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hgy818 · 注册时间: 2007-09-13 帖子: 1298

第十一章周恩来说：“看来主席准备结束运动了”

毛泽东刚刚回到北京，周恩来就赶到人民大会堂去看望他。

毛泽东的脸色很好，昨天睡得比较香。一见周恩来，他就高兴地说：“怎么样？老同志都满意了吧？关锋和王力利令智昏，走向反面是必然的。老同志们也要多作自我批评，要跟上时代嘛。”

说完，他把一份记录稿从桌上取过来，递给周恩来：“这是我在视察中的一些讲话，春桥和文元整理了一份，你可以召开个会议，给大家透透风，下一步就要这么于。这个时期过去后，我们就可以召开党的九大了。”

周恩来一阵兴奋，接过那份文件准备认真地学习和贯彻。

第二天，即一九六七年九月二十五日清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向全国广播：“在全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空前大好形势下，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最近视察了东北、中南和华东地区，调查了河南、湖北、湖南、江西、浙江、上海等省市的文化大革命情况。毛主席现在已经回到北京。”

此刻，周恩来正在全神贯注地阅读张春桥整理的那份文件：

“毛主席在视察期间，身体非常健康，对各地的文化大革命情况作了深入调查和极为重要的指示。毛主席提出了‘要斗私，批修’。‘中央、各大区、各省、市都要办学习班，分期分批轮训’的伟大号召。并作了一系列最新指示：‘全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形势大好，不是小好。整个形势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好。形势大好的重要标志是人民群众充分发动起来了。从来的群众运动都没有像这次发动得这么广泛，这么深入’。

“毛主席还说：‘革命的红卫兵和革命的学生组织要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只要两派都是革命的群众组织，就要在革命的原则下实现革命的大联合。’……”

周恩来注意到，在这句话旁，张春桥作了一段批示：“主席关于大联合的指示中，强调了‘革命’的原则。短短的一段话中，主席讲了六次‘革命’，这就是说：我们决不容许反革命的大联合。”

看到这些，周恩来只是轻轻地摇摇头。

“毛主席还说：‘两派要互相少讲别人的缺点、错误，别人的缺点、错误，让人家自己讲，各自多作自我批评，求大同，存小异。’‘正确地对待干部，是实行革命的三结合，巩固革命的大联合，搞好本单位斗、批、改的关键问题，一定要解决好。’‘干部问题，要从教育着手，扩大教育面。不仅武的‘军队’，还有文的‘党、政’，都要进行教育，加强学习。要斗私批修，要拥军爱民，要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把各方面的工作做得更好，把无产阶级立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正在这时，陈伯达进来了。

“主席视察大江南北的重要指示看到了吗？”周恩来问道。

陈伯达说：“春桥同志和我介绍了一下情况。我看主席的指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历史文献，是一年多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最科学、最完整、最精辟、最透彻的总结，是指引全党、全军奋勇前进的灯塔，是保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彻底胜利的最新、最强大的思想武器。”

周恩来笑着说：“你也学会这种会议语言了。”

“不学不行啊。”陈伯达说，“没有这种语言，红卫兵这一关你就过不了。在这‘子教三娘’时代，就得学会这种语言。”

“从主席的指示当中，是不是能够体会到主席有结束这场运动的意思呢？”

“主席早就想结束了，但是阶级斗争是不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的。敌人不断地挑起新的事端，运动老是结束不了嘛。”陈伯达说，“看来这场文化大革命还得继续一个时期。总之，我也不愿这么乱下去了。再乱，就不是乱敌人，而是乱我们了。”

“主席的指示，报告林副主席了吗？”周恩来说，“林副主席也很关心主席下一段的部署和安排，这是大局啊。”

陈伯达说：“军队那边的传达，由杨成武同志负责。他会向林副主席汇报的。据说，林副主席这段也很紧张，主席的部署有许多他也是没想到的。看来还要倒一批人。”

周恩来岔开话题问道：“关锋和王力现在怎么样？本来主席对戚本禹也要采取行动，但是为了给他一个机会，还是把他挂一段时候再说吧。他们也可能暂时不好解决。主席指示，任何人不准提问他们，不准批斗或让群众组织去干扰他们。这是他们和那些黑帮分子有区别所在。”

陈伯达说：“我看杨成武同志和王力及关锋的关系不一般，关锋和王力都隔离审查了很久，杨成武还去看他们。还给他们传达了毛主席的指示……”

“毛主席的什么指示？”周恩来打断他的话，问道。

陈伯达说“他说主席从上海坐夜航飞机回来后，对他说过，‘我们和王力的问题是两条路线的斗争，关锋只是个骄傲的问题。’杨成武当时说：‘除了江青的话外，其余的人的话他都不听。’毛主席说：‘那也不行。怎么能只听一个人的话呢？武汉的问题都是王力不听劝告造成的。他一下车就表态，那还能不乱吗?这是很重要的机密，他怎么能告诉给他们呢？”

从他的话语里，表现出对杨成武极大的不满。

周恩来知道毛泽东的战略部署，他发动向一个人的进攻是善于选择时机和打开突破口的。有时候，一部电影、一篇文章、一本小说都可能成为一场大的政治运动的导火索。那是一九五一年初，江青找他汇报说：“现在有一部电影叫《武训传》，是极端反动的影片，要在全国进行批判，有的人起码要检查。”周恩来此时还不了解江青的特点，就问：“有必要吗？”江青说：“为什么我们有的领导人对农民起义的领袖不感兴趣，却对一个地主阶级的奴才如此歌颂呢？这里有一个立场问题，对人民的态度问题。”周恩来还是没有把她的话放在心上，只是简单地应付了一下，同意她下去调查。

结果，毛泽东亲自写了《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指出：这是全党的一件大事。

社论特别指出：“在许多作者看来，历史的发展不是以新事物代替旧事物，而是以种种努力去保持旧事物使它得免于死亡；不是以阶级斗争去推翻应当推翻的反动的封建统治者，而是像武训那样否定被压迫人民的阶级斗争，向反动的封建统治者投降。我们的作者们不去研究过去的历史中压迫中国人民的敌人是什么人，向这些敌人投降并为他们服务的人是否有值得称赞的地方。我们的作者们也不去研究自从一八四〇年鸦片战争以来的一百多年中，中国发生了一些什么向着旧的社会经济形态及其上层建筑‘政治、文化等等’做斗争的新的社会经济形态、新的阶级力量、新的人物和新的思想，而去决定什么东西是应当称赞和歌颂的、什么东西是不应当称赞和歌颂的，什么东西是应当反对的。”“资产阶级的反动思想侵入了战斗的共产党，这难道不是事实吗？一些共产党员自称已经学得的马克思主义，究竟跑到什么地方去了呢？”

这些话，都是令人感到石破天惊的语言。

周恩来知道，早在一九五○年四月，毛泽东就通过江青向他转达说：“电影《清宫秘史》是一部卖国主义影片，应该进行批判。”到了一九五四年十月，毛泽东又说：“《清宫秘史》实际是拥护帝国主义的卖国主义的影片。《清宫秘史》五年来没有批评。如果不批，就是欠了这笔债。”同年十月十六日，他又说：“被人称为爱国主义影片而实际是卖国主义影片的《清宫秘史》，在全国放映以后，至今没有被批判。《武训传》虽然批判了，却至今没有引出教训。”

当时，周恩来曾经把毛泽东这些话向刘少奇传达过，刘少奇不以为然地说：“我们对这些事最好不要多插手，听其自然也就是了。我从来还没有听说一出戏和一部电影能够使一个国家灭亡的。这事是主席听从他的老婆多了无事生非而已。江青同志在三十年代和文艺界的一些领导同志关系搞得不那么好，总是想找他们一些把柄。我看我们还是都不要小题大做，否则，对党的工作不利。”

这话，周恩来始终没有跟毛泽东讲过。

后来，江青对他又说：“文化部门的一些领导同志，对主席的指示根本不听，而对其他的些什么人的话却是奉若神明，这是不正常的。如果要从历史上看，他们的问题就不那么简单了。”

周恩来耐心地向她作了解释，但就是没有向她说明此事是由于刘少奇的原因。

事实证明，毛泽东对一切不听话的人，是不会轻易放过的。

一九六三年九月二十七日，毛泽东指示：“文艺部门、戏曲、电影方面也要抓一个推陈出新的问题，舞台上尽是帝王将相、家院丫鬟。内容变了，形式也要变，如水袖等等。推陈出新，出什么？封建主义？社会主义？旧形式要出新内容。按这个样子，二十年后就没有人看了。上层建筑总要适应经济基础。

周恩来带着周扬去找刘少奇，研究毛泽东的指示。刘少奇说：“主席的这些话不能作为指示来看待，只能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戏曲和艺术，不能搞行政命令似的领导。我们的领导很多，你说一句，他说一句，人家到底听不听？这样一来，文艺工作就没法子搞了。”周扬很赞成刘少奇的话，说：“少奇同志讲得对，是内行的话。”周恩来不好再说什么了，只得把这事再拖下来。毛泽东的态度逐渐地变得更加强硬了。一九六三年十二月十二日，他又作了一个重要批示：“各种艺术形式——戏剧、曲艺、音乐、美术、舞蹈、电影、诗和文学等等，问题不少，人数很多，社会主义改造在许多部门中，至今收效甚微。许多部门至今还是‘死人’统治着。不能低估电影、新诗、民歌、美术、小说的成绩，但其中的问题也不少。至于戏剧等部门，问题就更大了。社会经济基础已经改变了，为这个基础服务的上层建筑之一的艺术部门，至今还是大问题。这需要从调查研究着手，认真地抓起来。”

半年后，即一九六四年六月二十七日。毛泽东再次批示道：“这些协会和他们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数(据说有少数几个好的)，十五年来，基本上(不是一切人)不执行党的政策，做官当老爷，不去接近工农兵，不去反映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如不认真改造，势必在将来的某一天，要变成像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那样的团体。”同年，毛泽东对他的侄子毛远新说：“文化部是谁领导的？是资产阶级！电影、戏剧都是为他们服务的，不是为多数人服务的。”

在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催促下，文化部搞了一个《公开放映和批判影片<北国江南><早春二月>的报告》。毛泽东在这个报告上批道：“不但在几个大城市放映，而且应在几十个至一百多个中等城市放映，使这些修正主义材料公之于众。可能不只这两部影片，还有别的，都需要批判。”

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毛泽东在和陈伯达、关锋、艾思奇等人谈话时，第四次批判《清官秘史》，说：“有人说是爱国主义的，我看是卖国主义的，彻底的卖国主义。我看他们能顶到什么时候。就是到一百年，我也要批判他们。”

那天，江青跑到周恩来的办公室，向他转告毛泽东的有关意见。他说：“总理还记得吗？一九三六年九月二十日，鲁迅在逝世的前后，发表题为《死》的遗嘱，其中说：‘损着别人的牙眼，却反对报复，主张宽容的人，万勿和他接近。’又说：‘还记得在发热时，又曾想到欧洲人临死时，往往有一种仪式，是请别人宽恕，自己也宽恕了别人。我的怨敌可谓多也，如有人问起我来，怎么回答呢？我想了一想，决定是：让他们怨恨去，我一个都不宽恕。’这里表示了鲁迅对周扬、田汉等一伙人的誓不两立的立场。我和主席学习的就是这种态度和精神。”

周恩来当时认为，他终于明白了这场文化大革命的目的和意义。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场文化大革命包罗的内容越来越多，打倒的对象越来越大，他实在有点吃不透了。现在，研究毛泽东的最新指示，他觉得这场大革命的目的可能已经基本达到，是不是会开始收尾呢？他这样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