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hgy818 · 注册时间: 2007-09-13 帖子: 1298

简评余杰大仙在文革问题上的一番高见

作者：老田

虽然说文革已经过去了，但要精英们抛弃文革时期的专案组逻辑却不那么简单。精英们对文革和毛泽东时代进行控诉的时候，反复运用专案组逻辑和大批判手法，我算是彻底失去了由他们消除文革流毒的信心，原本我还指望他们比“四人帮”的一些最糟糕手下要高明些。

余大仙的发言总是没有例外，千篇一律地找几个洋人的言论作为论理、论据和结论，这分明是那种“一句顶一万句”的手法。精英们二十多年来就是凭着这个唯一的高招，打变天下无敌手，几乎在每一个问题上，他们都用这个作铺垫而充当权威发言。老田研究武汉的文革过程，很下了几年功夫，但是对于余大仙这样的精英来说，似乎一切调查研究都是多余的了，纯属浪费时间。余大仙给鲁礼安的回忆录作序的一番说话，简直比文革时期的专案组效率还高，专案组还只是提前给出结论，但是他们总还是认为需要证据的，著名的刘少奇专案组还很费了点心思去搜集证据呢！余杰大仙自从学会了引用洋人洋书之后，就变成了“全知全能全在”的上帝，处处可以当权威发话了，什么事实和证据都不需要了。

洋人已经发话了说“历史已经终结”，有精英在八十年代末期就说“社会主义的尝试和失败是二十世纪的两大遗产之一”，剩下的问题就是跟当年的专案组一样满世界去找“社会主义就是坏”的证据了，如果不彻底否定毛泽东时代的经济建设成就和以文革为顶峰的群众运动政治模式，精英们就无法完成呼应“洋大人口述真理”的理论建设任务。精英们否定文革的逻辑，跟文革中间的批判揭发大会完全一样，先是胡耀邦发掘了张志新冤案什么的，后来精英们自己又找到了一个林昭封为“圣女”，武汉文革中间的当事人鲁礼安写了一本回忆录，余大仙又找到了活证据去否定毛泽东和毛泽东时代，实在是可喜可贺。

余杰先生说“而鲁礼安之所以全身心投入文革，乃是从马克思原典和巴黎公社的历史中寻找思想资源，反抗建国以来日益僵化的官僚制度，甚至从马克思的《法兰西内战》中找出‘重建党、重建国家、重建军队’的理论支撑。”“这恰恰犯了毛的大忌”，在这里，余杰先生构建了鲁礼安先生与毛泽东的矛盾，并随手就展开了，说是犯了毛泽东的忌讳，连专案组式的证据都不提供，为此不得不佩服大仙余杰的法力和他自己那种“一句顶一万句”式的自信。根据老田很有限的研究，毛泽东对文革前党、军队和国家机器的运作状况，是极端不满的，这其实就是毛泽东之所以要采取文革这种“大民主”方式来整党的原因所在，而且文革期间“砸乱公检法”的口号根本不是谢富治首倡而是直接来源于毛泽东，毛泽东还一度要求给造反派发枪――“武装左派”――建设第二武装，最触犯官僚精英群体忌讳的要算是毛泽东提出的“建党五十字方针”了；而对毛泽东这些举措持极端不满态度的人，恰恰是指责文革的损害了自身既得利益的群体，也就是余杰大仙所提到的作为毛泽东要与之“搞权力斗争”的对象的那些人。余杰大仙懒得去调查研究，所以有资格无知；余杰大仙的政治态度很耐人寻味，远不是无知无畏所能解释的，他一方面通过援引“著名党史专家”高文谦的“权威说法”去否定毛泽东的“一己私欲”，以与官僚精英群体保持一致，另一方面又来控诉“中共的专制制度”，这除了说明余杰大仙牢不可破的道义高位之外，更凸现了余杰大仙“卖矛又卖盾”的高超技术。

余杰大仙开口就是“武汉武斗趋近‘局部战争’的状况，数十万学生、工人和市民的伤亡”，以论证“手段的卑鄙恰好证明了目的的卑鄙”，笔者恰恰生活在武汉，对武汉的文革运动也下过几年功夫，一些比较重大的武斗事件都尽可能地去访问过知情者和当事人，武汉武斗的伤亡人数，怎么都跟余大仙的“几十万”有着几十倍的差距，如果真理和真相没有被余大仙一个人垄断的话，显然就肯定是余大仙在说谎。余大仙要控诉毛泽东，去引用鲁礼安的说法，说他在单身囚牢中把血迹斑斑的墙壁当作毛泽东反问道：“主席，我想说，在一个真正的民主国家里，任何一个公民都应当有发表意见的权利，不管他的意见是不是与领导者的想法相左。我还想说，作为人民共和国的一名公民，我虽渺小，虽微不足道，但我也有说话的权利。这种权利体现了我的价值与尊严。而且正是为了维护这种价值与尊严，我才落到了这种境地。假使我没有思想的勇气，或没有勇气发表自己的思想，我就不会落到这种境地，但人的价值与尊严呢？”余大仙可能不知道，毛泽东一向主张给民众以“四大”权力的，这遭到官僚精英整个群体的极力反对，虽然毛泽东生前把这个写入宪法了，但是终于又被人从宪法中间取消了，余大仙无所不知，恰恰遗漏了这个小问题，真教人遗憾。照说，鲁礼安先生对此应该是深知的，根据鲁礼安先生的老朋友们透露，鲁先生当年自诩对毛泽东的思想脉络把握得很准，还曾经预言一九六八年元旦社论必然要号召把文革大革命深入到农村去，结果预言错误，以此而论鲁礼安先生应该知道自己无法与毛泽东在心灵上感应和沟通的；反过来，毛泽东已经走下神坛，不是“全知全在”的上帝，这早已经广为人知，鲁礼安也应该知道毛泽东也没有跟他对话的能力，对于这一点余大仙也不应该有任何疑问，余大仙用鲁礼安的臆想并作为重要证据，来证明毛泽东如何如何，不知余大仙使用这样的“手段”想要给人昭示一个什么样的“目的”？说归说，还得对余大仙表示由衷的佩服，宋代的秦桧以“莫须有”作证据，而余大仙干脆就是以“根本没有”作前提，简直是青胜于蓝。

鲁礼安对毛泽东有意见，因为毛泽东号召了造反，却没有能够保护造反派不受对立面“秋后算帐”，考虑到他的十年牢狱之灾，怨天尤人就算是对象错误，也还是情有可原吧。余大仙可能不知道，毛泽东一开始就说过文革可能失败，自己也曾经告诉王力就算是冒杀头的危险也要把文革搞到底的，还曾经公开说过就算是“摔得粉身碎骨”也无所谓。可能是鲁礼安同学当时年轻，大概是错误地估计了形势，以为造反有理没有什么风险，开始就虚构了一个“鲁礼安与毛泽东”的强大同盟，以为天下“莫予毒也”。这其实都是鲁同学的误判，在十六条里就事先警告了参加文革造反派文革有失败的可能；甚至还在1967年鲁礼安同学头脑正发热要组织北斗星学会之前，毛泽东在南巡讲话中间就公开地泼冷水说那些大喊大叫的人在历史上总是昙花一现，历史属于那些真正思考问题的头脑。不知道鲁礼安先生是不是已经忘记了。

余大仙说“毛泽东亲自批示的‘北决扬反革命地下组织’案件，将众多受株连者长期关押致使其中多人精神失常，殃及群众数十万。”据我所知，文革起见发出的中央文件，哪怕是毛泽东圈阅过的，都要印上“毛主席已圈阅”字样，这个“北决扬反革命地下组织”案子，恰恰没有这样的文字，可以肯定地说这个中央文件的发出，根本没有经过毛泽东过目。如果余大仙真的了解一点文革的真实过程的话，就应该知道一九六九年末开始的对造反派的系统清算过程是全国性的，而其他地区并没有这样的中央文件，更没有毛泽东的指示。造反派在文革期间被清算，符合一个政治学常识：那些威胁强势群体利益的人必然要遭到秋后算帐的待遇。对于鲁礼安本人来说，应该清楚王任重“秋后算帐”和“枪打出头鸟”的名言，他更应该清楚的是他造反的对象是谁？又是什么人在文革十年期间始终与造反派对立、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的？根据老田的研究，这个被称为“九二七指示”的中央文件出台，虽然不够谨慎，但是还是那么一点点依据的，而且是鲁礼安先生本人提供的材料，鲁礼安如果不太健忘的话，就应该记得自己曾经对人说过“我在里面主要揭发了王盛荣、周岳森和干毅”，中央文件说“老反革命幕后支持”也许没有多少事实根据，但是确实有鲁礼安先生的口供。根据一九七四年批林批孔时期军队干部的交待，上报中央的文件就是武汉军区根据鲁礼安的交待写成的，而九二七指示就是中央对武汉军区上报文件的批示。当然，因此牵累整个武汉造反派挨整，不是鲁礼安先生的本意；而且就算没有鲁礼安的揭发材料因此没有九二七指示，武汉造反派也肯定不会在幸免于“秋后算帐”，全国对造反派的系统清算打出一千万“五一六反革命份子”，除了湖北之外都没有中央文件认定“反革命组织”，但是其他省区整起造反派来也没有因此手软；问题在于鲁礼安先生不能假装说：我真的不知道对立面是谁?是谁要整造反派和鲁礼安先生本人？更不能因此去诬指毛泽东。

所有的腐败都表现为优势和权力的滥用，据说余大仙已经是海内名家，还受到洋大人的看重，因此有了非凡份额的话语权。余大仙总是以反对腐败、专制和权力的斗士面目出现，不知道余大仙在自己运用话语权和优势的时候，为什么这么不检点？是不是余大仙自认为代表多数人的利益、代表历史的潮流和正确方向，就有那种抛弃基本规则和限制的资格和地位？如果是这样的话，还是建议余大仙谨慎从事为好，余大仙说话的方式很难证明余大仙自封的立场和道义高位，总是给人一付活脱脱“滥用优势”的嘴脸，比共产党内最糟糕的贪官滥用权力在程度上都不遑多让，只怕有人暗中庆幸：幸亏不是余大仙这样的高人在中国掌权。余大仙如果不是仅仅满足于装扮某种姿态的话，或者余大仙此外还有所抱负和追求的话，建议余大仙下次发言的时候，放弃那种认定洋人或者某专家“一句顶一万句”的逻辑，最好能够面对现实做点调查研究再说话，当然一个人的精力总是有限的，不可能面面俱到，这样倒是值得向余大仙推荐一种明智的态度：对自己一无所知的问题闭紧嘴巴；因为非此就无法建立一个具备起码科学精神、没有明显滥用优势的良好形象，更难造就余大仙“足踢共产党、枪挑毛泽东”的道义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