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hgy818 · 注册时间: 2007-09-13 帖子: 1298

第三章彷徨中的周恩来

陈毅见到周恩来后，把他悄悄拉到人民大会堂的北京厅里，问道：“总理呀，这场文化大革命究竟是要达到什么目的，别说是别人，连我都糊涂着呢。我在外交部的大会上讲，这次文化大革命谁搞好了，谁就可以升官，谁要搞不好，就要罢谁的官。可怎么个搞法啊？说老实话，连我都弄不清了呢。”

陈毅今年已经六十五岁了，是个快人快语的硬汉子。他于一九○一年八月二十六日生于四川省乐至县一个地主家庭，他十五岁就读于成都甲种工业学校。十八岁赴法国勤工俭学，认识了周恩来。接触了马克思主义，在巴黎参加了工人运动。一九二一年十月。他因参加中国留学生的抗议运动被当局政府押解回国，第二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一九二三年春担任重庆《新蜀报》的文艺副刊主笔。同年秋到北京中法大学学习，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命运注定了他是一个不安分的青年，喜欢轰轰烈烈地干一番大事业。他以空前的热情投身于反抗当局的洪流之中，得到了陈独秀等中共中央最高领袖们的重视，被派到四川万县，推动川军响应北伐，并在合川参与沪州顺订起义的准备工作，一九二七年春到武汉军事政治院校任中共党的书记。

那时，周恩来就对他产生了很好的印象。

遗憾的是，陈毅把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的这场文化大革命也当作他当初参加的那场运动了。一九六六年六月初，刘少奇和邓小平从中央各部抽调大批干部组成工作组进入北京各高等院校领导运动时，陈毅也积极支持，从部里派了工作组去外交学院等单位去搞运动。他当时慷慨激昂地说：“我们的文化大革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是共产主义运动的创举，是社会主义的伟大创举。越南的报纸刊登了毛主席的像，坦桑尼亚报纸上都有介绍毛泽东思想伟大胜利的文章，标题是《毛主席是活的列宁》，副题是《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是精神原子弹》。世界人民赞扬毛主席是世界人民的伟大领袖、世界人民的红太阳，伊拉克人民歌颂毛主席是大救星。我们带出国外的毛主席像章，不要散发就被外国朋友们抢光了。美帝苏修很害怕我们的文化大革命。就是害怕毛泽东思想的精神力量变成物质力量，我们没有拿枪，他们就怕这样。我们这里也有害怕文化大革命的，我读毛主席语录，在毛主席的领导下我就敢字当头，我就不怕，跟毛主席远了，我就害怕了。中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把世界分成两部分，少数人反对，多数人拥护。这是新形势，新特点。”

六月十三日，刘少奇《批转中南局<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情况和意见的报告>》和《批转中央西北局<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意见和部署>》中，主张对于大学生中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一定要把他们揪出来。高中应届毕业生反党的，经过市委批准，可以批判和斗争，也可以戴帽。批示说：当牛鬼蛇神纷纷出笼开始攻击我们的时候，不要急着反击。要告诉左派，要硬着头皮顶住，领导上要善于掌握火候。等到牛鬼蛇神大部分暴露了，就要及时组织反击。

六月二十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革命的大字报是暴露一切牛鬼蛇神的照妖镜》。

同日，北京各大中院校出现了反对工作组的学生和大字报，刘少奇立即对师大附中的工作组发出指示：“反对工作组的学生是一批打着红旗反红旗的右派，对他们不能心慈手软。对他们要采取引蛇出洞的策略，把他们的后台挖出来。”

第二天，刘少奇的夫人王光美以工作组的名义来到清华大学，亲自发动了反对蒯大富的斗争，把近八百名学生和教师打成“右派”和“反革命”。六月二十四日，刘少奇再次指示师大附中的工作组：“你们要敢于碰硬，要追查反工作组的后台，对那些反动言论，你们要驳。他们到底对不对，什么人在指挥他们？他们不听党的话，听谁的话？”

从七月八日到七月十二日，刘少奇几次去清华大学看大字报，听取汇报，他反覆强调：“对一切极右派，只有和他们进行坚决的斗争，我们才有出路。不管他是学生还是教师，只要反党就要给他们以专政，这是毫无异议的。”

为此，新改组的中共北京市委、团市委向中央写了一份《北京市文教系统文化革命运动汇报要点》，提出：“运动以来，一小撮在野右派要搞反革命组织，他们提出要夺工作组的权。我们遵照少奇同志和党中央的指示，开展了大规模的扫除干扰的斗争，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今后我们要继续坚持斗争，使运动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健康地发展。”

那天，刘少奇问周恩来“你看这场文化大革命运动这么搞怎么样？”

“我看可以，只要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办。我们的运动不会有大的错误。”

仅仅几天后，即一九六六年七月十八日，毛泽东视察南方后回到北京。当天，他听取了中央文革小组的汇报，第二天他就说：“你们派工作组的办法是错误的，整个运动犯了方向和路线的错误。工作组一不斗黑帮，二不批走资派，而是专整学生和右派，那还不是搞鬼吗？”

七月二十二日，毛泽东接见中央文革小组和各中央局书记们的时候，再次指出：“要改变派工作组的办法。工作组起了阻碍运动的作用。工作组阻碍运动势必变成反革命。我看学校的斗批改主要靠学生们和他们内部的力量，工作组是不行的。”他对周恩来说，你给中央文革小组创造一个条件，让他们下去搞调查研究，看看工作组究竟搞了一些什么。

周恩来点点头：“我也觉得依靠派工作组的办法不是一个好办法。”

此后，毛泽东派陈伯达、康生、江青等人四次到北京大学，召开大会和座谈会，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和了解情况。七月二十五日和二十六日，江青两次召开北大关于工作组问题的辩论会。她公开说：“我们认为工作组不是革命的，要革命的跟我们走，不革命的请走开。这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

毛泽东听取了两次辩论会的录音，微笑着对周恩来说：“我看这下把盖子揭开了呀，揭开比不揭开好。我就是喜欢公开地搞，不要偷偷摸摸的嘛。”

七月二十三日，刘少奇和邓小平在政治局会议上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刘少奇说：“这么大的运动依靠谁去抓工作，我认为派工作组的办法还是可以的。大多数的工作组还是好的，问题是有的方法不对，不能够一笔抹杀嘛。党的领导总是得通过一定的形式进行呀。”邓小平也说：“我看，对工作组不能采取消极的撤换的办法。”

“恩来，你看呢？”毛泽东问周恩来。

周恩来说：“我同意主席的意见。”

第二天的会议上，毛泽东果断地说：“工作组成了镇压学生运动的绊脚石，统统踢开之。所有的工作组，一律回到原单位去，一个也不要。中央好多部，没有做多少好事，文革小组倒是作了不少好事，名声很大。”

七月二十六日晚上，陈伯达急急忙忙赶到北大，在全校大会上宣布：“中央决定，撤销张承先为首的工作组，这个工作组是压制学生们搞革命的盖子，现在我们要搬掉这个绊脚石和障碍物。我代表中央文革小组号召同学们，你们要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自己起来闹革命。”

七月二十八日，中共北京市委根据中央的决定，公布撤销工作组的通知。第二天，他们在人民大会堂召开大专院校和中等学校文化大革命积极分子大会，刘少奇、邓小平和周恩来等人出席了会议。周恩来在大会上传达了毛泽东提出的文化大革命的任务：一斗二批三改，并正式宣布撤销所有的工作组。

于是，举国大乱。红卫兵和学生组织象雨后春笋，蓬勃而出。天津、西安等地的学生们高举造反的旗帜来到北京，北京的学生和红卫兵也开始到外地煽风点火，兴起了轰轰烈烈的大串联的高潮。这种状态，也波及到工厂和农村。

学生们到处揪黑帮，揪走资派，冲击国务院和中央各部委、各机关。

陈毅对这种情况表示坚决反对。

他在一些会议上说：“自五月二十五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以来，我讲了很多话，我还要坚持这些看法，我已经作好了准备。因为我讲话多而受到批判，犯了错误或惨遭不幸被打成黑帮坐班房，被罢官撤职。这不要紧。我不愿做和事佬，不表态躲在角落里。我要发挥共产党员的作用，也可能是好作用，也可能是坏的作用，但是我还要讲，而且讲就必来，一讲就必有批评。讲话以后会有很多的大字报，有不同意的，也有同意的，有时你还没讲完，大字报就送来了，有人劝我说：老总，你少讲点话就没事了。我知道他们是好心，但是我压不住。今年八月二十九日和三十日，我要不讲那些话，学生们就要发生场武斗，要出现流血事件。如果我是怕字当头，我就不讲了。我就是不怕，敢讲，我向中央汇报了这件事。”

周恩来对他说：“你要注意讲话的态度。”

“八月二十九日我的讲话是对的。态度不好请你原谅。那次讲话完全是为了避免一场流血，我看有时候脾气还非发不可，这是我多年的经验。我在人民解放军中也是那样用的，有时两个部队要打起来，我说你们要打就先把我这个司令员打死！我们要用马列主义的经验、毛泽东思想的经验来指导我们的行动，最主要的还是靠自己的经验。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经验还要通过实践来体会。”

周恩来缓慢地说：“过去是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现在是干部见学生，不知怎么行。我们对毛主席的战略部署，也可能会不理解，但是我们一定要正确对待之。”

“学生们搞大串联，我们还可以理解。但是，串联不适用于工厂、机关、农村，我们不能去串联。敌人在磨刀，我们也要磨刀。如果我们也去串联，包括部长在内，背起背包去长征，去延安去井冈山，邪怎么行？光有革命的热情不行，还必须要有冷静的头脑。”

周恩来不再说话了，他从心里是同意陈毅的意见的。

“总理，这场运动的目的究竟是要干什么呀？我总觉得现在的实际和毛主席讲的不那么一致。”

周恩来默默地从文件包里取出一份材料递给陈毅。

那是柯庆施的夫人写给毛泽东的信，毛泽东批示后转到了周恩来手里。信中说：

我认为刘少奇不是一个真正的马列主义者，而是一个右倾机会主义者。我可以揭发：一九三六年四月，刘少奇以党中央特派员的身份主持北方局的工作后，就一直从宗派的立场出发，依靠彭真，打击柯庆施。他对柯庆施和各地报上来的材料连看都不看，说：“这些报告连搽屁股纸都不如。”他把叛徒彭真和林枫塞进北方局后，成了他的打手。当时，很多的同志都时他不满。柯庆施和李青玉等数十人联名给中央写信，揭发刘少奇的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要求撤他的职，但在张闻天的包庇下强压了下来。后来刘少奇知道了这件事，对柯庆施恨得要死，几次置于死地。一九四二年延安整风时，刘少奇让人给他贴大字报，胡说柯庆施是特务，当时彭真是党校的副校长，他们硬把他关了两年多。最后是毛主席给他平了反。陈毅看了这封信，迟疑地问道：“这是什么意思？莫非要动刘少奇？”

“从他犯错误的性质看，毛主席还是把他当人民内部矛盾来看的。”周恩来迟疑地说：“不过，我们还得要从另一个方面来看问题。那就是他……”

“你看这场运动究竟会向哪个方向发展啊？”

周恩来心事忡忡地说：“我也不知道。我们都在看毛主席的啊！”

陈毅看了出来，周恩来的话，的确是他的心里话。

但是，彷徨中的周恩来有一条是非常清醒的，那就是他说一句话：“政治是一门斗争的艺术，它会给你带来痛苦。也会给你以无穷的乐趣；它时时布满了陷阱和黑暗，但也处处给你以光明：它使智者通往天堂，它使蠢猪走向地狱。所以，研究这门学问便成了政治家的主课。不过，研究和实行其中的奥秘，是需要我们付出代价和本钱的，这也需要我们反覆推敲和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