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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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比就比——驳《从唐山到汶川：中国的改变》
作者: 武成公
日期: 2008-06-02 15:00

新华社的程云杰、王建华、林建扬为了讨好当局政府，炮制出一篇题目为《从唐山到汶川：中国的改变》的文章。本来作为无良记者，看到当今天下“从政不问德，官场何须功”；狼心狗行之徒滚滚当道，阿谀奉承之辈纷纷秉政的“大好机遇”，挠首弄姿，把脸贴到胡、温的屁股上帮着舔舔痔疮，想让他们舒服之余，顺手提拔上去搞个副部长或部长干干，也是很正常的事。可是这三位无耻文人竟然将地比天，混淆黑白，颠倒是非，把汶川地震的救灾吹得天花乱坠，把唐山地震的抗震救灾说得一团漆黑，激起了全国人民、尤其是亲身参加了唐山抗震救灾的千百万军民的愤怒。笔者认为，如果不反击这些无耻之徒，他们还以为天下归了他们，他们可以随意喷粪，可以信口雌黄，可以指鹿为马了。
既然《从唐山到汶川：中国的改变》，把唐山和汶川的抗震救灾作了比较，那我们就敞开来比个清楚，比个彻底。只是这一比，恐怕会令胡、温也脸色发灰，要彻查是谁惹来的祸，然后一蹄子踢掉这三个无耻文人的门牙。
首先，我们比灾难发生的时间：
一个发生在7月28日的下半夜3点，整个唐山正在熟睡当中，几十万人在睡梦中浩浩荡荡，跑去阎王爷那里报到，阎王爷手忙脚乱，问他们怎么回事，可怜他们谁都答不上来，只眼睁睁看着生死簿上自己的名字被勾掉；一个却发生在5月12日下午2点，除了嫖客娼妇还在床上外，人们都在读书、工作，可以感觉到地震灾难的来临，并且绝大多数人从灾难中逃离出来，保住了生命。
其次，我们比救援的难度。：
一个是百万人口的城市，半夜三更发生地震，整个城市顷刻间变成一片瓦砾场，近百万灾民被埋在废墟下；另一个是偏远山区的县城、乡镇，下午上班时分发生地震，大多数人安全撤出，但零零总总算起来，还有十多万人被埋。无良文人何不问问国内外专家：上面两个地方，哪个的救援难度更大？
再次，我们做几道算术题，看看唐山与汶川的救灾，各在什么样的水平上：
1、唐山地震发生时，除了开滦煤矿、铁路、驻防部队、监狱值班者几万人外，被埋在废墟中的人数达九十万，成功救出六十余万，死难二十四万；获救人数为70%，死难人数为27%；汶川呢？被埋人数十几万，姑且就算十万吧，那么成功救出多少人呢？报道是六千多，就算还会有被埋480个小时将还能生还者，加起来七千人，死难是七万人，获救人数为7%，死亡人数为70%；由此可见，汶川地震的救援水平，与唐山地震的救援水平根本不在一个级别上。
2、唐山地震发生后，五个小时内，军队调动命令下达完毕，沈阳军区与北京军区同时出动五万兵力从南北两个方向驰援唐山。八个小时，第一支装甲师部队跑步进入唐山施救；以后十万部队陆续在指定时间到达唐山救援。驻保定的部队距离最远，也在当晚11点——地震后20个小时赶到了唐山。十万部队三天三夜，几乎是不吃不喝地用手从废墟里面刨人；被救出的人也马上投入战斗。就是这样被救的一个人又救出十个人，十个人又救出百个，百个救千个……那是怎样的一场战斗啊！国内外一致认为：在没有食物和水的情况下，人的极限是72小时。第一支部队赶到时，已经过去了八个小时，只剩下64个小时，要丛废墟里救出六十万条生命；也就是说，每一秒钟要成功救出两个半人，只要稍微懈怠，哪怕是抹抹汗的功夫，就会葬送两条人命。面对七月的酷暑，面对饥饿和疲倦，面对脚下废墟里的几十万条生命，救援人员不停地挖呀、掘呀、抬呀……生怕从自己手里白白地溜走一分一秒。这是什么精神？这是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拼命精神，这是完全彻底为人民服务的奉献精神，没有这种精神，唐山的获救人数就只会是%7，遇难死亡人数就会是八十多万。
再看汶川地震发生，第一天只调了不到两万部队，三天后才调了不到七万部队，遇难者早已气绝尸腐，十万部队才算到位。去了部队又能怎么样呢？飞机无法降落，伞兵无法跳伞，陆军无路可走，全都徘徊于灾区周边，进不了地震中心位置。一个九岁的孩子七个小时可以从震中的映秀镇走到都江堰市，而救援官兵在震后33个小时才进入映秀，他们路上走了21个小时。也许是那些废墟底下没有遇难者，或者是“以人为本”的重大战略思想的体现，总理可以心安理得地站在废墟上发表演讲，然后握手、然后干脆坐下来做出“亲民”的样子，救援官兵也可以慢条斯理地听听总理讲“要把救人作为重中之重的任务，只要还有一线希望，就要尽最大努力，不惜采取任何手段，付出任何代价”。好像这一讲完，遇难者都可以从废墟地下爬出来，与那么多救援官兵一起，伸长了脖子听演讲，然后一个个等在那里握手……难怪汶川地震的获救人数只有7%，是唐山的十分之一，而遇难人数却达到70%，比唐山高出46%。唐山地震后，指挥得当，救出那么多遇难者，没有强调“以人为本”就不是以人为本；汶川地震后，草率盲动，指挥失灵，去废墟上握握手、讲讲话、照照相，让救援官兵不要救人，停下来听几句“以人为本”就是以人为本了。真是滑天下之大稽。
3、唐山地震发生后，劳教和劳改人员纷纷要求给予立功的机会，积极参加救援，绝大多数都在抗震救灾当中立了功。唐山人民银行的金库倒塌，废墟中到处是一捆捆的现金，除几个老弱伤残在看守外，年轻力壮的都在救人。最后清理银行的现金，经过对帐，发现还是少了一分钱。
汶川地震发生后，贪污救灾款的当地领导干部有之，变卖救灾物资的当地对口部门有之，各地跑去浑水摸鱼的劳教、劳改释放犯有之，打着救灾旗号在全国进行坑蒙拐骗的有之，所有这些，不亚于地震带来的危害。
4、唐山地震后，国家和政府贯彻一条原则：不扰民，不给人民群众带来任何经济和心里负担，抓革命，促生产，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就是对灾区人民的最大支持，整个抗震救灾工作进行得有条不紊，仅仅五天铁路、公路恢复了通车，开滦煤矿十天就恢复了生产，不到两年就在废墟上建起一个新唐山。
汶川地震后，政府利令智昏，发起一场又一场规模浩大的捐款运动，钱成了衡量思想、道德的唯一尺子，扭曲了价值观，谁捐钱越多谁就越光荣，谁要是捐得少了，不但要批评，还要用所谓的税收罚款进行威胁，转移民众对政府救灾不力的意见和视线。
5、不可否认，这次汶川地震范围广，地理环境也比唐山困难。作为指挥员应该了解西部的地貌特征，至少知道如此大的震级，公路、铁路、桥梁等等都会严重受损。指挥策略上应该天女散花，把部队分开，以连、营为单位，自带干粮、电台，翻山越岭徒步进去。而不能允许什么公路被震坏被塌方堵塞等借口延误时机。中国军队本来就是陆军厉害，不但跑得赢国民党的汽车轮子，还能在没有路的雪山、草地探出路来，一点塌方又算什么！19号的电视报道，属于震中的汶川映秀镇，九岁的陈浩在地震发生后救出两个同学，然后才往都江堰市跑，他和另外一个人走山上的小路走了七个小时就到了都江堰市。这说明所谓“道路塌方、路都被泥石流封了”的理由不能成立。而只能说明部队指挥失误，战术呆板，动作迟缓。如果指挥得当，部队走小路进去，速度应该不会比九岁的陈浩慢吧？那么至少可以提前14个小时实施救援，而14个小时又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可以救活无数条生命！
新华社的程云杰、王建华、林建三个无良记者想拍马屁，恐怕是没有拍对地方，搞不好会引火烧到政府当局的身上。因为世界上的事情往往会事与愿违，会“欲益反损”。当年毛泽东在重庆，一首《沁园春.雪》，使蒋介石感到自己与毛泽东距离太大，国民党组织反动文人想搞出一首超过毛泽东的诗词来，结果上演了一场闹剧，蒋介石自己都不好意思，命令草草收场。
无论从救灾的难度看，还是从获救人数上看；无论从指挥艺术上看，还是从指挥者的权威看，无论比灾后的政治影响，还是比灾区的社会秩序。汶川与唐山不可同日而语；所表现出的领导才能、魄力、水平等等，明显不在一个级别上。程云杰、王建华、林建三人无非是学着当年国民党的反动文人，想搞出一点超过毛泽东的东西，好帮胡、温挽回一点面子。可以断定，这场闹剧最终也会使胡、温不好意思，踢他们一脚，斥责道：“混蛋！给老子出丑。”

hgy818 · 注册时间: 2007-09-13 帖子: 1298

新华社文章：从唐山到汶川：中国的改变
[ 第十阶层 ] 于2008-05-30 21:07:31 上帖 [ 发短信 ] [ 表状 ]

新华网北京５月２９日电题：从唐山到汶川：中国的改变

新华社记者程云杰　王建华　林建扬

在时隔３２年的两次毁灭性地震袭击面前，除了无限沉痛与哀伤，人们内心的诸多感受已迥然不同。唐山大地震和汶川大地震深深地铬刻上两个时代的历史印记，见证了中国的巨大变化。

１９７６年７月２８日，北京市以东约１５０公里外的唐山市发生里氏７．８级大地震后，当时２２岁的北京市民于沛和邻居一起，用草席、竹竿和塑料布，在宣武公园的儿童体育场上搭起四处透风的防震棚暂居。当年，中国１７个省级行政区的近４亿人躲避在简陋的防震棚内度日。

然而在防震棚外，“批邓抗震两不误”的标语随处可见——无论是电线杆还是残破的墙头，时刻提醒人们“阶级斗争”仍然是当时中国的首要任务。已持续１０年的“文革”阴霾笼罩下的中国，国民经济濒临崩溃，政治、思想、组织处于不同程度的混乱之中，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遭到破坏。

报纸、电台很少提及军队和民众在唐山震区如何开展抗震救灾、解救残垣断壁下的受困者，而更多的是报道正在深入开展的“废墟上的批斗会”。直到３年后——当时被批斗的“主角”邓小平主导设计的改革开放已经开始实施，人们才从新华社播发的一条简短消息中获悉，高达２４万多人在唐山大地震中遇难。

“当时，各种流言混杂在一起，令人真假难辨，很多人生活在恐慌和不安之中。”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所长的于沛在办公室里回忆那段特殊岁月。

时隔３２年，２００８年５月１２日，比唐山大地震更为严重的四川汶川里氏８．０级大地震发生，人们看到的却是另一番景象：３２年前被视为“国家秘密”的灾情与伤亡数据，如今在地震发生十几分钟后，就经由国家通讯社发布，成为海内外媒体滚动更新的“快讯”。而地震发生３天后，国务院抗震救灾总指挥部甚至公布了此次地震“遇难总人数的估计数字”，这是新中国历史上的首次。

印刷媒体的详尽描述与电子媒体的实时转播，让第一时间赶到灾区的国务院总理难忍的同情泪水、失去亲人的群众的号啕痛哭、废墟上争分夺秒的救援、社会各界的捐赠与哀悼，甚至是军队在地震发生数小时内迅速向灾区调动集结的过程，都公开传递给了国内外公众。

“虽然汶川大地震作为历史上罕见的自然灾难令人痛心，但它毕竟成为了观察中国社会巨变的一个窗口。”于沛说。

经过３０年的改革开放，中国不断总结经验教训，进行具有开创精神的理论和实践探索，把“以人为本”作为核心的“科学发展观”在去年秋季写入了中共十七大通过的党章。这成为了汶川地震救灾的指导思想。

中共中央党校科学社会主义教研部主任严书翰说，造成民众对两次大地震心理感受出现不同的关键因素在于，中共的执政理念已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以人为本”的重大战略思想已被清晰确立并被贯彻执行，人民的主体地位得到进一步尊重，人道主义和人文关怀渐成社会风尚。

“天地之间，莫贵于人”。汶川大地震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和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一再强调，要把救人作为重中之重的任务，只要还有一线希望，就要尽最大努力，不惜采取任何手段，付出任何代价。国务院还设立了新中国的首个“国家哀悼日”，第一次为自然灾害中遇难的民众降半旗。

唐山大地震时，由于极“左”思潮的影响，在具体工作中，个人的利益要求和价值往往遭到忽视，个人的一切都要服从于“斗争的需要”。

描写唐山大地震的《断裂带》一书的作者张建平说，“早出煤、早出钢、早出陶瓷”是当年唐山抗震救灾的突出目标，个人和家庭生活的恢复很少被公开提及。煤、钢和陶瓷是重工业城市唐山的标志。张建平当时在驻唐山的空军服役，既是一名地震幸存者，也是抗震救灾的一员。

在汶川大地震发生半个月后，除了仍然抓紧抢救人民群众的生命，灾民的善后安置及灾后重建也迅速成为工作的重心。地震后，上千万无家可归的灾民急需帐篷和过渡安置房遮风避雨，胡锦涛先后专程到浙江和河北考察帐篷和救灾过渡安置房的生产情况，督促抓紧生产。温家宝则表示，争取用３个月时间把灾区安排有序，使灾民过上正常的生活。

截至２９日１２时，汶川地震已造成６８５１６人遇难，３６５３９９人受伤，１９３５０人失踪，转移安置１５１４．６８４万人，受灾４５５４．６０６５万人。

３０多年来，中国已由计划经济迈入市场经济。“阶级斗争为纲”已经被“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取代。

中国社科院数量经济所所长汪同三说，如果和３２年前的唐山大地震时期相比，中国的经济总量已经增长了数十倍，尤其是近些年中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无疑为中国政府的救灾和灾后重建工作积累了深厚的物质基础。

截至２９日１２时，中国各级政府共投入抗震救灾资金２０９．３８亿元，其中中央财政投入１６６．８６亿元，地方财政投入４２．５２亿元。

严书翰指出，抗震救灾还反映了中国法治社会的逐步形成完善，“过去数年来，中国已明显加快构建有助于发展和保障社会主义民主的法律体系”。

例如，“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与“私有财产不可侵犯”被写入宪法；今年５月１日实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要求政府主动公开“需要社会公众广泛知晓或者参与的政府信息”；《突发事件应对法》则删去了草案中有关新闻媒体不得“违规擅自发布”突发事件信息的规定。

３０年的对外开放使中国融入了世界。唐山大地震时，中国仍处在东西方冷战的国际大环境中，受到超级大国的军事威胁、政治压力和经济封锁，与外部世界的联系受到限制和干扰。

而如今，中国同世界的关系发生了历史性变化，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中国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同包括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内的世界所有国家发展友好合作，推动构建“和谐世界”。

与唐山大地震时拒绝外援相比，此次抗震救灾中，中国政府首次接纳多国专业救援队前往灾区。政府不仅坦然接受国际社会的救灾款物，还多次主动地向国际社会提供救援清单寻求持续支援；政府更是历史上首次接受外国军队提供的救灾款物；外国记者也被邀请到灾区现场做第一手的采访报道。

“志愿者的大量出现是汶川大地震和唐山大地震的最大不同之一。”《三联生活周刊》记者袁越写道。大量非政府组织和民间志愿人士自发而广泛地参与了抗震救灾，使得一些媒体注意到“公民社会在中国的形成”。

据中国财政部统计，截至２９日１２时，中国共接受国内外社会各界捐赠款物总计３７３．０７亿元，不断刷新历史纪录。

人们注意到，这些捐赠款物不仅来自传统的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而且还来自改革开放后不断涌现出来的新的社会阶层和新社会组织、新经济组织，以及广泛的国际社会，与政府财政救灾款物共同发挥着重要作用。

汪同三指出，伴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国的科学技术水平和管理能力也都有了明显的提升。地震发生后，十几万救灾大军从陆路、空中和水上快速调往灾区，成千上万的医疗人员云集灾区施救，同时，多种大型救灾机械和先进救生设备广泛应用，使受灾群众的生命得到最大程度的挽救。

而在不断强调“要继续把抗震救灾作为当前最重要最紧迫的任务”的同时，中国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新的“两不误”——要以科学发展观统揽全局，坚持“两手抓”，一手要毫不松懈地抓抗震救灾；一手要坚定不移地抓经济发展。

观察人士认为，这一切的背后，是中国经过３０年的改革开放，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又根据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赋予其鲜明的中国特色。地震灾害发生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全国人民团结一致，“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发挥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体现了改革开放的成果。

从唐山大地震到汶川大地震，也都留下了一些遗憾。两次造成巨大损失的大地震，都没有能够得到临震预报。中国是地震多发国家，从１９６６年的邢台地震起，中国就开始进行较大规模的地震研究，并取得了很多成功的经验。但是，地震科学仍是世界难题，人类离最终揭开自然界的奥秘仍有很长的路要走。

如果说唐山大地震还主要是一次城市型地震，那么，人们在面对给广大农村地区带来严重损害的汶川大地震时，也看到了明显的城乡差距，这也为灾后安置和重建工作增添了难度。另外，虽然震灾对中国整体经济影响不大，但也对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提出了一些新课题。

北京的分析人士认为，可以预期的是，３０余年里经历了两次特大地震的中国，对如何进一步坚持改革开放，践行科学发展观，从而加快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有了更贴切更充分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