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hgy818 · 注册时间: 2007-09-13 帖子: 1298

九、支持工人造反派
1966年的10月，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断深入发展，革命的主力军——工人阶级开始登上江城文化革命的政治大舞台，然而并未有中央文件对工人的动运作出有力的支持。发动工人起来造反成了革命学生的义不容辞的责任。
完全独立的红反团除了继续与各校造反派一起批判湖北省委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外，开始走上与工人相结合的道路。特别是聂年生总是带着几个人经常出没于各个工厂之中，支持工厂中受压迫的造反派。
当时工人中比较早成立组织的应是第二机床厂的‘八一七’，领头的是余平、余福生，聂年生多次去他们厂帮助他们，他们有事也经常来省委招待所找聂年生商量。其中余福生与聂年生后来在文革中一直保持着很好的关系。
武汉重型机床厂的朱洪霞是共产党员，喜欢文学，在文革初期被打成黑帮份子。他找到了聂年生，要聂去帮助他。聂年生决定组织红反团到他们厂里去声援。
对于这次声援，聂年生进行了精心的组织。首先是在去声援之前，红反团组织人员帮他们写好大字报，同时也以红反团的名义写了不少声援的大字报。在做好了大字报的准备之后，聂年生组织红反团除少数人留守省委招待所外，其他人全部出动。在最前面开路的是宣传车，在吉普车内安的晶体管扩音机在当时可算是最先进的仪器了。车顶上的二个大高音喇叭不断地播送着《造反有理》等革命歌曲。在宣传车后的就是另一部吉普车，里面装着写好的大字报、准备写标语的白纸、一大木桶浆糊和几个小胶桶及毛笔等有关的工具和材料。紧接着的就是二辆满载红反团战士的省委的大交通车，车内的战士不停地唱着革命歌曲。
浩浩荡荡的队伍一到工厂就引起了工人们的注意，出现了不少人来进行围观。汽车开到贴大字报的区域后，红反团战士下车后也不去理会周围人的态度，按各自的分工，开始了战斗。贴大字报的是三人一组，一个人手提装满浆糊的小桶，负责在壁上刷浆糊，一个人负责拿着一捆大字报，另一个人则把大字报一张一张地贴到墙上去。写标语的则是四人一组，一个人负责在壁上刷浆糊，一个人负责拿着一捆写标语的白纸，另一个人则把白纸按标语的长短一张一张地贴到墙上去，第四个人则是负责在贴好的白纸上写大标语。一切就是这样有条不紊地进行着。尽管也有人出来阻扰，但我们都按事先的安排，只管贴大字报和标语，一概不与他们辩论。在大字报贴完后，我们又四处检查，在工厂中所有能写标语的地方全部写上大标语。很快地，整个工厂的墙上都变样了：全部贴满了“坚决为朱洪霞同志平反！”“坚决支持朱洪霞同志的革命造反行动！”“彻底批判湖北省委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大字报和大标语。
在聂年生和红反团的大力支持下，在广大工人造反派的努力之下，朱洪霞获得了平反，并积极地投入了文化大革命。他开始要求加入红反团，但聂年生说，我们是学生组织，工人是不能加入红卫兵的，你们还是自己成立工人的组织吧！于是朱洪霞和余福生等为了更好地搞好工厂的文化革命，一起筹划成立工人的造反派组织。可是当时并没有在工厂中成立造反组织的中央文件，他们的行动得不到有关部门的支持，既没有联络的地方，也没有写大字报的材料。于是聂年生在省委招待所给他们找了住的房间，成立了临时的联络站，还把红反团使用的纸张、笔墨等拿给他们使用。
后来聂年生又和他们一起找了张体学，张体学以十六条中只说了学生可以成立红卫兵为由进行反对。聂年生则针锋相对地说，十六条是没有说工人可以成红卫兵，但是也没有说工人就不能参加文化大革命呀！不搞红卫兵，搞战斗队总可以吧。张体学对此无话可说，只好同意了。于是他们就成立了毛泽东思想工人战斗队。
在经过进一步串联后，１１月１０日，造反派工人正式成立“毛泽东思想战斗队武汉地区工人总部”，俗称“工总”，“二.八声明”后又称为“钢工总”，成立仪式在洪山礼堂举行。张体学和赵修到会，张体学讲话，表示支持工人的革命行动，并祝贺工人总部成立。
工总的李承弘后来在回忆时说：“１１月初我们主持召开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聂年生（华工学生）来担任纠察，拿来广播器材，支持我们。在１１月初的时候，我们跟市委谈判，提出要成立工人战斗总部，跟我们谈判的是工交政治部主任刘振邦，他的联络员跟我们联络的，还有张天林参加，他们坚决不同意战斗二字，结果名字就叫‘毛泽东思想武汉地区工人总部’，定了名单，说好张体学来参加我们的成立大会。聂年生说你们怎么不坚持战斗二字呢？组织名称里有没有毛泽东思想五个字，是造反派与保守派的区别”。
除了对工总的支持外，聂年生和红反团还利用自己的特殊有利的地位对武汉市的其它工人组织给予了大力的支持。他自己亲自带领了红反团中以6541 班肖佑祥为首的学生设立了武钢联络站，支持了武钢“九一三”的成立，还支持了一冶造反派成立了自己的组织，这就是后来的“新一冶”。后来该联络站还整理了时任副省长的原武钢党委书记的韩宁夫在武钢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材料并在红色造反战报上进行发表。同时他还派出了红反团中无线电系64届的黄东同学支持吴焱金为首的工造总司的成立。在“二八声明”时应工造总司的要求，聂年生还派我到工造总司司令部协助黄东帮工造总司进行内部整顿。
另外，聂年生还对其他许多工人和干部造反派进行过支持的帮助。长办的付廉后来回忆说：“那个时候，北京南下点火的学生赵桂林他们在红旗大楼门口演讲，我同意那些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的观点。华工的聂年生也在那里讲话，他说当权派组织三字兵是挑动群众斗群众，名义上是整黑五类，实际上是保自己，整个干部是为了保大干部，那些押着别人游街的人是走资派的工具。我在那里碰到邓泽民，他是机床附件厂的，聂年生在他们厂去点过火，所以认得他。邓问我的观点，我说学生们说得对，邓又问我是不是与聂年生见一面。见面时聂年生只跟我说了一句话，说明天到华工来找我。第二天聂年生对我说，你可以参加我们的行列，我说自己是个干部。他说你算个什么干部？完全可以当头起来造反，谈了几次要我成立组织，说交通厅象一潭死水一样，不发动群众走资派就挖不出来。”后来聂年生支持他们成立了长办联司。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武汉市几乎所有的造反派组织在成立初期都得到聂年生和红反团的大力支持。所以后来，在成立新华工革命委员会时，工总和九一三等工人组织组织大量工人坐汽车到华工游行支持聂年生当革委会主任；在1974 年的批林批孔中，当工总等造反派头头被整，关在牢中，而学生又全部被分配离校的情况下，聂年生能承担起领导武汉市造反派的重任并和造反派的新秀王华珍等率领武汉市革命造反派为工总再一次平反和开展批林批孔作出了重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