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hgy818 · 注册时间: 2007-09-13 帖子: 1298

和劳动人民共命运、同呼吸

——毛泽东感人肺腑的生动典范

徐非光

我要首先加以说明，我不是一个理论家，我的这个发言，不是一篇引经据典、旁证博引的大块、系统的理论文章，而仅仅是在这样一个重要历史时刻，作为一个过来人，通过一些自己所接触、观察到的历史事实和现实情况的有关史料，表达一点自己切身感受的“感言”甚至是“感叹”。说一点自己不能不说的“掏心话”和“揪心话”而已！
在临近纪念毛泽东110诞辰的时刻，不久前，我在一份回应有关部门关于理论问题的“访谈”时，就曾经提到：当前我所最关心的头等问题是：真正从实际出发，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关注和回答关系最广大的人民大众，特别是处于困境的工、农劳苦大众的真实生活状况、生存条件、社会地位和权益，以及他们的命运和前途的问题。这也就是一个确立、阐明、坚持正确的马克思主义的“人民观”的重大课题
毛泽东同志，作为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在他整个革命生涯和战斗历程中，不但给我们提供了在这个问题上，极其丰富、深刻、生动的理论上十分精辟、前后一贯的论述，而且用他一生的革命、战斗、生活的丰富实践，给我们提供了这方面的许多极其感人肺腑、冲击灵魂的生动典范。
我想，在纪念毛泽东110诞辰的时候，联系到当前党和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的种种现实状况，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关注这个问题，并为之呼唤和呐喊，说一点心里话，总不能说是“极左”、“保守”、不“与时俱进”吧！我们毕竟叫“中国共产党”呀！无论怎么说，它首先是一个工人阶级的政党，是为了受压迫、受剥削的工农劳苦大众翻身解放而创立、壮大，进行长期斗争，并取得政权的革命政党。我在回应“访谈”时就提到：从1921年到1949年，是我们“共产党作为革命政党，依靠人民的力量，取得执政地位，成为执了政的革命党”，而决不是什么由‘革命党’转变成了‘执政党’”，这完全是性质不同的两码事。现在许多“理论家”怎么连这一点都模糊了起来，还连篇累牍加以“论证”？人民群众、工农劳苦大众才真正是我们革命、执政、建设不断取得胜利的决定性依靠力量、社会支柱、主力军和可靠基石。否则，我们还挂共产党的牌子干什么？“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没有工农劳苦大众的广泛有力的支持、拥护、选择和积极参与，也同样不会有新中国。
毛泽东同志的著作，是从《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以及其他“社会调查”，即真正意义上的“访贫问苦”）等开篇，是决不偶然的。毛泽东是亲身观察和体验了中国广大劳苦大众的苦难和翻身、解放的强烈愿望后，才义无返顾地走上了革命道路的。他和以往的中国革命的许多先行者，（包括孙中山在内）的根本不同之处，就在于不仅看到了工农劳苦大众的苦难和翻身解放的强烈要求，而且找到了革命政党真正依靠的力量，也就是真正的“力量之源”——工农劳动大众。真正和他们融为一体。这恰恰是中国共产党在建立不到30年的时间内，能够战胜强大的敌人，取得胜利，带来中国翻天覆地历史变革的深层“奥秘”之所在。因此，怎样关注劳动大众的生活状况和要求，正确处理革命政党和广大劳动人民之间的关系，就成为他作为无产阶级革命领袖，终生关注、思考、实践、探索的核心和焦点，和判断是非的唯一标准。
早在《青年运动的方向》一文中，他就明确指出：“我们看一个假三民主义者还是一个真三民主义者，是一个假马克思主义者还是真马克思主义者，只要看他和广大的工农群众的关系如何，就完全清楚了。只有这一个标准，没有第二个标准。”他还说过：“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
是“只有这一个标准，没有第二个标准”呀！　
人们都知道，毛泽东同志的《为人民服务》一文，是他1944年在延安亲身参加因烧炭崩窑而牺牲的中共中央警卫团的一个普通战士－－张思德追悼会上的发言。
我们先不必说它极其鲜明地提出的《为人民服务》这样一个极端重要的命题的重大历史意义。就拿这样一个事实本身来说，不是就开创了一个人类整个历史上十分罕见、甚至是绝无仅有的先例吗？
最近若干年来，有的人不断恶毒地指控、“清算”毛泽东的“帝王思想”。我们不禁要问一下，一个当时中国共产党的最高领导人，亲自参加为一个最普通的战士牺牲而举行的追悼会，并在会上做了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重要发言，在整个人类的历史上，不管是封建社会历代的帝、王、将、相，还是西方资产阶级国家的高级领导人，曾经有过这样的先例吗？没有！至少，还没有见过这样的记载。最近这些年来，我们国家不断、连续发生的“矿难”事件，造成大量的人员伤亡，至今仍然没有根本遏止，不要说是我们某些党和国家的高级领导人，就是当地最基层的领导人，所采取的究竟又是什么样的态度和举措？两者不是形成了极其鲜明的对照和反差吗？这不也足以说明，普通劳动大众、普通战士在毛泽东的心目中的真实地位吗？
这样的事例还可以举出很多。
这里，我还想举一个《毛泽东关怀警卫员“小马驹”的故事》：
“1947年春，中共中央机关转战陕北，来到安塞县王家湾驻扎下来。有一天，毛泽东得暇，背着双手健步向双羊河畔走去。途经警卫团手枪连的驻地时，他猛然听见窑洞里有人在急促地呻吟。他问道：‘谁病了？’‘小马驹。’战士回答。‘小马驹’是中央警卫团手枪连的通讯员，今年只有17岁。
“毛泽东三步并作两步走进窑洞，见小伙子昏迷不醒，便问：‘怎么不请医生来看？’同志们回答说：‘已请医生看过好几次了，可一次比一次严重，医生好像也没什么好办法。'毛泽东叫他们快到卫生队把医生再次请来。
“毛泽东问：‘他是什么病？’‘回归热。’任医生说。‘怎么不想办法治呢？’毛泽东接着又问。‘我已经看过几次了，也采取了可以采取的措施，因没有特效药，所以见效很慢。'任医生将治疗情况作了简短的汇报。毛泽东说：‘什么没有特效药，盘尼西林不是特效药吗？为什么不给他注射呢？’‘这……’‘这什么？’毛泽东不容医生分说，顿时火冒三丈。他用手指着医生的鼻子，厉声说道：‘这些药品是战士们从战场上，用生命和鲜血缴获来的，他们遇到了危险，还不给他们用，那再给谁用？我说同志，要多为战士着想，不要为我担心，我的身体不是很好吗？’
“任医生见主席动了火，再不敢坚持自己的意见了，便抬出了一些部队领导的名字，并喃喃说：‘这样做是违背首长命令和单位计划的，如果中央首长遇到危险时，拿什么去抢救嘛！’
“毛泽东不听则罢，听了任医生的辩解，更生气了。他大声吼了起来，他的训斥声如雷贯耳：‘什么首长、首长，首长只有巴掌大，兵民是我们胜利之本！现在要紧的是抢救病人，一刻也不能延误！’
“小马驹还在微弱地呻吟，毛泽东在小马驹的身旁守侯。任医生急匆匆地从卫生连领来了三支盘尼西林，迅速给小马驹注射。‘小马驹’终于脱险了。”……
……
这个关心一个小战士的故事，不就十分感人吗？作为党的最高领导人，亲自探望一个生命垂危的小战士，下令用当时最珍稀的药品，挽救他的生命，在历史上不是就十分罕见的吗？“首长只有巴掌大，兵民是我们胜利之本！”不是就说明了一个极为重要的马克思主义的科学论断吗？这比当前铺天盖地的“空话”、“套话”，不是更能说明领导和群众之间的血肉关系吗？
下面，还有更感人的一段历史的回忆：
毛泽东曾对贺子珍说：“我就怕听穷苦老百姓的哭声，看到他们流泪，我也忍不住要掉泪。”确实如此。　
（1948年）东渡黄河后，毛泽东乘吉普车，由城南庄去西柏坡。吉普车翻山越岭，在山路上艰难爬行。　经过一道两面峭壁的大山沟时，路边草丛中隐伏着人影。我们立刻手摸盒子枪睁大着警惕的眼睛。　
渐渐接近了，我看清是个八九岁的女孩子躺在路边茅草上，身边坐了一个三十多岁的农村妇女。车从她们身边驶过，我看清那女孩子双眼紧闭，脸色蜡黄；坐她身边的女人正在流泪。我的手离开了枪，这孤儿寡母的绝不会构成威胁。我的责任只是保卫主席安全，其它事情不去多想。我甚至轻松地吁了口气。　
可是，在我松气之际，毛泽东却身体一阵震颤，叫道：“停车！”　
司机周西林把车煞住，毛泽东第一个跳下车。过去他可不是这样，过去都是我们卫士去开门扶他下车。毛泽东大步走到那女人和孩子身边，摸摸孩子的手和额部：“孩子怎么了？”　
“病啦！”女人泪流满面。　
“什么病？”　
“请一个先生看过，说是伤风着凉，气火上升。可吃了药不管事儿，烧得说胡话，这会子只剩了一口气……”女人呜呜地哭出声。　
我看到毛泽东眼圈泛红，猛地扭回头，朝车上看。　
“我在这里。”朱医生在毛泽东身边说。　
“快给这孩子看病。”　
朱医生用听诊器听，又量体温，然后问那妇女孩子发病的过程……　
“有救吗？”毛泽东声音颤抖，提着一颗心。　
“有救。”　
“好，一定要把她救活！”毛泽东顿时放开声音。　
“可这药……”　
“没药了？”毛泽东又显出紧张担心。　
“有是有……只剩一支了。”　
“什么药？”　
“盘尼西林。”　
“那就快用。”
“这是进口药，买不到，你病的时候我都没舍得用，不到万不得已……”　
“现在已经到了万不得已，请你马上给孩子注射！”　
朱医生将那支珍藏很久没舍得用的盘尼西林用给了生病的孩子。那时，抗生素不像现在这么泛滥，所以很显特效。朱医生打过针，用水壶喂那孩子水。工夫不大，孩子忽然掀起眼皮，轻悠悠叫了一声：“娘……”　
那妇女呆呆地睁着大眼，泪水小河一样哗哗往下流。忽然扑通一声跪倒，哭叫着：“菩萨啊，救命的菩萨啊！”　
毛泽东两眼泪花迷离，转身吩咐朱医生：“你用后面那辆车送这母女回家吧。再观察一下，孩子没事了你再回来。”　
后来，每当谈到那个孩子和流泪的母亲，毛泽东眼圈总要泛红：“也不知那孩子现在怎么样了？把她带来治疗一段就好了……”他多次感慨：“农民缺医少药，闹个病跑几十里看不上医生，要想个法子让医生到农村去。吃了农民种的粮就该为农民治病么！”
……
解放后，50年代，毛泽东就针对当时广大农村缺医少药、治不起病的严峻情况，尖锐批评了“城市卫生老爷部”，提出要把“医疗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重大决策，这与当年他接触、观察到的事实，恐怕都是不无关系吧？至少可以说，是一脉相承的！这也决不是一种领导人居高临下的“亲民”和“恩赐”，而是”吃了农民种的粮就该为农民治病么！”
若干年来，这一根本的指导思想，是不是早已经被“赚钱是硬道理”所淹没了呢？“救死扶伤”，是不是早已经被“赚钱牟利”所取代了？我们当前医疗工作的重点，到底已经放在哪里了？它所“代表”的，已经是谁的“利益”呢？十分明显的事实却是，广大贫穷劳苦大众的病痛，已经很少有人真正关切了！“缺医少药，看不起病、买不起药，”小病苦熬，大病等死”，已经是一个无法回避和解释的客观现实。我们该不该倾听一下这方面的声音，体察一下劳苦大众在这方面的疾苦和困境呢？这难道是不值得关心的“小事”吗？
下面，我想特别介绍一个中国革命最困难的时期，发生在延安的一个更加动人心魄的故事。摘要如下：
1941年6月3日，陕北地区政府正在召开县长联席会议。开会中突然天空阴云密布，电闪雷鸣，下起雨来。一个炸雷爆响，雷电穿入会议室，造成数人死亡。
消息不胫而走，传遍四邻八村。当时，延安尚处在国民党军队的包围之中，枪炮声不时传来；再者，延安附近的村子里，又混进了一些敌特坏人，于是不久便借此传出了谣言，说这是老天爷对共产党、红军的惩罚。
对此，中央社会部认为是一件重大事件，不可掉以轻心，因而派出好多人到处调查，追查制造谣言的坏人。
延安城北面有一个村子叫傻村，村里有一个女人叫伍兰花。她的男人又呆又傻，生了三个孩子却活蹦乱跳，一个也不傻。傻男人领不了家，一个六口之家（还有一位白发苍苍的婆婆）的担子全落在了伍兰花肩上。
陕北本来就是很苦的地方。加上三十年代受国民党政府的黑暗统治，伍兰花是怎样把一家人养活，其中吃了多少苦，流了多少汗，是一般人难以想像的。只是红军到了延安，实行土地革命，她家才分得5亩坡地。
陕北是个靠天吃饭的地方，风调雨顺，农民所产的粮食尚可果腹，遇到天旱雨涝，就只有挨饿的份了。到四十年代，偏偏连年大旱，加之这里突然来了几万人的红军，都要张嘴吃饭，因此粮食问题显得尤其突出。在前方天天打仗的红军战士，不吃饭不行，粮食问题再突出，边区政府也得派人到各村催要公粮。
伍兰花家是村里有名的贫困户，第一年公粮任务公布后，伍兰花实在无力完成任务，就找村干部诉苦。村干部知道她家的情况，但又不敢开免缴公粮的口子，经研究答应把缴公粮的期限推到下一年。
谁知第二年又欠收。伍兰花别说缴上年的公粮，就是当年的公粮也难缴上。
每年秋天，县、乡、村三级干部的主要任务是催缴公粮。一天，乡里的几个干部来到傻村，检查公粮上缴情况。村干部们汇报说，别的人家都好说。只是伍兰花家不好说，求乡里的干部们出面去动员。
村干部领着乡里的干部来到伍兰花家。伍兰花正盘腿坐在炕上飞针走线纳鞋底，见村里、乡里的干部找上门，不问也清楚是催缴公粮的，就板着脸不理睬，仍然纳她的鞋底。
乡干部们对着伍兰花，讲了不少革命道理，启发她为革命做贡献，主动上缴公粮。可乡干部们说得口干舌燥了，伍兰花仍一声不吭，像乡干部们不是跟她说话一样。
村长实在看不下去了，就抢上去把伍兰花手中的鞋底夺过来，扔在炕上，然后气狠狠地说：”人家乡里的干部跑了几十里路来找你谈话，你怎么能这样？”
伍兰花是个烈性女人，手里的鞋底被村长夺去后，一股怒火直冲脑际，“唬”的一声站起来，从炕上跳到地上，嘴里说一声“缴吧，缴了我就等死！”然后气呼呼地从地洞里提出一小口袋粮食。
她把粮食扔到门边，用颤抖的声音说：“拿去吧，这是我们一家人一年的口粮……”
乡里、村里的干部见伍兰花从地洞里拿出了粮食，认为这是“私藏粮食”。一个乡干部生气地宣布：”马上把粮食没收充公！”
一直蹲在地上的傻丈夫，听说要把粮食没收充公，立刻“哇哇哇”地嚷叫开了，人们虽然听不懂他在说什么，但心里明白，他是在替妻子伍兰花辩护。
伍兰花也猛地扑到粮食口袋上，用双手紧紧抓住粮食口袋，生怕别人抢去。
“你真是一块榆木疙瘩！”一个乡干部怒不可遏地训斥道，“前方的部队为咱们穷人打仗，已经快断粮了，可你们还忍心把粮食藏起来……”
伍兰花嘴里讲不出多少道理，但她心里清楚，这一小口袋粮食是她全家人的命根子，粮食一旦被没收，全家人就得被饿死。想到此，她再也忍不住了，就脱口高声说道：“天哪……黑啊…… 没了粮食我可怎么活啊……”
她说着眼里流下两行凄楚的泪水。
“你……你敢骂我们的共产党和红军！”村长大声质问。
“骂了又怎么样！”伍兰花收住眼泪不服气地说，“骂了共产党，还骂毛主席哩。－－前一阵打雷，咋不把他打死哩……”
“好，你骂毛主席！”一个乡干部火扑扑申斥一声，然后命令村干部说，“你们还呆着看什么，快把她给抓起来！”
伍兰花被抓起来后，问题逐级上报，一直报到中央保卫部。
事有凑巧，当时正赶上中央社会部大张旗鼓追查谣言，伍兰花便被定为典型，问题性质发生了根本变化。因此，中央保卫部给她定了一个“反对共产党、反对毛主席”的罪名，决定枪毙她。
当时，中央办有一个内部刊物叫《情况汇报》，是送给中央首长看的。伍兰花事件被登在《情况汇报》上，康生看到后就报呈给毛泽东看。
住在枣园办公的毛泽东，日理万机，每天要看很多电文、文件和材料，但当他看到《情况汇报》后，还是抽时间把保卫部决定枪毙伍兰花的那篇文章详细地看了一遍。当他发现伍兰花是因为骂了他而被判死刑时，一股说不出的滋味涌上心头。他的呼吸变得急促起来，觉得这件事他必须过问。于是，他喊来他的秘书，吩咐把伍兰花带到枣园，他要亲自问问情况。
伍兰花被带来了，她并不知道坐在自己对面的人是谁，只好低头不语。
“你为什么要骂我，让雷打死我呢？”毛泽东微笑着问。
听口气，伍兰花已明白，坐在自己对面的人就是毛主席。她慢慢抬起头来，不满地瞥一眼毛泽东，想说什么，但只是嘴唇动了动，却什么话也没有说出口。
“我这个脑壳真值钱喽！”毛泽东风趣地说，“国民党要它，用枪用炮；你倒好，要用雷打……”他想了想，又接着说：“要我死嘛，很简单，可你总得说出一个要我死的道理来嘛！”说罢，他倒一杯水，送给伍兰花。
伍兰花气犹未消，不喝水，双目怒视着毛泽东，恶狠狠说：“雷打不死就让火烧死，火烧不死就让水淹死，反正咱活不下去嘛！”
“活不下去？”毛泽东似乎从伍兰花嘴里听出了什么问题。就坐下来，用极认真的口气说：”有什么你就说出来让我听听。”
伍兰花见毛泽东并没有生她的气，就把她缴不上公粮，一时气愤骂了毛主席的情况诉说了一遍，然后又把村里的老百姓因负担过重，生活苦不堪言的情况也说了不少。
毛泽东认真地听完伍兰花的话，心里像打翻了五味瓶，说不出是一种什么滋味。
他满脸怒气，像有什么事惹恼了似的，什么话也没有说，就大步向窑洞外走去。
保卫处长钱益民一直站在窑洞外，见毛泽东生气地走出来，弄不清是什么原因，想问又不敢问，只好拉开一定距离，悄悄跟在毛泽东的后面。
毛泽东一直走到延河边，眼望着翻滚的延河水，嘴里大口大口地吐着气。
过了好一会儿，他才扭头把站在远处的钱益民叫到身边，若有所思地问：“益民，你的名字是谁给你起的？”
“是我爹给我起的。”钱益民立刻回答说。
毛泽东又问：“你爹为什么给你起这么个名字？”
钱益民弄不清毛泽东为什么要问这个，想了想还是如实回答说：“家父当年给我起这个名字，大概是希望我长大能多做一些有益于人民的事情吧。”
“是啊，”毛泽东重重地点了点头说，“连一个老父亲都知道让自己的儿子多做一些有益于人民的事情，何况我们一个党呢！”稍停片刻，他又吩咐钱益民说：“那位叫伍兰花的妇女，马上护送她回去……”
钱益民不解地看着毛泽东。毛泽东解释说：“她是好人，敢讲真话，是为我们提意见的好同志。把她送回去，请你告诉地方政府，在生活上要照顾她。她家的生活是很苦的。”
就这样，伍兰花被送回家里。
释放伍兰花后，毛泽东便给西北局宣传部下达了指示，要他们深入群众，认真调查一下延安群众的负担问题和生活状况，并将调查情况及时报告。
两个月后，一份来自张家村乡的调查报告，放到了毛泽东的案头上。在这份调查报告中说：1941年，张家村乡的负担，尽管比革命前的1934年有了大幅度的减少，但从抗日战争爆发后，随着政府征收公粮数额的增加，群众的负担又逐年加重。1938年，征收公粮1万石；1939年，征收公粮5万石；1940年，征收公粮9万石；1941年，征收公粮21万石……
看毕这份调查报告，毛泽东又找来几份自然灾害的报告。那上面有保安遭受雹灾的情况，有延安等地遭受瘟疫的情况。报告中说，仅盘龙一区，就有五万多人因瘟疫而丧生。
望着这两份报告，毛泽东心事重重，一个劲地抽着烟。他知道，照这样下去，人民是难以生活下去的，共产党和红军也会失掉人心的。一个十分严重的问题摆在了毛泽东的面前，需要他作出果断的处理，提出解决的办法。经过久久的思考，毛泽东宽广的额头终于舒展开来，他叫来一个通讯员吩咐说：“你立刻到延安去，让西北局和延安留守处的负责人明天来这里见我。”
“是。”通讯员敬一个礼，转身就走了。
第二天凌晨，西北局负责人高岗、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八路军留守处负责人肖劲光等同志急如星火骑马来到枣园。他们走进毛泽东住的窑洞，发现炉子上放着几个烤芋头，心里都不是滋味。
毛泽东脸色阴沉地坐在办公桌旁，招呼大家坐下后，便把那份来自张家村乡的关于农民负担的调查报告和枪毙伍兰花的报告丢到大家面前，然后语气沉重地说：“这个请你们看看。看我们是来陕北干什么的！”
几个人匆匆地把两份材料传阅一遍。
他们一个个屏声敛息，谁也不说一句话，不时偷偷看一眼毛泽东。窑洞里的空气变得凝重而沉闷，静得连每个人的呼吸声都能听得一清二楚。
毛泽东点燃一支烟，深深地吸一口，终于开口说话了。他说：“不错，我们到这里是来革命的……”他又陷入了沉思，再不说什么了。又过了好一阵，他才接着说：“现在，日本军队、国民党顽固派要困死、饿死我们。怎么办？”他用目光巡视大家一圈，见没有人说话，就接着说：“我们死了不要紧，总会有人站出来革命的。但人民死了谁来革命呢！”
在座的几位负责同志已听出了毛泽东召他们来枣园的意思了，不由赞许地点点头，表示同意毛泽东的看法。
毛泽东又猛抽一口烟，提高声音说：“我说有三个办法：第一是革命革不下去了，那就不革命了，大家解散回家；第二是不愿解散，又没有办法，大家一起等着饿死。”说到此，他喉咙硬咽，声音发抖，稍稍停一下接着说：“第三嘛，那就是靠我们的两只手，自力更生，发展生产，大家共同克服困难！”说到这里。他把手一挥，像指挥千军万马前进一样。
高岗、林伯渠、肖劲光等同志都认为毛泽东提出的意见很好，很有价值。他们认为，只要按毛泽东提出的第三种办法去做，眼前的困难一定可以克服，人民群众的负担也可以大大减轻。交换意见后、他们不愿过多地耽误毛泽东的时间，就告辞而去了。
此后不久，毛泽东代表党中央，向边区党、政、军发出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要求人人参加生产，解决吃饭、穿衣问题。
发生在1942年那场震撼世界的“大生产运动”，便由此诞生了。
两年后的一天，一位干部要到基层去搞调研，临行前向毛泽东请示，问还有什么指示。毛泽东突然想起了他替伍兰花翻案的事来，就吩咐说：“你路过傻村，去看看那位要让雷打死我的伍兰花。看她现在的生活好了没有，还让不让雷把我打死呀！”
这位干部几个月后回来，向毛泽东汇报工作，没有忘记临行前毛泽东的吩咐，专门汇报了伍兰花一家的情况，然后说：“伍兰花一家现在的日子好多了，自己种的粮食自己吃，政府免了她家的一切税，还有意照顾她，派了互助组，帮她种地。她呀，像变了一个人似的，逢人就说毛主席是神，还说毛主席就是让雷打，也是打不死的！”
此时，抗日战争即将进入反攻阶段，八路军有了很大的发展，各个战场打胜仗的消息频频传来；经过“大生产运动”，共产党、八路军粉碎了敌人的经济封锁，变得丰衣足食，形势一派大好！毛泽东站在延安的黄土坡上，听了这位干部转述伍兰花的话，不禁放声大笑起来。
他笑得那样爽朗，他笑得那样开心……
……
在不厌其详地引述了这个感人至深、引人泪下的故事之后，再联系当今我们社会和党内生活的实际，加以对照，就已经无须我再在这里说三道四了。一个普通的劳动妇女，因生活陷入困境，表达了自己的强烈的不满情绪，甚至骂了毛泽东，而遭到了追究，甚至发生了被“处决”的极大危险。可是，毛泽东同志却采取了完全不同的态度，不仅亲自把她请到自己家中，和这位善良的农家妇女亲切谈话，倾听她的不同的意见，向她了解民心、民意、民情、民困，而且接下来还专门就此认真组织进行了周密的调查研究，体察民情，最后不但为这个农家妇女平了反，肯定了“她是好人，敢讲真话，是为我们提意见的好同志”。而且因此产生了减轻农民负担，“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大生产运动”，从延安扩展到当时的各个解放区，由此才度过了抗日战争最困难的时期。
这不是特别令人深思和深省吗？
由听取一个最普通农家劳动妇女的声音，导致了抗日最困难阶段十分重大的战略决策，在整个人类发展的历史上，也是一个闻所未闻、罕见的历史创举吧？
联系到当前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存在、发生的某些人所共见、匪夷所思的现象，两相对照，就更是不能不使人感慨万端的了！在当前党和国家的政治生活中，多倾听一下劳苦大众、普通共产党党员的声音，包括某些不同的声音，是不是更具有十分现实的重大意义呢？不是讲“政治文明”、“社会主义民主”和“党内民主”吗？我们是不是可以从这个故事中得到一点启示，“与时俱进”地进行一点认真的反思呢？
接下来，我在这里还想介绍一个七、八年前（1996年）《中流》杂志曾经转载过的1949年《毛泽东进北平三天三次批评》的“回忆录”的片断：
一些老北平人还会记得，毛泽东率领党中央机关从西柏坡启程进北京的动人情景，然而却极少有人知道他进北平三天三次批评的事。每次批评，都反映出毛泽东相信群众，热爱人民和关心人民的一贯思想。
1949年3月25日早晨，毛泽东与党中央其他领导同志在清华园站下火车之后，按照事先安排乘汽车到颐和国益寿堂休息。行途，马路两旁站满了观看的群众和担负警卫的哨兵。哨兵端着上刺刀的枪，背向马路，枪口朝前，一个个站在固定的位置上，戒备森严，气氛显得有些紧张。对此，毛泽东非常生气，一到住地就严肃地批评说：“警卫是怎么布置的？北平人民来欢迎我们，我们却枪口对着他们；他们盼望我们来解放，可一见面就给人家一个下马威。这样做，太不近情理了！”负责路线警卫的部队当时考虑，北平是和平解放，逃进城里的恶霸地主和反动军警还没有严加管制起来，隐藏在人民群众中的国民党特务还没有彻底肃清；为确保党中央首长绝对安全，不得不采取这一警卫方式。毛泽东听了解释，不但没有消气，反而更加严厉地批评说：“怎么？那牛也要顶我们！那墙也要砸我们（沿路有的哨兵枪口前方是牛圈、墙壁）！我就不信坏人敢在众目睽睽之下行凶！”停了停，毛泽东语气缓和下来说：“我们办事处理问题，万不可只考虑自己，而伤害人民群众的感情。”从这以后，部队明确规定，凡是中央首长外出路线警卫，哨兵一律立正持枪，和颜悦色地面向路旁的群众。
毛泽东第二次批评，是在26日的晚上，为的是部队和党中央机关用电问题。当时，毛泽东住在香山双清园，周副主席、朱总司令也都住在附近。中央首长住处警卫任务由中央警备团二营担负，部队分别驻在玉华山庄、琉璃塔、煤场街、鬼见愁。山上山下设置固定哨、游动哨数十个。为便于哨兵夜间执勤需要，在香山和卧佛寺山野间拉起了电灯，夜间灯光照得通亮。毛泽东脸色沉了下来，批评说；“这样做，我们与国民党有什么不同？国民党为了军事用电，把老百姓家里的电灯掐了，把工厂里的电断了，给人民生活造成困难，给工人造成失业。”毛泽东说到这里，长长出了一口气说：“我们说什么也不能这样做，快把电给老百姓家里送去，快叫工人上班恢复生产。”次日，所拉设的电灯绝大部分拆除了，只留下办公室和宿舍必要的照明灯。晚上，灯火通明的香山和卧佛寺，一下子昏暗下来。
党中央这次迁进北平非常顺利，进城的第三天各部门工作基本就绪。这天晚上，食堂加餐四菜一汤，毛泽东颇有感触，批评说：“碗里有饭，不能光往自己的嘴里扒拉，市民的粮食早都被国民党抢光了，他们不少人在饿着肚子。如果这样吃下去，不用多久，我们的餐桌上的菜饭就将会摆满。到那时，我们把为人民服务喊得越响，人民群众越恨我们。”这时有人告诉他，这次改善伙食，是为了庆祝搬迁的胜利。毛泽东听了更加严肃地说：”要想做脱离人民群众的事情，什么时候都可以找到借口。”
毛泽东这次批评，使大家不禁想起了从西柏坡动身时的情景。那天早上大约10点钟左右，毛泽东带着手头的东西走出门来，周恩来副主席迎上前去，问：“主席没休息好吧？”毛泽东回答说：“今天是进京的日子，不睡觉也高兴啊！今天是进京‘赶考’，精神不好怎么行！”这时，周副主席接过话头：“我们应当都考试及格，不要被退回来。”于是，毛泽东主席看了看大家即说：“退回来就失败了，我们不当李自成！”毛泽东讲的，是“赶”人民群众之“考”。在他的心里，时时装着人民群众。……
……
这也就是开国的前夕，毛泽东提出关于进京“赶考”，接受广大劳动人民“考试”，“不当李自成”，这个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警示的来源。
请听一听关于当今人民在一首民谣中，对自上而下某些领导人“出行”的评论，似乎是不无警示作用的吧？
“出则前护后拥，警车开道；
住则豪华宾馆，服务配套；
食则山珍海味，烟酒全报；
回则土特产品，大包小包。”
这大概不算是一种无根据的说法吧？最近我们的中央就领导人出国迎送的惯例，作出改革，得到人民普遍的首肯、赞同，就从一个方面说明了、证实了这种严重脱离人民的现象的客观存在和它在人民心目中的评价。在这方面多听一听人民群众的心声，重温毛泽东当年进北平时的批评，观察他终生极其简朴的生活（这方面的事例更是举不胜举的），恐怕不是多余的吧！
上述这些小故事，不是比一些充满套话的大块文章，更能反映他和人民群众的关系和人民观，并具有极大的现实意义吗？
毛泽东能够做到这一点，恰恰是他始终把劳苦大众的痛痒、疾苦、愿望，放在自己的心上，真心实意与他们“融为一体”，把他们看作革命和建设的基本依靠力量和服务的对象。
“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群众。这是真正的铜墙铁壁，什么力量也打不破的，完全打不破的。” “要得到群众的拥护吗？要群众拿出他们的全力放到前线上去吗？那末，就得和群众在一起，就得去发动群众的积极性，就得关心群众的痛痒，就得真心实意地为群众谋利益。”
他确实是这样说的，更是终生这样做的！现在有些人对这个根本问题是不是淡忘了、模糊了，甚至背离了呢？
《国际歌》不早就是这样唱的吗？“是谁创造了人类世界，是我们劳动大众”。解放后，在《咱们工人有力量》的歌曲中，也曾唱过：“咱们工人有力量，每天每日工作忙，盖成了高楼大厦，修起了铁路煤矿，改造得世界变了么变了样……为什么？为了求解放……！”在《翻身道情》的歌曲中，也曾这样唱道：”旧社会，咱们受苦的人，人下人呀。共产党，领导咱，翻身做主人呀！……”
“人民的领袖，就是那毛泽东”这首歌的歌词所表达的论断，决不是毛泽东所自封的，更不是他本人硬性强加于广大人民头上的，而是人民群众经过长期、亲身的实践检验和体察，作出的发自内心的选择、感受和论断、心声。
我一直深信，在影响、推动中国的历史进程、改变中国的历史地位和面貌，引起社会和精神变化的深度和广度方面，毛泽东不仅是中国的一个“世纪伟人”、“千年伟人”，而且堪称是中国五千年历史上首屈一指的“旷世伟人”。什么“三皇五帝”、”秦皇汉武”、“唐宗宋祖”、“三国英雄”、“梁山好汉”，以及从孔夫子到孙中山的先贤哲人，都是不能和毛泽东的历史作用和业绩相比拟的，都是不能和我们的共产党相比拟的。在世界的历史上，也占有特别突出的地位。历史越发展将会越来越证明这一点。这又是与他一生中植根于广大劳苦群众，时刻为劳动人民着想，为他们谋利益，密不可分的。
也就是说，答案早就找到了，而不是现在才被什么人“找到”或“发现”。毛泽东早就指出了：人民，只有人民，特别是劳苦大众，才谈得到是我们共产党真正的“力量之源、立党之本、执政之基”。
在我们社会主义的新中国、在新的历史时期，我们共产党及其掌握的权力，主要的依靠和服务的对象到底应该是谁？是不是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工农劳苦大众，是不是仍然是我们继续依靠、关注，并为之服务的主要对象？是不是应当把改善他们的生活，关心他们的疾苦和命运，使他们享有表达自己的意见、要求、愿望和知情的权益，置于最优先地位？
可是，若干年来，这一点，在理论和实践上是不是却越来越模糊起来，被忘却或淡忘，受到了质疑，甚至发生了颠倒呢？我们的有些“理论家”的所谓“理论新发现”，是扩大了共产党的社会基础，还是缩小，以至摧毁、颠覆了共产党的社会基础，即立党的“基石”呢？
当今，一个最简单的事实，就是占人口大多数的工人、农民为什么越来越坠入了今天社会的最底层，成为名副其实的“臭老八”、“臭老九”、“臭老十”，沦为社会的“弱势群体”、“边缘群体”、“被遗忘的群体”、“被漠视的群体”？当今涌进大城市的成千万、上亿的“民工”：“打工仔”、“打工妹”、流浪汉，和城市里的普通工人，特别是“下岗”、失业职工，他们的真实生活状况到底如何？苛捐杂税，负担过重，被层层敲诈、勒索、盘剥、欺压、驱赶、防范、鄙视，其中不少人，食不果腹，缺衣少食，上不起学，治不起病，这是不是一个重要的现实？在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难道这是一种“必然”的“正常”的，不值得关注的现象吗？
不久前，在报道中看到春节前后，党和国家领导人，冒着天寒地冻，深入农村、地下矿井，和普通劳动人民嘘寒问暖，访贫问苦，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值得称道的新气象和良好的开端。但是，他们是不是能够看到工农群众状况的完全真实的情况、生活的状况，真正充分地听到他们的心里话呢？对此，人们是无法不有所存疑的。因为许多年来、许多地方，无视人民大众疾苦，报喜不报忧，掩盖真实情况，甚至制造种种假象，欺上瞒下，早已成为一种相当普遍的顽症和惯例。
锦涛总书记今春到西柏坡学习考察时，曾语重心长地告诫：要坚持“两个‘务必’”，要“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
我的理解，这里所说的“民”，也首先指的是最广大的的工农劳动人民。因为连孙中山的“三民主义”，都曾经把“扶助工农”，放在最突出地位。我认为，这样一种新的表述的可贵之处，就是在于把“人民”置于一种“主体”、“核心”的地位。毛泽东提出的“为人民服务”，“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也一直是把人民大众置于“主体”、“主人翁”，甚至“上帝”（见《愚公移山》）地位的。而决不是把个人（不管职位多高、权力多大），凌驾于人民群众之上，居高临下，导致“本末倒置”，出现“‘主人’和‘公仆’错位”的状况。既然人民是“主体”、“主人翁”和“上帝”，那么，任何的革命政党和革命党人，是否真正做到、做好了“为人民服务”，“为”的怎么样，是否真正代表了人民大众的根本利益、愿望和要求，做到什么程度，成绩如何？就都需要接受我们为之服务的“主体”－－人民大众的“检验”、“监督”、“议论”、“评价”、“选择”、“认同”和“批准”，　而决不是相反。更决不是“当然”的，或可以任意把自己的意愿强加于人的。而是应当真心实意把自己和人民置于完全平等的地位，与他们真正融为一体，真正心中装着人民，体察他们的疾苦和喜、怒、哀、乐，听取他们的意见和愿望，接受他们的监督和检验，真心实意、全心全意为他们着想和服务。
几年前曾经出版的《我向总理讲真话》、《向农民道歉》两本书，反映了一点农村劳苦大众的真实情况，它的两个作者，不是就受到了当地的打击和排斥吗？有些真正关心人民疾苦的人，不是没有进行过实地调查、反映过这方面的真实情况，有些劳苦大众，也不是没有反映过这方面的困境和要求。但所有这些，是否得到了足够重视和认真解决？有的地方不是连反映这方面的情况，也被视为“大逆不道”，“危害安定团结”吗？2002年春，我们又一次来到河北的西柏坡。返京路上，在石家庄附近的公路边，就极其醒目地看到一幅大字标语：“坚决打击越级上访！”这不是已经把劳苦大众反映自己的疾苦和不平，视为一种“不安定”因素，当成重点严加防范、打击、禁绝的对象吗？实在令人感叹不已。在这里，“为民”，竟变成“畏民”了！“为人民服务”，变成“人民为我服务”了！“人民当家作主”变成“少数掌权者高踞人民之上为民作主”了。人民的监督，民心民意，不仅受到遏制和防范，有时简直成了一种“罪行”了！
现在难道我们最缺乏的不正是表达广大人民群众，也包括党内普通党员心声，反映他们真实生活状况和境遇的正常、畅通的渠道吗？我们的党代表大会、人民代表大会、政治协商会议，作为领导阶级的工人、农民的代表实际占有多大的比重？有多大表达自己意见和知情的余地和空间？
现在，流行“以法治国”的提法。在我看来，人民不应当是“治”，即“统治”、“整治”的对象，而恰恰首先应当是“服务”的对象。讲“贴近”人民，不能不说是一种进步。但光是讲“贴近”，是不够的，而应当真正和他们“融为一体”，把他们的利益看作“高于一切”。最近，李昌平在一篇自述中说：“法律是个好东西，但如果有钱的人和有权的人比较容易利用法律和司法机制去剥夺和阻止穷人平等使用或不得不放弃使用法律的权力，那么，法律就会成为有钱人和有权人欺负穷人的工具”。（见《我向百姓说实话》，发表于《半月谈内部版》），这是非常发人深思的。
党和政府与人民的血肉联系，是一个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关系共产党的根本性质和使命的重大问题。高高在上，居高临下，闭目塞听，自吹自擂、严重脱离群众，听不到、听不进劳苦大众的意见，不关心劳苦大众的疾苦，才是一种最要不得的，最危险、最要命的“不稳定因素”。这应不应从根本上加以解决呢？
这恰恰也就是我们在今天纪念毛泽东这个历史巨人诞生110周年时，所不能不认真思考的一个根本的问题，忘记了人民，无视他们的疾苦痛痒，凌驾于他们的头上作威作福，才是一个革命政党最大的腐败，或最大的腐败温床，甚至会导致一种最要命的“变质”。
最后，我想引用几段令人深思的对话和谈话，也许并不是多此一举的吧：
1、1924年孙中山在一篇名为《反对假革命》的演说中说过：“……不可学革命成功后的这种假革命党，借革命来图个人的私利，借革命一条路来做终南捷径，升官发财。自从革命成功后，这假革命党充满全国，冒革命之名，所以把革命成绩都破坏了……”。
2、“1945年7月5日，毛主席在延安曾同黄炎培先生作过一次意味深长的谈话。那时的黄先生似乎还囿于‘君子之泽，五世而斩'的旧历史观里，担心中国共产党也会‘靡不有初、鲜克有终’，最后走上‘人亡政息'的道路。毛主席听后信心百倍地回答说，我们共产党能够脱出这种始兴终亡的周期律，因为我们有人民群众的监督。”
3、1949年，北平刚刚和平解放时，傅作义同戎子和同志对话时的提问：“我们国民党取得政权后，20年就腐化了，结果被人民打倒了。你们共产党执政后，30年、40年以后是不是也会腐化？”
当时，戎子和同志的回答是：“我们共产党是劳动人民的精华，别说30年、40年，就是50年、60年以后也不会腐化。”
“傅作义将军摇了摇头表示不信！”　
……
这近80年前、近60年前、50多年前的三次谈话和对话，在今天，特别是在纪念毛泽东诞辰110周年的时候，是不是更值得我们深思呢？值不值得我们继续作出历史的回答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