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hgy818 · 注册时间: 2007-09-13 帖子: 1298

司马公：我读《晚年周恩来》（一）

司马公

高文谦先生的《晚年周恩来》问世一年了。一年间，这本书被炒得沸沸扬扬。我出于猎奇，买了一本，边看边检阅史料，越看破绽越多，读罢忍不住提笔写这篇文章。篇幅所限，只能择其若干，略加考辨，读者可以窥见一斑。

“鞭炮事件”与毛周关系

《晚年周恩来》在引子里讲了一个故事。故事发生在周恩来去世后三周的除夕之夜，毛**在中南海寓所让人放了一大阵鞭炮，据说鞭炮屑就拉了整整一卡车。于是，“毛**在周恩来死后放鞭炮”的传闻不胫而走。书中称这个故事为“鞭炮事件”，并以此作为剖析毛**与周恩来关系的切入点。

书中把“鞭炮事件”称作“传闻”，但从上下文看，它对这个传闻的真实性是深信不疑的，而且作为毛周关系的典型案例。

毛**放鞭炮时有谁在场呢？书中没有交代。书中曾经多处引用过张玉凤的一篇文章，题为《毛**、周恩来晚年二三事》（见该书第602及603页）。张玉凤是当事人，她的回忆当是可靠的。于是，笔者在大陆出版的《炎黄春秋》1989年第一期上，翻检到了张玉凤的这篇回忆。她果然在现场，还详细忆述了全过程。摘录如下：

毛主席这里没有客人，也没有自己家的亲人，只有身边几个工作人员陪伴著他，度过他生命的最后一个春节。

他在这天，依然像往常一样在病榻上侧卧着吃了几口他历来喜欢吃的武昌鱼和一点米饭。这就是伟大领袖的最后一次年饭。

饭后，我们把他搀扶下床，送到客厅。他坐下后头靠在沙发上休息，静静地坐在那里。入夜时隐隐约约听见远处的鞭炮声，他看看眼前日夜陪伴他的几个工作人员。远处的鞭炮声，使他想起了往年燃放鞭炮的情景。他用低哑的声音对我说：“放点炮竹吧，你们这些年轻人也该过过节。”就这样，我通知了正在值班的其他几名工作人员。他们准备好了几挂鞭炮在房外燃放了一会儿。此刻的毛主席听着这爆竹声，在他那瘦弱、松弛的脸上露出了一丝笑容。我们心里都明白，主席的这一丝笑容，是在宽慰我们这些陪伴他的工作人员。

读至此处，我恍然大悟，所谓“鞭炮事件”不过如此，和周恩来去世毫无关系。

顺便多说两句。其一，书中说，按照规定，中南海禁地绝对不准燃放鞭炮。而据张玉凤所谈，毛**往年也放鞭炮。这两种说法，我更相信后者。过年放鞭炮是人之常情，毛**不单是血肉之躯，还是不受规约之人。何况张玉凤的文章发表在十多年前的1989年，应当更客观些，更无功利心。其二，书中说，按照中国的习俗，只有办喜事才放鞭炮，若要办丧事时放鞭炮是对死者的大不敬。其实，中国自古以来就有红白喜事之说，遇到丧事，敲敲打打放鞭炮，也是常有之事，表示一种趋利避害的祝愿，和“大不敬”风马牛不相及。

故事毕竟是故事。“鞭炮事件”既然靠不住，以下的种种议论可靠性又究竟如何呢？读者一看自明。

“冤家”还是患难之交

孩提时代看戏、看电影，每每要先辨出个黑白好坏、曲直是非。成人了，才知道世间哪有这等简单明白之事。这时，再碰到有人硬要给你个“脸谱相”的时候，那可就要多加小心，多问几个为什么？读了《晚年周恩来》的头一章“毛、周关系的历史回顾”，就给人这样的感觉。

《晚年周恩来》的头一章，给人以直挖周氏“祖坟”的架势，从红四军争论到宁都会议，从遵义让权再到延安整风，似乎是在讲一直被中共“讳莫如深”的一段历史。对这段历史，“大陆的难以跳出意识形态的桎梏，多有顾虑，欲言又止；而海外的则又给人以捕风捉影，隔靴搔痒之感”，唯有该书作者“寓居美国，与大陆学术界的同仁相比，享有写作上的自由。”言谈中，颇有舍我其谁的意气。不过，尽管书中绕来绕去，无非是要证明一点：周恩来是以封建君臣之道来侍奉毛**，他的作为“不过是中国政治文化传统中忠君思想的现代翻版”，即使在国家民族陷入灾难之时，也“总是引忍退让，委曲求全，从不出一句恶声”。而真正了解这段历史的人都知道，这并不是真正的周恩来，而是带有高氏印记的、脸谱化了的周恩来。

其实，书中描述的这段历史，近些年大陆上早已有不少号称“揭秘”性质的书刊给以绘声绘色的描写。其真实性如何姑且不论，这段往事并非该书作者所称的“讳莫如深”则是不争的事实。只要留意察看《晚年周恩来》一书注脚上的资料来源，其中引自大陆出版物的就有不少。前不久，大陆央视播放的电视连续剧《长征》、《延安颂》，更是披露了不少历史细节，并得到官方称赞，展示了中国大陆尊重历史原貌的趋向。

然而，就是号称“还人们一个真实的周恩来”的《晚年周恩来》一书，在回顾毛周的历史关系时，却回避了一些明显不利于其结论的历史事实。这里仅举几例。

其一，宁都会议召开的原因。照书中的说法，会议召开是由周恩来在会议前夕的一封电报引起的。对这封电报的拍发时间，该书作者一会儿说是1932年7月29日，一会儿说是同年9月24日，莫衷一是。据该书作者说，这封电报大陆学者往往避而不谈或一笔带过，“但舍此就无法对宁都会议的前因后果作出实事求是的解释”。

笔者翻阅了大陆出版的《周恩来年谱》，电报的日期应当是1932年9月24日。据《年谱》记载：“信中针对前方在作战指挥中存在议而不决的问题，提出应改变目前的作战指挥方式。”以下引用了几段电报内容。

当时，前方军事领导人和苏区中央局在作战行动方向上发生意见分歧。周恩来希望到后方召开苏区中央局会议，王稼祥、毛**等主张会议到前方来开。因此，周恩来在电报中一边表示可以到后方开会，一边又希望中央局全体会议能在前方开成，地点在广昌。但是，苏区中央局在9月26日的复电中，坚持“向西进军永丰”的意见，表示中央局全体会议不能开。

就在9月26日这天，朱德、毛**发布了关于部队向北工作一段时期的训令，明确不执行苏区中央局的意见。这一训令惹怒了苏区中央局。9月29日，苏区中央局致电周恩来、毛**、朱德、王稼祥，以断然的语气表示：“九月治（二十六日）训令收到，我们认为这完全是离开了原则、极危险的布置。中央局决定暂时停止行动，立即在前方开中央局全体会议。”

其二，周恩来在遵义会议后的领导地位。关于这方面的情况，书中说了许多，然后笔锋一转，卖起了关子：“目前，中国大陆官方和学术界出版的各种著作多把军事三人小组说成是以毛**为首，并据此推断毛由此正式取代了周恩来的地位，成为中共党内主管军事工作的最高领导人，因此似乎为毛找到了确立起全党领导地位的组织决定上的依据。然而，历史事实并非如此。”该书作者想让读者相信，只有该书说的才是真话，大陆学者讲的你们都不要信。

其实，书中引用的陈云关于遵义会议的传达提纲，早在20世纪80年代大陆官方就已公布，其中关于周恩来是党内委托的对于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的情况，早已被大陆出版的各种书所引用，可谓屡见不鲜。

至于该书作者所说的军事三人小组，笔者随手翻了中央文献研究室出版的《毛**传（1893－1949）》和《周恩来传》，其中是这样记载的。（一）《毛**传（1893-1949）》：“经他（按：指毛**）提议，中央决定成立毛**、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新三人团，全权指挥作战，以周恩来为团长。”（二）《周恩来传》：“毛**在1967年一次谈话中讲到：后来搞了个三人团，团长是周恩来，团员一个是我，一个是王稼祥。”从注释来判断，这两个记载的根据应当是一样的，都是1967年1月22日毛**在中央军委碰头会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上面随手捡得的几本大陆出版的书，都远早于《晚年周恩来》出版之时，读者们应当信谁的呢？

其三，所谓抗战初期王明、周恩来联盟。书中对此颇有绘声绘色的描述，一会儿说“毛采取以退为进的策略，让王明起草十二月会议的决议，以化解史达林的疑虑”；一会儿又说“毛**开始著手拆散王明与周恩来的联盟，以便分而治之”。对于后者，还说：“他先是将周氏派驻武汉，组建中共中央长江局，并负责与国民党谈判，而准备将王明留在延安。但当喜欢出风头，不愿困守在延安穷山沟里的王明提出蒋介石要他‘在汉相助‘后，毛又顺水推舟，趁机调虎离山，同意他留驻武汉”。读到这里，读者不禁要问，书中前面不是说毛“不免在与王明的争斗中陷于孤立，暂时居于下风”了吗？这里的描述，却似乎一切又都要听从毛**的调遣。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查阅有关的记载，经过是这样的。1937年8月下旬洛川会议后，曾准备由周恩来、博古、彭德怀去南京同国民党继续谈判，并筹建长江沿岸委员会，周恩来担任书记。行至西安，接到毛**的急电，要他去山西安排八路军入晋事宜。以后便滞留山西，直到11月下旬才回到延安。这时，王明尚未回国。

王明是1937年11月29日回国的。接着召开十二月会议，王明在报告中批评中共对国民党的统战政策，并打着传达共产国际指示的旗号发表了系统的意见。在场的许多人认为王明代表共产国际的意见，便纷纷按照王明的意见检讨自己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检讨了山西统战工作中过分看重独立自主的问题（按：这不等于是“批评了毛**所强调的独立自主的主张”）。这次会议作出了两项决定（按：不是毛**一手安排的）：一是由项英、周恩来、博古、董必武组成长江局，二是由周恩来、王明、博古、叶剑英组成中共代表团，同国民党谈判。

十二月会议结束后，王明应蒋介石的邀请亲赴武汉，周恩来、博古等一起前往。12月21日同蒋氏会谈后，因蒋介石答应成立国共两党关系委员会，应允中共方面由王明、周恩来、博古、叶剑英参加，王明感觉良好，便向张闻天、毛**和政治局提出留在武汉。23日，王明召开中央代表团和长江局联席会议，将两机构合并，白己担任书记，周恩来担任副书记。王明同周恩来的这种主持与协助的工作关系，一直维系到翌年六届六中全会召开。尽管王明的右倾错误，周恩来也负有一定的责任，但他同王明仅限于工作关系，就如同他和李立三、博古、李德等人的关系一样，从不会超越这种关系而有联盟之说。

其四，周恩来在延安整风运动期间的检讨。书中用了不少笔墨，把周恩来在延安整风期间作检讨，说成是毛**既为了报当年的一箭之仇，也为了整服所谓“以周氏为首的经验宗派”，而采取的“软硬兼施的两手策略”。周恩来则“按照毛**所定下的调子，往自己身上泼了不少污水，加了不少罪名，不如此就过不了关”，并从此“洗心革面”，“以君臣之道来处理与毛**的关系”。由于过去对这类问题披露较少，许多读者看到书中的描述，往往会联想到一些似是而非的传闻或表象，把书中所说误认为是真的。

综合笔者看到的材料，周恩来是1943年7月中旬回到延安参加整风的。这时，毛**在全党的领袖地位早已确定，高级干部对历史问题的检讨工作早已开始，博古、洛甫等犯有路线错误的领导人均已作过检讨。

在检讨路线错误的时候，毛**多次点名批评，始终认为内战时期的路线错误，第一个是王明，第二个是博古，并没有把帐集中算到周恩来身上，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毛**多次讲到，这次整风一是要整教条宗派，二是要整经验宗派，但始终强调教条主义是主要的，教条宗派是头，经验宗派是脚。在六届七中全会上，经毛**提议，一致通过了一项决议，第六点是：“在党的历史上曾经存在过教条宗派与经验宗派，但自遵义会议以来，经过各种变化，作为政治纲领与组织形态的这两个宗派，现在已经不存在了”。这里所说的“教条宗派”、和“经验宗派”，都是对事不对人的一种说法，重点在教条宗派。毛**也说过：教条宗派是经验宗派的灵魂，故克服前者，后者再加马列，事情就差不多了。

任何一场政治运动，总会带有后遗症。关键是时过境迁以后，怎样客观地来看这些问题。

在延安整风前后，有两次中央政治局9月会议。一次是在1941年，周恩来没有参加，博古、洛甫作了检讨。另一次是在1943年，周恩来参加了。据当事人杨尚昆（他曾被作为教条宗派的所谓“二十八个半”遭到整肃）回忆：“会议的气氛相当紧张。一方面，从大家揭发的事实来看，‘左’倾教条主义对革命的危害确实十分严重，而玉明的态度又令人十分气愤。另一方面，不可否认的，会上也出现了‘左’的偏[非法内容]绪，有人把教条宗派说成是反革命集团，说王明是特务，让他讲怎样出卖党的利益。也有人向毛主席提出：教条宗派面目已经统统暴露了，现在的问题就在经验宗派，它的危害也很大。康生甚至煽风点火，攻击武汉长江局的机关报《新华日报》‘完全成为国民党的报纸，有许多[非法内容]言论’。他还企图把矛头转向在长江局工作过的周恩来和叶剑英等同志，要公开批判周恩来。这个时候，毛主席阻止了。他说：周恩来同志自大革命以来做过很多好事，八一南昌起义是周恩来等同志打响第一枪。”

周恩来在延安整风期间的发言情况和所写材料的情况，《晚年周恩来》只提到了一个，就是1943年11月15日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发言提纲。而搞清楚周恩来在这一时期的发言和写材料的总体情况，是一个关键的情节。根据已公布的材料综合起来看，笔者列了一个时间表：

1943年8月30日、9月1日，周恩来在政治局会议上发言，汇报南方局三年来的工作情况，对工作中的错误作了初步检讨。

同年9月16日至29日，周恩来写了四篇学习笔记，共五万多字。包括：《关于共产国际指示及反立三路线的研究》、《关于新立三路线的研究》、《关于四中全会决议和1931年8月共产国际主席团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的研究》、《阅读1941年9月政治局会议记录后的笔记》。第一篇和第三篇学习笔记，着重分析了共产国际对中国的指导；第二篇分析了王明路线产生的社会根源和思想根源；第四篇着重说明王明教条主义者能在中央占统治地位，同犯经验主义错误的人受其迷惑有关。可见，周恩来不仅仅是在“忏侮”自己，更重要的是在根据亲身经历来清理和清算王明统治时期的错误。

同年11月15日起，周恩来准备整风检查的发言提纲，写出了一个2万多字的长篇提纲。接着，周恩来在政治局会议上作整风检查。发言分“白我反省”和“历史检讨”两部分，并以“历史检讨”为主线，从大革命后期的中共五大讲起，一直讲到抗战中期。此前，博古在11月13日，李维汉在14日，洛甫在21日，相继作了整风检查。可见，1943年的9月政治局会议，不独是对着周恩来的，在会上作整风检查的也不仅是周恩来。诚然，周恩来“在检查中，曾说了一些过分谴责自己的话。”但更重要的是，他对白己的主流方面也实事求是地作了肯定，说“我做工作没有灰心过，在敌人公开压迫下没有胆怯过。”“同时，我本质还忠厚，诚实，耐心和热情。”他坦然地承认，对王明在抗战中的机会主义和统战中的投降主义有容忍退让的地方；他也自责地肯定，他始终尊重中央，特别是从1939年5月到1943年6月返延安前这四年中，他实行的路线同中央是完全一致的。

当然，这次会议总体上成功，并不是没有问题。据《胡乔木回忆毛**》一书记载：“在会上，一些同志对洛甫、恩来等同志的整风检查提意见，有一些偏激之词。有的说：王、博、洛、稼已在党内没有多大危险了。再来统治党已很困难，但经验宗派的危险还未过去，因此仍是最危险的人物。这样的发言，无疑加剧了会议的紧张气氛。再加上康生这样的人不断地煽风点火、推波助澜，因此，第二阶段会议有党内斗争过火的倾向。”这一记载，和杨尚昆的回忆是一致的。为了纠正这些偏向，毛**代表政治局提出了关于党内历史问题的六点意见，在1944年5月21日中共六届七中全会第一天的全体会议上表决通过。

顺便提一句，1944年3月3日和4日，周恩来根据中央书记处会议的精神，在中央党校作《关于党的六大的研究》的报告。第二天，毛**在政治局会议上明确表示：在讨论中有少数同志企图否定六大，有人说六大基本上是错误的。我认为六大基本上是正确的。这既是对六大的肯定，也是对作为六大的主要组织者之一的周恩来的功绩肯定。至于在七大期间和七大以后，周恩来继续在中央担负核心领导职务，是和他对统一战线工作、军事工作乃至筹划建立新中国政权做出的巨大贡献分不开的。《晚年周恩来》把毛周关系仅仅归结为两类，一类是“无端受到毛的猜忌和整治”，另一类是“在毛陷入狂想，将国家和民族引入灾难之时”，大事渲染夸张，却对自遵义会议以来、特别是延安整风以后直到解放战争、建国以后，周恩来在毛氏的领导下，为国家和民族做出的巨大贡献“讳莫如深”，实在令人百思不得其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