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hgy818 · 注册时间: 2007-09-13 帖子: 1298

质疑茅于轼“高质量教育可以高收费”
龚明义

　　著名经济学家、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所长茅于轼先生为教育乱收费说话了。

　　读了他在10月2日南方周末上发表的《反对教育乱收费的另类思考》，笔者第一感觉是，茅先生对重点学校（高质量教育）的高（乱）收费，充满了理解和同情，反映了现实生活中业已存在的富人教育经济观。认真拜读此文之后，笔者认为，此文不仅是表达了一次“理性的谬误”，而且是对全民坚持的教育公平愿望的公开挑衅，对法制维护的社会公平原则的公然反动。因此不揣浅陋，卷袖作文，予以反驳。

　　茅于轼先生在文中旗帜鲜明地表示，对教育乱收费整治多年，见效缓慢，“原因是这个问题在政策上存在一定的片面性。我的意见是，首先要承认义务教育之外的教育可以而且应该适当收费，其次才是反对乱收费。只是反对乱收费，就容易把应该收的费也禁止了。” 什么是“应该适当收费”呢？茅先生没有明确的表述。

　　但是，他接着写道：“要想解决增加教育经费总量问题，除了增加政府拨款之外，更应吸收社会资金投入……其实，这条路是畅通的。因为正在富起来的许多家庭很愿意为孩子化钱买教育，但要求是高质量的教育。所以教育经费不足的问题可以解决，办法就是教育收费，特别是高质量的教育（哪怕是初中以下的教育），都可以收费；同时，把节省下来的钱用于贫困地区的教育拨款。这样做不但有利于效率，也有利于公平。这种收费不但不应该算是乱收费，而且它恰恰解决教育经费不足的主要办法。”

　　这里且不说茅于轼先生观点前后矛盾。他先说：“我的意见是，首先要承认义务教育之外的教育可以而且应该适当收费，其次才是反对乱收费。”后面又说：教育经费不足的解决办法，“就是教育收费，特别是高质量的教育（哪怕是初中以下的教育），都可以收费。”事实上，茅先生宣传的观点就是，从小学、初中的义务教育到高中、大学，一切“高质量的教育”都可以实施高收费。

　　是不是像茅先生说的那样，有了高收费后，就能省下经费帮助贫困地区发展教育呢？事实告诉我们，可能性极小。今年9月3日人民网报道，据一些教育专家保守测算，十年来全国教育乱收费总额超过2000亿元，收费者均为“高质量教育”重点学校，但同期贫困地区教育并无明显的改善，目前我国仅农村家庭经济困难的适龄儿童少年有2000多万，这还不包括需要资助的城市青少年和家庭经济困难大学生。如此巨额的高收费到哪里去了呢？又产生了什么效益呢？近些年来的教育质量状况与社会各界对教育行业的看法，确实值得我们的相关专家，包括茅于轼先生在内的经济学大家去认真分析研究。但有一点笔者敢于断言，存在问题的根子绝对不是“高质量教育没有实施高收费”。

　　茅先生还十分肯定地说，“有人反对高质量的教育高收费，认为这对穷人不公平，因为穷人也应该享受高质量的教育，这种意见似是而非。”因为“我们不得不承认，市场经济条件下是存在贫富差别的”。不错，市场经济条件下确实存在贫富差别，但并不是说，因为存在贫富差别，就应该允许公共教育也对等存在同样的差别。富人有钱，他们可以自由地支配自己的财富，可以高薪聘请名师辅导自己的孩子学习文化知识，甚至可以专门建一所学校培养自己的孩子。全国各地近年来不是出现了不少私立贵族学校吗？富豪们的孩子可以到那里去求学啊！而公办重点学校，是公民共有的优质教育资源，主要是靠政府和国家所给予的优惠政策培育出来的，无论从法理上还是从情理上，都不能把公共的优质教育资源去让极少数富人优先享用，更不能听任少数重点学校凭借手中掌握的公共优势资源去自己发财谋利！

　　“首先让穷人有机会成为富人，同时用各种政策让收入分配更平等一些”，是茅先生为穷人开出的“药方”。这个“药方”看似关心穷人，其本质上是让穷人永远成为受施舍的对象。众所周知，现在是知识经济时代，一个人与他人的知识差距，基本上就决定了两者间的财富差距。更不用说，任何一个中国读书人都知道古人总结的“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知识改变命运，如果剥夺了穷人受教育的公平权力，无异于堵塞了他们脱贫致富的主要通道。去年有网友问茅先生：“我觉得在中国致富只有两条路，一是您有个好爸爸，二就是抢。还会有别的方法吗？”他回答说：“对个别人这两条路是可以致富的，但是使得其他人受损，不是全民致富之道”。（2002年10月23日搜狐名人有约）难道让富人侵略穷人的平等教育权，就是“全民致富之道”吗？

　　富人教育经济观的危险在于，它让金钱至上的观念统治了教育，破坏了我国教育“有教无类”的优秀传统，而且“有钱却学习上很糟糕的学生”，必然要破坏优质教育资源（茅先生认为对此“不必担心”），是一种倒退；同时，学校认钱不认人，会导致许多教育资源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一些优秀适龄青少年因贫穷而失去受教育的机会，这两个方面对人才培养当属灾难性的打击。观察人类文明史可以发现，许多对社会发展有突出贡献的伟人都出自于贫寒之家。温盖特说“如今居住在纽约的名人当中，竟有百分之九十以上都是从农村来的。这种情况不只是纽约如此，像伦敦、巴黎、柏林这样的大城市，也是如此。”日本知名作家德富芦花说过，“只知积财的国家终究要灭亡”，同样的道理，优先认钱的教育对国家的繁荣富强也会是有害无益。

　　说老实话，如按茅先生的理论，让“有钱的人有更多的机会上好学校”，让穷人通过政策实现“收入分配更平等一些”理论变成实践，对中国的教育事业和中国的社会进步也绝非福音。中国历来有“富不过三代”的规律性现象，由于相当数量的富人对子女娇生惯养，其子女也或多或少的存在骄横自大的毛病，如果在此基础上又赋予这样的人以知识特权，不难想象我国的知识领域和整个上层建筑领域会出现什么样的景象。再者，从古至今，穷人都不是绝对逆来顺受的，哪里有不平哪里就会有反抗，当穷人看到自己的受教育平等权遭遇侵略后，他们必定要与富人对抗，如此必然要阻碍民族与社会健康和谐发展。

　　茅于轼先生在2000年1月4日发表的《百姓需要正义》一文中说得好：“群众的观点和专家学者的观点有区别，并不能说明谁对谁错，群众对专家们的见解并不能提出反驳的理由，但专家面对群众强烈的道德情操也无法拒绝。我们的社会终究主要是由群众组成而不是专家组成的。群众的要求是无法抗拒的……谁能将正义提供给人民，谁就能得到群众的拥护。为政者不懂得这一点将是危险的。”同样，一个学者忘了这一点，他的理论也是危险的。希望茅先生不要这样对富人情有独钟！　　

来源：2003年10月09日人民网

反对教育乱收费的另类思考　　　　□茅于轼（天则经济研究所）

　　近来教育系统正在对教育乱收费展开整治，对此我很赞成。这个问题已经存在多年，也整治了多年，可是见效缓慢，原因是这个问题在政策上存在一定的片面性。我的意见是，首先要承认义务教育之外的教育可以而且应该适当收费，其次才是反对乱收费。只提反对乱收费，就容易把应该收的费也禁止了。
　　义务教育不应当收费，这一点大家都同意。可事实上，除了学费其他各种费仍然在收。一些穷困地方连学费也在收。原因很简单，政府没钱。在总经费有限的情况下，应该优先照顾义务教育。说得极端一点，如果一万块钱可以培养一个大学生，也可以培养十个义务教育阶段初中以下的学生，那么当总经费有限时，这一万块钱应该用来培养享受义务教育的学生。大学生的学费应该尽量由学生自己出，不应当侵占义务教育的经费。
　　这样的分析纯粹是理论上的。事实上，一方面我们不但不能保证义务教育所需的经费，另一方面又花了大笔钱办大学。要等全部义务教育的钱统统都落实之后，再来给高等教育拨款，这在事实上是有困难的。只不过对拨款的先后顺序应该大体上有一个原则，这一点是不错的。首先要照顾义务教育，尤其是穷困地区的义务教育，必须在思想上一致起来。
　　以上的讨论完全是建立在假定教育经费总量有限的前提下，把钱用于此，就不能用于彼，这是一个内部资源配置的问题。要想解决增加教育经费总量的问题，除了增加政府拨款之外，更应吸收社会资金投入到教育中来。其实，这条路是畅通的。因为正在富起来的许多家庭很愿意为孩子花钱买教育，但要求是高质量的教育。所以教育经费不足的问题可以解决，办法就是教育收费，特别是高质量的教育（哪怕是初中以下的教育），都可以收费；同时，把节省下来的钱用于穷困地区的教育拨款。这样做不但有利于效率，也有利于公平。这种收费不但不应该算是乱收费，而且它恰恰是解决教育经费不足的主要办法。
　　有人反对对高质量的教育高收费，认为这对穷人不公平，因为穷人也应该享受高质量的教育，这种意见似是而非。我们不得不承认，市场经济的条件下是存在贫富差别的。解决的办法，首先是让穷人有机会变成富人，同时用各种政策让收入分配更平等一些，但是我们不能否认市场经济的这种安排，否则带来的祸害更大。无论是国际的经验，或者我们自己的经验，都已经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市场经济绝不是完美无缺的，它只不过是在各种可行的经济中比较起来是最好的而已。
　　但是教育毕竟和其他的消费不同。穷人没有钱坐飞机，只好坐火车，不必为此担心。而有天分的穷人子弟没有钱上大学，我们也应该设法帮助他们，所以才有了各种奖学金和教育贷款制度，而且这些制度正在变得越来越普遍。热心教育的人士应该在这方面多做工作，而不是鼓吹不分贫富大家都要上好学校，绝对公平永远做不到。
　　有钱人有更多的机会上好学校，学校也希望多收钱。钱多了校舍可以扩大，设备可以完善，教师工资也可以增加。没有钱这一切都是空谈。不必担心，好学校会被虽然有钱却在学习上很糟糕的学生所占满。如果这样的话，它就不再是好学校了。所以学校也会挑选学生，并向学习好的穷孩子开门。这就是要有良好的分数，结果就是按照考分的分数线和高收费双重标准录取。从表面上看就是考分高的可以低收费，于是分数变成值钱的东西。这并没有什么不合理，相反是一个自然演化的结果。但是我们想不出一个更合理的替代办法。从公平的概念出发，对这种现象可以提出强烈批评，但是确实没有更合理而且可行的办法。
　　对高质量的教育高收费，有没有一个限度？这个问题基本上可以由市场来解决。因为教育不是垄断产业，竞争是很充分的。只要有竞争，收费的高低就将受制于竞争的约束。当然这是在理论上，实际情况就可能比较复杂，特别是教育质量很难准确判断，因此容易发生假冒伪劣。这和其他商品并没有不同。现在所谓的乱收费恐怕主要就是指这部分质量差、收费高的学校。解决的办法是把各种力量联合起来打假，特别注意教育信息的沟通和发布，使之尽量透明化。除了硬件，如学校建筑、师资力量、教育设备等之外，各种比赛的成绩、考试的分数、著名教师的流动等信息也都要公之于众。此外，还可以考虑开办专门评价教育质量的报纸，让学生和家长能够知道每个学校的教育质量，让假冒伪劣无藏身之处。现在由于禁止高收费，也就是对价格设定了限制，竞争就不可能公平。结果反而造成腐败，既不凭考分，也不凭学费，而是靠后门入学，这样做不但良莠不分，还会伤害积极性。我们应该明确，反对高收费不是禁止质量高的学校高收费，也不是对收费额设置上限，而是查处低质量却高收费的行为，是反对教育的假冒伪劣。
　　反对乱收费是对的，但是更应该强调教育可以收费，应该收费，让更多的资金流入教育行业。至于什么是“乱”收费恐怕很难准确定义，所以我们应该注意，只是简单地提反对乱收费，结果恐怕是副作用大于正作用。2003-09-30 《南方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