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hgy818 · 注册时间: 2007-09-13 帖子: 1298

在中国的政治版图上,红色区域愈发醒目。

30年9月27日，周恩来在中共六届三中全会上作组织报告：“现在中心是在苏维埃区域。不仅党是（有）政权的党，而且有红军、赤卫队，而且是要发展及于全国，所以更要加强组织上的领导。”10月3日，中央政治局开会决定：由周恩来、项英、毛泽东、朱德等人组成苏区中央局，负责指导全国各苏维埃区域与红军的工作。17日，政治局确定以周恩来为中央局书记，因周恩来一时难以离开中央，由中央政治局委员项英暂时代理。

31年1月15日，项英在小布宣布中央局正式成立，撤销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同时宣布，建立由中央局领导的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项英为主席，朱德、毛泽东为副主席，取消以毛泽东为主席的中国工农革命委员会（取消这一项未被中央批准）。

1月中旬至3月中旬，红一方面军采取攻势作战，先后占领广昌、石城、瑞金等县城，筹措了比较充足的给养和经费。

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

蒋介石走马换将，任命军政部长何应钦兼任“陆海空军总司令南昌行营”主任，组织对红一方面军和中央苏区的第二次大规模“围剿”。至3月下旬，国民党军重新集结18个师又3个旅，约20万人，从吉安至建宁构成东西长约800里的战线。

3月18日至21日，项英在黄陂主持召开中央局第一次扩大会议。会上，有人认为敌军有二十万人，红军只有三万多人，双方力量悬殊，主张红一方面军撤离根据地，另寻出路。

这一主张并非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斯大林曾对周恩来提出：既然中国的军阀都能够搞武装割据，你们为什么不能建立大一些的武装根据地。如果有四川那样大的一块地方，中国革命就好办了。

3月2日，中央指示红一方面军：“若遇环境不利，不能作殊死战的时候，为着阻止敌人的猛攻，应一面继续战斗，以掩护基本部队的撤退（基本军，师，团），以便建立新的苏维埃运动根据地。在这种情形之下，江西的红军可退至湘南，粤桂北，及贵州东南。”“为着保全红军实力（基本力量），遇必要时可以抛弃旧的与组织新的苏维埃”。

毛泽东对此表示坚决反对，认为凭借根据地内的有利条件，一定能打破国民党军的“围剿”。

会议没有取得结果，未能就第二次反“围剿”的战略方针作出决定。

23日，朱毛命令方面军主力3万多人从中央苏区北部边缘的永丰、乐安、宜黄、南丰以南地区，南撤至广昌、宁都、石城地区。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方面军总部移驻宁都青塘。

3月27日，何应钦下达进攻令。4月1日，国民党军分四路进逼。第19路军第60、第61师主力由兴国地区向龙冈、宁都方向攻击前进；第5路军第28师、第47师第1旅、第43、第54师由泰和、吉安、吉水、永丰等地向东固、潭头、沙溪方向攻击前进；第26路军第27、第25师由乐安、宜黄地区向大金竹、洛口方向攻击前进；第6路军第5、第24、第8师由南丰、康都地区向广昌方向攻击前进，第56师准备由建宁经安远汛相机会攻广昌。

与上次相比，国民党军对红军的态度可以说是前倨后恭，“以厚重兵力，严密包围及取缓进为要旨”，“行动上是非常稳重的，步步为营，稳扎稳打，特别的防备冒进深入，被我们各个击破，他们每日进展只五里、十里或廿里。并且在大队前进的先一日必用几营或一团去游击一次，侦察详细后才进，并且到达了一个地方，即马上建筑强固的工事，并召回地主豪绅组织善后委员会组织民团，这是敌人对二次战争的策略与布置”。

敌情变化，党内的情况也发生变化。1月7日，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在上海召开。王明在共产国际代表米夫的支持下，控制了中央，随即向各苏区派遣大批中央代表。

4月上旬，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组成的中央代表团到达青塘。17日，中央局第一次扩大会议继续在青塘举行。中央代表团传达了六届四中全会精神、中央对目前形势的估计和中央关于第二次反“围剿”的军事方针等。会上，项英等多数与会者认为，敌我力量悬殊，敌军的严密包围难以打破，并根据中央3月2日指示信，主张将红军主力转移到根据地以外去。项英称之为“牵牛”。还有些人主张“分兵退敌”，认为这样做“一则可以使敌人包围落空，一则目标转移，可以退敌。”

郭化若中将认为：“王明路线的先遣队——‘四中全会代表团’，一进入中央苏区，就把持着‘苏区中央局’。他们不懂战争，却要过问战略问题。他们不听在农村根据地打过三年游击战争的中央红军领导者们的意见，不问当前战争的具体情况，硬说何应钦的二十万大军步步为营、处处筑碉，无法打破，只好走。他们根据王明路线中央的三月指示，提出退出中央红区的逃跑主义的荒谬主张。王明路线中央的那个指示，是不认识中国革命的特点，不了解中国革命战争的人，在远离农村根据地听不到枪声的上海高楼大厦写的，是十足的瞎指挥，它本身就充满了自相矛盾的意见。指示前面说：‘当着敌人力量尚未集中的时候，我们必须利用优势的兵力，去击溃敌人的主力……’；后面说：‘遇必要时，可以抛弃旧的与组织新的苏维埃区域。’否则‘红军有被消灭的危险’。根据这一指示的前面的说法，我们就要在敌人尚未集中时到白色区域去找城市中的敌人主力打，这岂不是重复立三路线的错误？！照指示后面的说法，什么‘遇必要时’，这是非常笼统、没有明确界线的说法。所谓‘抛弃旧的与组织新的’革命根据地等等，在纸面上谈谈是轻而易举的，而实际行动会遇到多少困难和危险，教条主义者是毫不理解的。他们不理解这块中央红区根据地，是在什么样的困难条件下，依靠正确的路线和政策，经过多少坚忍卓越的斗争，经过多少艰苦细致的群众工作，经过多少以弱敌强、以少胜多的英雄作战、流血牺牲，打了三年多的游击战争才创建起来的。‘组织新的苏维埃区域’，谈何容易！如果轻易离开根据地到白区去打仗，那才是使‘红军有被消灭的危险’。”

毛泽东从实际出发，主张继续坚持依托根据地的有利条件，就地诱敌深入，依靠根据地内的军民来击破敌军的“围剿”，并力主集中兵力，指出分兵不但不能退敌，反而会给红军带来更大的困难。由于这一意见只得到朱德、谭震林等少数人的支持，毛泽东提出扩大会议范围，这一提议被接受。

散会时，红一方面军参谋长朱云卿忧心忡忡地说：“大敌当前，中央局这样不统一，可不是件好事啊。”

18日，毛泽东在扩大会议上分析了当时的敌我形势，着重指出：第二次“围剿”的敌军数量虽多，但全属蒋介石的非嫡系部队，内部矛盾重重，弱点很多，给养运输十分困难，地形不熟，情况不明，官兵恐慌。我军战后士气旺盛，上下团结，求战心切，准备充分。地方群众对敌仇恨，对红军热烈拥护，参战工作比前次更有经验、更有准备、更有办法，胜利的条件比上次反“围剿”时更具备，因而也更有把握。现在的问题是我们到底敢不敢打？

到会的红一方面军各军将领（军长、政委参加扩大会议，有时各军参谋长、政治部主任到会）踊跃发言，一致主张在根据地内迎敌。

赣南、闽西特委负责人也在会上发言，不同意主力红军退出中央苏区。

周以栗反驳了“山沟沟里没有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看法，提出毛泽东等从实际出发，对具体情况作具体分析，创立革命根据地，指挥红军打胜仗，就是实践的马克思主义。

周以栗曾说过这样两句话：上海的大马路上出了个立三路线，山沟里出了马列主义！

后来，毛泽东谈及这段往事：“那时，给我的‘帽子’就多了，说什么山上不出马列主义，他们城里才出马列主义，可是他们也不调查研究，我不是生来就在山上的，我也是先在城里，后来才到山上来的。说实在的，我在山上搞了几年，比他们多了点在山上的经验。”

毛泽东得到了强有力的支持，会议的议题由打不打转化为怎么打。

有人建议先打朱绍良的第八路军，其理由是：朱绍良、毛炳文、胡祖玉都是蒋的亲信。

林彪等主张先打蒋光鼐、蔡廷锴的第十九路军，其理由是它只有两个师，孤立地驻在兴国，距离其他各路军远。他们以为能够获胜，“打得一拳开，迎得百事来”。

毛泽东笑了笑说，这一拳打不开呢！不是百事不来了吗？

毛泽东的卓见是：“在进攻我们的人中，蒋蔡比较是强有力的，在历史上未曾打过败仗，曾经在湘南把张发奎打得落花流水，我们现在主要是择敌人弱点打破，打蒋蔡没有绝对胜利的把握，我们应打王金钰这路，因为这路敌人既弱且地势群众都好。”

毛泽东准确地找出国民党军的破绽。王金钰的第五路军在兵力上最大，有四个师（连同守吉安地区的罗霖七十七师一共五个师），可算是这次“围剿”的主力，但同时又是弱点。他们从北方新到，水土不服，不惯爬山，杂牌军彼此各怀鬼胎，对我恐惧，士气不振，内部矛盾多，便于打。

毛泽东认为：从富田地区的王金钰部打起，向东横扫。可以在闽赣交界的建宁一带扩大根据地，征集资财，便于打破下一次“围剿”。如果由东向西打去，则限于赣江，战局结束后没有发展余地。若打完再东转，又劳师费时。

会议经过讨论，决定先打王金钰的第五路军。

会后，毛泽东在闲谈时有感而发：他们不懂得在战略上也应打弱点的道理，是古已有之的。《管子》中说：“故凡用兵者，攻坚则韧，乘瑕则神。攻坚则瑕者坚，乘瑕则坚者瑕。”（《管子·制分》）不是古人早已讲过了的吗？

毛泽东给中央代表团成员王稼祥的印象是：“他是同我在中国和俄国所遇见过的领导人不相同的，他是独特的，他所说的道理，既是那样的简单明了，又是那样的新鲜、有力和有说服力。”

毛泽东在中共“七大”上评价中央代表团：“在当时，我们感觉到如果没有代表团，特别是任弼时、王稼祥同志赞助我们，反对‘削萝卜’的主张就不会那样顺利。所谓‘削萝卜’，就是主张不打，开步走，走到什么地方碰到一个‘小萝卜’，就削它一下。那时，我们主张跟敌人打，钻到敌人中间去，寻找敌人的弱点，打击敌人。主张‘削萝卜’的人反对我们，说我们的办法是‘钻牛角’。当时，如果没有代表团，特别是王稼祥同志，赞助我们，信任我们——我和总司令，那是相当困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