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hgy818 · 注册时间: 2007-09-13 帖子: 1298

吴法宪、李作鹏与邱会作回忆中的1967年武汉事件

徐海亮

1980年代以来，对于1967年武汉“720事件”的回忆、论说渐渐多了起来，但是除杨成武和王力之外，其他的回忆对于当时中共中央高层的运作过程不太可能记载清楚，甚至有的脱离历史环境去捕风捉影，把林彪、江青作为罪魁祸首，扭曲了一些历史事实，否定了毛泽东、周恩来主持下的中央领导集体的组织运作。当时参与主持军队高层工作的吴法宪、李作鹏与邱会作，在不同的地点和时间，在中央组织下—特别是周恩来的领导下，不同程度地参与了中央对于武汉问题与“720事件”的处理工作，亲历漩涡中心，近年他们三人的回忆录相继出版，给该事件的历史研究留下第一手资料。对比他们的相关回忆，使研究者更能贴近事实真相去探讨这个历史事件。

开始参与处理武汉问题

吴李邱三人回忆中，仅李作鹏从一开始就参与了中央处理武汉问题的事宜。其回忆云：“7月中旬，毛主席对文化大革命运动有一个新的指示说：‘一年开张，二年看眉目，定下基础，三年收尾。’此后就离开北京，视察大江南北，亲自看看外地情况。当时由中央办公厅和总参组织了一个精干指挥班子随行。由于此行有毛主席可能要在长江游泳的计划，为了保护毛主席游泳的安全，周总理决定我也参加陪同。而周总理则是两地跑，有时在外地毛主席那里，有时在北京主持中央工作。（着重黑体笔者所加）

这期间，发生了震惊全国的武汉‘七·二○’事件。我亲眼目睹和参与处理了事件的前前后后。”（《李作鹏回忆录》，页428-429）

李的回忆没有叙述他是否参加了7月13日在大会堂的党政军最高层会议，笔者认为，既然上述内容就是这次高层碰头会的基本精神，而且“总理决定”李也参加陪同，他俩当晚就离开北京去武汉打前站，李作鹏有可能也参加了13日下午的高层会议，尽管他此前没有参加中央文革碰头会。吴法宪的相关回忆，也没有提到13日的重要会议，对毛泽东的南巡讲的不甚清楚，但作为碰头会议成员，吴法宪应该参加了13日的高层会议，该会议也涉及一些人事安排，吴有实际的任务——比如调动专机师飞机当晚就送总理和李作鹏去武汉，以及通知武汉空军领导接机。邱会作回忆同样没有提到自己是否参加该会议，可能没有参加，从他回忆文字看，当时一些重大事情，最先都是吴法宪告诉或通知他的。

从回忆看，他们三人在武汉事件之前，对武汉形势的基本认识一致，同情军区倾向。

事件之前中央在武汉的工作

这方面，只有李作鹏在现场，回忆最为直接：“7月15日，毛主席在别墅听取华东、中南地区的领导汇报。周总理、谢富治、王力等人听取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政委钟汉华对武汉文革情况的汇报。我则随杨成武及中办、总参、海军、武汉军区的有关人员，按主席原定的行程计划，到长江岸边检查主席游泳的准备情况。

7月16日，毛主席召集会议，听取周恩来汇报武汉地区文革情况，杨成武、汪东兴、谢富治、余立金、王力和我等人参加会议。

……

接着，17号、18号连续两天，周总理及谢富治、余立金、王力又连续召开会议，继续听取武汉军区负责人，对武汉地区文革情况和军队支左情况的详细汇报。我也参加了旁听……

依我旁听者对两天会议的感觉，汇报会上，中央领导与武汉军区领导的意见十分对立，会议没有解决多大问题。”（《李作鹏回忆录》，页429）

李作鹏作为旁听者对当时情势的基本估计，十分重要，即中央领导与军区领导意见“十分对立”。笔者理解他这里指的中央领导决非王力，而是这是事件爆发前的重要背景。

吴法宪的回忆中，涉及这几天的内容，基本上是从其他人的回忆间接（如杨成武、陈再道）得来的。但他也有一段完全属于自己参与的重要记录，即回到北京的当天晚上（按：应该为19日凌晨），“周恩来就主持召开了中央文革碰头会议。我参加了这次会议。会议上，周恩来介绍了武汉的情况和毛泽东关于处理武汉问题的意见。回忆决定，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以中共中央和中央文革的名义发一个文件，……同时，会议还要求解放军各总部和各军、兵种各自打电话给所辖的驻武汉部队，做好工作。

第二天，我根据回忆上的决定，给武汉军区空军司令员付传作、政委肖前和副司令员刘丰打电话，要求他们按照中央的决定办。当时我想，中央的决定一定要执行，何况，作出这一布置的是周恩来总理。”（吴书，页684-685；着重黑体笔者所加）

这段回忆说明周恩来在18日深夜回北京，立即将武汉情况和中央处理意见，向中央文革碰头会传达，并布置了军队系统的配合、执行动作。这是邱的回忆中未提到的。

但是，邱会作的回忆也涉及更多的后来北京方面的反应。

邱在北京，事件之前，他是属于同情和理解陈再道观点的。但很快就听说了陈再道无视总理的劝说发生冲突。邱说：“总理那么难，总理那么苦口婆心地做工作，陈再道听不进去，反而跟总理顶撞说：‘给军队下面做工作你自己去做，我做不通。……如果真是毛主席在你的讲稿上签字，我们就执行。’……总理批评他，总理最后命令式地提出要陈再道遵守纪律！他竟然跟总理拍桌子，并顶撞总理。陈再道不执行命令，我认为他的错误就在这里。”（《邱会作回忆录》，页532-533）在2004年，笔者采访该事件知情者时，找到采访过邱会作的军内研究者刘家驹，他的文字记录是（事件爆发当天）“听说前天总理做工作，陈和总理争吵，陈还拍了桌子”。（《武汉720事件实录》，页100，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

李作鹏相关回忆将武汉和北京两地高层领导在事件爆发时的判断记载如下：“形势急转直下。谁也说不清，‘百万雄师’是否还要冲击东湖宾馆，毛主席的安全受到极大的威胁，当时我们在主席身边的人都高度的紧张。

“20日上午，中央知道了武汉情况，立即召开了紧急会议，会议决定，为了保证毛主席的绝对安全，要求毛主席立即离开武汉。

“周总理当天下午由北京飞回武汉。林彪、江青等人来信与毛主席商量，决定毛主席秘密转移到上海。” （《李作鹏回忆录》，页430）

李作鹏的回忆记述了事件爆发，局势紧急，在毛泽东周围的人都很紧张，他所知在北京的中央领导，是以组织形式决定（非个人行为），要求毛主席立即离开武汉。

北京方面的反应

邱会作回忆较为详细地记录了北京对武汉事件的反应：7月20日中午，“吴法宪同我说：毛主席、杨代总长他们都在武汉。武汉形势很紧张……林副主席要派一个得力干部到武汉去一趟，准备应急措施……林副主席决定要你去一趟，各方面的条件都合适。”（《邱会作回忆录》，页533）

当天下午四时，邱会作到大会堂新疆厅去见林彪。叶群对他说：“汪东兴、张耀祠连连向北京告急说：‘军区独立师警卫不力，二十号凌晨反革命分子己经冲进来了，快冲到主席住处。’上午总理来和林总商量决定，劝主席马上离开武汉，总理已经又回武汉了。”

“过了一会叶群带我去见林总。林总说，‘你到武汉去一趟很好。我先说一下你的任务：一、向主席报告全国的形势；二、建议主席转移一下，地点由主席自己选定。主席的安全就是全党的安全，你就说这句话是我说的；三、武汉要是发生全市动乱，陈再道又不听指挥，围困了主席，就设法告诉总理就在武昌固守待援’。接着林彪看了武汉地区的军事地图后说，如你无法和总理靠拢就在王家墩机场建立指挥所，同北京保持密切联系。武汉附近的二十九师和空降军已经做了战斗准备。林彪说：‘你要告诉杨成武、余立金、李作鹏，要部队不惜一切代价绝对保证主席安全，避免流血事件’。临走时，叶群交给我一个牛皮纸大信封，叮嘱我带好。”（《邱会作回忆录》，页533-534）

邱会作生前给刘家驹也述说有一段类似回忆，录下以作佐证：“汪东兴他们要求毛离开武汉，毛不同意。汪东兴、张耀祠连连向北京告急。周恩来知道后，从北京劝毛马上离开武汉。在北京的江青哭哭啼啼来找叶群，……江青要死要活求林彪、叶群亲自去武汉保证毛的安全。总理召开政治局紧急会议，提议林出面给主席写封信，劝主席马上离开武汉。会议决定空15军派部队赶赴现场。

叶群开会回来告诉林：‘陈再道只会打仗，脑子简单，在武汉支持保守派，助长了保守派气焰，你赶快给主席写一封信，劝他离开武汉，不然，很快就会发生一场大规模的流血事件’！叶群还说，‘……总理和邓大姐决定都亲自去武汉。江青要你和我也去，怎么办’？林彪说：‘闹这么大的乱子，我就不去，也没有本事处理。总理心脏不好，劝总理也不要去。江青自己为什么不能去’？‘你立即告诉吴法宪、余立金，要部队不惜一切代价绝对保证主席安全，避免流血事件’”。（见《武汉720事件实录》，页100）

以上一长段邱的回忆，记载了当天在武汉和北京最高层的反应，涉及到毛泽东和在汉的数位中央军政要员的态度，也涉及到在京的周恩来、林彪与其他军政要员的言行，特别是这些领导对于局势的估计和紧急行动，是研究“720事件”的非常重要的参考。林彪提到空15军和29师，绝非有人事后认为是打压武汉军区的阴谋，因为这些部队是毛、周决定去武汉就认定要借重的，是20日中央在大会堂研究对策时集体确认的，也是杨成武、李作鹏、余立金和作战部长们在东湖商量要调动的。尽管邱会作当天没有见到周恩来，但周在上午的紧急会议上起到关键的决策作用，周和林商量后，中央集体决定要求毛泽东立即离开武汉，周也立即飞赴武汉处理问题。吴法宪也有类似的回忆可作参考：“为了毛泽东的安全，江青当即找到林彪，问他怎么办……林彪说：‘你去怕有困难。你还是去和总理商量一下，派个人去劝毛主席离开武汉’。江青听了林彪的话，去找到周恩来。周恩来说：‘林副主席的意见是对的，你不能去。可以写封信，派个可靠的人去。’按照林彪和周恩来的意见，江青立即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吴法宪回忆录》，页687）中央在那时的运作规则，不容戏说。

以上有关过程，当天在场的戚本禹回忆也是一致的，据说他还修改了该信。

邱会作赴武汉，毛泽东飞离武汉

邱会作当日即飞武汉，但到次日凌晨才在汉口机场见到毛泽东，转林彪的话和信，亲见主席座机飞离武汉。他是这样回忆的：“当天晚六时左右，我带着秘书吴瑞云、警卫员蒋平安从总后出发，路过‘三0一’医院时带上了外科主任陆维善和一个有工作经验的护士，到了西郊机场，吴法宪还为我们派了空军门诊部主任和两名护士，我们乘依尔l 8专机夜航，于二十日晚十一时左右达到了王家墩机场。……我立即同周总理打通了电话，总理高兴地说：‘好！你在机场待命，过一会有人找你’。

“我坐在房间的沙发上抽烟待命。大约二十一日的凌晨三点多钟，杨成武来了，第一句话就说：‘我们胜利了！跟我走。’我听到杨成武的话后，估计主席已经安全转移出来了，我心里也很高兴！我坐上杨成武的伏尔加车，开向主席在机场的专列。毛主席在火车上召见了我。主席见到我时，心情还平静，他同以前一样，首先就说：‘兴国佬来了。你那个总后勤部的人现在听你的话吗?文革是个好办法，好人坏人都会自己去表演的。‘接着，我把林总的信，把林总要我转告主席的关心话向主席做了简要汇报。主席一边抽烟，一边听我说。待我说完之后，主席说：’我要先睡一会觉了，待一会给他们写几个字。‘我即回到机场宿舍休息去了。

“天刚蒙蒙亮，汪东兴又来了，说主席叫我去。我上到主席的专列，他正在洗漱。

“主席见到我就说：‘太疲劳了，又睡不着，我也没有写信，你回去向林彪同志说，我完全同意他对全国形势的看法。有一点他没有提到的就是对造反派也要加以分析，不是一切都是好的。’主席和我谈完话，杨成武来到主席房间，记得他们在商量主席去哪里，正在给主席做工作。我怕有些不便，就给主席敬了礼，回到机场住处。这时，我即向林办汇报了情况，并给吴法宪打了一个电话。”（《邱会作回忆录》，页534-535）

这一段回忆准确地记载了邱飞赴武汉的经过，他并未如某些书说的到达武昌东湖宾馆，而是在汉口机场待命，并在凌晨和清晨两次在机场的专列上见到毛泽东，最后到专机上又去看了主席，亲见飞机起飞。而吴的回忆则细致地说邱在20日下午两点多到武汉，由刘丰带到东湖，把信交给毛泽东，这个说法，显然受了陈再道署名的回忆思路影响，是不实的。（陈回忆录中有关事件的某些细节，陈非当事人，回忆录撰写者更非当事人，仅凭一些后来林彪与刘丰审查传言，与事实大有出入）笔者担心记忆时间有误，还特地采访随同邱去武汉的警卫员，确认他们没有去武昌东湖（蒋平安证言见《武汉720事件实录》，页104）。

吴法宪的回忆了毛泽东转移的过程：“周恩来当时在北京也很为毛泽东的安全担心，他决定再一次去武汉。我很快安排了一架飞机专门送他去武汉。……

又回忆道：“我深知这次飞行任务非同小可。为了保证毛泽东的绝对安全，我立即命令空军34师对飞机进行仔细检查，并进行试飞，待确保一切正常以后，我才在7月20日晚上9点多钟批准飞机从北京起飞，降落在武汉的王家墩机场。

“在武汉那边，负责送毛泽东等人到机场的是刘丰。7月21日凌晨一点多钟，在周恩来的安排下，刘丰找了一条弯弯曲曲的小路，用一辆吉普车把毛泽东和汪东兴秘密送到了王家墩机场。与此同时，杨成武和李作鹏则走另外一条小路，差不多同时也到达了机场。凌晨两点，毛泽东等人乘坐的飞机从王家墩机场起飞。当时，我一直在指挥所里坐镇指挥，直到毛泽东等人乘坐的专机在上海虹桥机场安全落地，我才松了一口气，离开指挥所。”（《吴法宪回忆录》，页688）

但当时空军总指挥的吴司令也记错了，232号专机不是凌晨，而是上午飞上海的。

周恩来在武汉善后

周恩来再次到达武汉，除了劝毛泽东离开和组织毛泽东安全转移外，另一个任务就是要求武汉军区找到被绑架走的王力。李作鹏此时就在周的身边，他目睹了总理做陈工作遭到拒绝，回忆披露了周、陈重要对话过程：“我随周总理住在同一座别墅内，为了总理的安全，我们约定，夜间我秘密搬入总理住的那套比较宽大的房间内睡觉，并按照总理平时夜间办公的习惯，凌晨3时后才熄灯，上午9时后拉开窗帘。而总理则搬到我住的那套比较小的房间内，于11时前就熄灯休息，上午7时拉开窗帘。采取这样的办法，我们一直住到离开武汉。

“21日上午，周总理在别墅里再次接见陈再道，我在场。

总理要陈再道把王力送回来，陈说：‘我不知道王力在什么地方。’

总理说：‘你派人去找回来。’

陈说：‘我找不回来。’

“看到陈再道这样，总理就生了气，‘啪’一声拍了桌子，站起来大声说：‘你这是什么态度？你不要以为你有‘百万雄师’撑腰，‘百万雄师’算得什么？如果把你反对中央决定，威胁毛主席安全，揪走中央文革成员的事情通报全国，八亿人民就要起来反对你们。你看是八亿人民力量大，还是你‘百万雄师’力量大。你既然采取这种态度，你离开这里到北京去！’

“陈再道低着头，告别了总理。

“当时周总理最关心的是王力的下落，派人到处寻找。20日和21日上午均无任何消息。”（《李作鹏回忆录》，页431）

李的回忆说明，毛泽东离开以后，宾馆的气氛仍然很紧张；当时北京来人集中住到百花一号，李本来和杨成武等军队领导住二楼（其二楼房间不多，开间也很小），周恩来住在一楼尽头大套间，为了周的安全，李和周交换了住房，连拉窗帘和开关电灯习惯也不做变动。更重要的是，李作鹏在周恩来身边，亲眼见到廖周与陈再道做工作和严词训诫陈的过程，周恩来对陈在武汉事件里的言行、态度，作了极严厉的定性批评，以至提出要陈再道离开武汉到北京去，含义十分明显，这些是其他任何回忆与采访没有披露的。吴法宪回忆里（页688）说周恩来22日临离开汉口机场时召开会议，对陈、钟“采取了临时措施”，指定孔庆德、叶明“暂时负责武汉军区的工作”，应该指的也是周当时采取的人事变动措施。

李对于事件有一个很贴切的概括：“武汉‘七·二○’事件，起因是毛主席批评武汉军区镇压了造反派，过程是‘百万雄师’反对中央文革，对抗周总理指示，冲击毛主席驻地，抓走了王力，威胁到毛主席安全。”（《李作鹏回忆录》，页433）

这是一个比较客观的当事人的评价，他在当时中央的立场上维护此历史事实，不论中央后来出现和发生过什么重大的原则与人事更迭。虽然，许多非当事人或后来者在毛泽东与周恩来辞世之后，已经不这么去看史实了。

文革巅峰期广东武斗双方的协议书
［作者：一清转贴自：一清的博客点击数：13 更新时间：2011-5-3 文章录入：红山石］

广州地区双方赴京代表团关于“拥军爱民”、“制止武斗”、“抓革命、促生产”、“开展革命大批判，实现革命大联合”的协议

这是一份很有价值的广东地区两派武斗代表的协议书。当时，广东地区的武斗情况很严重。为此，中央文革于1967年11月将两派代表邀请到北京，并于14日安排让他们见了毛泽东主席。是晚，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在人民大会堂安徽厅接见了这一批代表。我们先看一看接见时的情况，由此感知一下当时的火热气氛。时间是晚20：15至22：20。当时会议的原始记录是：“参加接见的全体代表，刚刚在大会堂渡过自己一生中最幸福、最难忘的时刻──见到了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我们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副统帅之后，来到安徽厅参加中央首长对广东地区同志在京最后一次接见。代表们笑容满面，兴致勃勃，大家的喜悦心情使整个接见大厅呈现革命大联合的欢乐气氛。当总理、伯达、康老、江青、春桥等中央首长神采奕奕、精神焕发地健步走进大厅时，代表们起立，高举红彤彤的毛主席语录，抑制不住内心的兴奋心情，振臂高呼：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这时，周恩来总理主持会议：“今天是你们最高兴的日子，见到了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伟大统帅和我们的副统帅。”周恩来话音一落，全场沸腾，全体起立高呼：“毛主席万岁！祝毛主席万寿无疆！”周恩来先向右边介绍了陈伯达、江青、戚本禹，又转向左介绍了康生、张春桥、黄永胜、李作鹏、刘兴元。介绍到陈伯达、江青时，会场高呼向陈伯达、江青学习致敬的口号，介绍到康生时，康生先于“代表”高呼“向同志们学习、致敬“的口号。

周恩来介绍完后接着说：“昨天我说过了，庆贺你们（双方）达成了十二条协议，今天凌晨又达成了告广州市人民书。根据“十二条”精神，这是个好的文件。现在，今天这个结束的会议，首先把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关于广东问题的决定宣读一下。这是经我们伟大的统帅毛主席批准的。”

双方代表再次高呼：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周恩来将《关于广东问题的决议》一条条解读后介绍说：“请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旗手──江青同志讲话！（两派代表全场起立，呼口号：向江青同志致敬，学习！祝江青同志身体健康！永远健康！）

江青笑着说：“这我可不敢当啊！”

周恩来笑着小声对江青说：“祝你身体健康，这有什么不敢当的！”

江青这才接着讲话。接着又是康生、陈伯达的讲话。陈伯达讲话不长，可能是他的福建惠安话太难让人听懂。陈伯达说：“先向你们学习！你们现在普通话讲的比我好，听的懂吗？（众答：听的懂！）拥护总理的讲话，庆祝你们在毛泽东思想下联合起来了，庆祝你们的会议成功。希望同志们继续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继续搞好革命的大联合，革命的三结合，革命的大批判。把刘、邓、陶特别是陶的流毒肃清。陈伯达接着就喊口号：

“毛主席万岁！光焰无际的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接下来的一连串口号结束了会见：

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胜利万岁！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万岁！

无产阶级专政万岁！

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口号声中，代表们热烈鼓掌，欢迎周总理指挥大家唱《大海航行靠舵手》。

下面是武斗双方的协议书。

在协议书前，有一个《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关于广东问题的决定》，毛泽东在上面有批示：照办。

最高指示：

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工人阶级内部，更没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

要提倡顾全大局。每一个党员，每一种局部工作，每一项言论或行动，都必须以全党利益为出发点，绝对不许可违反这个原则。

广州地区双方赴京代表团关于“拥军爱民”、“制止武斗”、“抓革命、促生产”、“开展革命大批判，实现革命大联合”的协议

在毛泽东思想光辉照耀下，广州地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形势空前大好，而且越来越好。为响应伟大领袖毛主席关于掀起更大规模的拥军爱民的号召，坚决执行中央 “六·六”通令和毛主席亲自批发的“九·五”命令，紧跟伟大统帅的战略部署，牢牢掌握革命斗争的大方向，集中火力，集中目标，对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邓、陶及其在广州地区的代理人赵紫阳之流，展开革命的大批判，坚决执行伟大导师的最新指示，迅速实现革命的大联合、革命的“三结合”。广州地区双方赴京代表团，达成如下协议：

一、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迅速掀起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运动新高潮。最坚决地执行毛主席的最新指示，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牢牢掌握斗争大方向，以“斗私，批修”为纲，在毛泽东思想原则基础上，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上，在革命大批判高潮中迅速实现革命大联合、革命“三结合”。搞好本单位的斗批改。

各群众组织立即进行开门整风，破私立公，克服小资产阶级派性，增强无产阶级党性，为革命大联合扫清障碍。

二、坚决响应毛主席“拥军爱民”的伟大号召，不折不扣地执行中央“九·五”命令，迅速掀起拥军爱民新高潮，迅速与广州地区驻军订立拥军爱民公约。坚决相信和依靠中国人民解放军，各群众组织要正确对待广州军区，拥护广州军区、省、市军管会的正确领导，今后不得以任何借口、任何形式把矛头指向广州军区和省、市军管会。

三、彻底制止武斗。

毛主席教导我们：要用文斗，不用武斗。各群众组织要严格遵守双方签订的有关制止武斗的各项协议，还必须做到：

1．彻底收交流散在任何群众组织、任何个人手中的一切武器、弹药、车辆、装备、器材和其它武斗工具，从本协议签定之日起，七日以内必须彻底清交。如逾期仍然藏匿不交者，由中国人民解放军依其情节轻重论罪。今后，任何群众组织、任何个人不许制造任何武器，如匕首、长矛、土制炸弹等等。

2．严禁打、砸、抢、抄、抓。不准调动人员、车辆参与武斗，不准煽动农民进城武斗。双方抓捕的人员要无条件立即释放，并绝对保证其人身安全，不准殴打、侮辱、迫害。严禁抢劫、破坏国家财产，抢劫、占用的一切公私财物，应如数退还。

3．一旦发生武斗，广州军区、广州警备司令部、省、市军管会在得到任何一方的报告后，应火速赶赴现场，采取有效措施，立即制止武斗，进行现场调查，依法惩办武斗挑动者和杀人凶手。各群众组织应大力支持、协助，不得以任何借口加以阻挠、破坏。

4．彻底拆除一切武斗工事、路障，撤除所占有的制高点、据点，取消居民联防。

5．任何群众组织都不得私设电台。

6．任何群众组织不得侵犯通讯自由。

四、加强无产阶级专政。广大革命群众，必须加强敌情观念，时刻不忘广州地处前线、面临港澳，要坚决打击党内一小撮走资派和地、富、反、坏、右、敌特等国内外一切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严防他们挑拨离间、制造混乱、煽起武斗、混水摸鱼。打击投机倒把分子和其它刑事犯罪分子。各群众组织要积极协助人民解放军和专政机关，维护社会治安。外单位不得介入公安机关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公安人员要坚守工作岗位。任何组织、任何个人，不准干扰人民解放军武装巡逻。

各群众组织要发动群众，根据公安六条的规定，立即清除混入组织内部的坏人。

五、坚决响应毛主席“抓革命，促生产”的伟大号召。坚决贯彻执行中央“九·一三”通知，从本协议生效之日起，离开本单位的工人、农民、机关干部，十天内返回原单位，学生十五天内返回本校。否则，工人、机关干部不发工资，农民不记工分，学生开除学籍，大中专毕业生不予分配工作。

各群众组织要热情欢迎不同观点的同志返回原单位，并且不准歧视、围攻、殴打他们，不准寻找任何借口克扣工资、助学金，不准剥夺其开展“四大”的权利。

六、保障城乡交通运输畅通。任何组织不得设置路障、关卡、擅自戒严，立即把一切生产或业务运输工具归还原单位，并保证今后不得拦截、抢劫、袭击、占用生产或业务运输工具。

保证铁路、水上运输，不准袭击、占领、抢劫车站、港口，拦阻列车、船舶。不准干扰铁路、水上运输，要保证铁路员工、海员、旅客的人身安全，抢劫车站、港口的物资要一律送回。外单位不行介入铁路、水运部门的文化大革命运动。

任何群众组织、任何个人都必须严格遵守交通规则，违者依法处理。

七、坚决贯彻中央“七·一三”通知，不准煽动农民进城，不准到农村去挑动派别斗争，要在军管会的统一安排下，大力协助农民搞好“三秋”，农民组织应该独立自主，不要参与其它组织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区、县以上机关干部、工人、学生不能参加贫下中农组织，不要干预农村文化大革命运动。社、场干部经贫下中农同意，也可以参加贫下中农组织，领导核心以贫下中农为主。

八、进驻工厂、企业、农村、机关、报社、电台、医院、学校、公共场所的外单位人员应立即撤出，今后不准以任何理由袭击、进驻。各群众组织应立即撤出在外单位设立的联络站。

九、各群众组织的广播站、小报、大批判专栏等，应该大力宣传毛泽东思想，批判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不准作为攻击另一组织的工具。各群众组织之间的冲突，应该按照毛主席的教导，通过“团结──批评与自我批评──团结”的方法，加以解决。

十、响应毛主席“节约闹革命”的伟大号召，各群众组织取消一切宣传车和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在外单位和街头设立的高音喇叭。

十一、国防军工企业，应严格执行中央“二·四”通知，不得与地方企业、工厂、机关、学校串连，不得参加地方群众组织，已经参加者，劝其退出。

十二、双方各派出五名代表（工人2人、农民1人、学生1人、干部1人）与省、市军管会共同组成监督小组，在广大群众的监督和支持下，监督本协议的贯彻实施。双方要绝对保证监督小组工作方便和人身安全。

本协议自签字之日起立即生效。

双方群众组织代表

签字：（略）

（注意：如需转载与摘编本博文章，须注明“理解毛泽东·一清的博客”，否则视为侵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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