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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涛声依旧行漏船
——评十七大《政治报告》

作者: 毛继东
日期: 2007-10-29 12:43

一总评：涛声依旧行漏船
二什么是科学发展观？
三民生问题必须与社会主义道路相联系
四反腐维权促民主——左派大有作为的政治空间
五是否继续促进左转？

一总评：涛声依旧行漏船
我在十七大召开前夕提交给党中央的副《政治报告》中明确认为：“中国共产党已经陷入严重危机之中，这是有目共睹举世皆知无法掩饰的。这种危机的严重程度可以用一句并不耸听的危言来表达，整党党垮，不整党国垮，而国垮党亦必垮。”
大会结束了，我阅读了《政治报告》，《政治报告》没有能够说服我放弃我的见解，我仍然坚持我对党的危机的认识。这种危机就像航船的漏洞，随时会发生倾覆的危险。遗憾的是，《政治报告》对党的现实状况用“我们的工作与人民的期待还有不小差距，前进中还面临不少困难和问题”轻轻地一带而过，讳言危机，对改革开放大歌大颂，对改革开放的弊端没有深刻的反思，只是修修补补。这使人想起电影《泰坦尼克号》，在泰坦尼克号客轮即将触礁之前，舵手茫然不知，而船上的乘客还在客厅中翩翩起舞，有的还在庆祝生日，顷刻之间触礁船倾一片灾难。不用说腐败和两极分化问题的严重性，仅仅是股市、房地产、物价三个大泡沫只要有一个破裂，就可能引起社会大动荡。种种迹象表明，多次激发世界金融风暴的国际金融炒家——索罗斯已经介入甚至操纵了中国的金融和股市，金融和股市风暴说不定在某个黑色星期一早晨就会拜访中国。《政治报告》本应该“求真务实”地正视现实的危机，正如我党在遵义会议上那样，而绝不应对危机闪烁其词掩饰回避。我对《政治报告》的总的评论是：涛声依旧行漏船——总路线不变，总政策不变，总道路不变，总方向不变，即向完全彻底的资本主义复辟的方向演进不变。如果说有什么变化的话，那就是左转的意向已经消失，在关闭左灯的情况下坚定地向右方向行驶。报告中虽然列举了大量的治党治国治军的措施，但都是治标不治本的绥靖措施，不是左转的行动。通篇没有丝毫的科学社会主义，只有浓重的蒲鲁东主义，充满“温和”、“宽容”的语调（台湾电视台与中央电视台联播时台湾嘉宾的评论）和“和平”、“和谐”的企望，无产阶级政党党代会《政治报告》必须具有的让敌人惊魂丧胆的锐气荡然无存。无法让人有“忽如一夜春风来”的感觉，而是使原来主张促进中央左转的许多左派战士失望了，他们在政策上将作出调整。
中国已进入复辟与反复辟斗争的胶着时期，复辟进入成本最大风险最大的最后过关时期，反复辟也进入最后攻坚战时期。《政治报告》通篇意愿是想缓和矛盾调和矛盾平衡矛盾，但可以断定，按十七大确定的方针运行的今后五年中，腐败将继续加重，私有化将继续加深，两极分化将继续加深，阶级斗争的尖锐性将继续加强，党和国家的危机将继续加重，完全彻底复辟的危险性将更加严重。

二什么是科学发展观？
十七大《政治报告》的主打牌是“科学发展观”。“科学发展观”的关键是“科学”，而不是“发展”。那么，什么是科学发展观呢？如果赋予这个观念以无产阶级的性质，它的含义就只能是科学社会主义，即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观。世界上的社会主义流派有成百上千种，但只有一种是无产阶级能认可为科学的，即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
根据一个多世纪马克思主义及其发展的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经典理论和实践，科学社会主义的主要特征是：
1.坚持指导思想的一元化，即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反对指导思想多元化；
2.坚持无产阶级政党的马克思主义路线的领导；
3.公有制经济占绝对优势，允许少量不带剥削性质的个体经济作为公有制经济的补充；
4.消灭（或改造）私有制——消灭（或改造）资本主义私有制变成国营制，改造个体农业与个体手工业，走集体化道路；
5.消灭剥削，取缔雇工，劳动力不再是商品；
6.逐步消灭阶级；
7.实行计划经济机制（在经济落后国家取得政权后的一段时期实行计划商品经济机制）；
8.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
9.逐步建立健全全社会的福利事业；
10.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各个文化领域内对资产阶级实行无产阶级全面专政；
11.实行无产阶级大民主，实行巴黎公社民主管理原则；
12.实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在全世界彻底消灭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解放全人类，为实现共产主义创造条件。
最主要的一点是消灭私有制，我党批修九评的《三评》中关于对待私有制经济的态度是一个试金石，不论号称是什么什么“社会主义”（包括打着马克思主义旗号的什么什么“特色社会主义”），只要它反对（或不主张）消灭私有制，只要它对私有制经济采取放纵、扶植和鼓励的政策，那就可以断定它不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而是反动的、或保守的、或空想的、或假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以上引自我的副《政治报告》。）
《政治报告》用大量篇幅解释“科学发展观”，但请看下面三段：
“坚持和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坚持平等保护物权，形成各种所有制经济平等竞争、相互促进新格局。”
“以现代产权制度为基础，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
“要坚持和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健全劳动、资本、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制度。”

上面的三段话，正是《政治报告》的文胆精髓，是真正的旗帜，但可惜它与蒲鲁东主义不谋而合。
蒲鲁东声称要把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结合起来，把私有制和公有制结合起来，他的理论基础就是要寻找这样一个“合题”。他说：“共产主义和私有制所希求的东西是好的，但这两者招致来的东西都是坏的。为什么呢？……共产主义否认独立的比例性，私有制则不适合于平等和法律的要求。”那么怎么办呢？他发明了第三种形式，他说：“我们把社会的第三种形式即公有和私有的合题叫做自由。”他说这样一来，就消灭了私有制“恶”的方面，使穷人不再受富人的奴役；而保留了私有制“善”的方面，人人都得到了“独立”，这样就建立起了一个“自由”的社会。蒲鲁东竭力鼓吹阶级调和论，他认为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应当提高认识携手合作”（转引自《共产党宣言》解释）。
《三评》——《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吗？》中严肃地指出：“问题在于，国家政权对私人资本主义经济采取什么样的政策，是采取利用、限制、改造、消灭的政策，还是采取放纵、扶植和鼓励的政策。这是判断这个国家朝社会主义方向发展，还是朝资本主义方向发展的一个重要根据。”
用这个无可置疑的科学社会主义原则来审视《政治报告》，判定以“科学发展观”为关键词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指导思想是蒲鲁东主义还会有疑问吗？至于“和谐社会”、“小康社会”都是蒲鲁东主义的衍生物而已，前者是根本不存在的虚渺幻影，后者是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情调。按“小康社会”的标准，美国早已是“大康社会”了，还用搞什么社会主义革命呢？哪里来的什么“中国特色”？只有法国蒲鲁东主义特色。中国人这样吹吹打打把人家“法国特色”的东西硬贴上“中国特色”的标签，恐怕蒲鲁东在天之灵会提出异议呢。至于“经济建设是中心工作”，这是一种历史错觉，自有阶级社会以来，任何阶级夺取政权后关系政权生死存亡的“中心工作”，都是反复辟保卫政权巩固政权，经济建设虽然也很重要，但它是为反复辟保卫政权巩固政权服务的，从来就没有成为过“中心工作”。
《共产党宣言》发表一个半世纪以来，影响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思想体系，主要有四大类。一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二是资本主义思想；三是蒲鲁东主义（即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四是布郎基主义。第四种思想主要导致左倾机会主义。第三种思想体系——蒲鲁东主义是对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思想体系的捏合嫁接的杂交物，它的核心理论是“公私合题”——即公有制经济与私有制经济共同存在互相结合和谐竞争的自由市场经济，即所谓的“第三条道路”，而它最终发展的结果必然是完全的资本主义。对于任何一种 “新理论”、“新旗帜”，只要将它的实质内容放到这四个坐标体系中进行一一对比，就能确定它的坐标轴基点到底是什么了。

三民生问题必须与社会主义道路相联系
《政治报告》的另一张主打牌是“关注民生”，提出许多惠民措施。关心民生当然是好事情，但必须与社会主义道路紧密地联系到一起。毛泽东说过：要搞社会主义。“确保私有”是受了资产阶级的影响。“群居终日，言不及义，好行小惠，难矣哉”。“言不及义”就是言不及社会主义，不搞社会主义。搞农贷，发救济粮，依率计征，依法减免，兴修小型水利，打井开渠，深耕密植，合理施肥，推广新式步犁、水车、喷雾器、农药，反对“五多”等等，这些都是好事。但是不靠社会主义，只在小农经济基础上搞这一套，那就是对农民行小惠。这些好事跟总路线、社会主义联系起来，那就不同了，就不是小惠了。必须搞社会主义，使这些好事与社会主义联系起来。至于“确保私有”、“四大自由”，那更是小惠了，而且是惠及富农和富裕中农。不靠社会主义，想从小农经济做文章，靠在个体经济基础上行小惠，而希望大增产粮食，解决粮食问题，解决国计民生的大计，那真是“难矣哉”! （《毛选五卷》《关于农业互助合作的两次谈话》）
《新京报》《最后一个人民公社的求富实践》文章报道：农民享受10项福利，河北周家庄乡是目前唯一仍存活着的“人民公社”，那里的许多社员仍依赖着集体计划经济生活，记工分，分口粮，集中耕作，统一分配，周家庄去年的人均纯收入达到5000余元，而全国农民的人均收入是3255元。
最近我到这个周家庄公社参观访问。我了解到的情况是，这个公社的党员和群众在老书记雷金河的带领下，坚决顶住分田单干之风，坚持人民公社制度，不搞分田单干，利用集体力量在一年中就在经济上翻了身，又逐步解决了社员的吃、住、医、学、老、死问题，没有贫富两极分化，在解决了生活问题后人均年终分红在六、七千元，使周围搞单干的村民非常羡慕。三十年中，公社的六个村子社会安定没有发生一起刑事案件，仅此一件事，就令所有参观的人敬佩惊讶。全公社十个大队中没有打麻将赌博的，这在当代的中国简直是不可想象的奇迹。社干部不领国家工资，与社员一样靠工分领报酬，干部的工作是最累的，而工资却低于社员中的高收入者，没有一个贪污腐化的。对外来参观者（包括中央领导人）的接待只是清茶一杯，不搞几菜几汤，不管住宿。这样淳朴清廉的地方在现在的中国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中能有几处呢？这个公社在初期没有依靠大量的国家贷款，主要是依靠自己的集体积累和干群的辛勤劳动发展起来的，没有雇用外地工，但发展却远远超过周围的村子，在一片自由市场经济的汪洋大海的包围中，他们一个孤立的公社尚且能取得这样的发展成绩。事实胜于雄辩，有比较才能鉴别，一滴水可以看到太阳的光辉。两条路线（制度）的比较，周家庄公社的事例无可争辩地证明集体经济制度远远好于分田单干，证明只有科学社会主义才有凝聚力。试设想，如果在毛主席逝世后全国范围内仍然继续坚定地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坚持社会主义集体道路，不搞私有化，不搞分田单干，不搞散人心，可以肯定中国的发展比改革开放政策的效果会更好，社会的精神道德面貌，干部的廉洁绝不会出现现在这样的滑坡，更不会出现两极分化，党和国家也不会出现现在这样的严重的危机状况。
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只有科学社会主义才能够救当代中国。

四反腐维权促民主——左派大有作为的政治空间
《政治报告》的第三张主打牌是“反腐维权促民主”。应该明确地指出，离开两条路线两条道路问题，离开“姓资姓社”、“姓公姓私”问题谈论反腐维权促民主只能是治标不治本，不会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但是在现实的政治环境下，在促进中央左转不能实现的情况下，左派能够合理合法发展的政治空间也只有这一点了。

《政治报告》中说：
“扩大社会主义民主，更好保障人民权益和社会公平正义。公民政治参与有序扩大。”
“坚定不移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
“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
“坚持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从各个层次、各个领域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最广泛地动员和组织人民依法管理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
“扩大人民民主，保证人民当家作主。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和核心。要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拓宽民主渠道，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
“人民依法直接行使民主权利，管理基层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实行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对干部实行民主监督，是人民当家作主最有效、最广泛的途径，必须作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基础性工程重点推进。”
“要以扩大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尊重党员主体地位，保障党员民主权利，推进党务公开，营造党内民主讨论环境。”
“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和宗旨，决定了党同各种消极腐败现象是水火不相容的。坚决惩治和有效预防腐败，关系人心向背和党的生死存亡，是党必须始终抓好的重大政治任务。全党同志一定要充分认识反腐败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把反腐倡廉建设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旗帜鲜明地反对腐败。”
“坚决纠正损害群众利益的不正之风，切实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坚决查处违纪违法案件，对任何腐败分子，都必须依法严惩，决不姑息！”

其中最大的亮点是“从各个层次、各个领域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和“要以扩大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应该说这些一直是左派呼吁和主张的政治诉求，现在以党代会《政治报告》方式明确表达出来，这是左派声音的婉转体现，也是国际国内民主潮流促动的结果。应该指出，国际国内民主潮流的主方向并不是无产阶级民主，而是资产阶级自由化民主。但不管怎么说，形式民主大门的缝隙终究是越来越大了，这无疑对无产阶级和左派是有利的，我们必须充分利用这个合理合法的政治空间，推动人民的反腐维权促民主事业，从而发展无产阶级革命力量，继续进行“惩腐毙修，治病救党”，“反腐反修反复辟”的斗争。在今后五年中，“反腐维权促民主”将是无产阶级和左派的主要口号，这个口号具有很强的实际行动性和群众性，也是左派从理论整合向实际行动的跨进，这就是左派政策和策略调整的主要内容。
我们曾希望通过自下而上的促进中央左转，在十六届中央期间，或十七大上，能使用遵义会议或延安整风方式自上而下纠正错误路线（因为这种自上而下的纠正方式损失较小），但是没有实现目的。没有成功的主要原因是由于左派的力量太弱，远远不足以击破错误路线的势力。现在的中共中央内部，不仅没有当年毛泽东那样的马克思主义领袖，而且没有当年王稼祥、张闻天那样的敢于拥护正确路线的领导人，而且没有当年周恩来、博古那样敢于自我纠正错误的马克思主义者，而且没有当年林彪、彭德怀、聂荣臻等那样力量强大的左派队伍。同时现在党员和群众中的左派力量还较弱。此外，和平建设时期的GDP掩盖着错误路线的弊端，不像军事失败那样立见恶果促人惊醒，而且现在的路线斗争还涉及到既得利益问题，实际上路线斗争已经是阶级斗争的集中表现。在修正主义路线占统治地位下的和平建设时期如何纠正或战胜错误路线（即反复辟斗争），国际无产阶级只有失败的教训，至今还没有成功经验。看来，还要进行艰苦的探索，中国近三十年的反修斗争和促进中央左转的实践告诉我们，关键是如何从基层发展左派和革命的力量。在这种历史上没有过的新的特殊社会状况下，在革命力量弱小的情况下，怎样重新整合理论，重新组建队伍，都是新课题，是否又要借鉴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曾经有过的斗争经验呢？
毛泽东在1938年的《战争和战略问题》中说：“在资本主义各国，在没有法西斯和没有战争的时期内，那里的条件是国家内部没有了封建制度，有的是资产阶级的民主制度；外部没有民族压迫，有的是自己民族压迫别的民族。基于这些特点，资本主义各国的无产阶级政党的任务，在于经过长期的合法斗争，教育工人，生息力量，准备最后地推翻资本主义。在那里，是长期的合法斗争，是利用议会讲坛，是经济的和政治的罢工，是组织工会和教育工人。那里的组织形式是合法的，斗争形式是不流血的（非战争的）。在战争问题上，那里的共产党是反对自己国家的帝国主义战争；如果这种战争发生了，党的政策是使本国反动政府败北。自己所要的战争只是准备中的国内战。但是这种战争，不到资产阶级处于真正无能之时，不到无产阶级的大多数有了武装起义和进行战争的决心之时，不到农民群众已经自愿援助无产阶级之时，起义和战争是不应该举行的。到了起义和战争的时候，又是首先占领城市，然后进攻乡村，而不是与此相反。所有这些，都是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所曾经这样做，而在俄国的十月革命中证实了的。”
历史是否又重现了呢？
在今后的五年中，如果不出现重大的国际或国内事件，中共内部就不会出现重大的路线斗争。另外，只要修正主义还打着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的旗帜，它就占有政治合法性，而秘密活动又有很大难度，无产阶级和左派就必须将合理合法有理有利又节的斗争作为重要的政策策略，反腐维权促民主就成为无产阶级和左派开展工作的主要方向。

五是否继续促进左转？
十六大后中央出现左转意向和势头，一些左派战士提出“促进中央左转”的口号，对中央左转抱有相当大的希望，我们甚至提出促进左转是当时阶段唯一正确的政策。在提出这个口号的同时我们也明确指出，中央左转的根本标志是停止私有化进程，而且指出促进中央左转存在着成功和失败的两种可能，而且失败的可能大于成功的可能，即使是失败了也要让事实教育左派和群众，加深对修正主义本质的认识。而且我们指出，最主要的目的是在“促进中央左转”的过程中合理合法地发展左派力量。
虽然十七大《政治报告》对左派的呼声没有多少反映，促进中央左转没有实现目的，但历史地看在那种形势下进行“促进中央左转”的探索是正确的。正是在这个合理合法的口号下，左派的力量得到了阶段性的发展，左派作为中国社会中的一支政治力量已经得到国际国内一切政治势力的确认，并且为反腐维权促民主成为新的舞台创造了条件，而且事实教育了左派和群众,加深了对修正主义本质的认识。。从这个意义说，促进中央左转还是有成果的。十七大后的新形势向我们展示出新的斗争舞台，我们的行动口号必须有所调整，虽然如此，但由于社会的复杂性多变性和策略的慎重性以及政治的安全性，现在还不能绝对地说“促进中央左转”的口号完全没有意义了。因为，国际总倾向是国际共运已经走出低谷，国内总倾向是正如列宁说过的“人民在左倾”，向左转已经是国际国内的历史潮流，这是任何反动势力都不能阻挡的，真的如常言所说的“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辩证法的“之”字形发展道路又到一个拐点了。
而且我们指出促进左转的主要对象是唤起人民觉悟，有人曾错误地认为我们“促进左转”只是对上的，认为我们是乞求。促进上层左转只是一个方面，更主要的是寄希望于人民，促进人民左倾。在可见的阶段内，群众还没有广泛地觉悟，不存在激烈革命的形势，所以，促进人民左转（即唤起民众）就是长期的任务。
就是对中央，现在也不能说促进左转分化完全没有意义了。世界上没有铁板一块的组织，在国际国内左转为上升趋势的情况下，如果出现最后抉择的逼迫情况，发生某种变化的时机并不是不可能的。在亡国灭种的威胁来到临头时，张学良杨虎成发动了“西安事变”逼迫蒋介石不得不抗日。谁能断定今后的中国就是天下太平朗朗乾坤？我们必须继续坚持“以批促转”的方针，只要还有一线希望和可能，我们就不应放弃努力，就像当年出现“皖南事变”并不应放弃“抗日统一战线”一样。当然，注意力要更多地向深入人民群众的方向转移。
我们左派的眼光不应是近视的，而应该是宽广的和远瞻的，不应该天空出现乌云就迷失了自己的战略目光。舞台背景发生了变化，新的舞台展现在我们的面前，让我们在斗争中继续探索，在探索中继续前进吧。

M．L．M．毛继东
2007.10.24.—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