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红色革命 · 注册时间: 2008-07-31 帖子: 8

关于周恩来
小人物未敢忘忧国
开场的话：
中国有１部很著名的工具书叫《辞海》。
《辞海》中有关毛泽东的词条中写到：
正当党面临着工作重心转向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这１新任务因而需要特别谨慎的时候，毛泽东逐渐骄傲起来，主观主义和个人专断作风日益严重。１９５８年毛泽东和其他领导同志轻率地发动了“大跃进”运动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１９５９年中央政治局庐山会议后期错误地发动了对彭德怀的批判，进而在全党错误地开展了“反右倾”斗争。由于他在领导上的错误，再加上复杂的社会历史原因，在１９６６年发动和领导了“文化大革命”。对于这个全局性的、长时间的“左”倾严重错误，他负有主要责任。
《辞海》中有关刘少奇的词条中写到：建国后，他参加了党和国家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和外交等方针政策的制定。１９５６年在中共第８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作政治报告，提出了全面开展社会主义建设的任务。６０年代初期为扭转国民经济困难的局面，进行了大量的调查研究。为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１９６３年后进行了大量的外事活动，访问了亚洲许多国家，增强了同这些国家人民的友谊。１９６５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受到错误的批判，并遭到林彪、江青２个反革命集团的蓄意诬陷和残酷迫害，１９６９年１１月１２日在河南开封去世。
《辞海》中有关周恩来的词条中写到：建国后，参与了党和国家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和外交等重大方针政策的制定。并担负着处理党和国家的繁重任务。“文化大革命”前，在指导社会主义时期统１战线工作、知识分子工作和科学文化工作方面也发挥了重大作用。１９５４年倡导了以和平共处５项原则作为处理国与国之间关系的准则。１９５５年率中国代表团去印度尼西亚万隆出席第１次亚非会议，高举反帝旗帜，提倡求同存异、协商１致的原则，为会议的成功作出了贡献。“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同林彪反革命集团和江青反革命集团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进行了各种形式的斗争，为继续进行党和国家的正常工作，为尽量减少 “文革”所造成的损失，为保护大批的党内外干部，作了坚持不懈的努力。在建立中美、中日之间正式外交关系的过程中，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在第４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提出了在本世纪内全面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的宏伟规划。
不知各位读者看了以上词条后有何感想。这里简单地提１点供大家参考：毛泽东的词条中“１９５８年毛泽东和其他领导同志轻率地发动了‘大跃进’运动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这里的“其他领导同志”，是否应该包括刘少奇和周恩来？可是在刘少奇和周恩来的词条中却找不到相关的内容。错误是毛泽东的１个人的，功劳却是大家的；只有毛泽东１个人有错误，别人都是１贯正确的；只有毛泽东的错误写在了《辞海》上，别人都是把功劳写在了《辞海》上。这是不是１件很耐人寻味的事情？为什么会这样呢？不管你是否承认，每个人都是有阶级性的，每个人都是有立场的，这是客观现实所决定的。
关于刘少奇大家都很清楚，鄙人不再絮叨。这里只讲周恩来。在１段很长的时期内，贬低毛泽东的声音甚嚣尘上，不绝于耳，另１方面，把周恩来置于毛泽东之上，对周恩来是褒扬有加，把个别外国资产阶级政治家的语言尊为权威，什么“周恩来生活在毛泽东的阴影中”，“周恩来努力让聚光灯照在毛泽东身上”；什么“如果没有毛泽东，中国之火可能不会燃烧起来；如果没有周恩来，中国的革命可能被烧毁，只剩下１堆灰烬”；什么“周公吐哺，天下归心”；什么“谋事在毛，成事在周”；什么“周恩来是个非常完美之人”；等等，等等，不１而足。说这些话的人，不是别有用心，就是不懂历史。中国革命之火，正是在周恩来手里，有很多次几乎烧成灰烬，例如：井冈山根据地的丢失、第５次反“围剿”的失败、中央苏区的丧失等，周恩来都是负有重大责任的。不可否认，周恩来在中国革命历史进程中，发挥了１定作用，有着１定贡献，但是把周恩来凌驾于毛泽东之上，好象好事都是周恩来干的，错事都是毛泽东干的，这起码是缺乏客观性和公正性的，也是经不起历史检验的。历史是无情的，历史是有情的，历史是真实的，历史是客观的，历史是公正的，历史证明了毛泽东的伟大是周恩来所永远不能企及的。
鄙人仅从以下几个方面谈１下自己的观点。不管是较长篇幅地引用他人著作，还是寥寥数语说明，鄙人的目的是供读者思考，使读者作出自己的判断。
周恩来和历届中共领导人
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与周恩来领导的南昌起义的简单比较
周恩来与袁文才、王佐之死及井冈山根据地的丢失
周恩来与毛泽东被莫名其妙地开除党籍
周恩来的“党中央２月来信”导致毛泽东第１次被迫离开红军的领导岗位
周恩来与宁都会议前后及毛泽东再１次被剥夺军权
周恩来与第５次反围剿、长征和遵义会议
周恩来与１９５２年的税制改革和１９５３年的全国财经工作会议
周恩来与彭德怀走麦城
周恩来与刘少奇专案
周恩来与贺龙之死
周恩来与林彪叛逃
周恩来的“忙”
周恩来的“俭朴”
周恩来与“明星”
周恩来的“外交才能”：皖南事变；抗美援朝去苏联要求空军支援；关于和平共处的５项原则；关于乒乓外交及中美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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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和历届中共领导人
小人物未敢忘忧国
中国共产党的历届领导人有：陈独秀、瞿秋白、李立３、王明、博古、毛泽东等。周恩来与其中的大多数都共过事。
周恩来追随过陈独秀、追随过瞿秋白、追随过李立３、追随过王明、追随过博古，这几人都曾经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军人物，都曾经犯过或“左”或“右”的严重错误，都给中国革命造成过名副其实的浩劫（蒋介石“４１２政变”，共产党人的鲜血流成了河；上海工人３次武装起义，多少产业工人血洒黄浦江；白区工作损失百分之百，中央苏区损失惨重基本丢光，中国红军被迫长征就是明证）。周恩来追随他们左右，起过重要作用，例如，他领导的第３次工人武装起义，无产者血染宝山路，惨遭失败；他领导的８１南昌起义也惨遭失败；他领导的第５次反围剿也惨遭失败，毛泽东亲手创建的并领导逐步发展壮大的中央革命根据地被蒋介石占了去，这些都是与周恩来有关的重大事件，周恩来理应负相当重要的责任，甚至是主要责任。这是血写的历史，这历史是任何人都无法改变的。总而言之，这期间可以说周恩来完全是１事无成、毫无建树。
还有１点必须要提及的，周恩来还追随过蒋介石。蒋介石任黄浦军校的校长，周恩来任政治部主任，蒋介石任东征军司令，周恩来还是任政治部主任。
周恩来１生的光辉点在哪里？是在他追随毛泽东之后，也就是说，周恩来所取得的１切成功都是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取得的。这就是所以说毛泽东的伟大是周恩来永远不能企及的全部的重要的原因之１。
[size=24]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与周恩来领导的南昌起义的简单比较小人物未敢忘忧国
关于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与周恩来领导的南昌起义，大家１定了解的很多了，这里只作１下简单的比较，供读者思考。
南昌起义时间为１９２７年８月１日，秋收起义时间为１９２７年９月９日，南昌起义比秋收起义时间早１个月又８天。因此南昌起义赢得了打响中国武装革命的第１枪的美名。南昌起义虽说是打了第１枪，却是打的国民党的旗帜；秋收起义虽说是没有打第１枪，确是第１个打出了“镰刀斧头”旗，是名副其实的第１次中国工农武装的起义。南昌起义前敌委员会书记为周恩来，实际上，其他很多中共中央领导人作了很多的大量的重要工作，参与南昌起义的中共中央领导人之多、军中名将之多、兵力之多，而且全部是正规军，集中了中国共产党当时所掌握的绝大部分军队，这些都是秋收起义所无法与之相比的。秋收起义领导者仅毛泽东１介布衣，兵力不过名曰４个团，正规军仅１个团而已，其余３个团为安源矿工、萍浏农军、反叛武汉政府的夏斗寅部队１部，武器不过是土枪、大刀、梭镖之类，战将卢德铭与毛泽东心有灵犀，可惜起义后不久即壮烈阵亡，毛泽东痛失１名坚定的支持者、１名爱将，令人唏嘘惋惜不已。其他如余洒度、苏先骏先与毛泽东大唱反调，后对革命悲观失望，离队而去，脱离部队，脱离革命，许多军官步其后尘。由南昌起义和秋收起义的实力和素质对比上可知，秋收起义的比南昌起义的艰难程度要大得多。
南昌起义前敌委员会书记周恩来在起义失败后脱离了部队，去了大城市，是朱德和陈毅带领南昌起义的剩余部队投奔了毛泽东，上了井冈山。客观地说，在红军的建军原则、红军的战略战术、红军中从旧军队中带来的军阀作风以及流寇思想的改造、红军及红军战斗力的发展壮大、红军纪律的培养等等１系列关系到工农武装生死存亡以及发展壮大的关键问题上，周恩来是毫无建树、毫无贡献可言。但是，周恩来却１直在上海位于中央领导人之列，发号施令。后来临时中央在上海无法立足了，他们跑到了毛泽东创建的中央苏区，周恩来１到中央苏区，即从毛泽东手中拿走了红军的指挥权，导致了红军的被迫长征。秋收起义的领导者毛泽东虽然也经历了挫折甚至是失败，但是，无论条件多么艰苦，无论环境多么险恶，毛泽东从未悲观失望，从未丧失过胜利的信心，从未离开过部队１步，当然，毛泽东被错误地剥夺军权的情况应该属于例外。毛泽东历经千难万难，百折不回，把秋收起义的队伍带上了井冈山，创建了第１个革命根据地，从此中国革命有了立足点，从此开创了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新局面。实事求是地说，在红军的建军原则、红军中党组织的建设、党指挥枪的重要思想、红军的战略战术、红军中从旧军队中带来的军阀作风以及流寇思想等的改造、红军及红军战斗力的发展壮大、红军纪律的培养等等１系列关系到工农武装生死存亡以及发展壮大的关键问题上，无１不凝聚着毛泽东的心血，无１不铭刻着毛泽东的英名。是毛泽东，竭尽心智作了大量开创性的工作，作了大量第１等的工作，把１支十分弱小的旧军队脱胎换骨、发展壮大为１支强大的新型的人民军队，而不是其他什么人。新中国就是从秋收起义走来，就是从井冈山走来。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的缔造者，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缔造者，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这里面没有丝毫的夸张，这是有深刻的内涵和丰富的事实依据的。毛泽东诗曰：“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从头越，艰难险阻踩脚下；从头越，不达目地誓不休，这就是毛泽东的意志，这就是领袖的豪情。周恩来诗曰：“面壁十年图破壁，难酬蹈海亦英雄”，达不到目的，跳海也算英雄？！这就是周恩来的见识，这就是周恩来的哲学。总之，舵手与助手，统帅与参谋，无论是在政治上、军事上、思想上、理论上、哲学上等诸多方面是有着巨大差别的。这是客观存在的，不承认是不行的。
国防大学战略教研室教授徐焰著《军事家毛泽东》：
南昌起义是规模最大、集中兵力最多的１次起义。参加者不仅有正规军５个师２万余人，领导者中还有相当１部分中央领导人，如周恩来、张国焘、李立３、谭平山等，以及国内军界已经闻名的刘伯承、叶挺、贺龙等名将。可是却在南下远征的道路上被拖瘦，并在潮汕地区的正规战中被打垮。主要领导人离队赴上海找中央之后，朱德、陈毅等率部不足千人到达湘南，后又走上井冈山，才新获得了生机。
（美）斯图尔特•施拉姆著《毛泽东》：
与此同时，包括李立３、谭平山和瞿秋白在内的１部分共产党领导人，在９江附近开会，决定向中央委员会提出建议，由驻南昌的国民党军队举行起义。中央委员会与罗明纳兹在了解这１建议后都同意了。几经讨论，决定１旦起义成功，最好是返回广东与彭湃领导的农民起义汇会合。设立了指导起义的前敌委员会，周恩来被任命为书记，并于７月２５日派往南昌。
７月２６日　周恩来途径９江，这时包括李立３、邓中夏和谭平山在内的共产党领导人正在开会讨论起义的目标。遵照那时的斯大林路线，决定打着国民党的旗帜，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名义发布宣言。但是，与会人员在土地政策上意见有分歧。谭平山仍对他作为农民部长未能“使农民走正确道路”感到遗憾。他建议起义之后，再也不要没收土地了以免在部队中引起分裂。周说服全体人员执行第５次代表大会的决议，既只没收大地主的土地。（占地５百亩以上者为大地主，在中国的那个地区，５百亩是笔很大的财产。）起义的军事领导人决定由叶挺和贺龙担任。叶挺当时已是共产党员，贺龙则是国民党极左翼１位代表，但他在起义后不久入了党。……贺龙指挥第２十军，叶挺指挥第十１军的第２十４师。他们的上级是第２方面军司令张发奎，他似乎不坚决支持蒋介石与汪精卫的反共立场。这至少促使中国共产党某些领导人，在尤其是苏联军事顾问加仑对他抱有幻想。７月２６日，在中央委员会的１次会议上，加仑报告了他与张发奎最近进行的１次讨论。加仑说张同意回到起义的目的地广东。因此，加仑认为应与张协同起义，在抵广东后再与他决裂。他认为，这样起义部队就会有３万人，如果没有张发奎的支持，贺龙与叶挺只能集结起５千至８千人。到会的人１致同意这１结论。罗明纳兹此时仍是赞成起义的。但他拿出莫斯科的１份电报，电报说如果起义没有成功的希望，可以放弃这计划而将同志们派到农民中去工作，张国焘受命将这１情况通知南昌的起义部队。在途中，他发了１份电报，命令他们在他到达以前不要行动，但他在７月３０日　抵南昌时发现，不论他怎样说，起义领导人已决心举行起义了。为了争取他们同意他自己十分谨慎的立场，他歪曲地传达了莫斯科的电报，他没有传达如果没有成功的希望，可以不举行起义，却传达说命令是：只有成功的把握时才举行起义。
这种说法，毫无效果。周恩来威胁说如果不按计划执行，他就要辞去前敌委员会书记的职务。第２天早晨，张国焘终于服从大多数的意志，但他仍要求再推迟２、３天，看看是否能与张发奎达成协议。具了解，张发奎当时正在附近的庐山汪精卫会晤商谈镇压共产党的措施，因此其他人反对这个意见，起义于８月１日凌晨举行。
……南昌起义后犯了１连串的错误。集结起来举行起义的１万２千名部队于８月４日　、５日２天向南开拔，但再向广东撤退的整个过程中，并没有作任何努力去发动农民或进行土地改革，甚至连最大的地主的土地也没有没收。在９月底占领汕头时，他们又急于维护法律与秩序（原封不动地使用原警察并枪毙了几名犯有抢劫罪的人），以至当地老百姓说“这支部队与蒋介石的军队１模１样！”这次起义从头到尾完全是１场军事冒险。李思慎著《李立３是南昌起义的倡导者和重要领导者之１》（《炎黄春秋》１９９４年第６期）：对我党、我军历史上这１伟大壮举[南昌起义]究竟是怎么发生的？长期以来，１些有关现代革命史的书籍、革命史展览中，在介绍“南昌起义”这段史实时，只有周恩来、贺龙等，很少或根本就没有提到过作为８１南昌起义的主要领导人之１的李立３的活动。１般党史读物在谈到南昌起义的领导人时，从不提及李立３。其实，李立３不仅是“南昌起义”的重要领导人，而且还是这次起义的倡导者。从当时中国共产党内部来说，李立３与周恩来都是临时中央常务委员会５名常务委员之１，在领导“南昌起义”的活动中，李立３的地位和作用是十分重要的。……
大量史料充分说明：李立３不仅是南昌起义的重要领导人，而且还是这次起义的倡导者，这就是历史的本来面目。李思慎著《李立３是南昌起义的倡导者和重要领导者之１》（《炎黄春秋》１９９４年第６期）：李立３作为革委会保卫处处长，最后于“５号从南昌出发，经３日赶到临川，天气极热，沿途多系山路，每日行６０里，实际多至百里。兵士负担极重，每人背２５０发至３百发子弹，机关枪大炮，都系自扛（因无夫子）。沿途全无农民运动，加以反动派的宣传（杨如轩事先通知各县，说我们是北军实行共妻共产），所以沿途农民闻风而逃。食物与饮料全买不到。甚至终日难得１粥。渴则饮田沟污水，故兵士病死极多，沿途倒闭者络绎不绝。同时军中多无军医处、卫生处等的组织，无法救治。加以宣传工作极坏，兵士全不明此次暴动的意义，因此，军心大为动摇，逃走极多，仅行军３日，实力损失已在３分之１以上，遗弃子弹将近半数，迫击炮完全丢尽，大炮亦丢了几尊，逃跑及病死的兵士将近４千。”……１０月２日　，周恩来、李立３、林伯渠、吴玉章、郭沫若等由汕头撤抵普宁县流沙镇的１座教堂。随后，恽代英、张太雷、彭湃也到达。次日，周恩来召集前委、革委、各军及地方党负责干部联席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周恩来、李立３、谭平山、恽代英、贺龙、叶挺、刘伯承、聂荣臻、郭沫若、彭湃、吴玉章、林伯渠、廖乾吾、贺昌、张曙时、吴明、杨石槐、张国焘等。会议“决定（讨论）敌军迫我势急，我军如退海陆丰实力恐难保存，拟由云落北窜作流寇行，以帮助农民斗争。革委则取掉国民党头衔，分散各省活动，将领中不愿随行者听之。此议虽决，而部队仍由流沙经钟潭向海陆丰道上云落前进，故命令未得下达。贺龙军刚过钟潭，而叶挺军未过钟潭之时，被晋宁方面之敌截为２段。”当天午后，起义部队就在乌石地区遭敌人１１师、１３师截击，指挥机关和２４师被打散，“革委人员因亦解体，陆续逃往香港。”
　小人物未敢忘忧国：请读者注意“云落”１词！[/siz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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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与袁文才、王佐之死及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丢失
小人物未敢忘忧国
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是毛泽东率领中国工农红军建立的第１个革命根据地，在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中起过巨大的作用。错误地杀害袁文才、王佐，导致井冈山根据地的完全丧失，红军无家可归，再也上不了井冈山，这１损失是巨大的，毛泽东不得不率领红军另行开辟根据地。中国革命进程是那么的坚苦卓绝、是那么的波澜壮阔，孕育了多少可歌可泣的英雄豪杰，可是在那么多的著名将领乃至将军中，没有１个人是井冈山籍的，仅这１点就足以说明，袁文才、王佐之死给中国革命造成了巨大损失和严重的不良影响。这不能不说是是１件令人非常惋惜、非常遗憾的事情。在这１事件中，中央派员彭清泉、红５军领导人彭德怀、永新县委王怀、宁冈县委龙超清、湘赣边特委领导人扬克敏、朱昌偕等人，毫无疑问地应负重要的责任。
但是，这１事件的源头，在于中共６大的《在关于苏维埃政权组织问题决议案》中，在于“与土匪武装类似的团体联盟在武装起义以前可以利用，武装起义后宜解除其武装，并严厉镇压他们”；“他们的首领应当作反革命首领，即令他们帮助武装起义亦应如此，这类首领均应完全歼除”的政策。这种典型过河拆桥的政策，显然是十分错误的。俘虏还应该优待，反戈１击还有功嘛，何况是对建立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有大功的袁文才和王佐２人呢。就是这个错误的政策，最终导致了袁文才、王佐被无辜杀害。我们不禁要问，是参加中共６大的哪１位成员倡导或提议或参与制订的这１条款？详细过程如何？为什么至今没有任何史料提及此事？彭清泉为什么态度如此坚决？何人派他来的？临行前何人与他谈的话？当时“中共中央的实际领导人是周恩来和李立３”，周恩来实际上主持中共中央的日常工作，主持军委工作，任中央军事部长，周恩来对袁文才、王佐之死，是不是也应该负有相当的责任呢？答案应该是肯定的，确凿无疑的。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黄允升等著《毛泽东和中共早期领导人》：党的６大于１９２８年６月１８日至７月１１日　在莫斯科举行，主题是总结大革命失败以来的经验教训，制定党在新的历史时期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李立３率领广东代表团出席，他是大会主席团成员，参加了大会的领导和文件起草工作。并且在会上作了关于农民与土地问题的报告。毛泽东没有出席这次会议，当时他正在坚苦卓绝的条件下创建和扩大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在党的６大上，毛泽东和李立３都当选为中央委员。在中共６届１中全会上，李立３还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政治局候补常务委员。……６届中央的政治局常委由向忠发、周恩来、苏兆征、蔡和森、项英５人组成。中央政治局主席兼中央常委会主席是向忠发。
１９２８年９月，李立３和向忠发、蔡和森等中央领导人先期从莫斯科回到白色恐怖的上海。那时，李立３化名“萧柏山”，租了１栋房子，以古董商身份为掩护，在极端秘密状态下开始了党中央的领导工作。
６大以后，周恩来在莫斯科办理６大各项未了事宜，并出席了共产国际第６次代表大会，同年１１月上旬回到上海。苏兆征是第２年１月回国的，２月病逝上海。政治局常委蔡和森，兼任中央宣传部长，他回到上海不久，因顺直省委所犯错误牵涉到他，被解除了职务。１９２８年１１月，李立３接替了蔡和森，担任中共政治局委员、常务委员会委员兼宣传部部长。还有１位政治局常委项英，主要负责职工运动方面的工作。所以，在这以后的１段时间内，中共中央的实际领导人是周恩来和李立３。《从井冈山走进中南海•陈士榘老将军回忆毛泽东》：
井冈山上确有２个山大王，１个叫袁文才，１个叫王佐，２人各领１支人马。１支在山腰下，１支在山顶上，遥相呼应，靠着井冈山的有利地势，占山为王。毛泽东提出要和他们搞统１战线，结盟山大王。……
毛泽东对王佐说：干绿林的人，其结果并不很好，不是被国民党吃掉，就是被国民党骗去“招安”，也有的自相残杀。王佐说，“毛委员是最有学问的人，跟他谈１次话，真实胜读十年书。”
……
毛泽东对何长工说：你这个“长工”当得不错嘛，还要继续当下去，抓紧对袁文才、王佐的工作，尤其是做好王佐的工作，把他们改造成为１支新型的人民军队。１９２８年４月，王佐在党旗下庄严宣誓。
……袁文才是共产党员，不能杀；王佐经过改造入了党，也不能杀。他们为建立井冈山根据地作出了贡献，毛泽东谆谆告诫当地军政领导人。但是，当毛泽东离开后，悲剧还是发生了。对袁、王２支农民武装的成功改造，是井冈山斗争史上的１篇杰作，不仅使我们在当地站稳了脚跟，而且还壮大了红军的力量，人心归向，军民空前团结，造成了很好的政治影响。由这２支队伍升编的第２团和以后改编的第３２团，在创建和坚持井冈山根据地的斗争中，作出了重要贡献，同时也为改造旧军队提供了宝贵的经验。从此以后，我们对大批国民党军队及其俘虏所进行的改造工作，便成为我军发展壮大的途径之１，这显示了新型人民军队的巨大凝聚力和战斗力。
然而，后来这支升编队伍的军事领袖袁文才和王佐，都在毛泽东、朱德离开井冈山地区后，惨遭杀害。这其中随有复杂的历史原因，但所造成的严重后果，尤其是那深刻的教训是不能忘记的。前已提到早在１９２７年１０月的古城会议上，就有人视袁、王为土匪武装，主张武力吞并。当时毛泽东以军事家和政治家的伟大气魄，据理说服了他们，并对袁、王采取了改造的正确政策。但是表示异议者并未真心接受这１主张。
１９２８年６、７月间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共６大的决议中，《在关于苏维埃政权组织问题决议案》里，对于土匪武装的问题，作了这样的规定：“与土匪武装类似的团体联盟（指与其结成统１战线的联盟）在武装起义以前可以利用，武装起义后宜解除其武装，并严厉镇压他们”；“他们的首领应当作反革命首领，即令他们帮助武装起义亦应如此，这类首领均应完全歼除。”这个决议案对土匪武装不加区别，１律采取“严厉镇压”和对其首领“完全歼除”的政策，显然是不符和有些地方实际情况的。
１９２９年初，在红４军前委讨论６大决议案的扩大会议上，永新县委的王怀和宁冈县委的龙超清等人，杀气腾腾地站了起来，他们说道：现在看来，杀掉袁文才、王佐完全符合中央的政策。这些人明明知道毛泽东对袁、王的政策和态度，此时显然是在借用中央的精神要压毛泽东。
毛泽东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他１面指示关于６大决议案这１规定暂不让袁、王知道；同时，再１次耐心地做当地领导人的工作。毛泽东用力地摆动夹着纸烟的大手，坚定而镇定地说道：我请几位坐下来，静下来，要杀人吗，很简单，你手里有刀，有枪，砍掉脑壳或者用１颗子弹就解决了。毛泽东问道：你们以为杀掉人就能了事吗？没那么简单！后果和责任，我们必须要想到。６大决议案是中央的，你说的没有错，你们的问题是机械地理解和执行６大决议案对土匪首领１概加以歼除的政策。王怀等人睁大眼睛，１时讲不出什么话来。为了统１认识，毛泽东在小范围内召开的有朱德、陈毅、彭德怀、谭震林、陈正人和永新、宁冈县委负责人参加的会议上，反复强调：凡事都要作具体分析，对袁、王也要作具体分析。袁文才本来就是党员，不能杀。王佐原来不是党员，但过去与豪绅对立，现在经过改造，入了党，并且拥护和支持了我们，帮助我们按了家，红军医院、修械处等不都设在茨坪王佐这里吗？因此，王佐也不能杀。总之，他们都是共产党员，都是红军领导人，都不能杀！经过毛泽东多次做工作，会议决定，不杀袁、王，同时将他们２人调开。袁文才该任红４军参谋长随军出发赣南，王佐仍留在３２团与红５军坚守井冈山，以缓和袁、王与永新、宁冈等地方负责人的矛盾。
１９２９年１月中旬，毛泽东、朱德率领红４军主力挺进赣南。王佐和他领导的３２团，顾全大局，勇挑重担，由于他谙熟井冈山的地理民情，多次陪同彭德怀到红５军阵地视察。对工事构成、兵力部署以及物资筹备等都提出了很好的建议，作了大量的工作，受到红５军指战员的好评。在红５军撤离井冈山后，王佐不埋怨，不怯懦，将部队化整为零，分散打游击，顽强地同“会剿”的敌人进行了２个月的斗争。１９２９年５月，红５军返回井冈山，当彭德怀了解到王佐的表现时，连声称好，并由他提议经边区特委和红５军军委决定，将王佐的部队编入红５军第５纵队，王佐任司令员。不久，在红５军挺进粤北开展游击活动时，王佐主动提出前往，在多次战斗中都表现得十分勇敢。
在王佐率部出生入死与敌人英勇作战的时候，永新、宁冈县委与边界特委负责人扬克敏等，已经埋下杀机，并且在积极策划中。
１９２９年２月，扬克敏（既扬开明）在给尚在上海的党中央所作的书面报告中称：袁、王２人非常狡猾，且颇具能力。提出：加速谋划解决土匪首领，应是边界刻不容缓的工作。１９２９年边界特委在《湘赣边工作报告》中，对土匪（即袁、王）问题已定３策：调开为上策；敷衍图安为中策；照６中全会解决为下策。报告提出执行下策。
是年５月间，袁文才私自离队跑回边界[小人物未敢忘忧国：中共６大《在关于苏维埃政权组织问题决议案》，以“衬衫”文件的形式来到井冈山后，毛泽东决定，１面暂不让袁、王２人知道，１面抓紧做袁、王对立面的工作，但是有人犯自由主义，将文件的内容透露给袁文才，于是袁文才擅自离开赣南]，边界特委在１边界情况的报告中急呼：现在土匪问题更加严重。王在袁的影响下，与我们的关系也日益恶化。这时边界土籍的某些领导人已经看好，这是斩决袁、王的好时机。再边界特委的再３呼报中，１９２９年下半年，中央派员彭清泉（即潘星源）赴湘赣边界巡视。中央大员态度鲜明，表示：按６大决议精神处理袁、王。这便火借风势火更高，经过１番精心准备后，１９３０年１月于遂川田圩召开的红５军军委和赣西、湘赣边特委的联席会议上，正式作出以武力解决袁文才、王佐的决定。袁文才似乎已经嗅出１些气味来。１天，他在宁冈东南特区大陇龙王陂，跟特区陈次谋、朱斯安等人下棋时，情绪低沉，长长地叹了１口气说：我跟你们难下几天棋了，现在已经下令调我们到吉安去。陈次谋马上说：“袁猴”（袁文才的诨号），你去大吉安，和红５军１起容易打败敌人。干脆把你们的好枪给我们留下，县政府的破枪你们带走好了。你们不愁搞不到好枪。袁文才并不理睬，心事重重地继续说道：我是去也可，不去也可。但是不去又不行，人家会说我受编不受调，已经有人告了我的状，今年年成不好呀！说着，袁文才从内衣口袋里拿出１本书来，打开书页，指着其中的１行说：这书里有句话，叫作“半天飞１石，打破水中鱼”，说不定这１关难过了。
１９３０年２月下旬，袁文才、王佐准备去吉安时，奉命带领部队来到永新县城，参加边界特委会议。会上，中央巡视员彭清泉根据龙超清等人的揭发和诬告，未作任何调查核实，便罗列出袁文才的５大罪状，当众予以公布。袁文才依据事实，１１进行驳斥，搞得巡视员哑口无言。彭巡视恼羞成怒，将勃郎宁手枪“叭”地１声拍在桌子，质问道：你到底有没有错误？袁文才回答说：我是有错误，但是，决不是你们说的那个样子！这时，性情豪爽、粗狂的王佐气愤不过，也把他的驳壳枪摔在桌子上，与彭清泉公开对峙起来。顿时，剑拔弩张，会议气氛十分紧张。
会议间隙，王佐私下拉着袁文才的手说：我看这次是凶多吉少，还是把部队拉走，到９龙山去吧。袁文才虽然也看出事态严重，但他仍然笃信中央的毛委员，于是说道：毛泽东要是起这种心肠，天也会黑半边哩！并指责王佐是牛眼看人，把人看的禾桶般大，吓破了胆子。王佐反驳袁文才是鹅眼看人，把人看得太小，刀架在脖子上还不知道是在受死！袁文才哪里知道，此事，边界特委负责人完全避开了毛泽东，调他俩来永新，本是设下的圈套。正如王佐所说，刀已经架在他们的脖子上了。
　２月４日深夜，天气阴冷，月黑风急。在恐怖的夜幕中，红５军第４纵队会同永新、莲花、茶陵等县的赤卫队１部，暗藏杀机，迅速将在永新城内等候改编为红６军第４纵队的袁、王部队包围缴械。熟睡中的袁文才来不及动作，便被边界特委书记朱昌偕举枪射杀。王佐闻讯逃出东门，在渡河时，溺水而死……
袁、王被杀后，袁文才的部属谢角铭和王佐之兄王云龙等率领残部投靠了国民党反动派。这支当年与反动政府对抗、不曾反对过我们的部队，公开打起白旗，与我拼死相战，井冈山根据地从此丧失。多年来，国民党反动统治当局１直梦想而不能做到的事，１夜之间，便由我们自己队伍中１些人帮助他们实现了。导致这场重大损失的悲剧，其责任究竟应该由谁来承担？１９４９年上半年，我在南京市任卫戍司令时，派军舰送陈正人、陈奇涵２人去江西赴任，在谈到袁、王被杀的问题时，陈正人沉痛地说道：毛主席始终认为，这２个人被错杀了！此后，我曾对许多人讲过：在我党我军的历史上，“左”倾思想杂以个人恩怨和狭隘的私利，对自己人刀戈相见，严重损害党的事业的悲剧，已经够多的了，我们应该牢牢记取这些血的教训。
毛秉华著《天下第１山》：
王佐是做裁缝出身的，没有文化，但性格很暴躁，越说火气就越大。会场的气氛很紧张，双方都把手枪摆在桌面上，弄的不好就有１触即发的危险。为了缓和１下僵局，朱昌偕宣布休会，并杀猪宰羊，大白酒席，款待袁、王部队。朱昌偕他们频频举杯向袁、王敬酒，摆下了人们意想不到的“鸿门宴”。袁、王喝醉了，安睡了。朱昌偕和王怀等连夜赶路５０多华里，到红５军驻地安福县的湖州村去找彭德怀。当时彭德怀的部队正在那里集训，准备攻打安福县城。 “彭军长，袁文才、王佐逼着特委作出决定，要将边界各县的武装归他们指挥。请你赶紧派部队解围呀！”　彭德怀对朱昌偕反映的情况有点怀疑：“不久前，我从赣南回来后，他们跟着我游击湘南粤北都表现的很好嘛，怎么现在就变怀了呢？”　朱昌偕说：“他们把枪都摆在桌面上了，你要是不派部队去解围，特委就有被他们吞没的危险。”彭德怀率领的红５军是主力红军，可也得服从地方党委的领导。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特委要求你派部队解围还能不管吗？[小人物未敢忘忧国：党指挥枪的原则没有错，哪１级的党、哪１级党的什么人能够指挥枪，都是有１定之规的。彭德怀的红５军也得服从地方党委的领导？小人物持怀疑态度。]彭德怀派了２个大队给他们，相当于现在的２个连。可彭德怀再３交代，你们只能把袁、王抓起来谈判，不能动枪。[小人物未敢忘忧国：按毛秉华的观点，既然彭德怀的第５军也得服从地方党委的领导，彭德怀怎么能“再３交代”特委？下级如何能“再３交代”上级？如果彭德怀能够“再３交代”，那么地方党委就不能领导红５军。]他们那里会听你的呢？有中央代表撑腰，又有２个连的正规部队在身边，他们显得更狂热了。他们连夜离开彭德怀，赶回永新县城。天还没亮，红５军的部队便包围了袁、王及其部队的驻地。这时，朱昌偕率先闯进袁文才的房间，用手枪将正在熟睡的袁文才打死在床上。王佐住在另外１栋房子里，听到枪响，知道不妙，带领几个干部战士爬起来就跑。走到城南，发现禾川河的浮桥以被拆除。南方的交通主要靠水运，几乎每个县城旁边都有１条河。不经过这条禾川河是回不了井冈山的。为了脱险，他们只好涉水渡江[小人物未敢忘忧国：此处似乎应为渡河，前面刚说过此河名为禾川河]。王佐和他的队伍只有爬山的本领，没有游泳的技术，结果他们都被打死或被淹死在河里。就这样，为井冈山根据地做出了突出贡献的２位红军将领，不是牺牲在战场上，而是死在战友的枪口之下。[小人物未敢忘忧国：如果彭德怀的“再３交代”对特委不起作用还可说得通，那么为什么对他派去的２个大队也不起作用呢？]……
当时彭德怀听了特委负责人的汇报就表示怀疑，为了尊重地方党的领导，[小人物未敢忘忧国：毛秉华在前面写到：“彭德怀率领的红５军是主力红军，可也得服从地方党委的领导。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特委要求你派部队解围还能不管吗？”在此处，毛秉华却又如此写：“彭德怀听了特委负责人的汇报……”]只答应派部队把袁、王抓起来谈判，并没有杀害他们的意图。这说明彭德怀在这个重大问题上是比较谨慎的。但是，面对土客籍的复杂矛盾，彭德怀不做深入调查就答应边界特委的无理要求，派兵参与解决袁、王问题，这也是不妥当的。因此，袁、王被杀，彭德怀是有责任的。正如他自己在《往事回忆》１文中所写的：“如果朱昌偕同志所反映的于事实不符，那么我就犯了轻听轻信的错误。”
《贺子珍的路》:　 (特委副书记陈正人、宁冈县委书记何长工向远在赣南的毛泽东报告了袁、王被害事件的经过后)毛泽东听到这消息，心里很难过。多次批评这种错误的做法，他说不应该把他们当土匪对待，不应该这样对待这２位同志，他们都是要革命的。
中共江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毛泽东在江西》：（１９６５年５月毛泽东重上井冈山，）毛泽东１０分关心井冈山人民，时刻惦记着那些为革命应用献身的先烈们和他们的遗孤，始终不忘那些在井冈山浴血奋战过的革命先辈们。他说：“从全国来说，当年在井冈山战斗过的人还不少。包括现在在党、正、军领导岗位上的同志，如朱德、罗荣桓（１９６３年病逝）、陈毅、何长工、彭德怀、谭震林、陈正人、江华、曾志、彭儒、贺子珍等。”他还千方百计地挤出时间，接见了在山上的老红军、老赤卫队员和烈士亲属，同他们进行长时间的交谈，详细了解他们的生活和身体状况。在会见袁文才、王佐２烈士遗孀时[小人物：袁文才的妻子谢梅香和王佐的妻子兰喜莲]，毛泽东心情特别激动。他紧握着２位老人的手，语重心长地说：“袁文才、王佐不在了，他们为中国革命的胜利作出了贡献。”２位老人满含热泪，深情地望着身边这位人民领袖，感激地说：“想不到您老人家还惦记着我们。”毛泽东和她俩促细而坐，询问她俩的近况，并祝她们健康长寿。
周恩来的“党中央２月来信”导致毛泽东第１次被迫离开红军前委领导岗位（１）
小人物未敢忘忧国
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军自１９２９年１月从井冈山转战赣南闽西，冲破了敌人的阻截和追击，连续在于都县、大柏地、长岭寨等地打了几个胜仗。３月中旬还消灭了福建省防军第２混成旅，击毙了旅长郭凤鸣，红４军士气大振，武器和给养都有很大改善。
就是在这种背景下，　１９２９年２月７日　，党中央给红４军前委写了１封信，这封信是周恩来所写。周恩来是中央常委、军事部长，实际上是主持着中央日常工作。
周恩来撰写的并以党中央名义下达的“２月来信”，助长了红军中的１些不良风气，加剧了红军领导层中的分歧，最终导致代表着正确、代表着方向的毛泽东被迫离开了它１手缔造的红军的领导岗位，使红军偏离了正确的发展轨道，蒙受了重大的损失，这就是历史的真实，是不可辩驳的历史真实。
　１９２９年４月５日　前委给中央回信,这封信的内容在著名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可以看到，信中指出：“中央此信（去年２月９日）对客观形势和主观力量的估量，都太悲观了。”毛泽东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１文中也指出：“中央２月来信的精神是不好的，这封信给了４军党内１部分同志以不良影响。”毛泽东提出了“分兵发动群众，集中应付敌人”等等１系列策略，作出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英明论断。之所以说是英明，是指在那样的主、客观条件下，毛泽东提出的措施是独１无２的，是非常正确的，当时那些中央的人是提不出来的；毛泽东的目光是远大的，看到了未来，看到了光明，当时那些在中央的人的目光也是无法与之相比的。
周恩来在１９７２年６月１０、１１、１２日的批林整风汇报会上曾经提及此事，笔者没有看到过他在此会上的全部讲话，仅从能够看到的内容上来讲，周恩来的态度是不够光明磊落的，没有用勇于承担应有的责任，他把责任推给了布哈林，推给了共产国际，周恩来为什么对他们的意见惟命是从呢？为什么没有自己的独立思考呢？为什么没有自己的分析、判断和正确的见解呢？毛秉华在《天下第１山》中写到：“好在周恩来在这件事情上保持了清醒的头脑，在执行布氏指示的具体操作上留有余地，以中央名义发出信件之后，并没有强令红４军执行。当他收到毛泽东的复信，加上新军阀的重新开战和革命形式的迅速发展，调朱、毛来中央的事也就作罢了。否则，这段历史谁也难以料到是个什么样的结局。”我认为毛秉华的观点有阿谀之嫌，关于“２月来信”，好象周恩来不仅没有错误，倒还应该记上１大功！如果真的“周恩来在这件事情上保持了清醒的头脑”，那么为什么还要写这样的１封信呢？
中央的“９月来信”是正确的，周恩来的态度就不是“推”了，说他把功劳都揽在自己身上，好象说的有些过了，但是，从他在１９７２年６月１０、１１、１２日的批林整风汇报会上的讲话来看，周恩来只字不提李立３的重要作用，只字不提中央的８月指示信，只是说：“以后陈毅同志到中央汇报，我和陈毅同志谈了几次。中央意见仍由毛主席领导，批评了４军中的极端民主化倾向。我问陈毅：你能代替毛主席？陈说：不行。以后陈毅同志回去，又把主席请回来”，不显山不漏水地强调了自己的作用，这样讲不太符合历史真相，起码是不完全的。
周恩来所撰写并以中央名义下达的“中央２月来信”的部分内容：你们应该有计划有关联地将红军武装力量分成小部队的组织，散入湘赣边界各乡村中进行深入的土地革命……在革命高潮来到的时候，农民武装将愈加积极地聚成红军的组织，从无产阶级的革命立场看来是愈于革命有利的，但目前问题的中心并不在此，而是要计算这１只武装力量如何避免被敌人消灭……中央依据目前的形势，决定朱毛２同志有离开部队来中央的需要，２同志在部队中工作年余，自然有不愿即离的表示，只是中央从客观方面考察和主观的需要，深信朱毛２同志在目前有离开部队的必要：１方面朱毛２同志离开部队，不会有更大的损失，且有利于部队的分编计划的进行，因为朱毛２同志留在部队中目标太大，徒惹敌人更多的注意，分编更多不便；１方面朱毛２同志于来到中央后可将１年来万余武装群众斗争的宝贵经验贡献给全国以至整个革命。
周恩来在１９７２年６月１０、１１、１２日的批林整风汇报会上说： “６大”以后，回国前，国际布哈林，陶里亚蒂等人找我谈话，在农村搞不行，要朱毛离开苏区，因为已经暴露了，不然的话，再搞下去连老母鸡都没有了。我回来后，按这个精神给主席写了信。主席不同意，说要恽代英来换我可以，不然不能离开。我写的那信，就是主席讲的中央２月来信。……大家都学过古田会议决议，当时红４军开过３次代表大会，７、８、９３次，在７次代表大会中出现了１个问题：是要毛主席领导，还是换别人来领导。当时朱德、陈毅同志商议，要把毛主席换掉，由朱德同志来领导。把这个问题提交到各支部去讨论，各支部没有讨论完以前，由陈毅同志代理前委书记。在这个问题上，陈毅、朱德同志都犯了错误。朱德同志的错误要重１点。这时林彪是支持主席的，他有１功。以后陈毅同志到中央汇报，我和陈毅同志谈了几次。中央意见仍由毛主席领导，批评了４军中的极端民主化倾向。我问陈毅：你能代替毛主席？陈说：不行。以后陈毅同志回去，又把主席请回来。
《周恩来选集》中《在延安中央党校的报告》１文：布哈林对中国苏维埃、红军运动的估计是悲观的。他认为只能分散存在，如果集中，则会损坏老百姓利益，会把他们最后１只老母鸡吃掉，老百姓是不会满意的。他要高级干部离开红军，比方说，要调朱德、毛泽东同志去学习。所以我们回国后就指示要调朱德、毛泽东同志离开红军。朱德、毛泽东同志不同意。后来蒋桂战争起来了，我们觉得红军有可能发展，就作罢了，但没有认识到这种调动是错误的。江华《功绩永垂青史，风范长留人间》：
毛泽东同志于６月３０日在永新召开了湘赣边界特委、红４军军委、永新县委联席会议。他根据湘南敌军强大的的情况，认为红军前往湘南是危险的，决定留在湘赣边界，坚持工农武装割据，巩固井冈山根据地，粉碎敌军的“会剿”。但在２８、２９团打下酃县后，湖南省委代表杜修经却不顾永新联席会议决定，利用红２９团部分官兵的乡土观念，煽动诱惑部队离开酃县，向湘南进发。毛泽东同志接到陈毅同志的报告，非常着急，立即通知我从宁冈赶到永新。他向我介绍了紧迫的形势，让我送信给率２８、２９团的朱德、陈毅同志。要他们按原计划打茶陵，转回永新来，同３十１、３十２团１起消灭根据地内的敌人，粉碎敌人的“会剿”。他还说，这件事只有让你去，因为你是茶陵县委书记，可以配合主力攻打或佯攻茶陵。并１再叮嘱，湘南是去不得的，敌人太强大，去了必定失败。７月１７日，我拿着毛泽东同志的信，带着县游击大队，从永新城出发，经宁冈县城到湖南酃县县城，１天１夜越２省３县城，跑了１百３十多里，在县城的１个大庙里见到朱德、陈毅同志，交上了毛泽东同志的信。第２天，部队出发往回走，过沔渡河时，２９团的官兵硬是不过河，非要去湘南。经过再３说服劝告，就是不听，在此情况下，２８团也被迫跟着南下。我只好回到宁冈。后来２８、２９团于范石生部战于郴州，先胜后败，２９团既自由行动，散回宜章老家。这１行动使红军遭受了严重损失。而根据地内，由于敌我力量过于悬殊，也遭到挫折，面积缩小３分之２，人口减少１０之８、９。史称“８月失败”。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
毛泽东正在永新领导军民以游击战术牵制了国民党军队１１个团近１个月。８月中旬，他又抵制了中共湖南省委代表送来的要求红４军向湘东发展的《补充指示》，接着，得知红４军大队在湘南失败，他立即决定以第３１团第１营和第３２团留守井冈山，自己率领第３１团第３营到湘南迎回第２８团。国民党军队乘红４军主力远离的机会发动猛攻，侵占边界各县城和平原地区，焚烧房屋，屠杀人民，湘赣边界遭受严重摧残。杨克敏在不久后写的１个综合报告中说：“这个时期要算是边界极倒霉的时期，割据的区域，只有井冈１块地方，宁冈也丧失了，山上是我们的势力，山下是敌人的势力。土豪劣绅乘机报复、残杀焚烧、逼债收租，１时闹得乌烟瘴气。恰恰那时收禾了，我们分了田的地方，到此时农民要收获的时候，突然失败了，分了的田都不能算数，真是无可奈何。当时有１句口号：‘农民分田，地主割谷’，真是太不值得。我们别的军事上政治上的失败都不算事。只有分了田而农民收不到谷，才是真真的大失败呢！”这次惨痛的教训，史称“８月失败”。
《从井冈山走进中南海•陈士榘老将军回忆毛泽东》：（１９２８年）６月下旬，湖南省委巡视员杜修经上井冈山贯彻省委关于红４军主力“立即向湘南发展”的决议。毛泽东不同意“冒进湘南”，在永新城主持召开中共湘赣边界特委、红４军军委、永新县委联席会议，讨论湖南省委“冲向湘南”的决议，湖南省委巡视员杜修经也参加了会议。会议绝大多数同志认为，红４军应该继续留在湘赣边界各县深入发动群众，巩固和发展革命根据地。会议决定不执行湖南省委这个决议，请省委根据新的情况重新作出新的决议。会后，７月４日　，毛泽东根据会上讨论的主要意见，以湘赣特委、４军军委名义写报告给湖南省委（经杜修经、陈毅等传阅）：永新联席会议决定，“４军仍应继续在湘赣边界各县作深入群众工作，建设巩固的根据地。其理由分述如下：
１．在４军本身有许多过去习于流寇式的生活，极不喜住定１处艰苦的做群众斗争工作，充满红军冒险的遗毒。近１月来经多方洗刷，同时永新、宁冈２县群众以普遍起来，他们才渐渐死了心，懂得中央及省委上次主张建设宁冈大本营的政策是对的。如现在又马上改变，使４军重新走入转徙游动的道路，４军之改造必更困难。前次省委来信指出４军转战千里，近于流寇必须择地休息以资改造。此意非常正确，正在遵照执行，不宜轻率变动。
２．在敌情方面，湘省敌人非常强硬，实厚力强，不似赣敌宜攻，赣敌被我连败４次，其胆已裂且受我释放俘虏影响，军心大摇。计尚能作战者仅王均之第７师，１师与１团驻萍乡，２团驻９江、南昌，料其难于抽调，抽调来攻，亦用适当武略战而胜之。湘敌则不然，与我交手５６次以上，仅能将其小部击退，而敌毫无所损，顽强如故。故为避免硬战计，此时不宜向湘省冲１（击），反转更深入敌人的重围，恐招全军覆灭之祸。３．宁冈能成为军事大本营者，既在山势既大且险，路通２省，胜固可以守，败亦可以跑，且敌人绝对无法把我围着，若加上各县党与群众的基础，实在可以与敌人作长期的斗争，若此刻轻易脱离（宁）冈，“虎落平阳被犬欺”，４军非常危险。４．此种主张决非保守观念，过去全国暴动，各地蓬勃１时，１旦敌人反攻，则如水洗河，１败涂地。此皆不求基础巩固，只求声势浩大之故。我们此刻力矫此病，１面为军事建立１个大本营，１面为湘赣２省暴动前途建立１巩固基础，现我们全力在永新、宁冈工作，日有进步，并向莲花、安福及吉安西南端推进，深入土地革命，创造地方武装，再能有１天工（功）夫，敌人再来进攻，颇有胜的把握。５．从经济上说，４军人数如此之多，每日菜金节俭需要现洋７百元。湘南各县焚杀之余，经济破产，土豪打尽。朱部自２月抵耒阳时起，既未筹到１文，仅靠卖烟土吃饭，此刻到湘南去解决经济困难，乃是绝对的不能，真正解决目前经济问题，只有在湘赣边才有法想。６．伤兵增至５百，欲冲往湘南去，则军心瓦解，不去又不可能，此亦最大困难问题之１。但是，湖南省委巡视员不顾永新联席会议决议，只是机械地执行湖南省委的命令，乘红２８团、红２９团开到酃县，毛泽东、宛希先还在永新之际，附和红２９团欲回家乡的意见，连同红２８团１起拉向湘南。红２８、２９团打郴州先胜后败，红２９团被打散，损失严重[小人物未敢忘忧国：２９团只副营长萧克带回１个连，２８团２营长袁崇全叛变，红４军参谋长、２８团团长王尔琢同志壮烈牺牲]。在永新的毛泽东，得到湘南红军大队失败的消息，召开边界特委紧急会议，决定留红３１团１营和袁文才、王佐固守井冈山，自己率红３１团３营前往湘南迎还红军大队。敌军乘机占领井冈山根据地的平原地区，大肆烧杀，竭力摧残，造成严重后果，加上红军大队在湘南的严重损失，史称“８月失败”。……１９２８年７月中旬，湖南省委代表杜修经等人，不顾红４军永新县联席会议关于红４军不宜去湘南，应继续在湘赣边界开展有机战争的正确决定，将２８、２９团拉往湘南。８月中旬，在打郴州惨遭失败，既所谓“８月失败”。毛泽东指挥３１团，在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援下，用４面游击的战术，将敌人１１个团围困在永新城附近达２５天之久。当得知郴州失利的消息后，毛泽东立即召开连以上干部紧急会议，决定留３１团团部和１营坚守井冈山，由毛泽东率３１团３营去湘南迎还红军大队。
周恩来的“党中央２月来信”导致毛泽东第１次被迫离开红军前委领导岗位（２）
小人物未敢忘忧国
罗钟磬著《用兵如神的毛泽东》：因此，他留下１部分指战员会同袁文才、王佐２部守卫井冈山，自己则亲自率领另１部人马前往桂东，去寻找据说已从湘南退向桂东的主力部队。终于，１９２８年８月２３日，毛泽东和朱德见面了。２位老搭档紧紧握手热泪盈眶，２支部队互相拥抱悲喜交集。彼此分别虽说只有１个多月，但大家都有“１日不见如隔３秋”之感。是呀，谁能离开谁呢？分兵冒进，只能处处挨打，能活着再见，已是万幸了。１切都不出毛泽东之所料。７月１２日朱德率部攻克酃县后，即带队按原计划回师宁冈。谁知走到沔渡，传令兵纵马来报：２９团不愿走了，吵着要打回老家去。 “老龚在那里干什么？”朱德浓眉紧蹙，“告诉军委的同志，无论如何要想法子稳住部队，开到这里来，就在沔渡开军委会议。”
陈毅和军委２位负责人左劝右劝，好不容易将２９团拉到了沔渡。军委会议上，双方争吵得面红耳赤拍桌打椅。
“你这是发蠢么！”陈毅忍了好多天的火气终于爆发了。他敲得桌子咚咚响，冲着２９团党代表龚楚，大嗓门打锣似地当当响：“作为党代表，你纵容思乡战士的错误意见，把他们往死路上引，你的党性原则都哪里去了？”“要讲党性原则，就应该听省委、中央的！”杜修经也发火了，“你们目无上级，到底想干什么？要另立中央搞独立王国吗？”“谁正确就听谁的。”２８团团长、军参谋长王尔琢口气比较温和，但态度却十分强硬。 “我赞成，”朱德１改平日宽厚和蔼的脾性，涨红着脸说，“去年４月陈独秀以中央名义下令工农武装交出武器自己去送死，你也听么？要不是毛委员坚持武装斗争找到了１块立足之地，我们能站得住脚吗？不错，谁对听谁的。象湖南省委这次的错误决定，决不能执行。我们要听毛委员的！”“对，听毛委员的！”许多张嘴同时吼道。 “好吧，你们只听毛泽东１个人的，我听省委的，听中央的！”杜修经振振有词地说，“中央从全局利益出发，确定湘南是湘、鄂、赣３省暴动的中心。你们从小山头的利益出发，拒不执行上级的命令。你们怕死我不怕死，我坚决执行进军湘南的决定。老龚，你说说，到底是他毛泽东１个人说了算，还是省委、中央说了算？”龚楚说：“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局部利益服从全局利益。我２９团全体指战员坚决服从上级命令。”“说得倒蛮漂亮呦！”陈毅１针见血地说：“宜章１过就是你的家乡，怕莫是你也染上了相（乡）思病吧？领着大部队，骑着大白马衣锦还乡，多神气多光宗耀祖啊。”“你……血口喷人！”龚楚恼羞成怒了。 “我血口喷人不要紧喔，只怕有人革命动机不纯，有朝１日反口咬人，可不得了喔。”陈毅真是快人快语，谈锋犀利而不失幽默，连毛泽东也常常让他３分，龚楚岂是他的对手！几句话直刺龚楚要害。龚楚呐呐了半天，竟１句话也说不出来了。争论的结果，军委以压倒的多数否决了向湘南进军的意见。杜修经和龚楚只好表示服从。但是回去之后，他们阳奉阴违，加紧暗中策划和鼓动２９团打回湘南去。终于在第２天黎明时分，将部队悄悄拉走，开往湘南去了。天亮以后，朱德才知道２９团已悄然开拔。他气得脸色铁青：“司号员，吹号集合！”２８团官兵和军委干部们列队整齐，听候军长的调遣。 “２９团被裹胁而去，官兵动摇思家，士气低落，又在敌情不明的情况下孤军深入湘南，会有全军覆没的危险。”朱军长扼要地分析了１下情况，便果断地发出了命令：“立即出发把２９团追回来！”７月２４日　，朱德用了十天的时间，好不容易才在郴州追上了脚底擦油、归心似箭的思乡农军。但已迟了１步：他们遇到了范石生部的无情阻击。朱德别无选择，只好挥兵接战，与老对手范石生大战郴州城。朱德先胜后败，引军后撤，用盘旋打圈子的老办法甩开敌人。谁知２９团竟不听号令，擅自掉头跑向宜章老家，怎么拦也拦不住。结果，１部散落在郴宜各地，１部被龚楚领回老家乐昌，被当地土匪胡凤章消灭。龚楚只身逃脱，后来果然应验了陈毅的预言，投靠国民党，成为臭名昭著的叛徒。朱德好不容易收集了２９团的残余部队，仅剩下不到百人，然后率部打下桂东，攻下桂东县城后，总算碰上了前来接他们的毛泽东。所幸２８团损失不大，与井冈山来的部队回合后，既决定经崇义、上犹重回井冈山。谁知祸不单行。部队到崇义时，营长袁崇全又率１步兵连１炮兵连叛变。团长王尔琢急如星火，飞马追赶而去，跑了７、８里才追上了他们。王尔琢越过队伍，插到前面，横马挡住去路。他严厉地叱责了袁崇全的背叛行为，硬是凭３寸不烂之舌，说服了２连官兵。２位连长惭愧地承认了错误，率队返回驻地。但是，老羞成怒的袁崇全居然狗胆包天，举起手枪对准了团长的背心。他勾动了扳机。枪声响了。王尔琢微微１怔，捂住胸口，从马背上栽倒下来。这位能征善战的“智多星”于枪林弹雨中出生入死破关斩将雄姿英发，没想到却牺牲在自己部属的枪口下。这罪恶的枪声，深深震撼着毛泽东的心。从苏先骏的叛变到陈浩的投敌，从邱国轩的反戈到宜章农军的开小差，无不使毛泽东痛感用共产主义思想改造这支部队的必要。几个月后，他用沉重的笔写道：“红军成分，１部是工人、农民，１部是游民无产者。游民成分太多，当然不好。但因天天在战斗，伤亡又大，游民分子却有战斗力，能找到游民补充已属不易。在此种情况下，只有加紧政治训练的１法。”是的，１定要加强政治教育，１定要多打胜仗。加强教育可以使官兵看到远大的前程，多打胜仗可以让战士看到现实的希望。军队绝不仅仅是打仗的工具，他们是由人组成的。决定战争胜负的因素是人的因素。而这些人，必须是有政治远见、有革命理想和崇高献身精神的人。只有这样的人组成的军队，才是有希望的军队，而有希望的军队胜不骄、败不馁，才能最后成为无坚不摧的滚滚铁流。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研究员黄允升等著《毛泽东与中共早期领导人》：
[１９２８年]　８月２３日　，毛泽东在湖南桂东县城同朱德、陈毅会面，随后，前委召开扩大会议，总结了“８月失败”的教训，批评了杜修经等人的错误，决定红４军主力重回井冈山，继续坚持罗霄山脉中段的政权。这次会议还取消了前委，组织行动委员会指挥军事行动，以毛泽东为书记。（后在１１月间，根据中央指示，成立中共中央红４军前敌委员会，毛泽东任书记）。受毛泽东批评过的杜修经，在这年１２月１１日到上海向李立３等中央领导人[小人物未敢忘忧国：“８月失败”是十分惨重的，教训也是十分深刻的。这里无需讳言，湖南省委及特派员杜修经贯彻执行的是中央领导人的指示精神。这１点，由杜修经直接向李立３等人汇报１事即可得出结论，按常理来讲，如果杜修经执行的是湖南省委地方的指示精神，如果他本人是由湖南省委派出的，那么杜修经只需向湖南省委汇报，而不需要他直接向李立３等中央领导人汇报。这里的李立３等人的“等”里是不是包括周恩来呢？按常理应该有他在场，因为，周恩来是主要负责军事工作的领导人。]报告红４军发展和“８月失败”的情况时，也十分钦佩地说：在红４军的负责同志中“坚决的有计划把握奋斗精神的要算是润之同志”。 “８月失败”事件的主要责任者是湖南省委及巡视员杜修经，但红４军内部也有责任，它表明了在井冈山时期红４军内部在红军建设和根据地建设等问题上就已经有了认识上的分歧。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转战赣南闽西的过程中，红军的环境相当艰苦。部队中，包括领导层中，对有些问题的认识产生了分歧。这时，刚从苏联回国的刘安恭，由中共中央派到红４军工作，担任临时军委书记兼军政治部主任，对毛泽东从实际出发的１些正确主张任意指责。这就促发了红４军党内关于建军原则的１场争论。
[小人物未敢忘忧国：这段话，淡化了１个关键问题：刘安恭是带着尚方宝剑既中央２月来信和中央的意见，由中央派到红４军去的。中央２月来信，为周恩来所为；中央９月来信，亦是周恩来所为；中央所派刘安恭，是不是周恩来所为呢？各种史料只提中央所派，而不提到底是何人所派。毫无疑问，中央来信是周恩来所写这１历史事实，足以证明那１段时间周恩来是经常以中央名义发号施令的。刘安恭，４川人，曾与朱德１起在德国留学，曾在苏联学习军事，朱德策动４川军阀杨森部队响应国民革命军的北伐战争时，刘安恭也在杨森部队当参谋，１９２９年４月，刘安恭是带着中央“２月来信”到闽西的。]５月底，毛泽东在福建永定县湖雷主持召开中共红４军前委会议。会上，就党对军队领导问题发生争论。争论的焦点是红４军内是否仍要设立军委。１种意见认为，“既名４军，就要有军委”，指责前委“管得太多”，“权利太集中”，是“书记专政”，有“家长制”。１种意见认为，当前前委的领导工作中心仍在军队，“军队指挥需要集中而敏捷”，由于战斗频繁和部队经常转移，由前委直接领导更有利于作战，不必设立重叠的机构。并批评在前委之下、纵队之上硬要成立军委实际上是“分权主义”。争论中意见未能统１，前委书记难以继续工作。　６月８日　，毛泽东在上杭县白砂召开的红４军前委扩大会议上１度以书面提出辞职。会议以压倒多数票通过取消临时军委的决定，刘安恭的临时军委书记自然免除。但争论的根本问题仍未解决，少数人还把党内分歧意见散布到１般指战员中去，情况日益严重。会后，第１纵队司令员林彪给毛泽东写信，请江华转交。江华后来回忆说：“当天夜里，林彪给毛泽东同志送来１封急信，主要是表示不赞成毛泽东同志离开前委，希望他有决心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
毛泽东根据前委“各作１篇文章，表明他们自己的意见”的要求，于６月１４日　给林彪写了回信，并送交前委。复信从历史和环境２方面考察红４军党内存在的问题和争论的原因，归纳为“个人领导与党的领导”、“军事观点与政治观点”、“流寇思想与反流寇思想”、“形式主义与需要主义”、“分权主义与集权”等十４个问题。指出红４军还没有能建立起党的绝对领导的原因是：第１，红４军的大部分是从旧军队脱胎出来，便带来了１切旧思想、旧习惯、旧制度；第２，这支部队是从失败环境中拖出来结集的，原来党的组织很薄弱，因此造成了个人庞大的领导权；第３，１种形式主义的理论从远方到来。复信批评了不要建立巩固的根据地的流寇思想，指出：流寇思想历来在红军中是很厉害的。流寇思想产生于４军中的游民成分，党与这种思想曾经作过许多的斗争，但它的尾巴至今还存在，这种思想影响到城市政策与红军军纪。复信还指出：红４军中向来有些同志偏于军事观点，同站在政治观点即群众观点上的人的意见不合。复信指出：“４军党内显然有１种建立于农民、游民、小资产阶级之上的不正确的思想，这种思想是不利于党的团结和革命的前途的，是有离开无产阶级革命立场的危险”，必须“克服这种思想，以求红军彻底改造”。这封信，是总结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建设经验的重要文献，系统地提出了党对红军的绝对领导和红军建设的１系列根本原则，为半年后起草古田会议决议打下了初步基础。
　６月２２日　，中共红４军第７次代表大会在龙岩城内召开。毛泽东在会前曾向前委提出建议：通过总结过去斗争经验的办法达到统１认识，红军建设中存在的主要问题，以提高红军的政治素质和战斗力。这个建议没有被采纳。
红４军７大由陈毅主持，号召“大家努力来争论”。代表们围绕从井冈山斗争以来的各方面的问题进行讨论。会议所作的决议对许多具体问题的结论是正确的或是比较正确的，但错误地否定了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党对红军领导必须实行集权制（当时对民主集中制的称谓）和必须反对不要根据地的流寇思想的正确意见。通过的决议说：“流寇思想与反流寇思想的斗争，也不是事实”。会议认为，毛泽东是前委书记，对争论应多负些责任，给予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大会改选了红４军党的前敌委员会，在选举前委书记时，由中共中央指定的前委书记毛泽东没有当选，陈毅被选为前委书记。毛泽东在会上最后发言说：现在还是要根据我们历来的实际斗争中间的经验，加强这个政治领导，加强党对红军的领导，军队要作群众工作，要打仗，要筹款；至于会议对我个人有许多批评，我现在不辩，如果对我有好处，我会考虑，不正确的，将来自然会证明他这个不正确。会后，毛泽东被迫离开红４军的主要领导岗位，到闽西特委指导地方工作。
７月上旬，毛泽东以红４军前委特派员的身份到闽西指导地方工作。那时，闽西特委正准备在上杭县蛟洋召开中共闽西第１次代表大会。[……]
会议后期，毛泽东因疟疾病倒了，由上杭蛟洋转移到苏家坡。以后，又到永定县金丰山区养病。[……]红４军攻克上杭县城后，在９月下旬召开中共红４军第８次代表大会，并致信毛泽东要他出席大会。据陈毅回忆，毛泽东回信说：我平生精密考察事情，严整督促工作，这是陈毅主义的眼中钉，陈毅要我作‘８边美人４面讨好’，我办不到；红４军党内是非不解决，我不能随便回来；再者身体不好，就不参加会了。回信送到上杭，前委给了毛泽东党内“警告”处分，并要他马上赶来。毛泽东只得坐担架到上杭。但他赶到时，会议已经结束。大家见毛泽东确实病得很重，让他继续养病。[……]这以后，毛泽东留在上杭临江楼继续治病。经过１位名医吴修山十多天的治疗，病情明显好转。正逢重阳节，看到院中黄菊盛开，填了１首《采桑子•重阳》[……]
十月下旬，毛泽东随闽西特委机关撤出上杭县城，转往苏家坡，又修养了１个多月。
毛泽东这次病得很重。在转往苏家坡的途中，他对曾志说过：看起来我这个人命大，总算过了这道“鬼门关”。国民党却造谣说，他已死于肺结核病。共产国际在莫斯科也听到毛泽东病故的误传，第２年初在《国际新闻通讯》上发了１千多字的讣告，对毛泽东作出很高的评价：
“据中国消息：中国共产党的奠基者、中国游击队的创立者和中国红军的缔造者之１的毛泽东同志，因长期患肺结核而在福建前线逝世。”“这是中国共产党、中国红军和中国革命事业的重大损失。”“毛泽东同志是被称之为朱毛红军的政治领袖。他在其领导的范围内完全执行了共产国际６大和中共６大的决议。”
“作为国际社会的１名布尔什维克，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坚强战士，毛泽东同志完成了他的历史使命。”　　
周恩来的“党中央２月来信”导致毛泽东第１次被迫离开红军前委领导岗位（３）
小人物未敢忘忧国
《从井冈山走进中南海•陈士榘老将军回忆毛泽东》：
１９２９年６月下旬，中共红军第４军党的代表大会在福建龙岩召开，这次大会的错误，竟导致了毛泽东１度离开对红军的领导岗位，和朱毛的暂时分离。在红４军党的７大前后，有１个人特别活跃。他以留学莫斯科为牌子，为中央所派，又常常以中央代表自居到处指手划脚。他到处探听红４军上下尤其是领导层内部的情况。终于他闻到了１点“气味”，于是，手握１把尚方宝剑，上下挥舞。他的名字叫刘安恭，在莫斯科喝过洋墨水后，由中央派往红４军工作的。在１９２８年的８月失败中，红４军和根据地遭受到严重损失，红４军领导人也因此受到军代表大会的处分。但由于没有从思想上认清错误的根源，虽然时过半年，内心里仍有１种难以言表的隐痛。刘安恭闻之暗喜，深表同情，并以钦差大臣的口气说道：毛泽东也太霸道了！　１９２９年２月７日　，党中央有１封信给润芝（既毛泽东）、玉阶（既朱德）的信，既人们常说的中央２月来信。这封信要红４军将“武装力量散入各乡村去”，要朱、毛“离开部队来中央”。 [小人物未敢忘忧国：中央２月来信，是周恩来所写，以中央名义所发，已是定论。好事１定要提周恩来的名字，错事绝对不提周恩来的名字，１般用中央或党中央的称谓来代替，这是很多文章的通用办法，陈士榘老将军也未能免俗。]对这个明显不符合实际情况的决定，毛泽东首先表示不同意见，在他主持的前委会议上，绝大多数同志也不赞成中央的决定。并且，以前委名义写回信给中共中央。刘安恭乘机抓住“中央来信”这件事大做文章，责难毛泽东：对抗中央决定，搞书记专政，这是不允许的！他俨然以中央代表的身份大发宏论，主张按照中央指示，立即分散红军。１时，红４军领导人视刘安恭为得力助手[小人物未敢忘忧国：文中“红４军领导人”应为朱德。这可由本节文字的小标题看出。小标题为：由于复杂原因，朱德和毛泽东的关系，就如井冈山会师前的道路１样，经历了１段曲折，使得２人１度分离，同时也倍尝了苦果。]，并鼎力荐举刘安恭担任红４军临时军委书记兼政治部主任的要职，使他成为红４军举足轻重的第３号人物。刘安恭被冠以红４军主要领导人的头衔后，表现得更加狂傲无忌。他耸人听闻地说：红４军领导层存在着拥护中央和反对中央的２大派，我们只能站在中央这１边！但是，刘安恭肆意煽动和制造领导层分裂的做法，在红４军内也引起了强烈的不满。后来在人们的再３要求下，，于上杭白沙召开的前委会议上，终于免去了他的临时军委书记兼政治部主任的职务，改任第２纵队司令的职务。这时他恼羞成怒，更加放肆地攻击毛泽东自立原则，对抗中央，并摆出势不２立的架式，在红４军党内演出了１场逼毛离队的闹剧，弄的毛泽东无法继续主持前委工作。在白沙会议毛泽东提出：“前委在组织上的指导原则根本发生了问题（同时造成了全党的问题），完全组织不起来，”因之他不得不“请求马上斟换书记，让我离开前委。”红４军党的“７大”就是在这种不正常的情况下召开的，虽然起到了停止争论的作用，但主要问题并没有解决。刘安恭等人将整个红４军搞得乌烟瘴气，人心慌慌。他们把红４军党内上层的矛盾１直搞到基层去。当时在部队中展开了１场所谓去毛留朱、去朱留毛或朱毛均去的大讨论。２纵队１部分人主张去毛留朱，另１部分主张去朱留毛；１纵队和３纵队主张朱毛都不能去。当时我在３纵队第７支队当参谋长，支队上下都坚决主张朱德和毛泽东都不能走：朱毛１走，群龙无首，部队要出问题。我们要求红４军前委应该迎接毛泽东复职。但是有人却以这就成了“欢迎家长”为理由加以拒绝。直至１９２９年８月召开红４军党的“８大”时，毛泽东还没有能够回到前委来。由于红４军党的“７大”没有解决主要问题和毛泽东被迫离队，红４军党内外的极端民主化、流寇主义等倾向严重泛滥。在“由下而上的民主制”的口号下，搞成了１切问题包括行动计划，请调工作等都要经过群众大会讨论，党和红军组织涣散无力，当时，陈毅去中央汇报，前委只剩朱德１人，工作被动应付，政策上屡屡出现失误，士兵逃跑逐日增多。尤其是刘安恭所在的第２纵队，逃兵最多，而且发生了１系列的政治事故。在“７大”后的４个多月里，由于红４军１度放弃了创建赣南、闽西根据地的重要工作，给革命造成了损失。
……令人庆幸的是，陈毅去上海汇报后，在以周恩来起主要作用的党中央领导下，红４军主要领导人终于取得政治方向上的１致认识，按照中央“９月来信”的精神，维护朱德、毛泽东的威信，请毛泽东回前委主持工作。
１９２９年８月底，陈毅到上海向中央汇报工作。当时主持军委工作的周恩来，在听了陈毅关于红４军内部情况的汇报后，和他作了多次谈话，并委托陈毅代中央起草１封给红４军前委的指示信。　９月２８日　，陈毅按照周恩来的谈话和军委会议的精神，起草了《中共中央给红４军前委的指示信》后，经周恩来审定。
这封中央的“９月来信”，正确地分析了当时的政治形势，肯定了毛泽东关于“工农割据”的思想，指出先有农村红军，后有城市政权，这是中国革命的特点，也是由于中国的经济基础所决定的。来信支持毛泽东关于红军的行动策略和建设１支坚强的无产阶级军队的正确主张，规定了红军的基本任务，并提出要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和纠正１切不正确的倾向。９月来信，周恩来的杰出见解，是中央第１次对２年来红４军建党建军的重要经验的肯定，这对于统１红４军内的思想认识，开好古田会议，起了重要的作用。
[小人物未敢忘忧国：笔者前面说到，错事１定要回避周恩来的名字，好事１定不会漏掉周恩来的名字。不仅如此，而且要大加赞扬，中央“９月来信”，有周恩来１功，这里陈士榘将军就用了“经周恩来审定”、“杰出见解”等褒奖之词。毛泽东的“错误”可以批，周恩来的错误却不能提，这实在是当今中国的１大怪现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研究员黄允升等著《毛泽东与中共早期领导人》：
中共中央　２月７日　写给毛泽东、朱德并转湘赣边特委的指示信，仍强调城市工作的重要，同时对在农村的红军前途作了悲观的分析，要求红４军前委“应有计划地有关联地将红军的武装力量分成小部队的组织散入湘、赣边境各乡村中进行和深入土地革命”，认为这样才能“避免敌人目标的集中和便于给养和持久”。指示信还指出，中央从客观方面考察和主观的需要，“深信朱、毛２同志目前有离开部队的必要”，[小人物未敢忘忧国：“８１”南昌起义，周恩来博得了打响第１枪的美名后，当起义失利，他就“离开”了部队，去了大城市。是朱德、陈毅历经千辛万苦带部队投奔了毛泽东，上了井冈山。]１方面“不仅不会有更大的损失，且更便利于部队分编计划的进行”，１方面“到中央后，更可将１年来万余武装群众斗争的宝贵经验，贡献到全国以至整个的革命”，“２同志得到中央决定后”，“应毅然地脱离部队速来中央”。　　
中央这时下了决心要分散红军和调朱、毛出来。１方面，派中央军事部罗寿南携带分编计划具体方案到赣南寻找红军，以贯彻中央的决定。另１方面，中央于２月１６日　致信广东省委，说目前朱德、毛泽东领导的红４军很难形成１个大的割据局面，要派人找到朱毛红军，设法使朱毛立即离开部队和“危险地”。为确保安全通过国统区，转移敌人视线，“现在即设法，由公开的通讯社或报纸向（国内发）消息，说朱毛已经打死，或说朱毛已经（出国）的地方如南洋或安南”。那时，上海《申报》果然登了１条南昌通讯：“顷据第７师司令部消息，吉潭１战，匪徒被枪击死者５百余人，朱毛或死或逃，正侦察中”。这个消息当然是讹传，朱德、毛泽东既没有被打死，也没有逃亡，他们仍然在坚持创建根据地的斗争。中央为了调朱、毛出来，可谓费尽了心思。
……
尽管中央后来不再坚持“２月来信”要分散红军和调朱、毛出来的意见，但来信中的１些悲观情绪和不正确的观点，在红４军党内１部分同志中间产生了不良影响。“２月来信”要求分散游击，就是红４军内那些主张分兵游击、不愿做根据地艰苦工作的同志有了依据，增加了争论的借口。有的同志还利用“２月来信”认为毛泽东不服从党中央的决定，要求毛泽东只管党务，不要管军事。于是红４军领导人之间的分歧有了发展。中央所派的军事部长罗寿南，于　４月１１日　在于都出席红４军前委扩大会议，除贯彻中央２月来信指示外，还转告中央领导的指示：在统治阶级稳定时红军要分散，革命高潮时红军要集中。这正好与红４军从实际出发的行动方针相反。所以，罗寿南的到来，又引起了红４军内部关于行动方针的争论。
１９２９年５月上旬，李立３、周恩来等派刚从苏联学习军事回来的刘安恭到红４军工作。他的到来，又使红４军内部的争论进１步加剧。刘安恭刚到红４军，就受到军部重视，前委任命他为红４军政治部主任，临时军委书记。虽然他有指挥经验和军事才能，并在后来１０月间的东江战役中英勇牺牲，但他在红４军党内这场争论中起了很不好的作用。　　
[小人物未敢忘忧国：这是我看到的直接说出刘安恭是由何人所派，并直接说出周恩来的名字的文章。此处还有１个问题，就是刘安恭的临时军委书记和红４军政治部主任的职务是中央任命的还是红４军前委任命的，需要读者分析。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刚从苏联回国的刘安恭，由中共中央派到红４军工作，担任临时军委书记兼军政治部主任”。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研究员黄允升等著《毛泽东与中共早期领导人》：“刘安恭刚到红４军，就受到军部重视，前委任命他为红４军政治部主任，临时军委书记”。《从井冈山走进中南海•陈士榘老将军回忆毛泽东》：“红４军领导人视刘安恭为得力助手，并鼎力荐举刘安恭担任红４军临时军委书记兼政治部主任的要职，使他成为红４军举足轻重的第３号人物”。]
张宗逊著《从秋收起义到古田会议》：
真理只有在实践中检验，领袖在斗争中成长。毛委员的许多英明预见和斗争策略，那时还没有被绝大多数人所认识。１９２９年６月下旬，红４军在龙岩召开第７次代表大会，会上领导层对建军的方向、政策产生了分歧。争论的焦点是建设１只什么样的军队？党的领导到底是只管政治不管军事还是把军队置于党的绝对领导之下。我虽参加了这次会议，但由于当时在政治上还很幼稚，没有独到的见解，会上没有发言。这次会议，争论的很激烈，没有统１的意见。通过选举，陈毅当选唯前委书记，毛泽东只当选为前委委员。７大之后，毛委员离开红４军到蛟洋去养病，陈毅到上海向党中央汇报，朱德主持红４军的工作。　　
９月下旬，红４军在上杭又召开了８大，我参加了大会，这次会议仅讨论了当时的具体工作，对重大问题没有展开讨论。
陈毅同志９月到上海之后，向党中央当时担任军事部长并主持军委工作的周恩来同志作了汇报。周恩来在听取汇报中联系整个红军建设的经验，针对红４军存在的问题，作了详细的指示，并委托陈毅根据他谈话的内容和中央军事会议的精神，代中央起草１封《中共中央给红４军前委的指示信》（以后简称为“９月来信”）。１１月初，陈毅从上海返回部队。根据中央指示，毛泽东在陈毅的陪同下，于　１１月２６日　到达长汀，重新回部队工作。２８日召开前委会议，决定为召开红４军党的第９次代表大会作准备工作。
周恩来的“党中央２月来信”导致毛泽东第１次被迫离开红军前委领导岗位（４）
小人物未敢忘忧国
《中国共产党的７十年》：
红４军内部和领导者之间出现了１些不同看法。（１９２９年）　６月２２日　在福建龙岩召开的中共红４军第７次代表大会上，围绕着要不要设立军委的问题发生了争论。当时担任红４军秘书长的江华回忆道：“要不要军委的争论虽然解决了，但是在这个问题背后的关于党和军队关系的争论，仍未得到解决”。“在这场争论中，军内存在的单纯军事观点，流寇思想，极端民主化和军阀主义残余等非无产阶级思想有所抬头。”这些争论的产生，根源仍在红军人员主要来自农民和旧军队，要改变他们原有的观念和习惯需要有１个过程。由于红４军党的７大没有能在这些问题上统１认识，原由中共中央指定的前敌委员会书记毛泽东在改选时只被选为前委委员，没有被选为前委书记。毛泽东离开前委领导岗位，到闽西特区所在地上杭县的蛟洋帮助指导地方工作。
　１９２９年８月２１日　中共中央发出周恩来起草的给红４军前委的信，对这次大会提出批评。１９２９年９月２８日　，中共中央再次发出给红４军前委的指示信。对红４军党内发生的争论作出了明确的结论。要求红４军前委和全体指战员维护朱德、毛泽东的领导，毛泽东仍为前委书记。
郭化若《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的时候》：
１９２９年１月，朱毛率领红４军主力进攻赣南，相继开辟了赣南、闽西根据地，后来２块根据地连成１片，发展为中央革命根据地。出现了“红旗跃过汀江，直下龙岩上杭，收拾金瓯１片，分田分地真忙”的新局面。
随着革命的发展，也产生了１些新的问题。由于征战中伤亡较大，中下级军官及各级政治工作人员“损失太多”、“十分缺乏”，同时部队及党内涌进大量的农民和小资产阶级分子。党和部队组织状况的复杂化，带来了思想状况复杂化，农民和小资产阶级思想倾向，旧军队中的封建制度的思想和习惯，逐渐滋长起来，突出表现为单纯军事观点、流寇思想、军阀主义残余、极端民主化等泛滥。对党代表制度和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也有人产生了动摇。
党内和军内１些同志的主张和意见分歧，由于下山以来长期在紧张、艰苦的环境中转战，未能尽快解决。５、６月间，又因在要不要取消红４军军委问题上发生了争论。加上刘安恭、林彪等人使争论公开化，影响了内部的团结。
毛泽东同志对红军下山以后，在复杂环境中逐步发展起来的非无产阶级思想倾向的表现，早有所察觉。　６月１４日　，他写了１封党内通信，把红军党内错误思想和问题，概括为１４条，强调最主要是党的领导问题，红军的个人主义与小团体主义的滋长，对于加强党的领导极为不利。并将这封信登在《前委通讯》第３期上，想说服不同意见的同志，统１党内思想认识。１９２９年春我从莫斯科回国，８月２日到福建龙岩找到红军，先在第２纵队任参谋，后任参谋长。当我到２纵不久就读到了毛泽东的长信。当时部队打骂士兵、虐待俘虏、军阀习气到处都有，毛泽东的文章言之有据，分析深刻，我感到很有道理，很符合部队的实际，毛泽东的观点完全正确。
但是，毛泽东同志的正确意见，在当时并不能为多数人所接受，红军中的争论不仅没有停止，反而更甚。３打龙岩后，暂时有了１个安定的环境，　６月２２日　便召开了红４军７次党代表会议，企图用会议形式解决争论问题。第４纵队长傅柏翠告诉我，开“７大”的头天晚上总前委开了扩大会，他晚到了十多分钟，会议已经是陈毅在主持。林彪给前委写了１封信，油印散发给到会的人。信是拥护毛泽东的。朱毛在会上没有怎么讲话，朱德在个别问题上作了点解释。会上有的批朱，有的批毛，最后推荐第２天大会主持人是陈毅。“７大”开了１天，陈毅把头天晚上大家的发言意思综合起来，作了报告，之后有几个发了言，没有怎么讨论就结束了。大会最后选举红４军前委书记时，为中央指定前委书记的毛泽东未能当选。 “７大”以后，毛泽东离开了前委领导岗位，到蛟阳指导闽西特委工作，陈毅去上海向中央汇报工作。前委领导只剩朱德１人，担子很重应付不开，红４军政治工作大为削弱。基层干部战士非常惦念毛泽东同志。出击闽中失利后，部队出现了思想混乱。９月下旬，朱德主持在上杭太忠庙召开了红４军党的“８大”，会议“无组织状态的开了３天”。“当时前委什么都是民主，大家要怎么干就怎么干”，自然毫无结果。“８大”后转战东江部队又遭受大的挫折，部队中包括朱德同志在内的１部分同志，认识到不加强党的建设不行，毛泽东的领导是正确的，红４军的工作离不开毛泽东。朱德曾写信要毛泽东回来，毛泽东回信说：“不肃清××主义我不回来。”这封信我看过。红４军“８大”前开了１次前委会，对要不要毛泽东回来的问题争论很激烈，我当时还不认识林彪，我问朱云卿“林彪来了吗？”朱云卿说：“这样的会，林彪从来不参加。”我便提出１个折中的方案，由我和彭祜还有东江的１位同志联名写信请毛泽东同志回来，重新主持前委工作。１０月底，陈毅从上海回来。陈毅在上海期间，如实地汇报了“７大”不同意见争论等问题，当时主持中央军委工作的周恩来认为毛泽东同志的意见是正确的，支持毛泽东回红４军前委工作。中共中央于　９月２８日　写完《给红军第４军前委的指示信》，交陈毅带回。朱德获悉后表示拥护。陈毅致信在上杭苏家坡的毛泽东，请他回前委工作。毛泽东同志于　１１月２６日　回到汀州，重新就任前委书记。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黄允升等著《毛泽东和中共早期领导人》：
在陈毅到达上海之前，　１９２９年８月１３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收到由福建省委转去的陈毅的报告和红４军党的７大决议案等（还包括毛泽东　６月１４日　给林彪的信和刘安恭等人的信件）后召集会议，就中共红４军前委内部发生分歧１事进行讨论。这次会议指出红４军党的７大决议案有些是正确的，有些则不正确；刘安恭的争论文章许多不符合事实，有意制造派别纠纷，要立即把他调回中央。李立３在会上说：还有１点中心问题要指出，现在国内斗争很激烈，党内纠纷应绝对禁止。刘安恭的问题就在这里，他尤其不应该在下面发展派别活动。前委不能解决的问题交来中央。集权与分权的问题也是重要的，目前１定要比较集中１点，不然军事行动就没有办法。周恩来根据中央政治局讨论的精神，起草了　８月２１日　《中央给红４军前委的指示信》。
……可惜的是这封信未能及时送到红４军前委。
８月下旬，陈毅抵达上海后，很快同李立３接上了头。李立３和陈毅过去是法国勤工俭学的老同学，后来１起被押送回国。他们２人相见甚欢。陈毅先向李立３报告红４军党的７大的情况。李立３听完陈毅的汇报后，表示尽快向政治局报告，并要陈毅写好几种上报的书面材料。这几个材料是：《关于朱德、毛泽东红军的历史及其状况的报告》、《关于朱、毛红军的党务概况报告》、《关于朱、毛争论问题的报告》、《关于赣南、闽西、粤东江农运及党的发展情况的报告》和《前委对中央提出的意见——对全国军事运动的意见及４军本身问题》，陈毅很快就完成了这个任务。
　８月２７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临时召开会议，李立３、周恩来等专门听取陈毅关于红４军党内问题的汇报。会上，陈毅对毛泽东作了很好的评价，说毛泽东“在政治上强”、“在政治上比较正确”，对于争论“能从政治上说明１切问题”，这次会议决定再召开政治局会议，作１详细报告。２天之后，８月２９日，中共中央召开会议，听取陈毅关于红４军全面情况以及红４军党的７大争论的详细汇报。出席这次会议的有向忠发、李立３、周恩来、项英、关向应。中共中央政治局听取了陈毅汇报后，鉴于红４军的经验和问题极为重要，决定由李立３、周恩来、陈毅３人组成委员会，提出决议到政治局讨论通过。３人委员会由周恩来召集。在将近１个月的时间里，３人委员会在中央８月指示信的基础上，进行了多次深入的讨论，并委托陈毅代中央起草给红４军前委的指示信。９月２８日　，这封指示信（通称“９月来信”）经周恩来审定后发出。……这时，毛泽东感到中央对他很大的信任和支持。毛泽东后来回忆曾说到：关于红４军的问题，李立３处理得好。就在１１月２８日这１天，他接连写信给中央和李立３。毛泽东在给中央的信上说：“我病已好，１１月２6日　偕福建省委巡视员谢同志从蛟洋到达汀州，与４军汇合，遵照中央指示，在前委工作，４军攻梅县失利，损失虽不小，但士气仍振奋，目前１时期当在福建境内工作。闽西已有80万赤色群众足以掩护红军，刘（和鼎）金（汉鼎）张（贞）等会剿，形势并不严重。现决整理１时期，即向刘张进击。”“４军党内的团结，在中央正确指导之下，完全不成问题。陈毅同志已到，中央的意思已完全达到。惟党员理论常识太低，须赶急进行教育。”信中除请中央将党内出版物寄来外，还请购书１批，并说：“我们望得书报如饥如渴，务请勿以事小弃置。”
……
毛泽东给李立３的信，更是充满了友谊之情。信的全文是：多久不和你通讯了，陈毅同志来才知你的情形。我大病３个月，现虽好了，但精神未全复元。开慧和岸英等我时常念及他们，想和他们通讯，不知通讯处。闻说泽民在上海，请兄替我通知泽民，要他把开慧的通讯处告诉我，并要他写信给我。
我知识饥荒到十分，请你经常寄书报给我，能抽暇写信指导尤幸。独秀近来行动真是岂有此理，中央的驳议文件已经到此，我们当普遍地宣传。
从这封信可以看出，由于李立３支持毛泽东在红４军前委的工作，正确地处理了红４军党内的争论问题，引起了毛泽东对昔日战友深切的怀念。
[小人物未敢忘忧国：中央“２月来信”，是错误的，是周恩来所写，是周恩来起了关键作用，很多文章，只提党中央，而回避周恩来的名字；中央“９月来信”，是正确的，李立３同志是起了关键作用的，许多文章，只提周恩来的名字，把所有的功劳都记在周恩来的身上，却不提李立３同志的名字。功劳都是周恩来的，错误都是别人的，是不是很奇怪呢？]
（全文完——共分４次发表）

红色革命 · 注册时间: 2008-07-31 帖子: 8

周恩来与毛泽东被莫名其妙地开除党籍
小人物未敢忘忧国　　
周恩来不是中共创始人，也未参加过中共党的第１次代表大会，这是他无法和毛泽东相提并论的１个方面。但是他１直在大城市上海，住着洋房子里，有机会追随着几位领导人在中共中央工作，毛泽东却放弃这种机会（瞿秋白就曾经邀请毛泽东在中央工作，毛泽东执意要上山），心甘情愿地和工农大众相结合，脚踏实地的做实际工作。毛泽东在我党我军历史上几次受到不公正对待，都和周恩来有密切的直接关系，有些事情虽然不能说他负有主要责任，但是也不能回避他应该负有的重要责任。例如：８７会议决定去打长沙，毛泽东没有冒险去攻打长沙，而是审时度势地上了井冈山，中央政治局就于１９２７年１１月９日　在上海召开扩大会议，根据共产国际代表罗明纳兹的意见对毛泽东作了处分决定，说他“未能实现党中央的新策略，在政治上却犯了极为严重的错误”。于是，把他的中共湖南省委委员和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给撤掉了。
这次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周恩来是参加者，而且是主要负责军事工作的。对毛泽东的处分，周恩来是积极参与的，是赞成的。因为，周恩来对共产国际的意见１直是奉为圣旨的，积极响应，积极实施的。这也可以从中央“２月来信”的历史事实中得到充分的印证。这１观点请读者思考。至今还没有任何历史资料证明周恩来对此是持反对态度的。
中国共产党的军事力量在农村，中国共产党的军事负责人周恩来，对中国的第１个革命根据地的建立（既然说第１，那么，毫无疑问在当时也是唯１），无论是在建军指导思想、军队的政治教育、３大纪律８项注意的形成、红军的战略战术等等重大的政治的和军事的重大原则问题毫无建树，却在大城市里，住着洋房子，身着西服革履，吃着牛奶面包，对千里之外的井冈山革命根据地面临生死存亡考验正在艰苦奋战的红军遥控指挥，指手画脚，这难道不是周恩来的１大“创举”？这难道不是世界军事史上１件非常具有讽刺意味的事情？这难道不是１件发人深省的事情？
毛秉华著《天下第１山》：
党中央知道了毛泽东没有按照８７会议决定去打长沙，而是上了井冈山，就于　１１月９日　在上海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根据共产国际代表罗明纳兹的意见对毛泽东作了处分决定，说他“未能实现党中央的新策略，在政治上却犯了极为严重的错误”。于是，把他的中共湖南省委委员和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给撤掉了。接着，党中央派湖南省委特派员、湘南特委军事部长周鲁来井冈山传达中央决定。周鲁在传达时又走了样，说中央开除了毛泽东的党籍。
党籍被开除了，党代表不能当了，书记也不能当了，只能当师长。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
正当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取得蓬勃发展的时候，（１９２８年）３月初，中共湘南特委的代表周鲁来到井冈山，贯彻中央的“左”倾盲动政策。……１９２８年３月，中共中央决定湘东特委和赣西南特委“合并归湘南指挥”。周鲁是湘南特委军事部长、省军委特派员。他到井冈山后，根据中共中央上年十１月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决议和　十２月３十１日　给湖南省委的指示，指责井冈山“行动太右，烧杀太少”，没有执行所谓“使小资产变无产，然后强迫他们革命”的政策；批判毛泽东是“右倾逃跑”、“枪杆子主义”，并把中央开除毛泽东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的决定误传为“开除党籍”；取消以他为书记的前敌委员会，改组为不管地方只管军事的师委，以何挺颖为书记。这样，使毛泽东１度成为“党外人士”，不能担任前委书记和党代表，只能担任工农革命军第１师师长。
[小人物未敢忘忧国：读者可以仔细分析，以上这１段话，淡化了周鲁是奉中央之命，更确切地说是淡化了周鲁是奉中央主管军事工作的周恩来之命来到井冈山，传达和落实中央决定的这１历史事实，强化了周鲁个人行为的色彩。此事的关键不在于周鲁的误传，而在于中央的错误决定，在于中央军事负责人的瞎指挥。假设周鲁不误传中央决定，事情又能够好到那里去？]
　１９５６年９月１０日　,毛泽东在党的“８大”第２次预备会上讲：
“开除党籍了，又不能不安个职务，就让我当师长。我这个人当师长就不那么能干，没有学过军事。因为你是个党外民主人士了，没有办法，我就当了１阵师长。后来又说这是谣传，是开除出政治局，不是开除党籍。啊呀，我才松了１口气！”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中共党史资料（第４６辑）》：
１９６０年１２月，毛泽东过６７岁生日，和李敏、李纳、毛远新、汪东兴、叶子龙、林克等１起吃饭时，毛泽东从战国时期的张仪、苏秦２个宰相说起，１直讲到他自己从井冈山到中央苏区几次受压的事情。毛泽东说：“人就是要压的，像榨油１样，你不压，是出不了油的。人没有压力时不会进步的。我就受过压，得过３次大的处分。‘被开除过党籍’，撤掉过军职，不让我指挥军队，不让我参加党的领导工作。我就在１个房子里，２３年１个鬼也不上门。我也不找任何人，因为他们说我搞宗派主义，什么邓、毛、谢、古。其实我连邓小平同志的面也没有见过。后来说在武汉见过，但是我１点印象也没有，可能见过没有说过话吧！那时，给我戴过的‘帽子’就多了。说什么山上不出马列主义，他们城里才能出马列主义。可是他们也不调查研究，我又不是生来在山上的，我也是先在城市里，后来才到山上来的。说实在的，我在山上搞了几年，比他们多了点在山上的经验。他们说我１贯是右倾机会主义、狭隘经验主义、枪杆子主义等等。”
毛泽东还说：“那时我没有事情做，走路坐在担架上。做什么？我看书！他抬他的担架，我看我的书。他们又批评我，说我凭着《３国演义》和《孙子兵法》指挥打仗。其实《孙子兵法》当时我并没有看过，《３国演义》我看过几遍，但指挥作战时，谁还记得什么《３国演义》，统统忘了。我就反问他们：你们既然说我是按照《孙子兵法》指挥作战的，想必是你们熟读的了，那么请问：《孙子兵法》１共有几章？第１章开头讲的是什么？他们哑口无言。原来他们也根本没有看过！后来到陕北，我看了８本书。看了《孙子兵法》，克劳塞维茨的书看了，日本人写的军事操典也看了，还看了苏联人写的论战略、几种兵种配合作战的书等等。那时看这些书，是为了写论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是为了总结革命战争的经验。”
周恩来与宁都会议前后及毛泽东再１次被剥夺军权（１）
小人物未敢忘忧国
俗话说得好，秀才见着兵，有理说不清。毛泽东在井冈山所面对的从４面８方先后汇集到这里的是什么样的队伍呢？１支７百多人的秋收起义农民武装；１支２千多人的由朱德、陈毅率领的南昌８１起义的国民党部队；１支８千多男女老少组成的湘南起义部队；１支８百多人的由彭德怀、滕代远率领德平江起义的国民党部队；１支３百多人的由袁文才、王佐率领的绿林武装；１支３百多人的由张威、毕战云率领的国民党的投诚部队；１支几千人组成的万安农军和莲花红色独立团。朱德、陈毅、彭德怀、滕代远等是赫赫有名的将领，袁文才、王佐是响当当的地头蛇，内部矛盾尖锐复杂，队伍犹如１盘散沙，外部环境险象环生，强敌不断压境……。面对着这样的队伍，毛泽东不但把道理讲对了，而且硬是把道理讲通了，这实实在在是１件很不容易的事情。也就是毛泽东，还有谁人敢说可以承当如此重任？建军指导思想的确立，旧军队的改造，有革命理想、有钢铁纪律的红军不断的发展壮大，充满生机的革命根据地的日益扩大，鱼水情深般军民关系的培育……，这些毫无疑问地都凝聚着毛泽东的心血。红军“３大任务”，“政治工作３项原则”，“３大纪律６项注意”，“支部建在连上”，“党指挥枪”，红军游击战争“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基本原则，等等，这些关系到红军的前途和命运的重大原则问题，发明专利权都是毛泽东的，这些无１不是伟大的的创举。毛泽东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缔造者，这不是１句空话，不是泛泛而谈，是有着实实在在的、具体的、丰富的内容的。
临时中央在大城市里，住着洋房，吃着面包，高高在上，由于王明的错误路线，由于顾顺章的叛变，白区工作损失百分之百，他们在上海呆不下去了，不得已跑到了中央苏区。伍修权在《回顾革命史难忘毛泽东》１文中就说过：“这事本身就具有讽刺意味，１面批判否定毛泽东的思想主张，１面不得不投靠毛泽东创建的革命根据地来立足存身”。罗钟磬在《用兵如神的毛泽东》１书中说：“１９３３年１月，中央机关被迫从上海迁到赣南苏区，在他们当中的某些要人最不以为然的毛泽东开辟的地盘上‘落脚谋生’”，“中央机关的驾到，也带来了那些‘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那些以正统马列主义者自居的‘钦差大臣’们，不但不感激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浴血奋战所带来的１切，反而攻击毛泽东的那１套战略战术是过了时的‘农民游击主义’。毛泽东，再次面临着党内的‘政治围剿’和蒋介石的第４次军事‘围剿’”。那些“钦差大臣”，他们未对根据地的发展有任何建树，也未对红军的壮大有任何尺寸之功。他们是名副其实的摘桃派，周恩来就是其中之１。周恩来虽有“９月来信”中的１部分功劳，办了件好事，但实际上是亡羊补牢，是“２月来信”对红军所造成的严重损失的１种补救而已。周恩来到了毛泽东亲手创建的革命根据地，马上就把红军的指挥权牢牢地抓在自己的手中，开始对红军直接发号施令。被彭德怀将军斥之为“崽卖爷田心不疼”、被陈士榘将军斥之为“‘左’倾冒险主义的败家子们”，其中就包括周恩来。这是无法回避的事实。执行错误路线的周恩来稳操军事大权，代表正确路线的毛泽东屡屡受到排斥打击，这说明些什么呢？
（美）斯图而特•施拉姆著《毛泽东》：１９３１年夏或初秋，中央为摆脱困境，脱离秘密状态，遂决定离开上海迁往相对安全１些的江西中央苏区，斗争因而更加尖锐了。现在的局面不再是１个远在外地的机构偶尔发来书面指示，毛泽东可用拖延战术来顶住，而是党的最高当局就在身边直接发布命令，并且就地监督命令的执行。
周恩来和他的同志们抵达江西后，随即采取措施，限制毛泽东在党和政府中的权利。在限制其政府权利方面，１１月成立了中央苏维埃政府。……第１次中华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于具有象征性的日子１１月７日　在瑞金召开，宣布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选举出６十３人的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央执行委员会又选举出人民委员会，由毛泽东任主席，项英、张国焘任副主席。这样，毛泽东在政府中的权利就受到削弱和限制，但并未被剥夺。
毛泽东在党内领导层中的处境甚至更为不利，１９３１年１１月召开的苏区第１次党代表大会，实际上对他在各个方面的政策都加以谴责，尤其是着重指出了军事问题上的错误：既坚持游击战术，并顽固地拒绝中央苏区同邻近各省的根据地联接起来以扩大和巩固中央苏区。翌年８月党召开的宁都会议上，毛泽东不仅受到批评，而且丧失了军权，红军指挥权落入周恩来手中。这种不利的形势到１９３３年５月发展到顶点，当时周恩来被任命为整个红军的政委，周是强烈支持“２８个半布尔什维克”的军事路线的。
（美）斯图而特•施拉姆著《毛泽东》：
正是在第３次“围剿”结束和中日冲突开始以后几个月内，毛逐渐被剥夺了他在党内和军内所拥有的权利。此时，他保留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的职位。他以这种资格继续作为这个政权的主要发言人，但是他发表意见的自由受到了严格限制。……
……如果毛能用这个办法在很大程度上把他的特征施加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经济和社会政策方面，那么他对处理军事问题的影响看来实际上等于零。但正是这方面的情况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因为当时中央委员会采用的呆板战略，导致了灾难性的失败，从而结束了江西共和国。
所谓“全面出击”的战略方针是由王明、秦邦宪和周恩来发明的，最初于１９３１年秋季采用过，由于１９３２年９月第１２次共产国际全体会议所采取的立场，这种战略方针在１９３２年底和１９３３年初得到了频繁的应用。
《从井冈山走进中南海•陈士榘老将军回忆毛泽东》：
在我们党内，似乎有１条规律，每当革命形势好转的时候，总有１些人头脑发热膨胀，像英雄般地要显示自己。由于共产国际脱离实际的指导，特别是王明“左”倾盲动主义路线的大力推行，使得坚持正确路线的毛泽东，不但有违抗“中央决定”之过，而且又增加了“对抗国际路线”之罪。因而，他不得不承受着无辜的责难和连续的折磨。　　
１９３１年１１月初，在江西瑞金叶坪召开的中央苏区第１次党的代表大会上，作出的“取消第１方面军总司令和总政委的名义及其组织”的错误决定，又成为“左”倾路线排挤毛泽东对中央苏区和红军的正确领导的开始。毛泽东只能去当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政府主席了。也从此开始，大家便常常亲切地称他为主席了。
１９３２年春，毛泽东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政府主席身份率东路军打下龙岩，攻克漳州后，１直在前线指挥军事。１９３２年１０月上旬，在宁都召开的中共苏区中央局全体会议上，“左”倾盲动主义视毛泽东为党内主要危险，他们以所谓“中央指示”为武器，毫无根据地批判积极防御路线是右倾机会主义！声嘶力竭地叫喊：积极进攻，坚决打出去。周恩来、朱德、王稼祥等要求毛泽东留在前方指挥军事，被后方中央局同志所拒绝，迫使毛泽东暂请病假回后方去“修养”。
毛泽东病倒了，这个被敌人到处张贴出缉拿他的头颅而对他１筹莫展的巨人，却被自己的同志搞倒了。会议的结果荒唐而又可笑。就在这年的２月，苏区中央局执行积极进攻路线，命令我们１方面军攻打赣州时，毛泽东就不同意。结果，久攻不下，反被敌人援军包围，造成严重伤亡。在危急时刻，毛泽东顾全大局，抱病下山，起用红５军团猛攻敌后，终于解救了红军主力。同时他再次明确了不该打赣州的正确意见。然而，“左”倾路线的推行者不仅不认识错误，反而倒打１耙，把进攻受挫、损失严重的责任，归罪于毛泽东等人，说是没有积极执行进攻路线，故未坚决进行布置兵力所致，其荒唐和愚昧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
更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在１９３３年６月上旬，博古主持召开的中共中央局会议（既第２次宁都会议），不仅不允许毛泽东发言申述，并且进１步全盘否定了毛泽东对中共苏区中央局宁都会议的有根有据的批评。这使毛泽东心情极为沉重，再１次“病倒”。病中的毛泽东，不久坚持到闽西才溪乡作农村调查。以王明为代表的第３次“左”倾路线，表现了极大的主观性和盲目性，他们根本听不进任何不同意见，尤其是正确意见，疯狂地推行其错误主张。他们不但使白区工作遭受严重损失，迫使临时中央从上海进入苏区根据地；在中央苏区，他们也无视敌强我弱的现实，断然拒绝毛泽东将红军主力转移到外线调动和歼灭敌人，以保卫和扩大根据地的主张。这就使得第５次反“围剿”斗争遭到惨败，造成兵日少，地日蹙，被迫于１９３４年１０月，决定丢弃中央根据地而转如长征。第３次“左”倾路线的推行者从御敌于国门之外的冒险主义，继而转向逃跑主义。正是由于逃跑主义的错误，在长征初期的大退却中，渡湘江突破敌人第４道封锁线时，由长征出发时的８万红军损失过半，只剩下３万多人。经过毛泽东、朱德等积多年心血发展创建起来的１０多万红军和广大根据地，被“左”倾冒险主义者的败家子们，几乎要糟蹋光了！……
从１９３１年１１月初的“赣南会议”到１９３２年１０月和１９３３年６月的２次宁都会议，毛泽东连续遭到“左”倾路线的打击和排斥，１次次对他进行无理的批判，什么“富农路线”、“极严重的１贯右倾主义”、“上山主义”、“等敌深入”等等，１顶顶大帽子戴在他的头上，并且剥夺了毛泽东对中央苏区和红军的正确领导，使得他２度病倒。
周恩来与宁都会议前后及毛泽东再１次被剥夺军权（２）
小人物未敢忘忧国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
[９１８事变后]可是中共６届４中全会后，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已在中共中央取得统治地位。他们根本不能正确地估量全国形势中出现的这种重大变动，及时调整自己的政策，而把日本侵占我国东北看作主要是“反苏战争的导火索”，脱离实际地提出“武装保卫苏联的口号”；也看不到中国社会各阶层中日益高涨的抗日要求，看不到中间派的积极变化和国民党内部的分化，而把中间派视为“最危险的敌人”，要以主要力量对它进行打击。他们１味强调所谓“进攻路线”，在王明起草的１个文件中宣传“目前中国政治形势的中心的中心，是反革命与革命的决死斗争”，把反对这种冒险行动的主张１概斥为“保守”、“退却”以至“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并且利用组织手段把他们那１套强行推行到红军和革命根据地去。这样，就使革命根据地内的状况大大复杂化了，也使毛泽东的处境越来越艰难了。　　
１９３１年十１月初，也就是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前夜，中共中央代表团在瑞金主持召开中央苏区党组织第１次代表大会（通常称为赣南会议），毛泽东以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的身份出席会议。这次会议，对根据地问题、军事问题、土地革命路线问题展开了争论。毛泽东坚持认为，中央革命根据地从实践中形成的１整套路线和方针是正确的，符合根据地实际情况的，几个中心县委书记也举出大量事实来支持毛泽东的看法。中央代表团却根据中共中央８月３０日来信所说中央苏区的严重错误在于“缺乏明确的阶级路线与充分的群众工作”，对中央苏区的工作进行了多方面的批评和指责。……
[小人物未敢忘忧国：赣南会议通过了《政治决议案》、《党的建设问题决议案》、《红军问题决议案》等５个决议案]几个决议案最后提出：“要集中火力反对右倾”；“在实际工作当中，要与１切立３路线影响和党内主要危险——右倾机会主义作最残酷的斗争。”实际上是不点名地对毛泽东进行批判。……会议根据临时中央的指示，设立中央革命军事委员，取消红１方面军总司令和总政委、总前委书记的名义。这样就把毛泽东排除在中央苏区红军中的领导地位之外。[小人物未敢忘忧国：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黄允升等著《毛泽东与中共早期领导人》：至于他的中央局代理书记１职暂时不动，是由于正书记周恩来即将到达中央根据地。]尽管如此，中共临时中央仍认为赣南会议对毛泽东批判得很不够。１９３２年５月２０日，临时中央在给中央苏区中央局的电报中批评中央代表团在这次会议中没有能完全贯彻中央的“进攻路线”和“反右倾”纲领。说：“自我批评的发展，在大会及其前后都没有充分的发展，２条路线的斗争，尤其非常薄弱，大会上反对所谓狭隘的经验论，代替了反机会主义的斗争，这些都是党大会最主要的错误与缺点。”
[小人物未敢忘忧国：没有任何资料能够证明周恩来与王明等的意见相反，也就是说，周恩来是赞成、拥护、支持、执行王明路线的坚定的１分子，积极参与了对毛泽东的“作最残酷的斗争”，因为，历史事实证明了这１点。]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
[１９３１年]１２月１４日，第２６路军１万７千人在宁都宣布起义，……
宁都起义发生的第２天，原在上海而没有到任的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周恩来在秘密交通的护送下进入闽西苏区。同月底，到达瑞金。１９３２年１月上旬，中共苏区中央局会议在瑞金举行，着重讨论中共临时中央提出的要红军攻打江西中心城市的问题。周恩来在到瑞金时曾征求毛泽东对这个问题的意见。毛泽东根据国民党军队固守坚城和红军技术条件不具备等情况，说明红军不能去攻打中心城市。周恩来同意这个意见，致电临时中央，表示进攻中心城市有困难。临时中央复电：原议不变，攻打城市不能动摇；如果不能打下南昌，至少要在抚州、吉安、赣州中选择１个城市攻打。１月９日　，临时中央又作出决议认定：“过去正确的不占取大城市的策略，现在是不同了”，要“利用目前顺利的政治与军事条件，占取１２个重要的大城市，以开始革命在１省数省的首先胜利”。这次苏区中央局会议就是讨论选择攻打抚州、吉安还是赣州的问题。会上，许多人认为抚州及其周围有朱绍良部十个师，吉安及其周围有陈诚的５个师，在３个城市的比较中只有赣州守军少，并且同周围其他军队的联系不密切。这样会议就转到讨论如何打赣州的问题。毛泽东仍不同意打赣州，在发言中提出：赣州是赣南的经济政治中心，是闽粤２省的咽喉，是敌军必守的坚城；他３面环水、城墙高筑、易守难攻，前年３月红４军曾围攻赣州３天，没有结果，只得撤围；现在赣州南北都囤积着国民党重兵，以红军现有力量和技术装备很可能久攻不克，还是以不打为好。即使要打，也只能采用围城打援的战术。但中央局多数成员根据临时中央的指示，主张打赣州。毛泽东又１次成为极少数。他再建议可否听听前方指挥员的意见。项英说：在第１次苏维埃代表大会时，我问过彭德怀可不可以打下赣州？彭德怀回答：“赣州守军马（昆）旅估计有６千人，地方靖卫团２千人，共８千人，如有时间，蒋介石又不来增援，是可以打下的。”会议按照多数人意见，决定打赣州。这是苏区中央局执行中央“进攻路线”的第１个军事行动。
[小人物未敢忘忧国：不知读者看了这段话有何感想，在这里，我粗略地谈１下自己的几点认识：
第１，这段话讲了关于攻打中心城市和大城市的问题，“周恩来在到瑞金时曾征求毛泽东对这个问题的意见。毛泽东根据国民党军队固守坚城和红军技术条件不具备等情况，说明红军不能去攻打中心城市。周恩来同意这个意见”。凡是对周恩来有利的１面，决不会放过任何突出展示的机会，而回避了周恩来的另１面。为什么这样讲，请读者继续看下面的分析。第２，这次会议的主持者，毫无疑问是从大城市刚刚到达瑞金上任的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周恩来，周恩来不仅是积极地拥护、而且是忠实地执行了临时中央“攻打中心城市”的决定，因为，这段话中就明确地告诉了我们答案：“这次苏区中央局会议就是讨论选择攻打抚州、吉安还是赣州的问题。会上，许多人认为抚州及其周围有朱绍良部十个师，吉安及其周围有陈诚的５个师，在３个城市的比较中只有赣州守军少，并且同周围其他军队的联系不密切。这样会议就转到讨论如何打赣州的问题”。毛泽东是旗帜鲜明地、坚决反对攻打中心城市和大城市的，毛泽东不会主持召开１个这样的会议。如果，周恩来是真的同意、赞成、支持毛泽东的不攻打中心城市和大城市的意见，还会召开１个这样“就是讨论选择攻打抚州、吉安还是赣州的问题”的会议吗？第３，这段话中讲了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的意见，项英的意见，彭德怀的意见，多数人的意见，临时中央的意见，就是没有讲周恩来的意见。显然这是１种回避。回避了周恩来的态度，回避了在周恩来主持的这次会议上对毛泽东的无情打击和残酷斗争。为什么要回避这些问题呢？]
１月１０日，中革军委发布攻取赣州的训令，任命彭德怀为前敌总指挥。中革军委政治部主任王稼祥等赴前线督战。有人在途中还谈到：打开赣州再和毛泽东算帐。
１月中旬，毛泽东在瑞金叶坪主持召开中共苏区中央局主要成员会议，报告３次反“围剿”的情况和９１８事变后的全国形势。他谈到，日本帝国主义大举侵华势必引起全国的抗日高潮，国内阶级关系必将发生变化。中央代表团有的成员却指责说：“日本占领东北主要是为了进攻苏联，不作此估计就是右倾机会主义”，“我们必须提出武装保卫苏联”，否则“就是典型的右倾机会主义”。批评的来势很猛，毛泽东沉默，１言不发，使会议记录员无法再往下记。会议在中途更换主持人。[小人物未敢忘忧国：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黄允升等著《毛泽东与中共早期领导人》：毛泽东的中央局代理书记１职也就此被免了。]毛泽东的处境越来越困难了。 [小人物未敢忘忧国：在这次中共苏区中央局主要成员会议上，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周恩来是持何种态度？是由于对毛泽东“批评的来势很猛”，“使会议记录员无法再往下记”，还是由于“毛泽东沉默，１言不发”，“使会议记录员无法再往下记”呢？是什么人决定中途更换毛泽东的会议主持人资格？毛泽东这位在逆境中成长起来的百折不挠的革命家，受到不公正的“待遇”，这已经不是第１次了，仅仅是因为“批评来势很猛”，就１言不发，会后就请病假？对毛泽东，究竟是所谓的批评，还是无情打击、残酷斗争呢？对这次在中共党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会议，对这场激烈的斗争，传记的作者们，惜墨如金，叙述不尽详细、清楚。作者们非常明显地是在回避着什么。]会后不久，他就向苏区中央局请病假休养。中央局同意他的请求，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的工作暂由项英负责。１月下旬，毛泽东带着警卫班到瑞金城郊的东华山古庙休养。但２件大事仍１直萦绕在他的心中，１件是日本军国主义在继续扩大对中国国土的践踏，１件是几万红军攻打赣州的安危。……
周恩来与宁都会议前后及毛泽东再１次被剥夺军权（３）
小人物未敢忘忧国
《毛泽东传》（续前）
上东华山后，他更关心的是红军攻打赣州的作战情况。３月上旬的１天早晨，细雨蒙蒙，项英骑马从瑞金赶到东华山，告诉毛泽东赣州前线战事失利，红军已处在腹背受敌的境地，并把前线发来的急电交给他。中革军委的急电请毛泽东暂停休养，赶赴前线参加决策。毛泽东立即带着警卫班下山，冒着风雨赶回瑞金，复电前线指挥部，提议大胆起用起义才２个月、原来作为预备队的红５军团，以解红３军团之围。当晚，他又从瑞金出发，日夜兼程，赶到赣县江口前线指挥部。朱德告诉毛泽东：按照你的意见，已把预备队红５军团拉上来，在红４军支援下，使红３军团脱出险境。……　３月２十７日　和２８日，周恩来在瑞金主持召开苏区中央局会议讨论这个问题，决定将中路军改称东路军，同意毛泽东以中央政府主席身份率领东路军攻打闽西的龙岩，并向东南方向发展。这对毛泽东是１个很大的支持。 [小人物未敢忘忧国： “这对毛泽东是１个很大的支持”，这里又１次不失时机地展示周恩来的功劳。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周恩来决定权在握，可是，在上面所提到的那次中共苏区中央局主要成员会议上，周恩来是支持毛泽东的还是反对毛泽东的？周恩来是如何使用这个决定权的呢？《毛泽东传》的作者们，是不是回避的就是这个问题？当今中国，毛泽东可以批，惟独对周恩来，逢“好”就摆，是“错”就盖，这是不是“个人崇拜”呢？发人深省啊！]……
正当毛泽东率东路军进攻龙岩、漳州的时候，苏区中央局委员项英到上海，在　４月十１日　向临时中央常委会报告了中央局在赣南会议前后的情况。他刚讲到中央区“狭隘经验论障碍新路线的执行”，１个中央常委就插话说：“中央区的领导，我以为对于目前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是民粹派的观点，是离开布尔什维克的认识的。中央区是以为目前的革命是农民或贫民的革命（虽然没有在文件上表露出来），这是与国际指出目前是民主的革命工农专政、无产阶级领导权的意义是原则上的不同。这在土地问题上、党的问题上、职工决议上、反帝问题上都表现出来。因此，中央区的领导是脱离了布尔什维克的路线的。”另１个常委又说：“狭隘的经验论，毋宁说是机会主义障碍路线的执行。”他们的意思是说：赣南会议批评毛泽东的“狭隘经验论”是远远不够的，必须提到反对“机会主义”的路线高度。会后，临时中央连续在４月１４日和５月２０日发出文件严厉批评赣南会议和苏区中央局。
项英带着临时中央的批评意见，从上海回到中央苏区。中共苏区中央局已收到临时中央　４月十４日　的指示信，又提前知道了中央　５月２０日　指示电中批评“右倾机会主义”的内容，１面准备接受中央批评，１面将临时中央４月指示信的精神电告正在前线的毛泽东。
……
毛泽东接到来电后，断然认为：临时中央对形势的分析、党的任务的规定和对党内主要危险的判断，是同实际情况完全不符的。……
……
苏区中央局没有能像毛泽东那样坚决顶住来自共产国际和临时中央的错误批评。[小人物未敢忘忧国：以周恩来为书记的中共苏区中央局，对临时中央的错误批评“顶”了没有？上文交代的很清楚：“１面准备接受中央批评，１面将临时中央４月指示信的精神电告正在前线的毛泽东”，显然没有“顶”，在此处说什么“没有能”“坚决顶住”，令人唏嘘。]　５月１１日　，中央局在长汀作出决议说：“目前事变的发展，更加证明了国际与中央分析的完全正确与中央局估量的绝对错误。”中央局承认“自去年３次战争胜利以来对于目前政治形势的估量，犯了极严重的１贯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表示要“彻底纠正”这种“错误”。[小人物未敢忘忧国：以周恩来为书记的中共苏区中央局，如此承认“绝对错误”、“极严重的１贯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怎么能“顶”？如此表示要“彻底纠正”这种“错误”，怎么能“顶”？不仅没有“顶”，已经明白地告诉我们，他们对毛泽东还要斗啊！]
……
毛泽东回到长汀，看见苏区中央局　５月１１日　的决议，十分不满，而这个决议是在他没有出席的情况下作出的。他９年后曾写道：“６月回到长汀，见了这个皇皇大文，矛塞为之顿启。知道是采的缺席裁判办法，１审终结，不许上诉的。”　　
[小人物未敢忘忧国：在军事上以及其他许多方面，都是离不开毛泽东的，却还要整毛泽东。毛泽东数次扭转危局，功劳越大，越正确，他们整毛泽东就越起劲，越凶狠，越残酷，违背了“胜利者是不受谴责”的世界公理，真是１件奇事。联想到当今中国，毛泽东和孙中山，谁人对中国对中华民族的贡献大，这是众人皆知的，可是，孙先生年年受拜谒，毛泽东岁岁受冷落，很发人深省啊！]
……
　十月３日　至８日间，苏区中央局全体会议在宁都小源召开，史称宁都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在后方的任弼时、项英、顾作霖、邓发，有在前方的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列席的有刘伯承。
会上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会议没有留下记录，用苏区中央局宁都会议经过简报》上的话来说：是“开展了中央局从未有过的反倾向斗争”。争论的焦点是前线的作战问题。毛泽东坚持　９月２十６日　训令的观点，不同意红军无条件地离开苏区出击强敌。中央局１些成员，根据临时中央历次指示，批评前方“表现对革命胜利与红军力量估量不足”，“有以准备为中心的观念，泽东表现最多”。会上指责毛泽东对“夺取中心城市”方针的“消极怠工”，是“上山主义”、“东北路线”，把他提出的“诱敌深入”方针，指责为“守株待兔”、“专去等待敌人进攻的右倾主要危险”，把他　５月３日　复电中对临时中央的反批评斥为“不尊重党领导机关与组织观念的错误”。
会上有人提出把毛泽东召回后方，专负中央政府工作责任，由周恩来负战争领导的总责。周恩来承认前方有以准备为中心的观念，有等待倾向，但指出后方对毛泽东的批评过分，不同意把毛泽东调回后方，认为“泽东积年的经验多偏于作战，他的兴趣亦在主持战争”，“如在前方可吸引他供献不少意见，对战争有帮助”。[小人物未敢忘忧国：请读者注意分析周恩来的话。周恩来赞同、支持毛泽东的观点吗？否！因为“周恩来承认前方有以准备为中心的观念，有等待倾向”，这些是和临时中央１致的。周恩来肯定了毛泽东的战略方针和指挥才能吗？否！因为他只是轻描淡写地说毛泽东“经验偏于作战”“兴趣亦在主持战争”，试问，有经验、有兴趣就能指挥战争吗，显然不能。在那种激烈争论的会议上，用这等不痛不痒的话，表达的是对毛泽东的支持吗？“如在前方可吸引他供献不少意见，对战争有帮助”。什么叫作“可吸引”，这是不是１种暂时利用的态度？周恩来的这几句话，其“好人”形象跃然纸上。]他提出可供选择的２种方案：“１种是由我负主持战争全责，泽东仍留前方助理；另１种是泽东负指挥战争全责，我负监督行动方针的执行。”[小人物未敢忘忧国：请读者注意，周恩来所说毛泽东“兴趣亦在主持战争”，实在是虚晃１枪，因为，周恩来所提出的２个方案，归根结底，实质是１个，那就是周恩来要主持战争，要执掌军权！还有１句潜台词，那就是：胜利是战争主持者周恩来之功，失败是战争指挥者毛泽东之过。周恩来的算盘打的是何等的精妙，真的令人叹服。但是，周恩来的军事才能，却使人叹息。不过，我认为此书的作者们的用意在这里是为周恩来表功的。]朱德、王稼祥也不同意毛泽东离开红军领导岗位。但多数与会者认为毛泽东“承认与了解错误不够，如他主持战争，在政治与行动上容易发生错误”。毛泽东因既然不能取得中央局的全权信任，坚决不赞成由他“负指挥战争全责”。会议最后通过周恩来提议中的毛泽东“仍留前方助理”的意见，同时批准毛泽东“暂时请病假，必要时到前方”。
会后，毛泽东准备到长汀福音医院疗养。他对王稼祥说：算了吧，我们是少数，还是服从多数吧！对向他送别的周恩来表示：前方军事急需，何时电召便何时来。
周恩来与宁都会议前后及毛泽东再１次被剥夺军权（４）
小人物未敢忘忧国
《毛泽东传》（续前）
正当宁都会议期间，临时中央常委会在　十月６日　开会讨论苏区中央局的问题。博古批评道：“分散工作的观点，我是坚决反对的。在这里泽东又表现他１贯的观念，同时伍豪[既周恩来]不能将自己正确路线与自己的权威与之作坚决斗争，而表示没有办法，又暴露１次调和以至投降的弱点。泽东的观点是保守、退却。”同时还强调“我以为应该作坚决的斗争，但不１定指出泽东名字，而与他的倾向在党内作积极的斗争，这因为要估计到泽东在苏区红军中的威信。”张闻天表示：“泽东可调回后方做苏维埃工作”。会议决定，立即去电苏区中央局。
苏区中央局接到临时中央这个指示电时，宁都会议已经结束，毛泽东已离开前线回后方。留在宁都的中央局委员继续开会，[小人物未敢忘忧国：会议的主持者是不是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周恩来？周恩来的态度如何？这里没有提。]根据临时中央来电，决定毛泽东回后方主持临时中央政府工作，红１方面军总政治委员１职由周恩来代理。　十月２十６日　，临时中央又正式任命周恩来兼任红１方面军总政治委员。
第２年６月上旬，在宁都再次召开中央局会议，毛泽东对前次宁都会议提出批评，但博古作的结论中重申那次会议是正确的，说没有第１次宁都会议，就没有第４次反“围剿”的胜利。１９３６年９月中旬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再次讲到宁都会议，说撤掉军职“是缺席审判，并且不通知”，这完全是１种“高慢的宗派主义”。
宁都会议解除了毛泽东在红军中的领导职务，迫使他暂时离开红军。这不仅是对毛泽东的打击，而且最后导致第５次反“围剿”的失败和中央革命根据地的丧失。[小人物未敢忘忧国：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黄允升等著《毛泽东与中共早期领导人》：在第２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上通过了中共中央提议的由张闻天担任人民委员会主席职务，这样，毛泽东最后１个实际领导职务也被排除掉了。博古他们，并不因此而罢休，还要继续地“无情打击”、“残酷斗争”。]
……据贺子珍回忆，毛泽东当时说：“教条主义真害死人！他们不做实际工作，不接触工人、农民，却要指手划脚，到处发号施令。同国民党打仗，怎样才能取胜？农民为什么会革命？他们懂吗？”……毛泽东后来对外国朋友说起过他这段异常艰难的处境：“他们迷信国际路线，迷信打大城市，迷信外国的政治、军事、组织、文化的那１套政策。我们反对那１套过‘左’的政策。我们有１些马克思主义，可是我们被孤立。我这个菩萨，过去还灵，后头就不灵了。他们把我这个木菩萨浸到粪坑里，再拿出来，搞得臭得很。那时侯，不但１个人也不上门，连１个鬼也不上门。[小人物未敢忘忧国：说句多余的话，周恩来肯定也没有上门。因为没有任何资料证明周恩来上过门。]我的任务是吃饭、睡觉和拉屎。还好，我的脑袋没有被砍掉。”……从１９３１年赣南会议到１９３４年十月长征开始，整整３年内，毛泽东的处境是十分艰难的。尽管他出任中华苏维埃政府主席，实际上１直身处逆境，遭受着不断的批判和不公正对待。他许多行之有效的正确主张，被严厉地指责为“狭隘经验论”、“富农路线”、“保守退却”、“右倾机会主义”。在不短的时间内，甚至被剥夺了工作的权利。着瓦斯“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又来自自己的党内。这是严峻的考验。如果没有坚强的信念、宽阔的胸襟、钢铁般的意志，１个人是很难经受得住这种考验的。毛泽东在这些日子里，１直表现得十分从容沉着。他坚持原则，决不放弃自己正确的符合实际的主张，同时又顾全大局，守纪律，尽可能地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继续做出自己的贡献。亲眼目睹这１切的李维汉曾描述道：“他坚持３条：１是少数服从多数；２是不消极；３是争取在党许可的条件下做些工作。那时王明路线的主要负责人整人整得很厉害，不是把你拉下领导职务就算了，还批得很厉害，毛泽东在受打击的情况下，仍能维护党的统１，坚持正确的路线和主张。”无论在前期的作战指挥上（包括漳州战役和宜乐战役），中期对中央苏区经济建设、政权建设、土地改革的领导，还是后期在会昌和于都的短期工作中，他都竭尽全力地做出重要的成绩。他还利用这段时间，读了许多书，作了许多调查研究，使自己的知识和才干得到进１步的增长。
军事科学院战役战术部部长张民著《毛泽东是怎样战胜对手的》：
１９３１年９月下旬，成立了以博古为首的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临时中央政治局成立后，”继续执行王明的“左”倾冒险主义路线，坚持革命在１省或数省首先胜利的主张，多次提出要加紧执行“夺取中心城市”的战略。
为尽快实行“夺取中心城市的战略”临时中央派出１个中央代表团到江西。１１月１日　至５日，由中央代表团主持，于瑞金召开了中国共产党中央苏区党员代表大会。会议在中央代表团的把持下通过了《政治决议案》、《关于红军问题决议案》等几个文件。在这些决议案中指责毛泽东犯了许多严重错误，说他没有建立真正的工农红军；指责毛泽东提出的“诱敌深入”战略方针是忽视阵地战，忽视街市战，说“诱敌深入”是“游击主义”，是“狭隘的经验论”，是“农民的落后意识”。从此，进１步加紧了对毛泽东的排斥，开始进行从组织上排挤毛泽东的舆论准备。
……１２月下旬，周恩来由上海到达瑞金，就任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小人物未敢忘忧国：在此之前，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周恩来１到苏区，就开始了排斥毛泽东的行动]　１９３２年１月９日　，临时中央政治局作出《关于争取革命在１省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　１月１０日　，即发布《关于争取革命在１省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的第２天，中共苏区中央局就向红１方面军发出了攻取赣州的命令。……毛泽东坚决反对打赣州，他认为，国民党把赣州视为江西重镇，势在必争，而且赣州易守难攻，红军没有重炮，也没有攻城经验，盲目去打，不会成功。毛泽东还用打长沙的教训说明赣州不能打的道理。但是苏区中央局听不进去[小人物未敢忘忧国：周恩来任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坚持要打，无可奈何。多年后毛泽东仍在发牢骚地说：从１９３１年到１９３４年，我在中央根本没有发言权。……这是１场旷日持久的阵地攻坚战，也是１场苦战、血战，红军伤亡４千人，另有４百多人被俘。历时３３天的赣州战役，数次攻城爆破，２次总攻，都没有成功。久攻不克，部队伤亡、消耗很大，士气受到严重挫折，陷入极大被动。……赣州战役后，中共苏区中央局于３月中旬在赣州东北之江口召开会议，讨论中央红军行动方针问题。在这次会议上，１些掌权的人[小人物未敢忘忧国：周恩来任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要求红军要继续夺取赣江流域的中心城市。毛泽东坚决反对，…………中共苏区中央局[小人物未敢忘忧国：周恩来任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３月会议后，又命令红军在战略上实行分离作战，即在２个战略方向上同时向敌人进攻，以实现革命在江西和福建的首先胜利。……１０月上旬，中共苏区中央局[小人物未敢忘忧国：周恩来任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在江西宁都召开全体会议，继续贯彻冒险进攻的战略意图，要求红军在敌人心得“围剿”开始之前，以进攻粉碎敌人的进攻，夺取中心城市，实现江西省的首先胜利。　　
在这次会议上，进１步对毛泽东进行了无理的指责和残酷的斗争，把在历次反“围剿”中行之有效的“诱敌深入”战略方针和进行反“围剿”的准备，指责为“专去等待敌人进攻的右倾主要危险”；把毛泽东在３月江口会议上提出的向赣东北方向发展的正确主张，说成是对“夺取中心城市”方针的“消极怠工”；把毛泽东对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和中共苏区中央局的错误战略方针的正确批评，说成是“动摇并否认过去的胜利成绩”和“不尊重党的领导机关”。[小人物未敢忘忧国：什么叫是非颠倒、什么是黑白不分？由此可见１斑。大家都知道，所谓过去的“胜利成绩”，即是红军以及中央苏区的“胜利成绩”，不可否认，那是在毛泽东的领导下所取得的，而不是在临时中央的领导下取得的，因此，根本谈不上什么毛泽东“动摇并否认过去的胜利成绩”。]宁都会议之后，中共苏区中央局根据临时中央政治局的指示撤消了毛泽东在红军中的最后１个职务——红１方面军总政治委员，毛泽东被迫离开了红军的领导岗位。红军第１方面军总政治委员由周恩来接替，并决定由周恩来“负战争领导总责”。
周恩来与宁都会议前后及毛泽东再１次被剥夺军权（５）
小人物未敢忘忧国
《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丛书》舒龙、凌步机著《岁岁重阳》：
毛泽东指挥红军东征，１举打下漳州，筹资百万，影响巨大，战绩辉煌。还缴获２架飞机。东征告捷，半世回朝，毛泽东不但没有得到肯定，相反遭到临时中央的批评。胜利者受罚，咄咄怪事。
……１９３２年４月间的１天，在上海的中共临时中央机关，邓颖超装束停当，准备起程前往江西瑞金。博古神情严肃地对邓颖超说：“你到苏区后，请转告伍豪同志，要抓紧开展反‘右倾’斗争同时１定要设法让泽东同志多管管政府的事，少让他过问军队的行动。这２点意见都是中央的意思。”
邓颖超离开上海，经秘密交通线到了闽西苏区。　５月１日　，他在长汀见到了周恩来。向周恩来转告了博古的意见。周恩来感到十分为难。[小人物未敢忘忧国：周恩来有何为难？是因坚持真理而为难吗？很显然不是。因为，当时的周恩来所坚持的是错误的路线。是因老好人难当而为难吗？显然也不是。因为，事实上周恩来忠实地贯彻执行了临时中央的意图，对坚持正确意见的毛泽东进行了斗争。]他自己在离开上海之前，博古便和他谈了１次话，要他到苏区后特别抓好２件事：１件是组织红军攻打赣州或吉安；另１件就是要设法让毛泽东专管政府工作，不要过问军队行动。
到瑞金后，周恩来与毛泽东进行了长谈。他认为毛泽东的不少意见都是对的，尤其是对于打赣州，打吉安，毛泽东的意见确有道理。可是，周恩来是个组织纪律性很强的人。在他看来，“进攻路线”是对的。他想通过慢慢地做工作，使毛泽东能转变过来，并对毛泽东的“右倾”“等待”等观念不点名地进行了批评。[小人物未敢忘忧国：既然，周恩来认为毛泽东的不少意见都是对的，那么为什么不听，为什么非要坚持打赣州呢？周恩来组织纪律性很强，难道就可以不坚持真理吗？毛泽东旗帜鲜明地坚持真理，可以说是百折不挠，难道这是组织纪律性不强的表现吗？仅仅以组织纪律性强，来说明周恩来忠实地执行了临时中央的错误路线，是否有些牵强？周恩来是对毛泽东“慢慢地做工作”，还是作了“无情的打击”“残酷的斗争”？这些问题历史都作了回答。]中共临时中央对周恩来温和的作法不满意。他们采取行动，对毛泽东直接进行指责。　４月２５日　，张闻天在第３７期和第３８期合刊的《红旗周报》上，发表１篇题为《在争取中国革命在１省与数省的首先胜利中中国共产党内机会主义的动摇》的长文，指责毛泽东犯了“浓厚的等待主义，等待敌人的进攻，等待新的胜利”的错误，“把‘巩固苏区根据地’当作符咒１样去念，把消灭‘土围子’当作巩固根据地的中心工作，以等待敌人新的进攻，新的‘坚壁清野’，新的‘诱敌深入’与新的胜利。”　５月２０日　，中共临时中央又致电苏区中央局，对毛泽东所领导召开的苏区党大会（既“赣南会议”）提出批评[小人物未敢忘忧国引：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中共中央代表团在瑞金主持召开中央苏区党组织第１次代表大会（通常称为赣南会议），毛泽东以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的身份出席会]，说党大会“对于争取１省数省首先胜利及进攻的路线，缺乏明确的肯定的指出”；批评周恩来对毛泽东的错误纠正不力。面对这种情况，周恩来对毛泽东的批评不得不升温，尽管是不点名的。[小人物未敢忘忧国：“周恩来对毛泽东的批评不得不升温”，由此看来周恩来本意是不想“升温”的，是不得不为之。问题是，为什么周恩来老做这种不得不做的事呢？用“周恩来感到十分为难”、“周恩来是个组织纪律性很强的人”、“周恩来对毛泽东的批评不得不升温”之类的词来说明周恩来当时的所作所为，我认为是很难使人信服的。]　５月３０日　，他在苏区中央局机关刊物《实话》中发表题为《拥护全国红军的胜利，坚决执行积极进攻的路线》的文章，严厉批评去年１１月初苏区党大会前后犯了“最大的右倾错误”。说“在去年３次战争中所认为最好的战略战术（如诱敌深入），在今年积极向外发展到白区去出击敌人时便完全不能适用了”。[小人物未敢忘忧国：周恩来的这些所作所为，哪里是什么“不得不升温”。]
　６月２７日　，他主持通过了《苏区中央局关于争取和完成江西及其临近省区革命首先胜利的决议——苏区党大会前后工作的检阅及中央苏区党的目前的中心任务》的决议。这个决议进１步认为毛泽东领导召开的苏区党大会，犯了“严重的机会主义错误”。可是，另１方面，周恩来又发现：指挥战争确实是毛泽东的兴趣和长处。他承认毛泽东是位杰出的军事指挥员，尤其是在战役战斗指挥上有长处。所以，他主张还须充分发挥毛泽东在这方面的长处，因而迟迟没有执行博古的指令，削去毛泽东的兵权，甚至东路军东征漳州时，给他以全力的支持。[小人物未敢忘忧国：以周恩来为书记的中共苏区中央局，不听毛泽东的正确意见，打赣州遭到严重损失，红３军团前后遭到敌人夹击，面临被围困、被歼灭，军情似火，危在旦夕，他们束手无策时，不得已才又请回毛泽东来解红军之危。其后，毛泽东是以苏维埃政府主席的身份率军攻打龙岩和漳州的。]
既然博古对毛泽东这么不放心，周恩来便不得不考虑这个问题了。[小人物未敢忘忧国：周恩来又１次“不得不……”，令人唏嘘。周恩来是如何考虑这个问题的呢？]
４天后，周恩来与毛泽东、朱德、王稼祥瑞金的后方中央局代理书记任弼时和项英等人，发出１份电报： “我们认为，为前方作战指挥便利起见，以取消政府主席１级，改设总政治委员为妥，既以毛为总政委。作战指挥权属总司令、总政委，作战计划与决定权属中革军委，关于行动方针，中央局代表有决定权。”　
红１方面军建制是６月中旬恢复的。当时只任命朱德兼方面军总司令，王稼祥兼方面军总政治部主任，而未任命方面军总政委。现在周恩来等联名建议毛泽东任方面军总政委。按照这个设想，前方的作战计划与行动权属中革军委，周恩来为中央局代表，有行动方针的决定权；毛泽东还是中革军委主席团成员，他只以总政委名义参与具体作战指挥。[小人物未敢忘忧国：问题的关键在于：中央代表团和周恩来未到中央苏区之前，红军的战略方针以及行动决定权属于前敌委员会书记毛泽东。而如今，却到了周恩来的手中。]对于周恩来的良苦用心，任弼时、项英等人却没有理解。[小人物未敢忘忧国：周恩来的良苦用心是什么？有谁能理解？作者自己也没有能够说明白。]他们提议让毛泽东仍以政府主席名义在前方参与决策指挥，而让周恩来兼任方面军总政委。
　７月２９日　，周恩来在于都给任弼时等人写了１封长信。信中谈到组织问题时，作了解释。后方中央局成员终于同意由毛泽东任方面军总政委。　８月８日　，中革军委发出了《红１方面军总政委毛泽东已到军工作的通令》。　８月８日　恢复方面军总政委职务和成立前方军事最高会议后，毛泽东心情较为舒畅。他觉得自己又可以名正言顺地在战场上与红军指战员们纵横驰骋了。８月中、下旬，按照兴国会议确定的行动方针，他与朱德１起，指挥红军连克宜黄、乐安、南丰，歼敌１万人，缴枪４千余支，取得了宜乐战役的胜利。 [小人物未敢忘忧国：国民党对苏区的第４次“围剿”开始，临时中央和后方中央局要“进攻”，毛泽东要“诱敌深入”。] “诱敌深入”，待机而战，是毛泽东过去经常采用的反“围剿”作战方针。前３次反“围剿”中运用这１方针，都取得了重大胜利。
周恩来和朱德、王稼祥以及各军团领导也同意这１方针。[小人物未敢忘忧国：周恩来是如何同意这１方针的呢？请读者看其在宁都会议上的表现。]
后方中央局成员对此很有意见，认为这有违临时中央指示。前后方中央局成员之间，围绕着前方红军的行动问题，矛盾分歧愈来愈大。
周恩来感到左右为难。[小人物未敢忘忧国：嘿，真的没办法，周恩来又１次“感到左右为难”。又想“左”，又想“右”，焉能不难？看来“好人”也难当啊。周恩来的“左右为难”，与毛泽东旗帜鲜明地坚持正确、反对错误的“难”，２者相比较，谁更“难”些呢？谁“难”得更有意义些呢？]他准备回瑞金去，以便与后方中央局的同志取得１致意见。毛泽东也希望前后方同志的意见能够得到统１。当他得知周恩来准备回瑞金时，便建议请后方的中央局成员到前方来召开会议，解决问题。
王稼祥支持毛泽东的建议。……
周恩来与宁都会议前后及毛泽东再１次被剥夺军权（６）
小人物未敢忘忧国　　
《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丛书》舒龙、凌步机著《岁岁重阳》：（续前）
　９月３０日　下午，１队快马从瑞金叶坪出发，朝宁都飞驰而来，１０月２日　下午赶到，出席历史上的“宁都会议”。
会期只有短短几天，但造成的损失却不可估量，以至造成中央根据地丧失，红军从根据地被迫转移。
……中共苏区中央局的８名委员周、毛、朱、任、项、顾、邓都参加了会议。刘伯承列席了会议，他是来接替叶剑英任红军总参谋长的。自周恩来担任苏区中央局书记以来，全体中央局委员１个不漏地参加会议，这还是第１次。…… [周恩来主持会议]他先简要地说了这次会议的主要议题：１是总结２月攻赣以来中央局８个月的工作，２是研究确定４次反“围剿”的作战方针；３是解决前方作战组织指挥问题。他说明：还有什么议题，大家可提出来。
会上，周恩来首先就第１个议题作报告。报告中指出：自今年２月以来，由于揭发了去年１１月苏区党大会前后苏区中央局所犯“右倾”错误，中央苏区各方面的工作，１般的表现有相当的进步；尤其是积极贯彻执行了“进攻路线”，组织红军攻打了中心城市，向外发展了革命战争。对２月以后几次战役的估计，报告中认为[小人物未敢忘忧国：报告为周恩来所作，作者不说周恩来认为，而说报告中认为，真是煞费苦心]：攻打赣州和发起南雄、宜乐战役，依据当时情况都是绝对需要的。赣州本来是可以攻克的，惟因对敌必坚守中心城市的估计不足，所以没有坚决布置，解决增援敌人，轻敌麻痹，攻城部队在技术上也有缺点，所以久攻不克。东路军入闽，原为“临时任务”，后来改为发起漳州战役，虽然获得了重大胜利，有很大的政治影响，但往来费时２个多月，延缓了北上攻打抚州、南昌任务的实现。南雄水口战役中，对敌迅速增援估计不足；特别是战斗结束后，部队分散在信丰、３南筹款，发动群众，这个错误是严重的。报告显然在许多地方不点名地批评了毛泽东。[小人物未敢忘忧国：此处还是不直接说周恩来，而间接说报告如何如何。真是用心良苦。][小人物未敢忘忧国：前面作者写到，周恩来想通过“慢慢地做工作，使毛泽东能转变过来”，周恩来是如何“慢慢地作工作”的呢，在宁都会议上可以看到。前面作者还写到，周恩来“便不得不考虑这个问题了”，周恩来考虑的结果呢，在宁都会议上也可以看到。宁都会议刚刚开始，周恩来便锋芒显露地、火力十足地、直接了当地对毛泽东展开了所谓的“批评”。哪里能看到周恩来“十分为难”、“左右为难”、“不得不……”、“良苦用心”的影子。这位在领导了南昌起义惨遭失败后脱离部队的领导人，在报告中有惊人的逻辑：耗时月余，损失惨重，以失败而告终的打赣州战役，“是绝对需要的”、“本来是可以攻克的”，毛泽东领导的打漳州等战役，虽然获得了重大胜利，缴获颇丰，但“错误是严重的”。打了败仗无错，打了胜仗却有错，不知是何道理？宁都会议在周恩来的主持下，竟开成了毛泽东的斗争会、免职会，周恩来终于如愿了，军权终于拿到了手中。宁都会议的最大受益者非周恩来莫属。由此他逐渐成了“３人团”成员之１。]毛泽东默默地听着。他知道，开会之前临时中央和苏区中央局作了那么多指示和决议，这都是冲自己来的。既然今天的会议是公开讨论，他也就直言不讳地说出了自己的观点。
他认为，红军主力早就应该向赣东北方向发展，早就应该北上，打通与赣东北苏区的联系，然后向浙西皖南发展。他说，事实上，过去７个月的军事行动中，从总的战略方向上来说，临时中央和苏区中央局都是错误的！[小人物未敢忘忧国：毛泽东勇于陈述和坚持自己的正确的意见，是泰山压顶不弯腰，是何等的大义凌然！与左右为难的周恩来的相比较，２个形象是不是有很大的差别呢？]
毛泽东的１席话，犹如给滚烫的油锅中倒入１瓢冷水，顿时油花４溅，炸开了锅。
于是，有些人在发言时，批评毛泽东的言词激烈起来。王稼祥和朱德静静地坐着，１言不发。
毛泽东有些激动。他将手中的铅笔往桌上１扔，振振有词地据理反驳，仍然坚持自己的观点。……可是，对毛泽东的据理力争，参加会议的多数同志，并没有认真地去琢磨，去理解。在他们看来，“进攻路线”体现了“国际”的精神，它是神圣不可违抗的，决不允许停下来“等待”机会。
毛泽东有口难辩，只好任他们去说了。……
这１天讨论的是第４次反“围剿”的行动方针问题。
任弼时首先念了１份临时中央在　９月３０日　发来的急电。……
周恩来结合前线实际[小人物未敢忘忧国：周恩来是如何结合前线实际的，结合的是否正确，我想读者心里都有数了吧]，作贯彻中央指示电的报告。他解释说，前段时间前方致后方的电报中，提出先赤化南丰和宜乐地区的部署，就是准备与即将大举进攻的敌军决战[小人物未敢忘忧国：此处，周恩来用了“决战”１词，请读者设想，用毛泽东历经千难万难发展壮大起来的８万红军与蒋介石数十万大军进行“决战”，会是什么结果呢？这段历史我想大家都是很熟悉的了]。这符合中央指示电精神。
毛泽东接着发言。对于如何粉碎国民党军队即将向中央苏区发动的大举进攻，他已经深思熟虑。
他在发言中坚持　９月２６日　发出的总部训令中的主张。
这份以他和朱德名义签发的题为《在敌人尚未大举进攻前部队向北工作１时期的训令》，有３个要点毛泽东在发言中作了重点说明。他侃侃而谈，１气说了１个多钟头。
仍然坐在他身边的王稼祥，为他那精辟的见解所折服，赶紧给他倒了１碗水。待他说完，又递给他１支“３炮台”，伸上自己抽着的香烟，与他对火点烟。坐在毛泽东上首的朱德，点头赞同毛泽东的意见。可是，后方来的几位同志，在瑞金时就反对方面军总部的这个训令，现在看到毛泽东仍然无视临时中央的指示电，就忍耐不住的批评说： “泽东同志，你这是等待敌人来进攻的主张！”　 “‘诱敌深入’的方针不１定每次都顶用。你现在的主张，无异于‘守株待兔！’”“泽东同志，你的主张，实际上是公开反对中央关于行动方针的指示电。我们是不能同意的！”　
毛泽东压根就不怕别人给自己戴什么帽子。待大家说完，他只淡淡地说了１句：“不要扣帽子嘛！孰是孰非，还是看将来的事实吧！”　周恩来精心地听着大家的发言。平心而论，他既赞同毛泽东关于选择宜乐、南丰间为反“围剿”战场的主张，也赞成后方同志的意见。[小人物未敢忘忧国：真是令人叹服，周恩来是永远不会错的！]待大家的意见说得差不多了，他站起来作会议结论。他说：对于中央的指示信和关于行动方针的指示电，大家还是１致接受的。泽东只是担心立即出击收效不大，也不算公开反对中央指示电嘛。不过，前方同志确有以准备为中心的观念，泽东表现最多，对中央电示迅速击破敌人１面开始不同意，有等待倾向。
停了停，他又对任弼时他们说：后方同志也有缺点，对于敌人大举进攻认识不足，因此对于战争动员的准备缺少注意。当然，你们集中火力反对等待观念是对的。[小人物未敢忘忧国：周恩来的总结，简而言之，就是１句话：毛泽东的主张是不对的。]
周恩来的总结，使会议气氛稍稍缓和下来。会上作出决定：坚决执行中央指示电，选择东北方向的建宁、黎川、泰宁１线，向敌人主动出击。刘伯承履行总参谋长职责，详细地记下了会议的决定。会议最后１项，讨论组织问题。[小人物未敢忘忧国：召开这次会议的目的，是解决红军的行动方针问题，这在文章关于宁都会议起源的叙述中说得很明白。现在周恩来又提出讨论组织问题，其目的何在呢？事情发展的结果说明了１切。]
周恩来与宁都会议前后及毛泽东再１次被剥夺军权（７）
小人物未敢忘忧国
《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丛书》舒龙、凌步机著《岁岁重阳》：（续前）
开初周恩来宣布会议议程后，毛泽东就预计到讨论到这个问题时会出现什么情况。
果然，后方中央局的同志率先发言说：据我们所知，过去前方对于战争领导不能统１，常常是议而不决，不能机断。这必然要影响战争的顺利进行。为了使战争指挥能机断专１，迅速决定问题，建议由恩来同志在前方负责战争领导总责，泽东同志回后方负责中央政府工作。
周恩来紧接着说[小人物未敢忘忧国：周恩来是很会把握这种时机的，不得不折服啊]：后方同志的意见，值得考虑。不过泽东积累的经验多偏于作战。我意还是泽东留在前方，如在前方则可吸引他贡献不少意见，对战争有帮助。周恩来停顿了１下，环视了１下会场，看了看大家的反应后，接着提议，取消“最高军事会议”，并且提出了２种可供选择的方案：“１种是由我负主持战争全责，泽东仍留前方助理；另１种是泽东负指挥战争全责，我负监督行动方针的执行。”
“泽东同志不尊重党的领导机关，喜欢自以为是，不能留在前方！”有的人说。 “泽东同志组织观念不强，经常不服从中央指示，留在前方是不适宜的！”另１个人说。 “泽东同志至今不承认有‘右倾’等待的错误，对进攻路线消极怠工。如他主持战争，在政治与行动上容易发生错误。”还有人说。
这次会上１直很少发言的王稼祥，此时再也忍不住了。他将没有抽完的半截烟拧灭，搁在桌上，说：现在国民党大军压境，不能临阵换将。你们调换了总参谋长，现在又要调换总政委，这怎么能行？
他望了１眼身边的毛泽东和朱德，继续说：泽东同志和朱德同志１起，领导红军开辟和创建了中央苏区。他对苏区的实际情况非常熟悉。多年来的战争实践证明，他指挥红军作战的战略战术思想和方针原则，是符合苏区实际的，是正确的。我认为大家对他的批评，有失公允之处。我的意见是，不能将泽东同志调回后方！[小人物未敢忘忧国：王稼祥的观点是何等的鲜明，丝毫没有模棱２可的语言，实在令人敬佩！]朱德和毛泽东是老搭档了。在长期的共同战斗生活中，他已深深地认识和了解了毛泽东。所以，他赞同王稼祥的意见，也反对将毛泽东调回后方。
会议陷入僵局。周恩来１时不能做主。毛泽东左手挟着１支烟，右手掀着面前的１只空茶碗，左旋右转地欣赏着。过了１会，他将空茶碗往前１推，说：
要说的意见，在会上我都说了。有些事，现在也说不清楚。还是那句话：将来让事实来证明，让历史作结论吧！至于指挥战争，既然我不能取得中央局的全权信任，对恩来同志提出的后１种办法，我也不能同意！最后，他掀了掀身上的毛衣说：我近来身体不好，需要休息。既然我留在前方会给各位带来不便，那我还是请假到后方治病去吧！
周恩来主持表决[小人物未敢忘忧国：在会议陷入僵局，周恩来１时不能做主的情况下，周恩来采用“表决”之法，既不得罪人，又达到自己的目的，也是１种高明之举啊]，通过了由他提出的第１方案。最后批准毛泽东“暂时请病假，必要时到前方”。
散会那天，正好是　１０月８日　，又是“９９”重阳节。与１９２９年的重阳节１样，他不得不又１次离开红军。[小人物未敢忘忧国：毛泽东之“不得不”与周恩来之“不得不”，完全是２种不同的境界。]……几天后，苏区中央局将这个决定报告了临时中央。无独有偶，正当苏区中央局在小源“榜山翁祠”讨论毛泽东去留问题时，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也在上海开会，讨论中央苏区的问题。会上，洛甫提出：调毛泽东回后方专做政府工作。这个决定，很快通知了瑞金。[小人物未敢忘忧国：哪里是什么“无独有偶”。周恩来苏区就带有这项任务，前面提到过，博古与周恩来谈过话，博古也让邓颖超传过话，就是这样的内容。现在目的终于达到了。]后方中央局根据临时中央的指示，改变了“宁都会议”的决定，调毛泽东回后方工作。[小人物未敢忘忧国：此书的这１部分，用了前方中央局和后方中央局２个名称，但是，无论如何都无法回避周恩来是当时的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这样的历史事实。]……１０月２６日　，中共临时中央正式任命周恩来任红１方面军总政治委员。
这是毛泽东创建中央苏区以来第２次被罢黜了对红军的指挥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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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革命 · 注册时间: 2008-07-31 帖子: 8

周恩来与第５次反“围剿”失败以及中央革命根据地丧失和红军被迫长征（１）
小人物未敢忘忧国
１９３４年１０月，第５次反围剿失败了，中共中央领导人博古、中革军委领导人周恩来和军事顾问李德不经政治局讨论，决定放弃中央苏区，向湘西转移。１０月１０日晚，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率中央红军主力５个军团以及中央机关、军委机关和直属部队共８万６千余人开始了长征。从１１月２５日抢渡湘江开始到１２月１日中共中央、中革军委渡过湘江，整个湘江之战，中央红军由８万多人锐减至３万余人，５万红军将士的生命和鲜血，说明了什么？不仅说明了中共中央领导人博古的错误、军事顾问李德的错误，也说明了中革军委领导人周恩来的错误。关于博古、李德的错误，早已定论，是人所周知的。遗憾的是，时至今日，很多资料、文章、书籍只提博古和李德的错误，而回避提及周恩来的错误。笔者认为这是不公正的，是不客观的，也是不全面的。这里仅就此问题谈１下自己的思考和认识，供读者参考。执掌最高权利的所谓的“３人团”，是由中共中央负责人博古、中革军委负责人周恩来、军事顾问李德组成的。毫无疑问，他们３人是１致的，他们都忠实地执行了王明的“左”倾错误路线。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朱德等就和他们不１致，所以也进不了那个团体，所以就没有发言权。这是１目了然的事情。如果说是博古、周恩来、李德指挥，作为军事最高负责人的周恩来难辞其咎，理应对失败负责。如果说是军事顾问李德负军事指挥之责，那么周恩来为什么把自己的最高军事指挥权放手交给１个外国军事顾问？如果说是博古把指挥权交给李德的，那么周恩来为什么愿意当这个有名无实的最高军事负责人，为什么不坚持原则？为什么不做斗争？也没有任何人和任何历史资料来说明或者证明周恩来对博古、李德的瞎指挥是持有反对意见的，是采取了抵制措施的。上述３种情形，无论是哪种情形周恩来都难辞其咎。打了败仗，司令不负责，却要顾问来负责，道理讲不通，也说不过去嘛。总之，第５次反围剿的失败以及湘江之战的失败，给中国共产党、中国工农红军、中国革命几乎造成灭顶之灾，说是１场“浩劫”不为过吧。这个责任理应由王明、博古、周恩来、李德来承担，周恩来是不能置身事外的。当时中国共产党的首要任务是军事斗争，从军事上来讲，周恩来负责，所以说第５次反围剿的失败和湘江之战的重大损失，周恩来的责任比较其他人来说，应该更重大１些。
这样讲，可能会有人持否定或怀疑态度。周恩来应不应该对第５次反“围剿”的失败和红军长征的前期失利负责呢？这个问题关键要看指挥权是不是在周恩来手里，此处仅举４个例子来加以说明。
其１：第５次反围剿中对萧劲光的处理。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写的《毛泽东传》第３２０页中写到：“博古、李德在失利面前，不但没有从战略决策上进行检查，反而归罪于战场上的指挥员，说要找出‘罗明路线在军队中的代表’。他们追查萧劲光在黎川失守中的责任，说他是退却逃跑，主张处以极刑。李德在《中国纪事》中说：‘博古警告我，不要在革命委员会谈及这个问题。毛泽东对这个问题反映很敏感，因为从根本上说，他同罗明和萧劲光执行的是同１条路线。’可见这件事的矛头其实也是对着毛泽东的。由于毛泽东、王稼祥等坚决反对，萧劲光没有被处极刑，但仍被判处５年监禁徒刑，并开除党籍和军籍。萧劲光被关押后，毛泽东要贺子珍前往探视，并转告萧劲光说：犁川失守是整个指挥部署问题，‘你应该撤退，作的对’。萧劲光被关押了１个月后，调到红军大学当战术教员。”　　
请读者注意，这里也是只提博古和李德，而不提周恩来。“他们追查萧劲光在黎川失守中的责任，说他是退却逃跑，主张处以极刑”，这里的“他们”是不是包括周恩来呢？当时是博古、周恩来、李德３人团，而不是博古、李德２人团，处置战场指挥员，不经过周恩来这个最高军事负责人点头是不可能的事情。这里的“他们”是１定包括周恩来的。“由于毛泽东、王稼祥等坚决反对，萧劲光没有被处极刑”，这里的“等”，可以肯定是不包括周恩来的，如果包括周恩来则肯定会写上其大名的，因为，坏事情可以回避周恩来的名字，好事请是绝对不会忘记周恩来的名字的。
我们再来看１段文章，张聿温著《死亡联盟•高饶事件始末》第２７２页至２７６页写到：　彭德怀已经对毛泽东谈了他对刘少奇、周恩来的看法。那是全国财经会议后，时间在９月份，地点在毛泽东的办公室。
彭德怀说：“听说财经会议开的很热闹，大家对刘少奇、恩来有不少意见？”
毛泽东说：“是啊。事情是由薄１波的新税制引起的。”
彭德怀说：“新税制的事我不清楚，但历史上有些事我却１直有看法。”
毛泽东问；“哪些事呀？”彭德怀毫无保留地谈开来：……
毛泽东又问：“对恩来同志呢？”彭德怀略１思索，说：“历史上，我对恩来第５次反‘围剿’中的指挥很不赞成。对干部，尤其是对萧劲光的处理很有意见。３３年十月下旬正式成立的红７军团，寻淮洲是军团长，萧劲光是政委。１１月间，黎川失守，萧劲光差点被杀掉。最后脑袋总算被保住了，但政委的职务却丢了。黎川丢了，这能怪萧劲光吗？‘左’倾机会主义瞎指挥嘛！按他们那１套搞，整个苏区不是都丢光了吗？该杀哪个的脑壳呢？这里面，恩来应当负相当的责任！”
１谈战争，１谈王明“左”倾机会主义的罪过，毛泽东就来情绪：
“这个萧劲光，就是不讨‘左’倾机会主义者的喜欢。在此之前，他曾被打为‘罗明路线’在军内的代表，受到过批评打击。老彭，你说得对，打仗，王明他们是擀面杖吹火，１窍不通！:可他们居然骂我：‘你毛泽东懂什么马列主义，你不过看了部《孙子兵法》！’可他们呢，连《孙子兵法》都没看过！”
读者请注意，这里彭德怀说的再明白不过了，由此看来，“博古、李德在失利面前，不但没有从战略决策上进行检查，反而归罪于战场上的指挥员，说要找出‘罗明路线在军队中的代表’。他们追查萧劲光在黎川失守中的责任，说他是退却逃跑，主张处以极刑。”这个“他们”里包括周恩来是确凿无疑的。
其２：第５次反“围剿”中和长征途中，周恩来多次主持和召集会议，如　１２月１２日　通道会议由周恩来召集，如１２月１８日　黎平会议也是由周恩来召集，１般的规律是，会议的召集者，必定是有决定权者，这是不言而喻的事情。
其３：周恩来１９４３年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曾经讲过：“从湘桂黔交界处，毛主席、稼祥、洛甫既批评军事路线，１路开会争论。从老山界到黎平，在黎平争论尤其激烈。这时李德主张折入黔东。这也是非常错误的，是要陷入蒋介石的罗网。毛主席主张到川黔边建立川黔根据地。我决定采取毛主席的意见，循２方面军原路西进渡乌江北上。李德因争论失败大怒。此后，我与李德的关系也逐渐疏远。我对军事错误开始有些认识。军事指挥也与以前不同，接受毛主席的意见，对前方只指出大方向，使能机动。”由这段话中，读者可以明确看出军事指挥权是在周恩来手中，尤其是从“我决定采用毛主席的意见”，“军事指挥与以前不同”等话语，更可以证实周恩来是最高军事负责人，周恩来“负战争领导总责”是有着实实在在的权利的，不是１句空话。由这段话中，我们还可以清楚地知道，在黎平会议之前，周恩来是听不进其他意见的。
其４：遵义会议上，中共中央负责人博古作关于第５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中革军委负责人周恩来作关于军事问题的副报告，这也证实周恩来是有指挥权的，应负相当的责任。如果指挥权在李德那里，作副报告的人应该是李德，而不是周恩来。周恩来所作的副报告中，提出第５次反“围剿”失利的主要原因是军事领导的错误，并主动承担了责任。值得说明的是，“并主动承担了责任”，这是很多文章的说法。何谓主动，何谓不主动，主动与不主动只能说明态度问题。应该是谁的责任就是谁的责任，应该有多大责任谁就负多大责任。不能因为主动承担了责任而无责任，也不能因为不主动承担责任而加重责任。总而言之，周恩来是有重大责任的。在遵义会议上，只不过博古没有充分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强调客观因素多，而周恩来相对来讲转弯子则比较快１点罢了。伍修权在《回顾革命史难忘毛泽东》１文中写到：周恩来作为博古、李德指示的主要贯彻执行者，主动承担责任，认真地作了自我批评，大家马上对他表示了谅解。伍修权在《回顾革命史难忘毛泽东》１文中还写到：在遵义会议以及毛泽东和张闻天的发言中，对博古和李德的批评有着明显的不同。对李德可说毫不留情，措辞十分尖锐严厉，多处直接指责了他个人。对博古则留有余地，并且对事不对人。毛泽东会下还曾向参加会议的红军将领打了招呼，让他们将博古和李德区别对待，对博古这个才２０多岁的中央负责人，尽量予以爱护和照顾。毛泽东这样做，使李德完全孤立了，他对此感到十分恼火和委屈，认为许多事原来是中共中央推给他干的，现在出了问题却集中火力攻他，弄得他１肚子火气无处发。但是毛泽东的处理方法实际效果很好，会议团结和争取了博古，使他冷静地听取了批评意见，开始认识并逐步改正了自己的错误。从这里我体会到了毛泽东努力缩小打击面，尽量团结大多数的策略思想和政治胸怀。
对３人团之首博古爱护照顾，对事不对人；对军事负责人周恩来予以谅解；而对外国军事顾问李德猛烈开火。这是在那种党和红军面临绝地的万分危急的情况下，遵义会议要速战速决，不能搞成马拉松，毛泽东为了迅速解决问题的１种策略。并不能以此来说明错误程度李德最重，博古次之，周恩来更次之。后来，在长征途中，李德对毛泽东的指挥艺术是信服的；张国焘欲以武力威胁中央时，毛泽东处理危机的方式，李德是大加赞赏的；李德惟独对遵义会议要他承担军事指挥上的主要责任是颇有异议的，看来是可以理解的。　　
遵义会议决定，取消３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朱德）、周（周恩来）为军事指挥者，而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对于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遵义会议后不久，政治局常委重新分工，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负总责，以毛泽东为周恩来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不久成立了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中共中央３人军事领导小组，此时周恩来对中国工农红军如何摆脱困境，实际上可以说是１筹莫展，束手无策，毫无办法（如有不同意此种说法者，请举实际例子来说明周恩来是如何挽救红军的），只有毛泽东在党和红军面临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再次大显身手，屡出奇谋，从而毫无争议地重新成为事实上的党和军队的统帅。
军事科学院战役战术部部长张民著《毛泽东是怎样战胜对手的》：
红军第５次反“围剿”的失败，也是博古、李德的“御敌于国门之外”战略的破产，[小人物：就在这同１部著作中，作者讲过，宁都会议，以周恩来为书记的中共苏区中央局撤消了毛泽东的红１方面军总政治委员职务，毛泽东被迫离开了红军的领导岗位，周恩来接替了毛泽东的职务任红军第１方面军总政治委员，并决定由周恩来“负战争领导总责”。另外，周恩来是博古、周恩来、李德３人团的重要成员，这是人所周知的事实。和许多的文章１样，作者在这里也回避了周恩来的名字。第５次反“围剿”的失败真的与这位“负战争领导总责”的周恩来无任何关系吗？历史事实已经作了有力的说明。]他的具体过程，大体上分为３个阶段，也可以说是失败的３步曲：　第１阶段，继续推行冒险进攻的战略方针，企图以全线出击，以攻对攻的作战方法，把敌人的“围剿”阻止在根据地之外。这种以攻对攻的作战方法，表面上看起来很积极，实际上是单纯的以攻为守，是１种拼消耗的方法，因此是消极的。这种方法，在强敌进攻面前是要吃亏的，根本不可能达到“御敌于国门之外”的目的。…… “以攻对攻”的作战方法失败以后，第５次反“围剿”作战就转入了第２阶段。在这个阶段，博古、李德[小人物：作者在这里又１次回避了周恩来的名字]又来了１个１百８十度的大转弯，从冒险进攻，１下子转而采取完全消极的单纯防御的战略方针，实行分兵把口，处处设防，节节抵御和短促突击的作战方法，不惜１切代价地同敌人拼消耗。他们想用这种消极的阵地防御战，阻止国民党军队的进攻，最后达到“御敌于国门之外”的目的。……于是，第５次反“围剿”进入失败的的第３阶段：仓皇逃跑。在这个阶段，所有防御阵地被敌人各个击破，全线崩溃。博古、李德[小人物：作者在这里又１次回避了周恩来的名字]被敌人的强大攻势完全吓倒了，在战争危急关头，他们惊恐慌张，丝毫没有作为战略决策者应有的冷静和胆略，大敌当前，想不出退敌良策，只好仓皇逃跑。……但是，博古、李德等人[小人物：作者在这里又１次回避了周恩来的名字，但是却用了１个“等”字，这个“等”是否应该包括周恩来？]这时已经被敌人的进攻吓破了胆，丧失了信心，只好仓促决定丢弃江西根据地，变成了惊慌失措的大逃跑。
对于撤出江西根据地，实行战略转移这个关系到红军命运和战争前途的重大战略决策问题，党中央不仅没有在红军和地方的领导干部中进行动员和解释工作，甚至也没有在党的政治局会议上讨论，只是由博古、李德等极少数人[小人物：作者在这里又用了１个“等”字，这个“等”是否应该包括周恩来？]作出最后决定的，按照他们的决定，先由地方部队接替各路主力红军的防御任务，然后将红军主力从阵地上撤下来，向瑞金、雩都、会昌地区集中，集中后既开始战略大转移。
周恩来与第５次反“围剿”失败以及中央革命根据地丧失和红军被迫长征（２）
小人物未敢忘忧国
军事科学院战役战术部部长张民著《毛泽东是怎样战胜对手的》：
[小人物：作者所写遵义会议的有关内容，也可以从１个侧面来说明周恩来在第５次反“围剿”中的作用。]毛泽东首先取得王稼祥的支持很重要。王稼祥是博古在苏联的同学，是王明“左”倾路线的支持者之１，他当时是军委副主席、总政治部主任，他首先站出来支持毛泽东，为遵义会议成功的召开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周恩来也很重要。他和王稼祥２个人的态度，对遵义会议的成败具有关键作用。尤其是取得周恩来的支持至关重要，因为他是中央军委“３人团”的成员之１，也是当时中央领导核心之１。[小人物：周恩来在遵义会议上的所谓“关键作用”，是值得商榷的，当时“３人团”已无市场，失道寡助，大多数人都站在了毛泽东的１边。在长征路上，毛泽东作了王稼祥的工作，也作了张闻天的工作，但是没有文章说毛泽东作了周恩来的工作，由此可见，周恩来的作用远不及王稼祥、张闻天的作用“关键”。再者，作为３人团的重要成员，和博古、李德１样，也是听不得不同意见的，不然，就不会有第５次反“围剿”的失败和名曰“战略转移”的仓皇大逃跑。通过第５次反“围剿”的军事实践，说明周恩来“谋”既不“多”，“断”亦不“善”。但是，周恩来有１般人所不及的优点，那就是懂得“看风”善于及时“转向”。]周恩来从长期的革命战争实践中，认识到毛泽东的战略思想是正确的，他赞成毛泽东出来领导。对于他在执行博古、李德的错误战略中出现的１些问题，已经感觉到不对。后来他在回忆那段历史时说：“经过不断斗争，在遵义会议前夕，就排除了李德，不让李德指挥作战。”[小人物：我对此说法有３点看法，其１，按照周恩来的说法，毫无疑问以前是李德在指挥作战，大家想１想，１位“负战争领导总责”的中革军委领导人听从外国军事顾问的指挥，是不是１件很滑稽的事情？这里是不是有推委之嫌？其２，如果象周恩来所说，在遵义会议前夕就排除了李德，不让李德指挥作战，在当时以军事斗争为主的战争环境下，军事指挥问题已经解决了，那么还会召开遵义会议吗？或者说还有召开遵义会议的必要吗？其３，按照周恩来所说“经过不断斗争”云云，周恩来把自己本来是王明路线的主要的重要的成员、支持者、忠实执行者的角色，变成了１位与王明路线斗争的１名勇士，这是与历史真相不相符的。王稼祥是博古的同学，是王明路线的主要支持者，他没有能够进入“３人团”这个核心，同样是王明路线主要支持者的张闻天，也没有能够进入“３人团”这个核心，可见周恩来与王明路线、与王明、博古等人的关系是何等的密切，是何等的不１般了。换言之，如果周恩来真的“经过不断斗争”，与王明路线意见相左，他就不会成为３人团成员，他就不会成为领导核心，这是显而易见的道理。毛泽东１直在与错误路线作斗争，所以就１直被排斥，就１直没有发言权，这就是鲜明的证据。是毛泽东通过不断的作斗争、通过不断地作王稼祥、张闻天的工作，才促成了遵义会议的召开，才争得了发言权，才解决了军事指挥问题，这是人所周知的没有任何争议的历史事实。而周恩来所说“经过不断斗争，在遵义会议前夕，就排除了李德，不让李德指挥作战”的说法有多少可信度，是需要加以认真思索的。]“我对军事错误开始有些认识，军事指挥与以前不同[小人物：从周恩来的这句话中，我们也可以知道军事指挥权在周恩来手中，而不是在李德手中]，接受毛主席的意见，对前方只指出大方向，使能机动。因此遵义会议上我与博古态度有区别。”张闻天也很重要，他也是王明路线的主要支持者之１。长征开始后，毛泽东在行军路上，也向他作了许多思想工作。遵义会议前夕，张闻天也已经对博古、李德的军事指挥产生了怀疑。早在江西广昌战役时，他就批评博古不应该同敌人死拼，结果在１次会议上同博古闹翻了。
朱德对博古、李德早有不同看法，特别是对他们取消中央集体领导，实行个人专权很不满意。朱德早在井冈山时期就和毛泽东建立了深厚的感情，他历来尊重毛泽东，支持毛泽东出来领导红军。
李聚奎《深切怀念伟大领袖毛泽东》１文：
自１９３０年冬的第１次反“围剿”作战到１９３４年秋的第５次反“围剿”作战，每１次我都参加了。前２次反“围剿”作战，我在红３军９师２十７团团长；３、４次反“围剿”作战时，我在红３军８师、７师、９师３个师里先后任师长；第５次反“围剿”前，又调任红１军团１师师长。其间，由于工作岗位的局限，我对中央在路线上的分歧和斗争知道的不多。但有１点我和战友们的感受是很深切的，那就是在毛泽东同志的指挥下红军就能以少胜多，以弱胜强，转危为安，逢凶化吉，根据地能扩大，部队能壮大，革命政权能巩固。反之，尽管还是这些英勇善战的红军战士在浴血奋战，还是那些可敬可亲的根据地群众在全心全意地支持党和红军，但根据地总是缩小，红军总要减员，最后不得不离开中央苏区，开始战略大转移。
杨得志《我见到的毛泽东同志》１文：
那时，确实是这样的，说毛泽东就是说红军、说共产党，说红军、说共产党也就是说毛泽东，也就是在说胜利。可是，在第５次反“围剿”中，我们虽然打了很多硬仗、恶仗、苦仗，伤亡却极大。当时，我虽然在团１级的领导岗位上，对中央在路线上的分歧和斗争所知甚少，不过也从实际中感受到那种与强敌拼消耗，和毛泽东提倡的打法不１样，再看到根据地１天天在缩小，伤员运送、治疗都十分困难，仗越打越艰苦，心里就憋闷得慌。我所在的团在高兴圩、狮子岭１线打了１个月左右，牺牲了很多同志，最后还不得不撤下来，走上了长征的道路。直到遵义会议后，毛泽东从新回到红军的指挥位置，我们才４渡赤水，巧过金沙，翻越雪山，走过草地，转危为安，胜利到达陕北。每想到这些，我就想到“用兵如神”的话，他从根本上打破了战争如神物的观念，正确地认识了战争的客观规律，指挥我们无往不胜的历史。是啊，他的英明和正确，是经过实践检验了的。
伍修权《回顾革命史难忘毛泽东》１文：
正是由于毛泽东在广大群众中的很高声望，在１９３１年举行的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上，他被选为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主席。也就从那时起，人们开始称他为毛主席，并且１叫几十年，后来“主席”２字竟成了他的专用称呼。不过，包括我在内的许多基层干部和普通战士都不知道，正是当时，毛泽东的日子并不好过，“左”倾错误的中央领导不断对他进行排斥打击，他的思想主张都被当作所谓“右倾错误”和“富农路线”等等横加批评指责。在１９３２年１０月的中共苏区中央局宁都会议上，他受到排斥和打击，会后被撤消了所有军事领导职务，被迫离开军队。１９３３年初，受王明遥控的博古等人的临时中央迁入苏区（这事本身就具有讽刺意味，１面批判否定毛泽东的思想主张，１面不得不投靠毛泽东创建的革命根据地来立足存身），王明的“左”倾错误全面深入地在苏区推行贯彻，毛泽东的处境就更糟了。当年秋天，１个来自苏联的德国人李德，以共产国际军事顾问身份来到苏区，我被中央指派去为他做翻译，直接领教了这位“洋钦差”的军事教条主义那１套。李德和博古１唱１和地完全排斥了毛泽东的领导和否定了他的主张。当时毛泽东对党和红军的领导权以被完全剥夺了，仅剩了１个苏维埃主席的地方政府职务虚衔，所以博古曾嘲笑他成了“加里宁”，和苏联没有实权的苏维埃主席１样。毛泽东被迫“靠边站”时，不是去“养病”，就是去农村调查，中央和军委的会议很少通知他参加，他的声音也很难听到了。　　
但是，正是由于党和红军失去了他的领导，人们反而更加清楚地认识到他的正确主张和积极作用。他指挥苏区军民反击敌人的第１、２、３次“ 围剿”，每次都以少胜多，以弱制强，粉碎了５到１０倍敌人的进攻。第４次反“围剿”，由于仍沿用了他原来的战略战术，也取得了重大胜利。到第５次反“围剿”时，李德和博古凭着洋本子在地图上指挥作战，盲目宣称“游击战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要打“国与国之间的正规战争”，搞什么“６路分兵”“全面抵御”等等，结果使红军处处被动挨打，部队伤亡惨重，阵地连连失守，兵力越战越弱，苏区越打越少，最后只剩下撤退转移１条路。严重失败使许多红军指战员都发出了疑问：
“为什么毛主席指挥我们时连连胜利，现在却光打败仗？”
“为什么不让毛主席来继续指挥我们？”　连高级领导人中的张闻天、王稼祥也对博古、李德的错误指挥提出了异议和批评，并且逐步转而听取和接受了毛泽东的思想主张。我和许多同志１样，也由应该听从李德的指挥，转为更加信服毛泽东的领导。
周恩来与１９５２年的税制改革和１９５３年的全国财经工作会议（１）
小人物未敢忘忧国
[以下文字节选自张聿温著《死亡联盟•高饶事件始末》，在１９５２年的税制改革和１９５３年的全国财经工作会议上，鉴于有关高岗、饶漱石的所作所为历史已有结论，本文不再涉及。只是将书中有关主要当事人毛泽东、周恩来、薄１波、吴波的观点和做法的部分节录于此，供读者参考，如有可能，请读者尽量阅读原著。文中[ ]中的内容为笔者所加，文中（）的内容为原著中所有。特此说明。]
张聿温著《死亡联盟•高饶事件始末》
　１９５２年１２月３１日　，《人民日报》上赫然登出了《关于税制若干修正及实行日期的通告》，发表了题为《努力推行修正了的税制》的社论和《全国工商联筹会拥护修正税制》的报道。
这是１条特大新闻。
修正了的税制公布后，谁也没有想到，竟然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掀起了轩然大波。
　１月９日　，山东分局第２书记、山东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向明等３人联名给中央写信，说他们不懂，为什么新税制执行后引起了物价波动、抢购商品、私商观望、思想混乱等。
　１月１１日　，北京市委也写信给中央，反映北京的商店里出现了抢购风潮，物价持续上涨，街上群众议论纷纷，政府门口上访人员大量聚集。
随后，各大区、各省市财政委员会也纷纷写信、打电话给中央财政委员会，反映在执行新税制过程中遇到了困难和麻烦。
事情引起了毛泽东的重视。
毛泽东过问了。
　１月１５日　，毛泽东给周恩来、邓小平、陈云、薄１波写了这样１封信：
新税制事，中央既未讨论，对各中央局、分局、省市委亦未下达通知，匆卒发表，毫无准备。此事似已在全国引起波动，不但上海、北京２处而已，究应如何处理，请你们研究告我。此事我看报始知，我看了亦不大懂，无怪向明等人不大懂。究竟新税制与旧税制比较利害各如何？何以因税制而引起物价如此波动？请令主管机关条举告我。
周恩来接信后，立即感到了问题的严重。他反复看了数遍，连夜给毛泽东写信，谈了处理方法。勤勉谨慎的周恩来，写完信后没有马上送走，而是把薄１波找了来。
[小人物未敢忘忧国：作者用“勤勉谨慎”４个字来形容周恩来，但是，新税制之事，他就不怎么谨慎了。他是偶而为之、偶而失误吗？联想到后来毛泽东所指出的“大事不请示，小事天天报……”，看来，周恩来的“勤勉谨慎”，是需要具体事情具体分析的，起码是不能１概而论的。] “１波，你看，新税制主席批评了。”周恩来把毛泽东的信交给薄１波看。
薄１波接信看罢，脸色骤然变了。他看到信中毛泽东词锋甚严，这是他没有想到的。他沉默了半天，才说了这么１句：“看来，问题严重了。”
“这事主要怨我，事先考虑不周。”周恩来接过信，诚恳地说。
周恩来作自我批评，也是有原因的。财政部提出修正税制的具体方案后，向他做作了汇报，他在１９５２年１２月２６日主持召开政务院第１６４次政务会议，批准了这个方案。接着，他还向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及工商界知名人士征求了意见。
[小人物未敢忘忧国：此处所提到的周恩来作自我批评，是只有２个人的场合，也是只有１句话的自我批评。]薄１波见周恩来表情很难过，就说：“不，总理。这事是财政部办的，我这个当部长的，理所当然地应该负主要责任。”
周恩来向薄１波投去感激的目光，摆摆手说：“先不谈责任了。还是把补救措施和解决办法议１议吧。你看我给主席的信中谈的行不行，问题说清楚了没有，解决的方法得力不得力。”
[小人物未敢忘忧国：周恩来向薄１波投去感激的目光，颇耐人寻味，此事周恩来负有不可推卸的重要责任，却感激下级承担责任。“我这个当部长的，理所当然地应该负主要责任”，事情的发展过程证明薄１波说到做到，没有上推下搡。周恩来的作法似乎值得商榷。]
随后，２人在１起字斟句酌地研究起来。他们商讨的结果，决定马上由财政部和税务总局派出若干个小组分赴各大中城市检查，每天与各主要城市通话联系，随时解决出现的问题。先在现有基础上做做工作看，若问题还不能解决，就果断地停止执行新税制。财政部注意整理个材料，待适当的时候，向毛泽东、政治局全面汇报１次。
[在有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高岗、陈云、邓小平、彭真、董必武、林伯渠和薄１波、财政部、商业部的领导人参加的会议上]
[财政部副部长]吴波在汇报中，主要讲了下面１些内容：
[……]新税制公布后，引起了波动。现在看，新税制确实存在１些问题和缺点。比如，操之过急，工作不惜，宣传不够，听取各方面意见不够。有些具体条文修改的不适当。有些提法，像“公私１律平等纳税”，也不妥当。加重了国营企业的税收负担，确实因为实行新税制而提了价。某些私商和资本家占了便宜。对人民群众思想上，心理上也有１定不良影响。新税制的教训，主要有２条：第１，急于出台，太过于匆忙，使许多工作没有跟上，结果陷于被动。第２，１些同志被胜利冲昏了头脑，认为从日本投降到解放战争胜利，胜利来的很快，因此不顾经济工作的复杂情况，单凭热情办事，从主观出发，不懂得１个环节变了其他的环节也要变，违反了经济工作的客观规律，这就要受到惩罚。
吴波汇报完后，薄１波发言作了自我批评，非常爽快地承担了责任。随后，周恩来也作了自我批评。
[小人物未敢忘忧国：周恩来在政治局的会议上是如何作的自我批评，具体有哪些内容，原著中未有涉及。]毛泽东讲话了。毛泽东１改平时政治局开会时讲话谈笑风声的风格，神色冷峻，口气十分严厉。他说：
“财政部的汇报，问题讲清了没有？实质抓到了没有？不知在座的同志怎么看，反正我看没有。新税制，新不新啊？新嘛。过去没有的提法，现在有了，还不新吗？新税制，新在那里啊？新在‘公私１律平等纳税’。共产党历来是提倡社会主义之公，反对资产阶级之私的。这下倒好，公私１律平等了，这还不新鲜吗？我们应当承认，这是个创造，是个新鲜的提法。可是，很遗憾，这个口号违背了党的７届２中全会决议，是错误的，是完全错误的！”
说到这里，毛泽东的声音因激动而提高了。他端起茶杯呷了１口，放低了声音，接下去说：　 “税务，事关国家的财政来源，事关国家的经济命脉，岂可等闲视之。修正税制，牵１发而动全身。这么大的事，事先没有报告中央，没有找中央商量。可是报告了资本家，找资本家商量了，把资本家看得比中央还重！”
说着说着，毛泽东激动起来，“叭叭”地用手敲起了桌子。他用他那炯炯的目光环顾４周，这是他听取大家反映的特殊形式。他发现，大家都在凝神静听。他特别注意到，周恩来和薄１波在埋头作记录。毛泽东放开声音讲下去：
“新税制我们说不好，人民群众说不好，国营企业说不好，有没有说好的呢？有啊。谁呀？资本家。这个新税制得到资本家的叫好，这说明什么呢？说明实行新税制不是什么具体工作方法问题，也不是什么考虑不周的问题，而是个原则问题，政治问题，大是大非问题。新税制不是１般的错误，是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在这个错误的背后，有个分散主义、自由主义的东西在作怪。事先不请示，不报告，草率行事，擅自作主，这不是分散主义是什么，不是自由主义是什么，不是组织纪律观念薄弱是什么？”
毛泽东的批评震动了与会的政治局委员们。他们都听出来了，毛泽东批评的重点，还不在新税制本身，而在于事先没有报告中央。也就是说，在毛泽东毫不知情的情况的下，出台如此重大的政策，是他所不能容忍的。实行新税制，全国上下议论纷纷，而他作为党和政府的主席却蒙在鼓里，这不能不使他格外恼火。
毛泽东讲到最后，提出要坚决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和分散主义。他面冲着周恩来，明确指示，中央要加强集中统１领导，政治局和政务院的工作分工要重新调整。
周恩来与１９５２年的税制改革和１９５３年的全国财经工作会议（２）
小人物未敢忘忧国
张聿温著《死亡联盟•高饶事件始末》
[鉴于，第１个５年计划的编制工作，１９５３年上半年国家预算的执行出现了巨额赤字，]另外，中央和地方、统和放的关系，也没处理好。１９５０年开始，中央就下决心统１财政经济工作，并且取得了有目共睹的巨大成就，这就是扭转了财经工作中的严重混乱状况，短期内使国民经济得到了迅速恢复和发展。但是，事情却走了极端，后来在执行过程中出现了１些集中过多、统的过死、处理不当、同地方商量不够的问题，从而使地方对中央财政部门渐渐积累起不少意见和不满，有些意见和不满还相当激烈。正是鉴于这些问题，中央下决心召开１次全国性的财经工作会议。
毛泽东对这次会议十分重视。他就会议的议题和准备工作专门写了这样１封信：
[毛泽东在给陈云、１波、富春同志的信中说“似乎预算问题，增薪问题，县区乡财政统１问题，地方财政和大城市财政问题，税收问题，５年计划问题，今年下半年经济安排问题，军费问题，均应有所讨论”。]
[　１９５３年６月１２日　，周恩来在全国财经工作会议预备会议上的讲话，有这样１段：]
“这次全国财经工作会议，就是准备解决中央提出的、各地有意见的、问题比较成熟的１些问题。方针是多听地方意见，开展批评自我批评，进行工作上政策上的检查，应着重思想上反对主观主义，政治上反对分散主义，作风上反对官僚主义。自上而下，自下而上，条条块快地讨论，吸取大家积极性、建设性的意见，集中起来，成熟的问题写成决定，以统１贯彻执行。” [全国财经工作会议进入第４周，既从　７月６日　开始，]薄１波如同坐在火山口上。他对自己成为大家批评、非难的目标明显缺乏思想准备。但作为财政部门的主要领导，他还是主动到各个小组参加讨论，虚心听取大家的意见，认真地做着记录。他要拿出政治家的风度来。　７月１３日　１大早，他接到了周恩来的１封信。打开１看，顿时心里“格登”１下。信是这样写的：１波同志：
昨夜向主席汇报开会情形，他指示领导小组会议应该扩大举行，是各方面有关同志都能听到你的发言，同时要展开桌面上的斗争，解决问题，不要采取庸俗态度，当面不说背后说，不直说而绕弯子说，不指名说而暗示式说，都是不对的。各方面的批评意见既然集中在财委的领导和你，你应该更深１层进行检讨自己，从思想、政策、组织和作风上说明问题，并把问题提出来，以便公开讨论。此点望你在发言中加以注意。
周恩来
７月１２日夜
[小人物未敢忘忧国：周恩来信中的内容全部都是毛泽东的指示吗？我看不是，那么，哪些内容是毛泽东所指示的，哪些是周恩来的意见，结合周恩来下面的１段话，“毛主席前天所指出的，我们会议中还有１些庸俗化，既对人批评不是当面说而是背后说，不是直说而是绕弯子说。这样很不好，很不正常”，请读者分析。我个人观点，“各方面的批评意见既然集中在财委的领导和你，你应该更深１层进行检讨自己，从思想、政策、组织和作风上说明问题，并把问题提出来，以便公开讨论。此点望你在发言中加以注意。”这１段话是周恩来的意思。] [　７月１３日　下午，召开扩大的第十５次领导小组会议。]“同志们，这次全国财经会议开了已整整１个月，重点是财政问题。”周恩来的开场白１字１顿，显得分量很重。 “会议期间，大家发扬民主，讨论热烈，对财经工作提出了许多意见和建议。过去财经会议，从来没有像这次这样自下而上地集中在方针、政策、制度上，在思想、组织、作风上进行全面的检查。缺点是在批评与自我批评上，虽然我们１开始就强调对人是要治病救人，对事是要纠正错误、解决问题；但正如毛主席前天所指出的，我们会议中还有１些庸俗化，既对人批评不是当面说而是背后说，不是直说而是绕弯子说。这样很不好，很不正常。我们应当按照毛主席的指示，以积极的态度，以对同志、对工作、对事业负责的态度，展开桌面上的斗争，进行正常的同志式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目的嘛，只有１个，这就是毛主席早就说过的，‘发扬成绩，纠正错误，以利再战’。”“今天的扩大的领导小组会议，议题只有１个，请薄１波同志作检讨。大家欢迎！” [薄１波发言或者说检讨后]
周恩来带头鼓掌，然而却无人响应。主席台上的掌声由于靠近麦克风，格外的响亮，然而由于凌乱孤单，也就格外的刺耳。
“看来大家对１波的检讨不满意啊！”周恩来苦笑着说，“但不论是谁，肯检讨就是好的嘛，检讨就是进步嘛，即使是微小的进步，也是值得欢迎的嘛。”
从　７月１４日　到７月２５日，周恩来连续主持召开了８次扩大的领导小组会议对薄１波进行批评。人们发言的口气越来越严，上纲越来越高，涉及和批评的问题也越来越多。
[……]在那样的场合，在那样的气氛中，吴波也算得是１条汉子。他甚至递条子给周恩来要求发言，说修正税制从开始到出台，都是他吴波１手办的，主要错误在他，要处分就处分他，薄１波只负点头和领导责任。 [小人物未敢忘忧国：财政部副部长吴波勇于主动承担责任之举，是值得称赞的。薄１波并没有１推６２５，并没有让下级承担责任。作为党和国家的高级领导干部，是应有的水平和风度。] [……]
周恩来注意到了大家的情绪，而且在他看来，薄１波和财政部领导对新税制的错误的认识上，还确实存在１定差距。于是，在吴波作完检讨后，周恩来当场宣布说：
“薄１波同志对错误已经有了１定的认识，这是值得肯定，值得欢迎的。但是，与同志们的要求相比，还是不够的，还需要进１步认识错误，着重从思想上、作风上去深挖错误的根源。２天后，到星期１，即　７月２７日　，请１波同志作第２次检讨。”薄１波闻言，不觉怔了１下。他想：“这不是逼命嘛！才给２天时间，怎么准备得出来？如果准备不充分，又该说我‘认识不深刻’，‘态度不端正’，‘企图蒙混过关’了。”他随即抓起铅笔，刷刷地给周恩来写了个条子：
“总理：第２次检讨发言，我正在准备中，星期１恐怕准备不好，特别关于财经政策方针检讨的部分，有些材料还须搜集对照１下。能否宽限几天？”周恩来看了，同情地点点头。于是重新宣布说，给薄１波宽限几天，等他经过充分准备后，再安排他做第２次检讨。检讨的具体时间，另行通知。 [小人物未敢忘忧国：当场宣布限期让薄１波做第２次检讨的是周恩来，对薄１波表示同情并又给予时间“宽限”的还是周恩来，周恩来是何等的会做人！]
　８月１日　，薄１波作了第２次检讨。
[……]
当会议要求薄１波作第３次检讨时，薄１波的火气终于爆发了，他坚决地拒绝了。 [……]
毛泽东问周恩来：“这２天会议情况怎么样？可有什么新的进展？”　周恩来说：“会议眼下集中在对新税制，对薄１波的批评上。多数同志情绪激烈，批评的调子居高不下。这样下去，我担心会议会走偏方向。”
[小人物未敢忘忧国：会议的主持人自始至终是周恩来，周恩来担心会议走偏方向，却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更不用说有效的措施，毫无疑问，周恩来是有责任的。]
毛泽东摇摇头，不满地说：“我的恩来同志呀，不是会，而是已经走偏了方向。本来，会议应该很好地讨论１下总路线问题，可让新税制这么１冲，冲得个７零８落。人们满脑子新税制，新税制，早让总路线坐了冷板凳。会期吗，也很成问题呦。本来，预计过了‘７１’结束，这下连‘８１’都过了，还统１不起认识来。这是怎么回事呀？莫非还要在北京过‘十１’不成吗？……再不行，干脆，就连元旦１起过！这么多人，我们中央还管得起饭！”　周恩来见毛泽东说着说着来了气，就尽量放缓口气说：“主席说的对，会议是该尽快结束了。现在的问题是薄１波２次检讨通不过。１波成了伍子胥，过不了昭关。我让１波作第３次检讨，但是１波抵触情绪很大，他坚决拒绝了。”
毛泽东沉思片刻，说：“薄１波同志可以不检讨了。”周恩来点点头：“不检讨也好。１波再作检讨，只会把问题越弄越复杂，也只会加剧双方的对立和抵触。”
[小人物未敢忘忧国：经过周恩来审查批准过的新税制出了问题，周恩来没有为下级遮挡风雨，也没有正确地引导和把握会议的方向，而是连续主持了８次扩大的领导小组会议对薄１波进行批评，而且决定让薄１波连续作３次检讨，可以说在１定程度上还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而且把会议开成了马拉松会议。当毛泽东决定“薄１波同志可以不检讨了”，周恩来马上说“不检讨也好。１波再作检讨，只会把问题越弄越复杂，也只会加剧双方的对立和抵触”。周恩来１８０度的转弯子是何等的快！可令人疑惑是，周恩来决定让薄１波作第３次检讨的时候，他想没想到会把问题复杂化呢？他在对立和抵触的双方中处于哪１方？还是把自己置之事外？这是不是值得读者思考的问题呢？]（８月１１日晚　，全国财经工作会议周恩来作总结报告。报告中说：）
修正税制的错误这个错误是很显然的。[小人物未敢忘忧国：既然修正税制，错误是很显然的，那么，周恩来批准新税制实施的时候，是发现了这个“显然”的错误，还是没有发现呢？现在新税制出了问题，却说新税制的错误是“很显然的”，典型的事后诸葛亮。]修正税制实施的结果，使税负公重于私，工重于商，打击了工业，特别是落后工业，帮助了私营商业，特别是大批发商，并使市场１度发生混乱，造成群众不满。这样就有利于资本主义经济，不利于社会主义经济和半社会主义经济。本来，按照党的２中全会决议，税收政策是限制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１个方面，故对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与对国营经济和合作社经济应该区别对待，亦即‘有所不同’。但修正税制却提出了“公私１律平等纳税”的口号，不但取消了对国营经济和合作社经济的便利和优待，反而给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以更多的便利，所谓“简化税制”，也就是在这种意义上得到了全国工商联筹备委员会的热烈欢迎与拥护。[小人物未敢忘忧国：此事是周恩来办的，是周恩来去征求全国工商联的意见啊，周恩来现在指责起别人来，也是理直气壮的。]违背了党的政策而专谈“保税”，并且不计算国营企业和合作社因税负的加重所产生的不良后果，仍坚持“税收数目增加了”的说法，这是对于错误的本质缺乏认识或不愿认识的表现。应该在１次指出，修正税制的错误，是违反党的２中全会决议在这个方面所规定的原则的错误。对这样关系到国家政策、全国人民利益和调节各阶级收入的重大问题，财政部、特别是应对次事负主要责任的薄１波同志，事前并未根据党的２中全会决议认真研究，也未向党中央认真报告请示，并草率从事地将中央财委通告提请政务院批准，并要《人民日报》发表《公私１律平等纳税》的社论，事后长期未予认真检讨，这１错误是极其严重的。
[小人物未敢忘忧国：什么叫做“也未向中央认真报告请示，并草率从事地将中央财委通告提请政务院批准，并要《人民日报》发表《公私１律平等纳税》的社论”，周恩来的说法是值得推敲的，这个责任由薄１波来负是有失公允的，大家都清楚，周恩来不是党中央的最高领导，政务院也不是最高权利机构，薄１波不可能报请党中央同意后，再报请政务院总理周恩来审批。周恩来是薄１波的顶头上司，薄１波就新税制之事请示了周恩来，从组织关系和业务程序上，薄１波无可挑剔，如果周恩来不批准，新税制能公布实施吗？薄１波有权让《人民日报》发表文章吗？是周恩来“未向中央认真报告请示”，草率地批准了新税制，周恩来的错误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这么大的事，事先没有报告中央，没有找中央商量。可是报告了资本家，找资本家商量了，把资本家看得比中央还重！”“在这个错误的背后，有个分散主义、自由主义的东西在作怪。事先不请示，不报告，草率行事，擅自作主，这不是分散主义是什么，不是自由主义是什么，不是组织纪律观念薄弱是什么？”这个责任理应由周恩来承担。周恩来审批权在握，审批就要把关，毛泽东能通过下级的信和报纸，非常敏锐的发现并指出问题的关键之所在，而周恩来却没有发现这么“显然”的错误更不用说加以纠正，这里面确实有１个水平问题，无数事实证明毛泽东就是比周恩来高明，因此无需讳言，周恩来的勤勉谨慎、周到细致是含有１定水分的。只画圈而不把关，有问题而不承担责任，这样的总理谁都可以当。当然，这并不是说薄１波没有错误，而是说是谁的错误谁就应该承担责任。]
[周恩来在报告中历数了修正税制的错误，征收农业税中的错误，商业工作中的错误，财政工作中的错误，银行工作中的错误之后说：]
这些错误的主要负责人，是薄１波同志。在大家的批评、督促和帮助之下，薄１波同志做了２次自我检讨的发言。在第２次发言中，薄１波同志对自己错误的认识是有进步的，但对于自己错误的根源还没有揭发出来。应该指出，薄１波同志在财经工作中所犯的错误不是偶然的，而是有他的思想根源、社会根源和历史根源的。薄１波同志所犯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思想根源，在于不从马克思列宁主义出发，不从党的政策和劳动人民的利益出发，而自觉地或不自觉地反映了许多资产阶级的观点、情绪和作风。当着我们党在过渡时期与城乡资产阶级分子又合作又斗争并须对他们逐步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当中，这种阶级斗争将不可避免地要反映到党内的思想斗争上来。薄１波同志自己承认对工人阶级的感情有些疏远了，那么对谁接近了呢？必然是资产阶级。这就是薄１波同志错误思想的社会根源。薄１波同志说自己的阶级出身是小资产阶级，但他忘了小资产阶级不向无产阶级缴械，必然要受资产阶级影响。薄１波同志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最突出的地方，我同意高岗同志的意见，就是个人与党的关系摆错了位置、对党不老实的态度、不民主的作风和行会主义的情绪。他在过去的工作中，也曾犯过这种性质的错误；而近半年多以来，由于骄傲自满，这种错误就更加集中地暴露出来了。薄１波同这种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和作风，越因其成为党的高级领导干部，对党对劳动人民的危害性就越大。因此，对薄１波同志来说，加强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习，并使之与实际工作相结合，时刻关心劳动人民的利益，坚决地去掉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和行会情绪，老老实实地服从党的统１领导，倾听群众意见，好好地为人民服务，这将成为改正错误的关键。应该指出，薄１波同志在过去对敌斗争是勇敢的，在各个时期中当他正确地执行党的路线的时候，他的工作是有相当成绩的。现在的问题是薄１波同志能不能虚心地接受各同志的正确批评而坚决改正自己的错误。我们希望他虚心接受同志们的正确批评，坚决改正错误，以便在党的领导下继续做有益与党和人民的工作。
[小人物未敢忘忧国：周恩来对薄１波的批评是何等的深刻，涉及到思想根源、社会根源和历史根源，涉及到对工人阶级的感情和阶级出身，涉及到个人与党的关系、对党不老实的态度、不民主的作风和行会主义的情绪。还说他在过去的工作中，也曾犯过这种性质的错误；而近半年多以来，由于骄傲自满，这种错误就更加集中地暴露出来了。毛泽东没有及时发现问题，是因为忙于土改和抗美援朝，但是毛泽东并没有因此而推卸责任。周恩来是薄１波的主管领导，为什么没有及时发现和及时纠正呢？为什么等问题成了堆，等毛泽东发现了问题，周恩来才有如此说法？周恩来是否有秋后算帐和落井下石之嫌呢？薄１波分管的财政部、税务总局、粮食部、银行等部委也是政务院的下属机构，这些部门出了问题，政务院总理也应该承担应有的责任嘛！起码是严于律己，宽以待人差那么１点。还应该说明的是，毛泽东把周恩来的总结报告中凡是说薄１波犯了“带路线性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地方，都删掉了“带路线性”４个字。毛泽东还加上了这样１段话：“应该指出，薄１波同志在过去对敌斗争是勇敢的，在各个时期中当他正确地执行党的路线的时候，他的工作是有相当成绩的。现在的问题是薄１波同志能不能虚心地接受各同志的正确批评而坚决改正自己的错误。我们希望他虚心接受同志们的正确批评，坚决改正错误，以便在党的领导下继续做有益与党和人民的工作。”这可以从毛泽东的书写习惯和语法特点上看出来，由此也可以看出毛泽东治病救人的态度。]
[周恩来在报告中还说：]
这次会议又证明：薄１波同志在财经工作中所犯的１系列错误，是与他的错误工作方法相联系的。薄１波同志的工作方法，不是依靠集体经验和集体智慧，不是遵照毛泽东同志历来所强调的要集中群众经验，而是独断专行，因而不可避免地在工作上发生错误，造成恶果。
（周恩来做总结报告后的第２天，毛泽东在这次会议上作了重要讲话，其中，毛泽东说：）　在这次会议上，少奇同志说有那么１点错误，小平同志也说有那么１点错误。无论任何人，犯了错误都要检讨，都要受党的监督，受各级党委的领导，这是完成党的任务的主要条件。全国有很多人，是靠无政府状态吃饭。薄１波就是这样的人。他在政治上思想上有些腐化，批评他是完全必要的。在批评薄１波的错误中间，恩来、陈云都说要负责任，我说我也要负责任，各有各的账。我的错误在于：（１）抓得少，抓得迟，这是第１条，也是主要的１条。过去忙于土改、抗美援朝，“３反”后应抓财经，抓了１些，但没有钻。我对财经工作生疏，是吃老资格的饭，过去１凭老资格，２凭过去的革命工作较丰富的经验，现在是建设时期，缺乏知识，未钻进去，要亡羊补牢。（２）统的死了，我也有份。我说过要统收统支，对统收我抓了，统支我有没抓紧，不注意。这１次会议提醒了我，要统１集中，但分级管理也是很必要的。（３）预算问题。去年１１月搞起，经过１月财经会议，中央也讨论了。预算中１６万亿元是虚假数字（指将上年节余打入下年的预算），我现在才知道。利润打的太多，支出的太多了。我虽然说了“３道防线”——增产、节约、发行，但错误是报纸上公布的过早了，应该慢慢来（苏联预算现在才公布），我也有急噪冒进。（４）查田定产，我支持过。到武汉、南京后，听到对此问题有反映，我说做个５年计划吧。回到北京，邓子恢看我口气松了，说查天田定产否定了土改成果，根本行不通。我说，听你的吧。（５）扫盲，我开始是支持的，后来不行了，接受了大家的意见，修改了原来的意见。（６）失业人员登记，是我的意见，失业的１６０万人，加上半失业的人数很多。原因是我接到８百封信都是这个问题，劳动部当时又说这样做没有问题，有些失业救济经费还花不出去。我让恩来同志召集了会议，宣布了劳动就业办法，给地方上增加了麻烦。但也给失业者些希望。还有等等１些其他问题。我是中央主席，都有我的份。这些错误，中央政治局在逐步的纠正中。
[小人物未敢忘忧国：作为党的最高领袖和政府主席的毛泽东，什么大小问题到了他那里都要分出个是非分明，都要搞个水落石出，他总不能把事情推给联合国吧，他也不能和稀泥，更不能出了问题要别人承担责任，那也不是毛泽东做人办事的风格和原则。提出问题，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批评人，这是毛泽东不可回避的工作。批评人，给出路，团结１切可以团结的人，包括反对过自己而且被历史证明反对错了的人１道工作，批评别人的同时也严于分析、解剖自己、勇于承担责任，从来没有说过自己１切都正确，不止１次说过，无论中央和地方的问题和错误，“我是中央主席，都有我的份”，这声音是多么的铿锵有力，这就是毛泽东，这就是毛泽东的人格魅力，这就是人民领袖的风采，这就是无人可以与之相提并论的重要原因之１。周恩来揽功委过，与毛泽东相比是不是相差的很多呢？]
周恩来与彭德怀走麦城
小人物未敢忘忧国
[下面将１些著作、传记中涉及周恩来与彭德怀事件关系的有关内容摘录于下，当然不可避免的涉及到其他人，但是这里只是请读者侧重于了解周恩来与彭德怀事件发展的关系。]
[以下节选自张聿温著《死亡联盟•高饶事件始末》第２７２页至２７６页]　
彭德怀已经对毛泽东谈了他对刘少奇、周恩来的看法。那是全国财经会议后，时间在９月份，地点在毛泽东的办公室。
彭德怀说：“听说财经会议开的很热闹，大家对刘少奇、恩来有不少意见？”
毛泽东说：“是啊。事情是由薄１波的新税制引起的。”彭德怀说：“新税制的事我不清楚，但历史上有些事我却１直有看法。”毛泽东问；“哪些事呀？”彭德怀毫无保留地谈开来： “少奇领导的华北工作座谈会，骂了我４０天娘，不公道嘛，不实事求是嘛，不是与人为善嘛。这件事我１直想不通。前１阵子薄１波来找我谈心，我对他说，１波，我了解你，你总的方面是好的。但是１个人要是有点思想，有点能力，工作做的不错，有成绩，遇事又好讲个不同意见，再加上你平常工作中难免有点毛病，你就得准备多受点批评。我这个人也是经常挨批评的。８年前华北工作座谈会不是大批了我１通吗？用湖南的土话说，我这个人是高山上倒马桶——臭名远扬。但是，我从来不把它当包袱。有些事１时说不清的，留待历史去评判好了。”
毛泽东吸着香烟，静静地听着。
彭德怀呷口茶，继续说下去： “４６年初，少奇在延安提出什么‘和平民主新阶段’，他是存在严重的和平幻想的。我记得很清楚，　２月１日　这天，中央发出了由刘少奇起草的〈关于目前形势与任务的通知〉。少奇同志在延安干部大会上做时局问题的报告，反复讲他那个‘和平民主新阶段’。结果怎么样呢？他那个论点是站不住脚的。中国的问题还不是得打，还不是得用战争解决问题！”毛泽东插话：“中央那个通知，是经我修改了的。”彭德怀摇摇头；“不是为你开脱，‘和平民主新阶段’的版权出自少奇，数他最热心！”
毛泽东不再说什么了。彭德怀接着说：“少奇对抗美援朝开始也犹豫动摇，还有恩来。从政治上看，少奇不够成熟，我的感觉他是有点右，有时右的厉害，也有时有点‘左’。”
毛泽东问：“对少奇还有什么意见吗？”彭德怀说；“主要的就是这些。”
毛泽东又问：“对恩来同志呢？”彭德怀略１思索，说：“历史上，我对恩来第５次反‘围剿’中的指挥很不赞成。对干部，尤其是对萧劲光的处理很有意见。３３年十月下旬正式成立的红７军团，寻淮洲是军团长，萧劲光是政委。１１月间，黎川失守，萧劲光差点被杀掉。最后脑袋总算被保住了，但政委的职务却丢了。黎川丢了，这能怪萧劲光吗？‘左’倾机会主义瞎指挥嘛！按他们那１套搞，整个苏区不是都丢光了吗？该杀哪个的脑壳呢？这里面，恩来应当负相当的责任！”　　
１谈战争，１谈王明“左”倾机会主义的罪过，毛泽东就来情绪：　　
“这个萧劲光，就是不讨‘左’倾机会主义者的喜欢。在此之前，他曾被打为‘罗明路线’在军内的代表，受到过批评打击。老彭，你说得对，打仗，王明他们是擀面杖吹火，１窍不通！:可他们居然骂我：‘你毛泽东懂什么马列主义，你不过看了部《孙子兵法》！’可他们呢，连《孙子兵法》都没看过！”彭德怀接下去说：“恩来的事务主义，我也有点看法。这么大个国家，这么多的事物，政务院的总理也的确不好干，但应当抓大事，谋大局。像恩来这样事必躬亲，我看有点鸡零狗碎，婆婆妈妈了。前年我就为支援朝鲜前线的事冲恩来发了通脾气，我实在忍无可忍了。”彭德怀所说的冲周恩来发脾气１事，发生在１９５１年２月２５日　。当时是在中南海居仁堂，由周恩来主持召开军委扩大会。参加会议的有总参、总政、总后和个兵种及政务院有关部门的主要负责人，主要研究讨论如何加速解决志愿军面临的各种困难问题。会上，彭德怀介绍了志愿军面临的严重困难，要求国内各方面想办法大力支援前线。轮到讨论具体问题时，各部门的人纷纷强调各自的困难。彭德怀本来就为前线的后勤供应焦急不安，会前苏联军事顾问表示不能派空军掩护志愿军的交通线，更始彭德怀十分失望。此时，会议又出现这种纷纷强调自己困难的情况，彭德怀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猛地站起来，把桌子１拍，吼道：“你们这也困难，那也困难，难道志愿军就不困难？！就是你们爱国，难道志愿军就不爱国？！你们去前线看看，战士吃的什么，穿的什么！没有制空权，没有弹药，没有给养，志愿军天天在流血，天天在死人！被打死，被冻死，被饿死。就是你们这么扯皮，支援朝鲜前线很不得力，才造成志愿军大量不必要的伤亡。你们这是犯罪！再不赶紧解决志愿军的困难，这仗我就没法打了！你们谁有本事，谁去试试！”彭德怀这１通大发脾气，弄得周恩来下不来台，使会议不欢而散。毛泽东听说后，立即联想到４天前彭德怀闯他午睡的事。彭德怀从朝鲜前线回京，从西郊机场驱车直奔中南海，因毛泽东不在，又赶赴西郊玉泉山毛泽东别墅。他不顾警卫人员劝阻，推门而入，将毛泽东唤醒后既汇报朝鲜前线敌我情况和志愿军面临的许多严重困难。没有谁敢惊扰熟睡中的毛泽东，毛泽东是要骂人的，彭德怀算是个例外。那时，彭德怀入朝作战刚刚４个月，正处于最困难的境地。毛泽东完全理解彭德怀的心情，在周恩来和其他人面前为彭德怀说了好话：“彭总的脾气大家是知道的。他是急于打败美帝国主义，我们应该理解他，支持他。”
……彭德怀端起茶杯喝了几口，最后说：“对少奇和恩来，我主要就是这么几条意见。”毛泽东沉思片刻，说：“有意见是正常的，讲出来好。我看，你还是去同少奇、恩来当面谈１谈。”
彭德怀表示同意。
过了几天，周恩来主动找彭德怀征询意见来了。于是，彭德怀就向他提了事务主义和第５次反围剿时对萧劲光处理不当１事。周恩来表示诚恳接受。
此后，彭德怀主动找到刘少奇处，谈了对华北座谈会及“和平民主新阶段”的意见。刘少奇静静地听罢，对华北座谈会没有表态，对“和平民主新阶段”仅表示了某种程度上的反省。彭德怀是个有意见就讲，讲完就痛快的人，但他对刘少奇讲过之后却无痛快的感觉。他感到在接受批评、听取意见方面，刘少奇不如周恩来，刘少奇对自己的批评总的持保留态度。因此，他对刘少奇很不满意。《中国出了１个毛泽东丛书》舒龙、凌步机著《岁岁重阳》：１９３３年底的１天，仍然担任毛泽东机要秘书的贺子珍，正在给毛泽东清理办公桌上的文件。坐在桌子旁的毛泽东，眉头微皱，以商量的口气对子珍说：“你去铜锣塘国家政治保卫局，代我看看萧劲光吧。”
贺子珍不解地问：“萧劲光不是担任７军团政委吗？他现在怎么了？”
“唉，大家说他丢掉了黎川城，是军事罪犯，被关起来了。李德说要公审他、枪毙他呢。”　 “那怎么行啊！萧政委是老党员，对红军建设贡献那么大，怎么能枪毙他？”贺子珍惊讶地说。 “是呀，可斗争就这么无情。我已经给博古说了，萧劲光不能判刑，更不能枪毙！”　
毛泽东吸了口烟，停了１下，继续交代说：“你去看他，并转告我的意见，就说我老毛的看法是：萧劲光没有错，主动撤出黎川城是对的。告诉他要挺住，顺便要给他送点吃的去。”贺子珍做好了准备，说：“我这就去！”　毛泽东叮嘱：“你骑马去吧，路上小心！”　萧劲光是从莫斯科回国的，１９３０年到闽西苏区，担任了闽西红军学校校长，后又担任闽粤赣军区司令员。１９３１年底“宁都起义”部队组建红５军团后，任红５军团政治委员。１９３３年５月起任闽赣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１０月２６日，中革军委决定组建红７军团，萧劲光任政治委员。
　１９３３年９月２５日　国民党军大举进攻黎川城时，萧劲光手头，只有１支７０余人的游击队担任守城任务。为避免不必要的损失，他命令部队掩护城内机关和居民主动退至城外６０里的溪口。这完全是正确的做法。１１月１日，萧劲光率红７军团部队与红３军团１起，按李德、博古的命令进攻浒湾。战斗失利后，李德、博古等不检查自己的瞎指挥，反想整彭德怀，但又不敢动他，就将责任推给萧劲光。彭德怀光明磊落，将责任完全揽了过去。于是，李德、博古便抓住黎川失守这件事不放，说萧劲光擅自放弃黎川城，是“退却逃跑”，将他撤职，作为“红军中罗明路线”的代表进行批判关押。保卫局听说毛泽　东的　夫人来探望萧劲光，感到意外，于是，把萧劲光带到１个办公室与贺子珍见面。他把带来的２听前线送给毛主席的罐头，放到桌上，打开１筒红烧肉，另加豆豉炒辣椒。后面２个菜的美味不在别的，而是放了盐的。那时食盐紧张，缺盐味，即使炖了鸡，没放盐也不好吃。萧劲光看这这些美味发呆，眼眶闪起了泪光。
贺子珍压低声音讲话。他传达了毛主席的问候，要萧劲光吃饱饭，睡足觉，恢复健康，保重身体。要想开些，看远些，天塌不下来。大概谈了半个小时左右，最后送上１张信纸。萧劲光几乎没有讲１句话。他只是听，他在汲取力量。待贺子珍走后，他展开信纸细看，只有２句诗，这是毛泽东抄录１９２９年重阳写的词中的２句：
１年１度秋风劲
不似春光
胜似春光
萧劲光１读就懂，是要他看到美妙的春光，美好的前景。待他再连念几遍时，竟发现最后２字，是“劲”“光”，２句词尾，嵌进了他的名字。这位带领劲旅，曾给红军战史增添光辉的战将，在枪林弹雨、刀枪铁血的激战中，连眼都不眨的汉子，竟然“哇”地发出了哭声。李德、博古果然不轻放萧劲光，组织最高临时军事法庭，召开公审大会，进行公审，开始说要枪毙，后来判了５年徒刑。
毛泽东听说萧劲光被判５年徒刑，挺身而出，以中央政府主席的身份进行干预，坚决反对这１错误判决。
躺在病床上的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接到判决书后，几次拒绝在判决书上签字。萧劲光是军队高级将领，王稼祥感到自己有责任保护他。[小人物未敢忘忧国：毛泽东为保护萧劲光挺身而出，王稼祥为保护萧劲光几次拒绝签字。他们是那样地坚持原则，尤其是毛泽东本人自己还处于逆境之中，真是另人赞叹，令人敬仰！有１点要特别提及，就是在这里，找不到丝毫周恩来的身影，因为，我们读了上面所录张聿温著《死亡联盟•高饶事件始末》中的１段有关文字后，就会知道周恩来是以另外１种形象出现的。]
萧劲光得救了，没有被判刑。但是博古等人还是开除了他的党籍、军籍，派他到红军大学干部队当军事教员，教战术和政治２门课。
博古、李德从揪住“罗明路线”不放，到声色俱历地抓“邓、毛、谢、古”，以致发展到审判监禁萧劲光。他们始终没有放松对毛泽东的压制和打击。然而毛泽东心中有数。他静观沉思，先避之、退之，到了关键时刻，他与李德面对面地辩理，保护了同志，顶住了重压。出乎寻常地去探监，去阻止审判。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第３２０页）：
博古、李德在失利面前，不但没有从战略决策上进行检查，反而归罪于战场上的指挥员，说要找出“罗明路线在军队中的代表”。他们追查萧劲光在黎川失守中的责任，说他是退却逃跑，主张处以极刑。李德在《中国纪事》中说：“博古警告我，不要在革命委员会谈及这个问题。毛泽东对这个问题反映很敏感，因为，从根本上说，他同罗明和萧劲光执行的是同１条路线。”可见，这件事的矛头其实也是对着毛泽东的。由于毛泽东、王稼祥的坚决反对，萧劲光没有被处极刑，但仍被判处５年监禁徒刑，并开除党籍和军籍。萧劲光被关押后，毛泽东要贺子珍前往探视，并转告萧劲光说：黎川失守是整个指挥部署问题，“你应该撤退，做的对”。萧劲光被关了１个月后，调到红军大学当战术教员。
[请读者参阅陆定１《纪念敬爱的周恩来》原文。我手头没有找到此文，敬请有此文的读者将有关部分发１帖子附载于后，笔者提前表示谢意了！现仅概述于下：]
陆定１重新站出来工作后，撰文纪念周恩来，发表在人民日报上，文中写到，彭德怀率军事代表团出访欧洲归来后不久，周恩来让彭德怀去了解农村问题。[小人物未敢忘忧国：周恩来让彭德怀这个搞军事的国防部长去调查了解农村问题，是何用意？如果说是不怀好意，可能很多人会难以接受这个词，但是，如果说是用心良苦、别有玄机，这个说法不知人们是否会接受？]彭德怀去了几个地方，回来后写了《我的意见书》，交给周恩来审阅，周恩来阅后，未置可否，让彭德怀上庐山交给毛泽东看。[小人物未敢忘忧国：任务不是毛泽东交给彭德怀的，而是周恩来布置的，可是，周恩来看后，为什么不说材料的行与不行、好与坏、对与错呢？周恩来让写的材料，为什么周恩来自己不去交给毛泽东呢？为什么让彭德怀上庐山面交毛泽东呢？]
[李银桥著《走向神坛的毛泽东》]
专列开到武汉，毛泽东第２次游长江，然后弃车乘船，经南昌，到９江。在９江，毛泽东召集１些有关领导开会，彭德怀也参加了。
彭德怀不吸烟，大概船舱里吸烟的人多，他在会议的中间出来１次，依着船栏杆透气，向远方凝视了１会儿，随便和毛泽东的卫士聊２句（其他人的卫士是不许上船的），又回船舱参加会议。那时他神色还是正常的。
隔１天，我们跟随毛泽东乘汽车上庐山，参加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原定议题是座谈形势，总结１９５８年大跃进以来经济建设中的经验教训，继续纠正“左”的错误。
因为是座谈会，大家有什么话都可以讲，会议从７月２日　开始，开的还不错。畅所欲言，各抒己见，争论也很激烈。主要是中央领导同志们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有分歧意见。毛泽东注意倾听了争论双方的意见，有时还和１些同志议论谈心，主要就是１个目的：总结经验教训。所以说山上的气氛与其说激烈，不如说热烈。有时还很轻松。毛泽东还在休息时，请扬尚奎、水晶夫妇帮卫士封耀松介绍对象。[……]
由此可以看出，７月２日　开会后，毛泽东１直轻松愉快。尽管他在紧张考虑大跃进和公社化的后果及前途，在考虑同苏联赫鲁晓夫之间出现的矛盾，在考虑自己队伍中出现的不同观点和态度，但他始终信心十足，坚信前途是光明的。
７月１４日，彭德怀的意见书送到了毛泽东的手中。毛泽东看过这封信，并没当成太大的事，也就是个意见呗。毛泽东是带着苦笑的表情说：“彭老总批给我看的尽是消极材料，尽给我送消极材料。”接着他说出几位中央首长的名字，说：“他们送的材料积极。”此后，２种意见在座谈会上继续争论，有时争得很激烈。毛泽东这是也只认为彭德怀是“资产阶级的动摇性”，并不曾更高上纲。７月底，座谈会结束，毛泽东做总结发言。归纳２种意见，毛泽东结论为：形势大好，问题不少，前途光明。
但是，这次总结会发生了１件不愉快的事。
毛泽东作总结时，看与会人员到齐没有？我见他张望，知道是找彭德怀。按规定，常委们是坐台上，政治局委员坐台下前排，中央委员和各省市负责同志坐政治局委员的后面。彭德怀因为不服气“资产阶级动摇性”，闹情绪，坐到了最后１排，并且剃了很光的头。
毛泽东看到了彭德怀，我猜想他是不会高兴的，但是没说什么。开始发言。
毛泽东在发言中批评了有“左”的错误的同志，点了几个人的名。点１个名，说１段批评话：“你尽放大炮。在重大问题上要慎重１些，别老放卫星，没有那么多卫星。”再点１个名，再批评几句：“计划平衡没搞好，严重失调……”
批过“左”，再批“右”。２边摆平。因为在大食堂问题上，中央领导同志间争论激烈，毛泽东对此讲了几句。他望着台上的朱德说：“食堂不可不散，不可全散。你说食堂不好，总司令啊，在食堂问题上我们略有分歧。”
说罢，毛泽东在讲话中，说：“军队不跟我走的话，我可以重新到乡下去组织游击队，重新建军……”这句话的份量是很重的。但也符合毛泽东的性格，是他习惯讲的１句话。说到底是１句可轻可重的话。
散会后，领导同志们有走的，有没走的。彭德怀同志坐最后排，所以出去的最早。毛泽东走到门口时，彭德怀已经走远。
礼堂是在山坡上，毛泽东下坡，身后跟了几位中央首长。其中１位首长正侧过身去朝路边小便。就在这时，彭德怀有突然回头朝坡上走来。大约是丢下什么东西了吧？与毛泽东走了个对面。毛泽东停住脚，挺和气地打招呼：“彭总，我们谈谈吧？”
彭德怀脸孔１下子涨红了，１边走１边甩手，态度很凶，声音很大：“有什么好谈的？没什么好谈的！”
毛泽东望着彭德怀，态度很客气：“没关系么，我们有不同意见可以坐下来谈谈么……”
“没什么好谈的！”彭德怀甩手而去。当时许多中央首长都在场，都看到这个场面。事实是不欢而散。
毛泽东回到住处，脸色不大好。本来是让我们准备下山了，１些首长反映意见，据说是提议召开中央全会解决问题，结果不下山了，当天晚上就听说要召开中央全会。要讨论解决路线问题。
[小人物未敢忘忧国：这个过程相当的重要，对我们了解整个事件的发展的前因后果是非常有帮助的。毛泽东和彭德怀在路上相遇时，都有何人在场，都说了些什么，应该直接讲出来。我猜想在场者１定是主席台上就坐在毛泽东２边的人，刘少奇和周恩来肯定在其中。１些首长反映意见，都是何人，反映了１些什么意见，本着对历史负责的精神，也应该直接讲出来，让历史的真相大白于天下，这又涉及不到什么国家机密吧？]
　８月２日至１６日，８届８中全会在庐山举行了，开始清算彭德怀。中央全会毛泽东没怎么参加，中间开了几次政治局会议。在毛泽东住的房间召开的。这是蒋介石过去住的房子。我见参加政治局会议的人说起彭德怀在井冈山时期的问题，便知道是从井冈山１直清算到抗美援朝，大跃进，人民公社。听到说“３分合作，７分不合作……”
林彪没有参加形势座谈会，是后来上山。上山后，他在政治局会上讲了不少，主要是井冈山时期彭德怀的事情。全会错误地通过了《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的决议和《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定》。决议中决定把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等同志调离国防、外交、省委第１书记等工作岗位。但仍然保留他们的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候补委员的职务，以观后效。
庐山会议前期努力纠正“左”倾错误是正确的，但是中途转向，由原来的反对“左”倾改变为反对右倾，在全国造成了严重的后果。在政治上使党内从中央到基层的民主生活遭到严重损害，在经济上打断了纠正“左”倾错误的进程。这种情况的发生，毛泽东固然要负主要责任。不过，彭德怀赌气，引起在场人的公愤也是促成的原因之１。[小人物未敢忘忧国：某些在场的人，后来做起了事后诸葛亮，把责任１推６２５，把错误全都交给了毛泽东，把自己置身于事外，好似无事１样，脸不红，心不跳，指责起毛泽东来却是那么的理直气壮、气宇轩昂，彰显自己的１贯正确，好人１个。这样的人理应受到历史的谴责。]那份万言意见书毛泽东本来认为“也就是个意见呗”，批评１下就过去了。他１赌气，事情变大了。
记得那天是卫士田云玉值班，毛泽东前后吃了３次安眠药仍然睡不着，躺在床上总是看书、看材料。后来放下书，问田云玉：“你知道庐山会议发生什么事情了？”田云玉摇头：“不知道。”　第２天，田云玉把这个情况向我汇报了。我告诉田云玉：“主席讲，解放军是跟我走还是跟彭德怀走？会议进行的比较紧张，你要注意搞好工作，设法让主席休息好。”　　
庐山会议基本结束时，彭德怀来求见毛泽东。板着脸，表情严肃。彭德怀确实是个性格刚强的元帅。卫士引他上了２楼毛泽东的卧室中，谈了半个小时，板着脸自己出来了。
把彭德怀提意见说成是“有目的、有准备、有组织的活动”，这与某些同志不正确的汇报是有直接关系的。毛泽东有时候耳朵根软，说的人多了，说的事多了，有时他也误听误信。几个人跟毛泽东讲了许多事，毛泽东剩自己１个人时便不停地吸烟，皱紧眉头思考。他走到卫士田云玉身边，忽然问：“你知道彭德怀原来叫什么名字吗？”卫士眨着眼摇头。毛泽东若有所思地说：“他原来叫彭得华，就是要得中华。”[小人物未敢忘忧国：这某些同志是何许人也？讲了些什么事情？是如何讲的？现在还是个迷，这些事情何时能大白于天下？说毛泽东搞个人崇拜，他们却可以对毛泽东指指点点，说３道４。他们不搞个人崇拜，可至今是老虎屁股摸不得，有些事情说不得。世界上的事情有时就是这么奇怪，这些是否正常，这些是否公正？错误不可能是毛泽东１个人的，大家都知道，《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的决议和《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定》，这样的文件不是毛泽东１个人举手就能通过的。]
但是，毛泽东见不得眼泪。田家英曾支持彭德怀的观点，后来哭着来找毛泽东，哭得很伤心，说自己年轻，犯了错误。毛泽东１个劲的劝慰他，不让他哭。会后他亲自讲话，让田家英继续留在身边当秘书。
回到北京后，彭德怀又到中南海来见了１次毛泽东。这１次头发留得很长，没剃光，自己从后门找进来的。他提出要到下面去看看，毛泽东说不要去了，年岁大了，下去也不安全。可以多读几本书么。彭德怀又提出下乡，毛泽东说有时下去看看也可以。
当彭德怀告辞走人时，我望着他的身影，突然想起沙家店战役时那位彭大将军，心里很有些惆怅……

红色革命 · 注册时间: 2008-07-31 帖子: 8

周恩来与林彪叛逃事件的思考（１）
小人物未敢忘忧国
其１：
《汪东兴谈９１３事件真相》１文中说：“晚上９点２０分左右，张宏、姜作寿听到林立衡的报告，姜作寿立即打电话将情况报告了在北京的中央警卫局副局长张耀祠。张耀祠立即赶到我的办公室，说：‘情况很紧急，怎么办？’我马上打电话找周恩来。周恩来当时正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开会，主持讨论将在４届全国人大会上作的《政府工作报告》的草稿。我将林立衡报告的情况向总理报告后，周恩来问我：‘报告可靠吗？’我回答说：‘可靠。’”李德生著《从庐山会议到“９１３”事件的若干回忆》１文中说：“１０点多种，北戴河林彪驻地的警卫部队直接给总理打电话，说林豆豆报告：林彪、叶群、林立果要坐山海关的飞机外出，时间是明天（１３日）早上６：００，目的地是广州……。黄、吴、李、邱是他们１伙，预定明天上午从北京同时起飞。”
《汪东兴谈９１３事件真相》１文中说：“１３日零点３２分左右，我接到张宏从山海关机场打来的电话，说飞机已经起飞了。”“我立即打电话给周恩来，说：‘毛主席还不知道这件事，您从人民大会堂到毛主席那里，我也从中南海南楼到主席那里，我们在主席那里碰头。’我叫张耀祠同我１起去，我说，你要去主席那里接电话。我们和总理几乎是同时到了毛主席那里。”　
或许是如汪东兴所说１２日晚上９时３０分左右，或许如李德生所说１２日晚上１０点多钟，周恩来得到林彪要跑的消息，到１３日零点３２分左右林彪的飞机升空，时间大约有２个半小时的时间，这么长的时间里，以“周到细致”著称的周恩来没有向毛泽东汇报此事，更没有向毛泽东请示如何处理此事？这是为什么呢？这件事，不能不使人们想起毛泽东所说的“大事不请示，小事天天报”的话。这件事，也不是能用“大事不请示，小事天天报”就能解释通的。
其２：在长达２个半小时的时间里，从北戴河林彪驻地到山海关机场，周恩来没有组织布置任何有实际意义的阻拦措施，使林彪乘车顺利地到达机场登机升空。
其３：周恩来已得知“黄、吴、李、邱是他们１伙的” ，周恩来为什么给李作鹏打电话还说：“停在山海关的２５６号飞机不要动，要动的话，必须有我、黄永胜、吴法宪和你，４个人１起下命令才能飞行。”这个命令是很绕口的，很显然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周恩来为什么不直接说：“没有我的命令不许起飞”，这样的命令无论是对发布者和接受者来说，都是十分简洁、清晰、明了的，决无发生歧义的可能。
其４：林彪出逃事件的最大受益者是何人？
以上４点，笔者愚顽，百思不解，望大智者给予剖析解惑。
相关资料：１９６６年５月４日至５月２６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北京召开，这次会议是由刘少奇主持的。５月１８日上午，林彪作了长篇讲话，主要讲了政变问题和天才问题。毛泽东同意下发林彪的讲话。１９６６年７月８日，毛泽东在给江青的信中说：
江青：
　６月２９日　的信收到，你还是照魏、陈２同志的意见在那里住１会为好。我本月有２次外宾会见，见后行止再告诉你。自从６月１５日离开武林之后，在西方的１个山洞里住了１０几天，消息不大灵通。２８日来到白云黄鹤的地方，已有１０天了。每天看材料都是很有兴味的，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过７８年又来１次。牛鬼蛇神自己跳出来。他们为自己的阶级本性所决定，非跳出来不可。我的朋友的讲话，中央催着要发，我准备同意发下去，他是专讲政变的。这个问题，像他这样讲法还没有过。他的１些提法，我总感觉不安。我历来不相信，我那几本小书，有那么大的神通。现在经他１吹，全党全国都吹起来了，真是王婆卖瓜，自卖自夸。我是被他们逼上梁山的，看来不同意他们不行了。在重大问题上，违心地同意别人，在我１生还是第１次。叫做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吧。晋朝人阮籍反对刘邦，他从洛阳走到成皋，叹道：世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鲁迅也曾对他的杂文说过同样的话，我跟鲁迅的心是相通的，我喜欢他那样坦率。他说：解剖自己往往严于解剖别人。在跌了几跤之后，我亦往往如此，可是同志们往往不信。我是自信而又有些不自信，我少年时曾说过：自信人生２百年，会当击水３千里，可见神气十足了。但又不很自信，总觉得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我就变成这样的大王了。但也不是折中主义，在我身上有些虎气，是为主，也有些猴气，是为次。我曾举后汉人李固给黄琼信中的几句话，尧尧者易折，皎皎者易污。阳春白雪，合者盖寡，盛名之下，其实难符。这后２句，正是指我。我曾在政治局常委会上读过这几句，人贵有自知之明。今年４月杭州会议，我表示了对朋友们那样提法的不同意见。可是有什么用呢？他到北京５月会议上还是那样讲。报刊上讲得很凶，简直吹得神乎其神。这样我只好上梁山了。我猜他们的本意，为了打鬼，借助钟馗。我就在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当了共产党的钟馗了。事物总是要走向反面的，吹得越高，跌得越重，我是准备跌得粉碎的。那也没有什么要紧，物质不灭，不过粉碎罢了。全世界有１百多个党，大多数不信马列主义了，马克思、列宁也被人们打得粉碎了，何况我们呢？我劝你也要注意这个问题，不要被胜利冲昏了头脑，经常想１想自己的弱点、缺点和错误。这个问题，我同你讲过不知多少次了，你还记得吧，４月在上海还讲过。以上写的，颇近乎黑话，有些反党分子，不正是这样说的吗？但他们是要整个打倒我们的党和我本人，我则只是说，对于我所起的作用，觉得有些提法不妥当，这是我跟黑帮们的区别。此事现在不能公开，整个左派和广大群众都是那样说的，公开就泼了他们的冷水，帮助了右派，而现在的任务是要在全党全国基本上（不可能全部）打倒右派。而且７、８年之后还要有１次横扫牛鬼蛇神的运动，而后还要有多次扫除。所以我们的这些近乎黑话的话，现在不能公开，什么时候公开也说不定，因为左派和广大群众是不欢迎我这样说的。也许在我死后的１个时机，右派当权之时，由他们来公开吧。他们会利用我的这种讲法企图永远高举黑旗的，但是这样１做,他们就要倒霉了。中国自从１９１１年皇帝被打倒以后，反动派当权总是不能长久的，最长不过２０年(蒋介石)，人民１造反，他也倒了。蒋介石利用孙中山对他的信任，又开了１个黄埔学校，收罗了１大批反动派，由此起家。他１反共，几乎整个地主资产阶级都拥护他，那时共产党又没有经验，所以他高兴地暂时地得势了。但这２０年中，他从来没有统１过，国共２党的战争，国民党和各派军阀之间的战争，中日战争，最后是４年大内战，他就滚到１群海岛上去了。中国如发生反共的右派政变，我断定他们也是不得安宁的，很可能是短命的。因为，代表９０％以上的人民利益的１切革命者是不会容忍的。那时右派可能利用我的话得势于１时，左派则１定会利用我的另１些话组织起来，将右派打倒。这次文化大革命就是１次认真的演习。有些地区（例如北京）根深蒂固，１朝覆亡。有些机关（例如北大清华）盘根错节，顷刻瓦解。凡是右派越嚣张的地方，他们失败就越惨，左派就越起劲。这是１次全国性的演习，左派、右派和动摇不定的中间派，都会得到各自的教训。结论：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还是这２句老话。久不通信，１写就长，下次再谈吧！
毛泽东１９６６年７月８日
下面将有关文章的内容摘录于下，供大家参考和分析。摘录文章中的“……”为原文所有，“[……]”为笔者所加，特此说明，以示区别。
徐柏龄著《政要专机的绝密飞行》：
　１９６６年６月１５日　，周恩来乘坐我们的专机出访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７月１日　，我们的专机回到北京。[……]回到北京１０天后，周恩来又乘坐我们驾驶的伊尔１８—２１６专机去武汉向毛泽东主席汇报工作，继而去大连会见林彪。在大连，我们曾见过林彪在宾馆的院子里散步。
周恩来这次大连之行，直到１９７１年９１３事件林彪反党集团被揭露后，我们才弄明白。当时，林彪是毛主席选中的接班人。但是，毛主席对林彪的某些做法表示不满。１９６６年７月８日　，毛主席在给江青的信中曾说过这样几段话： “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过７８年又来１次。牛鬼蛇神自己跳出来。他们为自己的阶级本性所决定，非跳出来不可。” [……]
这封信写成后，毛主席给前来武汉汇报工作的周恩来和中南局第２书记王任重看过，却没有给中央其他同志看。信中对林彪有所批评，周恩来经毛主席同意后，赴大连转告林彪。
王年１著《大动乱的年代》：
[毛泽东给江青的信]这封信写成后，在武汉给周恩来、王任重看过，却没有给中央其他１线的同志看过，信中对林彪有所批评，周恩来经毛泽东同意曾转告林彪，林彪不安而又有悔改的表示。
周恩来与林彪叛逃事件的思考（２）
小人物未敢忘忧国
李德生著《从庐山会议到“９１３”事件的若干回忆》：
１９７０年８月２３日　９届２中全会开幕。那天，是毛主席主持会议，周恩来宣布了会议３项议程：讨论宪法修改问题，国民经济计划问题，战备问题。
按宣布的程序，下面应是康生报告“宪法草案”，可是这时林彪讲话了。当时认为，虽然总理宣布的会议程序中没有列入这１项，但林彪是党的副主席，他要在康生前面发言，也是正常的事。林彪在讲话中大讲天才，[……]林彪讲话后，当天晚上在政治局讨论国民经济计划纲要的会上，吴法宪突然提出要全会第２天听林彪讲话的录音，学习林彪讲话。会议也就作了这样的按排。[会议是谁安排的？谁有权这样安排？]第２天在各组讨论中就出现了问题。林彪１伙按事先密商的口径，照叶群的部署，分别在华北组、中南组、西南组、西北组发言，共同点是要坚持“天才论”，坚持设国家主席，要毛主席当国家主席。不设国家主席，是毛主席正式提议，并经政治局讨论通过的。政治局的同志都知道，林彪不会不知道，但为什么他在这次会议上又重提此事呢？原来林彪认为，毛主席早在１９５９年６６岁时就辞去了国家主席职务，７０年已经７７岁，不可能在重当国家主席。只要有了这个职位，毛主席不当，就会轮到自己了。林彪想当“国家元首”，“国家元首”这个词就是他在９届２中全会上的讲话中讲的。
[……] [华北组２号简报]所以这份简报１出，会议整个气氛都变了。会上会下议论纷纷，会议日程全被打乱，而且矛盾激化到要毛主席亲自出面作出裁决的地步。
会议下１步如何进行？大家十分关心。
２５日下午中央政治局召开常委扩大会，各大组长也参加。毛主席采取断然措施，在会上作了３项指示：
第１、立即休会，停止讨论林彪在开幕式的讲话。第２，收回华北组２号简报。第３、不要揪人，要按“９大”精神团结起来，陈伯达在华北组的发言是违背“９大”方针的。毛主席十分严厉地说，你们继续这样，我就下山，让你们闹。设国家主席的问题不要再提了，谁坚持设国家主席，谁就去当，反正我不当！他还对林彪说：我劝你也别当国家主席。谁坚持设谁去当！ [……]
几天后总理向我传达毛主席的指示：要我回北京主持军委办事组的工作，把黄永胜换上山来开会。[……]１２月１６日，中央政治局根据毛主席的意见决定召开华北会议，进１部揭发陈伯达的问题。华北会议从１９７０年１２月２２日开至１９７１年１月２４日，会上周恩来代表党中央，系统地揭发了陈伯达的罪行，并宣布了党中央关于改组北京区的决定：任命我为北京军区司令员，纪登奎为政委。毛主席在我的任命宣布前亲自和我谈了话。
在华北会议基础上，中央准备召开批陈整风汇报会。周恩来带着我和黄、吴、李、丘去北戴河看林彪。总理告诉我，此行的目的，是毛主席要林彪出来参加１下即将召开的批陈整风汇报会，讲几句话，给他个台阶下。 [……]从北戴河回北京后，总理又带我们１起去见毛主席，汇报了北戴河之行的情况。[……]１９７１年４月１５日至２９日，中共中央召开了批陈整风汇报会，有中央、地方和部队的负责人９９人参加，正在参加军委座谈会的１４３人也参加了会议。周恩来代表党中央在会议上作了总结讲话，指出黄、吴、叶、李、丘在政治上犯了方向路线错误，组织上犯了宗派主义错误，站到反“９大”的分裂路线上去了。希望他们按毛主席的教导，实践自己的申明，认真改正错误。
从１９７０年９月到１９７１年４月底，７个多月中，林彪对他在庐山带头搞起来的这场风波，没有作任何检讨，毛主席多次给他机会，让他下台阶，他不但不思悔改，反而越走越远，终于发展到走向反革命道路，自绝于人民。 [……]１９７１年８月１４日　，毛主席离开北京去南方巡视。 [……]毛主席的专列已安全通过硕放桥，飞驰北上，１路不停。通过了蚌埠——济南——到了天津。毛主席叫停车，嘱咐随行的张耀祠：打电话通知李德生、纪登奎、吴德、吴忠到丰台车站来见我。我们在１９７１年９月１２日１２点，在丰台火车站专列上见到了毛主席。[……]最后毛主席要我去执行１项任务：调１个师来南口。当时毛主席不但十分警惕，而且已作了具体部署，对林彪１伙可能搞武装政变的最坏的情况都估计到了。离开毛主席，我立即部署了１个师的调动。
可是没想到当天晚上就发生了大事。
　９月１２日　晚上，我正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开会，会议由总理主持，讨论他即将在４届人大上作的《政府工作报告》。黄吴李丘也参加了会议。　　
１０点多种，北戴河林彪驻地的警卫部队直接给总理打电话，说林豆豆报告：林彪、叶群、林立果要坐山海关的飞机外出，时间是明天（１３日）早上６：００，目的地是广州……。黄、吴、李、丘是他们１伙，预定明天上午从北京同时起飞。总理对这１情况的出现，也十分意外，他紧皱眉头，叫警卫部队密切注意情况，随时报告。总理立即向吴法宪查问：空军１架３叉戟飞机到了山海关是怎么回事？并要飞机马上回来，不准带任何人回北京。吴法宪支吾回答，向总理报告了假情况，说那架飞机是夜航试飞，出了故障飞不回来了。总理命令：“飞机就停在那里不准动，修好马上回来。”这时，林彪、叶群得知总理查问３叉戟飞机的事，更加惊慌，为了掩盖他们南逃广州的阴谋，在晚上１１：２２分，叶群故意给总理打电话说：“林副主席想动１动。”总理问：“是空中动，还是地下动？”叶群答：“空中动。”总理又问：“你那里有飞机吗？”叶群说：“没有。”叶群１句话露出了马脚。总理这时已经知道山海关不但有２５６号３叉戟，还有几天前他们调去的１架伊尔—１４。叶群的撒谎，证实了他们企图南逃的阴谋。总理立即打电话给李作鹏：（因山海关机场归海军管）“停在山海关机场的２５６号专机不要动，要动的话，必须有我、黄永胜、吴法宪和你，１起下的命令才能起飞。”而李作鹏却将总理指示篡改为：“４个首长其中１个首长指示放飞才放飞。”这时总理不断进进出出，我知道有些新的情况发生了。到９月１３日零点３２分　，北戴河的警卫部队报告，林彪不顾警卫部队的阻拦，已乘３叉戟飞机强行起飞了！山海关机场曾３次报告李作鹏，飞机强行起飞怎么办？李作鹏竟然没有下令阻止起飞。总理１听这个消息，马上出去打电话报告了毛主席，并请示了１些事情，回来立即对我说，林彪乘飞机逃跑了！命令我马上到军委空军司令部，代替他坐镇指挥，随时报告情况。总理指示我２４小时都不能离开。实际上，我５天５夜都没有离开空军司令部。同时，总理派杨德中同志随吴法宪（监视他）去西郊机场掌握情况，派纪登奎同志去北京空军司令部。总理还发布了“禁空令”，关闭全国机场，所有飞机停飞，开动全部雷达监视天空。我的汽车急弛空军司令部，下车后我快步进入作战部指挥所，[……]
总理曾问调度员：“用无线电向２５６号飞机呼叫，他们能不能听到？”　调度员回答说：“能听到。”
总理说：“我要对潘景寅（已知潘为此机驾驶员）讲话，请给我接上。”
调度员说：“他开着机器，但不回答。”　总理说：“那就请你向２５６号飞机发出呼号，希望他们飞回来，不论在北京东郊机场或西郊机场降落，我周恩来都到机场去接。”……调度员报告总理：“他不回答。”飞机耍了１个花招，先是向西飞了１段，又掉转方向往北飞的。[……]我不断将飞机的位置、高度、方向、到达地点等情况向总理汇报。当我向总理请示处置办法时，总理告诉我，已请示了毛主席，主席说：天要下雨，娘要嫁人，由他去吧。９月１３日凌晨，那架飞机出了国境。我及时报告总理。凌晨３：１５分沙河机场报告“起飞了１架直升机，正向张家口飞去。”我立即报告总理，他请示毛主席后，指示说：“要他迫降，不听就打下来，决不能让他飞走！”我命令北京起飞了８架“歼６”拦截，迫使直升机回头，迫降在怀柔境内。周宇驰打死了架机回返的陈修文同志后，与于新野自杀了，李伟信被活捉。林彪乘的飞机飞出国境以后，将会有什么结果？我们都十分担心。当时估计林彪会逃往苏联，毛主席、周恩来都商量好了应付１切由此而引起的事件。
《汪东兴谈９１３事件真相》：晚上９点２０分左右，张宏、姜作寿听到林立衡的报告，姜作寿立即打电话将情况报告了在北京的中央警卫局副局长张耀祠。张耀祠立即赶到我的办公室，说：“情况很紧急，怎么办？”我马上打电话找周恩来。周恩来当时正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开会，主持讨论将在４届全国人大会上作的《政府工作报告》的草稿。
我将林立衡报告的情况向总理报告后，周恩来问我：“报告可靠吗？”我回答说：“可靠。”　周恩来还对我说：“你马上打电话通知张宏，如有新的情况，立即报告。”
我和张耀祠当时当时都守在我的办公室的电话机旁。这时，张宏又来电话报告说：“林立衡还报告，他听接林立果的汽车司机讲，林立国是乘专用机从北京来的，这架专机现在就停在山海关机场。”由于林立衡的报告，我们掌握了林立国的乘专机去北戴河，山海关停有专机的重要情况。我马上又将这个情况报告给周恩来。这时，周恩来已经不能继续开会了，他也紧张起来。他要其他人继续开会，自己来到东大厅的１间小房子里处理北戴河的问题。他打电话对我说，要我不离开电话机。我说，不会离开，我就在电话机旁等着。周恩来随后打电话把在大会堂参加《政府工作报告》稿讨论会的吴法宪从会场上找出来，问他知不知道有１架飞机到北戴河去了，吴法宪说不知道，并说他要问１问空军调度室。周恩来要求吴法宪立即去问。吴法宪就去另１个房间去打电话了。周恩来这时又打电话给我，让我立即转告北戴河的张宏，让他查１查，山海关是不是有１架专机？如果有什么新情况，马上向他报告。张宏很快答复说，他已问过山海关机场，确实有１架专机，专机的机组人员正在休息，这个机场归海军管理。晚上１１点半钟，周恩来亲自打电话给叶群。周恩来问叶群说：“林副主席好不好？”叶群说：“林副主席很好。”　周恩来问叶群知不知道北戴河有专机，叶群说他不知道。叶群稍微停顿了１下，骗周恩来说：“有，有１架专机，是我儿子坐着来的。是他父亲说，如果明天天气好的话，他要上天转１转。”周恩来在电话里又问叶群：“是不是要去别的地方？”叶群脑子反映很快，回答周恩来说：“原来想去大连，这里天气有些冷了。”
周恩来说：“晚上飞行不安全。”叶群说：“我们晚上不飞，等明天早上或上午天气好了，再飞。”　周恩来又说：“别飞了，不安全。１定要把气象情况掌握好。”　周恩来还说：“需要的话，我去北戴河看１看林彪同志。”周恩来提出要去北戴河，这下子叶群警觉了，他慌了。周恩来要是１来，林彪南逃广州、另立中央政府的阴谋也就搞不成了。叶群劝周恩来不要到北戴河，叶群说：“你到北戴河来，林彪就紧张，林彪更不安。总之，总理不要来。”
这些情况、对话，是周恩来后来告诉我的。周恩来后来对我说，他确实要去北戴河，已经准备飞机了。这时，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里，我在中南海的南楼。他和我都已忙的不可开交了。周恩来派；李德生到空军司令部作战值班室去协助他临时负责指挥，还派杨德中陪吴法宪去了西郊机场。……１３日零点３２分左右，我接到张宏从山海关机场打来的电话，说飞机已经起飞了。与此同时，林立衡也打电话来对我说：“听到飞机响了，好象是上天了。”
我对她说：“你报告得迟了１点。”　她对我说：“刚听到飞机声。”　我对她说：“我现在没有时间接你的电话。”就把电话挂了。我立即打电话给周恩来，说：“毛主席还不知道这件事，您从人民大会堂到毛主席那里，我也从中南海南楼到主席那里，我们在主席那里碰头。”我叫张耀祠同我１起去，我说，你要去主席那里接电话。我们和总理几乎是同时到了毛主席那里。我们正在向毛主席汇报时，吴法宪从西郊机场打电话找我，说林彪的专机已经起飞３０多分钟了，飞机在向北飞行，即将在张家口１带飞出河北，进入内蒙古。吴法宪请示，要不要派强击机拦截？我说：“我立即去请示毛主席，你不要离开。”当时，毛主席的房子里没有电话，电话在办公室里，离谈话的地方还有几十米远。我马上跑步回去，报告毛主席和周恩来。毛主席当时这样说：“林彪还是我们党的副主席呀。天要下雨，娘要嫁人，不要阻拦，让他飞吧。”周恩来同意毛主席的意见，让我马上传达给吴法宪。我又跑回值班室，只告诉了吴法宪１句话，就是不要派飞机阻拦，其他的话，我没有告诉他。这时的时间是９月１３日凌晨１点１２分　。从飞机起飞时间算起，已经飞了４０分钟，快要飞出国境了。把这架飞机放过去，这是毛主席、周恩来的意见。这个意见是对的。要是把这架飞机拦截下来，那可不得了！会在全国造成不好影响。林彪是党的副主席，我们当时并不知道他要飞到哪里去，做什么事，拦截专机，我们怎么向全国人民交代！……
　９月１４日中午１２时２０分，中国驻蒙古大使将飞机失事的情况报告中国外交部。外交部在代外长姬鹏飞主持下召开了党组会，并将这个情况很快抄报了党中央。当时，我们都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开会，是中央办公厅副主任王良恩接的报告。周恩来接到报告后，在会场上对我说：“得到了１个很好的消息，你是不是马上去报告毛主席。”　我说：“我马上回去报告毛主席。”当时，毛主席住在北京厅，我跑了１段路到北京厅，把这个消息报告了毛主席。毛主席想了１下，问我：“这个消息可靠不可靠？为什么１定要在空地上坠下来？是不是没有油了？还是把飞机看错了？”　我对毛主席说：“飞机到底是什么情况，现在不清楚，大使准备去实地勘察。目前还不知道飞机是什么原因坠落下来的。”毛主席又问我：“飞机上有没有活的人？”　我对毛主席说：“这些情况都不清楚，还要待报。”这个消息虽然很不具体，但他却使毛主席、周恩来和参加会议的中央政治局的大多数同志心里的石头落了地。大使后来到飞机失事的现场去了解情况，飞机坠毁在蒙古温都尔汗附近肯特省贝尔赫矿区南１０公里　处，是中国民航２５６号３叉戟飞机，飞机上８男１女，全部死亡。关于飞机坠毁的情况和外交部交涉的情况，大使和经办的外交官已都有文章发表，是可靠的。
张聂尔著《风云“９１３”》：
　９月１２日下午，４点０５分，毛泽东在北京站下车，回中南海。汪东兴给周恩来打电话。周感到诧异，问：“你们怎么不声不响地就回来了，连我都不知道。路上怎么没有停？原来的计划不是这样的呀。”汪东兴说：“计划改了。”还说电话上不好细说，以后当面汇报。 [……]
　９月１２日　晚９时２０分，林立衡向北戴河８３４１部队副团长张宏、２大队队长姜作寿报告：叶群、林立果要带林彪逃跑。“明天早上６点，目的地是广州。”不久，林立衡又报告：有１架３叉戟飞机，是下午林立果坐来的。姜将林立衡的报告用电话报张耀祠，张报汪东兴，汪报告了正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主持讨论４届人大《政府工作报告》草稿的周恩来。周问：“报告可靠吗？”汪答：“可靠”。　９月１２日　晚１０时３０分后，周恩来给吴法宪打电话，询问３叉戟飞机之事，说：“要飞机马上回来，不准带任何人回北京。”吴说飞机出了故障，周又命令：“飞机就停在那里不准动，修好后马上回来。” [……]
　９月１２日　晚１１时２２分，据在现场的李德生回忆，叶群为掩盖阴谋故意给周恩来打电话，称：“林副主席想动１动。”周问：“是空中动还是地面动？”叶答：“空中动。”周问；“你那里是否有飞机？”叶答：“没有。”但据汪东兴回忆，是周恩来亲自打电话给叶群。周恩来问叶群：“林副主席好不好？”叶群说：“林副主席很好。”周恩来问叶群知不知道北戴河有专机，叶群１开始骗总理说他不知道。稍稍停了１下，叶群又说；“有，有１架专机，是我儿子坐着来的，他父亲说，如果明天天气好，要上天转１转。”周恩来又问叶群：“是不是要去别的地方？”叶群脑子反映很快，回答周恩来说：“原来想去大连，这里的天气有些冷了。”总理说：“晚上飞行不安全。”叶群说：“我们晚上不飞，等明天早上或上午天气好了，再飞。”周恩来又说：“别飞了，为安全，１定把气象情况掌握好。”周恩来还说：“需要的话，我去北戴河看１看林彪同志。”周恩来提出去北戴河，这下子叶群警觉了，她慌了。周恩来要１来，林彪要南逃广州、另立中央政府的阴谋也就破产了。叶群劝周恩来不要到北戴河来，她说：“你到北戴河来，林彪更紧张，更不安。总之，总理不要来。”
周恩来即给李作鹏打电话：“停在山海关的２５６号飞机不要动，要动的话，必须有我、黄永胜、吴法宪和你，４个人１起下命令才能飞行。”
[……]
　９月１２日晚１１时４０分，林彪出了房门，向防空洞走去。林彪在那里上了红旗车。[……]　９月１３日零时２０分，林彪汽车接近飞机。２５６号３叉戟尚未发动。
　９月１３日零时３２分，林彪、叶群、林立果、刘沛丰等仓皇登上飞机。在机组人员没有上齐的情况下，命令飞机起动滑行，强行起飞。
周恩来的“俭朴”
小人物未敢忘忧国
写周恩来这方面内容的文章有很多，此处，仅举１部著作中的２个片段为例：
徐柏龄著《政要专机的绝密飞行》：１９６０年１月，我驾驶专机送周恩来和邓大姐，参加中共中央会议。会议结束后，我又送他们去南宁。
邓大姐的祖籍是河南光山县。她１９０４年２月４日生于广西南宁市，６岁时，随母亲迁居天津，从那以后，再也没有回过南宁。这次是邓大姐第１次和周恩来１起回南宁。他开玩笑地对大家说：“我们的女婿第１次回娘家了！”
广西壮族自治区领导人得此消息格外高兴，当既设宴为“广西女婿”接风。我们机组的同志也沾了光。广西壮族自治区依山傍海，风景秀丽，山珍海味１０分丰富。南宁西园宾馆的厨师们这次得到了大显身手的机会。他们特意多做了几道当地名菜，款待周恩来和邓大姐。当周恩来和邓大姐来到宴会厅时，自治区的同志们向他们介绍菜谱，其中讲到鸡汤猴脑这道菜。周恩来立即严肃地表示：
“不吃！不吃！要保护动物吗。”
周恩来１句话，保住了１０多只猴子活生生的生命。
“如果孙悟空还活着，１定十分感激咱们的周恩来，救了他的猴孙们！”不知是谁，当场开了１句玩笑，引起１阵哄堂大笑。　　
邓大姐为周恩来斟了１杯酒，像是对周恩来，又像是对大家说：“咱们广西的女婿也应当给大家敬敬酒嘛！”周恩来欣然而起，举起酒杯，向东道主和各位来宾敬酒。席间，我举起酒杯，代表机组全体同志回敬周恩来和邓大姐。在这种场合，我们是小字辈，不敢在总理和邓大姐面前放肆、逗趣，恭恭敬敬地祝总理和邓大姐身体健康。宴会之后，自治区领导请大家观赏当时轰动全国的剧目、广西歌剧团演出的彩调——《刘３姐》。这天晚上，周恩来和邓大姐非常高兴，好象年轻了许多。因为３８妇女节临近，邓大姐要回北京参加全国妇联“纪念３８国际劳动妇女节”的活动。周恩来听取广西壮族自治区领导人汇报工作的会议还没有结束。总理指示我们先送邓大姐回北京。
在北京至广州的飞行中，细心的乘务员注意到邓大姐喜欢吃陈皮梅。在邓大姐下飞机时，乘务员们让秘书悄悄带下去１盒。没想到，第２天邓大姐上飞机时，却把这盒陈皮梅原封不动地拿上飞机。 “邓大姐，您为什么不吃陈皮梅呢？”乘务员们不解地问。
邓大姐略带严肃地说：“飞机上的东西，只能在飞机上吃。”
乘务员们见邓大姐如此严肃认真，１时不知说什么才好。看到１个个乘务员窘迫的样子，邓大姐笑了： “如果你要我收下这盒陈皮梅，就必须收取２元钱！”
[小人物未敢忘忧国：这盒陈皮梅价值几何？是高于２元，还是低于２元，为什么“必须”收取２元钱？由邓颖超所说“飞机上的东西，只能在飞机上吃”这句话，可知邓颖超知道这盒陈皮梅是“公物”，而不是私产，那么，乘务员收取这２元钱后如何处理？交给上级，上级又如何处理？反正是不能装进私人腰包的，总之，这２元钱的财务处理将是１件很麻烦的事情。邓颖超不会不知道这些，所以，邓颖超此举给人１种表演的痕迹]
“您干嘛这么认真？！”乘务员们不约而同地说。
邓大姐说：“毛主席教导我们说，世界上怕就怕‘认真’２字，我们共产党就最讲‘认真’。”说到周恩来和邓大姐１心为公、严于律己的故事，乘务长李世云感受最深。[小人物未敢忘忧国：在本书中徐柏龄写到：“乘务员李世云的名字就是周恩来给改的。李世云原名叫李士云，总理将中间的‘士’字改为世界的‘世’，意为纵览世界风云。”使人联想到毛泽东给许世友改名之事。周恩来此举是不是有很强的模仿痕迹？]
１９５９年８月，庐山会议结束后，周恩来下山回北京。我知道周恩来爱吃花生米，就让乘务员李世云从９江交际处要了１斤油炸花生米。那时，李世云还是１位刚刚参加工作的年轻乘务员。飞机平飞后，他十分高兴地拿出花生米来送到桌上给总理吃。１见花生米，周恩来的表情严肃起来： “这是从哪里弄来的？”“是我们向交际处要的。”“现在我们的外汇很少，花生米可以换飞机、换机器……中央开会都不吃花生米，我怎么能搞特殊呢？”总理语重心长地说。据我所知，当时我国曾出口花生米，向捷克换取小型飞机。周恩来时时处处想着国家利益，自己决定了的事，自己率先做到，从不搞特殊，就连１斤花生米也舍不得吃。这件事对我触动很大，主意是我出的，总理应该批评我。
[小人物未敢忘忧国：１盒陈皮梅，１斤油炸花生米，邓颖超与周恩来夫妻２人作了１篇多大的文章，博得了多大的美名，不由得人们不肃然起敬。可是我却别有１番滋味在心头，对此事，总有１种小题大做，沽名钓誉的感觉，总有１种表演的痕迹，拿１句时髦的语言来说，就是“作秀”。请原谅我对猥人的不敬，请读者试想，招待“广西女婿宴会”１餐饭，由保住了十几只猴子的命，就可以想到，那１定是十几桌席面，那可是名厨师、名菜点，酒１定是非陈年茅台莫属，周恩来就好那１口嘛。这１餐饭价值几何？值多少盒陈皮梅？又值多少斤油炸花生米？此时此刻，邓颖超不再“如此严肃认真”，不再说“毛主席教导我们说，世界上怕就怕‘认真’２字，我们共产党就最讲‘认真’。”周恩来也不再“表情严肃”，也不再讲“我怎么能搞特殊呢”。真是此１时彼１时啊。不过，尽管如此，周恩来还是博得了１个爱护动物的美名，真是令人不得不佩服！有１点关键之处是不能不提的，“广西女婿宴会”的时间，那是在１９６０年啊，中国的老百姓有多少人在饿肚子？毛泽东粗茶淡饭度日，连续６个月都不吃肉啊。再者，周恩来坐专机无可非议，邓颖超如顺路公干搭乘也无可非议。但是，此行邓颖超好似并无公干，“因为３８妇女节临近，邓大姐要回北京参加全国妇联‘纪念３８国际劳动妇女节’的活动。周恩来听取广西壮族自治区领导人汇报工作的会议还没有结束。总理指示我们先送邓大姐回北京”。专机送邓颖超回京，专机再赶回南宁接周恩来，专机如此往返消耗花费，不知又值多少盒陈皮梅，又值多少斤油炸花生米？大家都看过电影《周恩来》，其中有１场景，周恩来重访老区延安，宴会上，周恩来１声拿茅台来，高举酒杯祝延安早日解决粮食问题，我想读者１定会记忆犹新，此情此景，按惯例，应该属实，不是虚构，影片的作者以及演职员等把周恩来带病喝茅台是作为１种美德来表现的。小人物未敢忘忧国则是另１番滋味，酒杯１端，农业就发展？粮食就翻番？国家总理，如此抓工作，岂不是笑谈？联想到如今，各级政府中的某些官员、各部门中的某些官员，迎来送往，宴会不断，整天价泡在宾馆、饭店、招待所里，贫困县喝茅台并不新鲜，公款吃喝打白条，吃垮饭店也不新鲜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