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hgy818 · 注册时间: 2007-09-13 帖子: 1298

附件五：

秋石客简介

这个附件，可帮助读者了解一些秋石客情况，同时了解一下秋石客的关于林彪等思想形成过程，有助于加深读者对本书的理解。由于笔者从未写过简介或自传类的文字，加上懒惰，故把笔者为《新社会呼唤新思潮》一书写的自序稍加修改附于本书末尾，权当作者简介一用，不当之处，还望读者谅解：

有人说，写自序都是书没写好，自己想亡羊补牢或画龙点睛，有一定道理。但我不是这样，主要想通过自序，让读者了解一下我的一些观点的形成过程，《新社会呼唤新思潮》是我积四十余年的思考结果，这对于读者深入了解这本书的内容很有帮助。另外，我早就想对自己的思想进行一次梳理，通过自序这种四十多年历史的回忆，找出我思想形成的脉搏，其本身就是对自己和读者负责。为此，写点自序倒是应该做的，于是，生成此四不像的文字。我想，读者认真读完我的自序必有所获，因为里面全是我真实的写照。

我很小就不喜欢老师，因过早发现了个别老师的丑陋。故常逃学进城花几角钱（二分钱一本）看小人连环画书，如《岳飞传》、《三国演义》、《水浒传》、《扬家将》等，如痴如醉。例如，看到岳飞被奸人所害，死于风波亭时，泪如雨下，由此联想到历史的冤案必然是很多的。从此，更信一流老师乃是书本，并非道貌岸然的先生，从此一发不可收，看起长篇小说来，如《烈火金钢》、《敌后武工队》、《林海雪原》、《红搂梦》、《安娜卡列尼娜》等，也是入迷的很，如看黛玉之死，联想到她病入膏肓，无依无靠，泪尽而死时，竟然泣不成声，不思茶饭。现有时想来，右派编造毛时代无书可读，有些离谱。由于常看诗书，受益颇丰，十多岁就能写旧体诗如《七绝.梨花赞》：翁爱梅花胜爱兰，吾爱梨花胜古人，由来一年霜满地，秋后独有梨果存。敢于嘲讽大诗人陆放翁爱梅花胜过杜甫爱兰花，不亦乐乎！

我关心政治较早，一九六三年就喜看《毛主席语录》，听匣子有线新闻。记得听夏青、潘杰读《九评苏共公开信》，恭听洗耳，全神贯注，心停血止。那时的广播人员的声音溶入了情感和热血，极具感染力，不像现在，仅追求字正腔圆，无任何生命气息，听之让人昏昏入睡。更有甚者，有些节目完全是颠倒黑白、指鹿为马，误国误民。

记得有一次我同我二哥谈政治，他说仅读毛主席语录不行，那只是皮毛。他让我看马列原著，并推荐《共产党宣言》、《国家与革命》、《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三本书。我过后第二天就进城买了这三本书，记得在回家路旁就把《共产党宣言》看完了，马克思的逻辑把我一下子征服了，眼观西阳落山，久久不能平静。从此，逢政治书必看，胜过了看小说，自诩为是马克思的信徒。

大概到了一九六四年底左右，我又听我二哥说起毛主席同毛远新、王海容的谈话，大意是毛主席不满当时教育制度，要搞教育革命。毛主席鼓励学生敢于不听话，如上课可以看小说，睡觉等，正合我意，一下子我就自以为成了拥毛派了。我积极参加毛主席发动的文化革命是有理论渊源和生活渊源的。我对学挍领导、老师甚为不满，常逃课，并几乎不写作业，躲不了就抄袭，掐头去尾应付了事。记得有一次我抄的峻青《秋色赋》作文得奖，我羞愧万分，主动说明，反遭一顿批评。我当时就想，天下文章一大抄，何必当真呢？很不满，想必是因为抄袭没被及时识破，当事人脑羞成脑所致。

后来才知道，一九六四年中央就决定搞文化革命，革命对象包括教育，并成立由彭真为组长的领导小组。我深信，如果不是毛泽东要将文革升级，刘少奇也要搞文化革命的，只不过搞成反右和社教的合成罢了，也就是说，一九六四年，中国文化革命的趋势已经形成，这一点被许多文革研究者忽视了。

一九六五年，山雨欲来风滿搂，中苏论战、学雷锋、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以埋下了文化革命红色风暴的种子。那一年对文学、艺术、戏剧、电影的大批判一浪高过一浪，连我家偏远的山区都受其影响。那一年，我做了两件事，一件因写给《人民日报》的批判电影《水手长的故事》文章，因受到编辑部的回信和肯定而被学校表揚；另一件事因搞“学潮”赶走几个老师而遭到“搞反动小集团”的严厉批评和指责，因年纪小几乎误去自杀。记得当时手拿校方“搞反动小集团”的鉴定，担心无法向父母交差而趴在一口深井前想一死了之，但老天帮我，正犹犹豫豫时，忽来一阵风，把我手中的鉴定书吹落井下沉没，令我如释重负，跳起来回家交差了。联想后来刘、邓搞的五十六天白色恐怖，有很多学者、教师、学生自杀就很容易理解了，因为那时的人多数把荣誉看得胜过生命，不像现在，好死不如癞活着。

后来才明白，一九六五年毛泽东打了许多文革外围战，如年底的姚文元批《海瑞罢官》文章，矛头直指右倾翻案力量，姚文元文章写的实在好，尾声用毛主席“金猴奋起千均捧，玉宇澄清万里埃”，气魄极大。又如因在毛主席身边安窃听器事件中办主任扬尚昆被罢官；解放军总参谋长罗端卿因不突出政治和反林彪等被罢官，实际上是毛主席调整了要害部门的领导权。

一九六六年，文革起，红卫兵兴，天下大乱。我现在非常理解英雄和时势的辩证关系，没有大英雄毛泽东就不会有文化革命，反之，没有文化革命的时势也造不出那些类似像聂元梓、蒯大富、韩爱晶、王大宾、潭厚兰“五大领袖”等群众领袖。像我当时只有十四、五岁，竟然组织过三个学生及群众组织，正说明革命高潮来时似沧海横流，英雄人物如鱼，往来自由奔驰。

一九六六年，政治空气高度浓缩，令人喘不过气来。

年初，北京市一把手彭真因压制姚文元文章和拿出束手束脚的二月提纲而遭刘少奇主持的会议批判并罢官；陆定一因老婆写攻击副主席林彪夫妇的匿名信和政治等问题被罢官，彭、罗、陆、揚被称之为“四家店”广遭声讨；随后北京市高官吴晗、邓拓、寥洙沙被批判罢官，史称三家村，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如暴风骤雨。

五月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十六日中央发了关于发动文化革命的《通知》，五月十八日林彪发表重要讲话，谈了不少政变问题，严厉警告反毛派，引起毛泽东的警惕。

五月二十八日成立受常委领导的文革小组，成为文革前线司令部，陈伯达任组长，康生为顾问，江青是副组长，江实是文革小组的灵魂，文化革命的前敌指挥。

五月二十五日，聂元梓等贴出第一张涉及本单位头头的大字报，受到毛泽东的全力支持，文革燃成燎原之火。六月，在京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邓小平决定派工作组，试图扑灭烈火，纳入他们领导的反右轨道。

七月八日毛致江一封密信，总体预言了文革前途，承认有失败的可能。七月十八日毛泽东畅游长江，向世人传达了要重的身体健康和要返中央一线的信息。二十五日，毛泽东严厉批评了在京中央领导刘少奇、邓小平等执行了收的方针，镇压学生，主张放的方针，取缔工作组，为学生平反。当时被破害的师生“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成了真实写照。

八月，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在京召开，毛、刘两军对峙，毛主席御架亲征，书《炮打司令部》大字报，揭开了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盖子，刘、邓五十六天被定性为资反路线受到批判，全会军队干部是拥护毛泽东的主力，这一点被许多文革研究者忽略，许多军队将领对刘少奇早就不服，把斗争看成红区武装斗争派与白区工作地下党派之争。八月八日中央通过了文革“十六条”的决定，使文革进一步合法化和政策化。会议调整了中央班子，林彪成为唯一的副主席。

六月至八月后，红卫兵兴起，毛泽东先后八次接见大串联的红卫兵，支持学生放火烧荒，将文革引向深入，引向全国。年底，许多高干子弟觉醒，保爹保妈的“联动”出现，红卫兵开始分裂，保守派和造反派形成。

就一九六六年的我来说，虽然通过学习十六条等中央文件知道毛泽东搞文革是矛头向上，整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少奇搞文革是矛头向下，整群众中的老牛鬼蛇神（地富反坏右）和新右派，但并不真知道谁对谁错，恰恰相反，我对谁是走资派和走资派的标准是一团雾水，我站在毛主席一边，完全是出于对毛主席的信任。

一九六七年，中国两派形成，我身临其境，以为正常，符合事物矛盾规律，没想过那么多，只有一个疑问，不知毛泽东为何不允许成立全国性造反组织？毛主席不是要另起炉灶吗？现在才明白，毛泽东从始到终要文革沿着他可控制的道路发展，并未摆脱列宁主义政党政治，他要的是改良性革命，并不是对传统政治结构完全推倒重来，并不是彻底革命，对老干部，毛主席是旧情难断，是一批二保，对造反派是恨铁不成钢，并不十分信任，因而不可能放任中国政治出现难驾驭的新变数全国性群众组织出现。

现在看来一九六七年非常关键。如在这一年初毛泽东收兵，其旧部尚能接受打倒刘少奇司令部，文革尚能体面收场。但一九六七年毛泽东把政治斗争引向全面阶级斗争，建国后出现的特权阶级与广大群众的矛盾爆发，反走资和反特权合流，整个领导层被冲击，特权层阶级意识猛醒，开始用各种方式与毛泽东对抗。

上海“一月革命”风暴，左派开始了夺权斗争，为确保新夺权的全面胜利，一月，毛泽东下令他认为最可靠的解放军参与夺权，支持左派，搞“三支两军”，然而恰恰在军界，毛泽东受到了明里暗里的有力对抗，如借毛主席批陈伯达、江青违纪打倒常委陶铸之风，在京西宾馆和怀仁堂制造了所谓有名的“二月逆流”就是一次对抗，毛泽东虽奋起反击并批判，但最后还是采取了和为贵的政策；军委“八条命令”也不利于左派；武汉“七二零事件”为代表的军方反抗达到了高潮。林彪作为军委负责人难辞其咎，此时的毛泽东可能对林彪就心有不满。

当时的形势对左派而言，有两种选择，一个是贯彻“五一六”通知精神，趁势发动群众和士兵攻破走资特权在军队的代表人物，将文革进行到底，另一个是妥协，提前结束文革。作为政治家的毛泽东审时度势，认为第一种选择胜算不大，不可能通过一次文革就解决问题，最后决定清洗文革激进派，同军、政内反对派妥协，提前结束文革。他于七、八、九三个月巡视的谈活为指导，要求大联合，并先后对中央文革小组激进派成员王力、关锋、戚本禹采取隔离审查，要求学生“复课闹革命”。结果，人们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战略部署并不理解，走资特权派不十分满意，文革派也不愿接受，造成“混乱”的局面又持续一段时间。

一九六八年下半年，中国开始山河一片红，群众组织先后鸟兽散。

现在看来，解散群众组织应该是一个错误，因为归根到底，组织程度的高低决定各阶级的命运，群众没有自己的组织，不可能上升为统治阶级，群众专政最终不过成了一句空话。也许毛泽东当时只能如此，但在深层次，毛泽东也未必跳出了列宁主义的政党政治思维。

这一年我搞过短时间的小宣传队，其中跳忠字舞、早请示、晚汇报盛行，文革热情开始变成宗教性符号。这些群众运动，后来遭到唯物主义批判，被后人视为笑柄。但很少人从积扱方面去想这些问题，在我看来，忠字舞可助健身和信仰，早请示、晚汇报有助于斗私批修，怎凭一个不唯物就推翻了之？不是更可笑吗？这是我对唯物主义理论开始怀疑的最早萌芽。事实上，文革形成的信仰及毛泽东热顶点从一九六八年就开始回落，不利于革命的推进，加上反“五一六”、反“多中心”、“一打三反”、“清理阶级队伍”等，彻底文革派不断遭清查，毛泽东热更加回落。毛泽东实际从此陷入尴尬境地，一方面，官僚走资派至死不认输，根本不买毛的帐；另一方面，彻底文革派真心拥毛反遭抛弃，政治基础始终不牢固。

一九六八年，文革出现“三月黑风”，发生“扬、余、傅”事件，解放军代总长楊成武、空军政委余立金、北京卫戌司令傅崇碧落马，同“王关戚”事件成了对应，文革小组和军队各斩大将。之后，中央成立了军委办事组，代行了军委的职责。文革和军委两小组成了毛、林的直接办事机构。

到九月五日，全国各省党的一元化领导的革命委员会全部成立。对毛主席一元化政治模式后人很少研究，这是很重要的题目，我至今不能理解，为什么毛主席未能在国家体制上表述如何实现一元化政治。

十月，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召开，通过了对刘少奇的审查报告，将刘永远开除出党，决定召开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一九六八年八月二十五日，毛泽东派工宣队进驻学挍，并于年底号召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首次文化革命接近尾声。毛泽东对上山下乡有多方面考虑，一是结束文革大潮的政治需要，一是解决就业需要，再是对年轻人教育和锻炼的需要。

从一九六八年下半年至一九六九年底，我真正当了近二年的人民公社社员，经历了全部的农业生产过程。那时的生产队长走马灯似的换，都是真正民选产生的，不满意就换马，不但是生产队长，连会计、赶马车的车把式都选举产生，右派们胡说毛时代沒有民主，完全违背历史事实。另外，许多左派不知道，那时的农村资产阶级法权也影响不小。就评工分来说，就不是很公平，干一样活如都割一条垄高梁，工分却不一样，壮劳力拿一等工分十分，妇女、小孩就拿二、三等工分九分、八分，甚至七分。算起钱来差别很小，但就精神压迫来讲就大了，弄得有些人哭哭啼啼。我当时就认为这是荒唐的政策，反映出了剥削制度思想渗入人的骨髓，渗透干部的骨髓，文革并没有解决更深层的斗批改问题。干部多数就迷信那一套资产阶级法权，群众虽不满，也是说不出个道理。那时的农民也有觉悟高低的问题，水果熟了，往家拿的不在少数。表面上是国家订量供给，实际农民早动了些手脚。

人民公社时期令我感兴趣的事有很多。

劳动

组织劳动，一天分早晨、上午和下午三段，每段都计工分。生产队长起的都早，有当家作主的味道，他吹哨集合社员，然后分工，并不寻私，比如我常被分一些看青（看要成熟的水果，防止人偷）的轻活，因为我小。因为看青，我一个人天天和果树打交道，捎带着看些书，观察了树木及果实的生命过程，受益菲浅。社员劳动的过程是个开心过程，打打闹闹，说说笑笑，融洽着人与人的关系。中间还有休息，读一读报什么的，虽不大认真听，但对农民了解国内外大事及提高农民文化素质很有帮助。

开会

现在右派常攻击毛泽东时代会多，被洗脑。其实这正是毛泽东盼望的。生产队开会共商队里大事情，很培养农民的政治水平。唱唱歌什么的有利于活跃农民的生活。男女老少混在一起，有利于解决代沟，同时为青年农民的恋爱提供了好条件，对破除封建思想很有帮助。

周末电影

那时看电影都是在露天，有什么看什么。表面上只是看电影，实际起到了教育和人与人的交往作用。回想起来，譬如我在深圳，十四年只看过三场电影，比在生产队时少多了。

备战

那时的民兵手里是有枪的，经常接受敌情教育，搞搜山、抓特务。不知是不是真的，经常在山上有人放信号弹，然后紧急集合，很紧张。说那时没胖子，怎能有？每天都有事干，催人奋进，胖不起来。

生产计划

毛泽东时代生产队规划都不错，由队干部和技术员负责。拿六八年来说，就栽植了很多水果树，后长大结果了，被邓小平赶上了，为他帖了金。一九六九年，我离开生产队那年，一个生产队水果产量达二十七万斤，而如今，九个生产队的产量也达不到二十七万，因为农民没长远打算，很少栽新树，吃毛泽东的饭一直吃到现在。

我很不解，我在深圳风光十多年，一点印象也说不出来，无非是高楼大厦，车水马龙，吃喝玩乐。可对不到两年的农村劳动却不能忘怀。“可以说，如果农村一直搞生产队、人民公社，要强过现在好多倍”，这是我老家现任村党支部书记的私下结论。我深切怀念毛泽东时代，怀念人民公社和生产队！

一九六九年底，我有机会到中原一家军工厂当最缺技术含量的板金下料工，干了大半年的体力劳动，其中因我们连队的头是共产党人，老搞义务劳动，所以较累。我对那时的工厂差别之多很震惊，差别甚于农村，如什么临时工、学徒工、一至八级工等，社会上还分小集体、大集体、地方国营和国营的工作差别，给我的感觉，工人阶级内部矛盾不比农民阶级内部矛盾差。我对工人优秀分子的感受很深，而对多数来自农村的所谓工人看法并不好，他们比农民还差一些，都很精明，可能是农村精英进了城吧。我认识一个叫张连东的造反派，其人品和特征都很有魅力，忠诚党的事业，原则如铁，斗争如刀，同志间胜兄弟。但他很快就被排挤到贵州三线工作，从此杳无音信。走时数十人相送，全都哭成一团，行文到此，我又热泪溢出，不胜怀念，如他还活着，能看到此文就好了！

一九六九年，中苏关系紧张，发生了“珍宝岛”等事件，这种紧张是谁挑起的？值得研究，从政治层面看，民族矛盾突出而利于国内矛盾的整合，当时给我的感受，中苏关系紧张起来，有利于结束文革的无政府主义现象。四月，召开了党的九次代表大会，从理论和实践及组织上肯定了文化革命。九大以后，全面进入“斗批改”和“清理阶级队伍”、“整党、建党”，形势逐渐朝正规化发展。

九大前后，党内出现新危机我是没感觉的，也没有从基层看出分裂的现象，总的感觉是人心情舒畅，群众革命生产热情很高。只是常受些理论困惑，认为军人掌握的权力过大，不符合马列主义。在今天看来，党的书记、政府首脑、军队首脑谁掌权只是表面差别，并无实质差别，许多所谓理论未必就正确。在红军时期，军队实际上管很多，成绩并不差。

九大起草政治报告及毛、林分歧是值得研究的。分歧点据许多左派看法，是毛泽东要继续革命，而林彪要搞经济，可惜至今拿不出可靠的证据。我不能看到被批判为唯生产力论的陈伯达稿原文，只知陈伯达反唇相讥，说张春桥九大报告稿是伯恩斯坦的“运动就是一切，目的是没有的”。平心而论，如果林彪、陈伯达以为刘、邓被打倒就算革命成功了，那他们不是彻底的革命家；如果他们认为工作重点随着文革革命高潮的结束而转移到经济建没，是策略的话，未必是错误的。

一九七零年八月，毛泽东与林彪在庐山会议爆发冲突，随后展开全国性“批陈整风”，我也被卷入其中。那时我们厂的领导一把手是武汉空军的，他批陈（伯达）整风蹲点到了我们班，搞人人过关，我当时不大想再参与政治，但赶上了又不能不说几句，结果失了控，因为我看了一些马列的书，所以从理论到实践大批了一通天才论，令在座的人都很吃惊。沒想到会后那个领导很满意，并指示我们连队让我脱产搞政治工作，先后封了团支书、理论组长和宣传组长三个小“官”，从此我又回到文化革命气氛当中。说军队对批陈伯达不卖力，不完全符合实际。我当时的批陈水平还陷于理论层面，对政治层面想的不多。也就是说，陈伯达的垮台对一般群众影响还不大，群众不知道庐山会议涉及到林彪。

一九七零年的大事还有：三月，中央下发“清查五一六”通知，我想其动机是清洗体制外政治势力，巩固新政权，所以林彪为代表的军队、周恩来为代表的政府联手打压造反派，江青的态度不得而知，但她即使反对也左右不了局面。现在看来，战争年代形成的权力层普遍把文革中群众造反派视为异己力量的，打压很正常。

一九七零年要召开人大会议，对修改宪法小组的党内斗争也值得注意。一个斗争议题是设不设国家主席，一个是要不要林彪的高举毛泽东伟大红旗思想如三个副词。

设不没国家主席是个国家体制改革的理论和实践问题，也是个政治问题，所以争论不休。作为毛泽东而言，应该是继续革命的问题，也不排除限制林彪势力坐大的政治考虑。同样，作为林彪而言，认为设国家主席比较适合国情，也不排除他自我保护的政治考虑。

十一月学习马、列的通知，修正了林彪“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思想。林一直认为中国革命的一切胜利都主要在于中国有毛主席的领导和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例如在一九六二年七千人大会上林的讲话就是证明，林彪实际上搞的是扬毛抑马。毛主席重提马列，是反林彪的政治需要还是理论需要？还是兼而有之？这是十分值得后人研究的。在我看来，林彪是正确的，中国革命最需要的理论是毛泽东思想，而不是其他。

十二月华北“九十九人”会议，深入批陈，罢了北京军区政委李雪峰，司令郑位三的官，军委办事组成员总参谋长黄永胜、空军司令吴法宪、林办主任叶群、海军司令李作鹏、总后部长邱会作都做了检查。十二月八日毛同斯诺谈活，公开了对林的不满，说“四个伟大”讨嫌。毛泽东与林彪的矛盾浮出水面。

笔者认为，毛、林九大以后的分歧主要有，一是社会矛盾的重点是政治还是经济，毛倾向前者，林倾向后者；二是理论问题，毛突出马列，林突出毛泽东思想；三是对苏美关系，毛要以反苏为主，林要以反美为主；四是设不设国家主席，毛不主张设而林主张设；五是最重要的，毛有令张春桥接班的意图，林对此可能甚为不满。实际上，毛主席在九大前后，一直主动进攻林彪，削弱军方势力，重建党核心，其深层原因有待分析。毛主席可能从理论层面和身体层面认为林彪并不是最好的接班人选，认为张春桥更合适。

一九七一年，我参加了批陈整风和批林整风，曾写了批林彪长文转王震阅。“九.一三”事件突发，简直像来了一场大地震。我们厂有许多高干子弟，很早知道，说了很离奇的和官方公布的不同的经过，我当时半信半疑，不敢相信是真的，许多天都没有睡好觉，担心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林彪倒下，文化革命的胜利要大打折扣。不相信的理由是不相信急风暴雨式的文革刚结束，毛主席怎么会让林彪下台？或者说林彪为什么要急于清君侧和弑君？结果，正式文件下发了，证明毛、林之争是真的，说林要加害毛主席，传达文件的武汉空军的干部，当时就情绪激动地说，“打死我也不相信林副主席会反毛主席”，怀疑中央搞错了。对此我内心也不大相信，但还是紧跟党中央毛主席的，许多干部群众都是这个心态。

一九七一年的大事还有，二月，林立果策划《五七一工程纪要》，对有无此事，后人有怀疑，认为是编造的，我倒认为是真的，否则无法解释林家许多反常话动，问题在于林彪是否参与，依我之见，纪要不像出自杰出政治家、军事家林彪之手。可惜在当时高层无人替林说话，否则，毛泽东不会搞肃林扩大化。五一节林彪不辞而别，也值得分析，林敢公开羞辱毛，不像有计划害毛主席，是有气的表现。八月毛泽东南巡，公开敲打林彪，引蛇出洞。九月十三日，林彪被迫升空，死于异地。九月十八日中央发出林彪叛逃的通知。十月二十四日向全国发出通知。十月二十五日，中国入进联合国，实为毛泽东依靠第三世界，团结第二世界，分化第一世界，联美抗苏的高明外交政策结果。十一月，毛主席为“二月逆流”正名，向右派妥协。十二月，开展“批林整风”运动。此前后一两年，基辛格数次秘密访华。

林彪事件让我陷入深思，直到现在都找不到令我信服的正解。

就当时的我而言，认为被批为唯生产力的林、陈在九大的政治报告未必错误。革命有高潮和低潮，政治和经济的关系应是彻底辩证的，主要矛盾方面是变化的，在当时把经济工作当做重点也许是对的。设不设国家主席不是大事，关于囯家结构文革就有人提出搞巴黎公社制，被毛主席否决，现在的国家主席不该设，那总理政府机构也不该没，说到底，新中国政权的三元结构当初就有问题，何必因人设事？林彪那几个副词，“全面的、创造性的、天才的”提出十来年了，究竟有多大错？毛主席对马、列发展难道不全面吗？毛主席的理论和实践难道没有创造性吗？是毛主席而不是别人领导中国革命从胜利走向胜利，不说明毛主席有天才吗？林彪的“四个第一”、“毛泽东思想是一切工作的指针”等都错了吗？毛主席是不是要纠左呢？难道党内左倾以成为主要矛盾了吗？实际上，林彪事件不仅是个政治事件，还是个理论事件，成了高举毛泽东旗帜还是马克思主义旗帜的问题。至于毛主席想培养张春桥当接班人，也正常，你林彪身体不好，万一有三长两短，岂不误国？林彪、至少叶群一帮人借庐山会议炸平庐山，揪张春桥示众是完全错误的，是对不起毛主席，对不起国家的不顾大局的表现。在我看来，庐山会议之争，是林彪集团与江青集团争夺接班人的斗争，并不存在反毛主席、搞宫廷政变的问题，林彪一伙再头大，也不会利令智昏到如此地步，最多是清君侧，林主要政治资本是拥毛，反毛是不可想象的。

周恩来和江青在毛主席和林彪的斗争中的作用也需要认真分析。他们和毛泽东一样，都没有仔细分析斗争的后果得失，都没有想到后果是毁灭性的。林彪一伙胡闹，要展开批评与自我批评。不应该扩大而应缩小毛泽东与林彪长时间亲密战友的关系，起码要做双方的工作，特别是林的工作。周和江有无个人利益在毛、林矛盾中，是值得研究的。实际上，从政治学的角度，毛泽东削弱林彪势力的方针是定了的，庐山会议是林彪主动跳出来挣扎而遭合围的，毛主席没料到是大分裂的结局，身心俱受沉重打击。总的来说，对新中国历史上的最大的左派分裂，中央高层各有各的历史责任要负才对。

一九七二年，毛主席威信明显下降，周恩来的声望上升，右倾势力抬头，这是庐山风波处理不当的直接后果。批林整风全面展开，我当时一开始也同周总理一样，主要批的是极左，从理论和实践上分析了所谓左的问题，总的来说言不由衷，思想混乱。后来中央要批林彪的扱右和学马、列。极右的说法很牵强，即使林彪害主席成立，也不具备普遍性，害主席的是极少数，批不出更多的内容。学马、列可以，但马、列成主角就不对了，马、列里有继续革命的系统理论吗？没有！马、列不涵盖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却涵盖马、列，学毛泽东思想应谈成为重点。学马、列的客观效果是贬低了毛泽东思想，批林彪的所谓唯心论，要借助于马克思唯物主义，批来批去，批的是毛泽东思想。从此可见林彪事件后毛主席有多被动，一方面要批林，另一方面要保护文革成果，二者是有很大矛盾的。一九七二年发生的以周总理为代表的右倾回潮是很正常的，像周恩来这样水平的人都很难不批左，何况他人？这是放弃毛泽东思想统帅地位的直接后果，后来周总理受到毛主席的批评，中央又开始反右倾回潮。实际上，林彪事件后，所谓的无产阶级司令部以散架了，周、林、陈三员大将一个被批，一个死亡，一个被打倒；指导思想也发生了混乱，造成了严重后果，文革力量从此一直衰落下去，没有再恢复元气。特别重要的是，实际上倒林失了控，被右派利用了，许多左派被清算，许多右派重返政治舞台。

后来中央对林彪的评价“语录不离手，万岁不离口，当面说好话，背后下毒手”，不大符合林彪的实际。历史上的林彪恰恰是敢于公开反对毛主席的，这方面党内无人可比。井冈山时期林彪就写信给毛主席，怀疑井冈山的红旗打不下去，毛为此专门复信给林彪；长征路上，遵义会议刚过，林不顾别人反对，一人写信给中央，不满毛泽东的指挥，要毛泽东、周恩来下台，由彭德怀指挥，认为毛泽东不走弓弦而走弓背，累死三军，受到毛泽东的严厉批评；抗日战争时期林彪不赞同毛泽东山地游击战方针，要打运动战；解放战争中林彪在辽沈战役上要先打长春，打击溃战，不同意南下锦州打歼灭战，受到毛泽东多次批评；全国解放后，林不同意入朝与美军开战，拒绝毛泽东让其挂帅意图，为此令毛泽东非常脑火，叫林彪坐了多年冷板凳；林彪的敢于坚持自己的意见是有名的，在我看来，庐山会议也是如此。

一九七二年大事，一月十日，毛主席参加陈毅追悼会，肯定了陈。二月，尼克松访华，中美战略关系确立。四月，着手给老干部解放。十月，批扱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周恩来和江青发生分歧，周要批左、江要批右。

一九七三年，我积扱参加了批林整风和批林批孔，感觉深入不下去，右派韧牲很强。

一九七三年，为把批林整风深入下去并把运动引向批右，毛主席警告批评了周恩来，毛主席还让邓小平重新出山，有抑周的意图，也可能有用其抑江的意味。下半年，中央发动了“批林批孔”运动，因为抓住了林彪的一些尊孔言论。批林批孔批的是中庸保守思想，希望党的干部、群众不要骑墙，更不要右倾，要站在左派一边；批林批孔的另一条重点是批孔子守旧复古思想，警告党内高级干部，不要否定文化大革命，不要搞复辟。我虽然也积扱参加批林批孔，据我当时的感觉，毛主席的政治意图很难实现，党内反对派控制了大部分地区，阴奉阳违，把批林批孔引入了非政治的学术轨道。

一九七三年发生的另一件大事就是八月中共第十次代表大会。这次大会党内左右斗争实际打了个平手，高层进了左派王洪文、张春桥，中低层进了不少老干部。对重用王洪文而非张春桥问题，值得研究，依我看，只能从政治学角度才能理解毛泽东重用王洪文和邓小平。

一九七三年大事还有：元旦社论，反对批扱左，要批林右的实质。七月批周恩来外交错误、要批林批孔，八月通过对林彪的审查报告。还有江青发现的“马振抚公社中学”学生自杀事件，“白卷英雄事件”、“小学生日记事件”“蜗牛事件”“《三上桃峰》事件”等，对右倾回潮进行了反击。

一九七四年，我上了大学读书，是我理论收获颇丰的一年，我大部时间用来通读《马、恩全集》、《列宁全集》和斯大林的著作，对共运史有所了解，开始反思一些共运全局性理论和实践问题，政治活动虽参加，但不占主要精力，学业更是一团糟。

一九七四年，江青发现高干子弟走后门问题，提出了批评。叶剑英向毛主席告状，毛主席批评了江青，认为她搞“三箭齐发”，批林批孔夹带批走后门，干扰了批林批孔大方向。毛泽东是政治家，他知道走后门涉及到许多高级干部，批走后门不策略。但江青却从此陷入不断挨批受攻的境地。在我看来，反走后门，是很得群众支持的，江青倒抓住了将批林批孔的深入突破口，可惜得不到支持。

一九七四年召开了四届人大，这么重要的会毛主席没有参加，耐人寻味。事实上江青组阁愿望落空，周恩来组的阁，虽然从表面上过得去，但邓小平任第一副总理和许多右派重新出山，形势对左派很不利，很快，由邓小平挂帅的右派就以整顿为名发动攻击，以江青为代表的左派受到打压，毛泽东也爱未能助，静观其变，寻找战机。

一九七四年其他大事。一月，江青开“批林批孔动员大会”。二月毛主席批“三箭齐发”。三月，江青在军队“放火烧荒”。七月，毛在政治局批江青不要搞“帽子工厂”“不要搞四人小宗派。十月政治局发生“风庆轮事件”，邓拒绝江的批评。十月王洪文飞长沙见毛，汇报北京政治斗争，毛并沒有支持江。十一月江青致信给毛主席，提出组阁意见，受到毛主席批评。十二月，周恩来飞长沙见毛主席，邓小平受重用。毛主席同周恩来谈了深层理论问题。

一九七五年，我基本如同一九七四年，只多了对文革策略的反思，特别是评估了一下文革代表人物，有了一些异议，很担心左派分裂，因为在地方上以出现了一些分裂苗头，造反派争权。同年，我曾同我二兄谈及政局，他认为党政军领导及知识分子多数反对文革，文革派必败，劝我远离政治。而我则认为只要毛泽东再活五年，天下会大定，左派必胜，结果毛主席只再活了一年。

一九七五年，毛泽东发动了两次进攻，一个是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另一个是评《水浒传》，批投降派，都没达到应有的目的。

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理论意义大于政治意义。毛泽东通过理论问题的谈话，把文革理论从上层建筑、意识形态，扩大到经济基础，提出了资产阶级法权和无产阶级全面专政问题，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评水浒运动同学理论运动相反，政治意义超过理论意义。毛主席想通过历史上的投降派宋江来警示全党，可惜根本没有搞下去就不了了之。在毛主席看来，在邓小平的全面进攻面前，许多左派不但不反击，而且向复辟力量投降，积投参与围攻左派，纪登奎就是典型代表，在党内最早站在了邓小平一边，参与打压左派干部群众，和宋江一样。实际上，后来结果证明，左派还是吃了投降派华国锋、汪东兴的大亏。对毛主席的评水浒，我当时是非常赞同的，认为堡垒是最容易从内部攻破的，并违反中央规定，把打倒投降派纪登奎等标语刷满了市区，并为此受到了惩罚。可惜江青等人，在毛主席逝世后并没有把投降派当做重点，犯了致命的错误。

一九七五年，是邓小平得分最多的一年。在高层政治上能批江青数个月，并散布了很多不利江青的假信息。当时我在圈内，就经常听到像“红都女皇”、江的上海佚事、中央与江“约法三章”等谣言，很不正常。更不正常的是竟然很少人向上揭发，反映了群众的态度发生很大变化。包括我在内，当时很不满，认为左派脱离群众，反无政府主义和改善群众生活等得人心的事让邓小平干了，私下说江青是小资产阶级革命家，成不了大事。现在看来沒那么简单，江青在政府和军队并无实权，不能算她的错。

一九七五年其他重大事件。一月，十届二中全会召开，四届人大召开，政治格局不利于左派。二月十八日，中央通知学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二月，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对铁路、工厂、军队、科技、电影《创业》各行业开展整顿，大得人心，邓小平表现出了立功心切。三月，张春桥批经验主义，影射邓小平。四月邓小平得到毛泽东支持。五月，毛主席批江青等反经验主义的片面性，提出也要批教条主义，对邓小平、江青各打五十大板，重提四人帮问题。五六月两次政治局批江青。八月，毛泽东评《水浒传》。十月大寨会议，邓与江发生冲突。邓三项指示为纲出笼，意在反对阶级斗争为纲。十一月，“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开始，毛泽东斥责邓小平不懂马列，反对阶级斗争为纲，要翻文化革命的案。

我认为，中共九大以后，群众的政治热情急剧减弱，说透一点，一方面，群众对老干部还有相当程度的认可，认为他们有功劳，犯点错误可以谅解，不赞成再运动下去。另一方面，群众毕竟不是职业革命者，革命过后很关心社会稳定，改善生活，对增加工资和副食品等生活用品生产和供应非常渴望，左派在这方面脱离了实际。林彪事件出现，使不少群众对文革代表人物产生了怀疑，革命信仰开始动揺。江青等对此情况是否清楚，是无权还是没想到如何顺乎民心做点什么至今也是个迷。反正邓小平是看出来了，他是顺乎民心反无政府主义，抓经济，搞整顿。我现在认为，毛泽东在内心深处，对江青等文革派的行政能力有怀疑，始终沒有向她们放行政大权，如这个道理成立，我当初对江青等不满也许是个误判。

一九七六年，我投入了大部精力参加反右倾翻案风的斗争。总的感觉是批不下去，干部和百姓多数对邓小平一九七五年工作有好感，观潮派很多，大家似乎都在等待什么。我认为中国左右到了真正决战时刻。为此，我违背中央精神，成立了战斗队，冲向社会，突出表现为秘密举行总理追悼会、重点反对华国锋、纪登奎等投降派等。

一九七六年大事。元旦，公开发表毛泽东《重上井冈山》、《鸟儿问答》词两首，表示了毛泽东坚决反对国际、国内修正主义的决心和信心。

一月八日，周恩来弃世，举国哀痛。在悼念周总理问题上，我当时强烈反对中央江青等降低规格的政策，无视广大群众对总理的真挚感情，忽视了对周恩来品牌的争夺。本来总理之死，如引导的好，会化为忠于毛主席的力量，邓小平再大做文章民心定会反感。记得一月八日当天我就写了六首悼念总理的词，泪流满面，后来又违背禁止追悼总理指示，私下进行了悼念活动。对新总理的人选，当时多数人认为非邓小平就是张春桥，而我却根据左右斗争力量均衡的现实，认为华国锋、吴挂贤类中间人物当总理的可能性更大一些，结果不幸被我言中。现在想来，问题没那么简单，既使江青高规格重示悼念总理，右派也不会罢手，因为纪念周恩来不过是个借口，这是阶级斗争激化的必然表现。

二月，中央通知华国锋为代总理，并把叶身体不好情况通报全党。当时我认为华国锋是个过渡人物，毛主席对叶剑英以有警惕，左派形势一派大好。同月，毛泽东谈话公开，谈了许多政治、理论、文革和邓小平的问题，特别是鲜明地提出了党内资产阶级问题，很有价值。

三月，江青等召开十二省会定邓小平性质是代表“垄断资产阶级”“对内修正，对外投降”，有当作敌我矛盾处理迹象。党内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右派深知到了最后斗争阶段，正如当时我的一个高干子弟朋友所讲，是他们上天堂还是下地狱的时刻到了，他们四处活动，因势力导，成就了一个大的历史事件，说四五事件完全是自发的是无稽之谈。

三月，南京等地悼念周恩来的政治活动，把矛头指向张春桥。四月，北京悼念周恩来政治活动升级，前所未有的把矛头指向江青等和毛主席，酝酿成“四五事件”，迫使中央采取镇压的措施。

“四五事件”是划时代的事件，其表明中国特权走资派又拥有了强大的社会基础，是对左派脱离群众和不断犯错误的惩罚。四月七日，毛泽东力挽狂澜，通过两个决议，假戏真做，任命华国锋为国务院总理，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

对毛泽东生前黄昏岁月做出的重大人事决策，后人评价不一。在我看来无非有三种选择：毛主席一不作二不休，干脆致邓小平、叶剑英等于死地，让江青当党的主席，张春桥为总理，王洪文为委员长，陈锡联为军委主持，毛远新为中办主任，放手一搏，谅军方与诸侯也未必敢于造反，此为第一种；或留下邓小平在中央，静观其变，听天由命更好，此为第二种；第三种是毛主席的决策，我深以为然，认为毛泽东是经过审时度势，做出的最佳决策，他的意图很明显，是组成左派联合中左的执政局面。至于华国锋、汪东兴等叛变，江青等在关键时期纸上谈兵，文不能拉华国锋为已所用，武不能斩敌上将之首，终成败局那也是他所不能算定的，所谓谋事在人，成事在天，此例是矣。如按第一种方案，倒不是绝对不行，但毛泽东从来站在全党力场说事，对党内反对派力量洞若观火，对邓小平还存一线希望，因而不会同意。左的第一种方案胜负难测，风险很大，搞不好血流成河，故不取。至于右的第三套办法，从事后说可能使党内斗争以常规方式进行下去，要看哪一派棋高一招，最后胜出了。然以毛泽东一生革命到底的情怀，是鞠躬尽瘁，死而后矣，决不会做出放任自流之事。

七月，朱德逝世，毛泽东一生标志性左右手丧失。同月，唐山大地震，伏尸几十万。又有天降陨石于吉林，种种不祥，有天人感应之兆。九月九日，毛泽东逝世，举国忧伤，如丧父母，对未来茫茫然。

毛主席逝世那天，我正在老家散心。听此噩耗，虽有思想准备，也抑制不住对毛主席的深厚感情，放声大哭，遥望苍天而恨造物之主。我知道政治天平会倾斜，左派将要遇艰难险阻，哭之更甚。九月十八日，我返单位参加了毛主席追悼大会，群众哭声不绝于耳。

十月六日，华国锋、叶剑英等发动热月政变成功。七日，为掩人耳目，华国锋等做了出版毛泽东选集和违背毛泽东、江青的火化意愿盖毛主席纪念堂的决定。

后四人被捕消息传出，左派痛心疾手，右派一片欢腾。

后人对四人被捕后为何文革派没有起义反抗，很少有人分折。在我看来，原因有三，一是右派斩首行动非常成功；二是人无头不走，文革派大部在毛泽东生前就被放逐，剩下的多是听话的造反派，无反抗的性格，翻不起大浪；三是基本群众以倦厌政治，左派群众以失。我认为，热月政变和平解决，对左派倒是个福音，否则，只要一闹大一点动乱，左派根本无胜利的可能，其结果肯定是四人被秘密处决，千万颗人头落地。

关于华国锋为何要走到下决心用宫廷政变解决江青等人，后人众说纷纭，但无一说透的。我认为，首先要排除当时华国锋等编造的谎言，如毛主席生前安排要解决“四人帮”，“你办事，我放心”等。毛泽东批江青是恨铁不成钢，是爱护，何来要将其入狱的想法？至于毛主席给华国锋遗嘱，更是弥天大谎。其次，要搞清华国锋政变的原因。必须指出，许多人到现在还认为是毛泽东让华国锋接班，这是不可能的。如华国锋无野心，十届三中全会后当总理的可能倒有，如处理不好同江青的关系，总理也当不成。毛泽东去世后江青实际处女老板地位，当中央主席的可能性最大。按党内规矩，当总理的人不可能当党的主席，这是华国锋搞政变的第一个背景和动机；第二，根本不存在华国锋当时害怕邓小平、叶剑英而求自保的问题。许多文革学者夸大了当时邓小平、叶剑英的作用，其实二人当时都以不在权力中心，这也可从华国锋事后迟迟不同意邓小平出山看到佐证。第三，正是华国锋、汪东兴认为稳操胜券，才敢于放手争雄。华国锋当时是公安部长，汪东兴是御林军首脑，只要军队首脑不反对，政变必成。第四，时间紧迫，江青随时会以正常手段夺得大权。无论后人怎样无端指责江青不会团结人，逼华造反都不足信，在我看来，恰恰是江青接受了毛主席的批评，过多争取华国锋等，贻误了战机。华国锋心知肚明，所以接受叶剑英的以快打慢战术，迅雷不及掩耳完成政变。最后，关于华国锋的政治力场是否要复辟资本主义，我看不是。华与江之争，在当时是权力主争，是领袖欲望害了华国锋，他如果早知道最后可耻下场，未必会发动政变。从政治学角度看，华国锋如果一方面不伤及省以下左派，反而重用，另一方面坚决不让邓小平返回政治舞台，未必落得失败结果，甚荒唐，为他人作嫁衣裳。

对华国锋而言，当时还有其他两种选择。一种是在抓四人同时，左右开弓，把邓小平等元老也收秦城，未必不成。另一种是不捕四人，令邓小平出山与江对阵，他搞平衡之术，坐收渔利也不失为一种办法。总之，华国锋非雄才大略之人，任何谋略到他手里都会走样，这类历史假设只留给后人玩味罢了。

对江青而言，林彪、邓小平等都恐其为武则天，知妇莫若夫，毛泽东生前说江青无吕后、武则天之决断能力，也是恰如其分。试想江青等能在毛主席逝世后行吕后故事，斩敌于无声无息之中又当何如？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天天挂在嘴上，实乃叶公好龙耳。邓小平则不然，嘴上不承认有阶级和阶级斗争，大行欺敌之术，然实际上操作阶级斗争如牛刀杀鸡，干净利落，令我等不得不服，邓小平不愧为大政治家也！

一九七七年后，我因反投降派等原因被投降派隔离审查八个月有余，我对他们说，“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他们不听。隔离期间，我不读书，不看报，只想些应对问题。多亏华国锋失势和我的年轻，仅落个除名处分就被发配到学校教书完事，实乃万幸。而那些投降派们下场比我还差，也算是天报应，老天也不喜叛徒之类。

一九七八年，政局明朗，左派全军覆没。十一届三中全会一开过，我深知中国大船要掉头转舵，其阻碍基本扫除，托毛泽东之福，前面一马平川，朝毛泽东相反之路顺风起航，不达鼎盛而不衰也，左派在此后能生存下去都有问题，再弄政治风云谈何容易？潮以落，水以散，鱼儿安有畅游之可能乎！

一九七八年后，我情绪十分低落，瞻念前途，不寒而栗。如何摆脱苦脑，成了一件大事！后来我先后学了下象棋、围棋、桥牌、麻将，都达到一定水平，如桥牌我独创了一种叫牌体系，并写出了《逻辑叫牌》一书，耗费了我大量时间，对摆脱苦脑起了很大的作用，这种生活维系了有十年左右。尽管如此，我还是干了一些事，如看书与思考，如研究学习电影剧本创作，并写了《迷》、《司令员之家》、《一个军人的爱情》等，还有于一九八三年上书胡耀邦和一九九零年上书江泽民。

十一届三中全会，的确是中共历史上唯一的带方向性转折点，如果说中共从一九二一年起是向前走的话，而到了一九七八年就开始朝后走。当时我有一个右派朋友，是至今为至我见过的最有见地的右派。他认为，国民党蒋介石代表的是中国进步力量，共产党毛泽东代表的是反动。邓小平上来后肯定要否定毛泽东和中共的一切，逐渐回到蒋介石的道路上去，只有资本主义才符合人的本性。我当时虽然同他争论半天，但底气是不足的。从此，我长时间断断续续地陷入中国发展道路的思考。

在一九八三年以前，我曾经一度对改革开放抱有希望。原因在于我当时对马列主义的总结和扬马抑毛倾向。

一九七二年后我深学马、列的结果，使我对毛泽东的政治挂帅和思想领先等产生一些怀疑，认为违反了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原理，如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等。

一九七五年，我读了大量马克思主义原著，对毛泽东的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阶级分析产生了疑问。我认为，根椐马克思主义的不同生产力有不同的生产关系，不同的生产关系产生不同的阶级关系原理，社会主义公有制生产关系产生后，要么没有了阶级，要有的话其阶级关系肯定应该是全新的，不应该存在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这两个阶级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废除而一块灭亡了。农民与地主阶级一样，随着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建立也一块灭亡了。而旧社会阶级的思想倒有可能存在，因此，新与旧的思想、文化、风俗与习惯的斗争激化倒是可能的。因此，当时我提出了新阶级的摡念：特权阶级、知识阶级和劳动阶级的概念。所谓特权阶级，区别于以往以运用占有生产资料为手段的剥削阶级，是运用权力来达到利己的目的统治阶级。所谓知识阶级，是依存特权阶级身上获利又同特权阶级有一定矛盾的中间阶级。所谓劳动阶级，是指靠脑力和体力为生的被统治阶级。

因此，我在改革开放之初有些相信改革开放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的。甚至于赞同在农村取消人民公社，因为从马克思主义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理论出发，农村生产力水平达不到集体化的程度，毛泽东的先集体化后机械化是违反了马克思主义的。但是，我对把改革中心放在经济制度方面是反对的，我认为新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建设是基本成功的，问题出在不民主的政体上，是缺乏民主的制度造成了许多问题。因此主张优先改革政治制度，为此，我于一九八三年五月，致函胡耀邦提出了以公有制为基础的党、政、群权力分立政治改革方案，后被当时的中宣部长视为毒草而终止。从此，我越来越担心改革的路线错了，重新认识到毛泽东思想才是最正确的。

一九八九年出现学运，表明了改革开放出了大问题，人民不满意，少数右派利用了这次学运。一九九零年，我认为有可能终止改革的向右发展，中央也有人考虑这个问题。为此，我又一次上书中央，写了一封万言书给江泽民，写了十一个问题，希望中央左转，扼制住中国向右发展的势头。后来中央做了一些左转政策，直到一九九二年邓小平的干预，左转失败，改革开放又沿着资本主义复辟的道路迅跑。

两次万言书的失败，使我深刻认识到改革开放是一个历史过程，不走到其反面是不会回头的。从此，我在政治上保持沉默了十几年，其中除了一九九六年在韶山参加一次邓立群组织的毛泽东经济学批注研讨会外，没写任何文章，认为沒有用。同时，我放弃了十三年的教书生涯，到深圳工作。

在深圳的十几年，除了花大量时间打麻将消愁之外，我一边看书，一边思考了系统的理论问题，如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失败原因问题，社会主义阶级和阶级斗争问题，马克思主义理论缺陷问题，社会主义新生问题，毛泽东的历史地位问题，文化革命的评价等问题，但从不动笔写东西。

二零零三年头左右，我大病了一场，一个人在床上躺了三天，也不想让人知道，也不想看病，似乎想一死了之，这个社会太令我失望了。我对人类也失望得很，觉得基督没救了人类，反倒被人钉死在十字架上，毛泽东想救中国，却一家遭难，还被世人妖魔化，真没公理可言。我想，人类是不是要遭到惩罚才回头呢？结果，我又活过来了。

这次大病摧我奋进，令我明白来日无多，决心开始写东西，一方面清理一下自己的思想，另一方面想出一些书，完成自己多年的心愿。特别重要的是，我认为改革开放己快走到尽头，我应该成为一名战士归左派队伍了。为此，我同单位领导谈了我写书的想法，希望予以关照，没想到领导竟同意了，于是我交出了大部分工作，专心开始写东西、整理东西，并很快整理出两本诗集和写出一本杂文集。

二零零三年至今，我不断用秋石客和秋石的名义在网上发文章，表述自己多年思考的理论和政治见解。我没想到我的文章会很快受到左右夹攻，一直到写此文时，情况都没有改变。但我坚信我已几十年思考的观点是正确的，一定会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因为是金子，总会闪光的。

我先后发表的文章有几百篇，主要有：

《关于形成新的历史决议的建议》。主要希望中央通过重新评价文革与改革等历史，来纠正改革开放的右倾错误。

《哲学的新音符》。主要主探讨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误区，并提出了一些新哲学概念。

我认为，千条万绪，归根结缔，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理论和实践，都出在哲学基础上。是唯物主义倾向性导致了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成长遭遇磨难，使修正主义如鱼得水，长盛不衰，使共产主义理论陷入困境。正因为此问题如此重要，所以我在这里多写一些，因为其他的文章都和哲学问题有关。

我原本是个谦诚的马克思主义者，是毛泽东和邓小平共同帮助我完成了对马克思主义的反思。毛泽东搞了阶级斗争为纲，政治挂帅，思想领先等意识决定论实践，虽然没有明确提出辩证决定论提法，但以水到渠成了，凡毛泽东思想研究者，不能回避毛泽东背离或发展了马克思主义。邓小平与毛泽东针锋相对，提出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物质挂帅和金钱挂帅等，很符合马克思的无产阶级革命后尽量增加生产力的总合和物质决定论、生产力决定论思想，但其客观结局却无疑是帮助了资产阶级上台，助长了全面资本主义复辟，令我生疑：马克思主义的缺陷难道不正是现代修正主义的防空洞吗？林彪事件后，毛泽东放弃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正确思路而高举马克思主义旗帜的结果不是正好从理论上孕育了邓小平的东山再起吗？于是，我不得不产生了一些怀疑并有了一些自己的看法。因此，我不得不说明一些我的哲学新观点。

1﹑物质与意识的真实关系是对立统一关系。

我认为，关于物质与意识的关系问题，并不存在马克思主义的单一的物质决定论。物质和意识的关系实际上是对立统一的矛盾整体，是彻底的辩证关系，两者之间相互影响，是对等的矛盾关系，主要矛盾方面是变化转移的。一定条件下物质决定意识，在意识上升为科学理论条件下，意识也决定物质。是物质与意识决定性的层面变化转移更替论，是双向决定论，不是物质单一决定论和意识能动论。

我认为，马克思主义对物质和意识关系的表述不准确。马克思主义认为，物质和意识的关系，是先有物质，后有意识，意识是派生的，物质决定意识，意识有能动的反作用。我认为，世界上一切事物都是对立统一的矛盾体，物质和意识也包括在内，物质和意识不存在形尔上学的先后问题。事物内部矛盾双方主次关系是变化的，物质与意识的关系，在一定条件下，其决定作用会转化，意识层面也起决定性作用。进一步讲，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不止是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可成为矛盾主要方面，生产关系也决定生产力；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不止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可成为矛盾主要方面，上层建筑也决定经济基础；上层建筑与意识形态，不止是上层建筑决定意识形态，意识形态可成为矛盾主要方面，意识形态也决定上层建筑。归根到底，世界观的兴无灭资也是具有决定性的问题。人类发展史证明，不只是物质决定意识，人类之所以有今天，能支配改变自然物为各种劳动物，从吃穿住行到文化生活基本摆脱自然物为劳动物，主要也依靠人的意识能力发展，意识也具有决定性作用。其它动物和人一样拥有同样的物质世界，人之所以能够逐渐从动物群中分离出来，是人意识能力的发展起了决定性作用。其他动物之所以受制于自然和人类，因为它们意识不发展，是意识起的决定性作用。物质单一决定论，违反了宇宙万物对立统一根本规律，是不科学的，应该加以改正。

2﹑对世界本源和意识的再认识。

马克思主义的单一决定论归根到底是源于他的物质一元论或物质本源论。

物质本源论有两大致命逻辑错误。其一，违反了对立统一宇宙法则，违反了事物的本身非一质而是多样化的常识。其二，违反了物质与意识关系的哲学基本命题，既然世界是一元的，那就不存在意识，意识也就是物质，哲学命题不应再说成是物质与意识的关系，而是多物质与单物质（意识物质）的关系，其结果，会出现令人啼笑皆非的命题。

什么是意识？

有人说意识是独立于物质之外的实体，显然是唯心主义的结论；有人说意识是物质的图像，是物质的反映，自认为是唯物主义看法，也不对，是对意识的片面性理解，看不到意识的自为性、独立性和创造性的与物质不可分的客观现象，实质上也是唯心主义；有的人只承认正确的意识为意识，看不到错误的意识也是意识，这也是唯心主义的表现。

马克思主义认为意识是物质的能动性反映，是先有物质，后有意识，意识是派生的，这是马克思产生物质决定论的更深层原因。

我个人根据对立统一矛盾论观点，结合最新自然科学成果如量子力学和客观实际认为，意识和物质都是自然物，是不可分割自然物的最基本矛盾体，谈不上谁先谁后，都是自然的基本属性，物质不灭，意识也不灭。不只是人有意识，自然万物都有意识反应。飞鸟走兽，花草树木，山川河流，日月星辰无不如此。人们通常都知道物质世界有个从低级向高级，从微观到宏观的发展过程，不知道意识和物质一起，也有个从低级向高级，从微观到宏观的过程。微观世界的正负电子相互吸引，不只是力学能的作用，还应是正负电子的意识反映。意识的原始状态是反应力。人类和人的意识就是原始物质和原始意识不断变异发展的产物，这个发展远远没有结束，从历史的长河中，仅仅是开始。意识的能力发展是无限的。我认为，整个自然界发展前期，物质是矛盾主要方面，物质决定意识，整个自然发展后半期，意识将成为矛盾主要方面，意识将决定物质。人类社会发展近几百年历史尤为证明，意识的能动作用有多大，再过几千年几万年几亿年，人的意识支配自然的能力有多强，是最有幻想能力的小说家也描绘不出来的，我想，到那时，人类必然进入了自由王国，人将成为宇宙之真神。有的同志说人死了，意识死亡了，肉体还在，其实肉体也死亡了，他们不懂肉体与精神共生共灭的道理。意识的基因早就存在于精子之前了的道理他们是不愿去思前想后的。

什么是世界的本源?

关于世界本源有如下几种:

一种是精神本源论，认为意识是世界本源，例如上帝创造世界就是意识本源论。

另一种是二元论，认为世界是由物质和意识两个彼此独立产生和发展的本源。

再一种就是物质本源论，认为世界是物质的世界，意识是物质的派生反映，一切唯物主义，包括马克思主义都是物质一元论者。

我认为世界的本源是物质和意识的自然矛盾对立统一体，物质和意识是不可分割的自然物，上述三种本源论都是错误的。单一本源论不能说明世界的发展和变化，是形而上学本源论，不是彻底的辩证本源论。

3、新哲学观必然产生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颠覆性否定和发展。

由于对物质本源的认识发生变化，由于对意识自为性、独立性认识发生变化，必然导致对物质与意识决定作用评估发生变化，必然产生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补充和发展，例如：

马克思的阶级的存在仅仅跟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是不准确和不全面的，主要漏掉了意识层面。正确的说法应该是说阶级的存在不仅仅跟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而且跟意识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也就是说阶级的产生和消灭不只是生产发展的需要，也是人的意识需要。

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变成了不仅仅是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在一定条件下生产关系也决定生产力。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变成了不仅仅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在一定条件下转变为上层建筑决定经济基础。

人民创造历史变成了人民和英雄共同创造历史，人民和英雄既有相联系的一面又有相区别的一面，在一定条件下，人民是历史主角，在一定条件下英雄是主角，人民和英雄对历史的决定性作用也是变化的。

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理论的基石按劳分配和按需分配也暴露了极大的片面性。

出于唯物主义错误的思想方法，马克思在设想共产主义框架时，不能不带有唯物主义痕迹，沒有走出资产阶级意识的视野。如按劳分配，讲的是物质层面，殊不知不解决人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问题，是无法实现按劳分配的，因为人的劳动能力差别是无限的。至于讲到共产主义，马克思依然陷入物的困境，说物质扱大丰富就是个伪命题，什么叫极大，如果人的物质生活要求水涨船高，那物资怎能界定极大丰富？拿住房为例，可能马克思设想世界建房平均一个人住三十平方就极大丰富了，就可以搞共产主义了，但当代人的要求要住三百平方，怎能满足人的无止境需要？因此可以说，仅从物质层面考虑按需分配等问题，这个共产主义是永远也实现不了的。也许物质决定论说，人的物质生活水平提高了，人的思想自然被决定提高了，可这完全是胡言乱语，因为为富不仁以是公认的事实。因此，共产主义理论必须得以发展，必须也突出意识决定论，也就是说，共产主义是由一代以雷锋精神为追求的新人完成的，相比之下，物的作用被人类淡化，意识成为主导，也就不存在什么按需分配能否成立的问题了。

判断真理的尺度由物质性变成了客观性，因为物质性不包括意识性，而客观性不仅包含物质性还包含意识性。例如制定方针政策，不仅要考虑物质因素，还要考虑人的意识因素。改革开放后的方针政策错误，无一不是重物不重人，重物质轻意识思想方法的唯物主义错误。

唯物主义也变成了唯心主义的一种形式，因为唯物主义理论未能真正客观说明世界，也是一种主观想象，未能全部反映客观世界，所以最终陷入唯心主义。

4、矛盾特殊性理沦

马克思主义哲学论述对一般性及普遍性矛盾规律论述的很多，但对矛盾的特殊性理论解释不够。而在这方面，是毛泽东做了大量的专题论述。我并不存在对矛盾特殊性理论有任何新发现，写这个题目的目的在于打破当前主流荒谬的阶段论、补课论世界观，否定改革开放复辟资本主义的理论基础。有些人从感情出发，不愿承认马克思主义是改革开放的真正理论基础是很不理智的。笔者认为，邓小平、江泽民认为他们是马克思主义者倒并不是为了欺骗人，而恰恰是反映了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真实认识水平。

矛盾特殊性理论，使历史阶段论变成了阶段论和可以跨越的阶段论的统一，不以人的意识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变成了可以以物质为转移和可以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必然性变成了必然性和偶然性的统一。

5、三分九段式方法论问题。

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从理论上来说是辩证法、对立统一、两点论、重点论等，但缺乏像毛泽东那样的矛盾论分析，多谈对立而少讲统一和联系，很少谈中间状态、有简单化问题，非此即彼的二元思维影响很大，也有很大的副作用。

例如马克思对人类的观察大多是两点论，所谓奴隶与奴隶主、地主与农民、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等，应该说不是最好的、最全面的思想方法。所谓奴隶社会的阶级还有平民阶级等存在，封建社会也不是地主和农民两个阶级，资本主义也是如此，日益分成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两大对抗阶级的提法不科学，实际上始终有中间阶级存在。就社会形态而言，马克思也忽略了中间（混合）社会形态。例如从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期，从封建社会向资本社会的过渡期，以及从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过渡期都是中间状态。所谓社会主义社会就是一个过渡性社会，是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并存的彼此斗争起伏不定历史时期。处理任何事情不能只有是与否的两套方案，而应该至少考虑是与否和折衷三种方案。笔者认为，而最好的思想方法应该是三分九段论。

三分九段式方法主要是看问题办事情首先找出三分，然后再将三分分成九段。例如判断毛泽东时代的政治，可先提出左中右三分形势，如刘少奇、邓小平为右，毛主席居中，周恩来、林彪、江青等为左。然后再对右进行划分，胡耀帮、赵紫阳为右，邓小平居中，陈云是左。左派当中分左中右，华国峰为右，周恩来为中，江青为左。这样无限分下去，就能更清楚地看清政治人物。拿陈云为例，在毛泽东那里他是毛派的右翼，而到了邓小平那里，陈云又成了邓的左翼，陈云是个结合部。总之，人们的思想方法一定要跳出二元思维，接受三元思维。自然界和人类存在着大量的三元现象，如战争与和平之间的间息，上下之间的中，左右之间的中，中心与外围的结合部，三个世界理论，战略进攻与防守之间的相持，左右倾错误路线中间的正确路线，共产主义与资本主义两条路之间的第三条道路等。严格来说，毛泽东是即反资本主义又反传统社会主义的第三条道路开创者，毛泽东的第三条道路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

6、对马克思主义的评估。

在谈到对马克思主义评估的时候，笔者必须首先声明，本文重点在寻找马克思主义误区，并不否认马克思主义的伟大历史地位和其革命立场、以及无以伦比的真知酌见。而寻找马克思的伟大之处以有数不清的著述了，不缺少我来添砖加瓦，我只充当不合时宜的批判角色。马克思是参天大树，但也成不了永恒的真理。中国左派如果只会从马克思书本上获取现代的革命武器，那我可以断言注定要失败的，马克思也不会赞成只对其唱赞歌。

马克思主义伟大贡献在于，一方面他看到了事物的普遍矛盾性和普遍联系，把物质和意识联系起来研究，另一方面确立了主次关系，即物质是第一性的，意识源于物质，是派生的，是第二性的，后一方面他又看到了意识的能动性，认识到意识的反作用。这种辩证看待物质和意识关系的哲学，把人类哲学发展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很快影响了整个世界，许多人很快成了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用他新的世界观考察历史，很快得出了历史唯物主义结论。马克思认为，人类历史发展，归根到底，起决定性的是生产的发展，是生产工具的变更，是生产力的发展，有什么样的生产力就有什么样的经济基础，有什么样的经济基础就有什么样的上层建筑，意识形态不过是社会现实的反映。不同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是由不同的生产力决定的。历史上的阶级和阶级斗争不过是经济斗争的表现形式，阶级斗争必然导致无产阶级专政。在推动历史发展中人民起主导作用，人民创造历史。共产主义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向。马克思主义同时不否认意识形态对社会，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经济基础对生产力，英雄对历史有能动作用，但终究是第二位的。

马克思主义不足之处在于他没有看到矛盾的特殊性，没有彻底运用辩证法来看主要矛盾的变化，没有把对立统一规律应用于一切事物，没有看到意识的自然性质，深受费尔巴哈影响，得出一整套物质决定意识，意识是派生的，具有反作用，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具有反作用；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具有反作用等瘸腿结论，距真理只差一步，令人遗憾。

我们可以从马克思主义大量论述结论中，看到他致命的费尔巴哈唯物主义迷恋症。例如什么计划经济，什么按劳分配，什么按需分配，什么剩余价值论，讲的都是物的概念，而不是意识生活。从这个意义上说，马克思也是个经济人，是旧社会的复制品，而不是新人类。新人类的特征是能看清物质与意识对人类的关系，把追求精神生活当做人生的主导，而同旧人类追求物质生活为主导划清了鲜明的界线。

马克思的理论微小缺陷，却造成极其严重后果，不但使历史上的列宁、毛泽东面临理论上与修正主义的苦斗，而且继续给当代革命者以困惑、压制。相反，马克思主义给了修正主义强大理论武器。在西方，修正主义者打着物质决定论，生产力决定论，阶段论马克思主义旗号，改良来改良去，断送许多革命机会，腐蚀战斗的无产阶级意志，消极等待资本主义自然与和平灭亡；在东方，以取得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初步胜利的国家，修正主义份子同样打着物质决定论，生产力决定论，阶段论马克思主义旗号，公然合理地毁灭了无产阶级已到手的社会主义胜利成果，把伟大的列宁主义，把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打入冷宫，用马克思主义之矛攻马克思主义之盾，使许多革命者陷入困境和迷茫。难道这一切，不是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缺陷有很密切的关系吗？一切修正主义者都可以高举马克思主义旗帜而反对列宁主义和伟大的毛泽东思想，这难道不发人深醒吗？事实上修正主义的温床正是马克思主义的缺陷。假定马克思主义取消了物质单一决定论，不夸大物质﹑生产力﹑经济基础层面作用，不贬低意识﹑生产关系﹑上层建筑的决定作用，而采用彻底的辩证决定论，恢复意识的本来面目，又会怎样呢？修正主义者还会有那么好的温床吗？列宁说的非常到位，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运动，因此，共产主义者首先要完善自己的理论，这是取得革命胜利的前提，继承和创新革命理论，就成了毫无疑义的头等大事。

总之，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依然对世界有巨大影响，但要想把马克思主义真正变成左派而不是右派的武器，还需要重新注释和清理。

《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再思考》。

本文主要论述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划分方法的缺陷，肯定了毛泽东的划分标准，分析了斯大林、刘少奇提出社会主义不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的马克思主义影响。提出了一些新阶级摡念。

《对十六届四中全会的十条建议》。

建议中有和谐和科学发展的内容，有重新评价文革、改革、六、四等内容。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兴衰》。

此文主要从理论和实践方面探讨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失败原因，强调了事务内部原因占第一位，对斯大林模式的特权制和脱离群众和民主的专制政治问题进行了批判。

《周恩来的历史定位》。

此文尽可能用我占有的资料对周恩来做一个符合逻辑的总体评估，认为周是成熟的左派，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

《还华囯锋庐山真面目》。

此文严厉揭露和批判了华国锋的叛徒行径。

《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再思考》。

文中对无产阶级专政给予了新的定义，突出民众政治的重要，肯定了马克思和毛泽东的民主思路，认为斯大林的政治实践是一种倒退。

《列宁和毛泽东是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的》。

文中强调了教条主义危害，认为列宁和毛泽东的胜利是突破马克思教条主义的胜利等。此文一发出，既遭到明目和笑多等同志的批判，从此论战开始，长达四个月。

《马克思主义不是共产主义理论的终结》。

文中系统说明了我对马克思主义的看法，并认为新的革命必须有新的理论，马克思主义是历史现象，必须整合出新。此文遭到多达九人十几篇文章批驳，论战升温，令我更加感到教条主义的危害，认为过去的失败源于他们，将来出现新革命高潮，还要毁在教条主义手里。

《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向一切教条主义宣战》。

文中强调马列毛的区别和联系，指出毛泽东思想才是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最锐利武器。此文同样遭到不同非议，认为我割裂了马列毛的有机联系。我反击写了《庸俗辩证法与辩证法的区别》，指出辩证法突出重点论，认为高举马列毛是庸俗变证法。

《对马列斯毛邓在政党问题的反思》。

此文对政党政治性质做了资产阶级政治方式的定性，肯定了毛泽东文化革命的群众政治设想，对民主与集中、阶级、政党、领袖的片面性进行了批判。

《马克思与毛泽东在经济学方面的差别》。

此文批评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片面性，后又写《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的批注，也是谈片面性；肯定了毛泽东是超一流的经济学家，后又写《毛泽东是世界上最前位经济学家》一文，进一步肯定和挖掘毛泽东的整体论思想。

《历史观的革命》

此文论述了历史发展的真实过程，批判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片面性，提出了一些整体历史学的观点。

《当前理论界的十五个问题》。

此文全面揭批了改革开放的理论基础，提出了改变以经济为中心的路线问题。遭到了右派高尚全的指责。

《论文化革命》。

此文是笔者对文化革命的总认识，有五万多字。该文对文化革命产生背景、理论、经过和意义等做了说明。

《论军队》。

此文把军队起源、作用、及改造等做出了探讨。

《中国知识分子的历史责任》。

此文指出了知识分子特点、发展和责任等。

《泛左派内部分歧》。

此文主要想对中国泛左派理出个头序，并不顾风险，对各派进行了点评。

等等。

从以上重要文章的观点中，相当一部分涉及到对马克思主义的批评，引起不少同志的不满。我认为，对马克思主义有三种态度，一种是全盘肯定的教条主义，一种是全盘否定的取消主义，另一种是肯定中有否定的扬弃主义，我是持后一种态度。扩言之，不但是对马克思，对任何理论权威，都应该抱扬弃的态度，这才是正确的，舍此不能推动理论的升华与发展。

另外，除写理论文章外，近几年我还写了大量的批新自由主义及新西山会议的文章和政治评论，并做了一些讲演，还参加了一些左翼活动，在此基础上编了数本文集等。

总之，我写所有的文章，都始终贯彻了我的哲学观及整体论思维，《新社会呼唤新思潮》就是对我所有文章的一个总结。回首我三年多的时间，还是力所能及的为百姓做了一些事情，感觉并不虚度。同时深感中国前途重返光明，并非易事，路途还远。

秋石客于二零零六年十一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