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hgy818 · 注册时间: 2007-09-13 帖子: 1298

第三十一章当路线斗争的弦又绷紧时

全国第四届人大召开三个月以后，毛泽东从长沙回到了北京。这时，他的眼睛已经重放光明，能看到了周围的一切了。但是，他自己感到四肢无力，一种不祥的预感不时地袭上心头。也只有这个时候，这位伟人才想到了他的今后。

“江青呀，听说你和许多人搞不到一块去，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情呀々”毛泽东见到江青时，头一句话就说，“你不能说别人的一切都错，你的一切都对，你得好好地反省一下自己呢。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天天讲斗争就没有休息的日子行吗？你要讲究斗争策略嘛。老是和拥护自己的人在一起好不好，你可以考虑。我看需要改变。对总理的态度，我早就说过，宜粗不宜细。许多问题可以放在今后让历史去作结论。我们这一代人不可能给文化大革命或者现在进行的批林批孔、儒法斗争等等作出一个最后的定论。许多的事情也许仅仅是个开头。你们不谨慎可是不行哪。”

见到周恩来时，毛泽东关心地问道：“你的身体怎么样？又开了一刀？哎呀，我从来是不丰张动刀子的。医生的话能听多少，我自己心中有数。要让他们说，我早就该见阎王爷了，可是我自己的身体不是越来越好吗？我就不相信他们的。还是要走自己的路。该死的病也冶不好，不该死的病倒是能让他们给治死。所以，你要自己给自己拿好主意。”

周恩来听了这话，脑子里打了个沉，急忙说：“我共动了三次手术了，效果还觉得差不多。就是工作上的事情不大放心。小平做工作以来，各方面的收效还可以。江青同志可能有许多的看法，弄得小平同志也有一些顾虑。现在是让小平同志放开手脚大胆干的时候，政治局里应该展开很好的批评和自我批评，这样才能促进团结。”

“好嘛，就让他们坐下来，敞开思想地谈一谈。有矛盾就让他们放到桌面上来，总是包着不好。这点，我同意你的看法。这两年来，你、我之间不是也有一些意见不一致的地方吗？但是并没有影响我们之间的团结。为什么？还不是为了工作吗？为什么他们就不可以坐下来呢。”

周恩来听了这番话，对邓小平和叶剑英说：“现在是到了坐下来好好和政治局的同志们统一思想的时候了。前一段。那几个同志搞得有点过份，在全国搞得很紧张，现在敞开思想讲一讲，不也是一种方法去吗？”

邓小平问道：“毛主席的身体到底怎么样？不是说主席患的是运动神经元病吗？怎么现在有点看不出来呢？要是主席的身体坚持不了两年，我们就应该是另一种工作方法。总不能让这些人继续干扰下去。我看政治局里应该从组织上解决点问题，老是这样迁就不行哪。”

周恩来说：“该迁就的还必须迁就。不管主席的身体怎么样，我们就是从工作出发，从党的利益出发，从人民的需要出发来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这样才能在全国人民面前站得住脚。主席现在担心的是政治局里的团结问题。我理解主席的心情。”

“主席现在考虑的最多的是什么？”邓小平问道。

周恩来微微一笑，没有正面回答，只是说：“我觉得主席现在考虑问题是越来越深沉了。文化大革命这几年的历史使人民都得到了不同的教育，也使主席考虑问题的角度有所改变。这点我们看得很清楚了。小平啊，许多的工作我不能给你讲得太多了。你是过了火焰山的人，应该既是有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有些人该怎样对付，你是清楚的。”

邓小平笑了笑说：“我是在国家的命运面临危难时刻受命的，我当然不能辜负主席的希望。”

从他们的话语里，都表现出了某种自认。但是，后来的事实证明：他们都错了。

一九七五年二月十八日，中共中央下达了第五号文件，转发了毛泽东关于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重要指示。

毛泽东在听取四届人大筹备工作的汇报后说：“这次谈两个问题，一个人事安排，一个理论问题。关于理论问题，要弄清楚，列宁为什么说对资产阶级专政，要写文章。要告诉春桥、文元把列宁著作中好几处提到这个问题的找出来，印大字本送我。大家先读，然后写文章。要春桥写这类文章。这个问题不搞清楚，就会变修正主义。要使全国知道。”

毛泽东还说：“我同丹麦首相谈过社会主义制度。(注：毛泽东在一九七四年十月二十日会见丹麦首相保罗·哈特林时说过，总而言之，中国属于社会主义国家。解放前跟资本主义差不多。现在还实行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货币交换，这些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区别。所不同的是所有制变更了。)我国现在实行的是商品制度，工资制度也很不平等，有八级工资制，等等。过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所以林彪一类如上台，搞资本主义制度很容易。因此，要多看点马列主义的书。列宁说，小生产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工人阶级一部分，党员一部分，也有这种情况。无产阶级中，机关工作人员中，都有发生资产阶级生活作风的。”

邓小平看了毛泽东和周恩来、王洪文的这些话后，并没有什么，认为这是正常的指示，从理论上总结和学习就行了。但是，江青却抓住这些开始大做文章。她对邓小平说：“毛主席的这些指示对反修防修，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坚定地执行党的基本路线，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你要带头谈一下你学习这些指示的体会，要联系批判刘步奇的那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来讲。在这个问题上，你也是有教训的。”

邓小平火了：“主席是让张春桥和姚文元写的，没有让我来写或讲。要讲你讲吧，我还没有深刻地领会透彻，还得再好好地学学。”

江青也马上不高兴了，他说：“你的态度就不对头啊。看来你对毛主席的指示有抵触情绪。这可是不对头啊。关键是要讲这个专政问题。据我了解的情况来看，很多文化大革命中被打倒的坏人都解放出来了。这符合不符合要对资产阶级专政的原则且不论，你总应该给他们多讲一讲专政的道理，以便让大家也知道你是毛主席点的将，已经完全抛弃了刘少奇的路线，树立了可以改造好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错误的光辉榜样。不然。有人可要说你是穿新鞋，走老路了。”

邓小平说：“我能不能改正错误，毛主席很清楚，用不着你来指教。你是以什么样的身份来和我讲这话呢？工作上的事情，你可以在政治局会议上讲。我们之间个人的事，我没有必要来向你汇报。这话，总不过份吧？什么叫穿新鞋，走老路？我这个人水平不高，倒想请你给介绍介绍。”

这几句话，一下子把江青顶了回来。

江青随后就在一些政治局委员中散布说：“邓小平这个人可是并没有改正错误的决心。他对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非常不热心。他热衷于解放所谓老干部，使用的尽是犯了错误而又不愿意好好改正错误的人。这个人，还要好好地观察啊。”

江青也曾经向毛泽东反映了邓小平的这些问题，毛泽东很反感地说：“我为什么就听不到其他同志的反映，就是你在这里嘀嘀咕咕，多么不好呀。我看你还是好好地看书学习吧。国内的问题你可以研究，有什么情况汇报我。体不要在其他同志们后面瞎叨咕，就像个惹事生非的老太婆似的。”江青一下子傻眼了。消息传到邓小平耳朵里，他很高若地对一些人说：“毛主席经受了这场文化大革命的打击以后，看来是吸取了教训了。毛主席讲：‘文化革命已经八年，现在以安定团结为好’，又讲：‘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再加上当前学习理论的指示，正好三条。今后，我们就是要以这三条指示为纲，把全国的各项工作搞上去。今后的一段时间里，我们就是要在这上面做文章。”

于是，就有了“三项指示为纲”的来源。

胡乔木得到邓小平的这个精神后，多次对邓小平说：“毛主席的这三条指示，可以保证我们将来的一个时期里不会再出什么大的乱子。这三条，有利于整顿全国各条战线的工作，也有利于继续大规模地解放一批过去受打击的老同志。只要遵照你的以三条指示为纲的路线，我们就能在本世纪里实现建设社会主义强国的宏伟理想。”

邓小平马上说：“好啊，你就找个秀才们，但是不要姚文元的那些人，组织一个班了，就像当年的反修班了那样，连续写几篇好文章。这实际上也是一个向那些不务正业的人宣战。把那些不干工作，专门搞派性的人，把那些混在领导班子里搞勾心斗角的人，把那些在文化大革命中专搞打砸抢的人，乘些机会统统地清除出去。先选择一些地方或者部门打开缺口，然后逐步地扩大，彻底地解决好我们工作中的隐患和阻力。”

胡乔木果然找了几个笔杆子，开始动笔写《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

为此，国务院政治研究室在邓力群主持下，从七月底开始起草这篇文章。这是根据邓小平多次讲话的精神而写的，原拟在以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名义主办的新刊物《思想战线》创刊号上发表。邓小平对这篇文章的修改，提出了很多的意见。特别加上了这样一段话：

“一个地方、一个单位的生产搞得很坏，而硬说革命搞得很好，那是骗人的鬼话。那种认为抓好革命，生产自然会上去，用不着花气力去抓生产的看法，只有陶醉在点石成金一类的童话中的人才会相信……”

一九七五年八月十八日，邓小平对工业发展有关问题发表了讲话，他说：“规章制度关键是一个责任问题，现在的问题是无人负责。要突出这个问题。现在是积重难返，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不能矫枉，开始要严一点。毛主席历来主张要有章程。农业有六十条，工业也有个条例，主席一直讲要修改，而不是废除。要采用新技术，要拿出多的东西换取外国最新最好的设备。要进口，就要多出口点东西。第一是石油，要尽量发展，尽量多出口，这是最可靠的，不要揪住日本一家，可向西欧打开出路，卖给西德和法国，可以换回好多东西来。”

与此同时，邓小平又听取了负责中国科学院工作的胡耀邦等人的汇报，指示他们要抓好发挥知识分子作用的工作，反对对知识分子的歧视和打击，说：“毛主席实际上是不同意那些压制知识分子的做法的，他就和我说过：‘老九不能走啊。’现在这些地方不敢抓业务，不敢搞科研，这怎么得了？我看就是要大胆地抓基础科学的研究，抓重点项目的攻关。不要怕人家说你们是搞白专道路。你们就是要按照我们过去的办法来搞。无非是人家说你复辟了。只要他们说你复辟了，就说明你们的工作搞好了。”

一九七五年九月二十六日，邓小平又在听取他们制定的《关于科技工作的几个问题》的汇报时，进一步地说：“一不懂行的，二不热心，三有派性，为什么留着？科研人员中有水平有知识的为什么不可以当所长？思想整顿关键是领导班子。白专，只要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好处，比只占茅房不拉屎的。比闹派性、拉后腿的人好得多。工厂企业都要注意，创造条件，关心他们。要把那些靠造反起家的人统统地拨拉下去…”

这一下，他的好多东西叫江青抓住了。又是江青首先在政治局会议上批评邓小平说：“最近，邓小平搞了许多的反毛泽东思想的东西，什么‘三项指示为纲’，什么大搞整顿，什么今不如昔，什么要揪假马克思列宁主义份子，你邓小平究竟是指谁？我看你就是要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否定我们当前的大好形势。我就怀疑你邓小平究竟改正错误了没有？你说你是永不翻案，可是大量的事实告诉我们你是要翻案的。我们还要给你足够的时间，希望你能对你的这些行为作出恰当的解释，全党同志还是欢迎你的。”

邓小平对此很不服气，当场顶道：“三硬指示是毛主席说的，用毛主席的指示为纲，这有什么错？难道毛主席的指示也有错吗？”

张春桥马上说：“我们从来听说的是毛主席讲：‘以阶级斗争为纲’，没有听说要以毛主席的某一句话为纲。如果像你这样开了头，也就可以说，以为人民服务为纲、以抓革命促生产为纲，这样不是到处可以为纲了吗’这样的提法是很明显地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

“不管你承认不承认，这个道理你是推翻不了的。”江青几乎是拍着桌子说。

邓小平等他们讲得差不多的时候，突然说：“我的三项指示为纲，是经过毛主席认可的。”

“你胡说，请你邓小平拿出证据来！”江青、张春桥和王洪文几乎同时站出来了。

邓小平说：“一九七五年九月十六日，中共中央发出的《关于大力发展养猪事业的通知》中，就提到了毛主席所说的‘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还是安定团结为好’、‘把国民经济搞上去’这三项指示为纲，这份文件是经毛主席圈阅过的。这是可以作为根据的。”

这一下，把这几个人都镇住了，江青好一阵没有吭气。

邓小平以为自己胜利了。他在会议后向周恩来汇报的时候还说：“他们就怕摆事实讲道理。我把毛主席的指示证据拿出来后，他们立刻傻眼了。政治局的大多数同志都是站在我这一边的，看得很清楚，江青他们根本不得人心。这些人必须和他们坚决斗争才能使他们稍加收敛。”

周恩来提醒道：“我看你还是要谨慎点好，事情不会完的，他们这些人是从来不会就事论事的，这个问题也许他们不再打你了，你们还会在另外一些问题上继续向你开炮。你如果投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就会吃亏。现在，你要采取最大的措施能够争取毛主席的支持。”

事实还是证明周恩来的话是完全正确的。就在这年的十月底，突如其来的风暴又一次把邓小平卷进了漩涡的中心。那天政治局的会议上，华国锋第一个站起来指着邓小平的鼻子说：“小平同志，你又犯错误了，你的这个错误是严重的路线错误。”

邓小平还没有来得及讲话，江青就骂起来：“瞎了眼的，欺负到我的头上，整整专了我三个月的政。三个月不允许我说话，这都是邓小平搞的，你要对你的错误负责。”

“究竟是怎么回事，把问题讲清楚嘛！？’邓小平厉声问道。

于是，华国锋传达了毛泽东的重要指示：

“清华大学刘冰等人来信告迟群和小谢。我看信的动机不纯，想打倒迟群和小谢。他们信的矛头是对着我的。我在北京，写信为什么不直接写给我，还要小平转。小平偏袒刘冰。清华所涉及的问题不是孤立的，是当前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华国锋传达完后，脸沉得像个黑锅底，他瞪了邓小平一眼，继续说：“毛主席认为邓小平同志这一段实在是太猖狂了，对江青同志很不尊重，对江青同志的不尊重实际上也是对毛主席的不尊重。你看，前两月江青和邓小平的争论，现在看来还是江青同志说得对。毛主席又有指示了。”说完，他又继续传达：

“毛主席说，‘社会主义社会有没有阶级斗争，什么‘三项指示为纲’，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斯大林在这个问题上犯了大错误。列宁则不然，他说小生产每日每时都产生资本主义。列宁说建设没有资本家的资产阶级国家，为了保障资产阶级法权。我们自己就是建设了这样的一个国家，跟旧社会差不多，分等级，有八级工资，按劳分配，等价交换。要拿钱买米、买煤、买油、买菜。八级工资，不管你人少人多。’这些重要的指示就把你邓小平同志的问题的盖子彻底揭开了。主席号召我们要彻底地批判小平同志的错误路线，和他的错误划清界限，不要和他的错误搞在一起。”

江青紧接着说：“邓小平的错误主要是他要否定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文化大革命，他要组织还乡团来和我们进行秋后算账。同志们，你们能容忍吗？”

华国锋紧接着说：“当然是不能容忍的。小平同志在这个问题上本应是有教训的，但是他就是不执行。这个问题不解决就会出修正主义。”

“不是会出，而是已经出来了。”江青大声说，“我早就看到了邓小平不服气，他就是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的祖师爷。中央政治局讨论风庆轮问题的会议上，我就看出了端倪。他是有准备的。”

那是一九七四年夏，中国远洋运输总公司组织处副处长李国堂和宣传干事顾广文，被派遣到“风庆轮”号船上协助首次远航欧洲的工作，由李国堂担任政委，顾广文为政治干事。开船以后，担任船长和主持工作的几个领导人提出要在全体工作人员学习中，批判走资派媚外的卖国主义的罪行。李国堂拒绝了，他说：“这个问题不是那么简单的。造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租船，这个口号有一定的合理性。国务院和交通部一向支持国内造船工业，但是在目前国内造船工业尚不能满足远洋运输的情况下，从国外适当买进一些船只，是完全必要的。如果以为只有自己造船就是无产阶级，那么我们花上国家大量的钱效果并不是那么理想。这个问题上有些人是犯了左倾幼稚病。有些人挑起事端，实际上是对准周总理和交通部的领导同志的。”

这时，船上的工作人员引起了争论，顾广文也插话说：“现在全国搞得人人谨小慎微，连戏和电影都看不上了，天天就是那八个样板戏，其余的都是修正主义，我看是太绝对化了。这叫什么马克思主义，简直是乱弹琴。”有人说：“什么马克思主义，是牛克思主义！”李国堂以政委的名义向大家解释道：“国务院的领导同志主张买点船，既有利于改变我国由于船只不够每年要用大量外汇租用外轮的局面，也可以加速发展我国独立的远洋船队。”

他们不知道有人把他们的这些谈话和闲聊的语言记录下来，整理了一份一万多字的报告。给他们扣上了“假洋鬼子”、“代表了一条修正主义路线”等罪名，要置他们于死地而后快。

一九七四年“五一”节刚过，国产第一艘万吨远洋轮“风庆轮”，从上海启航，驶往欧洲，往返航程，三点二万海里，历时一百五十天，于国庆节前夕返回上海。李、顾二人已经大难临头了。

一九七四年十月十二日，《文汇报》和《解放日报》在头版发表评论员文章，借国产万吨远洋输《风庆轮号》归来为题，再一次批判所谓造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租船的修正主义路线。文章写道

“我国近代造船工业发展史，是一部充满尊孔崇洋与反孔爱国斗争的历史。翻一翻中国造船工业发展史，就可以很清楚地看到近代尊孔派的头子都直接插手造船工业。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无论是曾国藩、李鸿章、袁世凯、蒋介石和刘少奇等卖国贼们，都信奉造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租船的洋奴哲学，推行一条卖国主义的路线……”

十月十四日，江青看了这份报告后，马上批示：“交通部是不是毛主席、党中央领导的一个部？有关人员在风庆轮上攻击中央的路线，反映了崇洋媚外的反动思想，实际上是买办资产阶级专了我们的政。”王洪文也批示：“先将李国堂留在上海，发动‘风庆轮’船工进行彻底的揭发批判。交通部必须对李国堂进行严肃的处理，并将处理情况报中央。”张春桥和姚文元都批示，说李国堂是“买办资产阶级的代表。”

一九七四年十月十七日晚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当前的工作。因为上一次会议在讨论解放军总参谋长的人选时，江青、王洪文和张春桥否定了周恩来提出由邓小平担任的建议，所以邓小平对江青这些人并没有什么好的印象。会议开始后，江青把有关“风庆轮事件”的情况又向政治局委员介绍了一下，问道：“请主管这方面工作的小平讲一下，你是什么意见？”

邓小平说：“你们的那个材料，我已经圈阅了，我看还是再调查一下再说。”

“什么？还要调查？你难道不相信革命群众的揭发？这可是一个大原则问题呀。”江青吼起来。

邓小平说：“一切事情的结论产生于调查的末尾而不是它的前头。这可是毛主席的指示。”

江青更火了：“你看起来对主席倒是尊重的，那么我问你，你对批评刘少奇的洋奴哲学是什么态度？你到底是赞成还是反对？你先把这个问题讲清楚！”

邓小平当时拂袖而走，根本不理江青的那一套。

毛泽东静静地观察着政治局里的反映，虽然他在表面上没有支持江青，但是他和她们的思想感情却是完全一致的。也就是说，从那个时候，邓小平就种下了祸根。想到这里时，周恩来心里一阵刀搅般的难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