛主席多年，自以为还是有经验的，我总算是过了关了。你怎么样呢？’哈哈，他现在可过得好了。”

周恩来想了想，说：“一九六六年冬天，王任重列席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毛主席讲话时，提到刘少奇的问题时，他插话说：‘刘少奇不能算无产阶级革命家，可以算小资产阶级革命家。在民主革命的历史阶段，他总还是有一定的功劳的。’他这么一讲，毛主席的讲话停顿了一会，江青火了，会后马上对王任重大发雷霆，说他干扰了主席的思路。又批评他背着中央文革小组私自找北大、北师大部分学生商谈成立‘校文革’，以及为西城区中学生红卫兵修改倡议书，于是就在中央文革小组的会议上批评王任重，并向主席建议让他回去参加湖北的文化大革命。当时我也认为主任重应该回去接受一下教育。常委们都同意了江青的意见。这实际上等于把他赶出了中央文革小组。陈伯达和康生马上紧急布置首都三司蒯大富这些革命小将去湖北揪他接受批判。”

李先念说：“王光美对王任重的下台感到可笑，说王任重像个小丑。”

周恩来苦笑道：“现在各人有各人的难呀。王任重也是听陶铸的太多了，他们总想在文化大革命中形成自己的一股势力。我记得是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二日的样子，中央文革小组召开碰头会的时候，江青就对当时的第三副组长刘志坚大加批评道：‘你和王任重是一伙的，你们干了多少见不得人的事情，你应该心中有数。你与他同住钓鱼台二号楼，他搞的阴谋难道你就不清楚吗？你为什么不揭发？我看你是有什么小辫子抓在了人家的手里。现在，毛主席一提打倒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你们就从感情上加以反对，就像掘了你们的祖坟。你要写检查。’可是刘志坚写了检查后，江青翻了翻，就说：‘不行，你的检查是隔靴搔痒，没有说到根本上。’以后每次开会，她都要批评他一番。最后还是把他一脚踢出了中央文革小组。江青对在运动中阻碍他的人，下手是很果断的，是毫不留情的。这在某种意义上讲，这也是政治家的基本素质。”

李先念说：“没有多久，陶铸也落了个同样的下场。看来，江青这个人现在是在替主席行使权力了。是不是主席有意要树立江青同志呢，对刘少奇是不是要留点余地呢？把他留在党内，这个人总可以当全党的反面教员吧。”

于是，周恩来想起了毛泽东在一九四三年让江青代表他去见王明的事。

当时，延安整风已经开始，王明为了躲风头，以生病为由躲进了医院养病。他几次派人给毛泽东捎话，请示和毛泽东谈一谈。江青报告毛泽东后，毛泽东说：“那好。你替我去看看他吧，他有什么要求，我们能办的就给他尽量满足。但是在原则问题上的意见，不能再迁就他。这个人对他的错误是死也不会认账的。该顶的时候，你就狠狠地碰他几下，不要让他看到我们手中没有掌握他的关键问题。”周恩来也说：“要从气质上给王明一个压力，但是不要在语言上表现出来。”

这是毛泽东让她代表自己第一次和王明打交道。江青决定要表现得非常得体，不卑不亢，显示出毛泽东的风度和气量。她在周恩来面前还演示了几下，问道：“你看怎么样？”周恩来说：“很好，以我看，王明见你这样和他谈话，他一定会气得说不出话来的。”

果然，王明一见是江青代表毛泽东来看自己，一种很难于出口的滋味油然而生。

他背朝着江青，沏了一杯茶，放到身边的茶几上，自己才在对面的太师椅上坐下来，居高临下地望着江青说：“老毛的身体还好吧，你在他的身边，他的健康就交给你了，你可要负起责任啊。”

“你放心。他现在的精神好了，没有人再给他找麻烦，身体自然会健康的。”江青话中有话地说：“他那个人，可能你也知道，决不是得理不饶人的人。他很懂得马克思所说的那句话，无产阶级不解放全人类，就不能解放自己。所以，他能够团结和自己合作的一切人工作。即使过去意见有不一致的地方，他也能求大同存小异不计较以往。”

王明说：“看来你对老毛的了解，要比我们了解得多啊。”

“朝夕在一起，所以我对主席是完全了解的。他对你的才华和水平评价也很高。”江青说，“尽管你们在一些重大问题上意见不一致，但是这并不影响你们成为很好的朋友和同志。全党都希望我们这一次整风后，会出现一个大的团结。分清了路线是非，不就是可以在正确的基础上携手团结吗？自古以来君于眼里有小人，小人眼里无君子。我看，我们党内都应该是正人君子要多吧。”

王明仰靠在椅子里，没有动弹，只是翻起眼皮瞅了她一眼，说：“是的，是的。我对毛泽东同志也是尊重的，毕竟是他把这支最后的红军力量挽救过来的嘛。请你回去转告他，过去的是是非非、疙疙瘩瘩、长长短短，都不要说了吧。还是我在政治局会议上的那句老话：在我们面临新的任务的时候，翻腾老账没有意思，都不要提了吧。”

江青说：“延安整风既不是翻老账，也不是计较个人的恩恩怨怨，而是为了总结经验，吸取教训。这对我们每一个共产党员来说，特别是新人党的同志，更是一个很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这一点，毛泽东同志说得很清楚了。主席常常跟我说，经验是一种宝贵的财富，教训也是一种宝贵的财富。不经受这两种教育的人，是成不了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的。你说不是这样吗？”

王明垂下眼睑，结实而宽阔的脸盘上掠过一丝不快。他的左手在太师椅的背上轻轻地拍了几下，环顾了一下屋子里的摆设，换了话题说：“江青同志真是一个有水平的女人，老毛有了你这样会说话的人，是很幸福的嘛。难怪有人对我说，老毛的老婆是他的一个贤内助。虽然我们见了很多面，但是真正坐下来交谈，还是今天这一次。我可是深有感触了。我对于真正有才华的人可是非常重视的。我们这个党能有今天的胜利，实际上是人才和智力的胜利。毛泽东是天下无双的人才呀。”

江青仄着脑袋问道：“这话是你的心里话吗？我可是从来讨厌两面派的人。当年张国焘也用同样的话来吹捧过我，可是后来他又骂我是‘戏子’，说我是靠着毛主席往上爬的演员。不错，我是在舞台上演过戏的人，这总比那些多年来一直在生活中演戏的人要好得多吧。舞台上演戏的人是艺术，生活上演戏的人是什么呢？”江青有意地停顿了一会，眼睛盯了王明一会儿，接着说：“是骗子！是假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骗子。”

王明的脸一下红到了耳根，他只得点点头说：“对，很对！看来这一次是老毛让你给我上了一课嘛。不过这也好，我总算领教了江青同志的水平了。”

江青说：“这话就说得有点过份了，我这个人能有什么水平呢？主席常说他自己是个土包子，我充其量也不过是个半土半洋的包子吧。你才是一个货真价实的洋包子呢。从苏联来的人，是见过大世面的人呀。”

王明有点坐不住了。他换了一个姿势站了起来，有些神秘地对江青说：“有句话我要请你转告老毛同志，那就是康生这个人可是靠不住的人。我和他打过多年的交道，他是一个对狗都不忠诚的人，老毛要是跟上他，迟早是要受他害的。”

“那么周恩来这个人呢？”江青问道。

“周恩来是个好人，他是真正标准的共产党人。”王明说，“从我和他接触的历史来看，在遵守我们党的纪律方面，只有周恩来才称得起是一个楷模，他把自己的精力和生命都无条件地献给了党的事业，他是最遵守和尊重党的决议和党的大多数同志的革命家。”王明说到这里，抬起头来紧盯着江青说，“有什么心里话，同志们都愿意对周恩来讲，他博得了党的绝大多数同志的信任。”

江青打个怔，没有想到他会说出这样的话。就问道：“你说的有什么根据吗？”

王明吞吞吐吐地说：“苏联的同志在我临离开莫斯科的时候也说过这样的话。我是从党的事业出发才讲这个意思的。如果说老毛对我的话都有所不相信的话，这句话还是请他多作考虑。”

江青回来后，向毛泽东如实地汇报了王明和她谈话的全部情况。在讲到王明说康生的那句话的时候，毛泽东笑了笑说：“康生是个看透他的人，所以他竭力地反对康生。我们不要上他的当。康生在上海临时中央的时候，就是搞党的情报和锄奸反特的领导人，敌人提起他的名字是恨得要死的。王明现在通过你来反对康生完全是别有用心的。你不要理睬他。凡是他反对的人，我们都要团结。他这么一说，反而提醒了我。”

江青在讲到王明对周恩来的评价时，周恩来笑着说：“他这番话的用意我很清楚。但是他忘记了一条，我周恩来还是一个认定了真理而永不回头的人。我对毛泽东既然认定了、跟定了，就在任何情况下都是要忠于他的，我决不会随意地被一些意外的情况而改变我自己的信仰。这一点，请毛主席和江青同志看我今后的行动和表现。”

事已到此，毛泽东和江青什么都明白了。所以，他们和康生、周恩来的关系一直维持到文革前夕和文革中，而且从来没有发生变化。但是，周恩来当时就感觉到，江青总有一天会脱颖而出，成为政治舞台上一个出色的角色的。从这以后，他对江青的一举一动都很留意。凡是有关中央领导人的动向的，他都认真地加以考虑和有所准备。

一九六八年二月下旬的一天，江青的电话紧急如火地打到了总理的办公室。

“总理吗？”江青听应答后，马上说：“我有重要事情要和你讲。你等我。”周恩来立刻明白又发生了意外事件。这时，他反而冷静下来了。他看了看手表，估计她快要到来时，周恩来打开那本随身带的《毛主席语录》，认真地看了起来。

“可了不得了，”江青一进来就大声叫喊道：“杨成武和余立金、傅崇碧相互勾结，要夺权了。”

周恩来一怔，问道：“杨成武是解放军的代总长，余立金是空军政委，傅崇碧是北京卫戍区司令员，他们联合起来要夺谁的权？”

江青说：“他们是一个宗派小集团，长期以来就是关锋、王力和戚本禹这些人的后台。杨成武这个人是个野心家、两面派，他写了那篇《大树特树伟大领袖毛主席的绝对权威、大树特树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的文章，实际上是反对毛主席的一贯思想的。这些人的问题应该解决了。”

“毛主席知道了这件事情了吗？”周恩来急切地问道。

“主席已经对杨成武的文章作了批评，但是还没有对他的问题作组织上的考虑。这件事情，林副主席和我打了个招呼。”江青似乎很有把握地说，“有些事情他要和主席直接讲话，但是，我觉得还是应该首先给总理你通通气。杨成武那个家伙贼胆硬是大！自从去年和毛主席视察了大江南北后，架子抖起来了，连我和林副主席都不放在眼里。他支持傅崇碧敢去钓鱼台抓人，敢去碰王法。你说，不整一整还行吗？”

周恩来点点头说：“杨成武这一段来是有点骄傲，尾巴翘起来了。这我也有同感。但是，怎么整，整到什么程度，这是靠毛主席来决定。我们对此只有建议权，没有决定权呀。”

“不，主席讲过，在一些重大问题上，要由你来先决定。主席把中央文革小组碰头会的许多决定权已经交给你了。”江青似乎是在提醒着他。

周恩来明白这个提法的来龙去脉。

一九六七年三月，陈伯达叫人整理了一个他曾经在四清中蹲点的天津小站关于文化大革命情况的材料，他亲自送给毛泽东看，请求批发全党。毛泽东看完以后批示道“从今年以来，自上而下都有反革命复辟的现象，应该引起我们的高度警惕。”陈伯达如获至宝，立刻在中央文革小组会议上说：“毛主席认为，从今年以后，全国各地自上而下都有一股反革命复辟的逆流，现在是我们齐心协力来粉碎这股反革命复辟逆流的时候了。这就给今年二月谭震林、陈毅、徐向前等人太闹怀仁堂的反党活动定了性，是二月逆流。”

对所谓的大闹怀仁堂的事件，毛泽东在一九六七年二月十八日有专门的指示：从二月二十六日到三月十八日期间，仍在怀仁堂开批评谭震林、陈毅、徐向前的会议。会议由周恩来主持。参加的范围是全体政治局委员、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另外再加上萧华、叶群、余秋里、谷牧、汪东兴等人。对外这个会议就叫作“政治局生活会”。对这三个人，毛泽东批示是：“让他们请假检查，停止工作”。

在这个会议上，毛泽东还批发了署名为“文革小组六同志”的文件。这个文件其实是江青支持张春桥、关锋等人起草的。文件里批判了周恩来批示“同意”的一个材料，材料里提出“所有的干部都在文化革命的大火里烧一烧”。毛泽东批示了这个文件后，对江青、张春桥等人说：“有人想把整一批干部的帽子扣在你们头上，这是徒劳的。我把当年他们搞的、我扣下来的这个文件公开批示发下去，就是要大家看一下，究竟是谁在搞‘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这一套。这个问题上，总理是有责任的嘛。”

批判谭震林的时候，张春桥故意把那个材料拿出来问谭震林和陈毅：“这个文件是你们搞的吗？这个‘很好’二字是谁批的'”当周恩来说：“是我批示的”后，张春桥才不吱声了。江青特意地说：“幸亏主席把这个文件压下来了，不然就会在全国造成很大的混乱。我听说国务院的有关单位把这个文件传达了，总理对此作了检讨。主席还让陈伯达把主席压下来的原因转告总理。这次，谭、陈、徐等人大闹怀仁堂，总理在这一斗争中动摇了。”

周恩来检查说：“是的，我在这个问题上应该作自我批评，我只是在路线斗争中迟钝，不敏锐。但是，在敌我问题上，在大是大非问题上，我从来是明确的，是坚持原则的；在党的组织纪律上，我也是坚持原则的，遵守纪律的。这几位同志大闹怀仁堂，我是有错误的。我没有及时地纠正和帮助他们认识错误，我应该承担自己的责任。那个对所有干部都应烧一烧的讲话，我也应该向同志们作检查。”会议快要结束时，周恩来指示王力把会议的情况整理一个记录，发给所有参加人一份。王力在整理文件时，把凡是牵扯到周恩来和康生的地方都没有写进去。

周恩来看了材料后，说：“你把张春桥和姚文元的名字也加上。因为导火线是从他们那里开始的。”他和康生对材料作了修改后，让他把材料在会议上念一下，和所有与会者核对一下，看有没有出入。当时，陈毅提出：“我看你们不要把我的那句话写上，即：‘赫鲁晓夫不是说斯大林是天才吗？最后怎么样了，还不是把斯大林焚尸扬灰！’还有‘延安整风就是错的’，这两句话我记得不是那么说的。”周恩来摆摆手说：“不要改了。因为这话你陈总就是那么说的。你就好汉做事好汉当吧。”核对以后，才正式印发了那个材料。

一九六七年三月中旬，毛泽东指示把他于二月二十八日对天津小站的批示传达到正在召开的军委扩大会议上去，江青和张春桥提出把怀仁堂会议的材料也发到军委会议上去，毛泽东说：“那个材料发下去不妥，牵扯到总理嘛。对总理的问题要十分慎重。”但是，江青还是让一些人在会议上讲到了这个问题。张春桥在会议上说：“这个自上而下的反革命复辟逆流是很猖狂的，把矛头对准了毛主席。”

但是，到了这年的四月下旬，毛泽东对他的这句话有点没底了。他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问道：“究竟有没有今年二月的那股自上而下的反革命复辟逆流？”张春桥马上说：“当然有呀，这是客观事实。人家都把枪口对准我们。”毛泽东若有所思，没有回答。

陈伯达亲自主持笔杆子写了一篇《坚决打退反革命复辟逆流》的文章，要以红旗杂志社论的名义发表。王力向他说：“我看这篇文章不要送主席，我听主席的意思，他好像认为没有反革命复辟逆流了。这样，这篇文章他能同意发表吗？”陈伯达说：“我理解主席的意思是有的，但是要讲究点策略。”

结果，这篇社论送到毛泽东那里后，果然被毛泽东压下不让发了。王力在毛泽东面前有意告了陈伯达一状：“我看陈伯达是有私心，因为是主席批了他送的小站的材料，所以他非要搞这篇文章不可。”毛泽东马上把有关的人员叫来，当着周恩来的面说：“今后我们定一条规矩，以后红旗杂志和人民日报的社论不能由陈伯达签发，要由周恩来同志主持的中央文革小组碰头会议通过批准，才能发。总理定的，就不要送我。总理不能定的，再送我。中央文革小组的碰头会议要由总理召集。”

这实际上等于把中央文革小组的实际领导权交给了周恩来。

周恩来很清楚毛泽东的意思。当这年四月下旬，陈毅谭震林和徐向前又可以参加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后，周恩来向毛泽东建议朱德、陈云参加一九六七年五·一天安门城楼的观礼。毛泽东说：“朱德、陈云当然要上。”周恩来又说：“刘少奇、邓小平、陶铸是不是要上呢？”毛泽东问道：“你看呢？”周恩来说：“我看就别上了。”毛泽东笑了笑说：“那就别上了。”

中央文革小组碰头会议上，江青质问周恩来：“你为什么还要提出让刘邓陶这些人上不上天安门的问题？这不是让主席为难吗？”周恩来把当时的情况讲了一遍后，说：“你看，我没有什么错误吧？多请示主席这是我们这些人少犯错误的一条捷径嘛。”

江青没话说了。打这起，结束了过去周恩来不过问中央文革小组内部事务的局面。但是这么一来，江青的权力也实际上扩大了。她可以直接插手国务院的一些人事问题。

现在，她又提出了杨成武、傅崇碧和余立金的问题，周恩来弄不清楚究竟是毛泽东让她来征求自己的意见还是她自己要逼着自己表态，从而给毛泽东造成既定的事实。

“好吧，这三个人的事情都是军队内部的问题，还是先让林副主席研究一下，报告毛主席以后，我会坚决同意的。”周恩来这样说。

这种回答，是江青预先已经想到的。她知道，通过这样的招呼，周恩来是不会替那几个人说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