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hgy818 · 注册时间: 2007-09-13 帖子: 1298

第一章周恩来下了最后的决心

在中共的历史上，从来就没有平平静静的天。无论是毛泽东总结的十大路线斗争也好，还是叫政治思想上的风波也罢，总之就像大海或长江、黄河里咆哮的浪涛，不停地翻滚着、怒吼着，曲曲折折地向前涌动……

周恩来始终在波涛的中心地段游泳。

一九六六年，当毛泽东决心发动那场被称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北京就又变成了政治漩涡的中心。无疑，周恩来还是处在漩涡的中心。历史注定了他要扮演个忍辱负重、力挽狂澜的角色吗？还是让我们翻开历史的篇章，再现当时的风云吧。

“恩来，你要考虑下，我们中央有没有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我看是有的。你这个人总是把一切都看得那么美好，好像我们的天下都太平了，满不是这么一回事嘛。”

周恩来陪同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参观一些地方时，耳旁总是回响着毛泽东同他的谈话。

一九六六年的春夏之交，北京的政治气候要比自然温度高得多，几乎到了滚烫的季节。

断断续续一个多月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政治局常委会议，以及毛泽东的一系列讲话和指示，使他头脑里那根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弦越绷越紧了。他在回想这两年来引起毛泽东巨大不安的许多的事件，影响了整个国家的具体部署。

一九六四年十月十四日，苏联共产党中央最高机构发生推翻赫鲁晓夫的政变，勃列日涅夫担任了苏共中央总书记。这些新领导人一上台，就在许多的讲话、文件和文章中，宣传各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国家应该“联合行动”，强调要“团结一致”，“共同对敌”、“联合反帝”，“联合支持越南人民斗争”，等等。当时，刘少奇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说：“我估计苏联新领导比以前有三十度的转弯，我们可以和他接触，谈一谈嘛，能联合当然好。”

一个月后，以周恩来为团长、贺龙为副团长的中国党政代表团访问苏联，并参加莫斯科纪念十月革命四十七周年活动。在和勃列日涅夫等苏共领导人会谈和接触时，勃列日涅夫含蓄地说：“我们希望苏中两党、两国重新联合起来，我们已经把赫鲁晓夫解除了职务，清出了障碍，现在就看中国党的了。”周恩来马上回答：“只要你们改弦更张，抛弃赫鲁晓夫的路线，我们两党就有了联合和团结的基础。”勃列日涅夫说：“我们依然实行过去的路线，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和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所制定的总路线，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共产党和苏维埃国家整个对外对内政策的唯一的、不可动摇的路线。”

周恩来反唇相讥道：“在这样的情况下，你们怎可能指望我们会同你们搞什么联合行动呢？中国党在任何情况下是不可能拿原则来作交易的。我们一定要把反对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斗争进行到底。让我们放弃原则，是绝对办不到的。”

但是，在十一月七日晚上，苏联政府举行的纪念招待会上，苏联国防部部长、元帅马林诺夫斯基竟对贺龙公开说：“我们已经把赫鲁晓夫搞掉了，你们也应该仿效我们为榜样，把毛泽东搞下台去。这样我们两党两国就能和好起来，共同对付帝国主义。”

贺龙报告周恩来后，周恩来当即向苏共领导人提出了强烈的抗议。

代表团回国后，周恩来把这个情况报告了毛泽东，毛泽东的脸马上大变。他说：“好嘛，苏修天天想在我们党内搞策反，要找汉奸呢。你们谁愿意当他们的代理人呢？可以报名嘛。”

从那时候起，毛泽东多次在些场合讲：“你们要警惕我们党内出修正主义，特别要警惕中央出修正主义。你们不要以为我是在开玩笑，真可能要出的。苏联正向我们的一些同志招手呢。”

随后，苏共中央又在一九六四年十一月二十四日致信中共中央，要求中国共产党参加一九六五年三月一日在莫斯科召开二十六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的协商会晤会议，建议“停止具有对兄弟党不友好的和侮辱性质的公开论战”，以便“联合行动”。毛泽东看罢这封信，对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彭真等人说：“我们不参加，同时告诉所有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党，都不要参加他们的那个大会。我早就说过，既然存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同现代修正主义的原则分歧，既然现代修正主义者污蔑我们那么多，他们又不愿意承认错误，我们当然有权利公开批评他们。在这种情况下，要停止公开论战是不行的，一天也不行，一个月也不行，一年也不行，一百年也不行，一千年也不行，一万年也不行。九千年批评不完，就批评它一万　　年。”

周恩来知道毛泽东的脾气，在重大问题的原则立场上，他是绝对不会妥协的，何况他对苏共的警惕性正在高涨时刻，所以他立刻表示 “我同意主席的意见，我们党不能派代表参加这个分裂的会议。”于是，在中共的提议下，阿尔巴尼亚、越南、印度尼西亚、朝鲜、罗马尼亚、日本等国的共产党也坚决抵制了这个会议。

一九六六年三月，苏共中央致函中共中央，邀请中国共产党作为客人参加苏共第二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同时，这年三月二十一日，日本共产党中央总书记宫本显治来中国访问。刘少奇、邓小平、彭真和周恩来先后和他举行了会谈。在起草联合声明的时候，宫本显治建议两党都派代表参加苏共二十三大，同时不要点名写上批判苏修的字样，只提“反对现代修正主义”。刘少奇对彭真和邓小平等人说：“我们是执政党，要照顾日本党的困难嘛，可以同意他的建议。苏共的二十三大，我们也可以参加嘛。”周恩来当面对他说：“这要经过研究，并要报毛主席批准才好。”

于是，刘少奇主持了由周恩来、邓小平、彭真、康生、刘宁一、吴冷西和王力等人参加的政治局常委会议，讨论这些问题。刘少奇谈了他的看法后，刘宁一说：“苏共的二十三大不能参加，主席已经表示：在他们没有认错之前，基本上不主张和他们来往。”邓小平说：“列席他们的会议，可以掌握他们的动向嘛。”彭真也说：“我看应该参加，不过规模可以不是最高的，但也不能太低了。”邓小平说：“你准备率团参加吧。”两个问题就这样决定了。

周恩来提出：“这两个问题都是涉及全局和原则的大事，我们还是请示主席后再作决定吧。”刘少奇只好指示彭真给毛泽东起草请示文件。

正像预料的那样，毛泽东一听到这两件事的汇报就火了。当着江青，魏文伯、康生、赵毅敏的面拍案而起：叛变！这是出卖原则！我看，刘少奇、彭真这些人是迫不及待地要和苏修联合了，他们已经走向了投降敌人的道路。彭真在国内搞包庇吴晗《海瑞罢官》的活动，在国际上又如此积极地要参加苏修的会议。这就是信号，是要搞动作的信号。康生同志你回去告诉他们，就说我毛泽东不同意他们的这一套，看他们怎么办！”毛泽东后来和周恩来谈话的时候，告诫他：“你要注意些，弄不好，我们党内也会出现勃列日涅夫搞掉赫鲁晓夫那样的事件。我看彭真这个家伙是个危险份子，你可不能粗心大意呀。”

周恩来立刻又想起：一九六五年九月到十月的中央工作会议期间，毛泽东在政治局常委会议上的讲话：“要是中央出了修正主义。我就号召地方来造中央的反。出了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很可能要出的。吴晗写了一出反动的戏，叫《海瑞罢官》。我们对这些资产阶级的思潮，必须进行批判。对吴晗就不能批判了吗？”他问彭真：“你说，吴晗可以不可以批判？”彭真说：“有些问题可以批判。”

周恩来马上顶道：“不是可以，而是应该必须批判！一个吴晗嘛，有什么了不起，完全能够拉出来批嘛。”他没有预料到，江青早在他们讲这话的时候，已经在上海组织张春桥和姚文元写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了。这篇文章于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十日在《文汇报》发表以后，受到彭真等人的抵制，周恩来批评彭真等人：“你们怎么这么没有政治头脑。张春桥和姚文元没有毛主席的支持，他们怎么敢写这样的文章？既然知道是毛主席支持的，你们为什么要抵制这样的行动？你们说上海没有党性，我看是你们没有党性！你们应该及早回头，转到批判吴晗上来，否则你们必将自食其果。到时候，谁也救不了你彭真。”

毛泽东当着周恩来的面对江青说：“总理是我们的人，他是反修的。”

江青也说：“总理有头脑，他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了解的。其他人不行，他们根本就不学。”

对此，周恩来只是淡淡地一笑。是的，他对毛泽东十分尊重，他把他作为党的象征和党的代表来看待。他深深地懂得，中国作为亚洲的第一大国，如果没有一个强有力的政党和深得民望的领袖，要改变一个国家落后贫穷的面貌是根本不行的。为此，他始终不渝地坚信毛泽东，支持毛泽东。一九六五年十二月八日至十五日，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紧急会议，揭发批判罗瑞卿。当邓小平和彭真出面替罗瑞卿讲话时，周恩来批评说：“就算把他的错误划去一半，仅他反对林彪同志这一条，就是完全不能容忍的罪行。如果我们不刹住这个歪风开了这样的先河，我们这个党会成为一个什么样子啊！所以，罗瑞卿同志要是不好好做个像样的检查，那就别想滑过去！你罗瑞卿同志应该知道，对待林总的态度实际上就是对待主席的态度。”

一九六六年四月二日，康生向政治局常委们传达了毛泽东关于批判和撤销彭真的二月汇报提纲的指示后，周恩来马上表态道：“我完全同意主席的指示，对彭真同志的那篇错误的汇报提纲，要坚决撤销。我建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和处理彭真同志反对毛主席和打击左派、支持包庇坏人的问题。现在看得很清楚了，彭真就是我们党内的修正主义者。这两年来，主席很不放心党内，就是不放心像彭真这样的人。”

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八日。林彪在政治局扩大会上，做了防止政变的讲话后，周恩来在三天后也讲道：“林彪同志对亚非拉地区的六十二次政变作了很好的分析。‘物必自腐，而后蠹生之’。防止反革命政变抓好国内的因素是主要的。在整个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时期，存在着阶级斗争。主席在七届二中全会上就讲了防止‘糖衣炮弹’，到了一九六二年的八届十中全会上就讲得更明确了。从一九六三年到现在发现基层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一个地方和部门的修正主义者可以成为当权派。这次揭发的彭真、罗瑞卿、陆定一和杨尚昆等人，更加证实了毛主席的论断和我们当前的任务，主要是防止修正主义当权，二是防止修正主义政变，三是防止修正主义的军事政变。对这种危险，我同意林彪同志的意见，中央与地方相比以中央为主；国内与国外相比以国内为主；党内与党外相比以党内为主；上面与下面相比以上面为主。重点放在内部，放在上层。这就是我们的对策。”

当毛泽东精心布置文化大革命的措施时，周恩来的大脑在飞快地思索，迅速地判断着。从他的政治经验来看，毛泽东发动这场运动，显然不是一时的灵感，也不是简单的应付，而是经过长期准备和周密考虑的。尽管这场斗争的具体矛头还要随着运动的深入仔细确定，但是斗争的目的应该是明确的，那就是反修和防修。根据苏联发生的情况，国际上的预言家们也把中国和平演变的希望寄托在中国出现赫鲁晓夫那样的人身上。毛泽东为了这个问题，绞尽脑汁，寝食不安。他不愿意让苏联的事件在中国重演，这也是所有中国的布尔什维克们的一致心愿。所以，他们都从心里拥护毛泽东所采取的一切措施。这，就是周恩来认定的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基点。

这天，周恩来率领的中国党政代表团刚刚结束对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巴基斯坦等国的访问，回到北京。在迎接他的仪式后，在汽车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递给他一件牛皮纸的信封，神秘地对他说：“总理，江青的信，我们都没有看，不知道什么内容。她再三向我交待，这是一件十分重要的文件，让我亲自交给你。”

“既然如此，我们一块拆开看看吧。”周恩来撕开信封，取出里面的信，刚看了几句就皱起了眉头。他不安地问道：“王力同志，北京这一段怎么样？发生了什么事情吗？”

“总理，江青说什么了？又碰到难题了吗？”王力看到周恩来没有让他看信的意思，就问。

周恩来问：“我不在北京的这一段，中央难道没有发生什么事情吗？对工作组有什么反映吗？”

王力说：“各种反映是会有的，发动文化大革命嘛，这并不奇怪。”

周恩来把信转到王力手里，让他来看。

信是江青写的，传达的却是毛泽东的意思，里面的一些材料，王力似乎也没有看到过。信中说：“总理：现在全国各地都出现了工作组挑动学生斗学生和围攻革命少数派的现象，这是一些别有用心的政治扒手和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破坏文化大革命的阴谋，必须揭露。建议你在合适的会议上讲一下问题。这也是毛主席的意思……”

随信附着几个材料，周恩来回到办公室后，仔细地作了研究。

第一个材料的内容是：清华大学发生“六·二一”事件，二十岁的学生蒯大富六月二十一日在一张大字报上道：“革命的首要问题是夺权斗争，从前权在校党委手里，我们和他们斗，把它夺过来了。现在，权在工作组手里，那我们每个革命左派就应该考虑，这个权是否代表我们，代表我们则拥护，不代表我们，则再夺权。”蒯大富在几天之前就对工作组提出意见，薄一波六月十九日去镇压学生，和蒯大富展开辩论，说他是“小牛鬼蛇神”，二十一日，参加工作组的王光美指示工作组说：“蒯大富要夺工作组的权，他是一个典型的小右派。”薄一波决定工作组进行反击。六月二十四日，清华大学的一部分学生在工作组召开的大会上批判工作组。工作组组长叶林讲话说：“反对工作组就是反革命，蒯大富的行为是反革命行为。”会场发生学生斗争学生的现象。六月二十六日，全院多数师生举行拥护工作组的示威游行，高呼“无限信赖工作组”、“反工作组就是反革命”等口号，开展了对一部分学生的批判、斗一批闹事的尖子，出笼的牛鬼蛇神，要组织批判和斗争。事件发生后，刘少奇、陶铸要人民日报写一篇揭露假左派、真右派的社论，受到陈伯达的抵制。以后的几天里，西安交大工作组对一批学生开了大小斗争会，并把李世英等人戴上高帽子游校，逼迫李世英自杀，后被抢救过来……

周恩来看完这些材料后，站了起来，习惯性地在办公室走起步来。

王力说：“工作组的做法本身就是反中央的，中央和毛主席决定放假半年讲搞文化大革命，学生们起来了，又要镇压他们。这是错误的。中央文革小组是坚决地支持学生们起来造反和革命的。我们认为工作组起了极坏的作用。看来，我们党内对这场运动的性质和意义还很不理解。这里面有很多的问题需要研究，我个人认为这是一个大问题。文革小组的同志对此也是很担心啊。”

“毛主席的态度是什么？”

“根据江青同志传达的精神看，毛主席对工作组的行为非常愤怒，说他们的做法比国民党还坏，主席让我们中央文革小组的同志下去，重新发动群众，批判工作组的错误。”

周恩来猛地抬起头来，低沉地说：“对毛主席的指示，我要跟到老，学到老。就像林彪同志讲的那样，即使暂时不理解。也要执行。毛主席发动这场大革命，是为了我们的国家千秋万代不改变颜色。我们要自觉地执行他的决策，不能有任何的犹豫和动摇嘛。就这样定了。”

在当晚的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周恩来针对着工作组的问题，当着刘少奇、邓小平、陶铸等人的面，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说：“不能再犹豫了，工作组应该马上撤出学校，让学生自己起来闹革命，我们应该听毛主席的决策，和革命的学生们站在一起，而不是相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