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hgy818 · 注册时间: 2007-09-13 帖子: 1298

从战争角度看文革

――重新认识和评价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

第一部分：毛泽东为什么要发动文化大革命

（第三次修改稿和征求意见稿）

吕加平

告读者

这本题为《从战争角度看文革》的文革研究书稿，初写于1997年5月，当时的副标题是《文化大革命第一阶段—为防止和挫败先美后苏两次对华核战争危险的中国国家战略大退却》。2003年为了纪念毛泽东诞辰110周年，又以《破解文革战略之谜》为题作了补充修改。今年恰逢毛泽东发动文革四十周年、毛泽东逝世三十周年和文革结束三十周年，根据多方建议和要求，再作第三次修改整理，增补一些新资料予以重写。这是该三稿的第一部分，题为：《毛泽东为什么要发动文化大革命》。本著的立论和观点仅是笔者文革研究的一家之言，因为写作水平有限、研究条件和文革资料欠缺，所以这次可能又没有能够写好，敬请诸位读者提出宝贵意见和不同看法，也欢迎交流、探讨、质疑和反驳。如能够提供有关文革的资料信息和研究条件方面的资助，笔者不胜感谢。

作者2006年1月于湖南邵阳

联系地址：湖南省邵阳市东风路175号省祁剧院吕加平，邮编：422001

电话：0739—5222053，email：jiapin_2@sina.com

援助资金账号：邵阳工行：1906 0220 0120 40784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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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在前面的话

一

笔者曾在北京军区当过兵，退伍后因为在文革前一年与爱人从北京调到湖南，所以有幸在毛泽东的家乡全程参加了贯彻“二十三条”的四清运动和毛泽东亲自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在文革初期，笔者因向领导提意见、反对中央文革“二·四批示”镇压群众组织“湘江风雷”、反对抢枪武斗和反军乱军、以及反对极左派强行成立派性“革委会”等，不仅被批判斗争，打成“吕加平反党集团”，并被开除公职、监督劳动，而且还被围攻、通辑、多次被捕关押。北京天坛专政营、德外功德林监狱、湖南第一监狱、以及长沙、邵阳和县里的拘留所、看守所等牢狱，笔者都有幸坐享过，有的坐过两次，并还领教过酷刑的滋味，甚至差点被抢枪者开枪打死和在专政营被酷刑整死。

然而笔者尽管在文革中受到种种迫害和冲击，却由于性喜独立思考，认理不认权，凡事都要问一个为什么，尽量避免人云我云的无主见盲从，所以在文革之初就开始关注和探寻毛泽东为什么要发动这场把中国搞乱的文化大革命的原因和目的。但是绞尽脑汁琢磨，又翻遍了当时所能读到的马恩列斯毛的著作，以及有关四清、文革的文件和领导人的讲话等，却都没有找到令人信服的答案。直到1967以后从当时美国的战略重点从欧洲移往亚太扩大针对中国的越南战争、苏联占领捷克并向欧洲发起战略攻势的美苏争霸国际形势中，和从中国既反美帝又反苏修、在大力援越抗美的同时又抵御苏联战争挑衅和核进攻威胁的紧张气氛中，才有些感觉到毛泽东发动这场文化大革命很可能与战争有关。他也许是在采用文革这种方式进行一场特殊的战争，而这似乎又与二战前和二战中苏联斯大林进行肃反和实行以弱克强、避免两线作战的抗德防日联英美战略策略有着某种相似的联系。

于是笔者在被下放农村当农民期间开始注意国内外形势的变化发展，收集有关二战史的书籍和资料，进行有针对性的对比、分析和思考。1970年2月，笔者根据所知的二战经验、苏德战争教训和中国文革的现实情况，上书给毛泽东和林彪，提出美苏侵华核战争和第三次世界大战在本世纪内不可能发生的分析判断和理由根据，建议中国应从全面备战、准备打仗的准战争状态尽快转到全力进行经济建设的轨道上去，争取在本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使中国成为世界强国。

不料此信却又给笔者带来了灾祸，不仅被押往“五七干校”专政班监督劳动，而且还因为有人揭发笔者反林彪言行和诬陷笔者是“5·16”要犯而被公检法军管会内判死刑，爱人也受到牵连而被判无期徒刑。正在这危险时刻，突然发生林彪叛逃苏联被摔死在外蒙温都尔汗的“9·13”事件，林彪集团因此覆灭，公检法军管会对笔者夫妇的枪决和终身牢狱才被停止

执行，使笔者夫妇和几个月大的幼子幸免于难，逃过一劫。后来北京来人下令平反，恢复工作，

二

在随后几年和文革结束以后，笔者利用业余时间开始钻研二战史，并写出了如《敦刻尔克撤退之谜新解》、《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失误》、《论德国坦克包围战》、《中国抗日战争在二战中的地位和作用》、《百团大战得失简评》、《一九四一、四二年中国的抗日战争为什么特别困难》等一批有独到见解的二战史研究论文。1980年5月，笔者被邀请赴昆明军区出席全国二战史研究会成立大会和学术讨论会，并被吸收成为首批会员。其后笔者扩大了研究范围，学习和研究战后冷战史和军事战略学，并且不为当时一边倒的非毛否文革浪潮所左右，也不因在文革中受打击迫害的怨恨而偏见，开始认真思考和深入研究与美苏争霸和防止核战争有关的中国文化大革命，探寻毛泽东之所以执意要发动文革的真正原因和战略目的，试图得出自已的看法和结论。

功夫不负有心人，经笔者十多年不懈努力地坚持探求，尤其在1995年专门到北京收集资料深入研究战后美苏争霸的冷战史、肯尼迪总统被刺案、越南战争和有关文革史情况后，终于在1997年搞清楚了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国际外部起因、国内党内的内部原因以及它们之间的互动关系，发现了他发动文革不为人知的胆略、战略和进行文革的谋略策略与方法，以及最终弄懂了这场文化大革命对中国和世界的重大作用、影响和意义。

原来毛泽东发动这场文化大革命确实与战争有关，他是在通过文革这种独特的方式进行一场史无前例的特殊战争，以清除内患、动员全国、全民皆兵、“瞒天过海”、骗过外敌、调整部署、调兵遣将、全面备战、准备打仗，或避免战争。笔者发现，他发动文革有三大目的，即1、以中国国家整体性战略大撤退的方式防止和挫败中国被苏联吞并或被苏美瓜分的危险，以及先美后苏两次要对中国发动大规模侵略战争和核战争的灾难；2、断然同苏共决裂，坚决清除党内要投靠苏联的亲苏派势力和其“联苏战美”路线，使中国和中共脱离苏联阵营，从苏共体系中独立出来；3、走“联美抗苏”的亲美亲西方路线，向美国和西方接近、靠拢和改善关系，使中国走出封闭，并在美苏争霸的世界冷战格局中自成一极。

也就是说，导致毛泽东决心发动文化革命，除了因为党内亲苏派准备投靠苏联实行“联苏战美”路线而必须将此内患予以清除的内部原因外，其外部起因则是美国总统肯尼迪被暗杀和由此引发的美国扩大针对中国的侵越战争。

具体地说就是，毛泽东发动文革的直接外因是美国逐步升级地扩大越南战争和由此引发中国不断加大的援越抗美，而美国扩大越战又是因为肯尼迪总统被暗杀引起的。如果肯尼迪不被暗杀，越南战争就会结束，就没有约翰逊可以登上总统宝座和扩大越战的事情发生，中国就不会对越南进行物资和出兵的援助，于是就不会发生中国会与美国在越南相撞而会发生第二次中美战争甚至核战争的危险，中国党内亲苏派也就难以实行“联苏战美”路线，毛泽东也就不会发动这场为避免核战争灾难的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或者说在肯尼迪被暗杀而引发扩大越战后如果毛泽东不发动文化大革命，中国就会被苏联吞并而成为它的殖民地附庸和同美国战争的炮灰，或者会被苏美南北瓜分，或者会遭受先美后苏甚至苏美联手的核战争浩劫，美国也将会失败，苏联则会渔翁得利而夺取世界霸权。

然而也正因为在肯尼迪被刺和发生美国直接参战的越南战争之后，毛泽东在美国很快就要发动对华核战争之前的关键时刻，果断及时地发动了实施国家战略大退却的文革运动，所以才得以挫败党内亲苏派“联苏战美”路线和除毛夺权政变，阻止住了中国会沦为苏联的附庸和炮灰或会被苏美瓜分的厄运，也防止住了中美发生大战和美国对中国发动核战争的危险。不仅救了会被战争和核战争摧毁的中国和越南，而且也救了在与苏联的争霸争斗中必会失败的美国和欧洲；更重要的是使美国在得救后不仅停止了要对中国发动核战争，而且还调动它反过来断然阻止住了苏联进攻在即的大规模侵华常规战争和核战争，在千钧一发的紧急关头化敌为友地救了中国。于是先美后苏对中国的两次核战争甚至世界核大战得以避免，中美关系就此开始逐步解冻、接近、改善和友好，中国终于冲破封闭走向世界，并将苏联拖向失败之路。中国也由此脱离了苏联体系独立出来，成为世界一极而与美苏形成三足鼎立之势。

历史证明，毛泽东通过发动和领导十年文化大革命完全实现了他的这三大战略目标，并且为中国既无内债又无外债地在他逝世后进行改革开放、发展经济、和平崛起和实行民主政治改革打好了坚实的内外基础。

三

当笔者从战争角度去探究文革之因而终于获得了以上答案后，感到难以置信，极为震惊，绝对没有想到巳被全面批判和全盘否定得一无是处、绝对是坏的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竟然还会深藏有如此惊人却无人觉察的战略秘密和如此辉煌但无人知晓的丰功伟绩。近十亿中国人民和几百万解放军官兵在毛泽东的亲自统帅指挥下，以“兵不血刃”、“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文革战法，以弱克强地同美苏两大超强核霸打了这样一场如此旷日持久、宏大壮观的防止核战争的世界特大之仗，并以最小的损失赢得了避免核灾难的最大胜利，而中、越、美、欧、苏等所有参战国和世界上所有旁观者竟然不仅在十年文革期间毫不知道毛泽东这是在指挥打防核战争，而且在毛泽东去世、文革结束后到现在的二十多年里仍然浑然不知文革是怎么回事，毛泽东的文革胆略、战略、谋略、战法和军事政治的指挥调度艺术以及保密手段，实在太神奇、太不可思议了。很显然，文革的批判否定者们一定是把浴盆里的洗澡脏水连同洗澡的孩子一起给泼掉了。

于是，为了尊重历史，还毛泽东留下的文革这笔宝贵遗产的本来面目和真正价值，笔者在1997年写出了近十万字的题为《从战争角度重新认识和评价毛泽东发动文革：文化大革命第一阶段—为避免和挫败先美后苏两次对华核战争危险的中国国家战略大退却》的书稿，和三十一万字与文革外部起因有关的肯尼迪遇刺案的《阴谋与抗争》一书(1998年8月由北京学苑出版社出版)。

笔者向多位将军和不少军事专家请教和探讨，又将该文革初稿先后打印了数百本，分送给了军队和地方的一些毛泽东思想和国际战略的研究部门，不少媒体、老干部、老将军以及一些党和国家领导人，以供他们研究参考。还送给了毛泽东家乡韶山一些单位领导和毛的一些亲属，并作为新婚礼品赠送给了毛泽东之孙毛新宇。

四

笔者在2003年4月初回到北京后，将所收集到的新资料对这部“破解文革战略之謎”的文革初稿进行了修改和补充，全书增至十四万余字。接着又完成了《阴谋与抗争》一书的续本《拼搏与惨死—肯尼迪1000天总统大事记与被刺之谜解析》的书稿，全书也是十四万多字，其中的主要内容之一是揭示肯尼迪总统被刺真相和因此导致发生越南战争的情况，以此作为毛泽东发动文革外部起因的佐证。

该第二次修改稿完成后笔者又复印了一百多本，给了不少老干部、老将军、曾在毛泽东身边工作过的老同志和军队地方相关研究部门的专家和研究者，还给了毛泽东的二儿媳邵华，并又托她转送给毛泽东之女李敏和李娜各一套(包括《拼搏与惨死》书稿)，征求他们的意见。

2003年12月26日是毛泽东诞辰110周年纪念日，笔者在政协礼堂和人大会堂召开纪念会时向与会者散发了约1000份重评文革第二次修改稿的“前言”和“目录”部分，人们大感惊讶，纷纷索要，争相传阅。

五

笔者这次在湖南邵阳写的是第三次修改稿，也是征求意见稿。使笔者感慨的是，从书写初稿到这次三稿算起来前后已有9年时间了，而如果从1967年文革之初的“一月夺权”和“二月逆流”时开始关注和寻找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原因到现在，已经历时39个年头了。然而这本文革研究的书著现在还只是粗线条地开了个头，可见文革研究的难度之大。

笔者之所以能够找到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原因和他的不为人知的真实战略目的，其关键在于突破了重内因轻外因的中国传统思维模式而从国际外因入手。也就是从外部战争的角度去观察、分析和挖掘，终于发现了由于肯尼迪被刺导致发生针对中国的越南战争和中国援越抗美，是造成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外部起因，以及这个国际外因与当时中共党内的“联苏反美”和“联美抗苏”两种内因之间的相互关系，并且也顺便破解了肯尼迪遇刺案的真相和凶手。因此要想真正搞懂毛泽东和他发动的文化大革命，首先要知道越南战争是怎么回事，肯尼迪遇刺与越南战争的关系，以及越南战争与当时中国之间的关系，这次三稿就是从这里开始写起的。

(根据笔者研究破析发现，密谋策划暗杀肯尼迪总统是一起因战略路线分歧而由共和、民主两党中的极右强硬主战派搞的政治谋杀案。肯尼迪主张继续实行遏制苏联的欧洲重点战略，并下令从越南撤军结束针对中国的越战，而极右主战派则坚决主张战略东移于亚太、继续越南战争、遏制中国甚至要对中国发动核战争，他们为了改变肯尼迪的欧洲重点战略而实行亚太重点战略便暗杀了肯尼迪，并立即取消撤军令，急剧扩大针对中国的越南战争。这其中军方和中央情报局的太上皇、共和党人、前总统艾森豪威尔是策划这起暗杀事件的总后台；以伪装手段骗取肯尼迪信任的右翼主战派、共和党人、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是直接谋划指挥中央情报局和国防部一批杀手枪杀肯尼迪的具体组织者、指挥者和实施者，同时也是阻挠执行肯尼迪撤军命令和在肯尼迪死后成为扩大越战的首要人物，越南战争因此被命名为“麦克纳马拉战争”；以肯尼迪总统的鲜血与共和党主战派私下交易而换取总统宝座并下令扩大越南战争的民主党人、副总统约翰逊是他们的助手和帮凶。详情请阅笔者专著、由北京学苑出版社1998年出版的《阴谋与抗争――肯尼迪总统被刺案起因剖析：猪湾事件》和《拼搏与惨死――肯尼迪1000天总统大事记与被刺之谜解析》)。

六

笔者在对毛泽东发动文革原因和目的的探寻中，也触摸到了一些有关毛泽东社会追求的真实思想。据一位知情者透露，毛泽东下决心搞文革前的1964--1965年期间，有一次同人谈话时问：“你们看这个社会主义能够胜利吗？”在没有得到满意的回答后他说：“我看你们年青人都没有说实话。依我看，这个社会主义很难胜利……社会主义失败了，中国有几个前途。一个是苏联的路，一个是德国的路，一个是英美西方的路。苏联搞修正主义，德国法西斯，都不好。相比之下，还是英美民主制要好些。”

原来毛泽东对今后中国社会制度的政治民主改革早已心中有数，并指明了必须要予以实行的方向，而他早年就特别崇敬华盛顿和所缔造的使美国迅速发达强大并保障人民权利的自由民主制度，在抗战结束后反对国民党蒋介石一党专制独裁时也力主要在中国实行政治民主制度，可见他的对西方政治民主制度的社会追求前后是一致的，这也使笔者真正明白了毛泽东为什么要坚决发动反对“联苏战美”而一定要“联美抗苏”的文化大革命更深层的原因。而他主张“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的多党多派并存和竞争的社会民主结构；最广泛的发动和开展群众运动，允许民众成立团体和组织，根据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对专制压迫和资本剥削进行“造反有理”的斗争，甚至允许打碎由他亲手建立起来的中共党和国家机器而“踢开党委闹革命”；允许民众有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四大”和游行集会自由、工人可以罢工维权等等，并将此写入宪法，都展示出他赞成和追求政治民主和进行制度改革的思想。由此可见，毛泽东思想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而向前发展的，毛泽东在世时甚至到了晚年还在创造性地发展他的思想体系。而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先生不仅在十六大刚结束就去拜谒中共七届二中会址西柏坡，并要求全党全国遵循毛泽东“两个务必”的教导，而且还在2003年12月26日毛泽东诞辰110周年纪念的中共中央座谈会上强调指出：“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我们都要始终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见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4月出版的《向往毛泽东》一书第113页）。

第二次修改稿的《前言》

　　　毛泽东一生做过两件大事,一件是领导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通过武装斗争推翻三座大山，建立了新中国；另一件就是他发动了那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

　　　对于前者,毛泽东的丰功伟绩与他创造和总结的“毛泽东兵法”(亦称“毛子兵法”)举世公认；对于后者,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1981年6月27日通过的《决议》中已作了全面的批判和全盘的否定。其结论是：“这场‘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发动和领导的”。“历史已经判明,‘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文化大革命’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和社会进步。它根本不是‘乱了敌人’而是乱了自己，因而始终没有也不可能由‘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它必然提不出任何建设性的纲领，而只能造成严重的混乱、破坏和倒退。”因此它“不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也不符合中国实际。”“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我们的事业会取得大得多的成就。”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这场灾难”并“在全局上一直坚持‘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主要是因为“他逐渐骄傲起来，逐渐脱离实际和脱离群众，主观主义和个人专断作风日益严重，日益凌驾于党中央之上，使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集体领导原则和民主集中制不断受到削弱以至破坏。”【注1】《决议》对毛泽东发动文革所作全盘否定的结论，使人们都认为毛泽东专制独裁、专断独行，使中国遭受到了空前的大动乱、大灾难、大浩劫，都认为文革使正可大发展的我国经济建设突然停滞、混乱和破坏，使综合国力下降、倒退和削弱，以至延误了宝贵的时间而落后于世界。因此,毛泽东过错、甚至“罪行”也就为世所公认。

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从1966年5月16日《通知》开始，8月8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公布关于开展文革的决定并全面发动红卫兵运动,直到1976年10月毛泽东去世一个月后粉碎由他生前定性为宗派集团“四人帮”的王、江、张、姚“上海帮”反党反革命集团,历时整整十年。在这十年当中,从文化大革命开始发动到 1969年4月中共“九大”召开的三年为最重要。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决议》把这段时间称为是文化大革命的第一阶段，也有人称它为“主体阶段”。美国哈佛大学费正清教授认为“文化大革命是大致从1966年5月到1969年4月的一次超级大革命。”【注2】

　　　之所以说文革的这第一阶段最为重要,是因为在这三年时间内，尤其1966年8月掀起大规模“造反有理”、“揪斗打倒走资派”、“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和“踢开党委闹革命”的红卫兵造反运动以后，毛泽东使共产党从中央到地方、基层的各级领导、组织和政府全面瘫痪，甚至被打倒推翻，使派斗激烈，武斗兴起，全面内战，天下大乱，国民经济从全面停顿瘫痪到全国范围的下降倒退。到1969年4月时,我国整体国力看起来已经削弱到了如文革结束后一些领导人和媒体所宣传的几乎“崩溃“的边缘,给我国经济建设造成了极大的破坏和延误。

但是,毛泽东为什么要发动文化大革命呢?他在全国解放以后曾不遗余力地领导共产党和人民大搞经济建设,甚至不惜以“超英赶美”的左倾冒进去争时间抢速度，并使我国抢先掌握了核武器。可是在1966年我国已经克服了苏联的压力和三年灾害的困难,正在全面实施三届人大所确定的“四化强国”路线而可以使我国经济大发展大起飞的关键时刻，他却不顾党中央一线全体领导的反对，无视全党全国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要求发展经济、尽快使我国强大起来的强烈愿望和干劲，以他独自一人反对全体的最强硬态度和措施，突然发动了一下子把全国搞乱搞弱的文化大革命，使我国延误了宝贵的发展和强大的时间，这是为什么呢?毛泽东这前后判若两人的非常做法,这种逆大好潮流和众人意志的独断专行,又是为什么呢?难道像他这样的伟人连弱了就会挨打、只有强大了才不会受人欺侮这样一个最为简单的常识性道理都不懂吗?

　　　当然不是,他领导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英勇奋斗去推翻三座大山的压迫,要把贫穷落后的旧中国建设成为繁荣富强的新中国；他在解放以后如此急切地发展经济,甚至不惜勒紧裤腰带也要搞出原子弹去与美苏双强争个高低等等,都表明毛泽东是一心要使中国尽快强大起来的。这正如胡绳所说的：“作为伟大的民族英雄，毛泽东是一心想中国富强的” 【注3】

　　　既然这样,那么他发动这场有意使天下大乱,有意压制经济建设,有意不使我国尽快强大的自乱自压自弱式文化大革命,具体地说,即是文化大革命第一阶段,其真正的动机和意图又究竟是什么呢?作为一生都在与战争打交道的政治军事战略家,以弱克强“毛泽东兵法”的创造者和实践者,他这样做,有没有从军事战略、战争谋略和兵家策略战法角度去考虑的因素呢?如果有,他又是为了达到什么军事战略目的呢?其作用、效果和意义又是什么呢?

　　　在十一届六中全会关于文革十年的结论中，对于毛泽东发动文革在国内所造成"严重的混乱、破坏和倒退作了全盘的否定和斥责，但对于他在保卫国家安全上所作的努力和贡献却是给予了一丝的肯定和赞扬。《决议》说：“他晚年仍然警觉地注意维护我国安全，顶住了社会帝国主义的压力，执行了正确的对外政策。”

　　　《决议》的这段话所指的应该是苏联在文革期间对我国不断加剧边境武装冲突和战争威胁，并在1969年8月28日要对我国发动一场货真价实的核战争和大规模常规侵略战争，但被毛泽东所提前警觉识破和实际挫败了，终于使这场比文革内乱的破坏损失和牺牲不知要大多少倍的战争和核战争没有发生，使我国免除了一场特大的、甚至可以把中国毁灭的核浩劫而转危为安，并终于实现中美关系改善而使中国开始走出封闭，迈向世界。

　　　既然毛泽东有如此重大的功劳，那么是不是他在发动文化大革命前就已经预见到我国必将会面临这场苏联对华核战争的巨大危险，并早已提前作好了防范和避免它发生的计划和部署了呢？如果是，他又是采取什么样的战略谋略和方法策略予以实现的呢？他断然发动文化大革命，是否正是他为了避免中国遭受核战争和地面入侵的大劫难所必须采取的避战部署和反战行动呢？是否正因为他通过文革方式正确执行了对外政策，所以才顶住和挫败了外敌对中国的核进攻，做到了维护我国安全呢？如果真是这样，那岂不是恰恰证明了毛泽东发动文革是救了中国和中华民族，救了中国的经济和包括千百万知识青年在内的无数人的生命吗？也岂不是说毛泽东为了维护国家安全和民族生存而发动的这场文化大革命，不仅没有方向路线上的过错，反而是做得很对，非常正确、功德无量、贡献巨大了呢？如果真是这样的话，文革第一阶段的这点为了避免核灾难而暂时性的并且以后完全可以恢复的破坏、损失和牺牲，比起核战争的破坏损失和牺牲又算得了什么呢？文革前期对经济建设的破坏倒退和延误与中国国家被核战争和外敌大规模入侵所毁灭、经济被摧毁的破坏和再难恢复的损失与倒退相比，更又算得了什么呢？

笔者在文革前曾是一名在北京军区服役的军人,1966年文革开始时正25岁，有幸以一个成熟青年的状态，在北京和毛泽东的家乡湖南全程参加了十年文革，在文革中曾经思考过这些问题，并促使笔者开始自学第二次世界大战史和钻研军事战略。文革结束以后，当1980年全国二战史研究会在昆明军区成立并召开第一次学术讨论会时参加了此会，成为首批会员。从那时起,笔者对以上问题进行了更为深入理性的分析和研究。本文是笔者根据第二次世界大战、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等历次重大战争的一些经验教训和战略关系，以及美国在肯尼迪被剌后战略东移扩大越战所造成的国际国内形势新变化新发展对中国的影响和作用，试图从反核战的战争角度,从毛泽东兵法的谋略、战略和策略的兵家战法角度，去重新认识和评价毛泽东发动的那场波澜壮阔、震惊世界、并改变中国命运和世界格局的文化大革命。

2003年7月

【注1】、解放军政治学院资料室和解放军报编辑部编写：《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第20-29页。长征出版社1981年8月出版

【注2】、【注3】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第1页，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出版.

几位读者对于第二次修改稿的读后感

三位网友的读后感

（1）、我首次知道这样的见解。谢谢！

（2）、吕加平先生：你关于文化革命的起因的假说，只是想象而已。很冒昧地说，我感觉有点胡说八道。文革是中国几千年来封建主义残余与共产原教旨主义相结合的产物。文革起因硬与越南联系起来有点牵强附会。祝健康长寿！　 2003.8.16

（3）、你是一只死猪，毛泽东这种暴君你还好意思说他是战略，你早点死吧！

一位军队老干部的读后感：

……粗读一遍，让人感动不已。尽管我脱不了孤陋寡闻，我认为如此评说，您是全球第一人：我几乎没读当代国际上的东西，我敢说，起码说，您是中国如此伟大发现的第一人。这一发现，是发现伟大，伟大发现。无伟大见识不可能有伟大发现。由于您的发现，如果说这一伟人原高3000尺，今后他将是5000尺；这一发现是人类智慧、人类智谋、谋略的最高峰。什么“三国演义”、什么大帝、大征服者（与这位伟人相比）统统都是小小丘陵，有名或无名高地……

您这篇长文引用的史实，我十分信服，它们都极有历史的分量，具有肯定的权威性，因为我亦是这其中的过来人，差不多间接或直接经历过。您的逻辑严谨，像求证一道道几何题一样，丝丝入扣。读后，就文字语言说，我有一个深深的感受是：尽管其中重复的话比比皆是，但绝无罗嗦、多余的感觉，而是步步深入，引人入胜。一个个结论、判断都是加减乘除的和差积商。证明它是科学，不是人的情绪。人可以不信迷信，不信说教，不信强词夺理的宣传，但得信科学。您通篇都是进行的科学论证。我想您讲的科学的历史，历史将来总是要认这个账的！

真理是绝对不可能不招来谬种们的激烈反对的，我想您是会有充分思想准备！即如内心同意您的发现的人，处在今天的大气候，也许还不敢朗声回应的人不少，行为持重的人总是大有人在，他们从不急于表态。我想您已是经历较大风波的人，忍受孤独亦早已百炼成钢了！

因为是粗读，还谈不了许多。我同有关同仁商量，计划复印若干，以让更多的人参予研讨……这里，既祝您把这一命题以及其他重要课题深入再深入，亦礻您多多自我保重，健康愉快！

……　　　　　　　　　　　　　　　　　　　2003.8.26

从战争角度看文革

(第三次修改稿和征求意见稿)

目录

第一部分：毛泽东为什么要发动文化大革命

一、在越南实行“特种战争”的肯尼迪总统在生命最后时刻突然决定从越南撤军结束越战

二、已下达撤军命令的肯尼迪在达拉斯突然遇刺身亡

三、依靠肯尼迪之死接任总统之位的约翰逊一上台就突然取消肯尼迪撤军令立即向南越增

兵

四、约翰逊政府逐步升级地扩大越战并准备同中国发生第二次美中战争

五、美国要对中国发动核战争

六、毛泽东说我们应当以可能挨打为出发点来部署我们的工作

七、毛泽东说要打仗了

八、中国有求必应地全力援越抗美

九、美国扩大越战欲打中国和中国无限援越准备应战的战争升级必会导致第二次中美之战

和两国核战争

十、促使美国准备提前对中国发动核战争的更重要原因是苏联对欧洲的趁虚而攻

十一、中国能打赢这场来自美国进攻的核战争吗？

十二、毛泽东知道只有停援撤军退出越战实行战略退却才能避免美国对华核战争的大灾难

十三、毛泽东很难把战略进攻转变为战略退却

十四、刘少奇要联合苏联同美国大战

十五、刘少奇能够接受苏联对于“联苏战美”路线的交换条件吗？

十六、刘少奇可以接受苏共交换条件并且能够做到的原因

十七、如果不是周邓向毛泽东报告和毛不阻止刘去苏刘少奇的除毛夺权政变早已成功

十八、如果中国实行刘少奇的“联苏战美”路线将会出现怎样的后果？

十九、一系列大难题毛泽东怎么办？

二十、毛泽东要做到这些“必须”和“不能”的唯一办法只有发动和进行文化大革命

第二部分：毛泽东怎样发动和进行第一阶段文化大革命

内容简介

揭示毛泽东对于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战略、谋略、策略和进行过程的预先构思设计和计划部署，以及文革第一阶段战略退却的具体实施情况和挫败两次对华核战争而救了中国越南美国欧洲和美国又反过来救了中国的进展过程。　　　　　　　(待续)

第一部分：毛泽东为什么要发动文化大革命

一、在越南搞“特种战争”的肯尼迪总统在生命的最后时刻突然决定从越南撤军结束越战

43岁当选美国总统的约翰·肯尼迪，是美国历史最年轻也是最有作为的总统，是二战结束后在美苏争霸较量的冷战中挫败苏联攻势、扭转美国衰退、使美国振兴起来走向成功的关键人物。他在1000天的任职内在国际问题上做了四件半大事，即：1、入侵古巴吉隆滩（猪湾）；2、处理柏林危机；3、处理古巴导弹危机；4、使美国更深地卷入南越的战争。还有半件大事是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坚决下令将美国军队撤出南越，结束越战。

美国插手越南事务始于二战结束后杜鲁门民主党政府支持法国的侵越战争，向法国提供大量战争费用，到1954年5月法军在奠边府失败时，继任的艾森豪威尔共和党政府负担了法国全部军费的80%。1956年法国按照《日内瓦协定》从越南撤军，美国却在南方扶植吴庭艳成为南越总统，派出军事顾问到南越取代法国训练和资助吴军，又成立了《东南亚条约》和《中央条约》组织，组成对付北越、老挝和中国的“遏制墙”，以便分裂越南，阻止南北统一，把南越当成美国反共反华的前哨基地。到1960年年底艾森豪威尔即将下台时，美国对南越吴庭艳政权的军援已达70多亿美元，但此时南越人民武装的游击战争已成燎原之势，打得美国扶植的南越吴军难以招架。

肯尼迪在就任总统之前就已经接受了艾森豪威尔的“多米诺骨牌”理论，支持杜勒斯的对越政策。他曾说：“越南是自由世界在东南亚的一块基石”［注1］。“中国的领土是如此之大，就像一个巨大的庞然之物一样，屹立在边境之外。如果南越倒向他们，那将不仅会为他们在马来西亚展开游击战争提供有利的地理位置，而且也会给人们造成深刻的印象，东南亚发展趋势将掌握在中国和共产党人手中。”［注2］因此他对法国总统戴高乐对他说的“不论你花多少人力和财力，你将一步一步陷入无底的军事和政治泥潭里”［注3］的劝告予以拒绝，并在当上总统后入侵古巴事件结束不到一个月，即1961年5月1日，制定了“阻止共产党统治南越”的计划，并于5月5日宣布他将动用美国军队“帮助南越抵抗共产党的压力”［注4］。当年11月1日，肯尼迪向南越派遣100名军事顾问和400名特种部队官兵，以帮助和指导南越军队进行反游击战。这以后肯尼迪决定在南越进行被他称为“灌木林火式战争”的“特种战争”，逐步加强美国兵力与南越人民武装作战，于1962年2月成立了“美国驻越南军事援助司令部”，负责统一指挥南越吴军和先后抵达南越的美国“特种部队”。到当年年底时，美国派往南越的军事顾问和作战部队已达1.2万人，这里包括13名将领，4500人的特种部队和突击队，1500人的海军和海军陆战队，600人的空军。同时又帮助南越建立起了20.5万人的正规军，10万人的民卫队，8.5万人保安队，还提供大量军用装备武器等，仅作战飞机就有370多架。1963年4月初，美国又把太平洋美军主力部队之一第二十五步兵师的一个分队运往南越。

在此期间肯尼迪阅读了一些毛泽东有关游击战争的著作，以求能找出破解以弱胜强人民战争的策略和方法。他常对他的妻子杰奎琳说，毛泽东把军人与人民的关系比作鱼儿与水的关系，多么巧妙。杰奎琳听后哈哈大笑。［注5］

为了切断人民同游击队的鱼水关系，他下令大搞饥饿封锁的“战略村”和灭绝人性的化学毒剂战，并残酷镇压南越佛教徒和广大人民的反抗。在1962年的一年中，吴庭艳已经建立起了计划11000个“战略村”中的4000个，把全国39%的人民集中囚禁在这里，到1963年10月时，美国在南越的军事顾问已从艾森豪威尔时期的648人增至1700余人，特种部队从零增至1.45万人，美国在南越的美军总数已达1.63万人，每天军费开支达150万美元，南越吴军也扩充至38万人，并还得到美国大量的武器装备和资金援助。

然而就在此时，肯尼迪突然决定结束侵越的“特种战争”，把美国军队全部撤出南越，使战争“越南化”。为此他于1963年10月3日下达撤军命令：1963年12月31日以前撤离1000名军事人员，其余人员的撤出将于1965年年底以前完成，彻底结束由美国参与的越南战争。［注6］他又对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说：“不管情况是好是坏”，他将在1965年“停止”越南战争。［注7］为了防止反对者“试图推翻他的这一决定”，他敦促麦克纳马拉立刻向新闻界公开宣布这一决定，并坚决执行撤军命令，使它变成不可更改的事实。10月11月，肯尼迪正式签署了《第236号国家安全行动备忘录》，对从越南撤军的命令赋于了正式的法律效力。［注8］

为了扫除撤军障碍，他又指令美国中央情报局“对吴庭艳采取极为严厉的态度”，“强迫吴庭艳停止镇压行动，并驱逐吴庭儒。”［注9］在吴庭艳断然拒绝以后，中情局奉肯尼迪总统之令便指使和操纵以杨文明为首的南越军人在11月1日发动军事政变，推翻吴庭艳政权并杀死吴氏兄弟。事后肯尼迪在新闻发布会上强调：“目前我们将要争取的目标是将美国人撤回家乡，使南越有机会自己保卫自己，就像一个自由独立的国家”。［注10］

二、已下达撤军命令的肯尼迪突然遇刺身亡

肯尼迪在向南越大量增兵进行“特种战争”两年半以后之所以要下决心从南越撤出全部美国军队而结束这场越南战争，主要原因之一是因为南越人民剧烈反抗美吴军的清剿和镇压，南方人民武装在北越的支持和支援下越打越勇，力量大增，战果菲然，给吴庭艳军以沉重打击。1962年吴军被毙伤和被俘各5000多人，逃跑和投诚达3.6万人，数以千计的“战略村”被捣毁，有400多万人游行抗议美国侵越和投洒化学毒剂。1963年第一季度被击毙的吴军就达9460人，美军也有不少伤亡。与此同时，美国国内人民也掀起了反战运动，强烈要求美国军队撤出越南回国。1963年5月23日，纽约人民第一次上街举行抗议的反战游行。西方舆论直言不讳地指出，美国侵越已陷入一个“肮脏的泥坑”，“这是一场毫无希望的战争”。

对于吴庭艳军队在南越战场上的严重失败和越南人民更大反抗，以及美国国内反战斗争的兴起，迫使肯尼迪认识到腐败无能的吴庭艳政权不仅是扶不起来的稀泥，而且也会把美国直接拖进战争中去。为此他忿忿地说：“那里的战争赢不了”。“在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后，坚守到那里最终也会得到同样的(撤出越南)结果”。［注11］为此他告戒美国民众说：“美国既不是无所不知，也不是无所不能；我们只占全世界人口的6%，我们不能把自己的意志强加在其他94%的人身上；我们不能改善或者加深或者扭转逆境。因此美国不可能解决世界上的每一个问题。”［注12］1963年9月2日他发表公开声明说：“我认为，除非有人民的支持，否则这场战争决不会打赢。”［注13］所以他改弦更张，强调“这是一场越南人的战争，只有他们才是战争的胜利者或失败者，美国可以帮助他们，可以给他们提供装备，派出人员作为顾问，美国所做的事情只是提供援助”。“我们可以通过提供训练和后勤物质的方式援助他们，但却不能参加他们的战争”。［注14］因此他说：“如果越南人打赢了，那好，太棒了。但是如果他们打不赢，我们将去日内瓦，干我们过去在老挝干成的事(成立一个中立政府)。”所以“他无意做出无条件的承诺，断然拒绝批准美军的介入”，［注15］决定在1965年年底从南越撤出全部美军，实行由越南人打越南人的战争“越南化”。

肯尼迪决心从南越撤军结束越战的第二个主要原因是，为了继续贯彻实行对付苏联和华约的欧洲大西洋重点战略。

美国在1953至1960年艾森豪威尔共和党政府八年执政期间，实行的是以核武力量的“多而近”为特征和要么不打、要么打先发制人全面核大战的“大规模报复”战略。而苏联赫鲁晓夫实行的是由斯大林开创的、具有“快而远”核反击能力的“火箭空间”战略。这两种不同战略相比较，苏联的核战略占有明显的发展优势。因此美国到艾森豪威尔执政后期时，不仅在远程导弹和空间技术上已落后于苏联，导致美苏之间出现了“导弹差距”和“空间差距”，而且在经济上也发生了严重的衰退和危机。于是造成恶性循环，使“大规模报复”战略走入了行不通的死胡同，迫使艾森豪威尔政府既不敢打核大战，又不敢打常规小战，陷于内外交困的境地。对核武力量日增、核战略攻势日盛的苏联，产生畏惧心理而步步退让，使美国威信大降，脸面丢尽。

肯尼迪是以反对共和党政府错误过时的“大规模报复战略”为竞选旗号在1960年的大选中获胜的。被在1961年1月20日入主白宫以后，以“新边疆”开拓者的勇敢姿态，立即着手改变共和党政府的这条误国误军的错误战略路线，振兴美国经济、科技和军事力量，排除万难，力挽衰退局面。他以“灵活反应”战略取代落后过时的“大规模报复”战略，大刀阔斧地革新除旧，采取一系列重视人才、减少失业、加速发展科技、教育等各行各业、改善人民生活和健康、压制通货膨胀等有力措施，使美国经济迅速回升。同时又大幅度增加军事预算，在保持“多而近”核优势的同时，又全面追赶苏联的“快而远”核能力，并以超前胆识制定和实施“阿波罗”人类登月计划，以确保美国在核武军备、空间技术和常规军力等各方面对苏联的全面优势。他又反对种族隔离，支持黑人民权运动，建立国际和平队，广获人心，终于鼓舞起了美国的自信心和奋发精神，重树了美国在世界上的形象和威信，使美国摆脱了衰退的困境，并在同苏联争霸的冷战较量中占了上风。不仅在第二次柏林危机时顶住了赫鲁晓夫核战争的挑衅和威胁，更在古巴导弹危机中逼退了赫鲁晓夫嚣张的核攻势气焰，迫使苏联蒙羞认输，受辱退缩，避免了一场一触即发的美苏核大战。

古巴导弹危机以后肯尼迪为了继续压制苏联，防止它恢复过来又对美欧发动新一轮核战略攻势，所以他虽然介入越战，却仍然主张把全球战略重点放在欧洲大西洋地区。他清楚地知道，如果此时进一步卷入越战，不仅战争越打越大使美国力不能胜，国内反战怒火也更难平息，而且很可能会招来中国像援朝抗美一样援越抗美，从而有可能在越南会同中国发生第二次美中战争。更因为此时中国已在研制原子弹，并将很快获得成功而成为核国家，因此很可能会发生美中核战争。

肯尼迪很害怕中国拥有核武器，他和智囊团都认为不能让中国成为核国家，为此他在1961年6月就想利用中苏不和来争取苏联共同阻止中国研制原子弹。未能奏效后便于当年9月6日举行代号为“高根1”的对华核战争演习。演习的全过程是：全球美军进入三级戒备状态，两天后即9月8日，美第七舰队进入戒备状态。十二小时后，驻太平洋地区美军接到核攻击命令，台湾的美军基地发射6枚“斗牛士”核导弹，飞向中国大陆预定目标。一小时后驻韩美军紧急动员，地面部队集结三八线，第七舰队舰载攻击机和“大狮星”导弹核潜艇发射的导弹直扑中国的机场、基地、桥梁、通讯设施等。轰炸持续四天，随后美军地面部队攻入朝鲜北部和中国大陆。［注16］

一个月后，肯尼迪在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说：“中国一定会制成原子弹”。“中国有了核弹以后，整个东南亚将被中国吃掉。”肯尼迪指示白宫国家安全会议对中国发展核武器对美国在东南亚地位的影响作出分析，他确信必须对中国的核威胁加以制止和排斥。

一年以后，即1962年9月11日至12日，也就是在古巴导弹危机发生前一个多月，肯尼迪又举行了代号为“高根2”的第二次对华核战争演习：美军设想由朝鲜战争引发亚洲战争，又扩大到了欧洲。美军地面部队对中、朝部队使用战术核武器，全球美军进入一级戒备。然后在北约军队对华约军队发起突袭的同时，驻台美军对中国大陆战略目标实施核打击，攻击三天后美军在中国沿海登陆。［注17］

1963年1月22日，肯尼迪在白宫请法国文化部长马尔罗吃饭时再次强调中国拥有核武器的害处，他说：“一个核子中国，将对人类的未来、自由世界和地球上的自由，构成重大威胁。”

当年7月25日，已在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中认输的赫鲁晓夫同意与肯尼迪达成企图阻止中国成为核国家的禁核协定，而肯尼迪更希望同苏联合作用“军事行动”对付中国的核发展。为此麦克纳马拉建议：“一项最可行的方法就是空袭位于中国西部边陲地区的核武设施”，或者美苏合作对中国大陆进行先发制人的核子攻击。具体计划是：一架苏联轰炸机和一架美国轰炸机，一起飞到罗布泊上空各投下一枚炸弹，其中有一枚是核弹。

但是这项摧毁中国核基地的计划由于过于冒险，而且苏联也没有同意，所以肯尼迪未敢冒然行动。更重要的是此时肯尼迪对美国有能力在世界上同时进行“两个半战争”的理论，即美国同时在欧洲和亚洲同苏联和中国各打一场核大战和又在局部地区如越南或朝鲜打半场战争的理论已经产生了怀疑。这是因为他看到美国在南越战场胜利无望，如果再要去同也将拥有核武器的中国大打，甚至打核战争，美国不仅更加无力胜任，而且因为要把主要力量集中于亚太对付越南和中国，就会使美国被拖住和削弱，造成西线欧洲空虚。这将大大有利于苏联得到喘息，恢复过来，东山再起，向欧洲发起新的强大攻势，迫使美国又要同苏联打核战争，于是就会使美国造成腹背受敌、两线作战、内外交困的被动局面。为了避免出现这种顾此失彼、两头失塌的失败危机，所以肯尼迪决定放弃“两个半战争”理论而转变为只同苏联打一场核战争的“一个战争”理论，明智地选择了转兵西向之路，下令从越南撤军而仍然把战略重点放在欧洲。

肯尼迪从越南撤军的命令已经在10月2日下达并于10月11日生效，他也巳命令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公开宣布并立即执行。为了落实撤军方案，他又在11月18日派遣助手福雷斯特前往东南亚去作彻底的实地检查。

但是恰恰就在肯尼迪总统已经抬起撤军之腿并已经跨出撤军门槛而刚要落地还没有落地的关键时刻，也就是在肯尼迪派助手去实地检查撤军方案实施情况的第三天，即1963年11月22日，他在由副总统约翰逊陪同访问得克萨斯州的达拉斯小城时突然被埋伏在多个伏击点的枪手射中头部而身亡。

三、依靠肯尼迪之死接任总统的约翰逊一上台就突然取消肯尼迪撤军令而立即向南越增兵

肯尼迪总统的突然遇刺，立即引起了美国的举国震惊和哀痛，也引起了世界的震动和悲伤，人们纷纷在问是谁暗杀了肯尼迪总统？为什么要杀害他？强烈要求追捕凶手，查明真相，予以严惩。而肯尼迪的突然离世，使他未能亲手实施结束越战的撤军计划，没有亲眼看到美军官兵撤离越南回到美国家乡的欢乐情景，这也就成了他遗恨终身的半件未竟之事。

但是如果肯尼迪还活着的话，使他绝对不会想到的是，因他被杀而在当夜接任总统之职的原副总统林登·约翰逊，在就职48小时后一反肯尼迪把欧洲大西洋作为战略重点而退出越战转兵西向的方针，不仅紧急宣布立即终止和取消肯尼迪从越南撤军的计划和命令，而且反而下令对西贡军政府加大军事援助。到1964年初时，美国向南越增派去了更多的美国部队和武器装备，美国军事顾问被派到南越政权的县、营级，并还提供直升飞机的战斗支援。

接着，约翰逊任命威斯特摩兰为侵越美军总司令，又根据继续担任国防部长的麦克纳马拉的建议，在1964年5月制定了将战争扩大而推向北越以阻止其援助南方游击队的具体计划。为达此目的，约翰逊政府在8月2日制造了美国驱逐舰“遭北越攻击”而迫使美军进行“反击”的所谓“北部湾事件”(根据最近媒体最近揭露，此事件根本没有发生，纯属当时美国政府为了侵犯北越所编造出来的谎言)，并以此为借口在8月5日出动大批飞机疯狂轰炸扫射北越的鸿基、禄昭、福利、广利等四个鱼雷快艇基地和油库。麦克纳马拉又采取一系列措施加强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兵力，把攻击航母特混群调到西太平洋，把截击机和战斗轰炸机调到南越，把战斗机调到泰国，又把反潜特种部队调到南中国海，美陆军和海军陆战队进入警戒状态。此时，调到越南的美军人数已从肯尼迪被刺前的1.63万人增加到8万多人，平均每月几乎增加1万人。

过了5天，美国对北越继续进行第二阶段的连续轰炸，美国民众对于扩大越战的支持率由42%一下子提高到72%，约翰逊在美国民众如此巨大的支持下又向南越增派了7000多名军事顾问。接着美国政府宣布将肯尼迪的“特种战争”转变为“局部战争”，并将侵越战争继续升级。

1965年初，在美国的要求下，韩、菲、泰和台湾都派军队参加越战，澳大利亚也建立了应急支援基地。3月8日，美国第一支3500人的整编制战斗部队在南越舰港登陆参战。4月初，又把在太平洋的美军主力部队第二十五步兵师的一个分队运往南越。6月8日，美国公开宣布美军直接参加越战，为时十年由美国直接参战的越南战争就此正式开始，使这场“代理人战争”变成了“美国的战争”，甚至被命名为“麦克纳马拉战争”。

四、约翰逊政府扩大越战并准备同中国一战

肯尼迪生前要坚决撤军结束越战，最主要的原之一是害怕如果扩大这场战争很可能会引起中国援越抗美，甚至中国可能会出兵参战，这就会引起美中在越南战场上直接相撞而发生继朝鲜战争之后的第二次美中战争，而这场美中战争很可能会迫使美国承担使用核武器的巨大风险。这正如麦克纳马拉在事后所写的回忆录《回顾》一书中所说的：当时政府“成员们的计划中提到了从战争到核战争升级的问题，在考虑美国在越南的行动中，……这一风险表现在，美国在印度支那半岛的军事行动将会导致中国或苏联的地面或空军部队与美军进行直接的对抗――无论使用常规武器或是核武器，无论在亚洲或是在世界上其他地区”。［注18］

也就是这种风险主要在于，美国要打败参战援越的中国，根据朝鲜战争的教训，使用常规武器的常规战争肯定不是毛泽东的对手，只有使用核武器才能置中国于死地。而当时还没有原子弹的中国在美国将要核攻击的逼迫和刺激下，很可能会提前制造出核武器来向美国进行核回击，或者可能会要求苏联对美国实施核反击的支援，或者苏联有可能利用中国把美国的主要力量拖住在越南和亚洲而造成欧洲薄弱之际趁虚而攻，对欧美发起比古巴导弹危机更加凶猛厉害的核武攻势和地面进攻，从而造成中苏合作东西出击，使美国陷于两头受敌、腹背夹击而又无法抽兵西向对付苏联西进的危难之中。所以肯尼迪把扩大越战会引起如此严重后果的担心放在了头等重要的位置，不仅不敢对中国使用核武器，并且为了防止发生这种可怕危局，毅然决定撤出越南，不予再战，以避免在越南与中国相撞开打甚至打核战争而顾此失彼，两头打塌。

但是继任总统的约翰逊在肯尼迪被害后才两天却就改变了他的欧洲重点战略，立即终止和取消了他生前的从越南撤军计划和命令，不仅向南越增派更多的军队直接介入和扩大战争，而且还有意要挑衅和侵犯中国，挑起中国出兵援越，准备与中国在越南一战。

1963年12月13日，也就是在肯尼迪遇剌后二十天，约翰逊政府就对中国露出了凶相。这一天美国远东事务助理国务卿希尔斯曼在旧金山联邦俱乐部就美国的对华政策发表演说，希尔斯曼的讲话是约翰逊政府上台后在对华政策方面的首次政策性文件。中国外交部获悉后于12月26日在新编印的《新情况》上以《美国对华政策新诠一对希尔斯曼12月13日演说的几点看法》为题作了刊登和分析。外交部的文章指出：希尔斯曼认为：“1、中国是一个‘敌视西方、威胁邻国的激烈的敌对力量’，美国在远东面临的‘最大麻烦’的问题就是中国；2、中国坚持革命路线，已达到危险的程度，但不会轻易冒险；3、中国的政权和领导巩固，目前看不到会改变对外政策和对美政策。”希尔斯曼又说：“美国对华政策的主要内容是，1、美国对华政策的首要目标是要中国不对‘自由世界和邻国进行颠覆或发动侵略’，这需要在中国周围建立一个包围圈来‘遏制’中国；2、要中国接受‘两个中国’的局面，以此作为改善中美关系的条件；3、继续执行不承认中国和对中国大陆‘禁运政策’”等等。［注19］

1964年8月5月，美国以制造“北部湾事件”的谎言为借口开始对北越进行大规模轰炸。到1965年2月上旬，美国又实施“滚雷行动”，出动更多的空军连续大规模轰炸北越，并在3月8日派出战斗部队登陆岘港参战。但麦克纳马拉却认为：“空中轰炸仅能减缓北越的支援，而不能切断这种支援，最好的办法是出兵从北越登陆，占领河内，彻底摧毁北越基地。”为此他多次向约翰逊总统提出实施这个北侵计划，就像“麦克阿瑟当年在朝鲜战场危急关头，果断派兵从仁川登陆切断金日成部队的后勤补给，南北夹击几十万朝鲜军队，并迅速向三八线推进的情形。”以及“1945年9月23日，法军军舰运载两万军队在北越海防登陆，不久进入河内，把刚刚宣布成立的越南民主共和国的官员赶到越北山区的情景。”［注20］

这个登陆北越的北侵计划立刻引起了美国朝野的担忧，他们认为此举会促使中国像朝鲜战争时出兵参战一样又会出兵援越而发生第二次美中战争。一些美国高级将领们也认为：“只要美国军队接近越中边境，肯定会引起中国的干预”。［注21］前美国国务院顾问汉斯·摩根索在4月8日的《纽约时报》上也撰文认为：“美国试图在外围对中国实行军事遏制，结果必然会导致中美战争。那时美国的核力量和海空优势不会起决定性作用，势必要派几百万地面部队到亚洲去。”［注22］

但是得到前总统艾森豪威尔有力支持的、以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和中央情报局为主力的军方强硬主战派却认为，美国的力量已今非昔比，而且苏联并不完全站在中国一边，中国也还没有核武器，美国应该在越南坚持打下去。为了阻止中国援越，甚至不惜与其一战，将其遏制。美国参议员盖耳•麦吉在国会发言时说：“战后同苏联经过多次较量才使它受到遏制，现在(反美)的指挥中心已经转移到北京。”［注23］美国陆军的军事权威在《纽约时报》上撰文说：“哪怕是中国以最大的力量打击我们，我们也能在南越和老挝打赢一场朝鲜式的战争。”他要求“对北越进行坞的大规模轰炸(包括工业目标)，并以海军和陆军炮击辅助空中轰炸。”［注24］“美国著名专栏作家华尔特·李普曼也著文说：“根据所谓多米诺骨牌的理论，如果美国在同中国共产主义对抗的时候显示自己是一只纸老虎，而不采取军事行动，美国就会丧失亚洲各国对尊敬和支持。”［注25］

对于这些好战的意见，约翰逊总统不仅表示同意和支持，而且也强调要对付中国势力南下而不惜同中国开战，为此他在1965年5月的檀香山军政头目会议上说：如果不打败越南方势力，“中国的势力、苏俄的势力势必南下，共产党国家的军事力量就可能控制太平洋和印度洋的要道—马六甲海峡，美利坚合众国在东南亚的利益将蒙受重大损失。到那里再下决心与共产党争夺，调整军事部署，对付共产党势力的扩张，对付苏俄在亚太地区的进攻性策略，就为时太晚了。”［注26］于是美国军方专门制定了登陆北越的入侵计划，而在约翰逊宣布美国直接出兵参战的第9天，即1965年6月17日，伦敦《每日快报》透露：“这项计划将重复朝鲜战争期间麦克阿瑟的做法，当时麦克阿瑟将军决定仁川登陆，截断北朝鲜的通路……对于这次计划，美国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得到了美国参谋长的支持，而且已经提交约翰逊总统。”［注27］

五、美国准备对中国发动核战争

然而更严重的是，约翰逊政府也像他的前任杜鲁门、艾森豪威尔和肯尼迪一样，准备对中国和越南发动核战争。

早在中共刚刚建国后的朝鲜战争中，美国就想对朝鲜和新中国发动核攻击。1950年10月，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被援助朝鲜的中国志愿军打退，为挽救失败，麦克阿瑟要求参谋长联席会议允许把战争急剧升级，包括封锁和轰炸中国大陆，并沿鸭绿江南岸的朝中边界设置一道“放射线带”。他扬言要对中国使用核武器，甚至表示准备以此核攻击引发同苏联的战争。美国海军少将莱勃也向参联会要求“以原子弹的可能使用作为阻滞中国军队干涉和掩护美国军队从朝鲜撤离的一种手段”。11月30日，也就是战败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在朝鲜秋津水库向志愿军投降之日，杜鲁门总统召开紧急会议宣称：在朝鲜战场上“对原子弹的使用已经给予积极的考虑”。12月6日，志愿军解放平壤并把战线推进到三八线，杜鲁门立即批准将原子弹装运到一艘停泊在朝鲜半岛附近海域的航空母舰上，随时准备在朝鲜使用，美国轰炸机还对平壤发动了模拟核袭击演习。1951年1月11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向总统提交要求对中国实施原子弹攻击的计划。美国在当年已用可以发射“马克－－4”型和“W－19”型战术核武器的280毫米榴弹炮大量装备部队，并准备将它用于朝鲜战场。1952年11月，杜鲁门总统表示：“我们准备封锁从朝鲜边界到印度支那半岛的中国海洋。我们准备用各种手段摧毁满洲的每一个军事基地，包括潜艇基地。如果还有进一步的干涉，我们在必要时摧毁中国的任何港口和城市。”

艾森豪威尔在1953年1月20日接任总统后，便在2月11日同意参联会关于在朝鲜使用核武器的建议。他指出：“在朝鲜，只要需要，就使用核武器”。5月6日，他在一次国家安全秘密会议上还亲自选定在朝鲜境内进行原子弹突击的具体目标，并接受莱德尔将军的建议，认为可以考虑在开城地区使用战术原子弹。5月19日，参联会制定并由艾森豪威尔同意的“奥普兰8－52核作战秘密计划”，准备把朝鲜战争升级为核战争，并指示把此决定通知到战区各级指挥官。［注28］

第二天，国安会讨论了如果中共不接受战俘协议，就决定“针对中国和满洲采取空中和海上军事行动，其中包括在战略上和战术上广泛使用原子弹。”这次升级行动以海上封锁中国港口为开端，然后逐渐扩大到对大陆的核轰炸，其目的是为了“取得最大的突然性和最大的心理影响”。［注29］

美国除在朝鲜战争中准备对中朝使用核武器，也准备对中国的援越抗法战争进行核打击。1954年3月，美国为了帮助法国阻止越南人民军的胜利，打击中国援越，陆军参谋部曾准备实施代号为“秃鹰行动”的秘密核作战计划，即在黎明时分由海军航母战斗机投掷2至6枚3.1万吨级的原子弹取得优势。为此美国陆军情报局对在越南境内使用核武器所要打击的目标进行了精心的研究，并分析了诱发中国进行干预而对中国实施核打击的可能性。部署在越南海域的美国海军航母此时也己经全部装载了原子弹，随时准备派飞机把原子弹投向北越和中国。［注30］

同年5月，中国针对蒋介石“反攻大陆”的武装行动对金门、马祖两岛进行炮击，美国参联会以及雷德福海军上将及空军和海军参谋长们立即要求总统下令向中国大规模投掷核武器进行报复，并派美军进驻金马。1955年3月，美蒋担心解放军攻占一江山岛后会进一步解放金、马和台湾，美国决定不惜采取使用原子弹在内的一切打击手段予以阻止。美国国务卿杜勒斯还在3月10日表示：美国已经作好了对中国进行原子打击的准备，并说：“我们将不得使用原子武器，只有它们才能有效地对付大陆的机场。”艾森豪威尔总统和尼克松副总统也暗示要对中国使用核武器。美国海军作战部长卡尔内海军上将甚至公开透露美国已经拟定好的一个对中国发动大规模核攻击的计划，而国务卿杜勒斯和他的高级顾问以及他的弟弟中央情报局长艾伦•杜勒斯提出，只要解放军进攻金、马，美国就在台湾部署核武器，并使用常规武器和核武器就马上对中国进行全面进攻，封锁整个中国沿海，摧毁中国能源、交通铁路线。［注31］

　1957年上半年，台湾海峡发生了第二次金、马危机，美国又一次准备对中国动用核武器，不仅在台湾部署了“斗牛士”导弹，还向韩国派遣了装备有核武器的作战部队，中国首次受到美国战术核武器的具体威胁。9月2日，杜勒斯和参联会又要求对中国进行核打击，艾森豪威尔批准一份对华使用核武器可能性的绝密文件，并在台湾海峡和亚太地区进行了美国战后最大的一次兵力集结。杜勒斯在总统授权下于9月4日发表声明称：“美国有条约义务来帮助保卫台湾”。9月6日，美国向台湾提供了能发射核弹头的8英寸榴弹炮，参联会甚至要求总统授权第七舰队可以下令对中国大陆进行核攻击的权力。

　如前所述，肯尼迪上台卷入越南战争后为阻止中国南下，也准备对中国和越南发动核战争。他曾说：“我们完全不能想像中国拥有核力量后，世界将变成什么样子。中国确实很危险，禁核条约若能真的阻止中国成为核武国家，则这个条约是不错的。我们确实在不能让中国拥有核武器，禁核条约必须对中国有严重影响，这很重要。”因此他不仅和苏英搞了个三国禁核条约，而且分别在1961年9月6日和1962年9月举行过代号为“高根1”号和“高根2”号的两次对华核战争演习，还企图同苏联合作摧毁中国的核武设施和基地，只是因为他要继续实施对付苏联的欧洲战略重点而只得作罢。

　　现在又轮到取代肯尼迪的约翰逊了，他当上总统扩大越战后，也想靠核武器取胜。1964年3月，也就是约翰逊在他刚上台以后才四个月，他就批准美国军事指挥官在四种紧急情况下不经总统同意就可以自行决定使用核武器的秘密指令。这项被列为最高机密的指令，是麦克纳马拉根据《邦迪备忘录》作出的，并得到约翰逊总统的批准。这四种紧急情况是：1、美国将遭到从空中到太空发动的核攻击；2、美国即将遭到来自海上的飞弹袭击；3、美国在遭到核攻击后不得不采取攻击行动；4、派驻海上或国外的美军遭到重大攻击行动［注32］这也表明美国早就做好了一旦中国拥有核武器并对美国构成核反击威胁时就要对中国发动核打击的准备了，而且将领们不经总统批准、或与总统联络不上时就可以自行决定这种核攻击。

1964年10月16日中国试爆成功原子弹，这使得美国更想摧毁中国的核力量。美国保守派领导人威廉·马克莱在1965年1月和6月两次要求约翰逊总统全面摧毁中国的核武力量，甚至台湾国民党的蒋介石、宋美龄和行政院长严家淦也呼吁美国使用核武器摧毁中国的核设施。麦克纳马拉和参联会、威斯特摩兰以及许多主张核武器取胜的人更是积极地向总统建议对中国使用核武器，打一场核战争，其间还要对中越使用其他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这正如麦克纳马拉所说的：“如果中国在越南或朝鲜参战，如果美国的损失非常巨大而常规战争不能达成预期的目的时”，美国“肯定会对中国使用核武器、放射性武器、细菌武器和化学武器的。”

他们提出对中国使用核武器的第一个方案是：随着越战的扩大和美中战争的发生，美国在将要坚持不住的关键时刻，对中国援越军队和中国本土正在研制原子弹的核基地等重要战略目标、政经中心、人口密集区等投掷或发射大批大当量的核弹。同时使用其他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大量杀伤中越军队主力，一举把中国打成瘫痪，然后平息美国国内反战内乱，并回师援欧抗苏；

第二个方案是：在老挝边境一带用三至四个师进行封锁，并用战术核武器炸出一个“核化地带”来，阻止中国援越军队南下；或者对北越进行有控制有选择的核轰炸，以打击中越军队，对中越中老边界通道进行核封锁，阻断中国援越。与此同时，对中国境内正在进行核发展的核武基地，核设施、核仓库等实施外科手术式的核轰炸，将中国还未研制成功或刚刚获得成功的核武力量一举摧毁摘除，扼死在“摇篮里”。

由于这个核战争计划得到约翰逊总统的支持，所以痴迷于艾森豪威尔“大规模报复”战略而热衷打核战争的麦克纳马拉这时大肆鼓吹战争会进一步升级，承认要爆发核大战，并说美国在这场核大战中准备死亡1.5亿人，中国、越南要死多少人就可想而知了。［注33］

为了进一步扩大针对中国的侵越战争，实现同中国开战、甚至对中国使用核武器的计划，约翰逊在1965年6月8日宣布美国直接出兵参战以后，主张对中国先来点挑衅性的“毛毛雨”，然后逐步升级，诱使中国反击而找到对中国动武的借口。于是便在1965年7月11月开始派飞机侵犯中国云南领空，在越南的轰炸地区也不断向中国边境方向北移，同时对中越边境、海南岛沿岸和北部湾中国南部沿海的侦察、“游猎”活动和“擦边”武装挑衅事件骤增。为了准备出兵入侵北越和准备同中国交战和打核战，约翰逊于7月27日作出了“在东南亚进行更大的战争”的决定，并更多地向越南增兵，到1965年年底时，侵越美军已从1964年年中的8.1万人，猛增至18.43万人。

1966年1月，美国进一步把主要军事力量从欧洲大西洋地区转到亚洲太平洋地区，把战争矛头直指中国。这正如美国《幸福》杂志在《太平洋的战略》一文中所说的：“若干月来，美国正在以变得几乎惊人的规模把它的军事部队中的主要力量从大西洋地区转移到太平洋。美国的军事机构从一个面对俄国的、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为中心的战略，正在转变为一个面对中国的、以夏威夷为中心的战略。”“紧急调往太平洋的部队在大多数方面比十年多来美国为支持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而在欧洲保持的部队强大得多。”美国希望日本扩军备战，“最理想的是，在若干年内，日本连同南朝鲜、台湾、泰国和南海的英联邦伙伴在东北部结成一个重要的弧形，成为对赤色中国周围形成的新月形遏制圈。”［注34］

刚过两个月，即1966年3月，约翰逊下令对北越的轰炸进一步升级。5月，美国开始直接向中国打上门来，派战机击落一架中国飞机。8月，美国战斗机又炸沉炸伤中国货船各一艘，炸死中国船员9人，炸伤7人，而且美国轰炸机对位于河内市区的中国大使馆也发射了空对地导弹。到1966年底时，侵越美军已由1965年的18.43万人，猛增至38.35万人，平均每月增加超过1.6万人，而也正是这一年毛泽东在中国发动了文化大革命。

六、毛泽东说我们应当以可能挨打为出发点来部署我们的工作

中国始终在密切注视美国对华政策的变化和对越战争的发展动向。对于肯尼迪上台后向南越增兵搞反游击战的“特种战争”，人民游击战争的创造者毛泽东是很注意的。以后他曾对斯诺说：肯尼迪“提出特种战争、局部战争，就是对付这个的。有消息说，他也看我写的文章，这可能是真的”。［注35］

毛泽东对肯尼迪在1963年10月下令从越南撤军和为了扫除撤军障碍在11月1日策动杀掉吴庭艳兄弟的政变，也是非常清楚的，而且应该是欢迎的。

但在即将结束越战的关键时刻肯尼迪突然被暗杀，这是毛泽东和所有的中国领导人都是没有想到而极感突然和震惊的，因为这个突变将关系到肯尼迪的继任者是继续贯彻实行肯尼迪停止越战的决策呢还是相反，而这将决定中国的安与危，毛泽东和所有中国领导人都在密切关注事态的发展。

然而不幸的是，依靠肯尼迪的死才得以继任的约翰逊政府却是反其道行之，不仅背弃肯尼迪的撤军计划和命令而急剧向越南大量增兵并轰炸北越，扩大越南战争，而且还把战争矛头直指中国，甚至准备对中国使用核武器。这使中国受到了美国进攻、尤其发动核战争的严重威胁和巨大危险，不能不引起毛泽东最大的重视和忧虑。

其实，还在肯尼迪上台后不久为了阻止中国“南下”而向南越增兵搞“特种战争”时起，毛泽东就不安起来。以后肯尼迪两次举行对华核战演习，又和苏英签订了意在阻止中国拥有核武器的三国禁核条约，还策划准备由美国单独派战略轰炸机或同苏联一道各派轰炸机联手摧毁中国西部核试验基地，使毛泽东对美国要对中国发动战争甚至核战争的预感越发强烈起来。而当时中国经济落后，还没有做好反侵略战争的准备，尤其还没有研制成功原子弹，这无疑加剧了毛泽东对中国安全的担忧。他再三考虑后认为有备无患，应该防患于未然，对以后可能会发生的战争和核战争要做好打的准备。尤其一定要尽快造出原子弹来，否则对美国的核攻击将只有挨打被毁的份儿而毫无回手之力。这正如他在1955年作出中国搞原子弹的战略决策时所说的：“我们不仅要有更多的飞机大炮，而且要有原子弹。在今天的世界上，我们要不受人家欺负，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

所以在肯尼迪遇刺前两个月，即1963年9月，他在审阅《关于工业发展问题》时批语中说的：“如果不在几十年内，争取彻底改变我国经济和技术远远落后于帝国主义国家的状态，挨打是不可避免的。”“这里存在着战争可以避免和战争不可避免这样两种可能性，但是我们应当以可能挨打为出发点来部署我们的工作，力求在一个不太长久的时间内改变我国社会经济技术方面的落后状态，否则我们就要犯错误。”［注36］而在此前不久的8月29日，他曾指示国家计委和国防工委关于1964年国防工业的主要任务是继续以“两弹”为中心，保证原子工业和导弹的研制和生产。［注37］

正在这时，美国总统肯尼迪突然在1963年10月3月下令从越南撤军。肯尼迪这个结束美国参与的越南战争而可以避免发生美中战争的选择和决定，对毛泽东和中国来说当然是个好消息。

不料好景不长，一个多月后肯尼迪又突然遇刺而使国际风云突变，继任者约翰逊立即改变肯尼迪的欧洲战略重点而扩大针对中国的越南战争，这使毛泽东顿时紧张起来，对战争的准备之事也更重视起来。他在希尔斯曼发表敌视和包围遏制中国的演说后第三天，即1963年12月16日，对负责“两弹”的副总理兼国家科委副主任聂荣臻元帅说：“军事上除进攻武器外，要注意防御问题的研究，也许我们将来在作战中主要是防御。进攻武器，比原子弹的数量我们比不赢人家。战争历来都需要攻防两手，筑城、挖山洞都是防嘛。我们准备做一些蠢事，要搞地下工厂、地下铁道，逐年地搞。”［注38］对于希尔斯曼的演说，他在12月28日给刘少奇、邓小平、外交部和外事办的批语中指示要对美国的反华政策“采取攻势”，［注39］又在1964提1月12日在支持巴拿马人民反美斗争的谈话中指出：“美帝国主义手里的原子弹、氢弹，是吓不倒一切不愿做奴隶的人们的。”

毛泽东这时对尽快研制出原子弹特别重视。1964年1月17日他在接见外国记者和专家时非常自信地说：“现在他们看不起我们，认为我们只有手榴弹，没有原子弹。现在原子弹还没有爆炸，但是总有一天要爆炸的。”［注40］

1964年6月16日下午，毛泽东在十三陵会议上专门谈到了军事问题，要全党作好备战工作。他提出：“要准备打仗，打起仗来不要慌张，打原子弹也不要慌张；帝国主义不要怕，越怕越被动，有了准备，就不怕；我们要有准备，打起仗来靠中国顶住，靠修正主义(指苏联)是不行的；敌人打进来，我们就可以打出去了，要抓民兵工作，只靠解放军不够，不但要搞文，还要搞武，要制造枪；各级地方组织也要抓军事。”［注41］

但是毛泽东知道中国更需要和平。他在1964年6月23日同智利友人谈话时表示：“打仗对我们没有好处，我们要进行建设，打仗会把我们进行的建设打烂了。中国要和平，凡是讲和平的，我们就赞成，我们不赞成战争。”［注42］所以他对约翰逊如果能像肯尼迪一样从越南撤军而避免再次发生中美战争抱有希望。7月9日，他对法国外宾说：“现在法国人在教训美国人，叫美国接受法国的教训，不要在越南打仗了：‘我们法国人失败了，你们美国人要打，也要像我们一样失败的。’美国大概会接受法国的教训，已经打了三年打不赢，再打下去也不行，它不走是不行的。”［注43］

然而与毛泽东的希望相反的是，美国不仅没有撤军，反而更大的增兵扩战，此时派往越南的美国军队也已达到8.1万人，而且还在8月2日制造了“北部湾事件”。美国国会授权总统“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以击败对美国的任何武装袭击，约翰逊便于8月5日开始大规模轰炸北越。中国政府对美国把战争推向北越的侵略行径于8月6日发表了严厉谴责的声明。

七、毛泽东说要打仗了

“北部湾事件”是美国把越南战争从“特种战争”扩大到“局部战争”的转折点，如果美国对北越继续升级地轰炸下去，就可能会袭击和轰炸中国，由此很可能会引发中国抗击美国侵略的中美战争，这迫使中国不得不做要打仗的实际准备了。毛泽东深知此事件发展下去的这种严重后果，所以在中国政府的声明稿上批语道：“汪东兴同志阅后，即交江青阅。要打仗了，我的行动得重新考虑。”［注44］

“北部湾事件”以后战争形势开始紧张起来，中国对越南的抗美援助和反美侵华的备战工作也加紧起来。毛泽东在批语“要打仗了”后仅过6天，即1964年8月12日，又对解放军总参谋部提交的《对国家经济建设如何防备敌人突然袭击的报告》作出了“此件很好，要精心研究，逐步落实”的批语，并责成国务院组成由李富春为组长、薄一波、罗瑞卿为副组长等13人的专案组予以实施落实。9月21日，毛泽东又在周恩来要求立即准备进行核试爆的报告上作了“已阅，拟即办”的批示。［注45］10月16日，第一枚原子弹爆炸成功，中国终于有了自己的核武器，打破了美苏的核垄断，成为世界上第五个核国家。

与此同时，为了应付未来战争和核战争的危险，三线建设也加紧开展起来。1964年中共中央在拟定第三个五年计划时，原先决定把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放在突出位置，被称为“吃穿用计划”，但随着越南战争的升级扩大，中国领导层马上改变了这一计划。毛泽东从存在新的世界战争严重危险的估计出发，在1964年5月15日至6月17日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指出：“在原子弹时期，没有后方不行。要把全国分为一、二、三线的战略布局，因此决定搞三线建设，要准备打仗。”6月29日我国自行研制的第一枚弹道式地对空导弹试制成功，7月9日和11日又发射两枚，使全程试验圆满成功。

接着，毛泽东在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又指出：“要准备美国发动侵略战争。现在工业都集中在大城市和沿海城市，不利于备战。工厂可以一分为二，要抢时间搬到内地去。各省都要搬家，而且学校、科学院、设计院也要搬家。成昆、川黔、滇黔三条铁路要抓紧时间修好，铁轨不够，可以拆其他线路的。”“为了防止外敌突然袭击，要改变我国工业和国防建设不合理布局。” ［注46］

10月18日，即原子弹爆炸成功后的第三天，中共广东省委对于在美国目前积极扩大对北越侵略战争情况下广东省关于国防工业和三线备战工作向中南局并中央作了报告，该报告提出加速地方军事工业、国防公路和通讯的建设，把前沿工业内迁到三线，做好物资仓储工作，加速农业、山区经济和文教卫的建设等。毛泽东立即批示给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彭真、罗瑞卿，要求各省“也都讨论一下自己的三线问题。……现在不为，后悔无极”。［注47］

11月12日，毛泽东在关于中央军委抓战备落实、修改全军作战计划的报告上批语道：“少奇、小平、彭真同志：此件可一阅，这是件大事。请你们注意军事，不要把它忘了。” ［注48］可见毛泽东对备战、作战问题的重视程度，也可见刘、邓、彭在毛泽东批语以前几乎把这件备战、打仗的大事给忘了。

为了加快经济建设步伐，尽快增强国力军力，1964年12月20日至1965年1月4日召开了第三届全国人大会，确立了“四化强国”建设路线。而这时随着越南战争向北推移，美国对中国的军事威胁越加严重起来。1965年2月18日，麦克纳马拉在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作证词时说：“中国今天是美国的主要敌人”，“我们打算坚定不移地反对共产党中国”。而许多美国报纸声称越南战争中将不再有朝鲜战争那样的“庇护所”，美国军队对得到中国支援的北越军队将实行“穷追”，在作战中将不承认“任何武器限制”，言下之意是可以对越南和中国使用核武器。

1965年4月9日，邓小平写了一份中央关于加强战备工作的指示稿，该稿要求全党县委以上干部加强战备思想、密切注意越南战局发展，要准备对付美帝把战争引到我们国土上来；要估计到敌人可能冒险，要准备应付最严重的情况，准备对付美帝轰炸我国的军事设施、工业基地、交通要地和大城市，以至在我们的国土上作战；要切实做好对付敌人空袭的准备，我们对小打、中打以至大打都要有所准备。毛泽东于第二天即4月10日就批示：“已阅，同意。” ［注49］

紧接着，中共中央于4月12日发出了关于加强备战工作的指示。《指示》指出：鉴于美国正在越南采取扩大侵略的步骤，直接侵犯越南民主共和国，严重威胁我国安全，在目前的这种形势下，中央认为应加强备战。《指示》号召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在思想上和工作上要准备应付最严重的局面，要发扬爱国主义精神，尽一切可能支援越南人民抗美救国斗争。一个月后，即5月14日，我国第二颗原子弹爆炸成功。

5月21日，解放军总参谋部为了贯彻毛泽东关于战略方针问题等一系列指示召开了军委作战会议，并印发了刘少奇、周恩来、朱德、林彪、邓小平的指示纪要，该纪要的主要意见是：1、要立足于准备早打、大打，从各方面来打。做好准备，迫使敌人不敢轻易来打，争取推迟战争，甚至使战争打不起来；2、处理好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的关系等。毛泽东在四天后作出批语：“此件已阅，退林彪同志。所提各项意见，都同意。” ［注50］6月2日，毛泽东又对国际关系研究所的一份内部材料批示道：“一、二、三年之后才打，我们就有准备了，但是我们要放在马上打的基础上部署工作。” ［注51］而一个多月后，即7月11日，美国开始侵犯中国领空、对北越的轰炸北移，对中国的侦察、“游猎”活动和擦边挑衅事件骤增，约翰逊又于7月27日作出了“在东南亚进行更大战争”的决定，美国针对中国的战争已经越加临近了。

为了避免真的发生中美战争时遭受不必要的损失和在战时有足够的后勤供给能力及安全保证，国家计委在8月21日召开了搬迁工作会议。会议指出，搬迁工作必须立足于对付帝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要坚决地快搬、早搬，实行大分散小集中的原则，国防尖端项目要分散、靠山、隐蔽。从这时起，全国有必要迁移的企业、单位、工程科研项目和人员等的搬迁工作和三线建设便紧张全面地开展了起来。

为了搞好搬迁工作和三线建设，毛泽东约同刘少奇、邓小平和彭真在9月25日亲自请彭德怀出山担任西南三线建设副总指挥。他对彭说：“现在要建设战略后方，准备战争。”“将来还可以带一点兵去打仗”。［注52］

1965年9月初，根据中共中央提出的“备战、备荒、为人民”的战略方针，国家计委又重新草拟了《关于第三个五年计划安排情况的汇报提纲》。《提纲》明确提出，“三五”计划必须立足于战争，从准备大打、早打出发积极备战，把国防建设放在第一位，加快“三线”建设，集中力量尽快把“三线”地区的基础工业和交通运输业建设起来，逐步改变工业布局；发展农业生产，相应发展轻工业，逐步改善人民生活。《汇报提纲》要求把建设重点放在“三线”地区，强调指出将“三线”建成初具规模的战略大后方是关系国家安危的大问题，如果在这个问题上不采取坚定的态度，就会犯方针性错误。

1965年9月至10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又召开了工作会议，会议决定将经济建设的中心从解决吃穿用转变为战备。

为了准备战争，加强中央军委的作战指挥能力，毛泽东于1966年1月8日又将叶剑英、徐向前、刘伯承等老帅增补为中央军委副主席。此时，十大元帅中除了罗荣桓元帅已去世、朱德任人大委员长、彭德怀在三线外，其余七帅全为副主席了。

八、中国全力援越抗美

“北部湾事件”也是中国援越抗美的转折点。当新上台的约翰逊一反肯尼迪结束越战决定而转为扩大越战以后，中国政府经越南政府要求给予了一些援助，在肯尼迪被刺到1964年4月27日的五个月内，中国根据《中越协定》帮助在河内以北地区修建铁路、公路项目达100多项。当美国在当年8月2日制造“北部湾事件”并开始轰炸北越后，使原先只限于越南南方的“特种战争”一下子扩大到越南全境而成为“局部战争”，使战争形势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这一则形成了越南全民的抗美救国战争，但美国的狂轰烂炸也使北越损失惨重，削弱了对南方反美游击战争的支援，减弱了南方人民武装的战斗能力；另则美国为了阻断中国援越，很可能会出兵登陆北方，并可能会侵犯中国，于是很容易发生中美之间的武力碰撞。因此对于中国来说，一方面必须加紧备战，防美侵华，准备打仗；另方面则要更大的援越，使北方能够依靠中国顶住美国的轰炸，并且有能力阻止住美军的登陆，也使南方武装能够源源不断地得到北方和中国的支援而继续顽强抵抗，把美伪军拖住在南方。因此在“北部湾事件”以后中国也就全力声援越南抗美，并大大增加了对越南的经济军事援助。

在美国制造“北部湾事件”并在8月5日开始大规模轰炸北越后，中国政府马上在8月6日发表援越反美的严正声明表示：“美国对越南民主共和国的侵犯，是对中国的侵犯，中国人民不会坐视不救！”8月8日，北京举行百万人声援大游行。8月10日北京又举行10万人盛大集会，周恩来总理出席了集会。10月16日，中国爆炸成功了第一颗原子弹，这极大地震动了正在逐步升级、扩大越战的美国。1965年2月上旬美国实施扩大对北越轰炸的“滚雷行动”。2月8日至10日，北京有300万人集会示威抗议，到12日全国共有1100万人走上亍头，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与北京军民一道声讨美国的侵略罪行。中国政府声明：“中国将给予越南一切必要的物资援助，还准备在越南人民需要的时候，派遣自已的人员同越南人民共同战斗。七亿中国人民是越南人民的坚强后盾辽阔的中国国土是越南人民可靠的后方。中国人民将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甚至不惜民族牺牲，竭尽全力，支援越南人民把抗美救国斗争进行到底。”［注53］

当美国继续扩大对北越的轰炸和侵犯中国领空领海，以及美国军队在3月8日登陆南越岘港参战后，中国政府在3月10日又发表了措词更加强硬的声明：“中国人民不怕这一套。我们是有准备的。中国人民将坚定不移地采取一切可能的措施，支持越南人民和印度支那人民，把反对美国侵略者的斗争进行到底。”接着周恩来总理通过巴基斯坦阿尤布·汗总统传话给美国总统约翰逊：“中国不会主动挑起对美国的战争”，但是“中国是做了准备的，如果美国把战争强加给中国，不论它来多少，用什么武器，包括原子弹在内，可以肯定地说，它进得来，出不去；战争打起来，就没有界限。”［注54］

中国除了在政治上、道义上对越南的抗美战争进行全力支持的声援和承诺外，在物质和军事上也给了更多的援助。还在肯尼迪搞“特种战争”时，刘少奇在1963年5月访越期间就对胡志明等越南领导人说：“我们同你们是站在一起的，打起仗来，你们可以把中国当成你们的后方”。约翰逊取代肯尼迪扩大越战后，毛泽东在1964年6月对越军总参谋长文进勇表示：“我们两党两国要合作，共同对敌。你的事就是我的事，我的事就是你的事。就是说我们两家无条件共同对敌。”而在1965年4月7日，即美国直接参战前两个月，胡志明等越南党政军领导人相继来华要求扩大援越规模，毛泽东对他们说：对越南的援助“我们只有一条，有求必应”。因此中国对越南援助要求尽量满足，还派去了一些工程兵和防空袭高炮部队。4月12日，中共中央和全国人大号召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尽一切努力援越抗美。4月17日，中央军委命令组建援越部队。为了震慑美国，中国又于5月14日爆炸成功了第二颗原子弹。［注55］

6月8日，约翰逊宣布美国直接出兵参加越南战争，越南领导人紧急要求增加援助，中国在第二天即6月9日正式出兵援越，将三个支队、两个高炮师、一个高炮加强团和三个公路支队的援越部队秘密进入越南北方助战，并增加了物资援助，这使北方能够及时抽调大批部队和青壮年开赴南方抗美战场。6月25日，毛泽东在长沙与胡志明会见时说：“咱们一家人嘛。有什么困难？要人有人，要物有物，不要客气。”［注56］

约翰逊对中国支援修复了越南补给线并把大量军队和给养运送到了南方极为恼火，虽然在中国两次爆炸原子弹和对越出兵支援的威慑之下不敢入侵北越，却扩大了对北越的轰炸，企图阻止中国援越。但中国兑现承诺，源源不断地给于越南大量援助，为此中国政府和军队专门成立了由21个部门单位负责人组成的援越协调机构，由杨成武、李天佑两位上将担任正副组长，另由李先念、薄一波、罗瑞卿等人组成专事援越的领导小组。到1965年年底，中国半公开赴越助战的各军兵种部队已达10万人。［注57］

九、美国扩大越战欲打中国和中国无限援越准备应战的战争升级必会导致中美之战和两国核战

从以上所介绍的这场由美国直接参战和中国援越抗美的越南战争历史事实，大致可以看到这样一些战争特征和因果关系：

1、已下令从越南撤军的肯尼迪总统突然被暗杀，是约翰逊能够上台并推翻肯尼迪撤军决定转而扩大越战的起因。如果肯尼迪没有被暗杀，或刺杀未遂，健在无恙，或只伤未死，依旧可以行使总统职权，那么他的从越南撤军计划和命令就会得到坚决的执行，并会如期实现，这场由美国参与的越南“特种战争”就不会再继续下去，而会在1965年年底结束。于是约翰逊依靠肯尼迪之死接位和扩大越南战争的事情就不会发生，中国全力援越和出兵相助之举也不会出现。越南即使还要打的话，也只会是一场越南人自己进行的国家统一战争，或是美国的代理人战争，中国则可以按照三届人大确立的“四化强国”建设路线安安心心地搞自己的经济建设，毛泽东也就不会在1966年发动文化大革命；

2、约翰逊扩大越战的升级速度很快，增兵规模很大，从他接任总统后第三天开始向南越增兵，到1964年8月初以“北部湾事件”为契机将在南越的“特种战争”扩大到全越南和印支半岛的“局部战争”，再到1965年6月8日宣布美国直接出兵参战而把越南印支的“局部战争”，扩大到准备对中国发动常规侵略战争和核战争的全局性“一个半战争”，整个过程只用了短短一年半时间。而且不论北越如何多的支援南方抗战，中国如何增加对北越的援助，甚至出兵帮助，都无法阻挡美国扩大战争的汹猛势头，反倒是北方支援南方越多，中国对越援助越大，美国对越战的扩大升级就越快越凶；

3、美国以“北部湾事件”为转机将“特种战争”提升为“局部战争”，然后又准备发动对华核战争，这种针对中国的升级扩战行动，迫使中国加紧发展经济和“两弹”，加速三线建设和搬迁，提前造出原子弹和全面备战、准备打仗，并且大规模物资援越。在美国严重的战争和核战争威胁下，中国不可能不做反侵略战争和核战争的防备和实战准备，也不可能不去援越抗美、保家卫国；

4、美国继“北部湾事件”轰炸北越以后，又在1965年6月8日直接出兵参战，把战争和核战争矛头直接指向中国，是导致中国出兵援越的转折点。从这时起，中国开始向越南派出大量援越部队帮助抗美。美国不断地扩大越战，并且直接出兵参战并准备同中国一战，迫使中国为防美侵华也出兵助越，准备应战，为此双方都在加速对越南大量增兵。中美两国的这种战争势头都在“水涨船高”地步步升级，难以停止，照此发展下去，这场越南战争很有可能真的会由“局部战争”升格演变为第二次中美战争和美国对中国发动核战争的世界级核大战；

5、中国对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