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hgy818 · 注册时间: 2007-09-13 帖子: 1298

批修，要直捣邓开拓；不然，就会笔锋卷刃

编按：

西方黄，太阳落，

中国出了个邓开拓；

他为儿女谋幸福，

他教人们各顾各。

这是“八九风波”期间流行很广的一首民谣，“邓开拓”，是人民群众对邓小平翻案复辟，背叛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幽默而又辛辣的讽刺。他真是在“开拓”，把毛泽东领导创建的社会主义新中国一家伙“开拓”到资本主义旧世界。这个“旧世界”，在十七大后更突出地表现出来。

新华网新加坡11月19日电《温家宝谈政府在股票市场的作用》，报道温总理在新加坡国立大学发表演讲后回答提问时，从三方面谈了政府在股票市场应该做的事情，赫然写着：谈到中国股市的发展，温家宝说：“我们才刚刚开始，我们用十多年的时间要走资本主义国家用上百年时间走过的路。总的看来，我们还缺乏经验。”人们奇怪了，“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十七大刚刚落幕，怎么一到海外，一具体到股市，就变成“要走资本主义国家用上百年时间走过的路”了呢？网友们说得好，这是在国内讲假话讲惯了，一到国外，就对朋友们讲起了真话。这句真话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面旗帜、这条道路的谜底揭了个底朝天。感谢温总理，我们不再疑惑了！

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石仲泉，十七大后在全国几家新闻上发表文章和谈话，一再讲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不包括毛泽东思想”，并且说：“就当今提出的一系列创新理论而言，特别是在实行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标志而制定的那一套方针政策之后来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则很难再说它‘始于毛’了。”（见《北京日报》2007年11月19日）作这样明确的阐释，把我们一些同志十七大后对“始于毛”的一丝幻想打个粉碎。有人还把人家“理论体系”里的科学发展观单抽出来，指出它是“毛泽东思想的补充和发展”，这是何等的“替他人作嫁衣裳”啦。

彻底告别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公开走复辟资本主义道路，这就是十七大精神的灵魂。要问谁给他们这样的贼胆子？表面上看，是他们私有化基本实现，培植了两亿新生资产阶级，加上修正主义有了“理论体系”和“实践经验”，国际资产阶级拍手叫好，使得他们昏昏然走出这步棋；实际上是修正主义走向穷途末路，复辟资本主义的真相日益为广大人民群众所看清，善良的人们对这条路线的幻想不断被打破，斗争，革命，日渐成了人们的共识。这就迫使修正主义当局不得不脱下最后一件伪装，露出一颗赤裸裸的复辟野心。至于这条黑道能不能走通，那是另一个问题。

法国大罢工的风暴，惊动得改革辩护士们坐卧难宁。他们从法国大罢工看到了什么？看到了“改革之艰难”，抱怨说：“任何一个国家的绝大多数民众，无法做到太关注长远利益，往往只关注眼前的实惠，这也是一些改革为什么难以为继、一波三折的主要原因。”（见《中国青年报》11月16日邓璟的文章）把改革的难度算到群众头上，也算一种“理论创新”，只是资本家、剥削者把群众逼到死亡线上，罢工风潮是谁逼出来的，还不清楚吗？这个资本主义的共性，“中国特色”也是难以掩盖的。不是吗？十七大后兴起的解雇风潮（他们叫“裁员”）惊动得中央要员纷纷出动。我们这位辩护士面对这种不祥之兆，殷勤献言说：“萨科齐的改革引发的法国大罢工，完全可以成为我们分析改革的一个好样本：改革该如何在各方利益博弈中取得均衡？（这就是报告中说的“兼顾各方利益”）改革该如何避免内耗？（这就是该文说的“改革〔或说改革不慎〕带来的内耗之大”云云）改革该如何有智谋有策略推进？（这就是继续在忽悠百姓、欺骗群众上下功夫，如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党的十七大报告解说”里说：“切实把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和群众的可承受程度统一起来”。）改革该如何才能不走老路弯路？（人家走了上百年，你赶人家末班车，想不走老路弯路，行吗？）……诸如此类的问题，我们都能从中得到有益的启发。”人家那里感冒，我们这里就有人打喷嚏，其命运多么可悲！

国际资产阶级尽管拍手叫好（如对“和谐理念”的认同），但是，按你低头每商量。危机四伏的金融体系，很可能是我国修正主义总危机的爆发点。面对内外压力，温总理也不得不说：“由于近期美元持续疲软，中国在让其快速增长的外汇储备（已达1．3万亿美金——编者）保值方面承受巨大压力。”并称：“中国政府对如何让外汇储备保值感到担心，政府在这一问题上面临前所未有的巨大压力。”（中财网11月19日消息）

欢庆胜利的十七大刚落幕，国家领导人、理论精英和辩护士们一面气壮如牛打白旗，一面忧心忡忡谈“改革之艰难”。这种矛盾心态是他们高举“中国特色”这面旗帜的必然结果。为了继续揭露“中国特色”的反动本质，我们从这期起，连续两期刊载鉴明同志的三篇文章，供大家参考。

鉴明同志的文章写于十七大前，作者从“6•25”讲话，敏锐地观察到“中国特色”这面旗帜将是十七大要高举的旗帜，就连续写文给以揭露和批判。应该说，文章写得很好。美中不足，就是仍然存在着如何正确对待毛泽东和邓小平这样严肃的问题，我们不能不指出来，和大家一起讨论。

毛泽东，邓小平，中国共产党内马列主义的革命路线和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代表人物，在当今中国，凡是懂事的人都不会对他们不表态的。由于邓小平的翻案复辟，人们对邓小平的认识就成了焦点。至今对邓有所保留、有所肯定的人，那么，他对毛泽东就必然有微词、甚至错误的理解。鉴明同志的文章就有这么一个问题。

作者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对邓小平的“中国特色”进行了深入的揭露和批判，但对邓小平却笔下留情，说邓选三卷里有许多马列主义观点，并引用他的一些话批判那些跟着邓鼓吹“中国特色”的理论骗子。这就使人读后大有“捉卒放帅”的感觉。

不错，邓小平是说过这样的话：“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就是恢复毛泽东同志的那些正确的东西嘛，就是准确地、完整地学习和运用毛泽东思想嘛。基本点还是那些。从许多方面来说，现在我们还是把毛泽东同志已经提出、但是没有做的事情做起来，把他反对错了的改正过来，把他没有做好的事情做好。”可是，就在说这话的同时，他却主持起草了那个全面否定毛泽东晚年的光辉思想和实践的“历史决议”；“决议”出来以后，又在民主人士面前讲，现阶段，我们这一代只能对毛泽东一生功过这样评价，党内不少同志不接受，上层建筑各界、各民主党派、工商联更难接受，也是有道理的。我只能说，请谅解，我难承受赫鲁晓夫的处境，还是再过十五年、二十年再作较严谨、科学的评价好，也能经受历史检验。请看看，经过二十多年的历史检验，他说的这些，哪是真话，哪是假话，还不清楚吗？可以说，整部邓选三卷就是邓小平“打着红旗反红旗”、搞资本主义复辟的历史纪录。那里面的“马列主义观点”还值得当真、还值得尊重吗？

正是由于这一点，作者对毛泽东的评价在总体上正确的同时，也出现了一些偏差。作者仍然沿用“决议”上的说法，称“文化大革命”是“十年内乱”，造成了“阶级斗争扩大化”。什么“阶级斗争扩大化”，这完全是否定阶级斗争的陈词滥调。文革中确实有被整错的人，但那是“扩大化”的问题吗？显然，这是混淆两类矛盾的问题。文革中，毛主席就说过：“过去我们南征北战，那种战争好打。因为敌人清楚。这回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比那种战争困难得多。”“问题就是犯思想错误的，同敌我矛盾的，混合在一起，一时还搞不清楚。”文革后期，毛主席发现这一问题，在周总理的协助下，纠正了一大批冤假错案。那些尚未被平反的错案，假如毛主席还健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还能继续，平反是毫无疑义的。很多被整错的人，弄清了这个问题后，对文革、对毛泽东都采取了正确的态度。而那些死心塌地跟着邓小平翻案复辟的走资派，还有什么权利指责毛主席？他们只有等待人民和历史的审判。邓小平用“阶级斗争扩大化”这种似是而非的概念来表述这一问题，是要全面否定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否定社会主义时期的阶级斗争，否定革命人民同走资派斗争的历史任务。我们万万不能再沿用这个修正主义的烂调了，更不能把这种似是而非的“罪名”和“错误”加到毛泽东的头上。

作者还说毛泽东“确有不少失误，乃至严重错误”，主要是“急于求成”、“过于求纯”。“急于求成”、“过于求纯”，我记忆中是邓小平掀起“非毛化”伊始，一些老同志（如黄克诚、陶鲁笳）为反击这一恶潮，在为毛主席辩护时说过这样类似的话。后来被一些人加工成这样的语言，是说毛主席合作化、人民公社化搞快了，过早地消灭了私有制，邓小平在农村恢复私有制，是有一定道理的。现在面对资本主义在城乡复辟的事实，我们还能这样指责毛泽东吗？“求成”也好，“求纯”也罢,按照列宁的教导，社会主义是成长着的共产主义和死亡着的资本主义同时存在的历史时期，那么，为什么不可以让成长着的快点成长，死亡着的快点死亡。同志们只要认真去读邓力群同志整理出版的《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就可以看出毛泽东同志在我国生产关系大变动的年代，是以怎样深邃的思想和雄伟的气魄领导我国人民变私有制为社会主义公有制；那场大变动是多么的顺利啊！后来，由于刘邓路线的干扰和破坏，毛主席又花了很大的精力进行了调整。农村人民公社六十条的制定，基本上就把我国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确立下来。文革后期，在修改宪法时，有人主张取消农民的自留地，毛主席没有同意。这样一个过程，怎么能指责毛泽东是“急于求成”和“过于求纯”呢？

再说，这里涉及到的是一个世界观问题。马克思、列宁在领导革命时，都曾经“急”过、“过”过。但是他们总是按照唯物辩证法行事，并没有使自己的思想和行动违反辩证法。他们在认识了历史总规律后，总是急着做事，这是革命导师世界观决定的一种崇高的精神境界。毛泽东已然。他作词说：“多少事，从来急；天地转，光阴迫。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鲁迅也有同样的语言，他在《这也是生活》里说：“我先前往往自负，从来不知道所谓疲劳。”又在《死》里，叙述自己病后体力得到恢复，就想着要做的事，“想定之后，就结束道：就是这样罢——但要赶快做。”我们就是要学习他们这种“只争朝夕”的战斗精神，和邓开拓这样死不改悔的走资派作殊死的斗争。绝不能把革命导师的崇高精神指责为一种“错误”或“严重错误”。那样的话，就只能在邓小平“非毛化”的泥潭里插足，使自己批修的笔锋卷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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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继承，还是背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辨析之一

作者：鉴明

（一）

7月16日，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李君如，在该校《学习时报》上发表文章宣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如果从１９８２年邓小平在党的十二大提出这一科学命题算起，已经经历了25个年头；如果从1978年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起步探索算起，已经经历了29个年头。”

7月2日，《学习时报》发表文章说：“邓小平总结了照搬外国模式的不成功经验，又总结了既不符合科学社会主义原理、又不符合中国实际的十年‘文革’的深刻教训，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并科学判断了中国的基本国情，是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从而将社会主义置于中国的现实基础之上。从此，中国的社会主义就走上健康发展的道路，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7月11日，上文作者在上海党史信息报上的文章中称：“所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概括地说，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不但相对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的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最新成果；扩大地说，整个社会主义运动史上，相对社会主义的苏联模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更是最新成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始于毛，成于邓’，邓以后继续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这个名称，理所当然地包括毛泽东的重要贡献。”

与此同时，上海的社会科学报于6月7日、6月21日接连发表整版论文，批判“苏联模式”——“斯大林模式”，说：“很多学者指出，20世纪苏联东欧国家的剧变，是斯大林模式——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失败。”而毛泽东“在１９５７年之后到‘文化大革命’，也基本上‘以阶级斗争为纲’，不自觉地采用了斯大林的这一社会主义模式。”“毛泽东后来把斯大林模式出现的错误在中国基本上实践了一遍。”

诸如此类说法不胜枚举。持论者中，不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又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或“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或“当代马克思主义”）的“建构”者和权威阐释者，他们是深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真谛的。

由他们的说法可见，把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说成“一脉相承”，不是欺人之谈，便是大谬不然。他们从时间、内涵和后果等方面，把这两者界限截然分明，不容含混的。而他们中的所谓“始于毛”之类说法，显而易见是言不由衷，不能自圆其说的。

（二）

在中国这样一个农民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半殖民地半封建东方大国，共产党怎样领导无产阶级革命，建立社会主义，走向共产主义？

作为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作为中国无产阶级革命的导师，总其一生，毛泽东殚精竭虑、鞠躬尽瘁，始终不懈地致力于探索和解决这个根本性课题。

他创立了新民主主义理论以及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形成了完整的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如他自己所说，“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他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树立起了新的丰碑。

毛泽东指出：“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必须分为两步，其第一步是民主主义的革命，其第二步是社会主义的革命，这是性质不同的两个革命过程。而所谓民主主义，现在已不是旧范畴的民主主义，已不是旧民主主义，而是新范畴的民主主义，而是新民主主义。”（《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26页）

这里所说的“新”，就在于：

第一，它是由俄国十月革命开创的无产阶级革命时代，“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它是坚决地反对帝国主义即国际资本主义的。”（同上第610页）

第二，它是由无产阶级（经过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由于其都是无产阶级领导的缘故，就都具有社会主义的因素，并且不是普通的因素，而是起决定作用的因素。”（同上第665页）

第三，它是由共产主义思想指导的。“中国自有科学的共产主义以来，人们的眼界是提高了，中国的革命也改变了面目。中国的民主革命，没有共产主义去指导是决不能成功的，更不必说革命的后一阶段了……现在的世界，依靠共产主义做救星；现在的中国，也正是这样。”（同上第647页）

第四，中国“两个革命阶段中，第一个为第二个准备条件，而两个阶段必须衔接，不容横插一个资产阶级专政的阶段，这是正确的，这是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发展论。”（同上第646页）

第五，在革命胜利以后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一切于国民经济有利的城乡资本主义成分，都应当容许其存在发展，同时又对之采取恰如其分地有伸缩性的限制政策。“限制和反限制，将是新民主主义国家内部阶级斗争的主要形式。”（同上第4卷第1322页）

在领导人民革命的过程中，毛泽东把党和人民军队建设成为教育、改造、培养和锻炼农民的大学校，造就了一大批无产阶级革命家和无产阶级革命战士。在他领导下，革命根据地和解放区，建成了新民主主义社会。“各根据地的模型推广到全国，那时全国就成了新民主主义的共和国。”（同上第2卷第743页）

与此同时，毛泽东发出了“组织起来”的伟大号召。他指出：“分散的个体生产，就是封建统治的经济基础，而使农民自己陷于永远的穷苦。克服这种状况的唯一办法，就是逐渐地集体化；而达到集体化的唯一道路，依据列宁所说，就是经过合作社。”有了合作社，“我们就可以把群众的力量组织成为一支劳动大军。这是人民群众得到解放的必由之路，由穷苦变富裕的必由之路，也是抗战胜利的必由之路。”（同上第3卷第385、386页）

由此，如一个外国人所说，毛泽东把“沙握成了绳”。

正是因此之故，中国人民革命能以摧枯拉朽之势，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取得了全国范围的胜利。“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民从此站立起来了！”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

又正是因此之故，在建国以后，在取得抗美援朝、土地改革和镇压反革命“三大运动”的胜利，以及“三反”“五反”斗争的胜利之后，毛泽东在１９５３年适时地提出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领导全国人民完成了革命转变任务，从农业合作化着手，在１９５６年初就异常顺利地取得了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胜利，在中国建立起了社会主义制度。

邓小平曾经承认：“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毛泽东主席逝世这段时间，我们做了大量的工作，特别是从新民主主义革命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搞了土改，搞了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大规模工业化建设，搞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事情做得非常好。”（《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36页）“我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完成，是我国和世界社会主义历史上最光辉的胜利之一。”（同上第2卷第186页）“我们的社会主义改造是搞得成功的，很了不起。这是毛泽东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个重大贡献。”（同上第302页）

历史确凿无疑地记载着：中国社会主义，是毛泽东领导创立的，而且一开始就是带有鲜明中国特色的。邓小平当年也讲过：“没有毛主席，至少我们中国人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同上第345页）

对此，人们岂容轻易健忘，轻浮否定？

（三）

共产党宣言指出：“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

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一书中也说过：“伟大的社会主义者在预见这个（共产主义）阶段将会到来时所设想的前提，既不是现在的劳动生产率，也不是现在的庸人”。

再加以资本帝国主义汪洋大海的围困，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艰难曲折势所必然。

如果说，当年列宁认为第一个社会主义大国——苏维埃俄国建立的是“带有小农占人口多数所造成的种种特点的社会主义”；那么，由农民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脱胎而来的中国社会主义，其特殊性，更加异乎寻常。

还在建国前夕，毛泽东就卓有预见地指出：“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328页）

果然。中国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如果说开局是异常顺利，并且引起一片乐观（包括毛泽东自己在内）的话，那么，1956年2月苏共二十大的召开，以及其后的“波匈事件”的发生，就使形势变得越来越严峻困难了。

且不说国内情况，单就国际环境而言，当时我们不仅要应付帝国主义的封锁、颠覆，以及其在苏共二十大之后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和平演变”战略，而且还得对付苏联赫鲁晓夫集团的现代修正主义，特别是其背信弃义横加于我的种种沉重压力，真可谓腹背受敌，内外交困，要多艰难危险就有多艰难危险。

面对此等局势，毛泽东一如既往，视若等闲，以“要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的革命气概，高举起反帝反修两面大旗，领导全党和全国人民，坚定不移地把社会主义事业推向前进。

在１９５６年《论十大关系》等论著中，他强调指出，过去我们就是鉴于苏联的经验教训，少走了一些弯路，现在当然更要引以为戒。又强调丢弃贾桂那样的奴隶相，“要鼓点劲，要把民族自信心提高起来，把抗美援朝中提倡的‘藐视美帝国主义’的精神发展起来。”他越加强调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走中国自己的路。

他及时总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经验，特别是苏共二十大和波匈事件以后的新鲜经验，以及中国自身的历史和现实经验，在1957年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在马克思主义历史上，它第一次系统地阐明了敌我和人民内部这两类社会矛盾的问题，着重提出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一系列原则、方针和实际措施。在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问题上，在理论和实践上开辟了一条通向新境界的道路，令人豁然开朗，耳目一新。讲话正式发表后，波兰《人民论坛报》称其“第一个在如此广阔的范围内试图在最近几年的经验中来发展社会主义理论。”匈牙利《人民自由报》则认为它“以新的观点、创造性的方式，照耀着整个工人运动的理论和实践问题。”连英国《每日先驱报》也认为，这个讲话“可能是列宁1924年逝世以来共产党世界中最重要的一篇”。

此后，毛泽东又领导全党和全国人民，高度警戒美国帝国主义“和平演变”的图谋，并且开展了与赫鲁晓夫集团的“十年论战”，对以其为代表的现代修正主义思潮进行了毫不调和的持续斗争，给以全面系统彻底的批判。也正是在这样重大斗争过程中，毛泽东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逐步形成。

从1957年反击资产阶级右派猖狂进攻，到1966年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毛泽东领导进行了一系列思想政治活动。它们都着眼于防止共产党蜕化变质，防止社会主义共和国改变颜色，防止出现全国性反革命复辟。其矛头所向，越来越明显地集中于“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马社香所著《前奏——毛泽东1965年重上井冈山》一书中，提到1965年5月25日，毛泽东与湖南、江西两省领导人的谈话，可说是概括了他当年的深谋远虑。

毛泽东说：“我为什么把包产到户看得那么严重，中国是个农业大国，农村所有制的基础如果一变，我国以集体经济为服务对象的工业基础就会动摇，工业产品卖给谁嘛！工业公有制有一天也会变。两极分化快的很，帝国主义从存在的第一天起，就对中国这个大市场弱肉强食，今天他们在各个领域更是占有优势，内外一夹攻，到时候我们共产党怎么保护老百姓的利益，保护工人、农民的利益？！怎么保护和发展自己民族的工商业，加强国防？！中国是个大国、穷国，帝国主义会让中国真正富强吗，那别人靠什么耀武扬威？！仰人鼻息，我们这个国家就不安稳了。”

毛泽东又说：“一想到建立红色政权牺牲了那么多的好青年、好同志，我就担心今天的政权。苏联的政权变了颜色，苏联党内有个特权集团、官僚集团，他们掌握了国家的要害部门，为个人捞取了大量的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一般党员和普通老百姓是没有什么权利的。你提意见他们不听，还要打击迫害。”“我们国家也有危险……做官有特权、有政治需要，有人情关系。县官不如现管，假话满天飞，忽‘左’忽‘右’，形‘左’实‘右’，这些很容易造成干部腐化、蜕化和变质，苏联就是教训。我很担心高级干部出现修正主义，中央出现修正主义怎么办？有没有制度管住他们？”“条件好了，共产党掌权了，过去的优良作风还要不要继承？怎样继承？”

高瞻远瞩的毛泽东，以无产阶级革命领袖的伟大气魄和胆略，把这些问题，不仅诉诸党内干部，而且直接诉诸全党同志和广大人民群众，最广泛发动群众，包括年青一代，以“大民主”方式“关心国家大事”，“重新组织阶级队伍”，乃至“重建”共产党。这不仅在中国社会主义历史上，而且在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都是伟大的创举。其深远的历史意义与影响，必定历久而弥新。

正是在十年“文化大革命”的曲折进程中，毛泽东在晚年对中国社会主义问题的思考越来越清醒，越来越冷静，越来越深刻。1974年12月26日，他和周恩来彻夜单独长谈；1975年10月至1976年1月，他发表了“重要指示”；1976年，他与华国锋等人谈他自己一生中的两件大事，等等，都充分反映了重病缠身的毛泽东，直至临终的日子，念念不忘的始终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深入探讨，“文化大革命”的未竟事业，以及中国社会主义的未来命运。

所有这些历史事实，容得什么任意涂抹，“彻底否定”？

（四）

“我们说马克思主义是对的，决不是因为马克思这个人是什么‘先哲’，而是因为他的理论在我们的实践中在我们的斗争中证明了是对的。”

毛泽东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这样说过。

中国工农群众及其知识分子，中国共产党广大党员及其干部、中国方方面面的人士，对毛泽东的崇敬，对毛泽东思想的信仰，情同此理。

毛泽东与人民群众的呼吸与共、血肉相联，毛泽东思想在人民群众心目中的崇高地位，在中国几千年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惟其如此，中国才能以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跨越过资本主义峡谷，进入社会主义时代。

惟其如此，中国社会主义，虽处“敌军围困万千重”，却能“我自岿然不动”。

惟其如此，虽经“十年内乱”，中国社会主义制度依然巩固，而且打破了美国为首的国际帝国主义的封锁孤立，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席位，恢复了与美国和日本的正常邦交，恢复了与西方国家的经贸往来关系，赢得了在世界舞台上举足轻重的地位。

毛泽东逝世后，历经“八九风波”、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历经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空前变革，中国人民在自己的实践和斗争中，益发坚信“只有毛泽东思想才能救中国”；只有毛泽东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才是坚持社会主义，赢得社会主义最后胜利的唯一正确的指导思想。河南南街村人说得好：“毛泽东不是神，毛泽东思想胜过神。”

当然，正如毛泽东所说：“在社会主义建设上，我们还有很大的盲目性。社会主义经济，对于我们来说，还有许多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302页）因此，毛泽东在其领导工作中，确有不少失误，乃至严重错误，主要是“急于求成”，“过于求纯”。而在他发动和领导的历次思想政治运动中，尤其是“文化大革命”中，由于各种错综复杂的原因，造成了“阶级斗争扩大化”，使不少人受到伤害或严重伤害，其后遗症一直延续至今。此中教训，很多，很深，实需牢牢记取。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不少受伤害者，乃至“家破人亡”者，不计个人恩怨，不改初衷，依然崇敬毛泽东，坚信毛泽东思想。这种状况，发人深思。近年畅销的章诒和所著《往事并不如烟》一书中写道，在1957年“反右”时首当其冲的章伯钧，曾对她说过：“毛泽东的动机从来不是出于私人的。”1977年秋，胡耀邦被问及对“文化大革命”的看法时，虽然片面地断定“实践是错误的”，但又毫不犹豫地肯定：“老人家是为了反修防修，思想还是光辉的。”（见2004年8月9日《学习时报》沈宝祥文）读过《毛泽东传（1949—1976）》，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毛泽东从不文过饰非，一旦发觉错误，总是能自我批评，并且排除种种阻碍，尽力纠正的。这些，正是上述状况的一些根由吧？！

总之，正如邓小平1980年10月25日同中央负责同志谈话时所说：

“不提毛泽东思想，对毛泽东同志的功过评价不恰当，老工人通不过，土地改革时的贫下中农通不过，同他们相联系的一大批干部也通不过。毛泽东思想这个旗帜丢不得，丢掉了这个旗帜，实际上就否定了我们党的光辉历史。”

“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就是恢复毛泽东同志的那些正确的东西嘛，就是准确地、完整地学习和运用毛泽东思想嘛。基本点还是那些。从许多方面来说，现在我们还是把毛泽东同志已经提出、但是没有做的事情做起来。把他反对错了的改正过来，把他没有做好的事情做好。今后相当长的时期，还是做这件事。当然，我们也有发展，而且还要继续发展。”（《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98、300页）

这难道还有什么疑问吗？

（五）

疑问当然是有的，从来就有，永远不绝。

这一点，毛泽东也是卓有预见的。

1966年，“文化大革命”刚发动时，他就说过：“事物总是要走向反面的，吹得越高，跌得越重，我是准备跌得粉碎的。”（《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2册第72页）

及至1976年，毛泽东与华国锋等谈及他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时，明确指出：“这件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他一生做的两件事没有完，“这笔‘遗产’得交给下一代。怎么交？和平交不成就动荡中交，搞不好就得‘血雨腥风’了。你们怎么办？只有天知道。”（《毛泽东传（1949—1976）》第1782页）当年，他对有人“永不翻案”的承诺，也不以为然。

果然。

毛泽东辞世后不久，一股“非毛”和“反毛”的邪风，就借着“解放思想”之名，从党内刮到党外，从国内刮到国外，刮得个天昏地暗。

在这种情况下，邓小平先是在1978年12月13日，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作了讲话，回应了“最近国际国内都很关心我们对毛泽东同志和对文化大革命的评价问题”。再是在1979年3月30日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重申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并且讲到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提法，“作出新的解释，可以在党内继续研究”。又在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过程中，就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评价的问题，发表了一系列讲话，其中之一就是上文引述的。

但是，邓小平话音刚落不久，他讲的一些话就不作数了。文化大革命被迫不及待地“彻底否定”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也随之不再“继续研究”，也被彻底否定了。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评价，一些人也不以上述“决议”为满足，着力要搞所谓“第三个历史问题的决议”，要彻底否定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这些人上下呼应，内外勾结，国内海外，明里暗里，无所不用其极，竭尽卑鄙下流，不齿于人类的罪恶能事。其中一些领衔者，号称“老共产党员”、“共产党老干部”，但他们的反共伎俩与能量，恐怕古今中外反共高手也会自叹不如。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史册中，这等景象，着实是骇人听闻，匪夷所思的。此类东西，罄竹难书，人们有意的话，只要看看今年以来的《炎黄春秋》所发表的一些文章，就足见一斑了。

这种“非毛”、“反毛”的罪恶行径，经久不息，越演越烈，直接威胁到中国共产党的存亡，威胁到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成败，威胁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兴衰，威胁到中华民族的未来，一句话，威胁到中国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所以，其理所当然地激起广大人民群众和马克思主义战士的义愤，他们奋起与之进行了不调和的斗争。近30年来，这种斗争虽几起几落，始终未见稍停，于今尤烈。这一斗争的焦点，就在于：是继承和发展毛泽东思想，还是背弃和否定毛泽东思想？

令人惊讶莫名的是，尽管邓小平讲过“毛泽东思想这个旗帜丢不得”，尽管胡锦涛总书记号召过“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我们都要始终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他们这种捍卫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的斗争，却不但得不到应有的支持，反而受到“不争论”的种种钳制；不但得不到应有的鼓励，反而被视为与“解放思想”不能相容，被打入另册。反之，“官方”的思想理论宣传，正如本文一开头所示，却一直在那里忙着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毛泽东划清界线，与毛泽东思想分道扬镳，而且明里暗里，将毛泽东开创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与所谓“失败”的“苏联模式”——“斯大林模式”划上等号，一起批判，还要来个“再思考”和“全面突破”。这到底是居心何在，所为何来呢？

是创新，还是仿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辨析之二

作者：鉴明

（一）

那些自鸣不凡“建构”和阐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者，标榜自己“解放思想”“与时俱进”，一口一声“突破”与“创新”。

前文讲到，他们致力于“突破”的是所谓“传统社会主义模式”，即“苏联模式”或称“斯大林模式”，以及“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的社会主义”，即毛泽东时代的社会主义。正是在这种“突破”基础上，他们“创新”着自己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两者界限分明，不容混淆。有意思的是，也正是这些人，长期以来起劲地反对“不破不立”之说，强调“重在建设”，现在是自打耳光了。“不破不立”，可是个谁也不能抗拒的客观规律啊！

可是，也正是这样的“突破”，揭破了他们“解放思想”“与时俱进”的实质：在背弃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即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的道路上，“与时俱进”地越走越远，难以回头；揭破了他们把自己的“创新”成果，说成是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一脉相承”，全然是欺人之谈。

难怪，一位领衔编写《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的学者说：“‘概论’在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作为统一整体进行阐述时，难点在于处理好毛泽东思想和其他理论成果的关系。”（见2005年5月28日光明日报）哪能不难呢？牛头不对马嘴么！

这位困惑的学者说，他们“经过反复研究”后解决了这个难题，终于把它们作为“统一整体进行阐述”了。正像我们许多好心肠的同志至今也在这样努力的一样。读过这本“概论”后就明显可知，这实在是“顶着石臼唱戏”啊！

所以，不能不辨之。

（二）

反动的社会主义：封建的社会主义，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德国的或“真正的”社会主义；保守的或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批判的空想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马克思和恩格斯撰写《共产党宣言》、创立科学社会主义时，就面对着这么三大类社会主义。

对前两者，他们是全然否定的。

空想社会主义，则是科学社会主义直接的思想来源，马克思和恩格斯除了批判其谬误之外，还肯定“这些著作抨击现存社会的全部基础。因此，它们提供了启发工人觉悟的极为宝贵的材料。它们关于未来社会的积极主张，例如消灭城乡对立，消灭家庭，消灭私人营利，消灭雇佣劳动，提倡社会和谐，把国家变成纯粹的生产管理机构——所有这些主张都只是表明要消灭阶级对立，而这种阶级对立在当时刚刚开始发展，它们所知道的只是这种对立的早期的、不明显的、不确定的形式。因此，这些主张本身还带有纯粹空想的性质。”

马克思和恩格斯还指出，空想社会主义的意义，“是同历史的发展成反比的。阶级斗争愈发展和愈具有确定的形式，这种超乎阶级斗争的幻想，这种反对阶级斗争的幻想，就愈失去任何实践意义和任何理论根据。所以，虽然这些体系的创始人在许多方面是革命的，但是他们的信徒总是组成一些反动的宗派……他们一贯企图削弱阶级斗争，调和对立。他们还总是梦想用试验的办法来实现自己的社会空想……而为了建造这一切空中楼阁，他们就不得不呼吁资产阶级发善心和慷慨解囊。他们逐渐地堕落到上述反动的或保守的社会主义者一伙中去了，所不同的只是他们更加系统地卖弄学问，狂热地迷信自己那一套社会科学的奇功异效。”

后来，恩格斯指出：“‘科学社会主义’也只是为了与空想社会主义相对立时才使用，因为空想社会主义力图把新的呓语和幻想强加于人民，而不把自己的认识领域局限于研究人民自己进行的社会运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638页）

恩格斯又概括说：“德国共产主义者所以是共产主义者，是因为他们通过一切不是由他们而是由历史发展进程造成的中间站和妥协，清楚地看到并始终不懈地追求最后目的：消灭阶级和建立不再有土地私有制和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制度。”（同上第593页）“德国科学社会主义的观点，即关于无产阶级必须采取政治行动，必须实行专政以过渡到废除阶级并和阶级一起废除国家的观点，这种观点在《共产党宣言》中已经申述过并且以后又重述过无数次。”（同上第527页）

总之，马克思和恩格斯一语概之：“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任何革命社会主义的核心。”（同上第3卷第368页）

自从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科学社会主义以来，社会主义学说依然形形色色，五花八门，难以计数。和以前不同的是，随着科学社会主义的胜利进展，不少非科学社会主义、反科学社会主义者，主要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的机会主义者和修正主义者，尽管“变着法儿”歪曲、阉割、否定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和核心内容，即无产阶级经过革命斗争，消灭资产阶级私有制，消灭资产阶级，却也打起了“马克思主义”旗号。

所以，恩格斯曾经说过，马克思和他“一生中对冒牌社会主义者所作的斗争比对其他任何人所作的斗争都多”（同上第4卷第434页）。一部科学社会主义发展史，也就是一部马克思恩格斯和冒牌社会主义持续不断的斗争史。

在这方面，尤其令人注意的是1892年7月，恩格斯写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1892年德文第二版序言。

恩格斯特别点及“资产阶级圈子里这种卖弄搀了水的社会主义的短暂的时髦风尚。”指出：“这个一切可怕的东西中最可怕的东西，这个社会主义，不仅变成非常体面的东西，而且已经穿上了燕尾服，大模大样地躺在沙龙里的沙发上了。”（同上第4卷第284页）

恩格斯对自己年轻时代的这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著作作了严肃的自我批评：“在本书中到处都可以发现现代社会主义从它的祖先之一即德国古典哲学起源的痕迹。例如本书特别是在末尾强调这样一个论点：共产主义不是一种单纯的工人阶级的党派性学说，而是一种最终目的在于把连同资本家在内的整个社会从现存关系的狭小范围中解放出来的理论。这在抽象的意义上是正确的，然而在实践中在大多数情况下不仅是无益的，甚至还要更坏。既然有产阶级不但自己不感到有任何解放的需要，而且全力反对工人阶级的自我解放，所以工人阶级就应当单独地准备和实现社会革命。”这位年迈的无产阶级革命导师，怀着强烈的革命义愤，以炙烈如火的笔调写道：“现在也还有这样一些人，他们从不偏不倚的高高在上的观点向工人鼓吹一种凌驾于一切阶级对立和阶级斗争之上的社会主义，这些人如果不是还需要多多学习的新手，就是工人的最凶恶的敌人，披着羊皮的豺狼。”（同上第276、277页）

一百多年过去后，当今那些“建构”和阐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者，对“斯大林模式”以及“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的社会主义”的彻底否定，其矛头所向，不还是上述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和核心内容吗？

“斯大林模式”千错万错，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没错。否则，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大国苏联，在帝国主义汪洋大海包围中何以生存，何以坚持，何以强盛？反之，从赫鲁晓夫到戈尔巴乔夫，借口斯大林的错误，全盘否定斯大林，甚至追溯否定列宁和马克思与恩格斯，“创造性地发展马列主义”，倡导“全人类利益”“新思维”，“改革”了三十多年，使一个好端端的社会主义强大国家“轻易地自取灭亡”，使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凯歌行进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遭到空前惨重的挫折，这不是我们都亲眼目睹的现实吗？

现在，上述这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论者，步赫鲁晓夫与戈尔布乔夫的后尘，拾他们的余唾，把他们那一套在中国实践一遍，算个什么“创新”，又能有个什么结果呢？

（三）

这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论者，抓住毛泽东领导的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过程中的一些错误，有些是发觉后已经随时纠正的错误，攻其一点，不及其余，如邓小平曾说过的那样，“把纠‘左’变成‘纠正社会主义和马列主义’”（《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41页），全盘否定毛泽东时代“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的社会主义”，否定亿万中国人民几十年来艰苦奋斗所取得的成果，从而也就从根本上否定了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否定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其主要之点有二。

一是否定社会主义改造，并进一步否定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理论和实践。

前文讲到，中国社会主义改造，从农业合作化开始。之后，毛泽东深为忧虑的是有人以包产到户颠覆之。

1998年1月6日，中国改革报特意重新发表一位前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文章，与毛泽东全然针锋相对：《包产到户救了中国也救了社会主义》！

2004年，又一位前党和国家领导人，在当年第6期《炎黄春秋》上发表长篇大论，题为《回顾中国农村改革历程》。据说，土改之后，“好景不长。1952年党中央根据毛泽东同志的建议，提出了过渡时期总路线。”接着，在农业合作化时，在人民公社时，连续对农民二次剥夺。“我本人1965年在贵州也曾率团到农村搞‘四清’，亲历‘人民公社化’的所谓‘优越性’。”“中国农民被折腾得够惨啊！真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回顾三年困难时期，到处闹浮肿，饿死人，非正常死亡人口达数千万，比起整个民主革命时期死的人还要多。是什么原因？刘少奇说‘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现在看基本上是人祸，这个人祸就是瞎指挥，就是乌托邦式的空想社会主义，就是‘左倾机会主义’。”亏得他们大力推行“家庭联产承包制”即包产到户，才“一举结束了我们这个十二亿人口的大国始终难以解决温饱的历史，奔向小康之路”云云。

逻辑就这样形成了：他们推行了包产到户，才救了中国，救了社会主义！

今年第4期《炎黄春秋》又发表了《对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再认识》一文，锲而不舍地否定中国社会主义改造，认为中国应该继续搞新民主主义。但是，从持此论者其他一些文章来看，他们所谓的“新民主主义”，是全然不讲毛泽东提出的“新”义所在，而只是讲让资本主义无限制地存在和发展的。

二是否定阶级斗争，否定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

此类论述，和上述论述一样，浩如烟海，淹盖了整个思想理论领域。其中最新的，是今年的第6期《炎黄春秋》上《社会主义路线图》一文。此文画龙点睛的一段是：1962年七千人“大会刚刚结束半年，我党的最高领导人又发出号令：‘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要以‘阶级斗争为纲’，‘阶级斗争要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接着发动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把刘少奇作为躺在身边的赫鲁晓夫斗倒斗死，而把林彪作为毛泽东的亲密战友、副统帅列入中国共产党的党章。‘文化大革命’对中国人民造成比‘大跃进’、‘公社化’时间更长破坏更严重的十年大灾害。一直到粉碎‘四人帮’，全国人民才松了一口气。原本是想奔往光芒万丈的社会主义大目标，回头来看，却是做了一场又一场连续二十年的大噩梦。”

上述文章的作者，大都是号称“共产党”的大大小小人物。他们对毛泽东领导的党的事业，中国人民的社会主义大业，竟是如此满怀仇恨，誓不两立，非欲全部骂倒，连根铲除不可。他们的情感，与亿万中国劳苦百姓，竟是那样的截然对立，格格不入；而他们的论调，同帝国主义反动派的反动谰言，竟又是那样意气相投，丝丝入扣。所有这些，实在是骇人听闻。而更加令人不可思议的是，正是这类东西，多少年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宣传媒体中，连篇累牍，层出不穷，畅行无阻，越来越成为一种时尚。拿《炎黄春秋》来说，它今年第2期发表的谢韬一文，在网上受到广泛的严正批评，“中央主要报刊发出了有影响、有权威的声音”（6月13日光明日报报道），但该刊不但安之若泰，又连续不断地抛出上述文章作为回应，可见此辈的顽固性，是切不可等闲视之的。

（四）

《社会主义路线图》一文的作者，前些年写过文章（只是不在大陆发表），叙述他和党的前总书记是汪伪中央大学同学，一次他们老同学与前总书记相聚时，他曾“衷心希望”前总书记“实现民主宪政”，使“老百姓的谚语”得以添上一句：“XXX改天换地”。

这不，在此文中，他在诅咒“连续二十年的大噩梦”之后，也欣然长叹：“噩梦终于过去……中共在总结过去种种误区教训的基础上，对科学社会主义的最新阐述，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光明未来的希望。”

“突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的社会主义”之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就披着一身“创新”霞光闪亮登场了。

很有趣的是，1996年3月16日，上海文汇报刊登了一篇文章：《一展思想伟人的风采——谈李君如〈邓小平——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创立者〉》。文章中引江泽民所说：“邓小平同志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这一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创立者”。文章中接着说：“如君如在书中所说：‘在一些人看来，没有大部头著作，不能算有理论，不能算是理论家。在另一些人看来，即使有著作，但没有一整套抽象的逻辑推演，也不能称为理论和理论家’。作者对此作了分析，‘其实，这都是从形式上看问题……毛泽东同志可以说是又一类，他的著作基本上都是为了解决实际工作的问题而写的，但同时又有系统地阐述；至于像孔子这样举世闻名的大思想家，则更为特别的一类，像《论语》这样的著作既不是他个人撰写的大部头专著，也没有进行系统的逻辑推导。’”据此，“作者以为，‘邓小平同志为中国现代化和改革开放设计的战略思想及其基本原则、基本观点，当之无愧是理论，邓小平同志作为这一理论的创立者，当之无愧是理论家。’”

3年之后，1999年3月10日，中国经济时报发表对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石仲泉的专访：《正确认识当代中国的邓小平理论》，又一次谈到了这个问题。石仲泉说：“对邓小平理论的不正确认识之一，是认为邓小平没有理论，说邓小平理论主要是理论工作者在那里纂起来的。”“我想，这大概是因为《邓小平文选》三卷里大都是些短篇文章，他讲了些很精辟的话，但是许多没有论述、阐发。他不像毛泽东，《毛泽东选集》四卷里有很多长篇东西，将自己的思想阐发得淋漓尽致，小平同志则是要言不繁的格言式的短篇，没有展开论述。”“其实，邓小平思想的特点是明快深刻，他的语言简明扼要，短短数语就把握住了事物的本质和精髓。理论工作者建构体系只不过是将他的思想理论条理化、系统化了，至于理论的思想观点、主要内容、语言风格，则都是他本人的。他没有将理论阐发，并不表明他没有理论”。“邓小平是大政治家、大思想家、大战略家，他的思想理论很精辟、很深邃。”

去年11月26日，光明日报报道：《郑必坚论集》出版座谈会在京举行。报道说，有人在讲话中说：《郑必坚论集》集中反映了他在不同时期、不同岗位上作出的宝贵探索和卓越的理论贡献，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我们党领导广大理论工作者推进马克思主义与当代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历史进程，为我们深入进行理论学习和研究提供了一部很好的辅助材料，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运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又有人说：《郑必坚论集》涵盖政治、经济、文化和国际战略等领域，内容丰富，思想深刻，反映了我们党改革开放以来在指导思想上不断与时俱进的历史进程，反映了必坚同志在党的理论创新特别是党的指导思想与时俱进过程中作出的杰出贡献。11月27日，文汇报同类报道中特别提到：“与郑必坚相识相知半个世纪的龚育之指出，《论集》并不是郑必坚在理论研究方面成果的全部，只是他的成果以个人著述表现出来的部分，是他的重要理论贡献，而他的主要贡献，则是在他参与制定十一届六中全会以来党的文献之中。”

此等“党的理论创新特别是党的指导思想与时俱进过程中”的奇闻逸事，其本身不就是闻所未闻的“创新”，具有无比鲜明的“中国特色”乎？

再说，这些“理论工作者”的“杰出贡献”，是如此“与时俱进”，从1997年至今不过10年，他们就“建构”起了三个不同命名的“理论体系”（不包括郑必坚享有专利的“和平崛起论”）。此等奇迹，使中共中央党校一位教授不胜疑虑，在今年第一期《科学社会主义》上发表文章说：“如果在同一个阶段的不长时间里，新理论接二连三地提出来，人们就会感觉理论的变化太快，目不暇接，其指导实践的作用就很难充分发挥。而且，四五年修改一次《党章》和《宪法》，也影响它们的权威性和稳定性，显得不够慎重。”“而且很难排除一些人出于私利的随波逐流、看风使舵、阿谀奉承和过度吹捧”。

其实，说怪也不怪。早在上个世纪初，列宁在《怎么办？》一书中就尖锐指出：“人们在要求由革命的社会民主运动坚决转向资产阶级社会改良运动的时候，也同样坚决地转向用资产阶级观点来批评马克思主义的一切基本思想。既然很久以来，无论在政治讲台上或在大学讲坛上，无论在很多小册子中或在许多学术著作里，都已经进行了这种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批评；既然几十年来，一切出身于有教养的阶级的青年，都有系统地受到了这种批评的教育；所以社会民主党中的‘新的批评’派一出世就非常完备，好像密纳发从丘必特脑袋里钻出来一样，这是毫不奇怪的。这个派别，按其内容来说，并不需要什么发展和形成；它是直接从资产阶级的刊物上搬到社会主义的刊物上来的。”（《列宁选集》第1卷第225页）

历史总是在新的基础上重演。处于“社会转型”“新时期”的中国，近30年来的“理论创新”，不正是如出一辙吗？当然啰，毕竟“与时俱进”，少不了“时代特征”和“中国特色”的。

（五）

不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吗？近30年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检验又说明了什么呢？稍有马克思主义常识的人，稍有社会生活经验的人，都不难发现，实践检验证明：某些人的所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创新理论”，全然是仿旧理论：只有模仿性，毫无创造性；除了欺骗性，没有真理性；除了促退性，并无革命性。总之，在这种“创新理论”中，什么主义都可以找得到，独独找不到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找不到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

稍加辨析，人们就可以清楚地看到，“建构”这种“理论体系”者，只是跟在西方的、首先是美国的资产阶级教授的“科学”的屁股后面颠来颠去，仿照着古今中外曾经有过的或至今还有的“冒牌社会主义”与“搀了水的社会主义”、机会主义和修正主义，鹦鹉学舌，拿腔拿调，甚至重新祭起“五四”时期就被打倒的孔家店的招牌招摇于世，而又自鸣不凡，大吹大擂，以为自己是世界上仅有的一架有感觉的钢琴，“宇宙的全部和谐都发生在他身上”。

当年，毛泽东批评过邓小平：“他这个人是不抓阶级斗争的，历来不提这个纲，还是白猫黑猫啊，不管帝国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可是，毛泽东未必想得到，他去世后不过二十来年，那些“理论工作者”，恰恰是用他批评了的几点“建构”成了“邓小平理论”，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而且是此后接二连三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的发祥基础。这些人还竟把“一块石头（‘摸论’）两只猫（‘猫论’）”和“不争论”这“三大论”作为“邓小平理论”的核心。尽管人们从《邓小平文选》中可以找到不少马克思主义观点，但他们一概置若罔闻，一个劲地提倡“不问姓‘社’姓‘资’”，“不问姓‘公’姓‘私’”。由此一点，也足见他们的“创新理论”究竟是什么东西。拿在今年第2期《炎黄春秋》上发表文章的谢韬来说，他歪曲马克思和恩格斯，否定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赞成伯恩斯坦和考茨基，信奉“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但也把他们视为同类，而且一眼看透了：“为了避免‘修正主义’之嫌，我们称之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

领教过他们的“卓越”和“杰出的理论贡献”者，都不难想起英国诗人拜伦所著《唐璜》中的描绘：“是一个这样的满嘴都是废话的演说家——言语卑鄙得不可名状却又显得冠冕堂皇……从那辛辛苦苦的伊可西翁的磨石里，也发不出一粒活泼可爱的失言的火花，这磨石只是转呀转的，使人感到茫无止境地磨折和永不停息的行动。”

可是，他们竟然还把他们“建构”的这类“理论体系”，公然标榜为“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甚至是“当代的《共产党宣言》”和“当代马克思主义”，不择手段地强加于人，还想在全世界广为推行。他们是那样的利令智昏，不可一世，竟把他们“建构”的“理论体系”，定为“区分马克思主义与反马克思主义的界限”的“坐标”，说什么：高举他们的理论的旗子，就是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只有高举他们的理论的旗子，才是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旗帜。谁个要是不信，不认，不从，那就等着瞧吧！

呜呼！恩格斯当年抨击“卖弄搀了水的社会主义”——“一切可怕的东西中最可怕的东西”，是“资产阶级圈子里……短暂的时髦风尚”。在我们这样一个共产党执政的，号称马克思主义指导的社会主义共和国，这类东西竟在近三十年中成为时髦风尚，而且还将时髦下去。如果他地下有知，会作何观感呢？

1890年8月27日，恩格斯在给拉法格的信中写道：“德国党内发生了大学生骚动。近两三年来，许多大学生、文学家和其他没落的年轻资产者纷纷涌入党内。他们来得正是时候，可以在种类繁多的新报纸的编辑部中占据大部分位置；他们照例把资产阶级大学当作社会主义的圣西尔军校，以为从那里出来就有权带着军官官衔甚至将军官衔加入党的行列。所有这些先生们都在搞马克思主义，而且是十年前你在法国就很熟悉的那一种马克思主义，关于这种马克思主义，马克思曾经说过：‘我知道我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大概会把海涅对自己的模仿者的话转送给这些先生们：‘我播下的是龙种，而收获的却是跳蚤。’这些老兄的无能只能同他们的狂妄相比拟，他们在柏林的新党员中找到了支持。厚颜无耻、胆小怯懦、自吹自擂、夸夸其谈这些特有的柏林习气，现在一下子似乎又都冒了出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76-477页）

要是他地下有知，看到在“龙的故乡”，在“龙的传人”中，那些中国共产党中央党校前副校长等领衔的精英们“建构”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创新理论”，他又会作何观感呢？

真理，还是谎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辨析之三

作者：鉴明

（一）

《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

列宁用的这个书名，旗帜鲜明地揭示了他和考茨基之间不可调和的根本对立，一针见血地揭穿了“好一个‘马克思主义者’ 考茨基”的真面目。

考茨基几乎能把马克思著作倒背如流，早年在宣传和阐释马克思主义方面颇有建树，恩格斯也曾对之寄予厚望。所以，他成了第二国际的理论权威。

但是，列宁在此书中指出：“脚踏两只船是考茨基一生的命运。他装做在理论上完全不同意机会主义者的样子，其实他在实践上，在一切重大问题（即一切同革命有关的问题）方面都是同意机会主义者的。”“用折衷主义和诡辩术来偷换辩证法。考茨基是耍这套偷换把戏的大师。从政治实践上来看，这是对机会主义者卑躬屈膝，归根到底就是对资产阶级卑躬屈膝。（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以后，考茨基更是突飞猛进，在口头上当马克思主义者，实际上当资产阶级奴才的艺术方面，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考茨基“他们用明显的诡辩阉割马克思主义的活生生的革命的灵魂，他们承认马克思主义中的一切，就是不承认革命的斗争手段，不承认宣传和准备这种斗争手段并用这种精神教育群众。”

总之，“考茨基是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者，你们可别怀疑这位最可敬的家长、这位最正直的公民的真诚。他热烈地坚定地拥护工人的胜利和无产阶级革命。他只是希望甜蜜蜜的知识分子市侩和傻头傻脑的庸人，在群众运动展开以前，在群众同剥削者作激烈斗争（绝对不要进行内战）以前，先制定出一个温和适度的革命发展章程……”。

在“帝国主义论”中，列宁一言概之：“在考茨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里，除了欺骗群众以外，没有任何别的东西。”

但是，在一定社会历史条件下，这种欺骗性影响之大，危害之烈，是不容小视和低估的。所以，在《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一书中，列宁明确指出：

“工人阶级不进行无情的战斗，来反对这种叛徒行径、这种没有气节、向机会主义献媚、从理论上把马克思主义空前庸俗化的行为，便不能实现它的世界革命的目的。”

历史已经证明，如果不是列宁领导与考茨基主义进行无情的、持久的战斗，并且取得胜利，就既没有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也不会有共产主义国际的成立；既没有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建立，也不会有苏维埃俄国无产阶级专政的挺立。

“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毛泽东语）

以列宁与考茨基主义的斗争为鉴，我们那些“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与时俱进”的一个又一个“理论体系”中，到底是马克思主义真理，还是“马克思主义”谎言，也就一目了然。

这方面，已有许多同志的许多论著揭示，毋庸赘言。本文只能择其要点，略述一二。

（二）

《共产党宣言》中宣告：

“共产主义的特征并不是要废除一般的所有制，而是要废除资产阶级的所有制。但是，现代的资产阶级私有制是建筑在阶级对立上面、建筑在一些人对另一些人的剥削上面的产品生产和占有的最后而又最完备的表现。从这个意义上说，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

又宣告：

“总之，共产党人到处都支持一切反对现存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的革命运动。在所有这些运动中，他们都强调所有制问题是运动的基本问题，不管这个问题的发展程度怎样。”

因此，《共产党宣言》宣告：

“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无产阶级将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并且尽可能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要做到这一点，当然首先必须对所有权和资产阶级生产关系实行强制性的干涉……”。

这就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的科学社会主义的最基本之点。

这也就是共产党之所以叫共产党的最基本之点。

这也正是马克思主义和共产党被旧世界一切反动势力视为洪水猛兽，非欲置之于死地而后为快的根本原因。

列宁创立、斯大林后继的社会主义“苏联模式”，毛泽东创立和领导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的社会主义”，之所以叫社会主义，之所以是社会主义，之所以能在艰难险阻和层层错误中坚持社会主义，就是根据这个最基本之点行事的。

但是，到了“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手里，借口“斯大林模式”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的社会主义”中一些难以避免或可以避免的错误，“拨乱反正”，却把事情变成了这样：

“马克思主义最注重发展生产力。”

“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是经济建设，这是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经验教训和社会主义矛盾进行科学分析得出的最重要结论，是解决当代中国一切问题的关键。”

又因此，他们“与时俱进”地彻底否定了“斯大林模式”以及“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的社会主义”，造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今天这等局面，还犹未罢休。

两相对照，正是泾渭分明。

一个早年对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有过贡献的共产党老干部，在其所著《我亲历的那次历史转折——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台前幕后》一书中论述道：“1977年8月邓小平一次同我们谈话，讲到李鑫等人起草党的十一大报告中仍写进批判‘唯生产力论’的内容，邓小平还念了一段报告稿给我们听，说他跟李鑫等几个起草文件的人说了，这样写法不行，告诉李鑫他们不同意写‘唯生产力论’是修正主义的谬论，并且说从现在起应该倒过来说，也就是应该尊重承认‘唯生产力论’是正确的。……”。难怪，此书以《我承认自己是‘唯生产力论’者》为题，摘录他同年同月的一个讲话中说：“我说，为表示自己的坚决和勇敢起见，‘我可以承认自己是“唯生产力论”者’。”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后，此公又赞扬大邱庄“庄主”禹作敏说的“抬头向前看，低头向钱看，只有向钱看，才能向前看”，并视以为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1994年初，中共中央党校一位领导人，先是在该校《理论动态》上，继而在几家权威刊物上，发表了他写的文章：《社会主义观上的重大突破——读〈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他说：“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对马克思主义的创造性发展，最突出的就是它提出了一种同传统马克思主义不同的新的社会主义观。”“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十分强调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这是因为在马克思、恩格斯也包括列宁生活的年代，阶级斗争确实普遍存在，而且表现得非常尖锐。”“但是，当着无产阶级已经从剥削制度下解放出来，当着无产阶级需要通过大力发展生产力，使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有较大提高，为自己的进一步解放创造条件时，它就是不完全正确或不正确的。在这种情况下，就应当把马克思、恩格斯当年讲到过而没有展开的关于无产阶级进一步解放的条件，作为这一理论的核心内容，并结合新的时代特征和各国国情，创造性地加以发展。”“邓小平同志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所展示的社会主义观，就正是这样一种社会主义观。这个社会主义观是以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为契机，以建设高度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为条件，以消除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为目标，来建构基本理论框架的。”

正是这种“社会主义观上的重大突破”，使什么“猫论”，什么“生产力标准论”，这类把马克思主义庸俗化得不成样子的“理论”，弥漫风行于整个中国的思想理论领域。连人民日报社论，也公然宣扬：“经济建设上去了，许多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至于“发展才是硬道理”，更是成了绝对真理。有的青年学者竟热昏到了这种程度，认为：“我们党的最主要任务不在于巩固政权，而在于发展生产力”！诸如此类的“突破”或“重大突破”，至今未息。其影响和恶果，也日见明显。现在之所以提出“科学发展观”，不无补救之意。所有这些，众所周知，不在这里多言了。这里，必得强调指出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多少年来，撇开所有制这个根本问题，在分配问题上大作文章，既是完全违背马克思主义起码常识，更是包藏着祸心的。

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一文中，批判德国党内机会主义时明确指出：“把所谓分配看作事物的本质并把重点放在它上面，那也是根本错误的。”“消费资料的任何一种分配，都不过是生产条件本身分配的结果。而生产条件的分配，则表现生产方式本身的性质。例如，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就在于：物质的生产条件是以资本和地产的形式掌握在非劳动者的手中，而人民大众则只有人身的生产条件，即劳动力。既然生产的要素是这样分配的，那末自然而然地就要产生消费资料现在这样的分配。如果物质的生产条件是劳动者自己的集体财产，那末同样要产生一种和现代不同的消费资料的分配。庸俗的社会主义仿效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一部分民主派又仿效庸俗社会主义）把分配看成并解释成一种不依赖于生产方式的东西，从而把社会主义描写为主要是在分配问题上兜圈子。既然真实的关系早已弄清楚了，为什么又要开倒车呢？”（《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2页）

马克思一百多年前的这番批判，用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者的“创新理论”与实践，岂不是一个字也不用修改吗？

问题恰正在于，他们之所以要把早已弄清楚了的真实的关系弄糊涂，正是为了大开倒车。他们以“创新”和“改革”的名义，把亿万中国劳动人民，在毛泽东领导下，历经几十年艰苦奋斗创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即劳动者自己的集体财产，“改制”成了私有制，又大力提倡和扶植私有制，还全力引进和优待外国大资本，再把社会主义按劳分配，“改革”成按劳动、资本、技术等“要素”分配，“按贡献大小”分配，使已经成为社会生产主人公的工农大众，重新沦为雇佣劳动奴隶。这样，早已在中国绝迹的劳资矛盾，卷土重来，越演越烈。整个中国社会的矛盾，也随之不断积聚，越来越紧张、尖锐。在这种他们一手造成的局面下，他们仿效一百多年前的庸俗社会主义，跑将出来，声嘶力竭地呼唤“公平正义”，心劳力拙地谋求解决“分配不公”的问题，还标榜自己对马克思主义的“创新”，这是何等的荒唐，何等的愚蠢、何等的虚伪啊！

兴许，正是这种虚伪，连谢韬等人也看不下去，出来指点这是和所谓民主社会主义同类货色，不过换了块招牌而已。

之后，今年第6期《炎黄春秋》又发表了另一个共产党老干部的大作，题为《理论思维活跃是民族振兴的喜庆气象》。他说由谢韬文章引发的“这场争论有一个作用：搞清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含义。什么是中国特色？”他认为：“社会主义是对资本主义的继承和发展，资本主义可以为我所用，允许资本主义有适度的发展。我们可以结合自身情况，借鉴吸收各方面的好办法，最终形成中国自己的发展模式。这样的发展模式，可以叫‘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也可以叫有中国特色的别的什么主义。听说邓小平1987年就说过，只要国民经济搞上去了，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了，人民满意了，叫什么主义都可以。”他坦承：“我自己没有什么主义，有主义也是经验主义。”

不管怎么说，这位老者的坦率是令人起敬的。真的，何必绕那么多圈子，耍那么多花招，费那么多神思于折衷主义和诡辩，玩什么“理论创新”，讲什么“主义是旗帜”，扯什么“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旗子？把所有这些花里胡俏的包装和伪饰统统去掉，不就赤裸裸，坦荡荡，一干二净地显现了自己的本来面目了吗？

（三）

那些“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的饱学之士，在大谈社会生产力时，恰像马克思当年批判过的：“蒲鲁东先生很清楚地了解，人们生产呢子、麻布、丝绸，而了解这些东西竟是一个大功劳！可是，蒲鲁东先生不了解，人们还适应自己的生产力而生产出他们在其中生产呢子和麻布的社会关系。”（《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27页）

如上文所引《共产党宣言》所示，马克思和恩格斯，既强调所有制问题是革命运动的基本问题，也就把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对立，两者之间的阶级斗争问题，作为革命运动的基本问题。这是“一个铜币的两面”，是一而二，二而一的事情。共产党人的理论概括是“消灭私有制”，也就是消灭资产阶级和别的剥削阶级。

所谓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解放的学说，是无产阶级阶级斗争与革命斗争的行动指南。

“马克思首先是一个革命家。以某种方式参加推翻资本主义社会及其所建立的国家制度的事业，参加赖有他才第一次意识到本身地位和要求，意识到本身解放条件的现代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这实际上就是他毕生的使命。斗争是他得心应手的事情。而他进行斗争的热烈、顽强和卓有成效，是很少见的。”（同上第3卷第575页）

列宁在批判考茨基主义的又一著名著作《国家与革命》中，是这样提出问题的：“只有承认阶级斗争、同时也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才是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同庸俗的小资产者（以及大资产者）之间的最大区别就在这里。必须用这块试金石来测验是否真正了解和承认马克思主义。”

所有这些，对稍有马克思主义常识者，是不言而喻的。

同样，从上文我们已经可见，“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在所有制问题上大做手脚，背弃马克思主义，也就同时在阶级斗争问题上，背离马克思主义，和考茨基一样，跑到庸俗的小资产者以及大资产者那边去了。这是势所必至，无可阻挡的。

首先，他们在马克思主义精髓问题上偷换概念，贩运私货。

据他们说：“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精髓，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也是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精髓。”

这样一来，他们就悄无声息地把列宁有关马克思主义精髓的论断扔在一边了。同时，他们也巧妙无比地将自己“建构”的“理论体系”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等量齐观，“一脉相承”了。不仅如此，正是因为他们“解放思想”于先，加以“与时俱进”，自然也就可以取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而代之，后来居上，高扬起“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的一面又一面旗子了。一箭何止双雕呵？

可是，且慢。试问，有哪一种称得上科学的东西，可以不“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的呢？既如此，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思想科学，和别的什么科学区别何在呢？

再说，毛泽东当年是这样界定“实事求是”的：“‘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从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物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而要这样做，就须不凭主观想象，不凭一时的热情，不凭死的书本，而凭客观存在的事实，详细地占有材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一般原理的指导下，从这些材料中引出正确的结论。这种结论，不是甲乙丙丁的现象罗列，也不是夸夸其谈的滥调文章，而是科学的结论。这种态度，有实事求是之意，无哗众取宠之心。这种态度，就是党性的表现，就是理论和实际统一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作风。这是一个共产党员起码应该具备的态度。如果有了这种态度，那就既不是‘头重脚轻根底浅’，也不是‘嘴尖皮厚腹中空’了。”（《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759页）试问，你们是不是承认毛泽东所说，并且照之行事的呢？你们所谓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不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一般原理的指导下”的呢？你们那样倾心倾力于“突破”“传统的社会主义”和“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到底要解放什么思想，求个什么“是”呢？丢开了阶级斗争，丢开了无产阶级专政，有什么“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啊？

其次，他们在“以人为本”的情况下，根本否认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还有阶级，还有阶级矛盾，还有阶级斗争。

当年，毛泽东认为，社会主义可能分为两个阶段：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和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上）第259页）同时认为：“中国的人口多、底子薄，经济落后，要使生产力很大的发展起来，要赶上和超过世界上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没有一百多年的时间，我看是不行的。”（《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302页）显而易见，他是把中国列于“不发达的社会主义”的。这是很自然的。前文已经讲过，中国社会主义是脱胎于半殖民地半封建、跨越资本主义峡谷的，其长期、艰难曲折、复杂性，是不言而喻的。正是在中国社会主义实践过程中，毛泽东越到晚年，认识的越更清楚。由1957年《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为发端，逐渐形成的他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正是着眼于此，立足于此的。

从这一点而言，1987年党的十三大，第一次系统地论述了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并于既往“急于求成”和“过于求纯”的“左”的错误，确实起了拨乱反正的重大作用，意义深远。要正确认识和解决当代中国问题，首先必须弄清这样一个基本国情，即：我国现在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但是，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与时俱进”，人们不难发现，“建构”这个“理论”者心目中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与毛泽东当年的判断，距离越来越远，直到完全分道扬镳了。以上文述及的《社会主义观上的重大突破》一文为信号，直至“‘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出台，迄今为止，恰如一位科学院院士《从阶级分析到生产力分析》一文所示（见2003年10月10日光明日报），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中，早已没有阶级分析的影踪，只剩“生产力分析”了。“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们，对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毫不理睬，不屑一顾，深恶痛绝，唯恐避之不及。他们高扬起了“以人为本”的旗号，关注的就是“人”了，充其量是“人民”了。在他们眼里，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现在没有阶级差别，最多是阶层之分了。这里没有雇佣者和被雇佣者、剥削者和被剥削者、个体劳动者和资产者之差别了，通通都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了。他们只有职业不同，身份不同，“先富”与“后富”之分，而且注定了“先富带动后富，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其理想发展方向是西方发达国家的“橄榄型”，即两头小，中间大、穷的富的都少，中等收入者或中产阶级发展得越来越大，成为社会发展稳定的中坚力量。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需求和生产落后之间的矛盾了。所以，这里只有一心一意发展经济的问题，绝无什么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之间的斗争问题，更无意识形态斗争的问题了……。这等美妙的人间乐园，还只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及至中级阶段和高级阶段，又该有何等美好呢？人啊，人！你可曾认真想一想？

看来，认真想者，还是有的。2005年5月13日，上海社会科学报上，一位党校教授就认为：“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初期，人道主义思潮尽管受到批评，但事实上也还是成为冲击‘左’的思想、保守、僵化、教条主义的有力思想武器，最终成为中国新社会阶层的催生剂。……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这一武器的力量在于它同样能够为绝大多数人所接受，能够掩盖中国市民社会形成过程中的内部裂痕，使保守势力丧失了道义的力量。因此，在今天使用（“以人为本”）这样一个概念，等于承认了中国改革历史进程的合法化和合理性。……‘以人为本’因其多功能性而适合于当下中国。”

最后，就是号召“和谐”，号召阶级合作了。

这是合乎逻辑的。

正如上述那位教授文章中所说：“因社会阶层的分化而带来的问题是我们所不愿意看到的，但它同时也是我们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所不能回避的，现在还不是用革命的话语来消灭社会阶层分化的时候，因此也不能走激化社会矛盾的道路”。如此矛盾惶遽，怎么办呢？既丢掉了马恩列斯毛，就请回个孔夫子，“以和为贵”，用“和谐哲学”取代“斗争哲学”啦。

在这方面，有那么多的文章和著作，有那么多的高见和妙论，简直可以淹死人，而且行情还在看涨，令人不胜应付，这里不赘言了。

其中，最为关键的，就是：“努力形成全体人民各尽所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局面”。人们对此务必深思熟虑。

不是有歌唱道：“只要人人都献出一点爱，世界就变成美好的人间”吗？当今中国，在在可闻这种腔调，可见这种努力，企求梦想成真。

“可是爱呵！——真的，在费尔巴哈那里，爱随时随地都是一个创造奇迹的神，可以帮助他克服实际生活中的一切困难，——而且这是一个分成利益直接对立的阶级社会里。这样一来，他的哲学中的最后一点革命性也消失了，留下的只是一个老调子，彼此相爱吧！不分性别、不分等级的互相拥抱吧，——大家一团和气的痛饮吧！”（《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36页）

恩格斯安能想到，他在19世纪80年代写的这些评论，竟完全适用于21世纪初的“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

可是这样一来，“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们不就把他们披着的“马克思主义”外衣，剥落得一干二净，应验了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的批判了吗？

列宁说：“小资产阶级民主派，这些用阶级妥协的幻想来代替阶级斗争的假社会主义者，对于社会主义改造也抱着幻想，他们不是把改造设想为推翻剥削阶级的统治，而是设想为少数和平地服从那意识到了本身任务的多数。……这种空想必然导致出卖劳动阶级的利益。”

“马克思一生都在反对这种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马克思一直坚持阶级斗争学说，并把它贯彻到政权学说、国家学说之中。”

正是：好一个“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

且看它如何下场吧！

（2007年8月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