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hgy818 · 注册时间: 2007-09-13 帖子: 1298

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是怎样战胜刘少奇叛徒集团的

一、刘少奇是隐藏在党内的大叛徒、大内奸、大工贼

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个最大大的功勋，就是查出了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刘少奇。刘少奇原是一个埋藏在党内的大叛徒、大内奸、大工贼。是罪恶累累的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走狗。这是一个伟大的胜利，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

同志们都看过中央专案审查小组的审查报告和刘少奇的罪证，一定引起了极大的义愤。对于这样一个罪恶滔天的叛徒、内奸、工贼怎能不引起我们的愤怒呢？虽然大家都了解这些材料，但是在讲刘少奇叛徒集团的时候，我们认为必须从这个问题讲起。因为只有弄清楚了刘少奇的来历，了解刘少奇是个什么东西，才容易理解他为什么这样处处反对革命、破坏革命，才能了解他抛出的一系列右的或形“左”实右的机会主义路线的目的是什么。刘少奇在民主革命时期又“左”又右，他实质是右。社会主义革命时期也是或“左”或右，反右是以极“左”面目出现。

刘少奇混入党内的时候，就是一个充满极其腐朽极其反动的地主阶级、买办阶级思想的异己分子。

刘少奇出身于地主家庭，长期受剥削阶级教育。一九二一年混进留俄预备班和社会主义青年团，随后又进莫斯科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在莫斯科混入中国共产党。他混入党的时候，就不是一个坏着革命理想的青年，而是一个极其腐朽、极其反动的地主、买办阶级思想的异己分子。就在他混入党的那一年（一九二一年），他写给他的把兄弟一首黑诗，诗中有两句话：一生富贵何以期、胡不及时以行乐。他的意思是：人生活在世界上就是追求富贵荣华，贪图享乐，应该及时行乐。这首黑诗，是刘少奇糜烂头顶的剥削阶级丑恶灵魂的真情流露，最能说明刘少奇混入党内的时候，就不是为了革命的，而是来搞政治投机的。因而，在革命紧急关头，他就必然要妥协、投降、叛变。果然，不久他就投降了帝国主义、封建军阀、国民党反动派，并与他们勾结起来，成为埋藏在党内的大叛徒、大内奸、大工贼。

刘少奇混入党内以后，很长一段时间搞工运工作。过去刘少奇一伙也吹捧他，他自己也以“工人运动的模范”自居，拍电影等。一九二二年九月到一九二五年，他在安源路矿，窃据了安源路矿俱乐部主任的职务。一九二五年他在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上窃取了全国总工会副委员长的职务。会后他到上海，又窃取了上海总工会负责人的职务（总务部主任、或总务科长，相当于秘书长之类）。一九二六年十月又到武汉窃取了湖北总工会的职务。一九二九年夏，窃取了满州省委书记。一九三零年夏到莫斯科出席国际职工第五次大会。会后留职工国际工作。一年后回国在上海党中央职工部工作。党中央机关撤到苏区后，他还做了一段职工工作。在这十年多点时间里，他一贯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追随陈独秀、王明，干尽了叛变的勾当，是中国工人运动史上第一号大工贼。可是长期以来，他竟然厚颜无耻地吹捧自己是“工人运动领袖”，真是无耻之极！现在从几件大的事情上看看他的叛卖罪行：

（一）刘少奇是出卖安源路矿工人运动的大工贼。大家知道，安源的工人运动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起来的，毛主席从一九二一年秋开始，多次到安源，每一次都给安源工人以极大的教育、极大的帮助、极大的鼓舞。在毛主席亲自领导和关怀下，安源工人运动的烈火轰轰烈烈的燃烧起来了。毛主席是安源路矿工人运动的真正的创始人和领导者。而刘少奇是一九二二年九月安源工人大罢工前几天才到安源的，他一到安源，就伙同李立三，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千方百计地反对工人罢工。当工人冲破他的阻挠，按照毛主席的指示起来罢工，在罢工中间他就压，他一反二压三出卖。压，要工人安分守己。他和资本家谈判，后来工人把谈判大楼包围起来，逼着资本家签字，取得了罢工的胜利。这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胜利。可是事后，刘少奇在总结“安源工运”的报告中，他贪天之功为己有，把一切功劳记在自己的帐上。后来（一九二三年七月），刘少奇又和帝国主义（安源路矿所属汉冶萍公司，有一半股是日本帝国主义的）、资本家勾结起来，签定了完全出卖工人利益、镇压工人运动的七条协约。规定工人要遵守资本家所定的“规则”，要工人提高产量，加紧替资本家卖命，还规定工人不得“动辄罢工”等等，后来，竟至于充当帝国主义和资本家的帮凶，开除了几个工人领袖，因为这几个工人领袖不听他的话，起来造他的反。他在安源期间，一边出卖工人运动，一边还写许多文章，打着陈独秀一样腔调，大骂工人阶级“幼稚”。刘少奇在安源所言所行，是个地地道道的工贼，是个帝国主义、资本家的走狗。

（二）刘少奇是上海工人运动的大工贼。1925年5月，刘少奇到了上海，当时上海工人反帝斗争高涨（五卅大罢工）。上海工人阶级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同英、日帝国主义军阀和买办展开了空前的阶级大搏斗。刘少奇一到上海就拼命压制和破坏工人运动，一面写文章命令工人“不要有法外的行动”。一面和买办资产阶级勾结一起，将全国各地以及爱国侨胞捐献给罢工工人的三百万元的款全部交给买办资产阶级所控制的总商会扣发这些捐款，造成工人生活上困难。使工人的反帝斗争遭到极大困难。刘少奇甚至将罢工工人名单也交给了总商会，这等于交了黑名单，以致使大批工人骨干被开除、被逮捕、被杀害。刘少奇是出卖上海工人反帝斗争的大工贼，他双手沾满了我们阶级兄弟的鲜血，而当帝国主义和反动派军阀对工人运动进行血腥镇压时，刘少奇吓破了胆，丢下了上海工人阶级，抱住狗头，私自逃到了湖南长沙。

（三）刘少奇在长沙、武汉、东北的三次叛变。刘少奇从上海溜到湖南长沙后，被军阀赵恒惕抓去，他在军阀的血腥政策面前，吓破了胆，完全投降了敌人，背叛了革命，从狗洞里爬了出来。他又怀着不可告人的目的离开湖南到广州。刘少奇到广州后重新钻进党内，随北阀军到了武汉，就窃取了湖北总工会秘书长。这时他又与汪精卫、陈公博勾结起来，进行了一系列出卖工人阶级、破坏革命的阴谋活动，成为汪精卫派到共产党内部的特务（内奸），还向汪精卫交出了工人纠察队的全部武装。交枪后一星期，汪精卫就发动了反革命“七.一五”政变。这次革命失败后，1929年李立三又派刘少奇到东北去，当满州省委书记。到奉天（沈阳）不满一个月又被奉系军阀张学良逮捕，当天晚上他就全部出卖了地下组织，使东北党的组织遭到严重破坏。一次一次的大叛变，刘少奇对党犯下了滔天罪行（因为大家都看过中央专案审查小组的审查报告和罪证，我就不详细讲了）。我想提出在他的几次叛变中，大家要注意他的几句自供状，当刘少奇在武汉充当汪精卫、陈公博走狗时，汪精卫对刘少奇说：“你还是留在共产党内好，不要暴露。”陈公博对刘少奇说：“只要你身在共产党，心向国民党就行了。”很清楚，刘少奇是阶级敌人派在党内的一个内奸，刘少奇马上给汪精卫回文说：“我要千方百计地使共产党走失败路线”、“建议政府（指汪精卫的国民政府）对共产党采取镇压与策反相结合的政策，号召共产党员反水（即叛变的意思），从内部破坏共产党；建议政府实行改良主义夺取群众，削弱共产党对群众的影响”，完全是国民党反动派的走狗！还有一句是刘少奇在满州被捕时向敌人献策将他释放，说什么如果他能重新钻到党内来，就可以“就可以搜集共产党的情报”。刘少奇这三句自供状，供出了刘少奇是敌人派进党内的大叛徒、大内奸、大工贼，是混进党内的大特务，是长期隐藏在党内的大反革命分子。这三句自供状也供出了他混进党内进行破坏的总目的和总方针。只要抓住这一条，我们就容易理解刘少奇以后的一系列破坏活动。仅从以上刘少奇的这些罪行来看，完全说明他是一个埋藏在党内的大叛徒、大内奸、大工贼，是罪恶累累的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走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把这样一个大反革命揪了出来，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是毛主席思想的伟大胜利！

二、白区工作问题上的两条路线斗争

所谓白区工作，就是党的革命根据地（称苏区或红色区域）之外敌人占领区党所领导所开展的群众革命斗争。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就是国民党统治区的党的工作，在抗日战争时期，还包括日本帝国主义占领区的工作（沦陷区的工作）。

在这个问题上，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历来和“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存在着根本的分歧。刘少奇长期在白区工作（在1943年前大部分时间在白区），他的白区工作路线完全追随陈独秀、王明机会主义路线，忽“左”忽右，主要是右，“左”的时候也是形“左”实右。他在1936年到37年（当时窃取北方局书记，36年至38年），抛出大量关于白区工作的黑货，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现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刘少奇的机会主义路线主要分歧分两点来讲。

（一）以白区工作为主还是以苏区工作为主，这实质上是革命走什么道路的问题。

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认为，中国革命斗争的主要形式是武装斗争，在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因此党的工作应以苏区为主。群众工作和武装斗争，又是以武装斗争为主。白区工作应该配合苏区，白区的群众斗争应该配合武装斗争。

一切“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特别是刘少奇的机会主义路线，他们只要城市为中心的武装暴动，不要以农民为主体的武装斗争。他们认为白区工作为主，所以他们都是“白区中心论者”。毛主席在1938年10月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批判“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时指出：“中国的特点是：不是一个独立的民主的国家，而是一个半殖民地的半封建的国家；在内部没有民主制度，而受封建制度压迫；在外部没有民族独立，而受帝国主义压迫。因此，无议会可以利用，无组织工人举行罢工的合法权利。在这里，共产党的任务，基本地不是经过长期合法斗争以进入起义和战争，也不是先占领城市后取乡村，而是走相反的道路。”毛主席还说：“在中国，主要的斗争形式是战争，而主要的组织形式是军队。其他一切，例如民众的组织和民众的斗争等等，都是非常重要的，都是一定不可少，一定不可忽视，但都是为着战争的。”毛主席这两段话，把这些问题的关系讲得非常非常明确，中国革命斗争的主要形式是武装斗争，主要的道路是农村包围城市。刘少奇在这方面是完全追随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鼓吹“白区中心论”。他在1934年3月《唐山矿工的总罢工》一文中说什么“没有产业中心城市工人的巨大顽强的罢工斗争与武装暴动，苏维埃在中国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援助白区工人的罢工斗争，是已经得着解放的没一个苏区工人与劳苦大众无条件的责任。”意思就是没有大城市的工人罢工和武装暴动，中国革命就不能取得胜利。他的话也是很露骨的，就是走中心城市的工人武装暴动的道路，是要以白区为主，要苏区的农民群众配合白区工人的斗争，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完全相对抗。但是，当王明“左”倾机会主义破产以后，1937年3月，他抛出《关于过去白区工作给中央的一封信》，以反“左”为幌子，继续鼓吹“白区中心论”，说什么“以全国范围来讲，白区工作还是占着主要地位”。这就是继续坚持错误路线，顽固地反对毛主席制定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的表现。

（二）是革命的斗争策略，还是右倾投降主义，这就是白区工作的策略方针问题。

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在白区工作的策略方面总方针是“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十六字方针，毛主席的这一策略方针是积极的，是以积极斗争为前提，以配合战争为目的的。毛主席在1930年1月所写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中指出，党在大城市中目前的任务“是争取群众而不是马上举行暴动。但是革命的发展将是很快的，武装暴动的宣传和准备应该采取积极的态度。”毛主席在《战争和战略问题》一文中指出：“在战争爆发以前的一切组织和斗争，是为了准备战争的，…….在战争爆发以后的一切组织和斗争，则是直接或间接地配合战争的。”

毛主席的这一策略方针是与刘少奇机会主义相对立的，是党在白区工作的唯一正确的策略方针。刘少奇机会主义不敢进行斗争，提倡什么“合法斗争”、“经济斗争”，实际上是取消革命。但是过去胡乔木吹捧刘少奇是“白区工作正确路线的代表”，说刘少奇规定“利用合法”、“积累力量”等等方针，说这个就是毛主席提出的“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十六字方针，是一致的。这样就欺骗了许多人，实际上这是完全对立的两条路线。那么刘少奇推行的“合法主义”、“经济主义”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对立在什么地方呢？（待续）

1.毛主席也讲过合法斗争，但是毛主席指的是革命的斗争策略。刘少奇推行的是修正主义的“合法主义”。刘少奇在白区工作中大肆鼓吹“合法斗争”，胡说什么“国民党政府的工厂法、工会法”是对“改善工人阶级现状有利的”。这是美化国民党。“我们的主要任务，就是利用”国民党的“工厂法”、“工会法”。毛主席讲的合法和刘少奇讲的合法有什么区别呢？毛主席讲的是斗争策略，是与刘少奇鼓吹的合法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毛主席说：在白区“领导人民对敌斗争的策略，必须是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公开合法的法律、命令和社会习惯所许可的范围，从有理、有利、有节的观点出发，一步一步地和稳扎稳打地去进行”，毛主席这里说的，利用合法是针对“左”倾盲动主义讲的。“左”倾机会主义，可以利用的他也不利用，他不搞合法斗争，也不要积蓄力量，不愿搞长期斗争，只知盲目蛮干。毛主席这里说的利用合法是一种斗争的策略，是为了在斗争中揭露敌人，争取群众，更快的积蓄力量，最后配合革命战争，夺取政权。而刘少奇则是害怕革命，对于敌人的疯狂镇压怕得要死。他的所谓“合法斗争”就是根本不敢触动国民党反动派的一根毫毛，根本不敢进行“非法”的武装斗争。而离开了武装斗争来讲“合法斗争”就是修正主义的“合法主义”，只能是取消革命。事实上，刘少奇干的完全是破坏革命、取消革命的活动。他在1936年窃取北方局书记时，根本没有什么大的群众政治斗争，却搞叛变活动，就是证明。

2.毛主席讲经济斗争是政治斗争的一部分。刘少奇鼓吹的是修正主义的经济主义，刘少奇在1927年时就说什么“今年职工运动方针，应作各种经济斗争”，“经济斗争之发展，即为中国职工运动之发展”，说什么“工会为工人群众之经济组织”，他讲不是工人群众争取解放，争取工人利益的政治的一个组织。到1936年还这样说，“党的任务就是忠实地为达到群众的经济要求而进行斗争”，大肆宣扬经济主义。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在《战争和战略问题》中又指出：“工人阶级和全体人民的最后解放，只能在社会主义实现的时代，中国工人阶级必须为此最后目的而奋斗。”毛主席的指示很明确，一切斗争包括经济斗争都要为政治斗争服务，是政治斗争的一部分，都是政治斗争，所以要提高工人阶级的政治觉悟。而刘少奇是反对政治斗争，甚至到了疯狂的地步，他在《论组织民众的几个基本原则》的毒草中叫嚣“不可一味为政治而斗争”。大家听，这是一句什么话？这不是赤裸裸暴露了他反对革命，取消革命的工贼面目吗？我们知道一切新老机会主义者没有一个不是用所谓“经济斗争”反对政治斗争，用经济主义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大工贼刘少奇不仅在民主革命时期白区工作中推行其“经济主义”的黑货，实质上就是用经济斗争取消政治斗争。而且在解放以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也极力推行反革命经济主义，腐蚀瓦解工人阶级队伍，破坏无产阶级专政，他的流毒极广，必须继续肃清，进行两条路线斗争。

三、党的建设问题上的两条路线斗争

党的建设问题，是关系革命成败的最根本问题。

在党的建设问题上，始终存在着两种根本不同的分歧，存在着两条路线的斗争。我们的党就是在两条路线的斗争中发展、巩固、壮大起来的。党的建设这个问题是很大的，党的建设的过程实际上也就是党领导中国革命的过程，中国革命发展的过程，毛主席革命路线战胜“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过程。我想在这里按照毛主席在《<共产党人>发刊词》里说的“建设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化的中国共产党”这一指示，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这三方面来谈党的建设问题上两条路线的斗争。

（一）思想上建党的两条路线斗争。

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在思想上建党就是要用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去改造党员中的非无产阶级思想，就是要对党员进行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教育，提高党员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水平。刘少奇的修正主义建党路线就是要用资产阶级思想、封建主义思想来改造党、腐蚀党，这就是两条根本对立的路线。

伟大领袖毛主席一贯重视对党员的马列主义的教育。毛主席在率领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以后，就用极大的力量对党内进行马列主义的思想教育，从思想上抓党的建设。1937年7、8月，毛主席写的《实践论》、《矛盾论》两篇光辉著作，就是用马列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从思想根源上、哲学观点上来清算以教条主义为特征的“左”倾机会主义。由于抗日战争的爆发，来不及在全党进行深入的学习运动。

1938年10月，党召开六届六中全会，毛主席在会上作了《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的报告，在清算王明右倾投降主义的同时，对党的建设做了重要的指示。对党员进行两条路线斗争的教育，毛主席说：“我们的党，一般地已经学会了使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斗争的武器，从两方面反对党内的错误思想，一方面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又一方面反对左倾机会主义。”“我们的党已经从两条战线斗争中巩固和壮大起来了。”要用马列主义批判左右倾机会主义。毛主席这时又进一步对党员进行路线斗争的教育，提高党员的路线斗争觉悟。这篇光辉著作，从思想上武装了广大党员，保证了抗日战争的胜利发展。

1939年10月4日，毛主席在《<共产党人>发刊词》这一光辉著作中,全面地、系统地、科学地总结了党成立后十八年的党的建设经验，对党员进一步进行马列主义的教育，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教育，进一步发展了马列主义的建党学说。

刘少奇为了篡党，他抛出了一系列的修正主义黑货，妄图从思想上腐蚀党员，使党退化变质，他在抗日战争时期，加紧活动，把自己装扮成一个“党的建设理论家”。1939年7月，刘少奇经过长期的、精心的准备，背着毛主席，在延安马列学院抛出了大毒草《修养》，大放其孔孟之道、“公私溶化论”的毒汁，要党员闭门“修养”，越“养”越“修”。1940年7月1日，他抛出了《作一个好党员，建设一个好党》的大毒草，继续贩卖他在黑《修养》中的“公私溶化论”、“吃小亏沾大便宜论”的谬论。1941年6月，他又抛出《人的阶级性》的大毒草，实际上是歪曲了人的阶级性，抹杀人的阶级性。不到一个月，他又跑出《论党内斗争》，实质他是要反对党内斗争，取消党内斗争，鼓吹“党内和平论”。同年，他又抛出《论党员在组织上和纪律上的修养》，歪曲党的民主集中制，大肆鼓吹“驯服工具论”，他抛出这些东西的目的，就是腐蚀党员，要我们党变质。

刘少奇的修正主义建党路线，在思想上来说，就是用资产阶级思想、封建阶级思想来改造党。集中起来就是黑“六论”，即“阶级斗争熄灭论”、“驯服工具论”、“群众落后论”、“入党做官论”、“党内和平论”、“公私溶化论”（即吃小亏沾大便宜论）。

林副主席指出：刘少奇散布黑“六论”，就是腐蚀和瓦解我们的党，使党员越“养”越“修”。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党“和平演变为”修正主义的党，使无产阶级专政“和平演变”为资产阶级专政。

1942年开始了党的整风运动，是毛主席关于思想上建党的重大发展，是无产阶级思想对非无产阶级思想的一场大斗争。毛主席在党内开展整风运动中写了《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很快地在党内和党外引起了无产阶级思想和小资产阶级思想的大斗争。运动是无产阶级思想的教育运动，是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学习运动，也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大教育运动。

整风运动开展后，刘少奇还极力破坏。1942年2月20日，刘少奇在新四军三师营以上干部会上做整风动员报告时，拒不传达毛主席的指示，却胡说什么“整风是因为我们一些党员党性不纯，政治修养不够，纪律松懈，一个党员，一个干部，你们要很好地加强政治、党性和人道主义的修养”。根本不传达毛主席的指示，企图用黑“修养”来抵制整风运动，反对整风运动，正是“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伟大的整风运动按照毛主席指引的方向发展，取得伟大的胜利。整风运动是党的重大的思想建设，为党的“七大”作了充分的准备。

（二）政治上建党的两条路线斗争。

毛主席教导我们：党的建设是“同党的政治路线密切地联系着”的，当党的路线是正确的时候，“我们党的发展、巩固和布尔什维克化就前进一步”。当党的政治路线错误的时候，“我们党的发展、巩固和布尔什维克化就会后退一步。”毛主席为我党制定了使革命达到胜利的一条完全正确的政治路线。刘少奇对抗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炮制了或“左”或右的机会主义路线，这两条路线斗争是十分尖锐的。

但是，刘少奇却采取两面派手法，或者装扮出一幅“正确路线代表”的姿态，实际上搞他的一套机会主义路线。或者他采取掩盖政治本质的办法，闭口不谈政治，在不问政治的口号上贩卖他的私货，黑“六论”就是这样一个代表作。

黑《修养》最初发表于1937年7月，是刘少奇担任中原局书记职务期间，回延安时在马列学院作的报告。这是一株背叛无产阶级专政的大毒草。当时抗日战争开始只有两年，中国人民在毛主席、共产党的领导下，正在奋起投入民族战争，抗日的烽火燃遍祖国大地；国民党推行的投降分裂活动，搞反共高潮正遭到中国共产党的坚决斗争和全国人民的反对。在这样的形势面前，刘少奇抛出的黑《修养》，竟然不谈“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洋洋五万字，又长又臭的黑文章中，竟连“抗日救国”的字眼也找不到，不是支持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吗？你们看要把共产党员引导到什么地方去呢？在国民党大搞投降分裂活动，掀起反共高潮的时候，他也不谈如何同国民党反动派斗争，根本没有触动蒋介石一根毫毛，不是明显暴露了他是蒋介石反动派的代理人吗？这本书也闭口不谈武装夺取政权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根本原理。空谈什么“共产主义事业的胜利，必须经过一个长期的、艰苦的斗争过程，没有这种斗争，就没有共产主义事业的胜利。”可是他却不谈怎样“斗争”，离开了武装斗争，离开了武装夺取政权，这个“共产主义事业的胜利”怎么能得到呢？不就成为空想了吗？可见他谈的“共产主义事业”是假的，是骗人的。他的真正的目的却是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他在引用列宁的一段话中，故意删去了“无产阶级专政是必要的”这个最重要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理。明显地暴露了他背叛无产阶级专政的反革命面目。这本书还大谈什么孔孟之道，大谈做人处世的封建哲学，这实际上是要共产党员离开伟大的革命实践去搞什么唯心主义的“修养”，他的恶毒用心是要把共产党员“修”成向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派的反革命屈膝投降的奴才。总之，这本黑《修养》是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一株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大毒草。正因为是这样一株大毒草，所以刘少奇要再版三版大肆推销他的黑货，大造反革命舆论。
为了批判刘少奇的黑《修养》，1940年，毛主席发表了《新民主主义论》这部伟大著作。毛主席当时并没有看过这本黑《修养》，只是在一些场合中听到刘少奇的一些谬论，毛主席针对这些谬论进行批驳。后来刘少奇在检讨时说，毛主席的《新民主主义论》是批判我的，批判王明的。毛主席在《新民主主义论》这部伟大著作中，全面地、深刻地、系统地总结了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的基本经验；解释了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特别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人民革命的规律；粉碎了企图在中国建立资产阶级专政的反动梦想；科学地规定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纲领；并且指出了从民主革命过度到社会主义革命的方向。这一伟大著作，同刘少奇的黑《修养》针锋相对，一开头就指出“中国向何处去”，紧接着就提出“我们要建立一个新中国。”毛主席说：中国革命的“第一步、第一阶段，决不是也不能建立中国资产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的社会，而是要建立以中国无产阶级为首领的中国各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新民主主义的社会，以完结其第一阶段。然后，再使之发展到第二阶段，以建立中国社会主义的社会。”

毛主席这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光辉著作，明确的规定了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方向和步骤，彻底地粉碎了王明、刘少奇等党内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修正主义、机会主义路线。中国革命正是沿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从胜利走上胜利，我们的党也在革命斗争中，在党内两条路线斗争中发展壮大起来。

（三）组织上建党的两条路线斗争。

组织上如何建党，这与政治路线有密切联系。因为组织路线是为政治路线服务的。什么样的政治路线就有什么样的组织路线。正确的政治路线，要有正确的组织路线来保证。林副主席在“九大”政治报告中指出：刘少奇“有一条妄图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使中国变成帝国主义、修正主义殖民地的政治路线。他又有一条为他的反革命政治路线服务的组织路线。多年来，刘少奇招降纳叛，搜罗了一帮子叛徒、特务、走资派，他们隐瞒了自己的反革命的政治历史，互相包庇，狼狈为奸，窃取了党和国家的重要职务，控制了从中央到地方许多单位的领导权，组成了一个地下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对抗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林副主席的这一段话，清清楚楚地说明了刘少奇的修正主义招降纳叛的组织路线。

毛主席为中国革命制定了一条正确的政治路线，也为党制定了一条正确的组织路线。这就是发展、巩固和纯洁党的组织。1938年毛主席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一文中指出：“为了克服困难，战胜敌人，建设新中国，共产党必须扩大自己的组织，向着真诚革命、信仰党的主义、拥护党的政策、并愿意服从纪律、努力工作的广大工人农民和青年积极分子开门，使党成为一个伟大的群众性的党。”毛主席接着指出：“大胆地发展党是我们已经确定了的方针。但是同时，又不可因为大胆发展而疏忽对于奸细分子和投机分子乘机侵入的警戒。”“大胆发展而又不让一个坏分子侵入。”这才是正确的方针。

1939年12月，毛主席在《大量吸收知识分子》一文中指出，对于混进党内、军内和政府内的敌人和不忠实分子，“应依靠真凭实据，坚决地有分别地洗刷出去。”1940年12月，毛主席在《论政策》一文中指出：“对于叛徒，除罪大恶极者外，在其不继续反共的条件下，予以自新之路，如能回头革命，还可予以接待，但不准重新入党。”毛主席的这些英明指示，为我党在组织上发展、巩固、纯洁规定了正确的方针，保证了我党的健康发展。

刘少奇为了贯彻他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1936年他一到北方局（任书记）就急急忙忙搞招降纳叛，拼凑黑班底。叫薄一波、刘澜涛、杨献珍等人从国民党的监牢中叛变出来，排挤革命的同志。当时柯老（柯庆施）就在北方局，刘少奇去了以后不到两年，就把柯老排挤出了北方局。柯老开始是北方局书记，后来被排挤出去，因为当时柯老反对反对刘少奇这个老机会主义者。为了拼凑黑班底就提拔彭真等人。在当时的情况，抗日救亡运动高涨，国民党反动派内部矛盾重重，当时在北方的军阀宋哲元就与蒋介石有矛盾。如果我们充分发动群众起来斗争，利用敌人内部的矛盾，是完全有可能迫使敌人无条件释放政治犯的。但刘少奇不去搞斗争而采取叛变投降的路线。他勾结张闻天，背着毛主席，盗用中央名义，下达黑指示，叫在狱中的共产党员向国民党投降，“履行反共自首手续”，并且允许他们在报上公开发表极其反动的“反共启事”，这是极其反动的。当这个叛卖革命的“指示”下达后，在狱中就展开了一场斗争。一部分革命同志坚决抵制，拒绝执行，表现了共产党人的崇高的革命气节。但薄一波等一伙叛徒本来就企图叛党保命，刘少奇的黑“指示”就成为他们叛党的“合法”根据。于是，这一些叛徒就无耻地从狗洞里爬了出来。刘少奇立即把薄一波派到山西军阀阎锡山那里去当官，又指示一批人从阎锡山的监牢里叛变出来。这批家伙从狗洞里爬出来后，都受到刘少奇的重用，其中不少人重新混入党内。1938年冬，刘少奇被调任中原局书记（皖南事变后为华中局书记）这一时期中他继续搞招降纳叛的组织路线，安插和重用饶漱石、谭震林、黄克诚、陈丕显、曹荻秋、叶飞等一帮子叛徒、特务、反党分子，成为独立王国。全国解放后，这批叛徒一个个飞黄腾达，被刘少奇安插到各个重要岗位上，控制了中央的不少部门，安子文当了组织部部长，彭真当了北京市委书记和市长等。刘少奇就是用这些人来对抗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对抗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刘少奇的招降纳叛路线，就是为了篡党，为了实现他破坏革命，复辟资本主义服务的。刘少奇篡权上台也是靠陈独秀和王明上台的。1927年4月，刘少奇在“五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因为“五大”毛主席被排挤出领导之外，被剥夺了表决权。就在这个会上，刘少奇被陈独秀看中了，因为刘少奇执行他的机会主义路线。刘少奇后来又怎么样当上政治局的委员呢？在1931年1月六届四中全会上当了政治局委员。当时六届四中全会是王明路线占统治的那一次，他们之间是有关系的，他本身就是叛徒集团中的一个。

刘少奇为了贯彻他的招降纳叛路线，还大肆宣扬叛徒哲学。他散步“在必要时还要放弃一些工作来保存同志”的谬论。我们为了党的工作牺牲，而他要那样做。1944年他公开对抗毛主席关于“叛徒不准重新入党”的指示，在《关于建党中的几个问题》的黑报告中，大讲叛徒哲学，胡说自首过的人“可以入党”，如果“自首分子一律不准入党，不好”，说不让叛徒入党“要利用自首过的人就不可能”等等，为这些叛徒制造合法的理论根据。

刘少奇这个叛徒集团为了隐瞒他们的罪恶历史，是耍尽阴谋，费尽心机的。他们隐瞒得住时则极力隐瞒。如果隐瞒不住，则制造种种“理由”极力包庇伪造历史。1937年7月，刘少奇就盗用中央组织部名义，发出《关于自首分子的决定》，说什么“送到反省院的同志，照例要办自首手续，或填一般反共自愿书，才能出狱。如他们曾经组织允许填写这类文件出狱的，得恢复其组织。”极力包庇叛徒。整风运动期间，发现了延安有一批特务，就开展了审干运动，这批叛徒着了慌，急忙统一口径，订立攻守同盟。大叛徒薄一波按照刘少奇的黑指示，把叛徒名单交给窃据中央组织部副部长的彭真。彭真按照刘少奇的所谓“保密”黑指示，对毛主席和党中央其他同志长期隐瞒。刘少奇还在审干运动结束时作了《关于建党中几个问题》的黑报告，为叛徒辩护。到党的“七大”时，刘少奇甚至想尽办法企图将“有变节、自首行为的人也可以做中央委员”的话塞进党章，后因康生等同志发现并坚决反对，这一阴谋才没有得逞。他们还利用两面派的手法，对上瞒着毛主席；对下说“这是组织营救出狱”，中央已经知道，已经做了结论，甚至说这是组织秘密，你们不能知道。真是卑鄙透顶。

这批叛徒，就是用了种种卑鄙的手段，被长期隐瞒下来。这里还要讲一下刘少奇一贯善于使用两面派手法，当面一套背后一套，刘少奇许多事是偷偷摸摸，背着毛主席干的。在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中，他往往以“拥护正确路线，反对错误路线”的姿态出现，捞政治资本，迷惑了不少人。但是他并不从正确的方面来反对错误路线，而是从极“左”来反右，从右来反“左”，比如他对白区工作的许多谬论，就是以反对“左”倾路线的名义提出来的，实际上是一套右倾投降主义的东西。到“七大”时，他看到毛主席在全党的威望越来越高，就表面上装着很拥护毛主席的样子，被他捞到了一笔政治资本，逐渐爬上了更高的职位。刘少奇真是一个反革命的老手。正如毛主席所指出的“赫鲁晓夫式的人物”。但是，假的就是假的，隐瞒是不能持久的。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终于把这个大叛徒、大内奸、大工贼挖了出来，把这个叛徒集团挖了出来。这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也是党的组织路线的伟大胜利！所以我们要搞好清队工作，把混入党内的坏人洗刷出去。

从1935年1月遵义会议开始，到党的“七大”召开前为止的十年时间中，伟大领袖毛主席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为党的建设做了大量的工作，并胜利地开展了整风运动，使全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水平大大提高。于是在1945年4月23日到6月21日，党在延安召开了第七次代表大会。毛主席在会上作了《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总结了我党领导八年抗日和二十四年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经验，总结了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进一步清算了“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并为我党制定了一条完全正确的政治路线。大会通过了以毛主席思想为一切工作的指导思想的党章。这次大会达到了全党在毛泽东思想基础上的大团结。毛主席在闭幕词（即《愚公移山》）中说的：“我们开了一个胜利的大会，一个团结的大会。”这次大会的召开，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是“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彻底破产。

大会以后，我党夺取了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