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hgy818 · 注册时间: 2007-09-13 帖子: 1298

南山马：谈谈毛主席和文革的错误

作者: brecht 发布日期: 2007-12-03 查看数: 18 出自: http://www.wengewang.org
作者：南山马文章来源：乌有之乡

谈谈毛主席和文革的错误

（二〇〇七年十一月）

毛主席和文革，这是一个“敏感性”话题，当今的权威和学者们正在努力使人们淡忘它。不过我想，这种努力终将成为徒劳。那理由很简单：争议越大的事件在人民记忆中存留越久。五千年来人和事，我们知道多少？五千年后的史书上，恐怕难有今天的一点痕迹，但关于毛泽东和文革的记载，则一定会有。

“千秋功罪，谁人曾与评说？”毛主席早料到身后会有非议，“物质不灭，不过粉碎罢了”。我写这篇文章，只想考证一下他的“体质”结构——是不是早有裂痕？如果没有，就不会真正被粉碎。

依我看，裂痕是有的，但并不“严重”。这就是说：“粉碎”只是一种幻觉，修复后的毛泽东将更为强大。我于是又很庆幸——那班人为粉碎他花费了三十年功夫，对这些竟毫无所知。

我不可能对那个时代的一切都详加评论。本文所涉及的，只是和“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相关的问题。

一、“毛泽东时代”热

改革开放以来，人们关于“毛泽东时代”的各种争论一直没有停止。对于那个时代的状况，左派的态度是完全肯定的，右派的态度是彻底否定，我的态度呢，是否定之否定。

中国是否真有过名副其实的“毛泽东时代”？对这个问题我也是相当地疑惑。我的疑问是：如果真有“毛泽东时代”，他老人家还要“造反”干什么？还要“反潮流” 干什么？不过，既然现在多数人都习惯于这种提法，为了叙述的方便，我也姑且认之。实际上，我指的是从建国到他逝世的那段时间——1949到1976，连头掐尾，一共二十八年。

毛主席自己说过，他那个时代“中国很落后。两个东西，又很先进，又很落后，一个先进，一个落后，在进行斗争”。“成就有一点，但是不大。我们犯过许多错误，犯了错误就改正。有时候工作方法比较好，有时候不大好。如果片面地介绍中国，说怎么好，那是不妥的。当然，说中国是一片黑暗，也是不对的。光明面是主要的，但是有时候有黑暗这一面。”（《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13卷.同卡翁达、布迈丁谈话内容的通报。1974.2.25）

这些话是当着外国人说的，主席很谦虚：“成就有一点”。但这和旧时代相比，乃是巨大的飞跃，且来之非常不易。这是他和他的同志们，团结全中国人民艰苦奋斗的结果。实际上，在那以前相当长的时间里，在许多场合，虽然他的党仍是全国人民的领导核心，虽然他名义上仍是这个党的最高领袖，受到人们广泛的尊敬和爱戴，但他所主张的路线并不占上风。他面临太多强大的对立面：必须服从的组织体制，既得利益集团的阴谋与对抗，千百万人的习惯势力，更多的是同志和人民的不理解。他有过相当艰难的日子：在众目睽睽之下被人骂娘，还要代人受过；需要绕过中央机构，直接向地方和基层干部写信；他有过不自信，怀疑“三分之一的领导权不在无产阶级手里”；他甚至手持宪法和党章，去争中央会议的发言权；他怒斥某些部门和地方成了“独立王国”、“阎王殿”，“基本不执行党的政策”；他组织撰写的文章，主流报刊不予登载；他被迫地违心地服从荒谬与圈套，充当“钟馗”；他不得不独自对抗二百多中央委员的意志；他承受过遮天盖地的广场声讨；以至最后，在“多数人”的反对中死去。

所有这些，从另一个角度揭示：今天左派们极力推崇的“毛泽东时代”，以及右派们极力咒骂的“毛泽东时代”，其真相是值得考究的。

二、评判是非对错的标准

要谈毛主席和文革的错误，首先遇到的问题是：拿什么做评判标准呢？

有个权威的说法：“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然而，实践就不需要检验么？比如文革这件事，究竟做对了还是做错了，拿什么标准去衡量它？

可能有人会说：这个标准应该是实践者的目的，实践效果同预想目的一致，就证明实践是成功的，同时也证明了真理。但是，“成功”就等于“正确”？毛主席要打倒刘少奇、林彪，目的都达到了，实践也成功了，他就正确了？反过来说，文革失败了，就证明他的一切都错了？

或者，需要给这种实践再加上一些前提，如人民的利益，阶级的立场，共产党的原则，马列主义的理论等等。可是，这些前提本身也是需要“检验”的，于是问题又回到它的原点上去了。

真理是唯一的，标准也只能是唯一的。真理是对客观事物本质的认识，故真理的标准只能是对象的本质及规律，不能是其他。分辨毛主席和文革的是非对错，就看他是否符合中国社会的发展规律。这个标准完全是客观的，不依任何人（包括“人民群众”）的意志或行为而改变的。就是再过一万年，我们的是非对错，仍会由历史的规律清晰地分辨出来。

对于现实生活中的人们，实践是他们获得真理的唯一由来之所，也是检验认识是否真理之第一的和基本的方法，这是必须肯定的，但实践本身不能做标准。实践也不是什么“唯一”方法。正确地运用已被证实的各种逻辑原理，也是检验真理之重要的和必不可少的方法。一个缺乏理性思维能力的人，即便有再多的实践经历，“真理碰到鼻尖的时候还是没有真理”（恩格斯：《自然辩证法》：评普利斯特列）。

实践的客观效果是规律的体现，是辨别真理的现实标志。遗憾的是，这些效果永远只能部分地为人们所感知，而且非常散乱。比如，我们至今都不能完全了解文革对于中国社会的实际影响。要做出正确的评判，就需要对这些客观效果进行一番去伪存真、去粗取精的思辩，找到一个既是唯一的，又能从总体上全面准确地体现事物本质与内部联系的东西做标准。而这个过程就是我们的认识与中国社会发展规律的统一，即我们的认识向真理标准的接近。当年所谓“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说法，完全是一个大忽悠。这个理论把人的理性排除在检验真理的过程之外，目的就是禁止人们去思考社会发展的规律问题。

带着功利主义和情绪化来谈论历史问题，是找不到真理的。真理是人们意识中最朴素、最接近自然的部分。它完全避开情感、道德、信仰之类的困扰，并且把这些东西也当作研究的对象。它不分善恶，无论美丑；可谓“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人们需要真理，运用真理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但真理本身毫无目的，就如它的对象一样。它的确有用，却不因有用才是真理。真理之有无用处，只在于人的实践范围的决定。

人的实践是发展的，人们对于客观规律的认识随着实践范围的扩大而发展。新理论否定旧理论的事是常有的。但这种否定却不是推翻“旧真理”。从经典力学到现代物理学，从蛋白质理论到基因科学，从简单的加减法到微积分，每一发展阶段上的真理永远都是真理。即便地球毁灭了，哥白尼的学说仍然是真理。这仅仅因为它们来自一个真实的实践范围，并且符合那个范围的客观规律即真理标准，而这个标准却是推翻不了的。

否定之否定是宇宙间普遍的演变规律之一。真理的发展也体现这一规律。“新”真理的表述往往像是“旧”真理的回归，然而却是在更大范围和更深层次反映着客观事物的本质。不过还有另一种情况：只要实践范围内事物的本质及基本规律没有变，人们对之认识的真理性标准也就不会变。这或可称为“天不变，道亦不变”？

以上这些，是我写这篇文章的原则，也是我评判毛主席和文革是非对错的标准。

三、中资列传

这一节为中国资产阶级立传。

为什么在谈毛主席和文革的文章里要为资产阶级立传？因为资产阶级是毛主席和文革的对立面，事物的性质要从它的对立方面、从双方的相互关系中才能得到完整的了解。

世界各国都有资产阶级，各国资产阶级都有自己的特点。中国资产阶级的特点是一杂、二弱、三善变。

中资品种甚多，像一个大杂烩。这是中国由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过旧民主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改革开放这样复杂的经历造成的。不问青红皂白，笼统地看待中国资产阶级，就会犯严重的错误。

中国的地主阶级有过极其辉煌的历史，对人类文明作出过巨大的贡献。但中国资产阶级与世界上的同类相比，却是最孱弱、最低能、最失败的一个。无论政治、经济、文化，都很落后，从未有过优胜记录，而且，没有一丁点创造性。从戊戌变法乃至如今，他们只知道拾人牙慧，自夸自诩，活像孟子说的那个乞祭厌足的齐人。

阶级的历史脉承关系也须注意。中国资产阶级是个大家族，但门宗各异，加之族里族外纵横捭阖，攀亲附绪，诡谲多变。例如，社会主义改造以前的资产阶级，和被毛主席在文革中当作对象的“资产阶级”是不同的：一个在共产党外面，是“白”色的，一个在共产党内部，是“红”色的。他们虽然很亲近，但没有血缘关系，有时候也互相撕杀得厉害。今天社会上又有了新的白资产阶级，他们与56年被消灭的那个“白资”是近亲，但也不是一回事。按照数学上的习惯，我就把它们区别为“白资1”和“白资2”。

下面把他们逐一清列说明，是谓列传。

白资1：民族资产阶级，分大、中、小三个层次。中国本土的资本主义，在南宋中叶和明成化年间曾两度萌发于中国江南地区，均为民族间征战所湮灭；清康乾之际再次发育，但一直限于手工工场水平。欧洲工业革命后，清政府开展洋务运动，近代的民族工商业在帝国主义势力和封建专制势力的双重压迫下开始缓慢发展。故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历来具有较强烈的民族民主主义倾向，但又有一定的软弱性和两面性。民族资产阶级早期支持开明地主阶级改良派的戊戌变法运动，归于失败；中期倡导三民主义，发动辛亥革命，结束了中国二千多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在随后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中，民族资产阶级分化为左右两翼，其左翼奉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积极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斗争，右翼则依附当时的“黑色”资产阶级。新中国成立后，大陆民族资产阶级接受国家资本主义政策和社会主义改造，阶级实体于1956年消亡，但它在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领域的右翼分子仍企图作最后的反扑，旋即在次年的反右斗争中被击败。在港澳台地区，随着帝国主义势力和官僚资本势力的衰败，民族资产阶级仍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

人物：早期改良主义代表梁启超、谭嗣同；中期革命派代表孙中山、黄兴；左翼代表廖仲恺、李济深；右翼代表胡适；晚期右派代表：章伯钧、罗隆基。

黑资：旧中国官僚资产阶级，即以国家权力占有、支配、经营资本并获取收益的官僚集团。最早产生于为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运动军事服务的官商后勤组织，洋务运动时期转为官办、官督民办、官民合办的工商业，北洋军阀时代进一步发展，经过“黄金十年”，最终形成由蒋、宋、孔、陈四大家族控制的国民党政权，它控制了近80%的工业、金融业和国内外贸易。官僚资产阶级与地主阶级有着紧密的联盟关系，对外投靠帝国主义，对内以最严酷的手段盘剥人民、镇压革命，始终带有浓厚的封建性、买办性和腐朽性，是近代中华民族历史灾难的制造者。他们的财富浸透了中国人民的鲜血。其阶级实体在1949年被人民革命风暴所摧毁。残余势力逃到台湾，随着国民党专制政权的倒台而瓦解。

人物：胡雪岩、盛宣怀、蒋介石

红资：新中国官僚资产阶级。萌发于公有经济中的资本形态和等级制度，成形于改革开放时代。早期在党内形成同毛主席对立的反对派，反对三大改造，保护城乡资本主义因素，抵制一切旨在削弱等级制度的改革，制造反右扩大化压制民主。在大跃进期间大刮共产风、命令风和瞎指挥风，压制不同意见并嫁祸毛主席，制造反右倾冤案和三年经济困难，形成一个带官僚主义色彩的组织体系，加速篡党夺权。文革中实行白色恐怖，迫害知识分子，镇压革命干部和革命群众，利用悼念周恩来总理的群众活动制造了共和国第一次广场暴乱，发动反革命政变。八十年代后借改革开放逐渐膨胀，罗织关系网，浸染经济、政治、文化各个领域，以权谋私，大搞“官倒”，形成相对稳定的、排他性的权贵阶层。继而鲸吞国有资产，解散集体经济，制造两极分化，勾结国内外反动势力，压榨各界劳工阶级，企图根本上改变共产党的性质，全面复辟资本主义。是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最大障碍。

白资2：新中国民营资产阶级。产生于改革开放时期。这个阶级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小白资2”，主要依靠自身的努力，经营小商业、小工业和服务业，逐步积累起少量资本。这部分人在数量上占绝大多数，但其资本量在新私人资本总量中的比重很小（据有关资料估计，约占百分之四点五）。政治上没有优势地位，被迫地、或多或少地依附于红资官场权力和大私人资本，在挤压与盘剥之下艰难经营。另一部分是与红资有紧密联系的“大白资2”，利用红资寻租换取价格、税收、金融、房地产、企业改制、对外经贸等方面的特许权，以合法、半合法或非法的手段实行资本积累和资本集中，对公有资本和公众利益进行疯狂的掠夺。这部分人数很少，但占新私人资本总量的极大部分。他们与红资既勾结又有矛盾，依附国际大资产阶级，主张在中国发展新自由主义的经济。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借反“官倒”的自发群众运动制造了共和国第二次广场暴乱，九十年代得到迅速发展，滥用国家资源，毁坏自然环境，残酷剥削劳工，肆意制造工难，荣膺“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称号，并被允许加入共产党。在红资的默许与袒护下，公开提出反共反社会主义的政治诉求。

四、毛泽东时代的社会性质

试问：第一个把战俘留下来当作奴隶役使的部落酋长，是否知道自己开创了人类的文明史？商鞅在变法之际，是否明白自己正在奠定中国封建社会的基业？攻占巴士底狱的人们，是否确定自己进行的是“资产阶级革命”？

当局者迷。身处新社会发轫期的人们，往往对那个时代的社会性质说不清楚，即便最杰出的人物也难例外。

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每一时代主要的经济生产方式与交换方式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所赖以确立的基础，并且只有从这一基础出发，这一历史才能得到说明。”（恩格斯：《共产党宣言》1888年英文版序言，马恩选集第一卷第237页）

毛主席在说到那个时代的社会属性时，通常采用总括的方式，加上“总而言之”一类前缀词。这是因为，研究具体的社会结构、形态、趋向以及各种矛盾关系问题，需要更长期的生活实践和更宽阔的历史视野，需要收集大量资料，从对经济基础的分析开始，循序渐进，才能得出科学的结论。

直到文革的第八年，81岁的毛主席在会见外宾时，才把他的结论公布于世。他说：“总而言之，中国属于社会主义国家，解放前跟资本主义差不多。现在还实行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货币交换，这些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所不同的是所有制变更了”。这段话，是他对那个时代社会性质的最新结论，也是他留给后人的最珍贵的遗产，从中可以解读出建国以来所有社会运动的全部秘密。遗憾的是，人们至今未予足够的重视。

在此以前毛主席还没有这样的见解，而在说了这番话之后不久他就去世了。他未能对这个最新观点作进一步的阐述，只是给我们指明了走进那座迷宫的大门，并交给我们这把钥匙。通过它，我们今天可以得出一些结论：

“八级工资制”——说明劳动力仍具价值形态。这体现一种新的雇佣关系：国家或者集体作为雇主一方，劳动者个人作为受雇一方。而国家或者集体不过是劳动者的联合体，所以这种制度又是劳动者们“自己雇佣自己”的方式。

“按劳分配”——说明生产资料是公有的，没有剥削者，管理者也只是作为代表的劳动者，劳动量和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这种分配的依据。

“货币交换”——承认货币这种一般等价物的功能，即是承认商品生产一般，当然也包括承认特殊商品——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的价值形态：资本。拥有货币就拥有商品索取权，而只要取消所有制方面的限制，也就可以拥有资本占有权。

“这些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这句话是对以上关于劳动、分配、交换等概念的总规定：“跟资本主义差不多”，它们都带有资本形态经济的特征。据此，我们不难推定他没有提到的那个敏感的概念——利润或剩余价值形态——自然也是存在的。

“所不同的是所有制变更了”——没有资本家了，生产资料和全部产品都属于劳动者所有。这一变更改变了社会化生产的性质，即从“以私有制为基础的社会化生产”，发展到“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化生产”。

这是一个历史性的必然，因为：当代生产资料技术属性的最新发展，已经显现出私人无法实现对它占有的趋势，巨额的剩余也使私人占有失去其积极的意义，而蜕变为社会的一种公害；另一方面，在旧的占有关系的驱使下，整个社会生产逐渐逼近一个自然的极限，除非由社会统一地占有生产力的总和，并按照科学的方向去突破这个极限，生产力就会变成对人类生存环境的破坏力，生产即等于自杀。

五十年代的社会主义改造消灭了私人资本占有，仅仅就是这点不同。整个社会经济主体依然是资本形态的，连会计核算方式都大同小异。劳动力的商品形态（V），剩余产品的价值形态（M），资本有机构成形态（C+V+M），资本的运动形态（G-W-G’）等等，——不论过去怎么称呼或怎样对待，这些资本形态在现实经济活动中都是一直存在的。

农村社会形态的发展也遵循同样的规律，如马克思所说的：要“取决于农业范围以外资本主义生产的一般发展”（《资本论》）。而当时的中国，“农业范围以外”是什么呢？是社会主义经济，但同时也是资本形态的生产。通过农业合作化，公有资本形态的城市工商业，以及国家经济管理体制开始渗入农村。这种渗透的过程，同时也是以工农业产品剪刀差和义务劳动制等形式实行人民国家资本积累的过程。而积累的结果，一方面是人民国家资本实力的增强，一方面是对于小生产和国内市场的破坏。

建国之初，中国近代工业只占国民经济比重10%左右。手工业还停留在作坊和工场阶段，没有进入大机器生产。农业基本上处在自然经济状态，和两千多年的封建时代没有多少差别。因此，对于小生产的农业，要在犁、耙、镰、锄为主的生产力基础上实现大规模的现代化，不采用商品生产与资本形态，只是不切实际的空想。没有商品生产与资本形态，农业非但不能提高和发展，还会割断农业与其它产业之间的经济联系，影响工农联盟并严重地制约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所以说，在消灭了地主阶级剥削制度之后，中国农业的前途只有两种：一种是私人资本主义农业，一种是公有资本形态的农业。而防止产生资本剥削的唯一正确途径，就是发展农业中的公有资本经营。

毛主席的这段话真是不同凡响：我们经常称道的“社会主义经济” 原来是这么一回事！把工厂从资本家手中夺过来，但转到工人手中的工厂依然还是资本！——这和他在文革以前的说法有观察角度的不同，以前的说法是：“没收国民党、大资本家、帝国主义的财产，这些拿到我们手上，就是社会主义性质，拿到别人手上是资本主义性质”。（毛泽东：在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中心小组会上的讲话，一九六二年八月九日）一者说的是经济性质，一者说的是经济形态。

“资本形态？所有制改变了，还能叫资本吗？”对于那些只读过“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共产党人来说，很难接受这个属于经济形态学范畴的观点。

所谓“经济形态”，指的是生产方式中生产力要素的组合形式和生产关系的组织形式。这和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有重要的区别。就本质而言，资本是“能够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但从经济形态学的角度看，资本就简单地表现为价值形态的生产力。资本形态就是不断增值的生产力价值形态。更重要的是，资本的本质和它的现象形态在演变过程中常常是不同步的：有时候，资本形态改变了，但资本的本质并没有改变；也有的时候本质改变了，资本形态依然存在。这个道理不难理解，比方说：狗和狼都是犬科动物，狗是由捕获的狼驯养而来的，但狗毕竟不是狼。狼会吃人，狗却能看家。

经济形态又是生产力组合与生产关系性质的实现形式。人民公社、包产到户，统购统销、自由贸易，供给制、等级制，一长制、股份制，托拉斯、鞍钢宪法，等等等等，这些经济形态的取舍与调整，无不迅速而深刻地影响到经济关系的本质。列宁说：“形式是本质的。本质是具有形式的。不论怎样形式都还是以本质为转移的……。”（哲学笔记.125页，黑格尔逻辑学一书的摘要）他还认为这二者之间的关系不仅是对立面的统一，而且是对立面的转化（同上书，210页）。资本形态以资本的本质为转移，反过来也影响着资本本质的演变。比方说，假如哪个工厂的会计把工资和利润这两个科目弄颠倒了，老板是要发怒的，因为这么一调换，资本就要改变性质了。

其实，早在马克思写《资本论》的时候，经济形态学就已被当作重要的研究工具了。而在社会主义由科学理论进入社会实践的阶段，在资本主义发生历史性演变的时期，在我们这个被现代信息技术和各种虚拟经济现象弄得眼花缭乱的世界里，经济形态学分析方法就更加显得重要。

社会主义经济仍保留“资本形态”决非偶然，这是由全部生产方式中更本质的东西——时代的生产资料技术属性决定的。

马克思说：“随着生产力的获得，人们改变着自己的生产方式，随着生产方式即保证自己生活的方式的改变，人们也就会改变自己的一切社会关系。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为首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为首的社会。”（《政治经济学的形而上学》，马恩选集第一卷，第108页）

生产资料技术属性决定着生产力要素的组合形式，从而又决定生产关系的组织形式。犁、耙、镰、锄等农耕工具最适合以家庭为单位的生产，但水库或灌渠这类设施仍需要地域性的组织；蒸汽动力的流水线是组建工厂的基础，电气化催生了大型的托拉斯和综合商社；而一旦有了计算机信息系统，就出现了大批跨行业、跨区域、跨国界的网络资本组织。

站在未来发展的角度看待我们今天的工业化生产，将会像我们今天看待古代的生产一样，也是非常原始和落后的。工业时代的生产资料，矿山、能源、厂房、机器等等，为其技术属性所决定，有两个显著特征：一、它仍然是有限的社会化生产的产物，只能被有限的社会所占有，并在有限的协作劳动中使用。由此决定：社会的强制性分工、相互独立的生产者、生产条件在他们中间的分割、以及他们之间的协作与交换关系；二、这种生产资料的使用仍然大量地依靠体力，生产效率相对低下，扩大再生产被限制在一个狭小的范围，剩余产品的分配仍从属于生产条件的分配，对于多数人来说，劳动仍然是谋生的手段。由于这一切，社会经济的普遍形式只能是商品生产、市场交换。从而生产力要素具有价值，其发展依赖于对活劳动的强制性积累就成为必然的事情。这就是资本形态，工业时代社会经济的一般形态，或者说，商品经济的最高形态。只要现时代生产资料的技术属性没有质的改变，以劳动力商品形态和剩余价值形态为特征的资本形态就不会消亡。

既然社会主义经济自始就是资本形态的，为什么人们长期没有意识到呢？这里面有一些特殊的历史原因。在改革开放以前，我国经济的资本形态是单一的和不完备的。首先，它不具有个别资本形态，而总体地表现为“大一统”的人民国家资本，就像一个庞大的托拉斯，管理以行政方式为主，人们置身其内，就难识庐山真面目；其次，当时的发展还带有原始积累的性质，大量非经济手段掩盖了价值规律的体现；三是由于帝国主义的经济封锁，我国长期被排斥于世界市场之外，资本形态的外部发展受到限制；此外，我们经济学界长期为政治意识形态所束缚，在理论宣传上不承认资本形态。“一叶障目，不见泰山”，此之谓也。

资本形态在上层建筑中的反映，就是所谓的“资产阶级法权”，即体现资本形态的制度和法，同时也必须有“资产阶级国家”。建国以来的社会主义实践告诉我们，无论工业、农业还是其他产业，不采用资本形态，公有制经济就不能得到充分的发展。不经过公有制经济的充分发展，就不能最终消灭资本形态。而不消灭资本形态就不能消除资产阶级法权。

“一个没有资本家的资本形态经济”，加上一个“没有资本家的资产阶级国家”，再加上反映这种经济与政治的意识形态，构成了那个时代的全部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这就是当时的社会性质，就是我们所说的“社会主义”。除此之外，世界上还不存在其他任何现实的社会主义！

五、基本矛盾与主要矛盾

按照毛主席关于当时中国社会经济形态的最新观点，现在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就需要重新改写！什么“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这类任何时代都适用的抽象概念，应当根据公有资本理论予以具体地诠释；什么“先进社会制度同落后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这类任何国度都流行的空话废话，应当被反映现实社会关系的科学结论所取代；建国以来所有的社会运动、政策、策略与口号，都应当从这个角度重新认识。

这个时代社会经济的基本矛盾，就是“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化生产同资本形态的矛盾”。这是对资本主义经济基本矛盾的直接替代：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被消灭了，社会化生产的性质也跟着起了变化，但资本形态依然存在。在现实中，这个基本矛盾主要体现于三个方面：计划与市场的矛盾；劳动与管理的矛盾；社会资本与个别资本的矛盾（包括中央财政、部门、地方、企业相互间的矛盾）。

毛主席在理论上的最大失误，就是把资本的现象形态混同于资本的本质，又把资本形态混同于“资产阶级法权”，不加区别地主张一律加以限制。他在以往的革命实践中主张过“用战争消灭一切战争”，“用专政消灭一切专政”，但在这个问题上，却忽略了自己一贯奉行的辩证法：用“资本”消灭一切资本。这种理论上的缺陷，就成为左倾错误政策的思想根源。

例如：计划与市场，劳动与管理，社会资本与个别资本，都是公有资本经济固有矛盾的两个方面，它们之间是对立统一的关系。正是这些内在矛盾，构成了毛泽东时代历次政治运动（包括文革）的主要动因。但是，由于人们在认识上滞后，这些矛盾往往被赋予和过去时代精神相同的各种涵义：把计划与市场的矛盾，说成“走社会主义道路和走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把劳动与管理的矛盾，说成“劳动群众和当权派”的矛盾；把社会资本与个别资本的矛盾，说成“公与私”、“集中制和分散主义”的矛盾。这种观念对于现实的扭曲，又因循政治上的需要，成了整“走资派”扩大化，“斗私批修”扩大化，反地方主义山头主义扩大化的源头。

又如：苏联搞霸权主义，提出“有限主权论”，“国际分工论”，干涉波兰，侵占捷克；苏联、越南都同中国打过仗，共产党打共产党，什么道理？根源也在于公有资本的基本矛盾。每个资本都存在独立的经济利益，国家资本还带有地域性和民族性，这类矛盾冲突免不了。有扩张就有抵制，有侵略就有反侵略，把这种斗争归之于 “反帝反修”、“国际主义”，也是贴错了标签。

对资本形态的种类也需要具体分析。毛主席在谈到社会主义经济形态时还说过：“跟旧社会差不多，分等级，有八级工资，按劳分配，等价交换。要拿钱买米、买煤、买油、买菜。八级工资，不管你人少人多。”这些当然都属于资本形态，但仅仅这样解释是不够的。就拿买米、煤、油、菜这类事来说吧，即存在由谁来卖和怎样卖的问题——是公有制商店凭居民的供应证来卖？还是在自由市场里高价卖？还是由“特权”商店凭大官们“批条子”卖？

这实际就是资本形态的三种类型。或者说，公有资本经济发展的三种可能的方向。公有资本经济除了自身的社会主义方向外，还可能有两种相反的方向：官僚垄断资本形态和私人自由资本形态。这是资本主义得以复辟的两种形式。修正主义的两种表现——政治上经济上的官僚主义和自由主义，就是它们的开路先锋。

“资本属于联合起来的劳动者”，这是公有资本经济的一个不能动摇的原则。没有强有力的制度保障，放纵人们侵占公有资产，无限度地鼓励资本的逐利行为，或者否定必要的计划管理，颠倒社会资本与个别资本的关系，听任市场自由发展，最终必然导致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瓦解，使社会主义经济回复到私人自由资本主义经济。

“管理者即作为代表的劳动者”，同样是公有资本经济的一个不能动摇的原则。在公有制刚刚建立的一定阶段内，资本、劳动和管理之间的矛盾关系是不稳定的。没有相应的群众民主监督机制，管理者通过高度集中的组织权力，通过“内部人控制”的方式，很容易使自己变为事实上的资产阶级，从而使社会主义经济蜕变为官僚垄断资本主义经济。

“资本形态的按劳分配”，也是公有资本经济的一个重要原则。劳动产品的分配与再分配，是以成本、工资、税收、利润这样一些资本形态工具实现的，但其内核却是各种必要的扣除和劳动的等量交换。利润、税收中包含剩余劳动产品，也包含部分必要劳动产品。除了在二次分配时统一用来扩大再生产、以及国家和社会一般管理费用外，还向劳动者提供住房、教育、医疗、养老等费用；对于劳动者来说，除了领取名义工资外，还获得再分配的各种福利。“他以一种形式给予社会的劳动量，又以另一种形式全部领回来。”(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这些和资本主义是不同的。但在这种交换与分配中，通过投机或者特权，任何一个环节都可能滋生出新的剥削关系和阶级关系，从而颠覆整个社会主义大厦。

什么叫“无产阶级专政”？过去人们总是用一些抽象的政治概念（比如“人民”、“革命”、“进步”之类）来注解，或者以执政者的阶级身份来证明。但是，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上层建筑的性质只能从其所保护的经济基础得到证明。在社会主义时期，这个基础中的主体和起主导作用的，只能是公有资本形态的经济。看一个政权是不是真正的无产阶级专政，就看这个政权是否保护和发展这样的经济基础，而最根本的，是看它是否保护和发展其中的公有制经济。

苏联模式的经济原来也属于公有资本类型。它有一个显著特征，即官僚体制与资本形态相结合。整个国家经济体制是按照典型的等级制原则组建的。在传统的政治国家旁边，形成了一个与之并行的“经济国家”，一套庞杂而等级森严的经济管理机构。经济管理干部——从厂长经理到中央各部官员，他们作为国家资本的代表而拥有巨大的特权——日益同无产阶级的其他部分区别开来，并且与他们所领导的下层群众发生矛盾甚至对抗。

高度集权的党组织系统和国家权力机构相结合，构成党政合一的执政形式，是早期“斯大林体制”的又一个特点。这个特点同时确立了一种僵化的经济体制。对于公有制经济而言，执政党干部的官僚化便具有比社会上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更大的现实危险。从苏联社会的演变中，毛主席清醒地认识到，只要稍不注意，资本主义制度就会复辟，而且必然是官僚垄断资本主义。他用最尖刻的语言抨击苏联社会中存在的“既得利益阶层”和“特权阶级”，警告党的干部：“如果管理人员不到车间小组搞三同，拜老师，学一门至几门手艺，那就一辈子会同工人阶级处于激烈的阶级斗争的状态中。最后必然要被工人阶级把他们当作资产阶级打倒”。“官僚主义者阶级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这些人是已经变成或正在变成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

官僚体制有一个逐步形成的过程，它经历了等级制度-官僚主义组织体系-官僚特权制度这样几个发展阶段。最初的等级制度，和资本形态一样，是旧生产条件留给我们、历史规律强加给我们、而我们不得不接受的时代赠品。它有便于我们较好地组织社会生产与社会生活的一面，又有滋生资产阶级细菌、使我们腐败变质的一面。

在完成早期的积累之后，公有资本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必然要在以下二途中选取其一：或是自然地蜕变为官僚资本经济和自由资本经济，或是通过市场竞争使自己强大起来，最终消灭一切资本形态。这两种途径都必须经过市场——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而市场的前提就是相互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在中国，由落后的产业业态和参差不齐的生产技术所决定，还必须有不同所有制形式的商品生产者。这就是说，公有资本的发展不仅要取得完备的个别资本形态，而且要在有利于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情况下，容许部分适应社会需要的私有制经济的存在。

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有理想的党，同时又是一个积极务实的党。建国以来，从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党在经济体制问题上反反复复作过多次改革尝试，包括58年的权力下放，61年的调整（八字方针），文革时的地方扩权，78年的又一次调整（新八字方针），等等。现在我们可以看出，所有这些尝试都是在表层的矛盾关系上（计划与市场，劳动与管理，社会资本与个别资本）打转转，都不能从根本上、即从基本矛盾运动的对立统一关系上，解决如何适应公有资本经济发展的问题。直到84年的改革，才在企业的深层次找到突破点，这就是引入市场机制，完善个别资本形态。

在开始实行这种转变时，人们会有一种无奈地退却的感觉。正如列宁当年所说的那样：“群众已经感到直接过渡到纯社会主义的经济形式和纯社会主义的分配，不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如果我们不能实行退却，只去完成一些比较轻易的任务，我们就有灭亡的危险。”（列宁：《俄国革命五周年和世界革命的前途》1922.11.13选四694）但事实上这并不是退却，而是循规律地前进，是公有资本经济自身发展规律的体现。所以，从1979年开始的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体制改革，是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一个资本企业在改变了股东之后，并不曾把它的资本形态去掉；而当它完成了扩大规模的积累与整合之后，也不会游离于市场之外。相反地，它会以更有力的新姿态积极参与市场竞争，以寻求更大的发展——近三十年来共和国经济所经历的，也类似这样一个过程。

六、毛主席的经济建设思想

“我们现在讲的四个现代化，实际上是毛主席提出来的，是周总理在他的政府工作报告里讲出来的。”（《邓小平文选》第二版第二卷第311—312页）建设一个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毛主席对此怀有强烈的愿望。

1956年初，在社会主义改造取得决定性胜利的形势下，毛主席用了两个多月的时间，先后听取了中央34个部委的汇报，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论十大关系》的报告。报告以苏联经济建设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为戒鉴，总结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对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进行了初步的探索，提出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服务的基本方针。这篇天才的、马克思主义的光辉文献，奠定了包括改革开放在内的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基本思想。

随后的“八大”决议认为：“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的实质，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建立的情况下，也就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党和全国人民的当前的主要任务，就是要集中力量来解决这个矛盾，把我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但是，一个重要的认识问题没有解决，就是：经济建设、发展生产，这里面还有没有阶级性？有没有阶级斗争？

很多共产党人都认为发展生产这件事是没有阶级性的，“发展是硬道理”。经济就是经济，里面不含有任何政治的内容。他们理解的“科学发展观”也只包括自然科学，顶多只包含那些删除了阶级内容的“社会科学”。

生产不仅是人和自然的关系，同时也是人和人的关系。马克思说：“人们生产他们所必需的生活资料，同时也就间接地生产着他们的物质生活本身。”“生命的生产 ——无论是自己生命的生产（通过劳动）或他人生命的生产（通过生育）——立即表现为双重关系：一方面是自然关系，另一方面是社会关系”。（马克思：《费尔巴哈》马恩选集第一卷第25、34页）生产的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是同时存在的。而在阶级社会中，包括人类生产发展的资本形态阶段，生产的社会属性必然带有阶级性。应当说，中国共产党人对这个问题并不陌生：苏区的经济工作，南泥弯的大生产，建国初期上海的银元战、粮食战、纱布战，五、六十年代的“三面红旗”和三线建设，这些生产斗争里面难道没有阶级斗争吗？

人类社会的生产从一开始，就不断地由其自然状态向社会化方向发展。以社会化程度高低为序，依次经过了奴隶主社会、封建地主社会、资本家社会这样几个阶段。所有这些阶段，都是以私有制为基础的社会化生产，生产中人与人的关系，不能不是阶级的关系。这时的社会发展，首先是私有制下统治阶级的发展，而那些不拥有、或者只拥有很少生产资料的阶级的发展，总是受前者所制约的。（参见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马恩选集第一卷第402页）

几千年来，那些没有生产资料的人们有过什么发展么？诗经有曰：“士刲羊，无血；女承筐，无食。”就是对古代奴隶生产的写照；农民耕作，收获的绝大部分必须交给地主阶级，自己却衣不蔽体、食不裹腹；工人劳动所得，仅能维持自己劳动力的简单再生产，有时甚至连这种简单再生产的条件，如住房、医疗、教育、养老等等都得不到保障，这能叫发展么？如果说现在工人的日子比古代奴隶生活得好，那首先是阶级斗争的结果，同时也因为物质生产的绝对增长提供了条件。

精神文明的生产也是如此。“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同时也支配着精神生产的资料，因此，那些没有精神生产资料的人的思想，一般地是受统治阶级支配的。”（马克思：《费尔巴哈》马恩选集第一卷第52页）毛主席在他早期文著中就指出：“中国历来只是地主有文化，农民没有文化。”（《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39页）在现代社会，也只是资产阶级有文化，工人没有文化。

无产阶级公开承认生产的阶级性，并以消灭这种阶级性为己任；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否认生产的阶级性，实际上却要维持这种阶级性。这就是区别所在。这种区别也强烈地反映在经济形态的选择上。

毛主席的经济建设思想，同某些共产党人相比，有一个极大的不同，就是坚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坚持科学性与人民性的统一。这个思想体现了公有制经济的本质要求。

他所主张的人民性，类似今天我们所说的“以人为本”，他是鲜明地以工农为主体的劳动群众为本。中国一定要富强，而富强一定要属于人民，首先要属于广大工农群众。他从这个基点出发，在生产关系的各个方面，全力往社会化方向推进。在所有制方面，提倡一大二公；在协作与交往方面，强调统筹兼顾和群众运动；在分配方面，坚持劳动的平等。在他看来，不坚持这些目标，即使把中国建设成和美国一样，也是没有意义的。

毛主席坦率地承认：“在社会主义建设上，我们还有很大的盲目性。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对于我们来说，还有许多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拿我来说，经济建设工作中间的许多问题，还不懂得。工业、商业，我就不大懂，小平同志比我懂。陈云同志，特别是他，懂得较多。……对于农业，我懂得一点。但是也只是比较地懂得，还是懂得不多。……我注意得较多的是制度方面的问题，生产关系方面的问题，至于生产力方面，我的知识很少。社会主义建设，从我们全党来说，知识都非常不够。我们应当在今后一段时间内，积累经验，努力学习，在实践中逐步地加深对它的认识，弄清楚它的规律。”（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是的讲话，1962年1月30日）

毛主席经济建设思想中另一个有特色的，是其群众运动的观点。“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放手发动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对于群众运动，他有一种近乎自然崇拜的心理。只看到矛盾的普遍性，忽视矛盾的特殊性，这使他在大兴水利上尝到甜头，又使他在大炼钢铁中吃尽了苦头。“大跃进”时期一度过快提高生产组织社会化程度的错误，也同这种对群众运动的崇拜不无关系。实践告诉我们：在生产和科研领域，在经济工作中，不是什么事情都可以“大搞群众运动”的。这需要依据生产资料技术属性的规定，正确地组织社会化协作与专业化分工。

毛主席的经济建设思想特点，还表现在消除三大差别、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社会理想方面。他一贯强调知识分子与工农相结合，认为只有首先实现知识分子工农化，方能实现工农群众知识化，而不能是相反。他强调干部参加劳动，工农群众参加管理，干部、群众和科技人员三结合。这些思想体现在他对于教育革命、“鞍钢宪法”、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和“五七”道路等一系列指示中，而且经常以强制性的政策来推行。

他的这些努力反映了公有制经济矛盾的一个积极的方面。然而，一下子完全消除脑体差别、工农差别、城乡差别、乃至官民差别是不可能的，因为决定这些差别存在的，不仅是社会的制度，也不仅是取决于政策的选择，更重要的是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阶段、时代的生产资料的技术属性。马克思曾经指出：

“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的最大的一次分工，就是城市和乡村的分离。城乡之间的对立是随着野蛮向文明的过渡、部落制度向国家的过渡、地方局限性向民族的过渡而开始的。它贯穿着全部文明的历史并一直延续到现在”。“消灭城乡之间的对立，是社会统一的首要条件之一。这个条件又取决于许多物质前提，而且一看就知道，这个条件单靠意志是不能实现的（这些条件还须详加探讨）。城市和乡村的分离也可看做是资本和地产的分离，看做是资本不依赖于地产而存在和发展的开始，也就是仅仅以劳动和交换为基础的所有制的开始。”（马克思《费尔巴哈》马恩选集第一卷第57页）

马克思在这里说得非常清楚：要“取决于许多物质前提”，“单靠意志是不能实现的”。而且，在资本形态经济为主导的时代，这些差别不仅不会缩小，而且将发展到一种颠峰状态，以积累完全消除这些差别的社会条件。

七、大转折——1957年

毛泽东时代可以分为前8年和后20年，1957年是个转折。

我这是按照“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的方法来划分的。因为到1956年底，我国基本实现了农业合作化和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中国大陆上最后一个剥削阶级——资产阶级被消灭了。

也就在1956年，世界上发生了一些特别的事件：苏共批判斯大林、波兹南风潮和匈牙利暴乱。这些事件，暴露出东方阵营内部极为深刻、极为复杂的社会矛盾。同一时期，国内出现了少数的学生闹事、工人罢工、农民退社的情况。其原因在于：一方面，在刚刚建立的公有制经济和国家资本主义经济中，在国家机关中，在农业合作化过程中，官僚主义作风和自由主义倾向都有相当程度的发展；另一方面，在推倒三座大山之后，白资1的经济基础这么快、这么容易就被消灭了，而他们在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领域的势力及影响还是存在，国外也有人撑腰，他们不服气，特别是其中的右翼，要作最后的反攻。

从本质上看，这是新旧两种不同时代的社会矛盾。它们各自产生的经济基础不同：一个是新的展开，一个是旧的继续。56年毛主席提出“双百方针”的本意，是想通过开门整风的方式克服党内的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而在整风过程中，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向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发动进攻，否定共产党的领导。57年初，毛主席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本节中凡未注明出处的引文，均摘自这篇讲话），在这篇讲话里，毛主席以另一种方式提出“两类矛盾”问题：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

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方法，《讲话》关于两类矛盾的划分不属于第一层次的社会分析，而是建立在生产方式分析、阶级结构分析的基础之上，带有策略性质的第三层次分析。对于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不同的阶级、政党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可以有不同的划分标准。

当时公有制经济才刚刚建立，内部矛盾还未充分展现，毛主席还不能真切地了解这种“社会主义”的社会性质。他只能借用“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又相适应又相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又相适应又相矛盾”这种抽象概念，并以“对立面又统一又斗争”，“对抗性与非对抗性”这类哲学语言来阐述新生产方式及整个社会的矛盾问题。

整风和反右，是五七年的两大主题，体现着新旧两种社会矛盾之间的交替变化。事实上，当时大量的“右派言论”，已不是公开主张恢复旧制度，而是以自由主义姿态出现，借新制度的某些官僚主义缺陷说事。在反右斗争结束之后，旧范畴的阶级矛盾便很快让位于公有资本形态的社会矛盾。

毛主席在这一时期提出的方针和策略基本上是正确的，但结果并不理想。虽然击退了资产阶级右派在上层建筑领域的进攻，但整风中途停止，官僚主义的等级制度和官僚主义工作作风没有得到整改，而反右斗争却造成了扩大化。

毛主席认为，对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态度，是划分敌我、从而区别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标志，进一步提出判断是非的“六条标准”。他指出：“这六条标准中，最重要的是社会主义道路和共产党的领导两条”。从政治方向上看，六条标准当然无可非议，但作为具体的政策依据却失之于空泛和模糊，缺乏对现实矛盾的深入分析。以至在反右斗争中，官僚主义者也可以说：“我就是共产党，我就是社会主义，谁反对我谁就是人民的敌人！”当时有许多仅仅是批评官僚主义的人也被打成了右派。这样既助长了官僚主义，又扩大了反右斗争的打击面。

对于两种不同经济基础产生的社会矛盾，毛主席也有一定程度的认识。他说“整风有两个任务，一个任务是反右派，包括反资产阶级思想；一个任务是整改，整改里头也包含两条路线斗争。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是资产阶级的东西，我们党内存在这三个东西，这个账要挂在资产阶级身上。”（做革命的促进派一九五七年十月九日《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476页）今天我们知道：这个账实在是挂错了，是“资产阶级的东西”不假，但此“资”并非彼“资”。老资产阶级已经消灭，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毛主席已经看到了他后来所谓的“资产阶级法权”对于社会主义的破坏性。他此时的表述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存在，国家机构中某些官僚主义作风的存在，国家制度中某些环节上缺陷的存在，又是和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相矛盾的”。他似乎也觉察到官僚主义的危险性：“在我们的许多工作人员中间，现在滋长着一种不愿意和群众同甘苦，喜欢计较个人名利的危险倾向，这是很不好的”。他还指出：“修正主义或者右倾机会主义，是一种资产阶级思潮，它比教条主义有更大的危险性。……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取得基本胜利以后，社会上还有一部分人梦想恢复资本主义制度，他们要从各个方面向工人阶级进行斗争，包括思想方面的斗争。而在这个斗争中，修正主义者就是他们最好的助手。”但是，他这时还没有从理论上把“官僚主义作风”、“制度缺陷”、“危险倾向”、“修正主义”联系起来加以研究。

这些“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是从哪里来的呢？毛主席找到两个根源：1、这是因为“被推翻的地主买办阶级的残余还是存在，资产阶级还是存在，小资产阶级刚刚在改造。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2、“这是因为资产阶级和从旧社会来的知识分子的影响还要在我国长期存在，作为阶级的意识形态，还要在我国长期存在。”——仅此而已。在这里，他谈到的阶级和阶级斗争，只是旧社会范畴的阶级和阶级斗争；他谈到的阶级的意识形态，只是中国历史上那个最弱的、已经失去经济基础的剥削阶级的残余意识。

说到修正主义者产生的原因，我们不排除毛主席所说的“他们的思想是资产阶级思想在党内的反映”，也不排除“他们与社会上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事情正在起变化，一九五七年五月十五日，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423页）但这些都不是根本的来源与联系。修正主义的本源起于公有经济中的资本形态，官僚主义的本源又在于公有经济中的等级制度，二者同体同源，可谓珠联璧合。毛主席当时没有看到这层关系。对于官僚主义，他只是简单地划入“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强调“必须坚决地克服官僚主义，很好地加强思想政治教育，恰当地处理各种矛盾”。他以为，通过“团结——批评——团结”的整风方式就可以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了。

“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一开始就没有把整风同现存制度的改革联系起来，而完全依赖“思想教育”来消除官僚主义。在这一点上，毛主席比列宁关于苏维埃国家制度的民主改造思想还退了一步。

一九五七年也是中苏关系史上的一个转折。在苏共修正主义路线下，苏联的国家资本形态对内表现为向官僚资本转变的僵化体制，对外表现为资本利益主导的大国沙文主义。毛主席本能地对此有强烈的反感。在关乎国家民族利益、关乎劳动人民根本利益的原则问题上，他是从不让步的。他顶住了来自苏联的压力，决心开辟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这体现了从帝国主义殖民枷锁中挣脱出来的中国人民的英雄气概。

此后就发生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两条路线的大论战。不想二十年后，今天中共一方的某些人却完全推翻了自己的立场，说什么：“苏联领导人挑起中苏论战，并把两党之间的原则争论变为国家争端，对中国施加政治上、经济上和军事上的巨大压力，迫使我们不得不进行反对苏联大国沙文主义的正义斗争。在这种情况的影响下，我们在国内进行反修防修运动，使阶级斗争扩大化的迷误日益深入到党内，……”（《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场论战的性质是什么？所谓“两党之间的原则争论”，又是哪些“原则”？我们反对的仅仅是一般的大国沙文主义吗？在这里，他们吞吞吐吐，遮遮掩掩，前言不搭后语。回想“当着和尚骂秃子”的情景，好不窘煞人也！

八、从大跃进到“四清”

这一时期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发展阶段。

大跃进中有没有“左倾错误”？当然有，而且比较严重。但这次左倾错误的形成，却有着不同于以往的历史条件。它是首次直接地、大规模地出现在经济建设领域的左倾错误，蕴涵着新的社会矛盾。

“当时，经过几个月的时间，毛主席首先很快地发觉了这些错误，提出纠正这些错误。由于其他因素，这个改正没有贯彻下去。”（《邓小平文选75-82》，第305页）邓小平是比较公道的，他指出：不是别人，正是毛主席“首先很快地”发觉了错误。但他在这里所说的“其他因素”又是指什么呢？

大跃进中的错误，仅仅是由于“建设经验不足”，“对经济规律和基本情况认识不足”，是“骄傲自满情绪”，是“急于求成，夸大了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吗（见《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后文简称《决议》）？不是。问题主要是由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命令主义和"共产风"引起的。而这些现象的根源，还在于那个官僚主义的组织体系，是那个体系下官本位思想的恶性发展。

我党几百万干部，包括毛主席，大都是地道的农民出身。他们对于“亩产十万斤粮”这类弥天大谎也会相信？就算个别素昧农事的高官相信，全中国的农民也都相信？ “砸锅炼铁”这样荒唐的事情，怎么会千家万户一齐响应？其中的原因，除了群众对党的信任外，无非是干部们要保官、要升官，有了官位就有了他们的既得利益，对上要弄虚作假，对下要欺压瞒哄。“有许多假话是上面压出来的。上面，一吹，二压，三许愿，使下面很难办”（毛泽东：给省地县社队小队干部的“党内通信”，1959.4.29）。

现在有人指责毛主席当时“没有经过认真的调查研究和试点”，呵呵，真是关公面前舞大刀，批评也不看对象。不过，在那种官僚主义组织体系重重阻隔之下，“认真的调查研究”谈何容易？大家看看毛主席是怎样无奈地给全国省地县社队小队干部写信的吧，看看毛主席花了多少精力，来纠正左倾错误的吧！

1958年11月2日，郑州会议！1958年11月21日，武昌会议！1958年11月28日，八届六中全会！1959年2月27日至3月5日，第二次郑州会议！1959年4月，八届七中全会！1959年7月，庐山会议！

毛主席说：“吹牛，靠不住的，我是种过地的，亩产10万斤，堆也堆不起来么！”（许全兴：《毛泽东晚年的理论与实践》第138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5年版）。“根本不要管上级规定的那一套指标”。“不可以讲不合实际情况的假话”。（1959年4月29日毛泽东写给省地县社队小队干部的“党内通信”）“我代表一千万队长干部，五亿农民说话，坚持右倾机会主义，贯彻到底，你们不跟我贯彻，我一个人贯彻，直到开除党籍，要到马克思那里告状！”“天天搞共产，实际上是抢产，向富队共产。旧社会谓之贼，红帮谓之抢，青帮叫偷，抢和偷的科学名词叫无偿占有别人劳动成果”。“武昌会议时，价值法则、等价交换已弄清，但根本不执行，等于放屁”。（在郑州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他恨恨地写道：“官僚主义的老爷式的使人厌恶得透顶的那种调查法”！“死官僚不听话，党委有权把他们轰走”！（毛主席对戚本禹《关于“调查研究”的调查》材料的批语，1961年5月30日，转摘自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第908页）

庐山会议上，彭德怀等人对大跃进中左倾错误痛切陈词，难道不是对造孽深重的官僚主义的鞭挞吗？毛主席固然是从他那一套阶级斗争思维出发，错误地批判彭德怀，但那些一贯不承认阶级斗争学说的人为什么也要咬住彭德怀不放，刻意用对敌人的方式来对待他呢？

庐山会议后，经过一年多的调查研究，毛主席主持制定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即“农村六十条”），全面、系统地纠正农村工作中的左倾错误，同时坚持人民公社这种公有制形式和党在农村的阶级路线。

另一些同志送来了《国营工业企业管理条例》，即“工业七十条”，毛主席和周总理不约而同地在条例的题目上圈掉了“管理”二字。我们现在把这个《条例》的精神同一年多前的《鞍钢宪法》稍加比较，就可以看出两者之间的倾向性差异：《鞍钢宪法》坚持政治挂帅和党的领导，发动和依靠群众，实行两参一改三结合，开展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体现了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化大生产的特征；《条例》则强调五定五保，加强管理层权力，落实责任制、工资制与物质奖励，特别是限制党组织干预，突出一长制，这些说明对国有经济的资本形态有了初步的意识，同时也为官僚主义朝体制化方向发展创造条件。紧接着，类似《条例》倾向的“高教六十条”，“科研十四条”， “文艺八条”（后改为十条）也在这一时期出台。

59年到61年，国民经济陷入严重的困难。官僚主义在客观上受到惩罚，形式上有所收敛，但其组织体系并未受到丝毫的削弱。另一方面，公有制生产的每一次挫折，都引来自由主义的进攻。“三自一包”、“四大自由”（借贷、租佃、雇工和贸易的自由）潮流的出现，不仅带有自由资本形态的特征，而且得到来自体制内官僚主义者的支持。在这个过程中，基层的官僚主义也由单纯的行政作风发展到利用特权获取经济利益。干部中的“四不清”问题日益突出了。

“一搞包产到户，一搞单干，半年的时间就看出农村阶级分化很厉害。有的人很穷，没法生活。有卖地的，有买地的。有放高利贷的，有讨小老婆的。他们说，贫困户、中间户、富裕户各占三分之一。你们有没有这种调查?”。（毛泽东：同柯庆施、李葆华、陶铸、王任重谈等同志的谈话，1962年8月5日）从1962年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开始，毛主席重提“阶级斗争”问题。一些地区进行了整风整社、社会主义教育和小“四清”工作，城市开展了反贪污盗窃、反投机倒把、反铺张浪费、反分散主义、反官僚主义的“五反”运动，后来逐步扩展为全国城乡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我们仅从这些“运动”的名目就不难发现，公有资本形态内部矛盾、以及公有资本形态同官僚资本形态、自由资本形态之间的冲突已经日趋表面化了。

从反右开始，所有政治运动的锋芒，最后都无例外地“落实”到知识分子和“四类分子”的头上。这些由官方发起的运动，要么和人民群众的现实生活渐行渐远，要么适成为对基层人群的震撼和压抑，即使在工人和农民中，也不再有过去那样的政治热情了。表面上看，党的执政地位似乎比过去更巩固，但一种潜在的对立日趋严重：一边是官僚主义组织体系的膨胀和强化，一边是人民群众的冷淡与沉默。

毛主席此时表现出对于社会现象的惊人的洞察力。在“四不清”问题上，他第一次把自由主义同官僚主义联系起来，确认这是“走资本主义道路”两种形式的结合，并上升到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高度：“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有在幕前的，有在幕后的。支持这些当权派的人，有的在下面，有的在上面。在下面的，有已经划了的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也有漏划了的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在上面的，有在社、区、县、地，甚至有在省和中央部门工作的一些反对搞社会主义的人”（《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他和刘少奇等中央领导人之间的严重分歧，就在这个时期出现了。

关于运动的性质：是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的矛盾；还是四清四不清的矛盾？或党内外矛盾的交叉？

关于运动的依靠对象：是贫下中农和广大基层干部；还是官方指派的工作组？

关于运动的形式：是大胆放手发动群众，深入细致地调查研究，摆事实、讲道理、讲政策；还是秘密串连，运动群众，人人过关，大搞逼、供、信和武斗体罚？

1965年1月中共中央发出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简称“二十三条”），是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文件。它明确指出，这次运动的重点，已不再是斗那些失去阶级实体的“地、富、反、坏、右”分子，更不是斗基层干部和群众，而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走资派”是一个非常准确的概念，也是迄今为止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最新的一个概念。发现这个概念是毛主席对共产主义运动的伟大贡献。执政的共产党内有一伙当权的人，极力推行一套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和思想体系，迟早要把这个国家由社会主义变回资本主义。在这个演变的过程中，社会的确会产生出新的资产阶级，也就是后来的“红资”和“白资2”。

“懒、馋、贪、占、变！”这句话形象地刻画了共产党的干部由官僚主义者到走资派，再到官僚资产阶级的演变过程。毛主席十分准确地把这个对社会主义制度威胁最大的势力，看作资本主义复辟的主力，“进一步断言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资产阶级都将存在和企图复辟，并成为党内产生修正主义的根源”。（《决议》）在这个问题上，他缺少的仅仅是经济形态分析和阶段性分析，但是，他的这种所谓的“错误”，同那种完全否认这种威胁和根源存在的“理论”相比，要正确一百倍！

九、文革的原因与实质

说到文革，结论有三：曰“动乱”，曰“专制”、曰“民主”。这三种结论都以大量的事实为依据，反映了走资派、旧剥削阶级和工农群众的基本立场，也折射出那场运动对于官僚资本形态、自由资本形态和公有资本形态的不同的影响。

社会为什么会有政治运动？政治运动的根源是什么？这真是一个“马克思主义A、B、C”的问题。可是一些人就经常在这类问题上闹笑话。70年在庐山闹过一次笑话，八十年代又在文革起因问题上闹出来，而且至今不得收场。一个拥有几千万党员的大党，据说又出了那么多伟大的理论和重要思想，但就是闹不明白其中的道理。

什么是文革的社会历史原因？那个权威的“决议”在这个问题上绕来绕去，结论却除了毛泽东个人原因外，仍然是四个字：“不得而知”。

“一、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不长，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更短，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规律有些已经比较清楚，更多的还有待于继续探索。......从领导思想上来看，……在观察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发展进程中出现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新矛盾新问题时，容易……习惯于沿用过去……的旧方法和旧经验……”

二、……这个复杂现象是一定历史条件的产物，……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由于没有正确解决领袖和党的关系问题而出现过的一些严重偏差，对我们党也产生了消极的影响。中国是一个封建历史很长的国家，……长期封建专制主义在思想政治方面的遗毒仍然不是很容易肃清……我们没有能把党内民主和国家政治社会生活的民主加以制度化，法律化，或者虽然制定了法律，却没有应有的权威。这就提供了一种条件，使党的权力过分集中于个人，党内个人专断和个人崇拜现象滋长起来，也就使党和国家难于防止和制止"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和发展。

“领导思想”！“国际影响”！“封建历史”！“制度法律”！——这就是全部结论？

“社会历史原因”说不清，干脆就代表历史说话：“历史已经判明，‘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

可是，这种“内乱”为什么能够被发动？而又偏偏在那个年代？积极参与“内乱”的人怎么会有数亿万之众？那两个“反革命集团”所反对的究竟是什么革命？他们有阶级的属性吗？如果有，又属于哪个阶级？他们怎么能够组织起集团？他们要建立怎样的政治、经济、文化？——所有这些问题，“代表”们回答不了、或者根本不愿回答。

文革究竟是谁发动的？一般都认为是毛主席，这不完全对。红卫兵就不是毛主席号召组织的，工人中的群众组织也不是毛主席号召组织的，所以发动者也应该包括群众中起来造反的头头。毛主席说他自己“就是批发了一张大字报；再就是，给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写了一封信；再，我自己写了一张大字报”（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66年10月24日）。刘少奇呢？他派工作组发动学校里斗“黑帮”的运动，组织群众斗争“反党分子”，还创造性地提出“首先是党和非党团结起来，团和非团团结起来”这种口号（刘少奇：在北京建筑工程学院对“革命团”代表的讲话，1966年8月3日），所以他也是当之无愧的发动者。

周总理在这个问题上比较客观，他当时就指出：文革运动“现在所以来势这样猛，是过去工作中的问题长期积累所造成的后果”（周恩来：在全国工交企业政治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1966年11月24日）。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一切社会政治运动的根源，不是某些大人物的个人行为，也不是社会的意识倾向，而是当时社会经济内部的矛盾运动。反过来说，一切政治行为和意识，都要从社会的生产方式和阶级结构分析中得到合理的解释。

关于这场运动的实质，毛主席的说法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实质上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广大人民群众同国民党反动派长期斗争的继续，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阶级斗争的继续”。

这种表述也不正确，一是其“阶级”概念的模糊性，二是没有提到这场运动同党内走资派的关系。“反对一切”，导致了斗争面扩大化；两个“继续”，掩盖了新的社会矛盾。而且，它还可以被用来针对任何“敌人”。

例如，在处理群众派性问题时，某地方军政首长就有过这样的理解：“两派都是国民党不可能斗，两派都是共产党不应当斗。是不是一派是国民党，一派是共产党？如果说是，就是有的头头是坏人，或者阶级敌人在幕后指挥，广大群众肯定不是，也不可能是国民党。搞分裂的就是个别坏头头。有的人现在可能不是国民党，可是他做的是国民党的事情，是蒋介石的代言人。不然你搞什么？！为什么人民内部的问题，就不能解决？资产阶级派性，就不是无产阶级党性，就应当打倒，国民党要打倒，一切剥削阶级那些东西要打倒。”（×××：在内蒙古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座谈会上的讲话，1968年7月14日）

以至后来的中央文件，也郑重其事地把张春桥、江青这些人一律宣布为“国民党”、“资产阶级”——主席在天有灵，是悲耶？抑笑耶？

文革是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化生产同资本形态这个基本矛盾的产物，是公有资本形态的社会主义经济同官僚资本形态、自由资本形态之间矛盾冲突的强烈反映。是无产阶级领导的广大劳动群众，对官僚主义组织体系和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坚决斗争。它是社会主义条件下的一场政治大革命。

这才是文革的客观实质。这个实质在运动过程中是逐步显现的，人们对这个实质的认识也是不断充实和深化的。基于对运动的切身感受，走资派们当然就说这是一场动乱！旧剥削阶级和自由主义者当然就说这是一种专制！工农群众当然就说这是一次前所未有的大民主！

但是，这个实质在运动中始终没有得到完整的体现。它被限制在一个特定的范围，而后又因偶然的事件嘎然而止。

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

1967年11月5日，毛主席在谈话时提到过“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革命”，随后中央两报一刊在纪念十月革命50周年的社论中，第一次使用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理论”这个概念。而关于文化大革命，主席的正式表述是：“社会主义条件下的政治大革命”。

“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同“社会主义条件下的政治大革命”，这两个提法，究竟哪个更准确、更科学、更切合实际呢？

我们先来分析“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这个概念。

继续什么革命？是民主革命吗？民主革命的对象是封建地主阶级、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势力，这个革命至少在中国大陆已经完成、用不着继续了。在民主革命胜利后的最初那几年，我们甚至顺带把“白资1”的命也革掉了。文革中有人继续把“地、富、反、坏、右”当作革命对象，正好是个错误。

一切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而这个概念却事先确认政权的性质已经是“无产阶级专政”了，那么，革命就不能触动现政权。当权者只要说一句：“老子就是无产阶级！”你就不好革他的命了，甚而只能顺着他的意思去革别人的命。这不仅和文革中的“夺权”事实相矛盾，而且直接导致群众的分裂。反过来，这个概念还可以这样理解：不是“无产阶级专政下”就不能有这种“革命”。那么，依此推论，无产阶级一旦真的失去、或者暂时失去了政权（比方说在“红资”专政下），整个 “继续革命”的理论是否就成为一团废纸了呢？

所以，“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这个概念是有歧义的。

“社会主义条件下的政治大革命”提法，则完全符合当时中国的社会实际。毛主席说：“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

但是还要看到，修正主义的特色是“打着红旗反红旗”，只要红资当权，就不敢抛掉“共产党”、“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人民民主专政”这样一些冠冕堂煌的招牌，并且不得不或多或少保留一些社会主义因素作为点缀。这就向我们提出了一个任务，即必须对这些抽象概念赋以实践的意义，有一套清晰而科学的界定标准。

因此，我们应该这样理解社会主义社会：在这个历史阶段中，有无产阶级专政，也可能有暂时的或局部的资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专政下存在资本主义因素，红资专政下也可以有社会主义因素。这些与西方的纯资本主义社会是不同的（所以他们可以“演变”我们而我们无法“演变”他们）。而在这两种情况下，无产阶级都要进行革命。有时主要是经济领域里的革命，有时主要是文化领域里的革命，也有时主要是政治领域的革命。有小革命、中革命，甚至有像文革那样的大革命。

十一、“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

运动一开始，毛主席就在接见群众时说：“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人民要关心国家大事！这就是文革的原则。

古往今来的一切剥削阶级政府都是禁止人民关心国家大事的。他们认为农民的本份就是种地，工人的本份就是做工，国家大事只能由少数精英人物垄断。“莫谈国事”是中国老百姓的一句古训。文化大革命则把这个规矩颠倒过来。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什么“内外有别”，什么“上智与下愚”，什么“天下有道庶民不议”，所有这些反动统治阶级的清规戒律统统被打破，取而代之的是“人民要关心国家大事”的原则，其表现形式就是群众性的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全面地、公开地、自下而上地揭发社会的黑暗面。

从法律上看，这就是“造反”。因为，法律虽然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但同时又规定：“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人民依照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

但是，在国家权力机关、“法律规定的途径和形式”为走资派的官僚主义组织体系所控制的情况下，人民除了“造反”或者革命，还有其他方式行使自己的权力吗？

运动一开始，彭真就盗窃中央的名义，抛出他的《二月提纲》，给这场运动划许多框框，提出许多清规戒律，束缚人民群众的手脚。继而，北京市委的某些人高举着“党有党纪、国有国法”的杀威棒恫吓群众。接着，刘邓等人又派出大批工作组，在全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据文革初期北京学生组织所作的统计，仅在首都24所高等学校里，工作组就把10211个学生打成“右派”，把2591个教师打成“反革命”。

针对此种情况，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指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只能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不能采用任何包办代替的办法。”“要信任群众，依靠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要充分运用大字报、大辩论这些形式，进行大鸣大放，以便群众阐明正确的观点，批判错误的意见，揭露一切牛鬼蛇神”。

这个原则不仅体现在运动形式上，而且体现在组织形式上。

1966年8月18日，在天安门上，毛主席带上了红卫兵袖章，检阅他的革命群众队伍。这一刻，开创了国际共运史上一种新的革命组织形式——“党与非党的路线斗争联盟”。“造反派”——没有它就没有文革，这是二十世纪中国无产阶级在政治上的一个伟大的发明。

他们是共产党员和非党员的革命派联盟，其中以工人、农民为主，还有军人、学生、干部、知识分子，有红军战士、八路军新四军战士和解放军战士，有老年人、中年人和年轻人，甚至还有外国人。

这是一些满腔热血的理想主义者。他们组织起来，对走资派和他们的走狗表示愤怒和申讨。他们无私无畏，勇敢地冲破资产阶级专政的白色恐怖，集体地抵制走资派的经济主义诱惑；他们以造反组织为基础，实现了革命的大联合，夺回了被一小撮走资派窃取的权力。他们没有丝毫发财的欲望，即使当权，也坚持参加劳动，只领取普通工人的工资。

造反派的合法存在只有一年半左右的时间，却受到长达十五年的残酷迫害。无数的造反派战士经受了批斗、囚禁、拷打、刑役，但他们始终高昂着头颅，钢铁般的意志不可摧毁；其中有的人被剥夺了生命，但他们宁死不屈；他们中的大多数人，至今仍受到压制与不公正待遇，但他们的社会主义信念始终不渝。这同那些卑怯而贪婪的走资派、懦弱而见利忘义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形成鲜明的对比。

和他们的领袖毛主席一样，他们的错误是一个伟大的阶级在革命过程中的错误。让资产阶级流氓们去咒骂吧，让那些无耻的学者们去诋毁吧，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作出伟大牺牲的造反派战士，像巴黎公社的先辈们一样，值得我们永久地纪念！

十二、“有限的”革命

“文化大革命”从《评海瑞罢官》文章问世开始，由“各个文化领域”的斗争发展到“整个上层建筑领域”的斗争，由上层建筑领域的斗争发展到“全国全面阶级斗争”，再由“大批判”发展到“全面夺权”，由“全面夺权”发展到“斗、批、改”。终于变成一场长达十年的“政治大革命”。

毛主席事先并没有这样一套“战略部署”。但他不愧是一位杰出的舵手，善于把握潮流、及时调整前进的方向。他的格言是：“阶级斗争的规律不以任何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

对于文革的范围，毛主席曾有一种先验的规定，他说：

“单有在经济战线上（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不够的，并且是不巩固的，必须还有一个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

“无产阶级必须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各个文化领域中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的专政。”

“报纸、广播、刊物、书籍、教科书、讲演、文艺作品、电影、戏剧、曲艺、美术、音乐、舞蹈等等，

“……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这些文化领域，”

“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

可见，毛主席对文革规定的范围是“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各个文化领域”。在他看来，社会主义在“经济战线上”已经取得了完全的胜利，只是需要巩固。问题出在“上层建筑”，特别是文化领域，充满了“封资修”的东西，所以要在这个领域进行革命。

按照这种理解，上层建筑中的旧东西仅仅是历史的遗留物，居然同现实的经济基础一点关系也没有，而且几十年、乃至“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内”都会是这样！

文革就这样成为一次“有限革命”。与历史上任何一次大革命不同，它只“触及人们的灵魂”而不涉及国家问题，不触动现存的经济基础，也不理会资本经济形态。然而，经济形态是贯通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桥梁，革命不经过这道桥梁，两头都是无法深入的。如文革中反复强调要“抓革命、促生产”，但没有联系经济形态方面的实际，“抓革命”与“促生产”之间就只剩下那些“突出政治”的空话。

毛主席对于“上层建筑”的认识也带有片面性。比如：经营思想，管理理念，劳工权利，企业文化等等，这些属于经济基础呢，还是属于上层建筑？这些东西和经济基础、和其他上层建筑之间又有着怎样的联系呢？

上层建筑像座金字塔，不只有一层，而是有许多层。其中最贴近经济基础、最贴近现实生活、令劳动群众感受最深刻最直接的“上层建筑”，是经济思想、管理理念及其制度和法。而这些方面，恰恰被主席忽视了，或者被有意淡化了。

任何一次人民革命，都不是由意识形态分歧引起的。相反地，人民总是本能地利用意识形态斗争来解决他们自己的现实问题。但在文革中，每当人们试图朝着现实利益前进的时候，主席就要把方向扭过来，把运动限制在纯理性批判的框架之内。比如在对待知青问题，工资问题，户口问题，走后门问题时就是如此。这是文革后期群众中普遍的政治冷淡主义的原因，最后适成为走资派反攻的突破口。

对于运动的时间和组织形式也是有限制的。按照毛主席最初的计划，运动以党政机关和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等文化领域为重点，大致两到三年时间。工矿农村则结合四清分期分批进行，群众中不成立战斗队组织。但是，运动的发展出人意料。随着全国城乡运动的展开，这些规定都放开了。毛主席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讨论“工矿十条”时说：“先有事实，然后有概念。没有事实，怎么能形成概念？没有实际，哪能有理论？有时理论与实际是并行的。有时理论先行，但是实际总归是第一位的。工人不先把革命闹起来，哪儿来的几条规定？”

十三、文革没有纲领

《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说，文革没有提出任何建设性的纲领，这是符合事实的。

“官僚主义者阶级与工人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且不论当时双方是否已形成了阶级的实体，两者之间的对立也未达到对抗和冲突的程度。文革发动前，中国并没有出现列宁所说的“上层统治者无法维持自己的统治、下层劳动者无法维持自己的生存”那种意义上的危机。从历史上看，一次成功的革命还需要一些其他条件：一个或若干个导致社会全面对抗的矛盾焦点；一个鲜明的、能为大多数人所接受的纲领或口号；一个具备社会组织能力的领导核心；外部不存在足以扼杀革命的抑制力量，等等。所有这些，在当时都无从谈起。

这种情形似乎也很符合《决议》的说法：“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进行所谓‘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既没有经济基础，也没有政治基础。”

但是，我们从放大了的角度——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角度考察，就会发现，上面说到的这些条件，对于整个东方阵营来说或多或少是具备的。内部官僚体制和旧资本形态的发展，已经严重威胁到社会主义的生存。苏联必将崩溃，我相信毛主席预见到了它的严重后果。今天我们可以说：如果没有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所有的共产党政权很可能在上世纪末的反共浪潮中荡然无存！

就当时国内的“经济基础”与“政治基础”而言，革命条件的确还不成熟，但反革命的条件却是相当成熟了！国家的工农业体系已初步形成，经济的资本形态正面临向市场化发展的十字路口；一个官僚主义的组织体系已经存在，他们的既得利益正处于一种蓄势待发的状态；而外部，年轻的共和国还处在帝国主义和各种反动势力的重重包围之中。

这个官僚主义组织体系形成了核心“司令部”，推行一整套走向资本主义的路线和政策，从经济形态、政治体制到文化意识形态，全面扼制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发展。

他们反对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反对农业合作化和对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鼓吹剥削有功，削弱集体经济，发展官僚资本形态和自由资本形态；

他们反对对于资产阶级国家形式的任何改造，反对工农群众议政、监政、参政，扩大等级差别，发展官僚体制和官僚特权；

他们反对文化教育事业为工农大众服务的方针，压制对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批判，主张由资产阶级学术权威长期统治思想阵地和文化阵地；

与此相对立的，是广大人民群众要求革新社会文化、改造官僚体制、限制资本形态的强烈愿望。现在看来，这种愿望的唯一缺陷只是对资本形态的态度，然而，即使这样的愿望，最终也没有成为文革的纲领。

按当时的正式提法，文革的“根本纲领是‘斗私，批修’”，即所谓“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是要解决人们的世界观问题”。关于这一点，可以参见毛主席在会见阿尔巴尼亚军事代表团时的这样一段对话（一九六七年五月）：

“我问大家一个问题，你们说文化大革命的目的是什么？（当场有人答：是斗争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斗争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这是主要任务，绝不是目的，目的是解决世界观问题，挖掉修正主义根子问题。

“我问大家另外一个问题。你们说什么叫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众不语）所谓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就是这些当权派走了资本主义道路吧！……具有无产阶级世界观的人，就坚定地走社会主义道路，具有资产阶级世界现的人，就要走资本主义道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有很多有利条件，所以资产阶级思想是能够被消灭的，所以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能够被打倒的，资产阶级世界观是能够被改造的，打倒有利于改造。今后老干部会遇到更多的新问题。要想保证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就必须在思想上来个无产阶级的革命化。”

谁都知道，“改造世界观”并非朝夕之事，所以毛主席又说，“现在的文化大革命，仅仅是第一次，以后还必然要进行多次”。

“思想改造”，是毛主席的一大发明，也是他的仁慈的证明。但是我们今天回顾那一段历史，不得不承认，他的这个“思想改造论”是存有问题的。人的世界观是怎样改变的？是单靠说教、单靠所谓两种意识形态的对撞吗？不是。世界观改变只是现实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变迁的综合反映，起决定作用的是人们自身社会地位与生活环境的改变。直至今日，文革中对立的双方，那些曾经无数次“检讨”和“忏悔”过的人们，他们的世界观改变了吗？

十四、“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

文革中实际存在两种“阶级”：观念的和现实的。

毛主席坚持认为，他那个时代“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文革就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

这里讲的“阶级”，同马列讲的阶级概念是不一样的，同他自己在民主革命时期讲的阶级概念也是不一样的。

说到阶级，人们常常引用的是列宁的这样一段话：“所谓阶级，就是这样一些大的集团，这些集团在历史上一定的社会生产体系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对生产资料的占有关系（这种关系大部分是在法律上明文规定了的）不同，在社会劳动组织中所起的作用不同，因而领得自己所支配的那份社会财富的方式和多寡不同也不同。所谓阶级，就是这样一些集团，由于它们在一定社会经济结构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其中一个集团能够占有另一个集团的劳动。” （《列宁选集》第四卷第１０页）

按照这个定义，所谓资产阶级，必定具备占有生产资料、独立的商品生产、雇工剥削这样三个基本特征。文革时期的老资本家还具备这样的阶级特征么？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具备这样的阶级特征么？党内走资派具备这样的阶级特征么？都不具备。认定他们是“一个阶级”，似乎很有些牵强。

文革中对社会阶级结构缺乏严谨的科学分析。当时不是以人们在生产过程中的财产关系为标准，也不是以人们在现实的资本形态经济中的经济地位和经济关系为标准，而是以某种抽象的理念划线、排队，或者是沿用旧时代的阶级界线，把知识分子、原资方管理人员、城乡手工业者和自由职业者等解放后加入无产阶级行列的人们摈于革命队伍之外，把一部分干部和群众当成斗争对象。

地主、富农、白资1，这些旧阶级早已失去了它们的经济基础，阶级实体已被粉碎，解除武装的散兵游勇还是存在，不过一代人罢了。这些阶级的意识形态将继续存在，这不容置疑，孔夫子的书至今还能见到，还被一些顽固分子当作圣经。但是，不管这些人存有何等天真的幻想，也不管他们有着怎样愚蠢的举动，客观上他们已不属于现实斗争的主流。如果我们把这些残余分子和维护旧意识形态的人们仍然看作一个现实的“阶级”，甚至当作斗争的主要对象来对待，那么正好就上了现实斗争中主要敌人的当。

我们同旧阶级分子和旧意识形态的斗争，具有阶级斗争的性质，但这种斗争决不是旧日阶级斗争的简单继续，而是根植于新的经济基础之中，为着解决现实社会矛盾的新阶级斗争。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