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hgy818 · 注册时间: 2007-09-13 帖子: 1298

毛泽东是斗私批修、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伟大典范

作者：梅俏

　　一九七九年在一次“非毛”会议上，毛泽东的一位右派学者朋友指责毛泽东说：“他说过的话，从来就没有兑现过。”我当时听了这话，只觉得“什么树开什么花，什么人说什么话”罢了。随着右派对毛泽东的人身污蔑的加剧，我才看清了这不只是对毛泽东个人的攻击，是对毛泽东所代表的整个无产阶级解放事业的攻击。

　　毛泽东，作为无产阶级的伟大领袖，他从少年时代抱定“改造中国与世界”的宏大志愿开始，就是一位言行一致、理论和实践高度统一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我国爱国将领续范亭曾在延安写诗颂扬毛泽东：“群论领袖不自高，静如处女动英豪；先生品质难为喻，万古云霄一羽毛。”的确，在无产阶级领袖之林里，毛泽东的人格魅力是独具特色的，是难以言喻的。随着他晚年思想的普照，他这种人格魅力将如神州之江河，滚滚不尽，造福于人民；更如天宇之日月，浮云过后，其光辉依旧为世界人民所景仰。右派、走资派先生们所有的诬蔑不实之词，都将随着历史飓风的吹拂变成人世间最肮脏的污物。

　　毛泽东晚年提出的理论，包括斗私批修、限制资产阶级法权这一重大思想，他都是身体力行、率先垂范的。我们可以从以下两方面来叙述。

　　（１）　在重大的思想、路线斗争中，毛泽东总是以高度的自我牺牲精神和自我批评精神，不但为党的正确思想、路线的胜利提供了保证，而且为党铸造了一种长久的精神风范。

　　早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开创时期，毛主席就在军队内部实行官兵一致的平等制度，把袁文才等占山为王的农民造反军改造为人民革命军──红军；并在军民、军政中同样实行这种制度，使军民、军政之间的团结形成了对敌斗争的铜墙铁壁。这就是破除资产阶级、封建主义的等级观念，实行无产阶级的平等观念，使中国第一块革命根据地“风景这边独好”。毛主席时常教育红军指战员，要爱护老百姓的一草一木。部队借住群众的房子，出发前一定要打扫干净，门板要上好，柴禾要捆好，缸里的水要装满；吃了老乡的米、油、盐，都要按市价算留钱，并亲自制定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那时，生活异常艰苦，吃的主要是南瓜、薯类。就是在这时，贺子珍来到毛主席身边，她看到毛主席身子骨儿很瘦，就下河给毛主席捞鱼吃，毛主席说蛤蜊也能吃，她就去捞蛤蜊。毛主席就是病，跛子疟疾打得起不了床，还是同士兵和工作人员吃同样一份的饭和菜，硬是拒绝被服厂多发他一套衣服。正如董必武讲的：“没有全党的吃苦耐劳，不能领导民众；没有领袖的吃苦耐劳，不能领导全党。”毛主席就是以这种自我牺牲精神培育了“井冈山精神”。

　　长征，是挽救中国革命的壮举。诗人、小说家魏巍把它比喻为“地球的红飘带”，其象征意义是很深远的。在那横跨十一个省，长驱两万五千里，上有敌机轰炸，下有敌军围堵的极度艰难困苦和危险万象的环境下，毛泽东和普通红军一样，硬是凭着自己的一双脚走了下来。每说起长征，人们就会想起雪山草地的艰苦，大渡河的惊险，殊不知毛泽东除去自己像普通红军战士一样，克服这些艰难险阻，还要考虑如何指挥全军闯过这一道道险关。每到宿营地，毛泽东的第一项任务就是要求警卫员把办公的地方准备好，他顾不上休息就摊开了地图，思考着下一步的行动，一忙就是一个通宵。敌人的飞机、炸弹，也并没有因为他是毛泽东而放过他。过草地时，敌人飞机投下的炸弹就落在他的身边，亏得他的警卫班长胡章保奋不顾身地伏在他身上掩护了他。胡章保牺牲了，毛泽东感动得热泪盈眶。当年的红四团政委杨成武回忆：过草地时，毛泽东将自己的晚餐三个鸡蛋大小的青稞面做的窝头给了他。这使他几十年后回忆起来都感动不已……这样的艰苦行军，多少人因饥饿倒下了，再也没有爬起来；又有多少人死于疾病和疲惫；雪山峰顶稀薄的空气，使多少英雄气绝而亡；漫无边际的草地又使多少人精力耗尽……人世间从来没有过的奇迹，红军战士创造了。毛泽东是他们中骄傲的一员，同时也是率领红军创造这一奇迹的领路人。“长征精神”成了中国共产党人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代名词。
　　在延安时期，毛主席这种自我牺牲精神更是无与伦比。为了筹谋抗日战争胜利的蓝图，毛主席夜以继日地撰写《论持久战》一书。工作人员把饭热了又热，他就是顾不上吃。隆冬寒天，工作人员给他脚下放了一个火盆，火硬是把他的棉鞋烧了一个大洞，他都不知道。当时，没有小汽车，中央领导外出都是骑马或步行。一位爱国华侨送来两辆小汽车，管车的同志首先分给毛泽东一辆。毛泽东则提出：“分车一要考虑军事工作的需要，二要照顾年纪较大的同志。”按照这个原则，他坚持一辆让管军事的朱德总司令用，一辆给延安的“五老”（徐特立、董必武、谢觉哉、林伯渠、吴玉章）用。但大家仍认为应分给毛泽东一辆，由于他的再三坚持，也只得作罢。后来，一次毛泽东骑马去枣园开会，返回时因马受惊，他从马上摔下来，左手被摔伤。朱老总和“五老”都要把车让给他坐，车开来了，他仍坚持骑马回去。伤还未愈，他又要去中央礼堂作报告。机灵的警卫悄悄地把车叫来了，对毛主席说：“主席胳膊摔伤了，不方便，就坐这一回吧。”可是，毛主席却风趣地说：“胳膊摔伤不耽误两条腿走路嘛！走！”说完，就大步向中央礼堂走去。他给徐特立写信夸赞徐老是“革命第一，工作第一，他人第一”，他自己就是这“三个第一”的模范执行者。他独创的整风运动，连斯大林都不理解，他却当着一大群知识分子的面，讲自己思想改造的历程。他说：“我是个学生出身的人，在学校养成了一种学生习惯，在一大群肩不能挑手不能提的学生面前做一点劳动的事，比如自己挑行李吧，也觉得不像样子。那时，我觉得世界上干净的人只有知识分子，工人农民总是比较脏的。知识分子的衣服，别人的我可以穿，以为是干净的；工人农民的衣服，我就不愿意穿，以为是脏的。革命了，同工人农民和革命军的战士在一起了，我逐渐熟悉他们，他们也逐渐熟悉了我。这时，只是在这时，我才根本地改变了资产阶级学校所教给我的那种资产阶级的和小资产阶级的感情。这时，拿未曾改造的知识分子和工人农民比较，就觉得知识分子不干净了，最干净的还是工人农民，尽管他们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还是比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都干净。这就叫做感情起了变化，由一个阶级变到另一个阶级。”对知识分子他是这样推心置腹，对党内的思想改造，他也是率先立言。他说：“必须明白：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不了解这一点，就不能得到起码的知识。……和全党同志共同一起向群众学习，继续当一个小学生，这就是我的志愿。”伟大的整风运动成为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独有的思想改造运动，它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基础，也为一个农民众多的国家建立无产阶级先锋队创造了丰富的经验。从此，延安整风就成为延安精神的灵魂，成为我们党以后历次整风的借鉴。

　　在整风运动中，出现了一些偏差，错整了一些同志，毛主席发现后，立即给被错误审查的干部平反，并公开作自我批评。一九四四年九月二十四日，他在延安大学开学典礼上谈到这个错误的时候说：“今天要行个脱帽礼，脱去给人家戴错的帽子。共产党办事，不明白的时候是会犯错误的，明白了以后错误就要改正，这样做才是正确的。”一九四五年二月二十五日，在给中央党校五部、六部的学员讲话时，他又进一步检讨说：“党校就犯了许多错误，谁负责？我负责，因为我是党校的校长。整个延安犯了许多错误，谁负责？我负责，因为发号施令的是我。别的地方搞错了，谁负责？也是我负责，因为发号施令的也是我。”当时他马上立正，向被戴错了“帽子”的同志敬了一个礼，说：“我现在把帽子给你拿下来，赔一个不是。”他还说：“我们对人民讲的话，作出的决议案，制定的这样那样的政策，都是这样，凡是搞错的，都要修正，赔一个不是，老老实实地赔不是。我们要有这样的态度，这叫做什么态度？自我批评的态度。”他的自我批评，使在场的同志很受感动。同一时期，他在给烧炭工人张思德开追悼会时发表的著名讲话《为人民服务》里，把自我批评同这个共产党人崇高的宗旨联系起来，说：“因为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所以，我们如果有缺点，就不怕别人批评指出。不管是什么人，谁向我们指出都行。只要你说的对，我们就改正。你说的办法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照你的办。”到了中共七大，他在报告里为党制定了“三大作风”，即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和自我批评。在讲到自我批评时，毛主席动情地说：“无数革命先烈为了人民的利益牺牲了他们的生命，使我们每个活着的人想起他们就心里难过，难道我们还有什么个人利益不能牺牲，还有什么错误不能抛弃吗？”无疑，延安精神同样是毛主席亲自培育出来的。正如董必武讲的：“我们大家都自认为是毛泽东的学生，我所了解的毛主席有两种特别精神：一是为老百姓当勤务员，一是实事求是。”

　　一九四九年春，党中央从延安迁移到晋察冀根据地一个小村庄，即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在这里，党中央举行了七届二中全会。毛主席在会上作了著名的报告，为新中国的建立描绘出灿烂的前程。我们在此文前面已经指出，这个报告是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奠基石。在报告的最后，毛主席像站在祖国黎明前迎接东方日出一样，激情满怀而又万分清醒地向人们描绘说：“夺取全国的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如果这一步也值得骄傲，那是比较渺小的，更值得骄傲的还在后头。在过了几十年之后来看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的胜利，就会使人们感觉那好像只是一出长剧的一个短小的序幕。”我们研究了毛主席晚年的理论和实践，不就有这种感觉吗？毛主席在报告里论述了建国后面临的内外阶级斗争任务后，提出了“两个务必”的著名警告：“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毛主席还说：“我们有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武器，我们能够去掉不良作风，保持优良作风。”显然，离开了阶级斗争这个大前提，倡导“两个务必”，那是绝对学不好“西柏坡精神”的。

　　毛主席在西柏坡不但指挥了震惊中外、使蒋家王朝走向灭亡的三大战役，而且那时就“以苏为鉴”，制定了不准给党的领导人祝寿，不准用领导人的名字命名。一九四九年一月三十一日，北平和平解放。华北局和华北人民政府也搬到北平办公。三月二十一日，为迎接党中央和毛主席来北平，林彪、叶剑英、聂荣臻、薄一波等开会研究，决定开个简单的欢迎会，以示庆祝；并提出，庆祝活动不宜扩大。他们把这一决定报告了中央，毛主席坚决不同意，并让周恩来电告华北局说：“闻此地将举行庆祝大会，主席认为不妥，连北平也不要开庆祝大会，因以我党中央迁移名义，号召人民庆祝并不适当，望速停止北平及各地庆祝活动。”接到电报后，各地的庆祝会立即停止。

　　毛主席就是这样在作了一系列的准备以后，才离开西柏坡。临走的时候，毛主席兴致勃勃地说：“今天是进京的日子，不睡觉也高兴啊。今天是进京‘赶考’嘛。进京‘赶考’去，精神不好怎么行呀？”周恩来也笑着说：“我们应当都能考及格，不要退回来。”毛主席说：“退回来就失败了。我们决不当李自成，我们都希望考个好成绩。”又说：“我们进北平，可不是李自成进北平，他们进了北平就变了。我们共产党人进北平，是要继续革命，建设社会主义，直到实现共产主义。”

　　可见，“西柏坡精神”，是继续革命的精神，是无产阶级利用自己的政权向资产阶级开展斗争的精神，是防止资产阶级“糖衣炮弹”袭击的预警精神。这一点，在毛主席亲自审阅出版的“毛选”关于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的题解里写得很清楚。但是，到了一九九一年二月，“毛选”里就作了重大的修改。原题解写道：“使中国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转变为社会主义社会的总任务和主要途径。”把“总任务和主要途径”改为“发展方向”。并且挪了一个位置，以便突出原题解里这样一段话：“特别着重地分析了当时中国经济各种成分的状况和党所必须采取的正确政策”。在这句话之前，还多加了一句：“城市工作必须以生产建设为中心。”原题解写道：“指出中国实现社会主义改造的必由之路，批判了在这个问题上的各种‘左’右倾向，并且确认中国的经济发展将有较高的速度。”这样一句重要的话，全部被删除了。原题解里写道：“毛泽东同志估计了中国人民民主革命胜利以后的国内外阶级斗争的新形势，及时地警告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将成为对于无产阶级的主要危险。所有这些，都使这个文件在很长的历史时期中具有伟大意义。”这后一句也被删除了。不难看出，这篡改是很精心的。一、把明确的语言改成模糊语言；二、全面抹煞社会主义改造和对‘左’右倾的批判；三、否定社会主义建设的高速度；四、否定这个文件的历史意义；五、从文件中抽出一句为他们搞“唯生产力论”所用的话。这同他们在“出版说明”里说的“对有些题解，作了少量史实和提法方面的修正”能符合吗？是改少量史实吗？是改某些提法吗？都不是。他们就是要改掉那些画龙点睛的句子，以便误导人们阅读，淡化这个文件的思想光芒。

　　我国的修正主义者先生们为什么要做这样卑鄙的篡改呢？他们是要以此来否定毛泽东同志建国后的一系列革命实践活动，把毛泽东同志描绘成一个错误累累的人，以便证明他们的伟大、超人。在否定毛泽东同志的理论和实践的同时，对毛泽东同志的人格也进行种种的攻击和污蔑。人们不禁要问：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都是毛泽东同志亲自培育的，为什么此后就没有了呢？不是没有，是有人害怕，怕这种精神使他们相形见绌；怕这种精神一旦为群众所掌握，就会变成他们的坟墓。这就是毛泽东同志以更大的勇气和智慧培育起来的、以革命造反精神为主线的北京精神。

　　北京精神，择其要点有三：

　　１、敢于向帝、修、反宣战，并战而胜之。积二十八年的浴血奋战，人民有了自己的政权。毛泽东深知这个政权来之不易，更知这个政权的神圣职责。他为人民掌管这个政权，首先勇敢地向以美帝国主义为首的侵略势力宣战；接着，又勇敢地向以苏修叛徒集团为代表的现代修正主义宣战；向以尼赫鲁为代表的各国反动派的挑衅宣战。这些战斗，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震惊世界的大事件，是帝、修、反闻风丧胆的大事件，是铸民魂、壮国威的大事件；这些战斗，也深含着毛泽东的心血、智慧和流芳百世的自我牺牲精神。

　　以抗美援朝为例。一九五零年，美帝国主义纠集联合国十几个国家的军队，向社会主义兄弟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开战，战火很快烧到鸭绿江边。金日成首相急电中国领导人“急盼中国人民解放军直接出兵援助我军作战”。但是，刚刚成立的人民共和国正处在百废待兴的困难时期，而这场战争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第一场大规模的国际性局部战争”，打起来会怎样？人民共和国能承受得了吗？很多人不同意出兵。这成了毛泽东一生中最费踌躇的一件事。在中央会议上，毛主席让大家着重摆摆出兵的不利情况以后，深沉地说：“你们说的都有理由，但是别人处于国家危急时刻，我们站在旁边看，不论怎样说，心里也难过。”毛主席终于说服了大家，决定出兵朝鲜。十月十三日深夜，毛泽东发电给正在莫斯科同斯大林会商的周恩来，说在苏联不愿出动空军掩护我志愿军的条件下，“我军还是出动到朝鲜为有利”。“对中国、对朝鲜、对东方、对世界都极为有利”，“总之，我们认为应当参战，必须参战，参战利益极大”。据说斯大林得知此电后，感动得落下了眼泪。

　　就是在酝酿这件事时，毛泽东的大儿子毛岸英，看到父亲卧室大床的床头放着一本《东周列国志》，上面划了线的一段是“假吾道以伐虢，虢无虞救必灭，虢亡，虞不独存……”的话，他便联想到唇亡与齿寒的道理，知道父亲正在为出兵朝鲜而绸缪。这时的他，已从苏联回国五年了，不但懂得俄、英、德三种语言，在苏联卫国战争中参加了对德国法西斯的大反击战，受到斯大林的接见并赠一把手枪的褒奖。而且听从父亲的教诲，改掉洋腔洋调，深入农村向劳模学习，参加土改运动。这时又在北京机器总厂任党支部副书记，下放挂职锻炼。他对中国革命、对毛泽东思想有着深刻的理解。毛泽东在书上的划线触动了他。人说这是毛泽东在读书，毛岸英在读父亲。就在父亲设家宴为志愿军总司令彭德怀饯行时，毛岸英确定了要去朝鲜。这时，彭德怀身边需要一名懂俄语、又经过政治考验并可靠的翻译。代总参谋长聂荣臻立即向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请示怎么办，毛主席立刻就说：“那就让岸英去吧，我通知他。”毛主席就是这样派自己心爱的儿子去朝鲜打仗。难怪彭德怀称：“毛岸英是志愿军里的第一人！”

　　毛岸英牺牲后，彭德怀回国向毛泽东汇报朝鲜战况时，讲了岸英不幸英勇牺牲以及将他的忠骨埋在志愿军总部驻地的简要情况。毛泽东沉默良久。他一家为革命已经牺牲了五位亲人（夫人杨开慧；弟弟毛泽民、毛泽覃；堂妹毛泽建；侄儿毛楚雄），岸英是第六位了。请问世界上亘古以来有这样的领袖吗？没有。毛泽东掐着手指头数了一遍，点点头说：“岸英刚满二十八岁，他尽到了自己的责任。”说完，毛主席站起来望着彭总说：“革命战争，总是要付出代价的。为了国际主义，反对侵略者，中国人民把自己最优秀的儿女，组成志愿军，开赴朝鲜前线，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牺牲了多少个优秀战士。岸英是属于革命烈士中的一员。你回去要讲，岸英是志愿军的一名普通战士。至于岸英的遗体没有运回国内，埋在朝鲜的国土上，体现了我们与朝鲜人民同甘苦、共患难的革命精神，也说明我们中朝两国人民的友谊是用革命烈士的鲜血凝成的。你们做得好，做得很好。”彭总回朝鲜传达以后，大家都非常激动。因为毛主席在这里视亲人的牺牲为普通战士的牺牲，言语间没有任何特殊的地方。这当然是对前方将士的巨大激励。后来毛泽东还宽慰过彭总，说：“岸英是一个普通的战士，不要因为是我的儿子，就当成一件大事。”所以，岸英牺牲后，没有任何特殊的宣传。

　　一九五一年三月，同乡少年时期的老友周世钊问起毛岸英为什么要上前线的问题，毛泽东深情地回答说：“当然你说如果我不派他去朝鲜战场上，他就不会牺牲，这是可能的，也是不错的。但是你想一想，我是极主张派兵出国的，因为这是一场保家卫国的战争。我的这个动议，在中央政治局的会议上，最后得到了党中央的赞同，作出了抗美援朝的决定……要抗美援朝，我们不只是物资的援助，金日成同志的告急电报是明写的‘亟盼中国人民解放军直接出动援助我军作战’，要作战，我要有人，派谁去呢？我作为党的主席，作为一个领导人，自己有儿子，不派他去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又派谁的儿子去呢？人心都是肉长的，不管是谁，疼爱儿子的心都是一样。如果我不派我的儿子去，而别人又人人都像我一样，自己有儿子也不派他去上战场，先派别人的儿子去上前线打仗，这还算是什么领导人呢？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岸英是个年轻人，他从苏联留学回国后，去农村劳动锻炼过，这是很不够的，一个人最好的成长环境就是艰苦！在战斗中成长要比任何其他环境来得更严更快。基于这些原因，我就派他去朝鲜了。”

　　毛泽东在这里所谈的两点，完全是无产阶级领袖超人的品质：无产阶级的阶级情大大超过了常人的亲情。他虽然说“不管是谁，疼爱儿子的心都是一样”，但无产阶级领袖始终把自己看成人民群众中的一员，要动员人民群众干的事，首先自己就要带头干。只有这样，才能动员人民，组织人民，领导人民；才能说话管用。这个最浅显的道理，为什么在有些人那里做起来是那么难呢？就是因为他们从来不把自己看成人民群众中的一员，相反，把人民赋予他们的那份权力视作特权，带头干艰苦、牺牲的事压根儿就没有他们的份儿；他们利用特权逃避一切应尽的职责，捞取一切有用的好处。毛泽东所说的第二点，那完全是无产阶级领袖根据自己的切身体验向青年人提出的成长道路：“一个人最好的成长环境就是艰苦！”这个道理也很浅显，但是做起来却是多么的难啊！我国的右派先生们，他们跟着走资派们一块儿非毛，抓住这里的第二点，污蔑毛主席派儿子上前线是为了“镀金”。请问右派先生们，你们可曾问过你们追随的走资派们，他们可曾干过这种事么？他们替儿女在干什么？老百姓和你们说的完全相反。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我国一些领导人纷纷送自己的儿女下商海、倒买卖、赚大钱。群众气愤透了，到处流传着：“毛主席送儿子上前线，×××教儿子倒彩电。”邓大人的大公子在神州大地第一个开公司，到处化缘要钱，一位省委书记面对他说：“朴方同志，管钱的是政府部门，我是管党的啊！”婉言拒绝了他。可是不久，这位书记同志就被调离，到中央党校去了。这不是利用老子特权谋私利而打击迫害敢于反抗的人吗？现在，这些高干子弟已经远远不是倒彩电的问题了，他们已经侵吞国家大量资产，有的和外商勾结，吃里爬外，成了名副其实的官僚买办资产阶级。这正应了毛泽东的话：高级干部的子女不管好，“总有一天要犯罪的”；“如果我们不严格要求我们的子女，他们也会变质，可能搞资产阶级复辟，无产阶级的财产和权力就会被资产阶级夺回去。”

　　毛泽东的心胸还不至此。他把无产阶级情愫同亲情紧紧地结合在一起，导演出一幕幕非常感人的故事。儿子牺牲了，他要安慰儿媳，他用古诗“青山处处埋忠骨，何须马革裹尸还”，劝慰儿媳明白为什么岸英的遗骨没有运回国。当儿媳守寡１２年坚不再嫁时，无奈之中，毛泽东让二儿媳去劝她。谁想到她道出的“心结”让毛泽东的心灵受到了震撼。儿媳说：“岸英瞒着我去了朝鲜，再也没有回来，我最后连他的尸骨都没看到，连他的墓地都没去过，怎么可能考虑再婚的事？！”为了这对夫妻的情深意笃，也是为了自己的“疏忽”，毛泽东双眼淌下了不多见的泪。后来，毛主席安排秘书陪伴她们去朝鲜为岸英和长眠在那里的志愿军烈士们扫墓。临行，毛主席拿出自己的稿费为他们每人置了身新衣服，并嘱咐说：“你们去看望岸英，这是我们家的私事。不准用公家的一分钱；不要惊动朝鲜的同志；住在大使馆里；也不要呆得太久。”儿媳在完成了这个心愿以后，才听从了毛主席的劝说，与一位空军干部结婚。

　　毛泽东就是这样把自己看成人民群众中的一员，鄙视任何特殊化，在国家和民族危难时刻，想的是人民和国家的根本利益，想的是国际主义的神圣职责，并且尽可能地作出个人的最大贡献和牺牲。人民对这样的领袖能不爱戴吗？这就是毛泽东敢于向帝、修、反挑战并打败他们的根本动力。

　　２、敢于做前人没有做过的事，闯出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道路。

　　一九五四年九月十五日，毛泽东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致开幕词说：“我们正在做我们的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极其光荣伟大的事业。”此后，进行的社会主义三大改造运动，整风、反右派运动，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整风整社、“五反四清”、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直到震惊世界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都是毛泽东领导人民在做前人没有做过的事，都是为闯出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道路的伟大事业。这一系列人民群众运动，既像火山爆发一般开掘出人民群众自己创造自己历史的主动精神，也闪耀着毛泽东把握历史航程、启开人民觉悟、引导人民前进并善于总结人民创造的高超的领导艺术。在这条道路上，毛泽东经历了艰辛的探索。

　　每临大事，毛泽东都是废寝忘食、夜以继日地工作着。一九五七年，毛泽东在发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和召开最高国务会议的前夕，工作人员回忆说：“夜深了。我陪伴着毛主席，他已经三天两夜，很长时间没有吃饭了。每逢大事，主席的生活便无规律可言。忽然，主席将头向上仰去，张开嘴，深深地吸气。我抓住时机，请主席吃饭。他摇摇头又点点头，说：‘不用了，你给我烤几个芋头来就行。’我到厨房烤熟六个小芋头端去。一进门，就听到响亮的鼾声。他左手拿文件，右手拿笔，又睡着了。我便退到门口坐等，十几分钟后，主席咳嗽一声。我手捧碟子进去：‘主席，芋头烤好了。’主席放下笔和文件，双手搓搓脸，说：‘噢，想吃了。’他拿起一个芋头认真剥皮，吟诵起他过去的一首诗：‘东方欲晓，莫道君行早……’自得其乐。”

　　这个年头带给毛主席的是：一、苏共二十大召开以后，国际上掀起了反苏、反共、反人民的逆流，社会主义国家发生了波匈那样的动乱事件。社会主义向何处去？二、我国虽然胜利地完成了三大社会主义改造任务，但党的八大决议竟然背着毛主席提出国内阶级斗争任务已经完成，主要矛盾是什么“先进的生产关系和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三、我国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和国际上的逆流相呼应，在国内利用共产党整风之机，向党发动了猖狂的进攻。就是在这种形势下，毛泽东吃不下饭，睡不着觉。其情景几乎和在延安窑洞里写《论持久战》一书一样。如果说当年的“东方欲晓”吟咏是为了探索旧中国如何变成新中国的道路，那么，这时的“东方欲晓”吟咏就是为了探索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道路。就是经过这样艰苦的思索，然后又经过自己四次修改和七次征求意见后修改，毛泽东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一著名论著。这一论著奠定了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道路，廓清了当时国际国内的混乱思想，连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人都表示受益匪浅。

　　就是在这一著作的光辉思想指导下，中国人民很快取得了整风、反右的伟大胜利，并在此基础上，出现了一九五八年的大跃进。毛泽东对自己的探索变成了群众的探索非常高兴，他以前所未有的热情和兴趣，投身到群众的实践中。正如他在一篇文章中描绘的那样：“除了别的特点之外，中国六亿人口的显著特点是一穷二白。这些看起来是坏事，其实是好事。穷则思变，要干，要革命。一张白纸，没有负担，好写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画最新最美的画图。”他不但这样讴歌和鼓励人民群众的探索，而且身体力行，到人民群众中去考察。李琦的著名国画《毛主席走遍全国》生动地反映出这一历史真实。就是在这一年，毛主席提出了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的重大课题，使全党全民意气风发地建设社会主义。

　　毛泽东的探索受到了空前的挑战。先是莫斯科会议因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遭到中国党的抵制，心怀不满，就对中国的大跃进进行攻击，直到他最后一次访问中国，在欢迎宴会上，将矛头直指中国，称我们整整建立了十年的社会主义国家是“一只好斗的公鸡”。接着，是党内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利用庐山会议纠‘左’任务快要完成的时候，否定大跃进。这种国内外否定中国人民群众探索的反动思潮，毛泽东难道能容忍吗？身边工作人员回忆说：“主席在庐山会议的时候，好几天没吃饭……管理员也着急了，问主席这几天吃饭吃不好，是不是饭做得不好。主席说，不是你们的事。他就说了这么一句，你再不能问他别的了。据我知道，三天，正式的三天不怎么吃饭，端上去了，拿下来了，吃也吃一点。咱不知道什么事……不但是我们不知道，再往上七八个级的也不知道，不是中央委员级的，谁也不知道，不准进去呀。”可见，毛泽东对“彭大将军”的“直言”，下决心反击下得并不轻松。当时，毛主席还写了一首《登庐山》诗：“一山飞峙大江边，跃上葱茏四百旋。冷眼向洋看世界，热风吹雨洒江天。云横九派浮黄鹤，浪下三吴起白烟。陶令不知何处去，桃花源里可耕田？”毛泽东后来评述说，这首诗是答复政治局里反对他的那些家伙的。其实，反对他的那些人，实际上都是大跃进的“冷眼旁观者”，是群众运动的促退派。他们的世界观和毛泽东截然相反。

　　毛泽东的探索继续前行。他是最早发现“左”的错误的，也是最下力气纠“左”的。庐山会议后，他着力解决人民公社内部管理问题。毛泽东这一时期的探索，充分表现出一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在政治上的远见卓识和实事求是。他深知人民公社制度的建立是他探索的这条道路的具体化，有着深远的历史意义。他不顾年事已高，在派出一个个调查组后，自己也深入到下面，亲自做调查。传说随着这次调查，他还回了一趟故乡韶山。在那里，他会见了众多的乡亲，和他们促膝谈心，设宴请他们吃，并和韶山小学的孩子们合影留念。正是在这一广泛调查的基础上，制定了人民公社六十条，使人民公社迈上了健康发展的道路。笔者当时在北大读书，听了这一传达，心里非常激动，就写了一首题为《风尚》的长短句：“南岭苍苍，北湘泱泱，七十老人还故土，一夜水乡着春装。农翁四座评国事，童子携手问短长；纸上鱼龙跃，和颜似煦阳。万千言语化为柱，公社大厦得栋梁。三十四年，一篇文章；江山改，风尤倡！　静夜起宏图，微晨步出庄，满眼江南塞北，九百六十万平方。一山一水底蕴知，好与天公相较量。领袖经纶，人民汗创；建就神州作长桥，留与环球奔理想。举目望，又苍茫：‘大哉乾坤，吾道犹长！’”“一篇文章”是指《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那时，还没有路线觉悟，只想到和自然界作斗争；但是，毛主席率领我们党在走新路，那是明确的。

　　在探索中，毛泽东非常注意同群众的关系。尊重人民，向人民学习，是毛泽东一生的指导思想。如同在红军初创时期，部队转战，每到一地，他都要教育红军指战员，要放下架子，当群众的小学生；干部到群众中去，不要带传令兵、秘书。如果你摆架子，群众就不愿接近你，更不会同你谈心里话。人民公社的调查研究，毛泽东更是如此。一位工作人员回忆说：“为了听点真话，他（毛泽东──引者）搞突然袭击，停了车马上通知县委，周围的县委、生产队来开会，连省长也是临时通知的。主席就问：‘现在深耕密植做得怎么样？热情是好的，但是有时候效果并不好。深耕，耕多深，你们县长最大，你们县里边密植多少，深耕多深，你谈谈。’那些干部都可能是慌里慌张从家里、地边拽出来的，都傻眼了。那次给我印象很深的是，他说：‘县太爷要为民办事，不能不为民办事，你这县太爷脱离群众。你们光听汇报，坐在家里，是不了解民情的，这象牙塔里边的县太爷要打倒。’后来大伙也不敢说，静极了。后来他说：‘你们相信不相信上帝呀？’当时干部都傻了，主席还信上帝？都不敢说话。主席说：‘这上帝呀，就是人民，就是老百姓，我们要是惹怒了这上帝呀，他非让你垮台不行。’这时候我那机器（摄像机）还哗啦哗啦拍，主席斜我一眼，警卫就向我招手，我可想听了，可是仍然让我出来了。”为了不脱离群众，毛泽东一生都出行从简，不喜欢前呼后拥。即使在文革天安门上接见红卫兵那样的宏大场面，他也是如此。在第七次集会上，７３岁的毛泽东抓紧麦克风喊道：“同志们万岁！你们要政治挂帅，到群众里面去，和群众在一起，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得更好。”这是整个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面对面地向他信赖的中国民众发表的仅有的几句话。当时，有人对这样的场面很担心。叶剑英提出来毛主席的安全问题。他说，要给毛主席搞一套防弹服穿上。汪东兴是反对的。后来防弹服弄好了，毛主席那时住在游泳池，汪东兴把这套衣服放到主席那儿，说：“我受叶剑英的委托，给你送这个防弹服。”毛主席当时就摆手，意思说拿走。他说：“如果说你们怕群众，你们拿去穿，我毛泽东不穿。人民群众不会搞我的，坏人想搞我也搞不了……”毛泽东就是以这样的自信发动文化大革命。

　　对于毛泽东的这种探索，后来资改派是全面否定的。他给毛泽东戴了一顶“左”的帽子，认为毛泽东从大跃进开始，一直“左”到文化大革命。就是说，它比我们党历史上两次左倾路线危害的时间还要长。究竟什么是“左”，什么是右，毛泽东曾有这样的解释。他说：我们要根据具体的条件办事，是自然地而不是勉强地达到我们的目的。比如生小孩子，要九个月，七个月的时候医生就一压，把他压出来了，那不好，那个就叫左倾。如果他已经九个月了，小孩子实在想出来，你不准他出来，那就叫右倾。总而言之，事物在时间中运动，到那个时候该办了，就要办，你不准办，就叫右倾；还没到时间，你要勉强办，那就叫左倾。毛泽东是这样生动形象地阐述唯物辩证法，他的探索也是严格按照这个哲学思想行事的。怎么能把“左”的帽子戴到他的头上呢？经过二十多年资改派的反左，人们已经看清了他反的不是“左”，反的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反的是革命，反的是群众的社会主义运动，为的是实现他“要搞一段资本主义”的复辟愿望。当着中国已经沦为资本家的乐园时，人们是多么怀念和企盼毛泽东带领我们所开创的这条社会主义金光大道啊！

　　３、善于渡过曲折，目标始终如一。毛泽东率领中国人民实现上述两个“敢于”时，总是要遇到种种困难和曲折。对于这些困难和曲折，毛泽东总是善于渡过的。他把战略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总是紧紧结合在一起。而每当困难和曲折来临时，他都表现出非凡的自我批评和自我牺牲精神。如上所述，延安整风时期，他有“脱帽精神”；大跃进时期，他把自己赞同了的高指标，比喻成自己树立起的菩萨，要把它推倒就是了。为大跃进中间出现的问题，他反反复复做自我批评。他甚至拿他第一次打败仗来类比大跃进中的失误。这种真诚的自我批评，赢得了党内绝大多数同志的信服，为纠正错误提供了强大的动力。多少年后，当资改派们抹黑这段历史时，正直的共产党人如黄克诚、陶鲁笳都挺身而出，说毛主席的错误不过是急了点、快了点；而且毛主席都做了自我批评。使资改派们的抹黑变成了无耻谎言。同样，林彪事件出现以后，毛主席在解决这一事件中花费精力过大；“九·一三”事件又突然降临，使得毛主席大病一场。毛主席一经恢复，就着手为“二月逆流”平反，自我检查是听了林彪的一面之词；并亲自写批示，为二十几个冤案甄别平反；还督促政治局解放了一大批干部。这就为后来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创造了条件。

　　毛泽东一生经历了无数的艰难险阻，最复杂的莫过于三年暂时困难时期。刘少奇说，那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这话说来也对。问题在于这“人祸”如何解释。在他看来，那完全是毛泽东“左”的错误造成的。什么叫委过于人？刘少奇在大跃进初期，大肆鼓吹“共产风”，毛泽东着力纠“左”时，他既不作自我批评，又不协力相助；困难来临以后，又大刮右倾翻案风。要说人祸，他这种先“左”后右、形“左”实右的表演，才是最大的人祸。至于苏修叛徒集团背信弃义，撕合同、撤专家、逼还债，美帝封锁，蒋介石叫嚣要窜犯大陆等等，只是这“人祸”的外力而已。毛泽东在这内外交困的情势下，以坚定的自我牺牲精神带动和鼓舞全党和全国人民一道战胜困难。一九五九年底，毛泽东考虑到国民经济和人民生活的暂时困难，便郑重其事地向工作人员宣布：不吃肉，不吃蛋，吃粮不超定量！他不喜欢吃牛羊肉，只喜欢吃猪肉。但是，在最困难的日子里，他曾经七个月没吃一口猪肉。有时工作一天只吃一盘子马齿苋或炒菠菜。身边人回忆：毛泽东身材高大的体重，这时下降到七十五公斤。毛泽东还把自己的工资由每个月的６１０块钱调低到每个月的４０４块８毛。即使这样，他也没有断了对身边工作人员的支持，有的支持两三次。一位警卫战士家的房子被水灾冲塌了，他叫管理人员给他三百元钱回家盖房子。这位警卫战士回来感谢毛主席，毛主席说：你在我身边工作，这点帮助是应该的，再说我的工资也是人民给的。有人说，前一句话我可能说得出来，这后一句话可只有毛主席才能说出来。在那国务缠身的日子里，毛主席还要过问家务，对于每一分钱的开支，他都坚持谨慎态度，每个季度都要亲自审核全家人的花销。百万元的稿费，他都叫组织单独管理，不准随便乱花。请问，这样严以律己的领袖世界上还有吗？

　　综上所述，毛泽东就是这样培育出北京精神的。毛泽东少年离开家乡时写了一首《赠父诗》说：“人生无处不青山”。他走到哪里，工作到哪里，就把革命精神培育到哪里。北京精神就是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的集大成，就是毛泽东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伟大理论的组成部分。那最集中的代表就是天安门广场八次接见红卫兵和革命师生的旷世壮举，正像一位诗人歌颂的那样：“那天安门最精彩的一笔。”北京精神是他“改造中国与世界”的宏伟志愿的现实蓝图。它将鼓舞中国人民为继续实现这个宏大的志愿而奋斗！

　　（２）　毛泽东对家中的每位亲人都是严师益友。在家庭、亲情这个领域里，他也是以革命和人民的需要来严格要求他们，有时表现得“无情胜有情”。

　　我国的小右们好像黔驴技穷一样，在非毛的闹剧里，往往拿毛泽东的儿女们说事。比如说李讷到解放军报社做领导工作，他们说这是毛泽东在搞特殊化。且不说李讷到解放军报社根本不是毛泽东让他去的，这种挂职锻炼和后来走资派们让儿女们窃权谋私有多么本质的不同，单就李讷在江西中办五七干校接受再教育的一段经历，就可看出毛泽东到底是如何对待子女的。

　　一九六八年，毛泽东发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号召后，李讷也到江西中办五七干校劳动锻炼。一九七０年六月，她给毛主席写信说，她在那里劳动受教育不大。为什么呢？因为好多人都认识她，知道她是毛主席的女儿，对她总是照顾得多，锻炼不大。她说她愿意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毛主席看信后很高兴，就派谢静宜去帮她，对谢说：“我非常同意她的这个想法，现在我叫你来到江西去帮助李讷上山下乡，跟知识青年一样。”临走时主席写了一封信，并交待工作人员不要封口，让谢带着。谢深知毛主席这样做既是对她的信任，也是让他的女儿知道这种信任。所以，李讷接信之后，开玩笑地说：“爸爸派来了钦差大臣了。”后来李讷病了，主席第二次派谢去看望。谢到知青家里一看，只有一个轮流做饭的小姑娘。小姑娘告诉她，李讷跟着老乡去砍甘蔗去了，发烧还劳动。待会儿李讷回来了，还是挺高兴的样子。但是，李讷的病老是不好，老是发烧，老是不退。谢回到北京，向主席作了汇报，问是不是让李讷回北京治疗一下再回去。主席说：“不，她在哪里就在哪里治，她在乡下就在乡下治疗，乡下治不好，到县里去治，县里治不好到省里治，就是不能回北京，难道江西人民病了，都要来北京治病吗？”一次，谢问起李讷的婚事，李讷说：“我根本不急，我母亲倒是挺急的，我倒是想听听爸爸的意见。”谢转告给毛主席，毛主席说：“你转告她，她的婚姻由她自己作主，爸爸妈妈不能管。是工人也行，是农民也行，这是第一。第二，是党员也行，不是党员也行，不是党员就不革命了？不是党员也是要革命的。第三，比她大也行，比她小也行，只要他们两个愿意就可以了，就行了。”后来，李讷生了孩子，雇了保姆，钱不够用了，谢说跟主席要一点吧，李讷没有吭声。谢回到北京，问主席身边的人：“李讷要点钱，得跟主席提多少合适？”回答说至少要八千。谢给主席报告了，主席说：“给那么多啊，我那个钱是供应农民队伍的。”后来一想，“那好吧，给她八千吧。她走的时候，你再给她五千，现在给她三千，不要一次都给。”有人说毛泽东的女儿是红色贵族，是红墙之内的公主，但很少有人能够想象，作为一国领袖毛泽东的子女也会有如此艰难的窘境。毛泽东始终认为，他的子女也是普通百姓中的一员，没有任何特殊的地方可言。这也许就是常人难以理解的地方。

　　一九九六年，笔者同另一位同志编了一套丛书，其中优秀传记里编选了毛主席的自传片断（斯诺写的）。出版后，我带着书和稿费去看望李讷。李讷和我是大学同学，她学历史，我学中文，我比她高两年级。我的一位同乡同学跟她是同班，任团支书，一次看档案，发现她是毛主席的女儿，就惊喜地问她，她点点头说：“你可要给我保密。”那时学校文科正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思想，李讷对同学们说：“大家需要什么书请给我说，我家里书可多了。”她每天骑辆旧自行车，在校园里普通极了。虽不相识，但是同学，我们没有寒暄，就谈起话来。她当时很自然地谈起父亲对她的关爱和培养。那怀念和追忆的深情立即使我想到她在西柏坡遇见古月就猛扑过去，失声大叫：“爸爸！”的场景。我知道，她失去毛主席和我们失去毛主席的心境不完全一样。毛泽东非常关爱她，给她写了不少的信，还有题词。这些，如今都是无价之宝。但是，有关部门就是不还她，说：“毛主席是党和人民的领袖，这信和字不能归你所有。”这种理由她怎么能够想得通呢？她说：“他是怕我们拿去卖钱，我们那能干这事！”临走的时候，李讷不好意思地交待说：“老同学，我现在头上戴着两顶帽子，一顶是毛主席的女儿，一顶是四人帮的女儿。咱们的谈话，你最好不要写什么东西。你知道，咱都是学文的，不是不能写东西，是不能写呀！”网友说她沉默是最好的表现。的确，她是在用一种特殊的方式来维护毛泽东，她没有辜负毛泽东对她的关爱和培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