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hgy818 · 注册时间: 2007-09-13 帖子: 1298

沉痛悼念武汉地区优秀的革命造反派战士聂年生同志!
序
几年前，去我的母校——华中科技大学（原华中工学院）看望读书的儿子时，听原华工附属工厂造反派头头周继荣谈及聂年生同志于几年前因患脑溢血而去世。已记不清具体时间了，大概算来，应不到50岁吧！真是天妒英才，一个武汉文化大革命中最为优秀的造反派战士就这么默默无闻地离开了我们！
聂年生同志出生于湖南衡阳一个铁路工人的家庭，算来应是出生于1943或1944年，是华中工学院6241班学生。在文革中他是华中工学院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的发起和组织者，自封为新华工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司令部顾问；后任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新华工司令部驻省委战斗兵团（后改为红色造反团）的头头；新华工大联合时推为新华工红色革命造反司令部第一副司令；成立革委会时，被选为新华工革委会第一副主任，并被推为武汉市革委会常委，后经张体学同志推荐补为革委会副主任。他是武汉地区最优秀的革命造反派战士之一，为武汉市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聂年生同志去世已有多年，回首文革当年，往事历历在目，然而事过境迁。他当年的亲密战友李定初自1967年毕业分去郧西山区后一直未有联系，听说他于2003年华工50周年校庆时曾和张立国、郭保安等一起回华工，去看望过当年的党委书记——朱九思；在“一打三反”中被称为红反团“四大金钢”之首的原新华工革委会常委、动态组长（后被人称为情报部部长），我的同班同学赵延昌于1969年在宜昌的“学习班”中被逼自杀身亡；“四大金钢”之一的原新华工革委会常委、宣传部长柳书论毕业后分到河南，在林彪死后曾被捧为“反林彪的英雄”，接受入党封为县宣传部长，曾风光一时。但河南被称是文革的“重灾区”，在邓氏打击“三种人”的运动中绝对没有什么好结果的了；“四大金钢”之一的原红反团的所谓“武装部长”、也是我的同班同学的***（出于本人要求，知名不具）现在广西某中学教书，1998 年同学聚会华工时，他也没来，听说患有癌症，饱受病魔的折磨；仅留下我这个“四大金钢”之尾的原聂年生的所谓“秘书”，已退休回家。看来悼念聂年生就成了我义不容辞的责任，故特写此文予以悼念！
近日遨游网上，看到原武钢三中学生、当年的红卫兵谢保安所写的一篇文章，颇有咸慨。他对聂年生的出自内心的真实评价、以及对往事的历历回忆，深深地感动了我，更加强了我写好聂年生回忆录的决心和信心。因和其未有直接联系，在没征得其同意的情况下，冒昧地决定将原文照录于后，作为此回忆录的后序，按其原作之意，我想不会有什么意见吧！

武汉地区文革历史上一个无法磨灭的名字——忆聂年生
看了hgy818 写的悼念赵延昌的文章后，又一次勾起了我对文革往事的回忆。　　
我与聂年生、赵延昌的初识都是在1967年底，即封湖北日报后的红旗大楼。我那时只有十八岁，又是个中学生，象聂年生、赵延昌、杨成江等这样一批华工的大学生都是我心中十分景仰的人物。他们不仅具有坚定的革命造反理念，而且也具备了较高的斗争策略水平，已经能够相当娴熟的处理文革中错综复杂的各种关系。那时只要是造反派没有不知道聂年生这个名字的。楼下有个朋友说那时杨道远只是个代司令，此话一点不假。的确，二司司令的位置在“二八声明”以前一直是留给华工的。那时的朱鸿霞、胡厚明、杨道远就个人声望来说，都是不能与聂年生相比的。他不仅在学生中，即便是在工人中都具有相当高的威望。
　　记得上世纪八十年代，我与聂年生重聚时曾与他开玩笑，说他是湖北地区文革群众运动的教父，他一点也不推辞，欣然点头默认。这就是他的性格。聂年生是当时公认的群众运动领袖，不仅在造反群众中，而且在作为走资派的领导干部中，都有很好的口碑。
　　记得当时红旗大楼内山头林立，秩序混乱，闹哄哄的，谁也不服谁，根本无法做出统一的决议。有一次省委负责人张体学、赵修、张华到报社来与造反派谈判，受到群众的围攻质问，正是聂年生和赵延昌出面，一方面批评省委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犯了方向路线错误，理应向全省人民做出交代。另一方面，他又指出群众批判省委和张体学同志的错误，是为了帮助省委扭转前一段时间的错误方向，也是为了更好的将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并不是针对某个人的个别行为，作为领导干部来说不应该抵触。他的这些讲话，深得领导干部们的赏识。所以，它与张体学、王克文、黎智等省市领导人都有良好的关系。这种关系不仅贯穿于整个文革期间，甚至文革结束后，在揪“三种人”喊的震天响的上世纪八十年代，聂年生都是黎智市长家的座上客。他在汉口一元路的住房，都是黎智亲自批给他的。　　聂年生作为二八声明时的毒草派代表人物，当时也是负责地方支左工作的军队领导人极力想拉拢的对象。但他就是不买账。在3.21通告后，工总从上到下的头头们被抓后，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政委钟汉华、副司令、副政委一大堆人都找过聂年生促漆谈心，希望他不要与工总二司的人搞到一起，要和军队一条心。这是明显的分化伎俩。聂年生当时表示不能接受，韩东山就说过“这个聂年生是个不识抬举的家伙”。聂年生不仅口头上公开表示不合作，而且马上就付之于行动，在1967年四月中、下旬就跑到三中找我商量，以营救夏帮银为突破口，全面掀起反击武汉的“二月逆流”，批判“带枪的刘邓路线”的高潮。一场以营救夏帮银为导火索的抗争，在汉阳公安局门前轰轰烈烈的开展起来。成为武汉文革史上一个重大事件。
　　聂年生文革“三结合”时是武汉市革命委员会的常委。大学毕业后发配到湖北恩施的来凤县（注：应是分到云南，但出于张体学要求，并未离校。后于1968年春，分去沉湖军垦农场天门分场），直到党的“十大”召开时，在张体学亲自关照下，才把他调回武汉。这是聂年生亲口对我说的。那时张体学已经是肺癌晚期，开十大时，他是用轮椅推着进入会场的。张体学自己也知道来日无多了，当王克文（时任中共湖北省委书记、武汉市委第一书记）代表省市委去看望他时，张体学正式向省市委推荐聂年生作为新生力量代表进入领导班子，同时推荐的还有钱运录。这大概也可以看成是张体学在政治上的最后遗嘱吧。这也是后来在1974年补台时，让聂年生担任武汉市革委会副主任的幕后原因。
　　可是，聂年生当时对省市委一点也不领情。他公开说，我担任武汉市革委会副主任，并不是哪个人对我的恩惠，是革命形势需要造就的。王洪文能够当党中央副主席，我为什么不能当市革委会副主任呢？我对他说的这句话十分赞赏，真不愧是湖北地区文革代表人物，说话掷地有声，也很有气魄。其实那时对上海的那些所谓的造反派，我们都是很看不起的。他们文革中经历了什么挫折？基本上都是一帆风顺的上去的。是一帮造反新贵。聂年生在那个时候（1973－1974 年）并没有因为，张体学的关照调回了武汉，又出任了市革委会副主任就只顾安心去做官，去做省市委的驯服工具，就像同是新华工的张立国，新华农的高玉泽那样，完全与过去造反派的一切社会关系彻底地一刀两断，和昔日的战友形同陌路，一心只想着如何去讨好当权派。
　　正是在那段时间，聂年生和当时电车公司的王华珍、周志刚还有原武汉水运工程学院革委会副主任刘汉武，以及谢妙福等人一起，领导了武汉地区声势浩大的“反潮流”运动。他当时极力主张给省市委施加压力，逼省市委为胡厚明、杨道远等人翻案。为此，他多次到我家来，与我反复商量如何动员各方面的力量，针对曾思玉、刘丰强加给杨道远的诬陷不实之辞，逐一批驳，一定要整理出一份有说服力的材料来。把湖北地区借清理“五一六”、“北决扬”大整革命群众，大整造反派的阴谋揭露出来，一方面可以教育群众，一方面要上报中央，要让毛主席、党中央都知道，湖北的造反派基本群众被林彪反党集团借清查“五一六”、“北决扬”整的死去活来。文化大革命的成果几乎都已经被曾思玉、刘丰等人否定光了。
　　聂年生不是那种只说不做的人，他敢说敢当。不仅在与省市委领导人当面交锋的时候他敢于陈述自己的观点看法，而且，他还利用文革以来他与个别领导人所建立起来的私人关系，亲自上门做领导同志的思想工作，争取得到他们的理解和支持。从1973年底至1974年初，光我陪同他就去过宋侃夫、王克文、伍能光等领导同志家。他在领导同志面前总是正面陈述自己的意见，态度诚恳但又毫不含糊。不是那种一见到领导人就直不起腰，说话的声音都变小了的孬种。他也从不与领导人拉拉扯扯套近乎。正是这种光明正大的作风，反倒是赢得了许多领导人对他的赏识与尊重。我在那时，就多次听到宋侃夫、王克文、谢滋群等同志夸奖 “小聂”的话。当时就给我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聂年生说话直率，不绕弯子，这种高风亮节的政治品德，即便是在当时造反派的领袖人物中也是极为少见的。
　　他对领导人的不亢不卑又总是与他密切联系基本群众，与工人群众打成一片的作风相应生辉。
　记得，在文革后期的那几年中，他已经三十多岁了，还是个单身汉。他是湖南岳阳一个铁路工人的儿子，在武汉又没有一个家。而我那时还在农村当知识青年，就更不消说了。我和他常常到武汉童车厂老工人唐衡山老师傅家去蹭饭吃。（唐师傅那时住在桥口居仁门车站旁边），与唐师傅全家老小都混的极为融洽。说是吃饭，实际上更多的是在一起讨论一些与运动相关的实际问题。由于我们去的次数太多了，久而久之，许多造反派朋友总是闻讯赶来，甚至有的人还专门在唐师父家等候我们，他们带着一些具体问题来与我们商量。许多事情就是在那种情形下定下来的。1974年、1975年，原钢二司副司令丁家显两度从外地回汉，与聂年生会晤都是在唐师父家进行的。
　　聂年生在武汉基层群众中有着极为深厚的人脉关系。他走到哪里都能得到基层造反派群众的保护和支持，这一点我是感受很深的。
　　聂年生在四人帮倒台后也受到长期审查，但他一直积极乐观。对于自己经历过的事情从不推诿，凡是与人共同参入的事他总是主动承担责任。我在漫长的监狱审查时不知接待过多少毫不相干的外调人员，费了不知多少口舌去辩解、应对。但从没有接待过来自聂年生方面的外调，在那几年中我对此感到非常奇怪。后来在我出狱后他到我汉阳家中看望我时，才听他说出了个中奥秘，聂年生说，“对付这类审查最省事的办法就是化繁为简，自己多承担一些，不仅朋友们少受罪，自己反倒要轻松许多”这真是经验之谈啊！
　　聂年生最后落脚于武汉市无线电几厂我已经记不得了，反正就是那个生产莺歌牌电视机的工厂（注：应是吴焱金的武汉无线电无件厂）。文革结束后，他在那里搞技术工作，每天早出晚归。
　　八十年代初期他开始关注自己的个人问题，想成个家。我帮他介绍了几个对象都因没有缘分无果而终。但他是那么热爱生活，常常表现出一种非常单纯的一厢情愿。有时情绪激动起来，晚上转钟后还要来敲我家的门，把他对刚刚见到的那个“她”从头到尾的讲给我听。那种激动、单纯的表情令我捧腹。但也使我对他更加敬重。
　　他对任何事都是非常认真负责的。不是那种自私，而又玩世不恭的人。后来他终于找到了一个如意的伴侣。记得他还专程从汉口赶到我家来送喜糖，那种又黑又硬的喜糖。但我吃在口里却感到是那么甘甜。我打心里为他感到高兴。毕竟我的聂老兄终于有了一个属于自己的家。以后，他添了一个宝贝千金。我和唐师父都祝福他。再后来听说他要经商，我去他家一看，他找人做了几只铁皮箱，说是要到他的岳阳老家去贩卖甲鱼，对此能有多大成功的把握，我深表怀疑。我不相信他一个学无线电的大学生，跑这类长途贩运比那些职业商贩能有多大的优势？他又拿出文革中演讲的雄辩口才试图说服我，让我相信他一定能够成功。我那时在铁路上工作，我记得好象和客运段的何师傅一起去帮他接过几次站。从那以后，因为我也下了海，去海南三亚创业，与他的联系往来渐稀，以至竟成永诀。
　　后来是从报纸上看到他夫人登的讣告才知道他因脑溢血离开了人世。我和唐师傅的儿子还赶到他家中去表示了哀悼。但斯人已去，我们都非常惋惜他的人生太短暂了一点。他平素不抽烟，不喝酒，身体也不发福。我怎么也想不到他就这样匆匆地去了，没有留下任何遗言，也没有来得及向家人朋友告别。
　　一个曾经如此轰轰烈烈的人，竞走的如此静悄悄。　　这些年来我总是会情不自禁的想起他，特别是回忆文革往事时，聂年生这个名字总会反复在我脑际里盘旋。
　　最近又听闻武汉两大派代表人物相聚言和，据说他们还相约要共同书写武汉地区的文革历史，大概也有史上留名的意思在里边吧？我想这些老人们相聚时，是不会有人提到聂年生这个名字的。但聂年生这个名字早已深深地刻在许多文革亲历者的心中，这一点是那些过去迷恋官场，现在又急于史上留名的人所难于理解的。
　　（这是我在《武汉“7.15”事件真相兼悼念优秀的革命造反派战士赵延昌》一文后的跟帖。为的是回答一位关心聂年生情况的网友。因跟帖是一气呵成中写就的，行文仓促，难免挂一漏万，纰漏之处在所难免。也寄望于这种抛砖引玉，能使得更多熟悉、了解聂年生的朋友写出真正可以称得上纪念的文字来，以告慰这个武汉地区文革历史上的真正的英雄。）

谢保安的这篇文章虽说是“行文仓促”，但除个别无关大局的细节外，总体是真实而确切的。特别是最后的希望，也代表了我和聂年生的战友们的共同的愿望，这就是“寄望于这种抛砖引玉，能使得更多熟悉、了解聂年生的朋友写出真正可以称得上纪念的文字来，以告慰这个武汉地区文革历史上的真正的英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