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hgy818 · 注册时间: 2007-09-13 帖子: 1298

秋实客：邓小平小传

中国有句古话叫盖棺论定，邓小平转眼离开他美好的日子有十年了，一时间达官贵人、精英富翁们拥邓，平民百姓穷光蛋们反邓，究竟怎样评论邓，至今还未论定。笔者是不甘寂寞之人，也想写点什么，就叫邓小平小传吧，说不准就论定了。

邓小平，四川广安人。四川乃天府之国，历史真正川人是不喜出睽门的，凡出去者多不凡之辈，想来邓也算一个非等闲之辈。
邓于1904年8月22日生。原名邓先圣，学名邓希贤，名字都是要圣要贤的，可能圣贤二字与当时反封建大潮不合，也与善于翻云覆雨的邓心不合，故弃之。
邓于5岁入学，高小毕业后考入广安县中学。1919年秋考入重庆勤工俭学留法预备学校。1920年夏赴法国勤工俭学。从这里可以看出，邓小平以显不俗，家是地主而不守，小财主的生活邓是看不上的。留法生涯对邓小平中不如洋思想影响很大，为后来全方位改革开放奠定了基础。

邓于1922年参加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4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926年初到苏联学习，很不简单。当时进步青年多入国民党而邓选择参加共产党就显示了目光深远，共产后而分之，利莫大唉！事实上也如此，邓后人之富无论从速度上还是规模上都光了宗耀了祖。
邓于1927年春回国，被派往西安冯玉祥国民军联军从事政治工作。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后，改名邓小平，8月7日在武汉参加中共中央紧急会议。年底随中央机关迁往上海。据说1928～1929年任中共中央秘书长，但遭质疑。1929年夏，作为中央代表前往广西领导起义，化名邓斌，同张云逸等于12月和次年2月，先后发动百色起义和龙州起义，创建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第八军和左江、右江革命根据地，任红七军、红八军政治委员和前敌委员会书记。邓小平的高明之处是灵活，眼看起义胜利无望，决计去上海向中央汇报，逃离虎口，既保全了性命，又避开了叛徒之嫌。

1931年夏，邓到江西中央根据地，先后担任中共瑞金县委书记、会昌中心县委书记、江西省委宣传部长。由于拥护毛泽东的“富农”路线，被当时党内“左”倾领导者撤职。从此奠定了同领袖毛泽东的患难关系，受益终生。
以后，邓据说任红军总政治部秘书长、总政治部机关报《红星》报主编。1934年10月随中央红军长征，年底任中共中央秘书长。1935年1月，非正式参加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即遵义会议，会议确定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领导。会议后任红一军团政治部宣传部长、政治部副主任、主任。
1939年9月与卓琳在延安结婚，婚前有妻牺牲，有妻投李维汉怀抱，种种不幸，邓视如无睹，胸襟之大，非常人能比。

抗日战争爆发后，邓任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政治部副主任。1938年1月任八路军129师政治委员。和师长刘伯承深入华北敌后，创建了太行、太岳等抗日根据地。1942年9月兼任中共中央太行分局书记，1943年10月代理中共中央北方局书记，主持八路军总部的工作，在艰苦的条件下担负起领导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党政军的全面工作。1945年在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邓小平在抗日期间，功劳还是有的。

　解放战争时期，邓小平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晋冀鲁豫野战军、中原野战军、第二野战军政治委员，晋冀鲁豫中央局书记，中原局、华东局第一书记。1945年9月至11月同刘伯承一起领导了上党战役、邯郸战役。1947年夏他们率军南渡黄河，挺进大别山地区，由此揭开了人民解放军对国民党军队的全国性战略进攻的序幕。在解放战争的战略决战阶段，担任统一指挥中原野战军、华东野战军的总前委书记，同两个野战军的领导人一起，指挥了淮海战役、渡江战役，攻克了国民党政府首都南京和上海、苏、浙、皖、赣等广大地区。对邓小平在解放战争的作用，尽管后人有扬邓抑刘、陈、粟将帅之嫌，但功劳还是不小的，是受毛泽东器重的。

1949年9月，邓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参加了开国大典。10月，任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随后和刘伯承率部向西南进军，占领了云、贵、川、西康诸省，参加领导了进军西藏和西藏和平解放的工作，实现中国大陆的完全解放。此间，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西南军区政治委员，成一方诸侯。

1952年，毛泽东对中央工作不满，7月特调爱将邓小平等“五马进京”，做起中央工作，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1954年改为国务院）副总理兼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后又兼任政务院交通办公室主任和财政部部长，位高权重。
1954年，邓任中共中央秘书长、组织部部长，国务院副总理，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官运甚佳。在反对高岗、饶漱石所谓阴谋分裂党、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重大斗争中，密卖高岗，起了关键作用。
邓在1955年4月中共七届五中全会上，被增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1956年，邓在反右斗争中功不可没。9月邓在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作修改党章的报告。在八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中央委员会总书记，成为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成为名副其实的中央领导。
1958年，大跃进兴起，邓举足轻重，推波助澜。1959年任中共中央军委常委，因腿病没参加庐山会议。
1962年，在毛泽东与刘少奇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矛盾中邓明里暗里支持刘少奇。在1956至1963年中苏关系和中苏大论战中，邓支持毛泽东立场观点。在1964至1965年，邓认同刘少奇社教路线，邓刘开始联手，欲架空毛泽东未果，毛、邓之间始有不信任。对倒罗瑞卿、扬尚昆斗争，邓深入其中。
邓任总书记的10年中，协助中央主席、副主席主持中央的日常工作，为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和发展、为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进行了一些有益的工作，也存在一些问题。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邓同刘一起，试图主导文化革命，在“56”天里，因矛头向下而被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批为执行资反路线，虽多次检查，仍失去一切领导职务。
邓于1969～1973年间下放到江西省新建县拖拉机修造厂劳动。林彪事件后邓抓住机会多次致信毛主席、党中央，要求工作，“欢呼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表示对文化革命永不翻案，“再次肯定我对中央的保证，永不翻案。”体现了大政治家的谋略。因此，加上毛泽东旧情难舍，邓于1973年3月恢复国务院副总理职务。

邓复出后，批周立场先明，亲加“全军想念毛主席”长征组歌歌词，毛泽东大悦，先后委以重任，1974年4月代表中国政府出席联合国第六届特别会议，在会上系统地阐述了毛泽东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他主持起草了周恩来在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1975年1月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

1975年，邓实权在握后，与毛泽东相左，分庭抗礼。领导批江青几个月有余，针对“文化大革命”进行全面整顿，逐渐引起毛泽东不满。毛泽东令邓主持对文革正面总结，邓本欲通过纪登奎总结，奈何纪中途变卦，只好以“桃花源中人，难论魏晋”辞之，迫使毛泽东在生前对邓发动“反右倾翻案风”运动。
1976年，邓借群众悼周思来之机，顺制天安门事件被追究打倒，但毛泽东念旧情，仍对邓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保留党籍，盼其悔过自新。

1976年九月九日，毛泽东撒手人间，逝世前组成中左与左联合制右政治格局。然中派华国锋等欲独掌大权，于10月发动政变成功，毛泽东夫人江青等左派成阶下囚，文化大革命因此而流产。
邓深谋远虑，又多次写信给“英明领袖”华国锋，请求工作，要扶佐华国锋二十年。华将信将疑，令邓复出，只给了邓小平文教副总理工作。然邓此番复出，党内以无政治对手，华国锋显然不在一个挡次，不久，于1977年7月中共十届三中全会上，邓恢复了他原来担任的党政军领导职务。1977年8月召开的中共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共中央副主席。1978年3月当选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五届全国委员会主席。他首先推动思想路线的拨乱反正，反对“两个凡是”的方针，领导和支持开展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提出必须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把毛泽东思想截为两段。他还提出要尽快把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改变毛泽东阶级斗争为纲路线。由于邓小平有雄厚的社会和政治资源，加上指挥高明，华国锋很快败北。

1978年12月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正式放弃了毛泽东阶级斗争为纲的继续革命路线，开始了中国所谓改革开放和集中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路线。许多人认为邓小平是全力抓经济的，大错特错，实际上邓小平抓阶级斗争胜过毛泽东，他无情地清洗左派，虽不像江青等口头上说阶级斗争你死我活，但在实际上做的很好。邓在这个会议上对中国共产党政策的历史转变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从此，中国在名为“特色”社会主义，实为改掉毛泽东社会主义，全面推行资本主义的试验历程。在为这次全会作准备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邓小平发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经过这次全会，形成了以他为核心的所谓中国共产党第二代领导集体，邓小平终于成为中国第一掌权人。

在1981年6月召开的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上，通过由邓主持起草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根本否定了“文化大革命”，否定了毛泽东的后半生，保留了毛泽东的建国名义历史地位，重新评价了毛泽东思想。在这次会议上，他当选为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
1982年9月中共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在十二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在中央顾问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当选为主任。在1983年6月第六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开了非党的领导人掌军权的先列。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为名，创立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这一理论重新阐明社会主义本质，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回答了中国这样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只有同国外资本主义联合，在国内搞资本主义才能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邓小平依据马克思的阶段论和生产力论，认为中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毛泽东的路线是超阶段的。根据邓的思想，中共十三大制定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掉毛泽东式社会主义，出新资本主义，向资本主义国家开放的基本路线。社会主义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全党要一心一意地搞现代化建设。实现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现代化。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教育是一个民族最根本的事业。他设计了从20世纪80年代到下个世纪中叶分三步走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发展战略目标。并且提出，一切以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为根本标准，不断开拓改革新局面。他大力支持和推动农村改革，将集体化变成小农化，推进以城市为中心的全面改革，抑制国有企业，扶植资本家企业，称改革是中国第二次革命，也就是由革资本主义的命变成革社会主义的命。邓关于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的论述，为中国建立资本主义体制开辟了通道。邓倡议兴办经济特区，开放14个沿海城市，开发开放上海浦东新区，建立了中国资本主义前哨阵地，以推动中国全面搞资本主义。邓用干部队伍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废除了毛泽东时代多数干部领导职务。邓认为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两大问题，因此不断弱弱军队和国防建设
。
由于改革开放的错误，双轨制诱发了大量以权谋私，国人不满。
1986年，总书记胡耀邦提出反腐败从中央做起，并对学潮采取温合政策，被邓小平拉下马。
1988年，邓小平支持总书记赵紫阳激进改革政策，造成物价飞涨，人心浮动。
1989年，经过十几年的非毛化、非社会主义化宣传，在青年中影响极大，加上社会不满情绪，终于酿成以悼念胡耀邦为借口的大规模寻求政治改革的“六四”亊件。赵紫阳不能理解邓小平专制主义与资本主义结合的思想，迷信民主自由，支持学运，引火烧向邓小平，邓不得不一方面拉赵紫阳下马，另一方面用军队武力平息学运。

1989年11月在中共十三届五中全会上，邓辞去了最后担任的中央军委主席职务。在所谓以邓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向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过渡中，邓起了关键的作用。
1990至1991年，邓小平被迫沉默，党内反思改革思潮涌动，社会上毛泽东热兴起，江、李体制顺乎自然，整个中国大有左转之势。
1992年，扬尚昆为邓小平保驾护航，邓小平南巡发表讲话，对中央及社会的左转发动反击，取得特区省份改革派支持，总书记江泽民与时俱进，放弃左转，沿邓小平改革思路迅跑。从此，中国的社会主义衰落、腐败、民生和两扱分化等问题不但没解决，反而有增无减。

1992年10月在北京举行中共十四大。江泽民作了题为《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步伐，夺取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的更大胜利》的报告。确定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告别了以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为主导的改革初期方计，刻意淡化马列毛理论，提出用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武装全党。
1997年，中共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概括为邓小平理论，并不顾马列毛常识，称邓理论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并在党章中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
1997年2月19日，邓小平在北京病世。

对邓小平一生的盖棺论定，全盘肯定者有之，全盘否定者有之，像笔者这样认为邓民主革命功大于过，建国后文革前功过相当，文化革命后过大功小的是少数。
官方给了邓小平很高的评价，但有人认为对邓的评价是有违邓小平实事求是原则的。

称邓小平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这一点很难令人信服，马克思是消灭私有制反对市场经济的，而邓是发展私有制和市场经济的，如称邓小平为伟大的反马克思主义者倒名实相符；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这一点也很难令人信服的，邓在掌权后是主张无产阶级下岗为资本家赢利的，是革无产阶级的命的，如称邓小平是伟大的革无产阶级命的封建资产阶级革命家，倒很名实相符；伟大的无产阶级政治家，这一点应该把无产阶级换成封建资产阶级就名实相符了，邓小平政治术可以与任何政治家匹敌；军事家，谈不上，打过些仗，没有军亊理论，称家免强；外交家，谈不上，曲迎美国，韬光养晦，有点特色罢了；久经考验的共产主义战士，邓掌权后看不出哪一点搞了共产主义，难道先富、买办经济、小农经济、市场经济、医疗、住房、上学等金钱化是共产主义吗？这里如改成久经考验的反共产主义战士倒名实相符；我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如改成我国封建资本主义改革开放和封建资本现代化的总设计师倒差不多；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创立者邓小平，如改成建设有中国特色封建资本主义理论的创立者邓小平更为符合实际。也许有读者会问，说邓搞了资本主义也罢，何来封建二字？且慢，那么，农村小农经济和政治上把党的一把手华、胡、赵、江当汉献帝戏耍，旷古未有，是不是封建范畴呢？应该是的罢！

笔者认为，邓小平的盖棺论定如果按照本文所论，左中右大概就认可了，就不会再争吵不休了，邓小平从此也可以得到安息。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诚如是也。
二零零七年二月十五

Posted:2007-09-30 17:32 | [楼主]

帖者：红左黑右

关于《邓小平小传》的补充
纵观邓小平的一生，极尽精明、奸滑和狡诈，只能用如此形容来概括：既要当婊子，又要立牌坊。《小传》中提到邓小平在领导百色起义后，看到胜利无望，就以向中央汇报为借口逃之夭夭，既避免了承担责任、当叛徒的风险，又保全了性命，非常正确！笔者是广西人，所知道的种种有关邓小平在百色起义中的传闻还更卑劣。
实际上，领导百色起义、龙州起义，创建红七军、红八军和左右江革命根据地的是张云逸、邓小平、陈豪人、李明瑞、俞作豫、韦拔群和李谦等，还有一个后来成了大叛徒的龚楚之（所以很少提起），这段历史在党史和军史上均有重要的一页。当时的情况是，桂系军阀与蒋介石爆发了第一次蒋桂战争，在蒋介石的收买和离间下，桂系军阀终以败北而收场，桂军狼狈退回广西，李宗仁避走香港，广西局势处于群龙无首的混乱状态。在此背景下，中共中央决定在广西举行革命起义，创建红军和革命根据地。
百色起义爆发后，令桂系军阀与蒋介石感到极为震惊和恐慌，刚才还打得你死我活的两个反动势力立即联合起来向革命力量反扑，龙州起义很快就失败了，红八军转入百色与红七军合并。在敌人的疯狂进攻下，起义军与进剿的国民党军队激战，互有胜败，其中数次退往贵州避险。由于百色地处广西边陲，周围的反动势力强大，附近又没有可供依托和互为呼应的红色根据地，红七军的处境日趋艰难。在此情况下，中央决定，红七军北上进入中央苏区，与中央红军汇合。
红七军北上，其实就是一次小长征，整个行程约有一万二千里左右，其中的艰难险阻并不亚于后来中央红军长征时的情景。起义环境好时，邓小平风光体面，尽显中央特派员的风采；红七军处于逆境时，邓小平悲观动摇，几次借口向中央汇报想要逃之夭夭。实际上，在百色起义的整个过程中，邓小平两次在关键的时刻离队，都造成了很恶劣的影响。在即将举行百色起义已经处于倒记时状态了，从上海来了一封电报，说邓小平当时的妻子张锡媛已经临盆，邓小平得知后，什么百色起义这样的大事都不顾了，立即借口向中央汇报起义情况不顾一切地溜之而去，待中央知道去电制止时，邓小平已经提前一天走了。其实在这之前，已经有中央派来的交通员龚饮冰带了准备起义的材料赶回中央汇报，刚刚离开，邓小平根本就没有什么必要又要去向中央汇报。同志们也认为在即将举行起义这样的紧张时刻，邓小平要离开也不妥，都在苦苦挽留，可是邓小平就是不管不顾，甩手而去。对于邓小平这种个人私念大于革命利益的恶劣行径，红七军前委曾在1930年1月专门通报了中央。实际上，邓小平根本就没有参加百色起义和龙州起义，1929年12月11日，百色起义爆发，同志们在与敌人浴血奋战时，邓小平此时正在上海的家里携妻抱子，乐悠悠地尽享着天伦之乐呢！电影和电视剧《百色起义》里编造了邓小平在百色起义胜利时身着军装、扎着红领带站在台上向起义军将士和革命群众慷慨激昂地讲话，完全是篡改历史的胡编乱造！
百色起义两个月后，邓小平方由上海返回百色，此时龙州起义也已爆发，邓小平是在1930年2月被任命为红八军政委。百色起义时，起义部队没有政委一职，只有政治部主任，由起义主要领导人之一的陈豪人担任，何来什么“邓政委”。邓小平由上海返回百色时的形势是，由于执行了左倾的“立三路线”，红七军奉命攻打南宁，战斗失利，刚退回百色；龙州起义在敌人四个团兵力的进攻下，起义失败了，红八军被敌人打散，邓小平赶去正好收拾残局，将红八军余部带回百色，并入红七军。经中央批准，邓小平担任红七军政委和前委书记。
1930年11月，红七军奉中央指示，离开广西河池，经黔桂湘交界地进入湖南，沿湘桂边界前进，拟北上江西进入中央苏区。敌人判断出红七军的意图后，急忙调集重兵拼命堵截，红七军且战且走，损失也相当惨重，进入广东境内后，红七军由两个师缩编为两个团。在广东的韶关、乐昌之间渡河时，被赶来的敌人截击，红七军被敌截为两段，已经过河的红七军主力在邓小平、李明瑞的率领下，进入江西的崇义地区。由于红七军已经接近了中央苏区，敌人极为恐慌，更加疯狂地阻截，因此战斗极其激烈。在这个时候，邓小平突然声称接到中央的指示，要他回上海去汇报工作，在没有告诉红七军总指挥李明瑞的情况下，只是和两个人说了一声，然后换上便服匆匆地溜走。邓小平的离队，给红七军的军心造成了极大的震动。此时红七军的处境极为险恶，由邓小平、李明瑞率领的红七军主力正被强敌围困在江西崇义，而被截在河那边的红七军另一部，正在军长张云逸的率领下苦寻渡河时机，邓小平此时离队，影响可想而知。所幸张云逸、李明瑞两将军指挥得力有方，红七军将士英勇奋战，红七军的两只队伍终在1931年7月先后到达江西于都，进入了中央苏区，胜利地完成了战略转移。
对邓小平在红七军正处于艰苦的情况下突然离队，广大红七军战士一直都有质疑：在敌人的重兵包围中，中央的指示如何能传达到邓小平本人，而且谁也没见过那份要邓小平回上海汇报工作的中央指示，只是邓小平自己口头说的。何况邓小平一去之后再也没有任何音信，以后也不见中央对红七军有什么相关的新指示，两只红七军队伍都是在各自为战的情况下，自己想办法进入中央苏区的，以后邓小平与红七军再没有任何瓜葛了。早在1934年中央苏区时期，以及延安整风、党的七大上，一直都有红七军老战士对邓小平的离队提出质疑，怀疑邓小平有贪生怕死和逃兵的嫌疑，邓小平无论如何自我辩解都不能令他们满意。但由于当时处于战争环境下，对邓小平这种行为很难腾出过多的时间和精力搜集证据并进行审查，而且关键的证人李明瑞在第三次反“围剿”中牺牲，军长张云逸在邓小平溜走时不在场，很难证明什么，随着时间的推移，对邓小平就愈来愈有利。红七军老战士尽管强烈质疑，确实也拿不出有力的证据，邓小平溜走的时机把握得极巧妙，明明是贪生怕死当逃兵，却让人奈何他不得，其奸滑在年纪轻轻时就已经炉火纯青。不过邓小平这次不光彩的溜走，也成了他长期的忌讳和心病，自己也不得不多次承认是犯了严重的政治错误。

Posted:2007-10-01 10:28 | 1 楼

帖者：茅檐荆杖

写得不错。将来重写“若干历史问题决议”用得上。

Posted:2007-10-01 16:58 | 2 楼

帖者：沙枣树

呵呵，同理，在他看来，不管白猫黑猫，遇到危险能够顺利逃跑也是好猫！

Posted:2007-10-01 20:01 | 3 楼

帖者：红左黑右

关于《邓小平小传》的补充（二）
在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三十五周年之际，有一名法国记者问邓小平：你在长征中起什么作用？邓小平沉默良久，最后才迸出三个字：“跟着走。”
是啊，对于这场连敌人也不得不承认是伟大壮举的艰苦长征，邓小平能说些什么呢？在长征中，他是一个不那么光彩的角色，始终只能默默无闻地跟着队伍走。不知诸君注意过没有，在大量有关长征的回忆录和史料中，回忆和撰写的人上有当时长征的领导者，下有普通的红军战士，似乎从没提到过邓小平；在反映红军长征题材的影视剧中，几乎所有的开国将帅乃至普通的红军战士，都有浓墨重彩的描写，唯独没有邓小平的镜头。我们所知道的只是邓小平在长征中是《红星报》油印员和主编。《小传》中提到邓小平参加了遵义会议并担任记录员和任红一军团政治部主任，这是有质疑的。邓小平究竟是否参加过遵义会议，在党史上一直有争议，邓小平生前对此也三缄其口，含糊其词，而且当时参加过遵义会议的人事后回忆也从没提到过邓小平。据史料记载，遵义会议的记录员是陈云和伍修权（同时担任红军军事顾问李德的俄语翻译）。红一军团的第一任政治部主任是罗荣桓，后来是李卓然。在长征中，红一军团政治部主任是朱瑞，副主任是罗荣桓，直至长征结束。
在中央苏区时期，邓小平长期担任瑞金中心县的县委书记，当时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首都就在瑞金，邓小平的职务就相当于现在的北京市委书记，地位可不低。中央作出长征的决定后，邓小平是拟被留下坚持苏区斗争的，邓小平得知后，拍台打凳，上蹿下跳地大吵大闹，坚决不肯留下，声称“哪怕当反革命也要跟上队伍走”。
邓小平这种明里是不服从组织决定、实际是贪生怕死的恶劣行径，影响极坏，暴露了其奸猾狡诈的本性，引起人们对他的极大鄙视，邓小平的第二任妻子金维映就是因为看不起邓小平，愤而和他离了婚。红军长征时，邓小平如愿以偿地跟着走了，但是是在被一撸到底、留党察看的情况下，放到挑夫连里挑着沉重的担子开始他的长征的。挑夫连是用来惩戒革命队伍中的动摇分子和犯有严重错误人员的机构，实际就是一个劳改部门，邓小平就是这样不光彩地走上了他的长征路。
在邓小平看来，付出这点代价还是值得的，因为如果留在红军主力撤出后的中央苏区坚持斗争，那是凶多吉少、九死一生的，跟上长征队伍，那活命的机会可就大得多了，除非整个长征队伍全军覆灭，才会轮得到他邓小平。在挑夫连里，辛苦是辛苦些，名声也不好听，可那绝对是安全稳妥，没有风险，既不用象长征领导人那样每天焦虑万分、殚精竭力地为长征队伍谋划出路，还要承担失败的风险；也不必象普通的红军战士那样每天奋勇拼杀，流血牺牲。挑夫连尽管有武装人员严密看押，但变通过来讲那就是严密的保护呀！且处在长征队伍中最安全的部位，邓小平的老谋深算真是无人能望其顶背！
事实证明，邓小平确实是老奸巨猾到了家。留下坚持苏区斗争的人在国民党反动派的疯狂报复下大量的牺牲，上至曾经担任过中共中央总书记的瞿秋白、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的何叔衡，下至红军战士和革命群众无不大批地倒在敌人的屠刀下，毛泽东的弟弟毛泽覃和妹妹毛泽建也是在这种情况下为革命流尽了最后一滴血，坚持苏区斗争的艰难困苦程度甚至超过了长征，一些人经受不住严峻的考验叛变革命了，比如那个曾经和邓小平一起领导百色起义的龚楚之，成了当时有名的大叛徒。邓小平的精明使他避免了流血牺牲或当叛徒的可能，这也是邓猫论思想在他自己身上的发扬光大：不管白猫黑猫，能抓住老鼠的就是好猫——不管手段如何卑鄙，能保全自己就是好的，什么名声气节可以统统不顾。
在邓小平四面楚歌、狼狈不堪的时候，倒是有一个人以同情的目光注视着邓小平，此人就是毛泽东。这时的毛泽东因受王明一伙人的排挤，大权被剥夺，只空挂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主席的头衔，也是差点被王明一伙人留在苏区，因绝大多数领导人强烈反对而作罢。在长征初期，毛泽东也只能跟着长征队伍走，没有任何发言权，因此他对邓小平有同病相怜之感。加之在1934年反所谓“罗明富农路线”时，邓小平与毛泽东的弟弟毛泽覃一起被整，毛泽东是一个重感情的人，爱屋及乌，自然注意上了邓小平。以后，毛泽东得知弟弟牺牲的消息后，把对兄弟的情谊部分转移到邓小平身上，纵观毛泽东的一生对邓小平都是偏爱的，始终割舍不下，直至1973年让邓小平第二次复出时，毛泽东还提到1934年的那件事。然而长征初期时的毛泽东大权旁落，对邓小平是爱莫能助。
遵义会议后，毛泽东重掌大权，他很想把邓小平提拔上来，但由于邓小平的影响太恶劣，大家还记忆犹新，都强烈反对，所以毛泽东也只能慢慢来，但还是把邓小平从挑夫连调到《红星报》做油印员，虽然地位没有什么改变，比起每天挑着沉重的担子气喘吁吁地在崎岖的山路上奔走要强多了，长征结束时，邓小平担任《红星报》的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