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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景忠: 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内领导地位确立和巩固的过程考察

作者: weihong 发布日期: 2007-10-24 查看数: 2 出自: http://www.wengewang.org
【出处】中共党史研究 199804

【作者简介】曾景忠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审　北京　100006

中国共产党党史论著中，长时期来采用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中共党内领导地位的提法。随着遵义会议资料的披露和党史研究的深入，这一提法正在逐步修正。本文拟对毛泽东在中共党内领导地位确立和巩固的过程作一考察。
　　一、遵义会议，毛泽东进入党中央领导核心， “洛——毛体制”形成
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建党时期的党员和中共创建者之一，1923年中共三大时成为中央局委员。1927年八七会议至11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期间，他是政治局候补委员。1928年六大，他当选为中央委员。1931年六届四中全会被补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1934年1 月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他被选为政治局委员。他只是政治局一般成员。中共六届一中全会后设政治局常委，五中全会后设书记处（即常委），毛均非其成员。毛1931年11月起担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1934年1 月第二届苏维埃代表大会后，中央执行委员会下设人民委员会，毛之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一职显已成为虚街。毛原担任的苏区中央局和红一方面军之领导职务，后来均不担任了。
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后中央领导人事最重要的变动是，党内负总责的书记秦邦宪更换为张闻天，毛被选为政治局常委。为准备长征，中央曾组成“三人团”负责全面领导，成员为秦邦宪，李德，周恩来。遵义会议撤消了三人团，秦、李不再负责实际工作：决定周恩来为“党内委托对于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政治局会后常委分工，又以毛“为恩来同志的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注：陈云：《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见《遵义会议文献》，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2页。）。可见，遵义会议后，无论党的工作或是军事指挥，毛均非最主要的负责人，他只是进入党中央的领导核心。
作为遵义会议确立毛泽东在党内和军内领导地位的重要根据，是遵义会议后成立了中央三人军事指挥机构，毛是其中成员，有人甚至说毛是其中负责者。但经研究，这个新三人团的为首者是周恩来（注：毛泽东1967年回忆说：“后来搞了个三人团，团长是周恩来，团员一个是我，一个是王稼祥。”）。当然，虽则周为新三人团团长，但由于周是原三人团成员，原三人团承担着反五次“围剿”战争失败和长征初期军事失利的责任，周不能全无牵连。不过遵义会议保留了他的军事领导职务。而毛在遵义会议上有力地批评了中央军事指挥错误，会后成为政治局常委（与周地位相同），又取得参与军事指挥的权力。周性格温和，善与人同，而毛“个性很强，认准了的事很难回头”（注：刘英：《在历史的激流中》，中共党史出版社1992年版，第118页。）。故而新三人团中指挥军事的实际权力微妙地在周与毛之间转移着。毛逐步地起关键性的作用。尽管如此，也不能因此而把毛视为这时党内的最高领导人，因为毕竟新三人团是在中央领导下负责军事指挥的，决不是新三人团领导党的中央。况且在职务名义上，毛在周之下，周还任红军总政委职。即便是毛泽东实际掌握了一方面军的指挥权，也仍不能说已确立了毛在红军中的领导地位，因为红军除一方面军外，还有四方面军，二、六军团（后组成二方面军），二十五军，陕北红军，及其他分散的红军。一、四方面军会师后，周的红军总政委一职让给了张国焘。因对红军战略转移方向发生严重分歧，张国焘主张南下，反对北上。一、四方面军混编组成左右两路军北上时，南下北上之争更形激烈。毛泽东与彭德怀率一、三军团组成陕甘支队单独北上。于是毛成了一、三军团的实际统领者。当时周恩来生重病，由三军团用担架把他抬出了草地。他当时的职务是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一、三军团到达陕北，与原陕北红军和先期到达陕北的红二十五军组成的红十五军团会合。11月3日，毛任西北军事委员会主席（周恩来、彭德怀副之）。此时红军总部仍随四方面军行动，西北军事委员会还只是领导西北地区的红军。1936年10月，三大主力红军会师。1936年12月7日，组成统一的中央军事委员会，毛任主席，周恩来、张国焘（仍挂总政委职）任副主席。此后毛担任党中央军委主席一职，直至逝世。似至此才可说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中的领导地位。
遵义会议后，党的主要负责人为张闻天，而不是毛泽东。张负责主持党中央的会议，起草党中央的决议，主持中央的重大决策。瓦窑堡会议、石楼会议、延安会议、苏区代表会议、白区工作会议、洛川会议、1937年12月会议，直到六届六中全会，均由其主持。遵义会议、瓦窑堡会议等许多重要会议的决议均由他起草。在确定和贯彻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战略方针的过程中，改变对富农的政策，改苏维埃共和国为民主共和国的决定，改“反蒋抗日”为“逼蒋抗日”的指示，为推动国共合作，提出“五项要求”、“三项保证”的致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书，均出自其手笔。指导加强北方局的工作，开展对东北军、西北军的统战工作，进行国共合作谈判，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直至红军改编，改陕甘宁苏维埃政府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等重大决策，均是在张主持下制订的。张闻天团结各路红军，调配各方面干部共同工作。在把共产党变为全国性大党的过程中，作为党的总负责人，他统揽全局，运筹帷幄。
遵义会议后，毛泽东逐步掌握了红军的指挥权。他在中央领导核心，主要管军事。但作为政治局常委，他自然也参与中央一切重大政治决策。在确定实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开展统战工作方面，他也发挥了重要作用。从遵义会议到抗日战争爆发，政治军事形势发展急骤，党的工作涉及面很广，但战争和军事工作压倒一切。党中央的生存取决于红军对陕甘根据地的守卫和扩展，故先后有“东征”、“西征”之举。张闻天对军事不大熟悉，因此，战略部署、军事指挥均倚仗于毛。张闻天充分发挥毛的才能和长处，尊重并尽量采纳毛的主张。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陕北地瘠民贫，难以容纳大量红军和扩大革命势力。在决策以抗日名义扩展根据地时，毛泽东主张向东，渡河进攻山西；张闻天主张向北，从宁夏向绥远发展。最后仍先按毛的主张进行东征，计划用半年时间将山西西部吕梁山区开创为初期根据地，然后相机北出绥远，直接对日作战。遵义会议后毛在中央参与领导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在当时中央领导核心中，张闻天具有学者素质，贤明豁达，能发扬民主，听取不同意见。毛泽东称誉他能让人知无不言，是个“开明君主”，甚至当着张闻天夫妇的面，戏称他们是“明君”和“娘娘”（注：吴亮平：《为真理而斗争的一生》，王首道：《一朝闻道，终身不渝》，见《回忆张闻天》，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57、46页。）。张、毛各有优长。毛主管军事，张总揽全局；毛有胆略魄力，张有远见卓识；毛擅谋略决断，张长理论文笔；毛指挥若定，坚执己见，张谦逊虚心，从善如流。张毛二人配合得很好。他们在中央会议主持、报告、作结论等环节上分工配合，决议起草往往由张执笔，毛参与修改。以中央名义发出的指示电报，不少是洛（张闻天）毛联署。或许可以说，遵义会议后，中共中央领导是洛管党、毛管军的“洛——毛领导体制”。
总之，遵义会议后，毛泽东进入了中央领导核心，发挥重要领导作用，但他不是党的最主要的负责人，还不能说已确立毛泽东在党内的领导地位。
如果分析一下中央领导核心内部即能发现：秦邦宪在遵义会议后下台；周恩来的职权逐步有所变动，后来分管统战工作；张闻天学者气质，不谙军事，不擅权谋；他们对毛泽东走向党的最高领导职位均无妨碍。唯一可与毛争雄的是张国焘。张是政治局委员，参加党的创建，独立领导过一支红军和大块根据地，在一些方面的条件差堪与毛匹敌。但他盛气凌人，素有政治野心，与中央领导核心中其他人多有矛盾。一、四方面军会师后，他要求增加四方面军干部在中央委员会和中央政治局内的名额，提高他的领导地位。张闻天曾想将自己负总责的中央书记的职务让给他，毛不同意。张国焘最后取得了周恩来让出的红军总政委一职。由于他坚持南下，反对北上，后成立第二中央，分裂了党和红军，南下最终失败。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后张国焘遭到批判，只担任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职务，失去与毛较量的可能，最后叛逃了。
　　二、王明归国，对“洛——毛体制”挑战，毛泽东在党内领导地位的确立
随着抗日战争的爆发，战争和军事工作越来越重要。中共中央领导核心“洛——毛体制”中毛愈益成为重心。1937年底王明回国到达延安后，“洛——毛体制”受到了冲击，王明成了洛、毛的政治对手。但由于共产国际明确的指示，毛泽东在党内的领导地位得到了确立。
王明回国负有帮助中共中央贯彻共产国际关于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使命。1937年8月10日，季米特洛夫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讨论中国问题发言时说：中国党要作出180度的大转弯，从苏维埃政策转变为联合全国力量反抗日本侵略，需要加强中国国内的干部力量，需要能在国际形势中明辨方向有朝气的人去帮助中共中央，国外有这样的干部。王明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回国的。
王明是1931年1月中共六届四中全会时，由共产国际远东部负责人米夫支持进入中共中央领导核心的。同年9 月他赴莫斯科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王明在共产国际工作数年，担任了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主席团委员、书记处书记。在共产国际指导中国党的工作中，他起着相当的作用。贯彻共产国际七大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方针，起草《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的就是王明。国内中共中央领导人对他是敬重的。当王明到达延安后，中共中央领导人赞扬“喜从天降”，说“饮水思源”——不忘王明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立下的功绩。
王明回国伊始，在政治局会议上传达共产国际对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的指示时，他批判洛川会议上中央领导人对统一战线、国共合作提出的一些口号不适当。他认为，不要“空喊无产阶级领导”，不要过分强调民主民生和改造旧政权。他强调抗日高于一切，必须在国民政府基础上建立统一的国防政府，应提倡国共两党共同领导（注：《王明言论选辑》，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536～545页。）。他并提出“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口号。王明具体批评张闻天、毛泽东的一些说法。如他反对批评国民党“片面抗战”。毛泽东曾批评章乃器“少号召，多建议”的主张为“小资产阶级急进分子在政治上的投降”（注：《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92页。）。而王明认为：“章乃器说多建议少号召，在一定程度上是有意义的。我们对蒋也要采用与他们商量的办法。”（注：转引自周国全、郭德宏编：《王明年谱》，安徽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301～302页。）他反对张闻天、毛泽东等准备在一定条件下联合陈独秀抗日的主张。由于王明是在贯彻共产国际指示，尽管张、毛并不完全同意他的意见，但仍表示接受关于国共两党“共同领导、共同负责”的指示，后来中共中央向共产国际报告，“政治局一致接受了国际的指示”（注：转引自杨云若、杨奎松著：《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441页。）。
不仅在政治路线方针方面，王明居高临下，压国内领导人一头，而且他一回国即对中共中央内部人事组织方面作了些调整。一是他和随他一同回到延安的康生、陈云3人补为中央书记。中央负责人分工：张闻天管党务，毛泽东管军事，王明管统战工作，康生管政治保卫，陈云管组织。12月政治局会议上成立了准备召集中共第七次代表大会委员会，委员25人，前十名的顺序为：毛泽东、王明、朱德、周恩来、项英、张闻天、张国焘、秦邦宪、康生、陈云。以毛为主席，王明为书记，下设秘书处：毛泽东、张闻天、康生、陈云、王明。从这个名单中可以看出：委员中毛居第一名，又为主席，显出王明是尊重毛的；但王明居第二位，为书记，似要操实权；秘书处5人中从国外回来的占3人；原先全党负总责的张闻天在委员排列顺序中被排入第六名。张国焘回忆：王明在12月政治局会议上从口袋里拿出了一份事先没有与任何人商量的中央政治局一共16人的名单，“身为中央书记的张闻天的名次在名单上被降至第七了”。“王明的表现似有取张而代之的倾向”。（注：张国焘：《我的回忆》第3册，现代史料编刊社1981年版，第424～425页。）张国焘所说政治局名单，或许就是筹备召集“七大”的委员会名单。他记得张闻天在名单上排到后面去了，这是符合实际情况的。刘英也回忆：“一九三七年冬王明到延安后，党中央书记处扩大，闻天已不再‘负总责’”（注：刘英：《在历史的激流中》，第116页。）。就在召集七大的筹备工作安排中，据载：12月政治局会议曾决定，七大由王明作政治报告，毛泽东作工作报告。这是王明要操实权的一个重要征象。在党的历史上，代表中央委员会向全国代表大会作政治报告，就意味着实际负责党中央的工作，把握大政方针，是实权在握的。
值得注意的是，1938年春，《新华日报》发表了一篇奇特的张闻天的启事。其背景是：1938年3月26日，广州《救亡日报》发表该报记者洛基2月22日采访张闻天的访问记，题为《〈救亡日报〉与中共中央总书记张闻天之谈话——张闻天谈抗战诸问题》。1938年4月12 日武汉《新华日报》第一版发表《张闻天（洛甫）启事》，声明：“中共中央设有由数同志组织之书记处，但并无所谓总书记。”虽然这一说法符合实际，但为广州一份报纸这么一个不准确的说法，竟然在《新华日报》头版刊出启事声明，这一做法似有点异乎寻常。当时王明主管《新华日报》，这则启事究为谁出谋刊登，是否出于张闻天的本人的要求和手笔，均令人生疑。
据载，王明归国前，季米特洛夫曾提醒过他：对国内不熟悉，要谦逊，尊重党内领导同志，就是他们要推你当总书记，你也不要担任。但上述一些迹象却令人怀疑是否王明想取张闻天而代之，担当党的负总责的总书记。
更有甚者，王明在武汉期间有不少凌驾于书记处之上的作法。有的事不与延安书记处诸人商量，他似乎以中共中央负责决策者身份行事。1937年12月25日王明发表《中共中央对时局宣言》，1938年3 月以中共中央名义提交国民党一份《对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的提议》，事先均未征求延安张闻天、毛泽东等人的意见。后来，张、毛又起草了一篇《中共中央致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电》，他压了下来，未送给国民党。他还主张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到武汉或西安举行。毛泽东后来批评王明：坚持要到武汉去，使武汉中央局成为实际上的中央，反对延安用书记处名义，对延安对华北下命令，开六中全会不肯回来，到了西安还想回武汉去。胡乔木回忆：“王明1937年第二次回国，又是作为共产国际的代表，对毛主席的领导大有取而代之的味道。”（注：《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67页。）种种事实表明，王明自视高于其他领导人，俨然以中共中央负责人自居。
王明对张闻天、毛泽东的政治方针提出了一些非议，在组织上对他们轻视甚至侮慢，对原先形成的洛——毛体制是一种挑战和打击。后来中共中央在一项批判王明错误的指示中说：当时“在武汉形成事实上的第二中央”（注：《中央关于〈反对统一战线中机会主义〉一文的指示》，1943年12月28日，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42），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6年版，第403页。）。
王明自恃有国际支持，高估了自己的能量。张国焘回忆说：“王明当时俨然是捧着尚方宝剑的莫斯科‘天使’……可是他仍是一个无经验的小伙子，显得志大才疏，爱放言高论，不考察实际情况，也缺乏贯彻其主张的能力与方法……当时我就料定，王明斗不过毛泽东。”（注：张国焘：《我的回忆》第3册，第424页。）相比之下，王明回国后，毛泽东始终抓紧军事部署，八路军在华北敌后迅速展开，站稳了脚跟，力量不断发展壮大。而王明在武汉，长江局宣传抗日救亡有成绩，但为共产党发展势力其作为毕竟有限。更重要的是，共产国际并不支持王明与毛泽东抗衡，相反倒是支持毛泽东为中共领导人。这或许是王明始料不及的。
1938年中共中央派任弼时前往苏联接替王稼祥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任向共产国际报告中国抗战情况和中共党的情况。季米特洛夫对中共发展统一战线，同时坚持政治的组织的独立性，坚持对军队的绝对领导，进行敌后游击战争，争取在抗战中发挥领导作用表示赞赏。在中共党内关系方面，共产国际倾向于毛泽东，坚定了支持毛泽东为中共领袖的主张。据载，季氏当着王稼祥和任弼时，批评王明缺乏实际经验，自以为是，想当领袖；希望中国党和军队领导加强团结，支持在实际斗争中锻炼出来的领导人毛泽东。
王稼祥回国后向中央政治局和六届六中全会传达了共产国际的指示和季米特洛夫的意见。共产国际指示：希望中国党的问题“要在毛泽东为首的领导下解决，领导机关中要有亲密团结的空气”（注：《王稼祥选集》，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41页。）。六届六中全会接受共产国际的指示。毛泽东在会上的报告针对王明，强调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坚持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等问题。毛泽东的军事战略主张在会上得到一致支持，而会议后一阶段，一些与会者就发言指名或不指名地批判王明回国后的错误。
王明在一定程度上接受毛泽东报告的观点。对于明确毛泽东为党的领袖，王明表示了拥护：“全党必须团结统一，我们一定能统一在中央和毛同志的周围（领袖的作用譬如北辰，而众星拱之）。”（注：《王明言论选辑》，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639页。）
这样，王明回国后自居于张闻天和毛泽东之上，与毛泽东、张闻天分庭抗礼的局面至此结束。而毛泽东在党内的领导地位，因共产国际的明确表态支持，得到正式确立。后来张闻天说：“六中全会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实质上推翻了王明路线。王明这时碰了三个钉子（一个是蒋介石的钉子，一个是中央内部的钉子，一个是王稼祥从国际带来的钉子），所以气焰也小些了。”（注：张闻天：《延安整风笔记》，1943年，见《张闻天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年版，第418页。）
　　三、六届六中全会后，毛泽东在党内领导地位巩固和加强
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确立毛泽东在党内的领导地位后，他负起了党的全面领导的责任。他的政治谋略、军事指挥才能得到更充分的施展。此后，特别是通过整风运动肃清王明的思想政治影响，从而大大巩固和加强了他在党内的领导地位。
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后，毛泽东指导全面工作。他的军事指导、政治谋略得心应手，为党发展壮大军事力量，扩大政治影响，成效显著，同时他还发表了一些重要著作。
军事方面，他先前的《论持久战》、《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等著作，对抗日战争的形势和规律有精采的分析。他提出的独立自主地在敌后发动游击战争的战略方针大见成效。利用日军只能占领点线的情况，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和新四军在华北华中敌后游击，在大片土地上建立了多块根据地，发展了大量武装。到1940年底，共产党领导的武装达50万人，敌后16块根据地有一亿人口。这是毛泽东抗战以来领导党取得的最重要的成绩。1941至1942年日军大举扫荡，敌后人民武装力量和根据地一度缩小。毛泽东领导实行精兵简政，开展大生产运动，渡过了困难时期。
政治方面，他善用谋略，在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交织的复杂关系中，在与国民党维持统一战线的情况下，期在民族战争进行的过程中不断壮大共产党的力量，为争取把抗日战争的胜利变成共产党领导的革命的胜利，作周密部署。无论推进宪政运动，还是在根据地实行“三三制”政权，均着着进攻，处处主动。在与国民党的斗争（包括“反磨擦”）中，他指导要“有理，有利，有节”，争取中间势力的同情和支持。
思想理论方面，毛泽东力求弥补原先自身的不足。延安时期他才有机会较多地阅读马列主义著作。他注重运用马列主义基本原理，联系中国革命实际。他总结出共产党领导革命的“三大法宝”（武装斗争，统一战线，党的建设）。他与其他人合作撰写的《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对中国革命的基本理论问题作了综合概括。他的《新民主主义论》，对在中国这样资本主义不发达的国度，领导革命采取不同于俄国革命的模式进行探讨，在理论上有创造性的发展。
抗日战争时期中共在军事政治上的战绩，固然是全党集体努力的结果，但确实也表现出了毛泽东军事运筹的雄才大略，政治策略的巧妙灵活，理论概括的发挥创造。而这些又显示出，他具有杰出能力担当中共领袖，从而赢得党内的敬仰。这又有力地巩固加强了他在党内的领导地位。
对于巩固和加强毛泽东在党内领导地位具有决定性作用的，是整风运动。这场反对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的整风运动，其实质是肃清王明在党内的思想政治影响。整风运动的主要对象是党的高、中级干部。毛泽东强调：“整风主要整高级干部。”胡乔木说：“对这两个层次，毛主席有一个共同的要求，即：总结党的历史经验教训，消除王明路线的影响”（注：《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188页。）。毛泽东在整风中反复强调学习马列主义理论要有的放矢，要以马列主义理论之矢去射中国革命之的，批评脱离实际的教条主义者，钦差大臣“满天飞”，“下车伊始，就哇哩哇啦乱叫”，“甲乙丙丁，开中药铺”（注：《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91、 838页。）式的党八股等等，很显然，均是以王明为主要对象的。
在整风运动中，原先犯有教条主义错误的张闻天、秦邦宪等均程度不同地作了反省检讨。但王明却与毛泽东顶抗。毛泽东与王明的斗争是很尖锐的。六届六中全会后，王明对毛泽东表面上表示拥护，实际上并不服气。1940年他在《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一书第三版序言中说：“不能把昨日之是一概看成今日之非，或把今日之非，一概断定不能作为昨日之是。”（注：《王明言论选辑》，第114～115页。）
继作出增强党性、加强调查研究的决定之后，1941年9至10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研究党的历史问题，即土地革命时期的“左”倾错误。9月26日，中央成立学习研究组，毛泽东为组长，王稼祥为副组长。29日，张闻天作了检查，认为：中央苏区的工作，同意毛主席的估计，当时路线是错误的。他说：“我们的错误路线不破产，毛主席的正确路线便不能显示出来。”（注：张闻天：《缺乏实际工作经验要补课》，《张闻天选集》，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14页。）随后不久，他就下基层作调查研究。但是，王明不肯认错，对武汉时期（1938年）的工作尤其不认错。毛泽东指出，王明在武汉时期犯有右倾错误。而王明不仅不承认有错误，相反提出：武汉时期是党的黄金时期；1937年十二月会议前和1938年10月六届六中全会后，党的政策是错误的，党的方针太“左”。他说：我党已处于孤立，与日蒋两面战争，无同盟者，国共对立。他认为，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太“左”。新民主主义是将来实行的，目前只能反帝，对日一面战争，避免同蒋磨擦。我们同蒋的关系，应当是大同小异，以国民党为主，我党跟从之。胡乔木分析：“这充分暴露了王明与毛泽东路线存在根本分歧。王明表示要争论到底，到共产国际打官司。”
尽管王明不肯认错，但整风运动在党内树立毛泽东为榜样，端正学风党风文风，清除王明教条主义流毒，增进党的队伍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团结，确立以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的方针是有显著成效的。这对巩固加强毛泽东在党内的领导地位无疑具有重要作用。胡乔木在谈到整风的一个重要措施——编辑《六大以来》文献选编时，说过：“现在把这些文件编出来，说那时中央一些领导人存在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就有了可靠的根据。有的人就哑口无言了。毛主席怎么同‘左’倾路线斗争，两种领导前后一对比，就清楚看到毛主席确实代表了正确路线，从而更加确定了他在党内的领导地位。”（注：《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49页。）
1938年六届六中全会虽然正式明确毛泽东作党的领袖，但在组织形式上与以前没有多大变化。毛泽东仍只是中央书记处（常委）的一名成员。早在六届六中全会前，张闻天曾向毛泽东提出，党中央总负责人的职务应由毛泽东来担任了。但毛仍让张继续担当下去。张闻天也就没有把这个问题提到中央政治局同志中去讨论。曾有同志向张闻天提出以毛泽东为总书记的建议，张按照毛的主张，也未向六中全会提出这个问题讨论，毛让张闻天名义上仍“负总责”，张也就“没有表示坚决让位的态度”（注：张闻天：《延安整风笔记》，转引自《张闻天传》，第413 页。）。六中全会后，当张闻天向毛泽东提出“让位”（康生、陈云亦如此主张）时，毛泽东仍要张将“总负责”的名义继续担下去。所以，六中全会后，张把实际权力交给毛，但形式上还主持中央会议。会到毛泽东那里开，一切事情由毛泽东决断，而一般日常工作还是张处理。中央秘书局（处）仍随张闻天，直到张闻天做检讨，下基层调查为止。毛泽东成为党内领袖的正式组织手续是在整风运动取得初步成果的基础上，于1943年3月完成的。
1943年3月16至2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中央关于中央机构调整及精简的决定》，推定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主席、书记处主席；书记处由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三人组成，根据政治局决定的方针有权处理和决定一切日常书记处会议中所讨论的问题，主席有最后决定之权；刘少奇参加中央军委，并任中央军委副主席；设立中央宣传委员会（毛兼书记）和组织委员会（刘兼书记），作为政治局、书记处的助理机关。此外，刘少奇兼任中央研究局局长，华中的党政军民工作统归刘管理。这样，从组织手续上完成了确立毛泽东为党的领袖地位的过程。刘少奇担任党和军队要职，成为毛泽东的得力助手。这些组织措施有助于顺利贯彻毛泽东的方针路线，有力地巩固加强了毛泽东在党内的领导地位。
　　四、党的七大，毛泽东在党内最高领袖地位的确立
随着整风运动的继续深入，进一步批判王明的“左”右倾错误，树立毛泽东路线在党内的地位，以及对毛泽东思想的宣传，毛泽东在党内的领导地位进一步巩固加强。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确立了毛泽东为党内最高领袖的地位。
1943年国际反法西斯战争转入反攻，中共领导的抗日根据地渡过了难关，1944年开始局部反攻。至抗日战争结束，中共建立了19块根据地，拥有100万平方公里土地，一亿人口，正式武装130万人，民兵260 万人。至七大时，中共党员达120万人。中共经过抗战八年已发展成为国内举足轻重的力量。“联合政府”口号的提出，表明中共实力已强大到足以与国民党分庭抗礼的地步。中共实力的增长也使盟国，主要是美国，在考虑战争和战后格局时重视它的存在。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加强外交努力，力图利用美国制约国民党的反共企图，增强自己与国民党竞争对抗的地位。中共实力的增长和在国内国际影响的加大，无疑表现出毛泽东为首的中央领导有方，并使毛在国内国际声望大大提高。因而，毛取得领袖地位是理所当然的。
1943年后，中共整风运动批判王明路线的斗争继续深入。1943 年5月，共产国际宣告解散，使王明对抗整风（对抗批判王明路线）失去可能的依恃。这年9至10月起，中央政治局加紧批判王明路线的斗争。 12月28日政治局发出了《中央关于〈反对统一战线中的机会主义〉（注：《反对统一战线中的机会主义》，是中共中央编印的共产国际领导人季米特洛夫、曼努伊斯基等人批评统一战线工作中机会主义的言论辑录。）一文的指示》。这份文件指出，王明抗战时期主要错误是：一、主张速胜论，反对持久战；二、迷信国民党，反对统一战线的独立自主；三、主张运动战，反对游击战；四、在武汉形成事实上的第二中央，并提倡党内闹独立性，破坏党纪军纪。文件说：“我党七次大会时，即将总结我党二十二年的经验……批判我党在过去某些历史时期中曾经严重危害过党与革命的反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左’倾及右倾的机会主义，批判王明博古宗派及其机会主义路线的形成，四中全会的篡党，五中全会到达顶点，以及遵义会议的开始克服。但在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会议至一九三八年六中全会期间，这个宗派又利用长江局进行反党活动，并且王明本人长期地坚持其错误路线，反而说中央路线是错误的，是违背前共产国际方针的。”
整风运动中，党的高级干部批判“左”右倾路线错误，联系自己反省检查（包括王明也被迫检查），直到参加七大时。批判王明路线错误，同时也就是树立毛泽东路线正确的历史地位。中央政治局在上述指示中指出：“要使干部及党员明白，自遵义会议以来，九年之中，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路线是完全正确的，一切对于这个路线的诬蔑都是错误的。现在除了王明博古以外，一切同志都是团结一致的……全党都应团结在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央周围，为中央的路线而奋斗。”
为了把批判王明路线，树立毛泽东路线的成果巩固下来，中共中央早就着手起草党内路线斗争的决议。最早在1941年10月，中央书记处决定组成以毛泽东为首的清算历史委员会，责成王稼祥起草。至 1944年5月10日，书记处决定组织党的历史问题决议准备委员会，由任弼时召集，任弼时、胡乔木、张闻天等参加起草修改。原先题目为“检讨关于四中全会到遵义会议期间中央领导问题的决议案草案”。经讨论修改多次，直到1945年3月，毛泽东以张闻天改稿为基础修改，定名为《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1945年4月20日六届七中全会原则通过这一决议。这个决议的中心内容，就是着重批判王明路线错误（限于“左”倾，未涉及抗战时期右倾），肯定了毛泽东运用马列主义原理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贡献。
与批判王明路线错误，树立毛泽东路线正确的同时，党内大力宣传毛泽东思想。早在1943年7月5日，王稼祥在为纪念建党22周年抗战6 周年所撰《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民族解放的道路》一文就指出：“毛泽东思想是创造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它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它是中国的共产主义，中国的布尔塞维克主义。”“中国共产主义毛泽东思想，便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运动实际经验相结合的结果。”《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指出：“中国共产党自一九二一年产生以来，就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毛泽东同志关于中国革命的理论和实践便是此种结合的代表。”
批判党的历史上历次路线错误（主要是批判王明路线错误），树立毛泽东路线正确的地位，大力宣传毛泽东思想，极大地加强了毛泽东在党内至高无上的领袖地位。既然毛泽东是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代表，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在中国创造性的发展，毛泽东的路线是中国共产党唯一正确的路线，那么，毛泽东自然是中共党内无与伦比的领袖了。毛泽东的这种最高领袖地位在中共七大得到广泛系统的论证，毛泽东的领袖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被载入了党章。
在中共七届一中全会上，毛泽东被选为中央政治局、书记处为首的成员，而且是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央政治局主席、中央书记处主席，当然，他继续是中央军委主席。
至中共七大，毛泽东不仅被赋予党的最高权力，而且声望地位居于全党之首，他的思想被规定为党的工作的指针。这样，他不仅是党的领袖，而且也成了党的导师。后来即出现了毛与马、恩、列、斯并列挂像，同称为革命导师的情况，毛的著作与他们的著作均被称为马列主义经典著作。通过七大，毛泽东在全党最高领袖和导师的地位被确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