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hgy818 · 注册时间: 2007-09-13 帖子: 1298

大闹京西宾馆：叶、徐两帅“拍案”真相
董狐

原文地址：http://blog.sina.com.cn/s/blog_6cceec9b0100q5jt.html

1967年1月19日下午，军委在京西宾馆开扩大的碰头会。会上，叶、徐两帅均拍了桌子，这是世人皆知的。但两帅是为何“拍案”？对谁“拍案”呢？主流的演绎是两帅共同“与江青抗争……”，但事实究竟如何呢？

据《叶传》记载：江青、陈伯达、康等要军队和地方一样搞 “文革”，“不能搞特殊”。叶帅和军委其他领导人则不同意在军队开展 “四大”，坚持维护军队的稳定。
“有人【是谁？董狐知道一定是不便点名的“正面人物”】采取折衷的态度，主张军队要搞 “四大”，但又要保持稳定”。针对这种情况，叶帅态度非常鲜明，坚决反对搞 “四大”。会议焦点还集中到揪斗总政治部主任萧华，江青指着萧华的鼻子问：“今晚在工人体育馆召开 10万人大会，你敢不敢去？”逼迫他到会上说清问题。萧华以沉默表示对抗。
会后杨勇在排以上干部会上作了传达，总政副主任袁子钦的笔记本被“造反派”抢走。所以，晚上，（北京军区）战友文工团的“造反派”就抄了肖华的家【《徐传》】

萧华听到风声，立即从后门跑出，先跑到徐向前家，后又到傅钟家，然后坐上车子飞驰到西山叶的住所，躲了起来。

　 “20日军委碰头会继续在京西宾馆召开”。“肖华到会后，讲了头天晚上被抄家的经过。徐向前气得拍了桌子，茶杯盖子摔到地上。叶帅气愤他说：‘萧华是我保护起来的，如果有罪，我来承担！’说着，也拍了桌子，伤着了手骨。【《徐传》】
　　

《徐传》的这个笔法给人的印象，似乎是徐、叶二帅得知萧华被抄家后，共同“拍案”。而官方御笔们也果真将此说成是“徐、叶二帅与中央文革抗争”。但细看这段场景还是存在很明显的不连贯痕迹：

徐帅究竟因何拍案？是因为萧华被抄家？还是因为萧华“躲到叶帅家里”了？而叶帅“萧华是我保护起来的”又是在回答谁？没有问，哪有答？

《叶传》就透露得更详细些：
萧华来了，徐向前问他，昨晚到哪里去了。萧华躲躲闪闪。徐向前生气地对萧华说： “你是胆小鬼！你怕什么？他们能把你吃掉吗？”他盛怒之下，拍了桌子，把茶杯盖子和碟子都摔了。
原来，徐帅是在质问萧华“昨晚到哪里去了？”并很“生气”地骂了萧华“你是胆小鬼！”之后，才“拍了桌子”的【这里，“徐向前生气地对萧华”很能说明徐的“拍案”对象是萧华，而不是别人】。
显然，徐帅是因萧华“躲起来”才骂萧是“胆小鬼”，继而拍了桌子，并不是因萧华被抄家而激愤。

接着，叶帅才大声地说：“他昨天半夜里跑到我那里去了，是我把他收留下来的”，这显然是在回答徐帅“昨晚到哪里去了”的质问。至于“如果有窝藏之罪，我来担当！”，叶帅是为“窝藏”萧华而表示“担当”，并同时拍伤了右掌。【叶帅“拍案”对象也就呼之欲出了】

当时在场的吴法宪道出了真相：“作为全军文革小组组长的徐向前出于责任，和陈伯达一起批评总政治部主任萧华，于是引起两位元帅之间的对抗。”“与会的军中高级将领见两位老帅对拍桌子，谁也不敢说话，有的见势不好干脆溜走了，一时会场大乱。”

对此，王年一教授只是含蓄地道出：“军队高级将领的抗争极为复杂”。

至此，两帅“因何拍案对谁怒”的迷雾就大致厘清了：
徐、叶两帅“拍案”并非如官方御笔所说的“共同向中央文革抗争”，而是在“揪萧”和“保萧”问题上，徐、叶两帅产生了严重分歧。
“全军文革小组” 组长徐向前指责萧华躲避造反派抄家揪斗是“胆小鬼”，而“窝藏”萧华的叶帅则放言“如果有窝藏之罪，我来担当！”－－最终导致“两帅对拍”。

无独有偶，就在同一天（1月19日）下午五时（京西宾馆碰头会散会后），徐向前也给在西山养病（实为奉林、叶二帅之命“躲反”）的总后勤部长邱会作打电话，命令邱会作“立即回去参加文革！”。【《邱回忆录》】
叶帅得知后，也同样不同意邱会作回去。

但邱会作不敢违抗徐向前的命令，也不想影响元帅之间的关系，还是回了总后。邱当晚即被关押，并遭受造反派“十大刑法”殴打虐待。1月24日晚，林彪收到叶帅转来的邱会作“求救信”后，立即派叶群亲自将邱会作救出。

由此可见，中央文革陈伯达、江青与全军文革徐向前在1月19日同时部署揪斗三总部中的两位首长（总政主任萧华与总后部长邱会作）实非偶然。

而在一天晚上同时发生两起揪斗军队老干部的问题上，林彪与叶事先均不知情，事发后均出手采取了保护措施。

　　这就是发生在1967年1月，全军文革成立后，在军队机关发生的一段历史事实。然“拨乱反正”后，如何“处理”这段史实，却令官方煞费苦心：
一、“反面人物”（林彪）与“正面人物”（叶）共同反对揪斗军队干部，并出手相救；二、“正面人物”（徐向前）却曾配合“反面人物”（江青等）部署（甚至下命令）揪斗干部；三、两位“正面人物”（徐和叶）竟然“拍案对抗”。

实际发生的史实与官方预设的“脸谱化”模式大相径庭，御笔们才不得不使出“乾坤大挪移”的“春秋笔法”，弄成“两帅共同向中央文革拍案抗争”的传奇故事来掩饰“两帅对拍”的真相。

　　据查，当时参加“京西宾馆碰头会”的多达40余人，事后与会者对此事大多保持和谐沉默。呜呼哀哉！

　　董狐以为，“文革”是一场大闹剧更是一场大悲剧，而“大闹京西宾馆”是在上海“一月夺权”和新改组“全军文革”（徐向前任组长，江青任顾问）的背景下发生的。在那个复杂的环境下，每个人都不是舞台上固定角色的“生旦净末丑”，用“好人”、“坏人”这样的简单脸谱是无法解释的。

吴法宪曾曲笔为徐帅解释“作为全军文革小组组长的徐向前出于责任......”。徐帅和众多高级干部一样，也不可能在文革初期就“先知先觉”地反对毛亲自发动的“文化大革命”，他也是想履行好“全军文革小组组长”职责的。

　而林彪对文革的态度是：一、在表态上支持毛发动的“文化大革命”；二、对地方上的文革运动采取“不干预、不参与”的态度；三、对军队，则反对在军内开展“四大”，要保持军队的稳定（“不能乱”）。林彪主持、叶、徐、聂元帅参与制定的“军委八条”对遏制造反派的冲击起了重要作用。

关于林彪为稳定军队，保证“军队不能不能乱”（林彪语，见《徐向前回忆录》）所作的努力，徐向前说过：
“据我观察，林彪当时有他自己的算盘。他是国防部长，主持军委工作，军权在握，军队大乱，向毛主席交不了帐，对他不利嘛！”

先不论徐帅主观“观察”（林彪的“出发点”）是否准确，有一点是十分清楚的，即：林彪并不希望出现“军队大乱”的局面。

总之，对文革这段复杂历史，需要的吸取教训，而不是讳病忌医。既不必讳莫如深地加以掩饰，也不必求全责备。而“吸取教训”的前提，是不掩盖错误。
另外，历史也毕竟不是小姑娘，人为的掩饰装扮也经不起时间的荡涤，无法持久。

【转自《董狐直笔》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