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hgy818 · 注册时间: 2007-09-13 帖子: 1298

戚本禹小传
　　
　　戚本禹小传在网上发表，曾被戚本禹一阅，他认为事实稍有出入，并给笔者一些资料供参考（见附件一），笔者很看重此事，决定在此基础上修改重发。
　　最近，从乌有之乡书店收到戚文写的《青梅煮酒论英雄：三国人物》和《大风起兮云飞扬：两汉人物》两本书，读后震动很大。该文不为社会潮流所动，坚持马克思主义历史观，以独到的历史视角纵论历史人物及事件，同历史虚无主义和唯心主义划清了界线，表现出了一个坚定的老布尔什维克和中国优秀知识分子的风骨、戚文本来直率高大的山东大汉形象在我眼里更加醒目了。
　　戚文为何许人也？有不少读者并不知情，戚文就是大名鼎鼎的文革小组最年轻的成员戚本禹。
　　戚本禹，又名戚文，一九三一年生，山东威海人，明代抗倭名将戚继光族人后裔，为人倜傥大度。少年时代曾在上海浦东中学、中华理科、南洋模范中学就读。一九四八年参加中国共产党地下党组织，并参加进步的学生运动。一九四九年七月调北京，曾在中共中央办公厅、《红旗》杂志社工作，历任中共中央办公厅见习秘书、秘书、科长、处长、副局长，《红旗》杂态历史组组长、副总编辑。文革初，未及不惑之年，就际会风云，任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成员及中共中央办公厅代主任等，年轻有为，位高权重，被人称为“戚大帅”。后来（一九六七年至一九八六年），因“王关戚”案入秦城监狱十八年，从此离开政坛。一九八六年至一九九一年，在上海图书馆从事历史资料整理和研究工作。一九九一年至今，在中华易学大辞典编委会任常务副总编，并在上海世贸通化工公司任高级顾问。
　　戚本禹一生酷爱读书，勤于笔耕，先后著有《先秦人物》、《两汉人物》、《三国人物》、《两晋-明清人物》（以上均为上海科技文献出版社出版）；《孙承忠》（中华书局出版）、《评李秀成自述》（三联书店出版）、《周易十讲》（合著，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大人物的变态心理》（合著，时代出版社出版）、《孙子兵法大辞典》（合编，上海科普出版社出版）、《中华易学大辞典》（合编，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墨子十讲》（合著，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孙子兵法十讲》（合著，安徽文学出版社）、《孔子十讲》（合著，时代出版社出版）、《论语今译》（合著，时代出版社出版）、《十家论佛》（合编，上海出版社出版）、《今古奇观续编》（江西百花出版社出版），等等。
　　笔者对戚本禹的认识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自己少年时代的认识，只知道戚本禹是历史学家，很著名的左派。一九五八年三月，其在中央政治局秘书室时和林克等八人被杨尚昆等人打成“反党集团”，后被毛泽东斥为“八司马”事件，成为受毛主席关注的人。后来，他又著文批判太平天国忠王李秀成的被俘变节，被毛泽东阅后大加赞赏，批示：忠王不忠，不足为训。文化革命中，戚本禹又写了《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评历史影片清宫秘史》雄文，把文革矛头直指刘少奇，一时名声大起，成了文革派的著名领袖之一。
　　第二阶段是一九六八年一月后，戚本禹继王力、关锋后被打倒，成为文革著名事件“王关戚”的主角之一。那时的笔者虽对打倒“王关戚”有些不解，但还是迅速接受中央的观点，把他们当破坏毛主席战略部署的坏人看。
　　第三阶段是二千年后我开始反思文革，对“王关戚”事件有了新的认识。
　　文革“七、二零事件”后，中国左派开始四面出击，七月二十二日，江青对河南一派群众组织的代表团讲话，提出左派要“文攻武卫”的口号，不准备妥协，试图将文革进行到底。
　　八月七日，谢富治发表讲话，提出砸烂公检法，提出毛泽东赞赏的群众专政革命主张，具有深远的意义。八月七日，王力发表夺外交部权的讲话。在王力、关锋支持下，造反派砸烂外交部政治部，封闭部党委，夺外交大权，冲击了周恩来的政府。随即发生诸如八月二十二日火烧英国驻华代办处那样的一系列涉外事件，严重破坏我国对外关系和声誉。
　　面对左派从中央到地方冲击军队、冲击政府的浪潮，毛泽东显然不能应付多个战场，树敌过多，决定收拾打乱仗的极左势力。八月底，毛泽东批准周恩来的报告，对王力、关锋实行隔离审查。第二年一月，戚本禹也被隔离审查。此后，毛泽东等以反多中心和抓五一六为名，控制了地方群众扱左势力，都是为实现其结束文革战略服务的。
　　王、关、戚是文革激进派代表，当时他们有无个人野心想立功进常委，对这个问题分析没有多大意义，即便有也没什么。重要的是，读者应该知道这是一种社会思潮，并不是他们三个人的事，对王、关、戚没有立专案说明毛泽东很清楚他们的性质，战略调整总得有人牺牲。
　　至于对王关戚三人的区别，笔者也逐渐明了。王力在死前写了一本《王力反思录》，我看后大为不满，认为王力不是左派，是个投机分子，并打了《王力反思录读后感》短文进行评论：
　　“当我读到《王力反思录》时，王力已经死了。如果不死，我倒真想和他交流一些看法。
　　没看《王力反思录》时，我对王力的印象是完整的。不知从哪里来的想法，我总的把王力、关锋、戚本禹当作文革派中的极左派，也可叫做彻底的文革派。王力当时的罪名主要是两个，一个是乱军，一个是组织“5•16”打倒周总理。他不听毛泽东和江青的，有自成第三司令部的味道。通过看反思录，才知道不是那么回事。对王力印象反而模糊起来，支离破碎。
　　王力的思想有的很清楚，如表述文革前党内斗争，又如表述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有时又很糊涂。例如把毛、邓联成一体，批毛颂邓。批毛拥邓的言论结果，造成否定文革，反对文革的人不买他的账，而文革派视他为叛徒，认为他是一个机会主义者。这是王力的悲剧，他如何落得如此下场，他至死都没弄明白。他想‘留下清白在人间’，但却留下永远也不清白的王力。王力忠于毛泽东主义不到底，是他一生中最大的败笔。
　　尽管对王力产生了不好的看法，但我还得要感谢他，是他较真实的再现了他所经历的历史，涉及面极广，是一部很好的文革研究资料书。另外，王力毕竟是一个有真才实学的学者，他的许多见解也是颇有见地和道理的。有志做文化革命理论研究的人们，不可不读《王力反思录》。”
　　后来，在网上看了《戚本禹谈毛泽东和文化大革命》（见附件二），大为感慨，深知个人的历史是个人写的，不能怨天尤人，戚本禹和王力有天壤之别。戚本禹为自己洗刷了不白，证明自己是真正的共产党人和忠于毛主席的正派人。在以非毛化为时髦的时代，一个被毛泽东下令关押过的人，不从个人恩怨出发，实事求是的为毛泽东及其战友辩护，是多么的可贵、可敬。笔者认为，在党内斗争中受过委屈的人中，黄克诚和戚本禹表现是最好的，二者都在毛泽东逝世后为捍卫毛泽东伟大红旗立了新功。
　　据说“王关戚”三人中的关锋表现也是很好的，可惜手头没有资料。总之，以上是笔者对戚本禹的三个阶段的认识。由于认识的改变，才有了这篇《戚本禹小传》，希望更多的人了解戚本禹。
　　戚本禹，戚本禹，又名戚文，一九三一年生，山东威海人，少年时代曾在上海浦东中学、中华理科、南洋模范中学就读，早年著书《孙承宗》。
　　一九四七年参加中国共产党地下党组织，并参加进步的学生运动。
　　一九四九年，上海解放后，被选送至北京中央团校的前身劳动大学学习。七月调北京，曾在中共中央办公厅、《红旗》杂志社工作，历任中共中央办公厅见习秘书、秘书、科长、处长、副局长，《红旗》杂态历史组组长、副总编辑。文革初，未及不惑之年，就际会风云，任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成员及中共中央办公厅代主任等，年轻有为，位高权重，被人称为“戚大帅”。后来（一九六七年至一九八六年），因“王关戚”案入秦城监狱十八年，从此离开政坛。一九八六年至一九九一年，在上海图书馆从事历史资料整理和研究工作。一九九一年至今，在中华易学大辞典编委会任常务副总编，并在上海世贸通化工公司任高级顾问。1931年出生，山东威海人，早年著书《孙承忠》。
　　１９５０年５月４日，戚本禹被分配到中南海，年仅十九岁。戚报到处，为中央书记处政治秘书室，主任师哲，副主任江青、田家英。师哲离开后，未有任命正职，由田负责，重要问题与江青商量。　中央书记处政治秘书室，属中央办公厅编制。“八大”以后，取消中央书记，称中办政治秘书室，其实，就是毛泽东本人的秘书室。其他中央书记，各自另有秘书班子。初时最重要的工作，是编《毛选》１－３卷，戚是田家英的助手，负责校对，一篇文章，逐字逐句读着校，要读五六十遍。
　　1950年进入中南海后，戚本禹曾任过中共中央办公厅信访科科长、《红旗》杂志历史组编辑组长。
　　1958年3月，中共中央政治秘书室整风，戚本禹等八人被打成“反党集团”，当时，戚本禹和毛泽东的英文秘书林克等人由于向政治秘书室的副主任何载提意见“对上争功讨宠，对下独断专行”等，何载将这些意见向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汇报后，杨尚昆认为“这不是一般的问题，而是他们对党不满，是向党进攻，林克、戚本禹都是反党分子，一定要严肃处理。”于是，他们将这八个人在会上开展面对面的斗争，还要求中直党委给他们以组织处分。毛泽东知道后，气得拍桌子说：“想不到在我身边也发生了新的‘八司马’事件。唐肃宗时期，柳宗元、刘禹锡、等八人实行变法改革，受到了大地主、大官僚的打击，被罢官、撤职，形成了历史上有名的‘八司马事件。’林克、戚本禹这些人因为对中央办公厅和政治秘书室的领导人右倾错误有看法，只提了一些批评意见，就要把人家打成‘反党’，简直是岂有此理！以我看，真正该受处分的不是林克、戚本每禹这些人，而是整他们的人”毛泽东的正确态度，救了戚本禹等人。
　　1963年，戚本禹在《历史研究》上发表批太平天国李秀成的文章《评李秀成自述》,，引起很大轰动。
　　徐思彦的《从戚本禹批李秀成》一文中，虽带有偏见，却也透露出一些内幕。“编辑部负责具体工作的丁守和先生阅后觉得戚文文字清晰，还是讲了一些道理的，可以发表，并遵照黎澍主编的意见，送给田家英一份请他看看。顺便说一句，《历史研究》自创刊之日起，就实行外审，只是那时一无制度，二非匿名。田家英的意见是，这个问题可以讨论，大家进行探讨总是有益的；但戚本禹这个人不是个好东西，文章可以压一段时间再发表。（秋石客注：可见田家英对戚本禹有成见，以权谋私！）这样戚本禹的文章就发表在《历史研究》1963年第4期上。戚文发表后，在学术界、尤其是近代史学界引起轩然大波，绝大多数学者不赞同戚本禹的意见，并对《历史研究》表示了强烈的不满：如此重要的一份史学刊物怎么会发表这样的文章。（秋石客注：恰恰相反，戚本禹文章受到了多数非权威学者的赞同，的确有反动学术权威压制不同意见！）中宣部也批评道：《历史研究》发这样的文章，为什么不与我们打个招呼！？（秋石客注：中宣部为什么这么关心和反对批叛徒的文章？因为党内确有许多叛徒，文革后叛徒被一风吹了，难道中共真的那么纯洁，一个叛徒都没有了吗？）
　　学术界反响强烈，中宣部也认为问题严重，于是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召开了一次专题会议，除郭沫若以外，历史学界在北京的头面人物基本都到会了，如范文澜、翦伯赞、侯外庐、邓拓、刘大年、李新，等等。会议出现了一边倒的情况，人们纷纷指摘戚本禹，尤以翦老的发言最为激烈：戚本禹根本不懂得历史。你批现代修正主义，要从近代史上找这样一个例子，是完全错误的，是站不住脚的。翦老还讲了忠王府的来龙去脉，说忠王府，那里是拙政园，原来就是富丽堂皇，并不是李秀成去了才富丽堂皇的。主持会议的中宣部科学处林涧青处长最后作了结论：戚本禹的文章理论上是错误的，政治上是有害的，史实上是站不住脚的，一定要肃清影响，并委托刘大年组织一篇批驳文章。刘大年等人的文章也很快写好了。然而令这些鉴古知今的史学大家意外的是，戚本禹的这篇文章上达天听，风向很快就变了。面对学术界一片反对的声音，戚本禹已经乱了阵脚，正在准备写书面检查。
　　（秋石客注：可见斗争之激烈，一石激起千层浪。面对学术界一片反对的声音，戚本禹正远在抚宁县做农村调查，根本不知北京情况，文中提戚本禹想检查是有误的。）
　　这时江青代表毛泽东约见戚本禹。她对戚本禹说：你的文章写得很好，主席看了，表扬了你，说你给党立了一功。因为你的文章里提到了叛徒问题，主席认为党内叛徒问题长期以来没有解决，你的文章提出了这个问题，所以主席表扬了你。你要继续写下去，写完以后，你可以请教康（生）老在钓鱼台九评的班子，他们会给你出主意。
　　在这里江青起了怎样的作用，还不得而知。从江青那里领了“尚方宝剑”后，戚本禹不再写检讨了，而是积极准备写第二篇文章。这第二篇文章的初稿，主要是逐一反驳刘大年文章的观点。文章写就后马上送到了钓鱼台。康生等“金针度人”，向戚本禹面授机宜：你不能被动地跟在别人后边，要使文章有分量就要站得更高，要抓住叛徒问题。
　　如果说戚本禹的第一篇文章还有学术味道，那么第二篇文章就彻头彻尾政治化了，国际上从考茨基、伯恩斯坦，一直到赫鲁晓夫；国内从汪精卫、蒋介石一直到彭德怀，大讲叛徒问题。“文革”以后，历史研究编辑部工作人员曾到秦城监狱专门就这一问题调查戚本禹，他是这样回答的：批李秀成是对着彭德怀的。彭德怀晚节不忠，我是用李秀成影射彭德怀。主席提出来，要保持晚节，晚节不好，一笔勾销。
　　上述“故事”我们可清楚地看到：第一，政治对学术干预的强势，无论历史事实如何，无论历史学家的解读如何，政治领袖可以凭借其地位和权力一语定乾坤；这种干预并不完全是、或者完全不是（有时可能是）作为历史爱好者的毛泽东个人对李秀成的看法，而是，第二，政治权力对学术的干预，其终极原因还在政治本身。在这个事件中，李秀成的自述是否是变节书，李秀成是否是太平天国革命的叛徒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戚本禹的文章提到了叛徒问题，而毛泽东正要解决党内的叛徒问题。所以这个“为党立了功”的戚本禹此后飞黄腾达，不可一世。由此我们也可以说，如果对当代中国的政治史没有充分的研究，对当代中国学术历史场景的再现也难免会有错位。
　　政治干预学术的结果也是显见的，它阻碍了正常的发展，使学术失去了其自身应有的评判尺度。毛泽东著名的十六个字批示 “白纸黑字，铁证如山，晚节不忠，不足为训”在史学界传开以后，关于李秀成的评价很快只有一种声音了，李秀成是太平天国革命的叛徒似成了铁案。直到1970年代末，史学界才又重新开始讨论李秀成及其自述。学者不仅丧失了学术言说空间，甚至也丧失了正常的生存空间。一位学者撰写了批驳戚本禹的文章，投给《光明日报》，已经出了清样，因风向的迅速改变文章胎死腹中。这篇文章却成了“反对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的罪状，这位学者在“文革”中遭到批斗。
　　从某种意义上说，学术的轴心是真理；政治的轴心是权力。政治干预学术，为权力而践踏真理的事情就在所难免。独立与自由是学术的“原生态”品质，扭曲乃至丧失了了这一品质，学术也就发生了变异，不再是真正意义上的学术。政治强势干预下的学术，不会有真正的繁荣，即便有所谓繁荣，也是虚假的繁荣，随风飘逝的繁荣。这里我们还可以举一个例子。1974年底，《历史研究》复刊，是当时少有的几家“学术刊物”之一，发行量高达三十万份，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到处都能看到这份刊物，其地位之显赫大概可谓空间绝后。笔者那时正在广阔天地接受再教育，我所在的大队就订有20份《历史研究》，是政治学习的必备材料。然这个时候的《历史研究》，在中国历史学的学术“仓库”里大概未有留下锱铢。这是政治干预学术的极至，准确地说，是政治以学术的面貌粉墨登场。”
　　徐思彦的文章表明，他根本不懂在阶级社会从来就没有什么纯学术的社会学文章，说戚本禹文章不够纯学术是不公平的。（请看附件二《评李秀成自述》）文章全文，肯定会有另外一番感悟。
　　1965年12月8日，戚本禹在《红旗》杂志第十三期发表发表《为革命而研究历史》，批判翦伯赞提出的既要重视阶级观点又要注意历史主义的意见，是“超阶级”、“纯客观”的资产阶级观点，受到毛泽东赞赏：“现在的权威是谁？是姚文元、戚本禹”“要年纪小的、学问少的、立场稳的、有政治经验的坚定的人来接班。”
　　此后，戚本禹受到了重用，一个十六级干部，先后任《红旗》杂志历史组组长、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任办公厅秘书局副局长、《红旗》杂志副总编辑、中共中央办公厅代主任、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成为毛泽东、江青的得力助手。
　　1966年，戚本禹在《红旗》杂志第七期发表《评〈前线〉、〈北京日报〉的资产阶级立场》。把矛头指向北京市委，为推动文革做出了贡献。
　　1967年3月，戚本禹在《红旗》杂志第5期发表《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评历史影片〈清宫秘史〉》。4月1日，《人民日报》予以全文刊登。此文为针对“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派”和“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革命大批判”定下了基调。戚本禹的《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评反动影片〈清宫秘史〉》一文，首先回顾了１９５０年陆定一、周扬等人与江青在评价《清宫秘史》时的意见分歧，此举意在点明：两种意见分歧，实际上是代表着刘少奇与毛泽东在当前政治问题上的重大分歧。戚本禹在文章中写道：“在对待这部反动的、彻底的卖国主义影片问题上，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同一切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以及背后支持他们的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存在重大原则分歧。”戚本禹在文章中认为：“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代理人，是镇压“文化大革命”群众运动的元凶，是复辟资本主义的总头子，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反动资产阶级的代言人”，是“帝国主义买办”。戚本禹在文章中还认为刘少奇根本不是什么老革命！而是假革命、反革命，是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
　　 1968年1月，戚本禹被中共中央隔离审查，并撤消党内外一切职务。他是中央文革小组王、关、戚中最后被隔离审查的。
　　面对全国文革的局势，毛泽东决定动用人民解放军，采取“支左”的办法，将文化革命引向深入。但军队并没有很好完成支左任务，许多部队却反其道而行之。在这种背景下，文革激进派鼓动造反派把矛头指向了政府和军队，提出倒周恩来和揪军内一小撮，打乱了毛泽东的战略部署。各地造反派把斗争的矛头指向了人民解放军，许多地方发生了冲击军事机关、抢夺枪支弹药等严重事件，最后引发了影响全国的武汉“七二○”事件，冲击外交部，夺了外交部党委的权，发生了火烧英国驻华代办处的事件。在这一系列左倾事件中，中央文革小组的王力、关锋、戚本禹都成了先锋的角色。
　　这一系列事件的发生，迫使毛泽东决定将文化革命由放的方针变成收的方针。周恩来开始注意到了中央文革小组，周恩来最早提出解决“王、关、戚”的问题，并且认定中央文革小组里面有坏人。这些坏人，就是王力、关锋、戚本禹。而最早提出解决“王、关、戚”问题的，就是周恩来。
　　１９６７年８月２６日，毛泽东在接到周恩来的报告后，经过慎重考虑，在军队、政府、文革小组做出选择，决定先解决“王、关、戚”的问题。
　　毛泽东在解决“王、关、戚”问题时，觉得对戚本禹先保起来，还要看一看，争取一下。因此，周恩来在执行毛泽东的决定时，只是宣布对王力、关锋实行“请假检讨”，不但没有动戚本禹，而且在钓鱼台开会宣布让王力、关锋“请假检讨”时，还让戚本禹发了言。
　　在毛泽东８月２６日的谈话传下来后，中央把一切左倾问题都推到了王力、关锋、戚本禹三个人身上。
　　戚本禹感到问题严重和委屈，于是向毛泽东求救。１９６７年９月４日，戚本禹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在信中说，关锋、王力犯了很严重的错误，表现形式是“左”倾盲动。他们错误地估计全国的形势，把斗争过程中的反复现象，看作是全国出现了资本主义复辞，看不到革命群众的斗争成果和力量。他们错误地估计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在报纸、电台到处号召抓“军内一小撮”。他们怀疑一切，随便动摇毛主席司令部的领导。他们犯错误的思想根源是个人主义，自我膨胀，自以为了不起，比谁都革命，听不得不同意见。戚本禹在信中还检讨说，我对他们的有些问题察觉不出，王力在外交部问题上犯的错误，就同我有关。我从心里愿意努力改造自己，永远做一个忠于毛泽东思想的小兵。
　　现在看来，此信的判断是正确的，检讨是真诚的。
　　毛泽东看了戚本禹的这封信后，于９月７日在这封信上写下了批语：“已阅，退戚本禹同志。犯些错误有益，可以引起深思，改正错误。便时，请你告知关、王二同志。”可以看出，毛泽东是称他们是同志的，是明白的。
　　１９６７年１２月，陈伯达在《红旗》杂志编辑部召集几个人谈话，说了这样一句话：“在《红旗》杂志，除了我之外，在揭发王力、关锋的问题时，所有的人都可以揭！”陈伯达此话一出，不只是社会上的红卫兵攻击戚本禹了，连《红旗》杂志的造反派、中央文革小组的人员，都纷纷攻击起戚本禹来了。在这种情况下，经毛泽东同意，１９６８年１月１４日，戚本禹也被中央宣布“请假检讨”了。实际上，戚本禹在最后是被投机分子陈伯达等落井下石了。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戚本禹、王力、关锋他们被送到秦城监狱后，并没有立案审察，还准许他看一些书籍、报纸。说明他们只是干扰了毛泽东的政治部署，并不是反毛主席，他们是高层政治斗争的牺牲品。
　　同样值得注意的是，邓小平在重新审理“文化大革命”中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案件之后，在重新审理“王、关、戚”时，王力和关锋被开除了党籍，邓小平决定对他们二人免予起诉，而对戚本禹，不但开除了他的党籍，还决定将他起诉至法院，是发人深省的。
　　１９８３年１１月２日，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诬告陷害罪和聚众“打砸抢”罪，依法判处戚本禹有期徒刑１８年，剥夺政治权利４年。
　　北京市人民检察分院“京检字第４２号”起诉书中列举了戚本禹的“罪行”，主要是：
　　１９６６年６月１６日，由戚本禹起草，和关锋共同联名签署了给江青、康生、陈伯达的信，信中说“彭德怀到三线后还在积极进行不正当的活动”，“直到现在还是一面黑旗”，“要彻底消除这个隐患”。同年１２月２６日即彭德怀被戚本禹支持的学生从四川挟持回到北京的前一天，戚本禹写信给江青说：“彭德怀现在已经被红卫兵抓住，一二日内即要押送回京。北京的学生，已经做好了斗争的准备。”
　　１９６７年１月１２日，在钓鱼台１６号楼，戚本禹召集中共中央办公厅的一些人开会。戚本禹说：“中南海冷冷清清，外面轰轰烈烈。刘少奇、邓小平、陶铸在中南海很舒服，你们为什么不去斗他们？你们可以贴大字报揭发朱德，可以去妇联点火揭发康克清。”在戚本禹煽动下，当晚中央办公厅秘书局七八十人闯进朱德家，围斗了康克清，并在中南海西门等处张贴了诬陷朱德的大字报、大标语。
　　１９６７年７月中旬，江青、康生、陈伯达等擅自决定对刘少奇、邓小平、陶铸夫妇进行批斗。７月１８日凌晨，戚本禹贯彻执行他们的批示，在人民大会堂召集中南海机关的一些人开会说：“前几天中南海围斗了刘少奇，规模小，有人围斗他总是好，但是火力不强。”“对刘少奇、邓小平、陶铸要面对面斗争。”“这是你们相当时期头等重要的任务。”“要使他们威风扫地，要杀气腾腾，可以低头弯腰。”戚本禹作了具体布置：“搞几个战斗组织，有的搞刘少奇，有的搞邓小平，有的搞陶铸。王光美、卓琳也要搞。”在戚本禹的组织、煽动下，当天中南海３００余人批斗了刘少奇和王光美、邓小平和卓琳、陶铸和曾志，对他们进行人身迫害，并先后抄了他们的家。
　　戚本禹的刑期，从１９６８年初算起，到１９８６年初正好是１８年。１９８６年初，戚本禹刑满释放，并没有一天的提前，可见邓小平对戚的态度，也可见戚本禹的历史地位。
　　对"王、关、戚"这种排列法,知情人关锋却不赞成，他认为应该是"戚、王、关"。戚本禹虽然在他们三人中职务最低、资历最浅,但他担任了毛泽东、江青的秘书,地位特殊，当时,就连陈伯达、康生要见毛泽东,都要通过戚本禹。
　　戚本禹被剥夺４年政治权利，则要到１９９０年初为止。
　　戚本禹刑满释放后，被安排在上海市图书馆收藏部当图书管理员，做一点工作，一九九一年退休。退休后主要做生意和读书写书，他的办公室在一幢很老的西式大楼里，而住在上海另外一栋房子，晚年还算不错。与人合作《大人物的变态心理》，与人主编了二百余万字九大卷《中华易学大辞典》，与关锋合著孔子批判（上下），著研究中华民国第一任内阁总理唐绍仪，为真禅法师等人的著书作序。
　　戚本禹很健谈，思维敏锐，性格开朗，消息灵通，关心历史，关心人民，热爱祖国，热爱毛主席，对胡锦涛有较好评价，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人，马克思主义者。他不相信关锋“两耳不闻窗外事”，证明他是坦荡的君子。
　　戚本禹认为，其１９６８年１月被毛、江所“抛弃”，主要是由于对来自上海的一批有关江青本人的材料处置失当所致。而从戚的文革积极表现看来，即使没有１９６８，也会有１９７６，他的厄运，终究难逃。
　　从１９５０年到１９６８年，是戚本禹人生高峰的十八年。而自１９６８年被关进秦城单独囚禁直到１９８６年出狱，戚本禹进入人生低谷，恰恰又是十八年。前十八年，戚本禹将毛看作恩师，后十八年，是他追随毛主席继续革命的逻辑结果。戚本禹谈及往事，从没有流露出一丝对毛主席的怨恨和不敬，体现了他的品德和立场，非常珍贵。更难得的是，戚本禹对很多人避之惟恐不及的江青给了很多好评，如说毛、江的关系一直很好，感情甚笃，直到晚年，尚为如此，说毛泽东对江青没有感情，那是骗人的话。
　　戚本禹有光明正大的本色，说出了一些历史真相。
　　如１９６６年５月北京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５。１６通知”是如何举手通过的问题，戚本禹指出，先是主持会议的刘少奇请出席会议的政治局成员表决，未有反对意见。其后，刘少奇再向坐在后排的列席人员说，你们也表表态，这样，列席者也纷纷举手，算是出席、列席会议的人都“一致通过”，但后者应不计入票数。这个事实证明，发动文化大革命是党中央的集体决定，全盘否定文化革命是很荒谬的。
　　再如林彪写有一叶群的“处女证明书”一事，戚本禹说没有见过这么一个“证明书”。批中宣部长陆定一时，发过一份材料，是陆定一夫人严慰冰写的匿名信。此事是严慰冰很不对，在严信之前，党内高层从来没有发生过这样不正常的事，党中央副主席的家庭受到了不断的来历不明的骚扰。
　　　笔者认为，戚的回忆应与事实相符。林彪是党的副主席，用不着也不可能写“处女证明书”那样的事。许多人编造文化革命历史，是可悲的。
　　再如，论及1966年５月政治局扩大会议的过程，戚本禹透露说，这次会议，名义上是刘少奇主持，实际上，起核心作用的是周恩来，周比刘更能领会毛的意图。林彪“５。１８讲话”，是周恩来要他讲的，林彪说：“常委的其他同志要我先讲”，指的就是周恩来。讲话记录稿先由中央办公厅的工作人员梁川作了初步整理，再交戚本禹作进一步整理，因为林彪讲了很多历史上官廷政变的例子，这些刚好是戚本禹熟悉不过的东西，可得心应手地加以史料上的核对和文字上的加工。戚本禹基本是按记录稿整理，没有作任何大的增删。林彪看过整理稿后十分满意，说戚是高水平的整理。周恩来也有讲话，但周恩来讲得比较零散，没有林彪系统。周恩来讲话的主题是反修，讲话中对陆定一骂得最厉害。
　　再如，对有无毛泽东给江青的信问题，戚本禹目睹毛给江的信被烧毁，认为肯定有这封信。他解释说，你可以看看这封信的字里行间，完全是毛主席的风格，而毛主席的语言风格，是任何人都难以模仿得神似的。江青收到这封信后，觉得应该在党内最高层部份人中传阅，得到毛主席同意。传阅过程中，周恩来抄了一份，陶铸也抄了一份。林彪知道毛主席有这么一封信，江青交党内最高层传阅时，林彪也是传阅人之一。在林彪从大连回到北京后的一天，叶群到钓鱼台找江青谈这封信的事。叶群对江青说，林总不放心，为避免以后发生不好的影响，请示了主席，主席说，烧了吧。烧的时候，在江青的住处，江、叶在场，把我也叫去了江青说了大致情况，我无意看信的内容，怕日后惹麻烦，待信完全烧光后，叶群才离开。对有人怀疑现在发表的抄件，与烧了的原信有出入问题，戚本禹说他没有看过原信的内容，不好评论。但认为应该不会有大的出入，为什么要有出入呢？没有必要作改动。原信对林彪肯定是有些不利，否则，叶群不会那么紧张兮兮。
　　“我是怀着在中国建立社会主义理想国的热忱，主动、积极、自觉而且是义无反顾地投身到毛泽东领导的文化大革命中去的，虽然时间只有一年半，但这一年半工作中的一切都有我的责任，谈不上什么「替罪羊」。我在文化大革命中的个人遭遇有偶然性，但在当时历史条件下的文化大革命的发生是必然的，谁也逃脱不了。你明天可以不起床，但太阳仍要升起，这是没办法的事情。我们这个空前巨大的民族群，也只有通过苦难的历程，才能臻于成熟，历史只能对此发一声深深的叹息！”戚本禹说的何等好啊，只能令笔者向他脱帽致敬。
　　戚本禹是毛泽东亲自拍板，周恩来亲自下令抓的,可直到现在他还是为毛泽东、周恩来说话，为文革当事人和许多老干部说话，证明他可能有很多敌人,但是他未必有一个私敌。
　　
　　
　　二零零七年七月二十五日于北京

hgy818 · 注册时间: 2007-09-13 帖子: 1298

附件一：戚本禹《我的大海，我的图书馆……》全文
　　
　　黄海边上的“海祭”,震撼了我幼小的心灵
　　上海图书馆和进步书店是我的第一所大学
　　中南海图书室和北京图书馆的夜读者
　　在秦城监狱，我依靠书度过了苦难的十八年
　　我人生旅途的终点又回到上海图书馆
　　故乡的大海,将是接受我骸骨的地方
　　
　　1931年5月，我出生在黄海边的威海市。
　　我出生那年，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了祖国的东北大地，苦难的祖国，从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度，陷入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境地。
　　黄海边上的“海祭”，震撼了我幼小的心灵
　　五、六岁时，我开始懂事了，一个春天,大约是清明前后，我跟随小伙伴到海边玩水，看到一些老年人在海边点香烧纸，还哭着向海里扔白馒头。那年头，白馒头可是穷人家的好东西。为什么要哭着把这么好的东西扔到海里去呢？回家后，我就向祖父叙说。当时，父亲在上海一间报关行工作，长年不在家，祖父是家里的主心骨。他因为中风，长年瘫痪在床。祖父是曾祖父（一位清王朝国子监的贡生）精心培育的秀才，只因为赶上了清王朝晚年的变法，科举废除，他连个举人考试都没参加上。虽然如此，他仍是我们家族中最有学问的人。尽管他足不出户，但他的弟弟和朋友经常给他带来各种书刊、旧报。所以他仍能洞悉天下大事。
　　我向他描述海边所见，他叹了口气说：“都四十多年了，还有‘海祭’。”我问他什么是“海祭”？他简单向我讲述了甲午海战时，威海水兵与日本鬼子撞船拼命，成千的人牺牲于大海中的惨景。后来，威海人就在除夕或清明时，到海边祭奠沉眠于大海中的英魂。前几十年，每逢“海祭”，刘公岛对面的海滩上都是人。现在年代久了，“海祭”的人少了，但日本鬼子又要来了，人们不服气呀，所以又有“海祭”了。
　　祖父这次谈话，对我幼小的心灵震撼很大，我刚会说话时，就听大人骂日本鬼子，但不知道什么是日本鬼子，这时才知道日本鬼子是杀害中国人的残忍之极的强盗。后来又听祖父讲了祖先戚继光抗击倭寇的故事。我才知道我每年到戚家祠堂去祭拜的那位威武的神像，就是我的祖先戚继光。那些倭刀、盔甲都是戚继光抗击倭寇时的缴获品。后来我把从祖父那里听来的故事，讲给我的小伙伴听。应该说，我是从前人的口述中，开始了我的历史学习的。
　　甲午战争的败绩，是中国人的耻辱，更是威海人的耻辱。正在我进小学读书的时候，抗日战争爆发，日本鬼子再次占领了我的家乡，威海人第二次蒙受了耻辱。我和小同学们在老师的带领下，对着操场上的国旗发誓，长大了一定要同日本鬼子战斗，驱逐日寇，复兴中华！我们谁都没有忘记自己的誓言，我们每次绕过日本兵把守的草场去海里游泳时，那不断叩击我胸膛的海浪，就像我们民族的先人在呼唤我们：快快长大，去为民族雪耻！我的童年就是在民族耻辱和伤痛中度过的。
　　以后，父亲又远从上海给我寄来一些给学前儿童看的画册，其中有勾践卧薪尝胆恢复祖国的故事，有木兰女扮男装抗敌从军的故事等。祖父指着图画为我作解说。这是我一生中最先接触到的一批历史书，它引起我对祖国历史的强烈兴趣。也坚定了我热爱祖国的信念。
　　上海图书馆和进步书店是我的第一所大学
　　1941年祖父去世。次年的春天，我从家乡到烟台，坐英国商船到达父亲工作的地方——上海。从家乡到烟台时，坐的是长途汽车。因为八路军游击队活动频繁，长途车上有日本兵押运，我因为晕车呕吐，差一点被日本兵以霍乱病赶下车，幸亏车上乘客的保护，我才得紧贴着母亲躲过厄运。
　　上海，这个熙熙攘攘的大都市与我家乡的小城相比，简直是另一个世界，我对它的一切都感到新鲜。我当时已经十二岁了，读高小。已经能看很多书，《说岳全传》、《水浒传》、《三侠五义》都看过了。我还想看很多书，但找不到。漂亮的大姑妈为我指了一个方向（在现在胶州路附近），说那里有一座儿童图书馆，有很多书，学生都可以去借。我去了，果然有一座明亮的小楼，里面摆了满架的书。这对我简直是个天堂，我放学后经常去那里借阅一切能看懂的文学、历史、地理和自然科学书籍，不知疲倦地读。但那只是个儿童图书馆，存书有限。
　　初中时，老师告诉我四马路（现在的福州路）有个很大的上海市立图书馆。其实这个图书馆就是现在的黄浦区图书馆，也不很大，那时看来很大。即便如此，它已能满足我当时求知的需求。在那里能借到达尔文的进化论，爱因斯坦相对论浅说，莎士比亚戏剧，诸子概论，史记、纲鉴、东周列国志、鲁迅、茅盾和郭沫若的著作等。
　　后来我受到革命学生运动的影响，急迫地想在图书馆中寻求马列主义和毛泽东的著作，却一本也没有。幸运的是一位海关职员告诉我，霞飞路转角处有一爿小书店（其实是在现在的茂名路上），是中苏友好协会办的，专门卖马列主义著作和进步书刊《时代报》等。我找到这个书店，走进去看到书架上摆满了苏联外文出版社出版的《帝国主义论》、《国家与革命》、《马克思恩格斯与马克思主义》、《联共党史》、《斯大林卫国战争言论集》等。那书店的职员对人和蔼，哪怕你是一个穷学生，他对你都彬彬有礼。你可以像在图书馆一样地在那里看书，他不管你。只要你愿意，在那里看一天书也可以，不买书也不要紧。我如饥似渴地在那里搬起砖头般的大书翻看着，有时（星期日）能看一整天。中午喝点茶水，啃个罗宋面包，直到书店关门时才回家。这个书店给了我初步的马列主义知识，至少我看懂了许多革命新名词。什么劳动呀，价值呀，剥削呀，帝国主义的特点呀，……最意外的收获是,一位年纪比我大一点的中学生偷偷给了我一本香港出版的毛泽东《论联合政府》，还神秘地告诉我这店里有时有国民党特务混入，叫我注意尾巴。但我在那书店里陆续看了一年书，也没发现有人盯我。大概那时我人小，不被特务注意。
　　我永远忘不了那本《论联合政府》的小册子。在看到这个小册子以前，我的志向是将来做个科学家，用科学来改变祖国的贫困落后。这以后，我才知道，要实现这个目的，必须先参加新民主主义革命，把祖国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下解放出来。时至今日，读过这本小册子的人成千上万了，但他们很难想象我当时读这本小册子时的激动心情，当时饱受日本侵略之苦的中国人刚刚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大家欢欣鼓舞地迎来了国民党接收大员，却不料这批接收大员个个像饿瘪了的鸭子似的，来了上海便横行霸道、贪污腐化，个个唯利是图。他们为了实现“五子登科”的迷梦，都在想尽办法搜括民脂民膏。（注“五子登科”，就是接收票子（金钱）、位子（官职）、女子（美妾）、车子（汽车）、房子（洋楼）。）
　　沉沦了一百多年的中华古国怎样才能振兴呢？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梁潄溟的《乡村建设论》等，我都看了，都不能解决中国问题。想不到远在陕北山沟里的毛泽东却早在两年前就给我们写了这么好的一本解决中国问题的小册子。那时看了这本书的年轻人，简直就象连阴出晴天、久旱逢甘霖那样兴奋。特别是小册子里所阐述的“我们的一般纲领”和“我们的具体纲领”，为正在迷茫而困扰的青年人，指出了解放中国、建设中国的道路，一切讲得都是那样的合理、那样的实在。我折服了，从此认定，我要在今后的一生中紧紧跟着毛泽东前进。
　　此后，我积极参加革命学生运动，为打倒国民党的法西斯统治而斗争。1947年秋我在上海浦东中学开始参加进步活动，后因鼓动学生参加反美扶日运动而被国民党的训育主任开除学籍，旋即秘密参加了中国共产党。1948年秋至1949年夏在上海中华理科和南洋模范中学从事地下工作。1949年5月上海解放，7月奉命调北京参加劳大即中央团校学习，次年毕业，5月调入中南海，在中央办公厅秘书室任见习秘书。
　　我没上过正规大学，中央团校只相当于现在的大专，它所教的仅是初步的革命理论知识。我真正的学问是从上海市立图书馆和上海的进步书店中看书得来的。所以我说上海图书馆和进步书店是我的第一所大学。
　　中南海图书室和北京图书馆的夜读者
　　由于缺乏按部就班的系统学习，我在工作中面临了知识匮乏的问题。记得老学者熊十力给毛泽东主席送来了一封信和一本《新唯识论》，我的任务是要把他的信和书摘其要点，报告主席。但我竟看不懂这位老先生的书。为了完成这项任务，我翻遍机关图书室里的辞典和哲学的小册子，但许多问题还是搞不懂。中南海图书室里没有佛学书籍，我又到位于中南海北门外的北京图书馆去查书，特别是查阅熊十力关于唯识论的通俗讲演稿。这才勉强把这位老先生的信和书的要点摘出来。这个看似简单的任务，整整让我加了两个星期的夜班。还有章士钊、柳亚子、符定一、黄炎培、陈叔通、黎锦熙、金息侯等人的来信，古雅的文字里夹着生僻的典故，我也要弄懂它。这样就形成我夜读书的习惯，中南海机关的图书室和北京图书馆，是我常去的地方。北京图书馆的书多，环境好，晚饭后没有事，我首先去那里。我常是这个图书馆最后一批夜读者。北京图书馆闭馆后，我再回中南海，在机关图书室里继续夜读。
　　中央办公厅秘书室的副主任田家英看我喜欢看书，便委任我参加《毛泽东选集》的校对工作，并帮他管理毛主席的书籍。但管书和看书是两回事，看书是学习和研究，管书是对书进行分类、整理、保管、修补。有一本解放前上海版的《西行漫记》（斯诺著），图文并茂，毛主席翻看过好几遍，江青、田家英和毛主席的警卫和亲属也翻看过，所以把书弄得破散了，要修好它。当时我只会看书，不会修书。我想这本书看的人多，必须订牢它。我认为铁丝比棉线结实，便用铁丝把破散了的书页串在一起。其它散页书也照此办理。田家英回来一看，大吃一惊。他说这些书的纸张都老化了，用铁丝一串，便把书页破坏了，主席再怎么看？再说年代久了，铁丝要生锈，生了锈便把书弄坏了。他叫来一位年纪大的女同志，叫她拆掉铁丝，改用棉线把书页缝起来，再粘上封皮，结果是又牢固，又好看。我大为惭愧。田家英看出来，我虽然爱看书，却并不是个能细心管书的人，于是把管理毛主席图书的工作交给了一位从青岛调来的中学生逄先知。这位新上任的毛主席图书管理员工作称职。他能向图书专业工作者学习管理和保护图书的方法，把毛主席的图书管得井井有条。我就这样与管理毛主席图书的光荣岗位失之交臂。因为逄先知的历史知识有限，田家英又聘请中共中央军委办公厅的老秘书陈秉忱帮助逄先知学习古典书籍的知识。陈秉忱是山东著名学者陈介祺的后人，学识广博，主席很多好书都是经他的手置办的。
　　毛泽东主席其实是中国共产党中央领导层内读书最多，又最会读书的人。我虽然失去了为他管理图书的机遇，但“近水楼台先得月”，我仍能从田家英、陈秉忱、逄先知等人那里知道毛主席读书的情况．
　　前面说过，我从中学时就立志紧紧跟随毛泽东，进入中南海以后这种信念更加强烈。不仅在工作上，就是在读书上我也愿意跟随他。我只要听说毛主席在看什么书，或者听说他对某一本书有了批点，我就找同样的书来看。毛主席看的书，有时很难找，甚至在图书馆和书店里都找不到，在这方面，琉璃厂书肆和几位藏书家，如谢国桢等老先生帮了我很多忙，他们为我找到了好些书。这样日积月累，我身边也积累了一大摞跟随毛泽东读书的笔记。笔记中最多是历史方面的，文学的、哲学的、自然科学的也有，还有经济方面的。有人说毛泽东没读过《资本论》，不懂得经济学，他们大错特错了。毛泽东读《资本论》和其他经济学著作的笔记，密密麻麻地都写在原书上，我还抄了许多。原书都保存在中共中央档案馆。
　　古代的大学问家常有一些未经他本人认同的私淑弟子，我当时就属于这类未经毛泽东本人认同的私淑弟子。能经常见到毛主席、并获得当面受教的机会，那是后来的事。我的许多文章就是根据这个时期的读书笔记，再收集各种有关材料整理而成的。五、六十年代发表的一些学术性的论著，只是其中的一部分。
　　在秦城监狱，我依靠书度过了苦难的十八年
　　1968年1月12日深夜，我因“516”案被关入秦城监狱。这个监狱就像美国在古巴设立的关塔那摩监狱一样，它的羁押期也是不设限的，我一直在那里被关了十八年，而且一直是单身囚禁。在入狱之初的几年里，监狱不给我一张纸，一支笔，一本书。很多同狱犯人，在这种情况下，疯了，自杀了，我却顽强地坚持下来了。我靠什么能坚持下来呢？靠的就是我长期看过的那些书。当时，我以我大脑里储存的那些书来抵抗秦城监狱的非人待遇。我让自己分阶段地、一本一本地回忆我二十多年来看过的书。回忆不清的，努力再回忆；回忆当时的读书心得，回忆当时写过的东西，一点点地回忆，连细节都不放过。这种回忆是痛苦遭遇的止痛剂，也是驱散愤懑委屈、忧郁焦虑、悲观绝望最有效的灵丹妙药。
　　我的许多历史人物评论也是在这种情况下形成的。我一遍一遍地用我大脑中储存的有关资料来臧否某一个历史人物，再把我的观点集中起来，归纳成几个要点，加以系统化。没有纸笔也不要紧，就把在意念中形成的文章分成几个小题目储存在大脑中，第二天，第三天再重复记忆一次，一个题目完了，再来第二个题目。我每天都有所收获，有所创造。你们说，在这种情况下，我还能患上那时在监狱里流行的各种心理疾病或精神分裂症吗？
　　上个世纪的七十年代，秦城监狱允许我向秦城图书馆借书。秦城图书馆大概是中国最蹩脚的图书馆了，存书又少又脏，但它有《毛泽东选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和《列宁全集》，尽管全集不全，但至少三本里有一、两本。大概有三四年的功夫，我反复地在借读这些经典著作。虽然其中许多著作我过去已经看过，但这次看与过去看大不一样。这次是结合了我对世界和中国社会的了解，结合革命的成功与失败的经验去看的。这次不是从字面意思上去看书，而是从理论体系和基本方法上去了解和掌握。我还用这些著作里体现的原则精神去修正已经写出来的，或者储存在头脑里的论稿。
　　我人生旅途的终点又回到上海图书馆
　　1986年1月，中共中央办公厅派车把我从秦城接出来了。我已经不能留在北京了。组织上问我想到哪里去？我说，我的妻儿老小都在上海，就回上海吧。又问我想到哪里工作？我想我一生中除了单位和家庭，跑得最勤的就是图书馆了，那么就到上海图书馆去工作吧！上海那时进人很难，感谢当时主持上海市工作的朱镕基等人，他们竟同意接受我，并按我的意愿，把我分配到上海图书馆。
　　中共中央办公厅派人把我送回上海。到了上海，我就去上海图书馆报到。他们专门安排我进入一间面积很大的历史资料库里，从事中华民国第一任总理唐绍仪等人历史资料的整理和研究工作。
　　解放后的上海图书馆已经不是解放前那个小小的上海市立图书馆了，它矗立在人民广场的西边，已是收藏图书达三、四千万种，在全国位居第二的大图书馆了（后来建成的新馆更加辉煌）。我简直像鱼儿回归了大海，自由自在地在海洋般的书库中畅游。庄子说“小鱼在水中游得很快乐。”惠子诘难：“你不是小鱼，怎能知道小鱼的快乐？”我在书海中像小鱼一样游历了一番，我以自己的体验，觉得庄子说得有理。
　　工作之余，我参考图书馆的藏书，把我过去在中南海和秦城写的书稿作了校正和补充，现在出版的《两汉人物》和《三国人物》就是其中的两种。
　　故乡的大海将是接受我骸骨的地方
　　我年已七十有五。我虽然无法像古代神仙那样，亲眼见到“东海三变沧田”，“黄河几度清水”，但我的一生中也确实经历了许多沧桑之变。时至今日，伟人早已逝去，师长多归道山，连同辈好友亦纷纷弃世。万寿无疆已成为唯心主义，长命百岁也是世所稀见。放眼望去，只见那数之不尽的儿童、少年，就像那黑土地上青绿色的禾苗，一茬一茬地在茁壮生长。正像伟人说过的——这也是唯物辩证法的胜利。
　　宋代的大诗人苏东坡是我心仪最久的历史人物，他不仅才华横溢，超群绝世；而且为人老实，从不我欺。他的身体锻炼法，简便易行。我长年学而习之，颇收强身祛病之功效。大概这就是古人说的“养頣之福，可以延年” 吧（永年是不可能的）。臧克家诗云：“老牛亦解时光贵，不待扬鞭自奋蹄。”这也就是我越到晚年越努力写点东西的原因。
　　回顾我的一生，这世上让我最难忘情的，除了父母、师长、妻儿、好友以外，就是养育了我的大海和培育了我的图书馆。对于图书馆，我希望我编撰的几十本小书，包括这次出版的历史人物论稿，能为它增添点东西。即使是错误的东西也不要紧，因为错误的东西，也可以给后人留点鉴戒。对于大海，我亏欠它的太多。先哲恩格斯和毛泽东都有过海葬的思想，我虽是凡人，却也有类似想法。我常想，我应该是从大海里来的，因为我父母的营养、我的营养，相当大的一部分是取之于大海的。特别是黄鱼、带鱼、鲅鱼、海螃蟹、对虾、手扒虾、海蜇、海带、鲜贝等等，我们吃得最多。种庄稼、栽果树，要化很大力气，家乡海滩上的海产品却俯拾即是。小时候我常跟大人赶海，在退潮的海滩上拣拾小鱼、小虾、贝类、藻类，起大潮时，海滩上的小海产拣都拣不完，内地闹灾，我们不怕，因为大海常常会赐给我们一些可食用的东西。我很愿意什么时候死亡时，能将我的骸骨还给大海。中国可耕种的土地太少了，不应让我们的骸骨再占用宝贵的土地资源了，让广阔的大海来承担我们的骸骨吧，它能把我们的骸骨转化为鱼、虾、贝、蟹的能量。
　　桥畔垂杨下碧溪，
　　日暖花香山鸟啼。
　　我希望正在茁壮成长的青少年，珍惜这属于你们的大好时光，努力学习，努力奋斗，以便将来为祖国建设出力，让备遭苦难的中国人民过上更好的生活。
　　 2006秋写于海上紫云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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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戚本禹谈毛泽东和文化大革命》
　　访问：美国《达拉斯时报》编辑陆源，整理：锺志林
　　一度担任毛泽东「御笔」、前中央文革风云人物戚本禹近年深居简出。他不接见记者，不谈政事，不写往事回忆。美国《达拉斯时报》编辑陆源的父执辈，是戚本禹的好友。前不久，陆源因公务去中国大陆，两人会见，谈及往事。谈话中陆源曾就李志绥写的《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征询戚本禹的意见。戚本禹坚决驳斥了李志绥，并透露了许多文革和中国共产党中央的历史秘闻。
　　陆：前不久，台湾、美国出版了毛泽东私人医生李志绥写的回忆录，这本书轰动海外，不知您看过没有？
　　戚：看过，是友人从日本带回来的，谈这个问题之前，先要学孔夫子来个「正名」。毛泽东没有私人医生。毛泽东的医生、护士、秘书都姓「公」。李志绥原是北京中南海门诊部的医生。我一九五O年进中南海时，他负责给中南海的干部、工人看病。他是从国外留学回来的「洋医生」，医术要比当时从解放军训练出来的土医生高，加上他看病认真负责，而且能讲出个道理来，所以大家都愿意找他看病，由此有了名声，并被选为工作模范。他给当时中南海的警卫局长汪东兴看病看得也不错，汪东兴喜欢他，遂被介绍到毛泽东那里参加保健工作。开始没有名义，大概是一九五七年整风运动前才正式出任毛泽东的保健大夫。记得一九五八年五月叁日傍晚我到毛泽东住的菊香书屋开会时，看到他同毛泽东的机要秘书徐业夫和卫士长李银桥一起在毛泽东卧室旁的值班室值勤。
　　毛泽东并不是「封建帝王」
　　陆：李志绥说毛泽东不是什么无产阶级的领袖，而是个专制独裁的封建帝王，他的统治，给中国人民带来无穷的灾难，他说回忆录「是在毛泽东极权统治下平民百姓生灵涂炭的历史记录」。对此，您怎么看？
　　戚：李志绥虽然在毛泽东身边工作多年，但专职是保健大夫，政治常识比较贫乏，以致在为了某种目的要攻击毛泽东的时候，只能拾人牙慧，东施效颦式地赶着时髦去攻击毛泽东是封建帝王，这并不奇怪。什么叫封建帝王？封建帝王是压迫农民、维护地主统治的世袭君主，毛泽东何许人？他是中国历史上唯一成功地领导亿万农民最终推翻地主统治的伟大人物。他青年时即号「农民王」，终其一生都造地主阶级的反，他是封建帝王的最大克星。是二干多年封建社会最大的造反派。说毛泽东是封建帝王实在比指鹿为马、指黑为白还要荒谬。说毛泽东「专制独裁」，也是信口雌黄！李志绥大概没有看过北洋军阀、日本汉奸、国民党政府是怎样用枪炮来镇压农民、工人和学生的。毛泽东正是为了同这些专制的独夫民贼作斗争，才拿来武器闹革命的。毛泽东在革命过程中建立过苏维埃红色政府、抗日民主政府、解放区民主政府，就连美国记者斯诺、斯特朗等人都承认这些政府是中国历史上破天荒的民主政府，中国革命胜利后，毛泽东建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尽管在民主建设上仍有诸多的缺陷，但它仍是中国历史上最民主的政府。除了文化大革命这个非常时期，这个政府的所有重大决定，都是经过法定的会议讨论通过的；即使是文化大革命时期，各级政权瘫痪了，党和国家的重大事务，仍然由党中央和国务院法定的会议讨论决定。既然是通过了合法的形式，你并不能说它是专制独裁！虽然，那个时期，由于毛泽东的威望，许多决定是按照他意旨通过的，但既然通过了一定的法定程序，就下能说是个人的专制独裁。你可以对民主的不完善、不健全，甚至违反规则提出责难，但你不能简单地把它与封建时代的皇帝独断独行等同起来。毛泽东在党和国家的民主制度的理论和实践方面，不是没有可指责之处的，但是他仍然是党和国家民主制度理论和实践的探求者和力行者。他可以有一千条缺点、错误，但是终其一生，他是始终热爱着、牵挂着他的人民。毛泽东生前对英、法、美等国所奉行的资产阶级民主制度比较欣赏，他曾对我们说过，我们宁可走英美式的民主道路，也不能走法西斯、贝利亚式的道路。法西斯指希特勒所实行的国家社会党的专政，贝利亚指的是前苏联内务部所实行的乱抓人、乱杀人的特务统治。封建帝王是世袭的君主，但我们却没有看到毛泽东把自己的主席地位传给自己的夫人或儿女。尽管江青多么热中于权力，毛泽东还是提议并经党中央政治局讨论，确定华国锋为他的接班人。他的子女也没有特权，在他去世之前，他唯一尚存的儿子毛岸青是一个普通的翻译工作者，他的两个女儿大的是普通的科技干部，小的是党委机关的一个领导成员。毛泽东掌握着全中国的财富，但他的子女除了分得一点稿费外没有分得任何财产。难道世界上有这样的封建帝王？

　　「曹营」的事不易办
　　我五十年代接触毛泽东，六十年代离开毛泽东。就与他的交往看，我不感到他比我所见到的任何领导人更缺少民主。就以李志绥讲到的「八司马」案件说，当时许多中央领导人都认为青年人（即「八司马」）批评中央办公厅领导是反党，唯有毛泽东说，青年人可以批评中央办公厅的领导，如果这就叫反党，那么我也反党，我愿意同他们一起挨板子。当时被批判斗争了几个月的「八司马」听了毛泽东这句话，全部嚎啕大哭！就李志绥也不得不承认毛泽东尊重他，对他讲平等（尽管他攻击这是表面的、虚伪的），有几次错怪了他，还向他道歉。他说毛泽东向他道歉时的一句话：「曹营的事难办吧！」情节上绝对真实。毛泽东向自己的部下道歉时常说这句话，意思是他像曹操一样，出尔反尔，错怪了人。李志绥攻击毛泽东倡导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给中国人民带来了灾难，这个问题，即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当时称之为「叁面红旗」的产生、发展及其成绩、错误，对它的历史批判，需要一部专著才能说清楚。愤慨和攻击，无助于历史的认知，也无补于历史的前进。当然，要求李志绥讲清楚这个问题，就他的水平和经历，也是不可能的。我只希望世人不要忘记，在纠正「叁面红旗」的错误方面，毛泽东所化的力量不比他倡导「叁面红旗」来得少，第一个提出压缩空气的，第一个提出要全党冷静的，第一个要底下讲真话的，第一个反对过早进入共产主义的等等，都不是别人，而是毛泽东。对人民的苦难心酸垂泪，用不吃肉来惩处自己的也是毛泽东。众所周知，毛泽东的日常生活远远比不上今天的一个小老板，他没有吃过多少好东西，一碗红烧肉是他最大的享受，他还能怎样处罚自己呢！在毛泽东和他的党的领导下，六十年代中期，农村的经济终于得到了全面的恢复，易经曰：「无咎者，善补过也。」毛泽东至少是一个「善补过」者吧！在李志绥的笔下，中国在大跃进、人民公社时是哀鸿遍野，饿殍满地，死人无数。这也太夸张了，大跃进、人民公社的缺点、错误，当时的天灾人祸，的确给中国人民造成了苦难，但也不像李志绥描写的那样一片漆黑，当时我、田家英，一组的林克、叶子龙以及李志绥等人都按毛泽东的指示，在下面同人民同甘苦、共患难，苦难到什么程度，我们大家都清楚，为什么要夸张其辞呢！从五十年代后期开始，中国每年都有人口统计，这统计基本上是准确的，到文革时中国的人口已近八亿，如果大跃进、人民公社时的中国真是到了曹操「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的程度，那么当时中国的八亿人口是从哪里钻出来的？也许他们都是果戈里笔下的死魂灵吧，那中国今日岂不早解决了人口问题，还提倡什么计划生育呢？

　　文革机密抄错了
　　陆：李志绥回忆录的第叁篇写文化大革命，外国人认为这是文革的信史，您怎么看？
　　戚：李志绥把文化大革命说成是毛泽东与刘少奇之间单纯的权力之争，以这种庸俗的见解，写不出文革的信史，历时十年、牵涉到亿万人民命运的一场运动，不可能根源于一、两个人的权力之争，虽然在一切重大历史事件中，两种思想、两种观念的斗争，又往往具体体现为它们的代表人物之间的「权力之争」。可以说关于文化大革命深远的历史根源，关于它的历史必然性与偶然性以及与此有关的种种历史奥秘的探索，李志绥连门槛还没有跨过。我一九六八年一月即被审查，没有参加文化大革命的全部过程，但我亲自参加了文革初期的历史活动，对这一段历史我比较清楚。据我的了解，李志绥在文革初期，他的工作任务只是给毛泽东、江青和一组的人看看病，他既不是文革小组的成员，也没有在文革小组办公室担任过任何职务，他离文革风暴中心比较远，不可能了解很多文革的机密，由他来向我们提供文革的第一手史料，这是很滑稽的，依我看，他写的文革回忆录除了他亲身参与过的支左活动外，其他大部分是根据现有报刊资料和别人写的东西拼凑起来的。在拼凑时，为了哗众取宠，使人相信自己参与了核心机密，便假造现场，因此把个回忆录弄得错误百出。拿他写的文革第一件事《二月提纲》来说，他说他列席了一九六七年二月八日在武汉召开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会议，毛泽东在会议上讲了话，但是我们从他写的书中看到，这个讲话却是从关锋、艾思奇整理的毛泽东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一日的讲话原封不动地抄过来的，你既然参加了二月八日的高级会议，毛泽东在此次会议的讲话，却要从几个月以前的会议纪录中抄袭，这岂不可笑！接着，李志绥写道：「彭真说，是不是写个中央批语，请主席看过，发全党。毛说，你们去写，我不看了。我马上就知道大难（彭真、陆定一的大难）要临头了，毛泽东设下圈套。」事实上，当时毛泽东、江青、康生都还不清楚彭真的意图，也没有仔细研究过《二月提纲》，毛泽东、江青还想依靠彭真打开文化大革命的局面，江青在彭真回北京前还向彭真交代她所联系的北京左派力量，要他回北京后找戚本禹、关锋、李希凡，所以彭真回北京开会时，一定要关锋、戚本禹到场。只是在北京发生压制左派的文章的事件以后，毛泽东回过头来研究《二月提纲》，才发现这是一个压制学术批判的文件。

　　李志绥太不自量
　　李志绥的「推背图」不宁唯此，他还是个「三年早知道」，就是说他早在三年前即知道毛泽东在设圈套反对刘少奇、邓小平。其他细节上的随意编造，更是不胜枚举，如所谓中央文革的名单是林彪提出来的，又如所谓中央文革在一九六六年底布置打倒汪东兴等等，全是瞎扯！还有武汉事件，连前后过程都弄不清楚，就在那里乱加评论，读者只要把他的回忆同当事人写的回忆一比较，就可以看出破绽。中共中央机关，特别是中南海机关有严格的工作纪律。保健医生的职责是保护首长的健康，他不能参与党和国家的机密。不仅共产党如此，就是号称民主的美国共和党与民主党，大概也下会允许一位保健医生参与他们的核心机密吧！而且，毛泽东对医生，以及对大部分喝「洋墨水」的知识分子，总的态度可以说是「敬而远之」。这是毛的一个弱点，世上知之者颇众，这也可以帮助人们推断李志绥在中南海的地位。李志绥在回忆录里却大言不惭地说，他不仅经常参与关系党和国家核心机密的中央会议，甚至只有少数中央政治局委员参加的会议，他也可以参加，而且与毛泽东、彭真等人同席而坐，真够吓人的！事实上毛泽东的保健大夫也不只你李志绥一个人，在李志绥以前，起码也有过五、六个人，他们包括毛泽东最信任的红军老干部、卫生部长傅连璋，没有一个人参与过党和国家核心机密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不要说是医生，就是毛泽东的秘书、警卫，包括他最信任的机要室主任叶子龙，警卫局长汪东兴这样的老党员也不能列席中央政治局会议，而他们都是长征干部呢！中央政治局开会时，叶子龙、汪东兴偶尔过来关照一下，也只能站在边上看一看。直到文化大革命时，中央要汪东兴列席中央文革小组会议，这时中央政治局开会，汪才能在后边有一个座位。一个医生、一个新党员竟可以列席中央少数政治局委员参加的会议，与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席，「充壳子」充到这般地步，李志绥也太不谦逊了。李志绥不仅不能参加讨论党和国家机密的中央会议，就是中央的一般会议，他也没有资格参加。李志绥说他曾参加毛泽东召集的调查「八司马」案件会议，还作了记录。其实这次会议参加者都是中央直属机关的领导人，其中职务最低的是我。除了林克、彭达彰（中办领导之一）有个简单会议纪要以外，没有其他纪录。李志绥根本没有参加过这个会议。李志绥的「纪录」，大部分是根据一些传闻编制的，他说「毛说，唐顺宗时王叔文、柳宗元八个人变法图强」等等，就不对头。毛泽东当时说的二王八司马，二王是王叔文、王丕，八司马是柳宗元、刘禹锡等。熟读史书的毛泽东当然不会把二王、八司马混在一起，自称读过《二十四史》的李志绥连这些常识都没弄清楚就敢于代「圣人立言」，这等说起来，「小僧」真是可以「伸伸脚了」

　　毛泽东是否有过“婚外恋”？
　　　陆：李志绥说毛泽东「纵情声色犬马」，「过的是糜烂透顶的生活」，「一贯以女人为玩物」，「热中于以道家房中术御女」，他徵召大批美丽、年轻的女孩入宫，「女人像上菜般轮番贡入」，几个人共一床大被，雨露均沾。这些都是事实吗？如果您不好回答就保持沉默，我要弄清事实，千万不要「为尊者讳」，言不由衷！
　　戚：毛泽东是我的导师，也是我的难星。我十八年革命，是在毛泽东的引导下进行的；我十八年的监狱，尽管是江青、汪东兴送的诬陷材料，但最后作决定的也是毛泽东。「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我们之间的恩怨，已经分明，不存在「为尊者讳」的问题，事实上对于这些问题，我也有责任澄清事实，保持沉默，不符合我的性格。其实，早在你问这些问题以前，我已向许多人解释过，李志绥对毛泽东玩弄女人的指控是谎言和捏造。但是看过李志绥回忆录的人，大多相信李志绥的谎言和捏造，而不相信我的解释。只有一位美国医师胡定仪小姐相信我的解释。她说，戚本禹被毛泽东关押了十八年，如果有事实，他不必为毛泽东隐瞒，胡小姐唯一的保留是，也许戚本禹没有风闻过这些事，但又不大可能，因为他在毛泽东身边生活过许多年，假如真有这些事实，他却一点风闻也没有，那是难以想象的。可惜像胡小姐这样保持理性思维的人太少，许多人都是先入为主，偏听偏信李志绥，反而认为我在替毛泽东文过饰非。这真是令人叹息！善良的人是容易上当受骗的，文学家编个故事，就能赚他们的眼泪，骗他们的钱，他们怎么对付得了一个处心积虑地在那里伪造历史的人呢！我在北京解放后不久，即上调中共中央办公厅政治秘书室，开始任见习秘书，后来任秘书、科长、支部书记等职。顺便说一下，李志绥说政治秘书室的主任是陈伯达，他弄错了，陈伯达从来没做过政治秘书室的主任，政治秘书室的第一任主任是师哲，副主任江青、田家英。师哲以后，田家英任主任，副主任有彭达彰、何载、陈秉忱等。田家英出问题后，我接任主任，一九六六年四月政治秘书室归并中央秘书局，童小鹏任局长，我任副局长。中央政治秘书室也是毛泽东的秘书室，所以我在职期间，同毛泽东一组的人联系甚多。叶子龙、蒋英、徐业夫、林克、汪东兴、王敬先、李银桥、沈同、王宇清、高智、吴旭君等等，我都熟识，而且同他们的关系满不错，我从来没有见过，也没听汪何人说过毛泽东有玩弄女人的事实。毛泽东生活朴素，根本没有什么「纵情声色犬马」、「糜烂透顶」的事实。伟大人物也有普通人的欲望，据我所知，许多伟大人物也同小民百姓一样犯过婚外恋的错误，尽管我主张每个人都应当把自己的私生活限制在合乎社会要求的范围里，但我不认为这类问题是什么「糜烂透顶」的事情。所以，要是我看见或听说毛泽东有这类事情，我就说有，可是我在职期间确实没有看见或听说毛泽东有这类事情，所以我只能说无，我不需要在这个问题上为毛泽东作伪证，因为在历史法庭面前做伪证，受损害的不仅是历史，而且是他本人。历史的伪证者同历史的伪造者一样，下仅丧失了现实的人格，而且有历史的遗臭。事实上，在私生活的问题上，可以指责毛泽东的不是李志绥所编造的那一大堆谎言，而是他在井冈山上同贺子珍的婚姻，因为毛贺联姻时，毛泽东与杨开慧婚约仍然存在，说实话，一九六六年夏天我曾向周恩来询问过这一段历史，周恩来的答复是，当时井冈山的人听说杨开慧已经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了。朱德将军也有过类似的情况，当时中央对这些问题已有过解释。

　　一个人睡也不宽敞的床
　　五十年代毛泽东住在菊香书屋背北面南叁间大房，东西两屋各三十多平方米，由毛泽东、江青分住，中间屋二十平方米不到，是警卫、秘书、护士、服务员的值班室。毛泽东的屋，中间放个大床，半床多书，后来毛泽东常住游泳池，屋内也是一个床，半床书。这些床一个人睡觉都不宽敞，怎么能几个人大被同眠，雨露均沾！李志绥的造谣也太离谱了！毛泽东是全国人民的领袖，威望极高，他很注意维护自己的形象，这一点李志绥也是承认的。就是一个平民百姓吧，他也要为自己的婚外恋保守秘密，很注意维护自己形象的毛泽东却肆无忌惮地向李志绥公开自己的秘密，甚至同他讨论自己非法的性爱问题，这能是事实吗？毛泽东那么多部下、秘书，怎么他不去向别人公开自己的秘密，却偏偏要向你李志绥坦白交代呢！毛泽东的居室没有锁，也从来不上锁。门外就是警卫、秘书、护士、服务员的值班室，这个值班室是全天候的，二十四小时都有人，一切活动都有记录，只要毛泽东没睡觉，每隔一会，就要由警卫、护士、服务员进去送文件、热毛巾、茶水、药品，毛泽东无论做什么，外边的人都知道。试问，在这样的环境里，毛泽东是如何「以房中术御女」？而女人又怎么能「像上菜般轮番贡入」呢？

　　毛江之间无密议
　　文化大革命开始下久，我即被指定为毛泽东的秘书，毛泽东外出时，我是留守中南海的总管（中央办公厅代主任）。这个期间我常到毛泽东那里去，有时深夜也去，我怎么从来没有在毛泽东那里看到李志绥为我们描绘的那种房中秘戏图呢！相反的，我倒是看见毛泽东对女同志格外尊重。包括日夜与他接触的护士吴旭君，毛泽东对之都很尊重。因为我在中南海呆的时间久，同中南海的服务员很熟悉，她们中确实有漂亮非凡的年轻姑娘，她们最愿意为毛泽东送水、送热毛巾，她们经常对我说「主席真伟大，不仅政治上伟大，生活上也很朴素」。毛泽东对她们也很尊重，有时问她们的姓名、家庭，讲几句鼓励的话。有几个姑娘也替我打扫办公厅，同我无话不谈。她们受委屈，找我申诉，有时有人对她们有非礼的言行，她们也找我申诉。她们向我反映过好几个人的非礼行为，最严重的一次是李志绥好朋友做的，但她们从来没向我讲过毛泽东有任何非礼行为。李志绥好朋友做的事，李志绥后来也知道了，但他笔头一转竟把它硬按到毛泽东的头上了。党同伐异，尚可理解，歪曲事实，是何道理！李志绥最肮脏的造谣是说毛泽东同江青达成秘密妥协，江青允许毛乱搞女人，毛允许江青参与文革，这真是一石双鸟，既攻击了毛泽东，又攻击了江青，但毛江妥协既是秘密的，你李志绥从何得知，难道你真是蛔虫族。再者，毛泽东和江青都不是简单的个人，他们的一切都在党、群众，特别是为数众多的中外政敌的监视之下，他们不可能作这样的妥协。在几十年的革命历史上，谁也没发现毛泽东有过以党的原则来换取个人私利的行为。江青虽有种种错误，但她泼辣的性格很难改变，它是娜拉、晴雯式的人物，连死去的杨开慧她都要死命妒嫉，怎么能想象她能在这种问题上与毛泽东达成什么秘密妥协！我以为，指毛泽东为「专制独裁的封建帝王」，认文革为「毛刘之争」，仅表明李志绥在政治观念上的无知与庸俗。作为一个留洋的医生，长期生活在一个大国的政治权力中心，纵然有千万自以为是的「灼见」，却难启齿，一旦找到宣泄之机，长期被压抑的政治表现欲骤然爆发，便飘飘然以为自己在一夜之间成了政治评论家。得意之余，容易忘形，夸大扭曲，在所难免。对此，我觉得尚可理解。但不能容忍的，是李志绥利用自己担任过毛泽东保健医生的身分，编造毛泽东的「假隐私」，蒙骗世人。这不再是一种正常人的心理需要，而是一个道德败坏者的宣泄了。李志绥写的那些黄色的、下流的东西，其实是从地摊上的黄色小报上改头换面抄袭来的，不同的是除了几个众所周知的人物如江青、张玉凤以及电影明星等，黄色小报再造不出多少女人的名字，李志绥毕竟在一组呆过多年，知道不少女机要室人员、女服务员的名字，他造谣的本钱比黄色小报大得多，他还会吹嘘自己，把自己说成是毛泽东身边的重要人物，装腔作势、藉以吓人，企图使人相信他捏造的各种谎言都是事实。曾参杀人，毛泽东玩女人，这古今两大流言，都发人深省。
　　陆：李志绥回忆录里有七、八处提到您，他说您是一九六六年叁月到上海帮助陈伯达、江青起草文革文件？
　　戚：我不需要李志绥的辩护。我是怀着在中国建立社会主义理想国的热忱，主动、积极、自觉而且是义无反顾地投身到毛泽东领导的文化大革命中去的，虽然时间只有一年半，但这一年半工作中的一切都有我的责任，谈不上什么「替罪羊」。我在文化大革命中的个人遭遇有偶然性，但在当时历史条件下的文化大革命的发生是必然的，谁也逃脱不了。你明天可以不起床，但太阳仍要升起，这是没办法的事情。我们这个空前巨大的民族群，也只有通过苦难的历程，才能臻于成熟，历史只能对此发一声深深的叹息！但李志绥关于我的回忆也是根据不负责任的所谓「纪实文学」抄写的。一九六六年叁月我是《红旗》杂志历史组组长，不曾任中央办公厅秘书局局长，任局长是后来的事。一九六七年八月我仍在中央文革工作，没有被逮捕。别人可以现抄现卖，你李志绥在中南海生活过，「八司马」事件中曾支持过我和林克，并经常同我们打交道，可以说也是我的朋友，怎么可以乱抄乱写呢！
　　抄袭别人见品格
　　被李志绥认为遭受毛泽东「涂炭」的干百万「生灵」，在没有任何舆论导向、没有任何组织指令的情况下，掀起了遍及神州大地的「红太阳热」。李志绥对这个现象作何解释呢？李志绥在序言中很得意他创制的种种谎言，但这些谎言对中国人民已无新鲜感！在此以前，各种攻击毛泽东的出版物早已风靡过一阵子了。李志绥的书就同林青山写的《江青的机要秘书》一书非常雷同，不仅雷同，而且有前书抄袭后者的痕迹，不同的是林青山没有做过毛泽东的保健大夫，他无法编造自己的「亲身经历」，只好假冒戚本禹、阎长贵的口吻来攻击毛泽东是封建帝王。戚本禹本人看了此书非常愤怒，郑重地向北京市人民法院提出控诉，但北京市人民法院对我的控诉置之不理。林青山的谎言被戚本禹、阎长贵揭穿后没人相信了，可李志绥不同，他做过毛泽东的保健大夫，谁能想象他与谎言制造者林青山竟是一流的人呢！李志绥不仅攻击毛泽东，除了彭德怀等个别人，他是大观园里没好人。就连受中国人民尊敬的周恩来也是毛泽东的「奴隶」「忠犬」，他深感「憎恶」，而且他还亲眼看到周恩来跪在毛泽东面前报告工作，哎呀呀！我几十次地看到毛泽东同周恩来在一起商谈国家大事，怎么一次也没能看到此情此景，为什么好事情全部给李志绥一个人看去了！又，邓颖超是「泥鳅样的人物」「极端自私自利」，他深感「厌恶」，其他人更不必说了，上上下下都腐败透顶……李志绥攻击的仅仅是毛泽东吗？

hgy818 · 注册时间: 2007-09-13 帖子: 1298

　　附件三：戚本禹《评李秀成自述》全文
　　“太平天国后期的重要将领忠王李秀成，在一八**年（同治三年）七月二十二日被曾国藩的军队俘虏了。他在敌人的囚笼里写了一个自述。这个自述，从它的根本立场来看，是一个背叛太平天国革命事业的"自白书"。
　　矛盾的历史现象
　　历史的现象是多么矛盾。骁勇善战、叱咤风云的农民革命将领却写了一个阿谀奉承、卑躬屈膝的"自白书"。怎样对待这件事，怎样理解这件事？
　　有人曾经简单地否定自述的真实性，来为李秀成辩护。但是，这种说法现在已经站不住脚了。
　　又有人说：忠王在自述里确实写了一些污辱自己、奉承敌人的话，甚至表示要向敌人投降，虽然这些话对李秀成的英雄事迹来说是个污点，但是那都是假的。忠王的目的在于利用"伪降"来争取敌人的宽大，以保存革命力量，同时利用敌人的内部矛盾，分化满汉统治者，并且争取曾国藩调转枪口去对付外国侵略者。主张这种说法最力的是罗尔纲先生。为罗尔纲先生《忠王李秀成自传原稿笺证》作序的周ｃūｎ＠①先生也支持罗尔纲先生的意见。整理出版了自述部分真迹的梁岵庐先生和校补自述刻本的吕集义先生，也说李秀成是"伪降"。
　　相当一些人同意了上述的意见。有些中国近代史的作者，在自己的著作里，也以上述的观点解释了这一页历史。
　　忠王不忠，历史的事实崭遣蛔?问题真的解决了吗？没有。
　历史是客观的存在。客观的历史真象是不能更改的。
　　李秀成是中国近代历史上一个有才干的农民革命军将领。他在太平天国后期的革命斗争中起过很大的作用。李秀成在太平天国革命史上的这些功绩是应该予以充分估价的，是不能抹煞的。但是，他在被敌人俘虏以后丧失革命气节、背叛革命事业的事实，也是否定不了的。在他的自述里，颂扬敌人、诋毁革命的话是那样的清楚，那样的明白，以致任何辩解在这种冷酷的事实面前都是难以令人信服的。
　　李秀成在自述里美化了敌人。他一而再、再而三地用最美丽的字眼称颂太平天国的死敌--曾国藩、曾国荃兄弟。他赞美臭名昭著、军纪败坏的湘军。在自己的兄弟姐妹、父老妻儿被敌人残酷屠杀的时候，一个革命将领，却昧着良心去称颂那些最反动的杀人刽子手，难道这还不够可耻吗！？
　　美化敌人，必然要丑化自己。李秀成也不例外。在自述里，太平天国伟大的革命斗争竟然被说成是"忽（屈）误英雄"、"误死世民"，"违犯天命"、"害民害众"，"先机之定数"、"世人之劫数"。在自述将近完毕之际，他懊丧地叹道："何生天王而乱天下，何我不才而佐他乎？"①
　　李秀成在自述里对天王洪秀全的责备特别苛刻。他批评天王"不问贤良"、"不问国事"，"不修得（德）政"，"不以军民为念"，责备他"用人不专，信人之不实，谗ｎìｎｇ＠②（佞）张扬，明贤偃避，豪杰不登"②。但是，在这方面他所举出的事实，则有不少是不真实的。应该说，洪秀全不是没有错误的，同时也不能要求李秀成正确地评判洪秀全的功过；但是，无论如何他不应该用一些歪曲了或者夸大了的罪名在革命领袖的脸上抹黑。
　　他这样指责天王，夸大他跟天王之间的矛盾，实际上包含着在敌人面前表白自己的意图。他把自己的革命历史描绘成这样：他一开始就是受"惑教"而参加革命的，"自拜上〔帝〕之后，秋毫不敢有犯，一味虔信，总怕蛇虎伤人。"③"我自小为民不知，勇勇而来"，一路"迷迷而来"，"蒙蒙而随"，"造成今日患害"，"情知此事者，能死亦不能为也"④。他把自己在太平天国后期率领革命群众取得的巨大胜利说成是："初任重事，又不周详，糊糊涂涂而作，此时国未当绝，乱作而成，乱行不错，故而保至今也。"⑤他说，他之所以仍旧呆在革命队伍里，不过是"奇（骑）上虎辈（背），不得不由。""我生世亦未悉天命之先排，若人能先有先知，何肯违犯天命，逆天行事？何人愿作不良（不）义不孝？何人而肯辈（背）井ｌí＠③（离）宗，ｌí＠③（离）亲别友，去戚ｌí＠③（离）乡？""我不故（过）在秦为秦，为（在）楚为楚"⑥。除了强调自己没有革命意识以外，还表示他早因为自己"本是忠直贤良，〔不〕幸未逢明主"，而有动摇之意了。只可惜清军"凡拿是广西之人斩而不赦"，不然，太平军"解散久矣"。"因我粤人，无门他入"，所以才坚持革命至今。如果这次"曾中丞大人以及老中堂能以奏清（请）圣上，肯赦此粤之人，甚为美甚"⑦。
　　李秀成在自述里，不仅绝不隐瞒他思想的动摇，而且也不掩饰他一度有过的投降活动。
　　南京保卫战最危急的时刻，李秀成的一个妻舅宋永祺出城同曾国荃营下的一个师爷拉上了关系，商谈了投降的事。大概这个人不善于做叛卖勾当，以致来往十几天，还没有得到实情。宋永祺嗜酒，醉后失言，把李秀成同他谈的一些机密要语，向一个想投敌叛变的松王陈德风讲了，陈德风得了风声就写信来问。恰巧这天李秀成正在府中召开粮务会议，陈德风的信为补王莫仕葵顺手打开了，大家看了信就质问李秀成，随后又把宋永祺押了起来，准备正法。这样一来，事情弄大了，闹得"合城惊乱"。"朝臣"们也都不同情李秀成。后来亏得李秀成用银子疏通了莫仕葵，才把事情平息下去。李秀成在自述里说："自此之后，四时有人防备，恐我有变心。"⑧
　　不但如此，他还反复强调自己过去已经做了许多有利于清军的事情，来向敌人表"功"。
　　表"功"的表现之一，是一再地说自己过去如何礼待获自"大清皇上"的俘虏。
　　有人认为这主要是为了以优待俘虏的政策去争取敌人。就算是这样吧，那末，在李秀成自己变成了敌人俘虏的时候，还讲这些，却又是为什么呢？这时已经没有敌人可争取了，讲这些话恐怕还是为了让敌人"争取"自己吧。李秀成自己说："非我参是好言，光我之溥（薄）面，皇天明照，不敢隐瞒。"⑨不是表"功"是什么！⑩
　　表"功"的表现之二，是一再地说自己过去如何宽恕投靠"大清皇上"的革命叛徒。
　　赫赫有名的忠王，原来是个软骨头，这真出乎反动派的意料。老奸巨滑的假道学家曾国藩对付软骨头当不乏手腕，于是在两次"深惠厚情"的谈话之后，这个所谓"万古忠义"的忠王终于向反动派递交了降表。自己投降了不算，还要替反动派在大江南北打起招降的白旗。
　　自述的最后部分被曾国藩撕毁了，但是，就在最后几行间，堂堂天朝的军事统帅已经自认为是"大清民根"了，而革命军队和革命群众，则变成了"众匪"①①。
　　据曾国藩的幕僚赵烈文说，李秀成在死前，还写了十句绝命词，"叙其尽忠之意"①②。许多人拿这件事来证实李秀成的"凛然气节"，可惜原词没有留下来，否则或者可以为这种说法找到一些实在的根据。但是，就算是为太平天国的革命事业尽忠吧，已经太迟了。"既干进而务入兮，又何芳之能祗"。把诗词化为长江的波涛，也洗不净这一页投降变节的可耻记录。
　　总之，无情的事实说明了：李秀成的自述并不是为总结太平天国革命的经验教训而写的"革命文献"①③，它只不过是为投降的目的而写的一个背叛太平天国革命事业的"自白书"。
　　问题的焦点是怎样评断李秀成的动机
　　分明是一个投降变节的"自白书"，可是罗尔纲等先生却说这个投降是假投降，说自述里那些"颂谀敌人、污损自己"的话，都是欺骗敌人的。
　　问题的焦点是怎样评断李秀成的动机。
　　毛主席说："我们是辩证唯物主义的动机和效果的统一论者。"①④评断历史人物主观动机的好坏，唯一的标准是他自己的社会实践。李秀成背叛太平天国革命事业的自述，是他投降变节思想的合理的产物。
　　我们且分析一下李秀成提出的十条纲领，即"招降十要"。李秀成认为，"天朝之根已去，能收复此等之人众齐来"，就可以迅速平定天下，"免大清心腹之患再生"①⑤。"招降十要"就是为这个目的而提出的。
　　"招降十要"的办法之一，就是用"恩赦两广之人"的政策，瓦解最坚决的革命队伍。"肯散两广之人，其各易办"。他主张利用太平军的俘虏作宣传工作，以使"人人悉中堂中承（丞）宽恩赦他，其心免结，图事速成"。他又建议曾国藩"出示各省远近州县乡村，言金凌（陵）如此如此，今各众不计何具（俱）赦，仍旧为民"①⑥。
　　在这里，李秀成又一次表示要利用天朝统帅的威信，亲自参加招降活动。李秀成在"招降十要"的结尾部分里说："昨夜承老中堂调至驾前讯问，承恩惠示，真报无由。罪将一身屈错，未逢明良，今见老中堂恩广，罪将定要先行靖一方酬报。昨夜深惠厚情，死而足愿，欢乐归阴。"
　　在这里，分布在大江两岸的太平军变成了李秀成晋见新主人的见面礼。罗尔纲先生在《笺证》里说，李秀成这里写的"罪将"，并不是向敌人"低头"，而是说罪在"不能保卫太平天国"；"死而足愿，欢乐归阴"的话，表明李秀成早有了为革命而死的决心①⑦。罗尔纲先生似乎错误地领会了李秀成的意思。李秀成的"罪将"明明是向敌人表示忏悔的自称；"死而足愿，欢乐归阴"明明是向敌人表示忠心的谀词。翻译成现代的话，就是："我的罪大极了，您老却这样的恩待我，真使我粉身碎骨难以报答。今后为您赴汤蹈火，牺牲生命都是心甘情愿的。"试问，从这里能够找出什么为革命而死的决心呢？
　　李秀成的招降计划，共分三步：
　　第一步，"先收我儿子为先"，要曾国藩准他找人带着他的亲笔信，去办这件事。
　　第二步，"要收我堂弟李世贤为首。李世贤之母亲及其家眷概被苏州李抚台溧扬（阳）带云（去），业宽养重代（待）。欲收我弟，速见攻（功）者，求中堂行文取其母到皖省，我行文前去，可速成功定也。其视（事）母至孝，今我被擒，办此者之易甚也。"李世贤部是太平军在长江以南的大股部队，招降李世贤是消灭太平军的重要一着，清廷对这件事很重视，李秀成死后，还下谕旨向李鸿章查问情况。李世贤后来没有投降清朝，但是李秀成为了招降李世贤竟然想拿人家的母亲做人质，简直是不择手段了。
　　第三步，儿子、堂弟"收复"以后，再收听王陈炳文。"陈炳文与我至爱，两好作为亲亲。我今被获在此，我文至，其定肯从。其各肯从成此事，因我在此，各有去路，定而成也。陈炳文从，汪海洋亦至，我家弟从，朱兴隆、陆ｓｈùｎ＠④（顺）德从之定也"。"又收黄文金"，"其事定成"。"天朝独我部众，我将我部收齐，其余各记（寄）话而从。"
　　李秀成南京突围时保护过的幼主，现在变成了重新检验他政治立场的试金石。他知道，他必须对这个重大的原则问题表示态度，否则新主人就不会信任他。
　　他解释道，他过去保护幼主，是一种"愚忠"。他估计幼主一定在突围时被杀害了，"此人必不能有了"；但是，万一幼主没死怎么办呢？幼主，这点象征革命的骨血，对有过"朱三太子"闹事经验，又受过农民大革命浪潮冲击过的，腐朽圮［ｐǐ匹］败的清朝统治者，却是一个危险的人物。怎么回答这个问题呢？李秀成彷徨了。曾经主张"不计是王是将"，都"赦其死罪"的忠王，对这个老天王临危托孤、清白无罪的小主人，也爱莫能助了。"查ｙòｕ＠⑤（幼）主果能到处，再有别样善谋，又再计效（较）"。李秀成的"铁胆忠心"，在这里完全破碎了。
　　李秀成还表示，在天朝将兵"收复"以后，他还愿意为镇压北方的农民起义军效犬马之劳。"罪将邦（帮）筹为引……稳（捻）匪作乱，举手而平。"①⑧这真是最彻底的背叛了。
　　这些事实，这些彻底叛卖革命事业的行动纲领，难道还不能说明李秀成的真正居心吗？
　　李秀成的"招降十要"，每一条都可以马上实行，而且都可以立即收到应有的效果。当然，在实行的过程中，也一定会遇到坚决革命派的抵制；但是，它仍然可以帮助敌人更快地摧毁大江南北的革命队伍。
　　李秀成不会"助桀为虐"，干出这种卑鄙的劝降勾当吗？请看他向敌人立下的军令状吧。"如办不成，正国法是定。"他的头颅和热血已经为他投降的决心作了担保。
　　是真投降还是假投降，李秀成自己不是清清楚楚地答复了吗？这就是我们评断李秀成动机的根据所在。

hgy818 · 注册时间: 2007-09-13 帖子: 1298

　　附件四：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评反动影片《清宫秘史》（节录）
　　戚本禹
　　（一九六七年三月三十日）
　　
　　被人称为爱国主义影片而实际是卖国主义影片的《清宫秘史》，在全国放映之后，至今没有被批判。——毛主席：《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一封信》
　　１９４９年的１０月，朝霞照亮了东方的大地，灾难深重的祖国像巨人一样地站起来了。
　　中国人民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经过无数次的艰苦斗争，终于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获得了全国的解放。
　　人民大革命的暴风骤雨洗荡着中国大地上的污垢，但是，反动统治阶级并不甘心死亡，他们在各个领域里继续进行着疯狂的大反扑，阶级斗争非常尖锐。文化思想战线上的阶级斗争尤其复杂，充斥于文化阵地上的反动影片、戏剧、歌曲、书刊，是配合反动统治阶级向革命人民进行大反扑的重要宣传工具。１９５０年还在北京、上海和全国其他城市大量放映的反动影片《清宫秘史》，便是最突出的一例。
　　胜利了的中国人民在这种反动文化的大反扑面前，究竟采取什么态度？是进行无产阶级文化革命，还是同大肆泛滥的反动文化妥协投降？每一个革命同志都面临着新的抉择和考验。
　　围绕着《清宫秘史》这部反动影片，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同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展开了一场严重的斗争。这是解放了的中国，在文化思想战线上的第一次重大的斗争。
　　毛主席严正指出：《清宫秘史》是一部卖国主义的影片，应该进行批判。他还说过：《清宫秘史》，有人说是爱国主义的，我看是卖国主义的，彻底的卖国主义。但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陆定一、周扬和当时的中央宣传部常务副部长胡××等，以及背后支持他们的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派权，却顽固地坚持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公然对抗毛主席的指示，说这部反动影片是“爱国主义”的，拒绝对这部影片进行批判。
　　当时，担任文化部电影事业指导委员会委员的江青同志，坚持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几次在会议上提出要坚决批判《清宫秘史》。但是，陆定一、周扬、胡××等人却大唱对台戏，他们极力宣扬这部反动影片的什么“爱国进步性”。
　　江青同志要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他们却抬出了他们的后台老板、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黑话，说：“某某同志认为这部影片是爱国主义的。”江青同志坚持真理、力排众议，义正词严地驳斥了他们这种反动的、荒谬的主张，坚持要批判这部影片。他们不得已，只好敷衍了事地指定一个思想反动的历史工作者，写了一篇假批判、真包庇的小文章。但是，就是这样的文章，他们还嫌“太激烈了”，扣住不发。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在文化思想路线上一场重大的斗争，就这样被他们活生生地扼杀了。
　　１９５１年，毛主席亲自领导了文化思想战线上批判反动电影《武训传》的斗争。１９５４年，毛主席又在全国范围内，发动了另一次重大的斗争，即对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和胡适反动思想的批判。同年１０月１６日，毛主席曾经给中央政治局的同志和其他有关同志写了一封信，严肃地批判了党内的一些“大人物”压制新生力量向资产阶级开火，甘心作资产阶级的俘虏；并且再一次地提出了反动影片《清宫秘史》的问题。毛主席就两个青年写的关于《红楼梦研究》批判的文章指出：
　　 “这是三十多年以来向所谓红楼梦研究权威作家的错误观点的第一次认真的开火。作者是两个青年团员。他们起初写信给《文艺报》，请问可不可以批评俞平伯，被置之不理。他们不得已写信给他们的母校——山东大学的老师，获得了支持，并在该校刊物《文史哲》上登出了他们的文章驳《红楼梦简论》。问题又回到北京，有人要求将此文在《人民日报》上转载，以期引起争论，展开批评，又被某些人以种种理由（主要是“小人物的文章”，“党报不是自由辩论的场所”）给以反对，不能实现；结果成立妥协，被允许在《文艺报》转载此文。嗣后，《光明日报》的《文学遗产》栏又发表了这两个青年的驳俞平伯《红楼梦研究》一书的文章。看样子，这个反对在古典文学领域毒害青年三十余年的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斗争，也许可以开展起来了。事情是两个‘小人物’做起来的，而‘大人物’往往不注意并往往加以阻拦，他们同资产阶级作家在唯心论方面讲统一战线，甘心作资产阶级的俘虏，这同影片《清宫秘史》和《武训传》放映时候的情形几乎是相同的。被人称为爱国主义影片而实际是卖国主义影片的《清宫秘史》，在全国放映之后，至今没有被批判。《武训传》虽然批判了，却至今没有引出教训，又出现了容忍俞平伯唯心论和阻拦‘小人物’的很有生气的批判文章的奇怪事情，这是值得我们注意的。”
　　但是，阶级斗争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在毛主席这样尖锐的提出问题之后，以陆定一为首的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以及背后支持他们的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仍然继续坚持资产阶级反动立场，顽固地对抗毛主席的指示。从１９５４年到现在，１２年过去了，反动的、彻底的卖国主义影片《清宫秘史》，还是一直没有得到批判。
　　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把这个问题重新提了出来。
　　欠账总是要还的。解放以后一直没有被批判的反动的、彻底的卖国主义影片《清宫秘史》，一定要在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受到革命群众的彻底批判。对抗毛主席指示的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以及背后支持他们的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也一定要在运动中受到革命群众的彻底批判。他们明目张胆地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猖狂地反党、反毛泽东思想的罪行，必须受到彻底的清算。革命群众一定要把这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打倒，一定要把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拉下马，让他靠边站。
　　反动影片《清宫秘史》，是一部所谓历史题材的影片，写的是清代末年戊戌变法运动和义和团斗争。它公开站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反动资产阶级的立场上，任意歪曲历史事实，美化帝国主义，美化封建主义和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歌颂保皇党，污蔑革命的群众运动和人民反帝、反封建的英勇斗争，宣扬民族投降主义和阶级投降主义。
　　反动影片《清宫秘史》是永华影业公司摄制的。这是一家反动的电影公司，它成立以后拍摄的第一部影片《国魂》，就是借文天祥的幽灵，来为垂死的蒋家王朝招魂。它的第二部影片就是《清宫秘史》。作者姚克，是一个坚持反革命立场的反动文人。他曾经编辑过反动的《天下》月刊，反对中国革命，积极为英、美帝国主义和买办资产阶级效劳。后来，又投靠国民党反动派，并不断写点反动的、黄色的剧本。他是反动统治阶级的一条小走狗。全国解放前夕，逃亡香港。这样一个反共、反人民的反动文人写出一部反动影片《清宫秘史》，是丝毫不奇怪的。奇怪的是那些披着“共产党员”、“无产阶级革命家”外衣的党中央宣传部的部长和某几个副部长，以及背后支持他们的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却对这样一部极其反动的、彻底的卖国主义影片如此垂青，把它誉之为“爱国主义”的影片，积极充当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反动资产阶级的代言人，这岂不是可以发人深省的吗？！
　　在对待这部反动的、彻底的卖国主义影片问题上，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同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以及背后支持他们的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究竟存在着哪些重大的原则分歧呢？概括地说，有三个方面的分歧，即：怎样对待帝国主义的侵略？怎样对待义和团的革命群众运动？怎样对待资产阶级改良主义？
　　…………
　　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自我辩解说他是“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
　　什么“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
　　难道竟有这样疯狂进行资本主义复辟活动的“老革命”？
　　难道竟有这样猖狂反对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猖狂反对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的“老革命”？
　　如果真是“老革命”，那么，请问：
　　为什么你要在抗日战争爆发前夕，大肆宣扬活命哲学、投降哲学、叛徒哲学，指使别人自首变节，要他们投降国民党，叛变共产党，公开发表“反共启事”、宣誓“坚决反共”？
　　为什么你要在抗日战争胜利以后，提出“和平民主新阶段”的投降主义路线？
　　为什么你要在解放以后极力反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反对农业合作化，大砍合作社？
　　为什么你要在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完成以后，竭力宣扬阶级斗争熄灭论，积极主张阶级合作，取消阶级斗争？
　　为什么你要在三年困难时期，与国内外牛鬼蛇神遥相呼应，恶毒攻击三面红旗，鼓吹“三自一包”、“三和一少”的修正主义路线？
　　为什么你要在１９６２年还重新出版过去那种不要革命，不要阶级斗争，不要夺取政权，不要无产阶级专政，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反对毛泽东思想，宣扬腐朽的资产阶级世界观，宣扬反动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哲学的、欺人之谈的大毒草《论修养》？
　　为什么你要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提出和推行形“左”实右的机会主义路线，破坏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为什么你要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勾结另一个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提出和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答案只有一个：你根本不是什么“老革命”！你是假革命、反革命，你就是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
　　１７年来，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在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支持下，向无产阶级发动了一个全面性的猖狂进攻，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各个领域里放了大量的毒。在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我们一定要遵照毛主席的教导，组织起浩浩荡荡的无产阶级革命的文化大军，彻底粉碎这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和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猖狂进攻，挖出我国修正主义的总根子，打倒赫鲁晓夫那样的个人野心家和阴谋家，防止这样的坏人篡党、篡国，防止资本主义的复辟，保证我国永不变色！
　　“宜将剩勇追穷寇”。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要亿万人民动员起来，穷追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穷追背后支持他们的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取一切被他们篡夺了去的堡垒，让毛泽东思想占据一切阵地。正像林彪同志所说的，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次“大战役，是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思想的总攻击”。我们一定要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高举革命的批判旗帜，勇敢地投入战斗，彻底批判和肃清以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各方面的流毒；大破剥削阶级的旧思想，大立毛泽东思想。
　　斗争的道路是曲折的，发展是不平衡的，在前进的道路上是有阻力的，我们一定要克服种种困难，冲破一切阻力，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绝不能半途而废。
　　把伟大的、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的红旗插遍全中国，让她永远永远地放射出灿烂的光芒！
　　我们敬爱的领袖毛主席亲自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胜利万岁！
　　（《红旗》杂志１９６７年第５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