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hgy818 · 注册时间: 2007-09-13 帖子: 1298

第五章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周恩来面对刘少奇……

毛泽东连续接见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和近千万学生及教师，从而把文化大革命推向了空前未有的高潮。

无疑，周恩来对毛泽东的战略部署，始终给予全力的配合和支持。

还在一九六六年六月二十七日，周恩来远在阿尔巴尼亚进行国事访问的时候，他就在地拉那群众大会上发表讲话说：“当前中国意识形态领域内的阶级斗争，归根结底，是一场复辟和反复辟的斗争。这场深挖修正主义根子的斗争，将进一步巩固中国的无产阶级专政，包括在各个文化领域内的专政。毛泽东同志总结了我们无产阶级专政和阶级斗争的实践经验，研究了国际的主要问题是苏联的正面经验和反面经验，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学说。这几年来，我们党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教导，采取了一系列根本性的措施，来避免修正主义篡夺领导权，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保证我们的党和国家永不变色，保证我国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以备将来胜利地向共产主义过渡。”

周恩来回国后，毛泽东高兴地握着他的手说：“你讲得好，在世界上把我们这场大革命的意义和目的都讲清楚了。不是很多人不理解吗？让他们好好学习一下你的讲话吧。这是在向全世界的修正主义者宣战啊！”

一九六六年八月十八日，也就是毛泽东第一次接见打卫兵的大会上，周恩来发表讲话时说：“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我们要大破资产阶级思想，大立无产阶级思想，也就是大立毛泽东思想。大海航行靠舵手。我们伟大的舵手，就是毛主席。我们要响应林彪同志的号召，在全党全军全国进一步开展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群众运动。”

毛泽东开玩笑地说：“我现在靠的是文武，文是周恩来，武是林彪。林彪讲革命，恩来讲生产，这是我的两手。这两手就是搞好文化大革命的保证。”

半个月后，即八月三十一日毛泽东第二次接见红卫兵时，周恩来发表讲话时又说：“现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新的高潮。全国各地的青少年组织了红卫兵和别的革命组织，这是一项伟大的革命创举。找们的红卫兵小将们，破‘四旧’，立‘四新’，充当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冲锋陷阵的急先锋。你们那种敢想、敢说、敢做、敢闯、敢于革命和敢于造反的精神，得到了全国广大工农兵和革命干部的热烈支持。我们向英雄的红卫兵欢呼！向我们的红卫兵致敬！向英雄的青少年致敬！”

周恩来的这番讲话，确立了他在人们心目中是毛泽东可靠助手的地位。

一九六六年九月十五日，毛泽东第三次接见红卫兵。周恩来在林彪发表讲话后，继续讲话。他说：“为了有利于工农业生产的正常进行，大中学校的红卫兵和革命学生，现在不要到工厂、企业单位和县以下的机关、农村人民公社去进行革命串联。那里的革命，要按照原来的‘四清’部署，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工厂、农村不能像学校那样放假，停止生产来搞革命。革命学生要尊重工农群众，信赖工农群众，相信工农群众完全可以依靠自己把革命搞好。”

这时，聪明的政治观察家们已经看到，周恩来日益感觉到这场文化大革命的负作用和难以控制的后果。他很想纠偏。当然，他的讲话是在一种和风细雨的气氛中进行的。

紧接着，引人注目的是：这年国庆节和这年十一月三日，即毛泽东第六次接见红卫兵的时候，中央没有再让周恩来发表讲话。同样引人注目的是，林彪在十一月三日的讲话中说：“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宣告了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胜利，宣告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破产。两个月来，毛主席的正确路线同广大群众见面，为广大群众所掌握，展开了对错误路线的批判。资产阶级路线，是反对群众路线，是反对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的路线，是压制群众。反对革命的路线。这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不是把斗争的矛头指向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社会上的牛鬼蛇神，而是指向革命群众，采取各种形式，挑动群众斗群众，挑动学生斗学生。”

林彪在这次讲话中，正式提出了以后被世人评论不休的一种观点，当然是毛泽东的观点。他说：“在毛主席正确路线的指引下，我国广大革命群众，创造了无产阶级专政下发展大民主的新经验。这种大民主，就是党无所畏惧地让广大群众运用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大串联的形式，批评和监督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机关和各级领导人。同时，按照巴黎公的原则，充分实现人民民主权利。没有这种大民主，不可能发动真正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可能实现人们灵魂深处的大革命，不可能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深搞透，不可能挖掉修正主义的根子，不可能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不可能保证我们国家沿着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道路前进。这种大民主，是毛泽东思想同广大群众相结合的新形式，是群众自己教育自己的新形式。这种大民主，是毛主席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学说的新贡献。”

这番话，其实也是概括了中央工作会议的基本精神。

中央文革小组的关锋在接见几个红卫兵组织时，特意说：“你们知道吗，今年十月八日至二十五日，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主持了中央工作会议。这个会议是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的继续。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向以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发起了强大的攻势，对刘少奇、邓小平十七年和文化大革命中所推行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进行了彻底的批判。毛主席、林副主席和伯达、康老等中央领导人在会上作了重要的讲话。刘与邓的检查很不像样，广大群众和与会者都不满意…”

有人问：“为什么周总理没有讲话？”

关锋意味深长地说：“他？他的日子也不好过。我们和他也在进行着斗争。他从历史上看，也是一直反对毛主席的。这次文化大革命实质上新文革和旧政府的斗争。我认为，周恩来就是文化大革命的一块绊脚石。”

其他重要文革小组的成员也在不同的场合讲了类似的话，于是在北京的红卫兵中出现了反对周恩来的潜流……

周恩来对此，可以用“洞若观火”四个字来概括。

很清楚，毛泽东在密切关注着中央每个人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态度。

当满头白发的刘少奇出现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时，他的目光在搜寻着同情着。他和周恩来相遇后，很想说几句话，他刚开口说：“恩来，你好”，周恩来就打断了他的话：“少奇同志，你不要有任何幻想了，除了认真地作检查外，你再没有任何的出路。”

“我想和你聊聊我究竟应怎样检查才好，许多所谓的错误都是在中央会议上决定的。我们总得一块商量商量啊！”

周恩来说：“少奇同志，并非如此吧。你的问题的关键是要和毛主席分庭抗礼。这一点，你自己最清楚。从六十年代以来，你对毛主席的态度简直是不能令人容忍的呀，这一条你还要和谁商量呢？”

表面上看，周恩来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没有发表长篇讲话，实际上他是具体日程的策划者和组织者。

他分别给陈毅、叶剑英、像向前、谭震林、李富春等人打招呼，让他们在会议上敞开思想地揭发、批判刘少奇和邓小平。

所以，刘少奇作了检查后，与会者对他的批判空前激烈，发言的人一个接着一个，气氛紧张极了。

“你支持薄一波等人于一九三六年八月写《反共启事》是怎么一回事？”周恩来压低声音说，“这件事很多的同志又提出来了，你有责任把它说清楚。中央希望你还是实事求是，不要推卸责任。”

刘少奇说：“这个问题，我已经和毛主席讲过一次了。我再作一个声明：一九三六年三月，我作为党中央的代表到达北方局所在地天津。当时北方局的组织部长柯庆施同志，向我提出一个问题，说北京监狱中有一批同志，他们的刑期多数已经坐满，但是不履行一个手续就不能出狱。柯庆施问我是否可能履行一个手续，我当时反问他：‘你的意见如何？’他说可以让狱中同志履行一个手续。我当即将这种情况写了一封信报告陕北的党中央。请中央决定。不久就得到中央的答覆，交由柯庆施同志办理。当时，党中央的日常工作是张闻天处理。据他交待，他当时没有报告毛主席，也没有在会议上讨论，就由他擅自作了答覆。当时，我只认识狱中的殷鉴同志，其余的人都不认识，也不知道有多少。以后如何办理的，我也不知道，殷鉴同志出狱后，已经是一九三七年春，我在柯庆施家里见过他一次，不久殷鉴同志因病去世了。他们具体履行了什么手续，我未过问。最近汪东兴同志让我看了他们捕的《反共启事》，我才知道。对这件事，我负有一定的责任。”

周恩来摇头说：“你还是老一套的回答，不能令人满意。柯庆施同志已死，无法对证，你把责任完全推的一干二净，我看你是无法过关的。”

此时，周恩来已经从一些事件中看到了问题的端倪：

一九六六年九月十七日，陶铸指令新华社在报刊上登发刘少奇的照片，说：“凡是政治局常委，都要在报纸上亮相。”为了突出邓小平，他指示别人对照片加工，把邓小平的头装到陈毅的身上。报纸出来以后，江青拍着桌子骂道：“好啊，为了保皇，发明了‘换头术’，把陈毅的脑袋去掉，换成了邓小平。好，这也说明陈毅不是他们的人。”

九月二十一日，经陶铸批准，新华社播发了原天津市委第一书记万晓塘的死亡公告，对他作了高度的评价。毛泽东看了气愤地说：“正当群众起来揭发他的时候，陶铸这么干，实际是向党示威，这是用死人压活人。”

九月二十八日，经林彪批准，中央军委专门发出《重要指示》，指示说：“所有的同志，凡遇到了违背毛泽东思想，违背了中央军委方针政策的错误言论和行动，不管什么人，什么职位，不管什么时候，什么场合，是自己直接领导也好，不是也好，都要敢于向上级报告，敢于揭发，敢于斗争，都要自觉地、积极地捍卫毛泽东思想，捍卫党中央、军委的方针政策。这是党性和革命风格的考验，是衡量毛主席著作学的好不好，是不是在‘用’字上狠下功夫的一个主要标准。自觉地、积极地、勇敢地捍卫毛泽东思想、捍卫党中央、军委的方针政策是各级党委和政治机关的最高职责。做不到这一点，也就是最大的失职。”

周恩来对叶剑英说：“这一个文件是最重要的武器，实际上是向一切反毛主席的人宣了战，是号召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向一切反对毛主席的人展开大斗争，我认为刘少奇绝对保不住了，就是他要下台，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毛主席和他的斗争是不可调和的了。只是主席在讲究策略。”

“我们怎么办？”叶剑英装作漫不经心的样子问，其实他的内心十分紧张。“刘少奇一倒，邓小平也得跟着倒，他们两人分不开呀。”

“分不开就一块打倒，这是当前的主要斗争，不过时机的掌握要得当，还是听从毛主席的安排。”周恩来尽量用他自己的语言来解释复杂而微妙的部分，他探身向叶剑英这边靠着说，好让后回的人们都听见。他知道现在随时都有人会向中央文革小组的人打报告，他们吃饱了饭是专门干这事的。

叶剑英说：“十月三日，《红旗》杂志第十三期上发表了社论，题为《在毛泽东思想的大路上前进》。社论别有用心地说：‘整个的革命形势好的很，越来越好。但是两条路线的斗争并未就此结束。有些地方，有些单位，两条路线的斗争还是很尖锐、很复杂的。有极少数的人采取新的形式欺骗群众，对抗十六条，顽周地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极力采取群众斗群众的形式，去达到他们的目的。’这么一说，我看他们的矛头就不仅仅是对着刘少奇的问题了，而是另有所指。他们还说：‘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必须彻底批判。只有彻底批判它，肃清它的流毒，才能贯彻无产阶级的十六条和在正确路线指导下进行社会上的、学校的以及其他文化部门的斗、批、改，才能明确斗什么，批什么，改什么，才能明确依靠谁来斗，谁来批，谁来改，才能胜利完成一斗、二批、三改的任务。要不要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能不能贯彻执行文化革命的十六条，能不能正确进行广泛的斗批改的关键。在这里，不能采取折衷主义。这些话，显然不是光指刘少奇。”

周恩来专心地和叶剑英交谈着，竭力地回忆着这段时间的重大事件。

十月五日，中央军委发出《关于军队院校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及中央批示》，指出：“根据林彪同志的建议，军队院校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必须把那些束缚群众运动的框框统统取销，和地方院校一样，完全按照十六条规定办，充分发扬民主，要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在运动中不许挑动学生斗学生；要注意保护少数。凡运动初期被院校党委或工作组打成所谓‘反革命’、‘反党分子’、‘右派分子’和‘假左派、真右派’的同志，应宣布一律无效，予以平反，当众恢复名誉。”《中央批示》完全同意这一紧急指示，并指出：这个指示很重要，对于全国县以上大、中学校都适用，应坚决贯彻执行。

第二天，陈伯达和江青约周恩来参加了由首都三司发起的有十万人参加的全国在京革命师生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誓师大会。江青在会上说：“我们支持你们这种大无畏的无产阶级的英雄行为，我们学习你们这种不怕困难、不怕牺牲的革命精神，我们坚决和你们站在一起，捍卫和执行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同志们，一个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者一定要掌握原则，掌握政策，懂得策略。最重要的是在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原则基础上，在斗争考验过程中，发展壮大左派队伍。团结大多数愿意革命的人。团结那些受蒙蔽的人，孤立和打击那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毛主席看来是让江青出山，是不是？”叶剑英问。

“是的，主席很信任她，”周恩来说，“她为这场文化大革命已经准备了很长的时间，我们只能是顺应潮流，为了保持革命的晚节，剑英同志，要忍耐啊！”

叶剑英点点头：“是的，我只能如此，总理，我要抽支烟。”当他一想到要用很大的精力去听一个女人的指示时就感到腻烦。因为他从来看不起她。

“行了，剑英。你现在不是在军队里讲话。关于文化大革命的问题以后再谈吧，不过刘少奇和邓小平的问题要和军队的干部们打个招呼，你看跟谁讲比较合适？”

叶剑英提了一串军队干部的名字，他预言，如果毛泽东不采取主动的措施，军队的文化大革命会出现不可收拾的局面。他明确地说了几个人的名字，认为他们就是刘少奇的死党，很可能制造事件。

“反正我已经和林彪同志打了招呼。”叶剑英说，“我准备在适当的时候再跟毛主席讲一讲。当然，我们不希望中国再出现新的混乱了。”他把这颗“炸弹”像随便扯家常似地抛了出来。

周恩来一言不发地坐在那里沉思着。

“这已不是第一次了，”叶剑英朝着窗口看了一下说：“毛泽东也抛开了我们而行动，这样更可以打击刘少奇的力量。”

“这件事做起来并不是那么困难的。”周恩来说，“完全可以用健康方面的原因嘛。”

叶剑英的脑袋耷拉着。下垂在两肩之间。周恩来仍然盯着他，说：“这什事我们不要再扩散了，我对主席指示以外的任何事情都没有兴趣，我们还是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办吧。这是我们唯一的正确选择。”

叶剑英对周恩来的这种突然的表态大惑不解，但是他知道再谈下去会有什么结果后，便告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