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hgy818 · 注册时间: 2007-09-13 帖子: 1298

从跳梁小丑到文革叛徒——对鲁礼安的迟到的答复
由于我过去从未到过“海纳百川”，所以一直没有看见鲁礼安的此文《一桩历史公案的真相 ――致海友，兼答某些“匿名者”》，直到今天，偶然地进入《加中人文社区》，才在二年后的今天看到鲁礼安的此文。鲁礼安的此文中说：
“网名hgy的“匿名者”则大骂我是“跳梁小丑”，“文革叛徒”。说我以一本文革回忆录为武器，投入了反共、反文革、反毛泽东思想的极右行列。可接着又以至今没有见到回忆录原文为遗憾。既然没有读过我的回忆录，仅仅耳闻到片言只句，怎么就能断言我是“文革叛徒”、反共、反文革、反毛泽东思想呢？真是莫名其妙！“跳梁小丑”？这不是当年的“新华工报”和“新湖大报”谩骂我的话吗，怎么四十年后又被你这位自称“老战友”的捡起来了呢？我几十年前与你究竟有过什么过节，你要如此恶毒地侮辱我。我不得不查查你的底细了。"
"按照你不厌其烦的的自我吹嘘，真应了“言多必失”那句老话，我终于透过蛛丝马迹，将你这位“匿名者”破译成功：hgy亦即He guang yu,你不就是华工无线电系65级的学生、原红反团的成员贺光宇么？。你文革中与我素无往来，与“北斗星学会”和《扬评》毫无关系，怎么瞎说自己参加过“学会”的筹备，甚至当过《扬评》早期的主编。你如果早几十年这样胡吹乱侃，是要以“北决扬”骨干的罪名，和我与冯天艾一样坐牢的。当然你后来还是坐牢了，但那纯属你个人的原因。劳改十年后释放出来，为什么竟冒充当年的《扬评》主编，以一付所谓“知情人”的面目，对我这个同样饱尝过铁窗之苦的同届校友匿起名来破口大骂呢？”
对于鲁礼安的这篇文章，比如我为什要说他是是“跳梁小丑”，“文革叛徒”，和他又有什么关系等。我在最近的一篇文章《论文革叛徒鲁礼安和反动文人余杰及其它——复“海纳百川”的跟帖漫骂者》中已间接有了答复。有意思的是，我并没看到他的文章，可文章标题的格式却是如此地巧合，内容也包含了对他此文的答复。也许还真是和他有缘吧？不过正如我曾经写到的：“至于我本人见过鲁，但已无多大印象，鲁对我可能完全没印象，根本谈不上什么“个人恩怨”。”尽管他出走未归，也许已经不在人世了吧？但凭着这几十年的“缘份”，还不得不回复一下，否则，以后地下相见时，他还要说我匿名而不理他呢！特别是为了当年被他毒害的许多幼稚的中学生（如今都已步入老年，可流毒仍存）和当今被他所蒙蔽的许多善良的人们，更是不能不复。
首先关于网名hgy是“匿名者”一事，有必要说一下，我的网名是“hgy818”,在网上完全可以搜索到hgy818的真名是叫贺光宇。由于当时在华岳发表此文时，原来注册的“hgy818”却不知为什么登陆不了，所以就只有另外重新注册为“hgy”了。而鲁礼安不是“破译成功：hgy亦即He guang yu,吗？”请问有用自己的名字的拼音的第一个字母来有意匿名的吗？鲁礼安这样说不知是无知呢，还是要有意抬高自己破译“匿名者”的水平呢？
既然鲁礼安已经“高水平地”“破译”出我这个“匿名者”的真名是叫贺光宇，也查出我是无线电系红反团的。那么他只要到华工官方去查问，或问一下我在华工无线电系的老同学就应该可以正确地查出我的资料了。但很令人奇怪的是余下的资料却就是牛头不对马嘴了：我是63 级而不是65级的学生，虽然在70年也被打成是“北、决、杨”的“骨干”，办过学习班，76年后又因“四人帮”办过学习班，但并无劳改之事。其实，当年抓“北、决、杨”只是走资派镇压造反派的一个借口，尽管当年在学习班中抓出了几十万“北、决、杨”；尽管他们当时称鲁礼安只是“先锋”，朱洪霞才是“前台总指挥”，聂年生是“后台总指挥”，可是坐牢的只是鲁礼安那几个“先锋”，而“前台总指挥”和“后台总指挥”在此后不久却都又平反了，这说明了抓鲁礼安是有可抓的证据的，而办其他人的学习班，只是为了把造反派压下去而已。
在这里，鲁礼安为什么会在我的资料上出现那么大的错误，而不是一般偶然的误差呢？（请注意，我是教物理的，这里的错误和误差可是有本质上的不同的，在物理中，误差是难以避免而可以忽略的，错误则是不可原谅的呀！）我想这只有二种可能：第一种就是鲁礼安明知我的情况却故意歪曲。那据我分析，首先就是鲁自己是65 届的，是文革前的最后一届大学生，比起63 届可就矮了二届呀！如果说这种改动仅仅只是一点面子的话，那说我“后来还是坐牢了，但那纯属你个人的原因。”并说什么是‘劳改十年后释放出来”的则是无中生有的污蔑和对个人的人身攻击了。他说我“后来还是坐牢了”无非说明我不是因“北、决、杨”而坐牢，而那含糊的“纯属你个人的原因”则更是给人以一种不是政治原因，而似乎是一种不可告人的犯罪行为所致了！如果这样，我想这并不显示鲁的水平之高，而只能是说明鲁的人格之低了！至于另一种可能就是鲁礼安并没认真去查问我的事，而只是随便地编造一些谎言，那就更说明鲁的人格之低下了！以谎言掩盖事实，用谣言进行污蔑，这就是鲁礼安的所谓“笔杆子”的真实水平了吧！
接着我再来说明我为什么称文革中的鲁礼安是“跳梁小丑”？应该说，我这儿所说的与“当年的“新华工报”和“新湖大报”谩骂他的话”“跳梁小丑”是完全不同的。我这是用无产阶级的观点，反回去看鲁当时的行为，而后者则是当时钢新之间的派性斗争语言而已。
在1967年，“7.20”事件前，鲁礼安和他的敢死队在为工总翻案上是做过大量的工作的，其功劳是不可抹杀的。但在“7.20”事件后的鲁礼安用“跳梁小丑”来称呼应是再恰当不过的了！
我认为，在文革当时，所谓“跳梁”应就是指以小资产阶级狂热下的某些极“左”的行动，由于这些行动的可笑性，搞这些行动的人就像是马戏团中的小丑了，故称为“跳梁小丑”也。应该说，当时，新华工他们说鲁礼安反毛主席，这在主观上是不成立的。当时的鲁礼安应说是毛主席的信徒，甚至还是最狂热的信徒。他的“北、决、杨”就完全是仿青年毛泽东的所作作为：他的《北斗星学会》是仿《新民学会》；他的《杨子江评论》是仿《湘江评论》；他的《浠水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是仿毛主席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他在毛主席著作上批字，也是仿毛主席在马列书本上批字。他的这一切无非是想做马、恩、列、斯、毛后的第六人“鲁克思”（他当年的文革中的崇拜者对他的称谓）而已。但是他的所做所为却是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去套用毛主席当时在资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做法，正是违反了毛主席当时的战略步署，因而从此形式上来看就只能说是小资产阶级的狂热，也应是可笑的，是自不量力的。
正如毛主席当时所说的，“中国历次革命及我亲身经历的革命，真正有希望的人，是能够想问题而不出风头的人。现在大吵大闹的人，一定要成为历史上昙花一现的人。革命学生应该联合起来，打倒反革命阴谋集团“五·一六”。”毛主席在这里所指的正是鲁礼安这样的“想出风头的人”、“大吵大闹的人”。而此后，毛主席在1967年9月视察了华北、中南和华东地区更是语重心长地说：“对红卫兵要进行教育，加强学习。要告诉革命造反派的头头和红卫兵小将们，现在正是他们有可能犯错误的时候。要用我们自己犯错误的经验教训，教育他们。对他们做思想政治工作，主要是同他们讲道理。”
综上所述观文革右史上，在“北、决、杨”的三个过程中，我们和他们经历了二次合而又分，一次是他们想合而未成。
鲁礼安成立《北斗星学会》是第一次合而又分的结果。至于我“参加过“学会”的筹备，我在我的文章《述评鲁礼安文革回忆录《仰天长啸》中的聂年生和红反团》中已有说明。这里再复述一遍，我“参加过“学会”的筹备”说的是：
”大约是1967年的10月底，我和聂年生、赵延昌、程林等人去省委11号楼（当时我们红反团的住地），与鲁礼安。冯天艾等人一起开会，商量怎样执行毛主席“复课闹革命”的指示。后来在学习班中，硬说这就是“北斗星学会”的筹备会。但从鲁礼安的回忆录中，可以看到，他们实际上另有一个筹备会。在这次会上，双方一致认为毛主席“复课闹革命”意味着文化大革命要结束了。但是，面对这种形势，作为毛主席的红卫兵应该怎样去紧跟随毛主席的战略步署，就有了根本的分岐。聂年生等红反团的成员（除程林外）都认为，紧跟随毛主席的战略步署就是要回到学校和其他学生一起参加复课闹革命。而鲁礼安等则认为，作为造反派中的先进份子，当前的任务应是总结文化大革命，发展毛泽东思想，而为了完成这一任务就必须成立一个像毛主席当年闹革命时所成立的《新民学会》那样的马列主义学习组织。而复课闹革命只是一般学生的任务。正因为道不同而不相谋，二方之间由于根本的分岐而分道扬镖了。此会后，聂年生和我们则是完全退出了省委11号楼，回到华工各自的班级，参加复课闹革命。而鲁礼安等人（包括红反团的程林、骆益鸣等）则继续走他们的路，另外筹备成立了“北斗星学会”。”
而在办学习班时，他们却硬说我们在会上分工为一明一暗，明的是“北斗星学会”，而红反团的人则是搞暗的叫“马列主义小组”。会后，红反团与会的成员曾一起拍照留念，上面题字为“无限风光在险峰”。我的此照片在办学习班时被搜去作为是所谓“马列主义小组”的骨干成员的照片。对此，鲁礼安不会没有记忆吧？难道说“参加过“学会”的筹备”也是什么光荣而值得吹牛的事吗？老实说，我提到此事并不是想争什么“北斗星学会”的光荣，恰恰是想说明我们与鲁礼安即使在当时也是道不同而不与相谋也。
为什么开始也想合呢？自然是有相同的地方，这就是因为面临着“复课闹革命”，作为新华工内的二个钢派思想的组织，将要回到华工，面对绝大多数不同观点的反对面，如能有一定的联合是有必要的。但为什么却又合而不拢呢？这主要就是二者的情况和地位各不相同所致。红反团成员是华工最老的造反派，是从白色恐怖中冲杀出来的。而能首先杀出来的自然都是家庭出身较好的，且在原来班级中不论是文革前还是文革中都具有较高的威信。而鲁礼安的敢死队呢，则是鲁礼安被红司新华工开除后，重新招兵买马拼起来的。此时造反已成时髦，尚游离在新华工红司等造反派之外的学生，多是出身有问题或是刚从原保守派中分裂出来的。用鲁礼安的话就是：“他们中一些人的父母就是院里的“走资派”和“反动学术权威”，而“我的招兵买马是不问出身和成分的”，按“如此“英雄不问来路”的“招降纳叛”几日之后，便拉起了一支三十多人的队伍”，他大多“是一些十六七岁、十八九岁的初中生和高中生，其中多为教授和讲师的子女”。虽然回校后，都将面对另一派的多数群众，但红反团的头头聂年生是红司司令部的第一副司令，赵延昌、柳书论等都是司令部常委，其他成员回班后都可凭以往的威信而赢得一定的地位。像我这样的无名之辈回班后也被推为班文革领导小组的组长。后来在解放原党委书记朱九思之争中，我还是支持解放的“281联络站”的主要负责人。当然，幕后的指挥者实际上是聂年生和赵延昌了。而敢死队成员在回到原来的班上面临的将是被岐视和被压抑。对于即将成立的新华工革委会，聂年生和我们红反团的态度是要在回校后争取群众，力争在革委会中去获得主要的领导地位。而鲁礼安和敢死队则因为在革委会中是不可能有他们的地位的，因而他们则认为“进入官场的人，管他司令也好，佛爷也好，在历史的长河中，终于混不了多久，大浪淘沙，决少不了他一份。”。而他们自认为是“真正有希望的人是那些善于思考问题的人。”他们的任务是“为未来的斗争准备弹药和武器”。这也就是合而不拢的真正的原因吧！
在“决派”时期，他们和我们的关系是他们想合而不成，后来也许是看不中了吧！1967年底，新华工革委会成立了。聂年生和郭保安之争成就张立国当上了革委会主任。聂年生和我们都认为第一次文化大革命已是接近尾声了。张立国和郭保安都不是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家而是机会主义分子，但也已是不可改变的事实了。而革委会是文化革命中的新生事物，是不可动摇的，剩下的只可能是怎样去改善它，使之更为完善。而暂时唯一能做的事就是要总结文化革命中的经历，给后人留下一段真实的历史。于是聂年生召集了赵延昌、柳书论、吴国芳和我一起住到了西七舍，准备写一本以新华工文化革命为背景的反张立国和郭保安的书，取名为《赫鲁晓夫是怎样上台的？》。后来在学习班中，此书被走资派称为是反对“林副主席”和周恩来总理的“北、决、杨”的反革命纲领。而事实上，当时与“决派”的唯一的联系就是决派中的第三号人物原来也是红反团成员的程琳当时也住在西七舍，他也曾参与我们写书的一些讨论。同时，他也经常带来“决派”的一些消息。当然，他经常做聂年生的工作，希望聂年生能支特决派，甚至一起去活动。但聂年生却始终认为，文革正走向结尾，“决派”的所谓“农村文化革命的高潮”是不可能出现的。而“决派”的所作所为只是中学生的小资产阶级的狂热而已。而程琳（也应是代表了鲁礼安的意思吧）则在私下和我们说：“聂年生已是意志消沉，丧失斗志了。”后来也就再不来找“麻烦”了。
说到《扬评》，则是他们和我们之间的第二次合而又分，至于我原所说的初期的说法不对，应是第八期吧！不过《扬评》的第一至七期并没有给人以什么印象，有印象的应是从第八期开始的！《扬评》第八期出版前，我与冯天艾商量之事，也不是我胡吹，冯天艾尚在，他应有所记忆吧！《扬评》第八期用的是“决战决胜战斗队”主编，而不是用此前的“决派”主编，也不是用以后的“杨子江评论编辑部”主编。这是为什么呢？这实际上就是冯天艾当时和聂年生及我们一起商量好的名称。当时商量的是把原红反团和敢死队的人联合起来，组成“决战决胜战斗队”，一起出一份报纸反对新华工的郭派。并确定由我和冯天艾主编，尽管此时的鲁礼安应已是惊弓之鸟了，但冯天艾的所作所为不会不和他说吧！而他又是为什么要否认呢？只能说明他是想避开他们和我们之间的分岐，否认他们当年把矛头指向周总理一事罢了。因为当时，当我和冯天艾商量时，他却拿出了一份已排好版的报纸的清样。这就是《扬评》第八期，上面有鲁礼安的文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与叛徒考茨基》，尽管当时我向冯天艾说明了我们不同意此文把矛头指向周总理的做法，我也和聂年生说了，他也说不同意。但冯天艾可能还是想把红反团的人拉了和他们一起，所以仍以“决战决胜战斗队”主编出版了第八期《扬评》。直至后来我们另编了一份《新华工（聂派）报》后，他们的报纸才改成了“杨子江评论编辑部”主编。在这里我也绝不是想去沾什么主编的光，只是为了说明红反团与敢死队之间的最后分道扬镳，各不相干罢了。
应该说这第二次之合，是有着共同之点的，这就是共同具有的小资产阶级的派性。因为当时全国造反派内部都产生了纷争，在武汉这种纷争就是“钢”“新”之争。鲁礼安的敢死队和聂年生的红反团被统称为新华工中的“钢派”，在反对新华工的机会主义这一点认识上是一致的，所以就有了想合的想法。但是最终还是没有合起来，其根本原因应是在对革委会的看法上。鲁礼安等人认为革委会是临时机构，而他们决派的任务就是要彻底推翻“革委会”，而我们则认为革委会是新生事物，只能完善，不能拆台。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党外有党，党内有派”。我们是新华工中的一派，与郭派的斗争只是为了澄清是非。而对于校外的钢新之争，我们一直认为有分岐，但不是敌对的，应以团结为主。具体表现在对黄石造反派内部二派之争的看法上。正是鲁礼安在黄石支一派打一派，挑起了二派的武斗，而鲁正是在由于新华工呆不下去而准备去投靠黄石的钢派时被铁山的新派所抓。而当时的走资派则依此放风说“黄石发生了反革命暴乱”以污蔑造反派。而聂年生和我们则是组织了“新华工51人赴黄石调查团”，到黄石进行了为期一个星期的调查。我们摸清了有关情况后，分别对二派做工作，化解了他们的矛盾，用调查得来的事实在新华工（聂派）报上发文章驳斥了走资历派的污蔑。而另外的最重要的分岐还在于：我们所反对的机会主义仅限于造反派内部，而他们则认为存在一个自上而下的机会主义司令部，进而把矛头指向了周总理。也就是他们所指的所谓“考茨基派”。
在这里要说明的是，《从“极左”到极右的文革叛徒----鲁礼安》一文是我刚退休开始上网看到余杰为鲁礼安的回忆录所写的序言时而写的。当时我确实是大吃一惊。老实说，在文革中，虽然某些人总是把鲁礼安和聂年生联在一起，合称为是新华工中的“钢派”，但聂年生和我们对他一直是有一些看法的，不过也还是把他当为造反派中的一员的。可是没想到，鲁礼安坐了11年牢之后却变成了这样的一个卑鄙无耻的人！气愤之余，马上就写下了这么一篇文章。
至于我为什要说他是文革叛徒，在上面提到的文章《论文革叛徒鲁礼安和反动文人余杰及其它——复“海纳百川”的跟帖漫骂者》中已说了，实际上说鲁礼安是文革叛徒不是我所断言的，是反动文人余杰以二主子的身份给鲁礼安做的结论，虽然他的书中并没明确的说出，但确是以对待叛徒的样子在对着鲁礼安说话。现摘录如下：
“反动文人余杰首先把鲁礼安给捧起来，认定他是文革的英雄。他说“作为武汉华中工学院的一名不到二十岁的青年学生，鲁礼安参加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组织“北斗星学会”、起草“决派宣言”、编辑《扬子江评论》，一跃成为武汉地区红卫兵中最有影响力的 “笔杆子”。”“他成为若干轰动一时的大字报的作者，并组织了走在革命前列的“敢死队”。”而接着反动文人余杰以一个二主子的身份把鲁礼安的回忆录定为了文革叛徒的自首书，他是这样论述的：他说在鲁礼安的回忆录中他发现了一个“迥然不同“红卫兵”。这个红卫兵就是鲁礼安”，他指出了鲁的叛徒的阶级基础就是“父亲是旧政权的海关职员，母亲是教会学校毕业的基督徒和医生，叔叔是反右中惨死于集中营的青年知识分子，出身这样的家庭，在“阳光灿烂” 的新中国，鲁礼安并不能享受到多少阳光。在文革前夕，他成为官僚们侮辱和打击的对象”。由此基础决定了鲁礼安参加文革的目的就是借“文革的发生成为他改变自身屈辱身份和实现其单纯的革命理想的契机。”实际上就是想投机革命而已。所以很快地““毛泽东的文革”与“鲁礼安的文革”渐渐产生了裂隙”。于是了背叛自己参加的文革，他要“反抗建国以来日益僵化的官僚制度，甚至从马克思的《法兰西内战》中找出“重建党、重建国家、重建军队”的理论支撑。”“鲁礼安就已经对中共的专制制度产生了怀疑。”“由此他发现毛泽东跟历史上那些最残暴最独裁的统治者没有什么区别”。作为文革的叛徒，“他坦诚地承认自己也是罪人，在风头浪尖上激流勇退之后，他开始对自己的所作所为有了反思。” 他说：“活着，记忆着，忏悔着，控诉着”是鲁礼安的这部厚厚的回忆录的主题所在。按上述某人的逻辑，余杰在这里是先认定鲁礼安是文革的英雄，然后忏悔了，承认自己有罪了，还要控诉文革。这不是叛徒又是什么呢？所以认定鲁礼安是文革叛徒的首先就是余杰了。我也是先看到余杰的序言，从他的文章中感到鲁礼安已是文革的叛徒，然后才看到他本人的书的。”
所以我当时虽然没看到他的书，但从余杰的序言中不得不同意余杰的论断，鲁礼安就是文革的叛徒。
至于说鲁礼安“投入了反共、反文革、反毛泽东思想的极右行列”。首先是只要看为其作序言的余杰是何许人也，就可得出这样的结论。在上面我提到的文章《论文革叛徒鲁礼安和反动文人余杰及其它——复“海纳百川”的跟帖漫骂者》中已说了“余杰是反动文人”，具体论述如下：
“2006年5月初，中国异见知识分子余杰、王怡和维权律师李柏光三人，曾以中国家庭教会成员的名义在白宫的总统私人客厅与布什会谈。布什称余杰等人与达赖喇嘛为“勇敢的人”，并表示非常愿意倾听他们的声音。达赖喇嘛是反共反人民的叛国卖国贼这应是不争的事实，被美国主子布什并列一起的余杰又能是什么人呢？对此，国家宗教事务局局长叶小文说：“（布什）不顾我们内部的交涉和坚决反对，会见实际上是政治异见人士的所谓的基督教徒家庭教会代表余杰等人。”叶小文还炮轰美国利用文化霸权，“打着所谓民主、自由、人权、法制、廉政的旗号，排斥一些国家文化、社会制度和价值观念，加紧对一些国家进行的文化渗透，侵蚀别国的文化根基。叶小文说，中国要改变被动的局面，破解“媒体煽动—民众激动—政治人物施压”这一中国面对的“连环套”，需要提出实实在在的实例向美国民众展示中国宗教的真实状况。
另有反共人士评论说：“布什接见余杰，是一个重大的事件，这标志着美国认为时机已经成熟，开始采取最高级的进攻手段——意识形态控制，这就意味着执政党继续采取守势，静观其变的策略快要站不住脚了。余杰们不是一般的右派，他们要做的事情不仅仅是政治层面上的，而是文明层次上的。他们要通过在中国发展基督教家庭教会，占据目前处于混乱和真空状态的意识形态领域。一旦这个目标达成，即在中国广大中下层民众当中建立基督教宗教信仰，则执政党存在的根基将彻底崩溃。到那个时候，无论执政党采取什么手段和措施，其存在的合法性都将被根本否定。这虽然是一个慢功，但却是根本性的措施。这也不仅是政治的竞争，还是文明的冲突。对美国来说，这是彻底解决中国问题的终极手段。”这段话说明了余杰是其美国主子布什用以向中国意识形态控制进攻的急先锋，“是政治层面上”和“文明层次上的”“不是一般的右派”。这样的人不是反动文人又是什么呢？
余杰对其主子布什也是极尽吹捧之能，他在他所写的文章《“布什主义”改变美国与世界》中吹捧“美国保守主义势力的崛起和“布什主义”的高调登场，为自由世界树立起了一面迎风招展的旗帜。“布什主义”不仅正在改变美国，也正在改变世界。“布什主义”不仅将美国的武力用于保卫国家，还运用于在全球范围内传播自由。“
一位网友是这样评价余杰的：“我觉得余杰挺可怜的，堂堂一个北大硕士，著名作家学者，在北京找不到工作，有北大人卖肉有北大人卖糖葫芦，余杰没什么技术，只有卖文为生，由于他的反动本质，没有一家出版机构敢发表他的作品。做父母的养这样一个儿子，能不寒心么？”鲁礼安曾对批评余杰为他写的序言的老田说“因为你的批评文章，就使得余杰的序言被出版社拒绝”。我也不知这是真是假，但也说明一点，连出版社都拒绝余杰的序言，确是太反动了一点吧？这样的人不是反动文人，难道说是革命文人吗？余杰积极为鲁礼安作序，而鲁礼安对于余杰的序言被出版社拒绝是极为心痛，这不正说明鲁礼安和余杰是一丘之貉吗？”
其实，上述的言论还说明了余杰并不单纯是一个为鲁礼安回忆录作序的反动文人，正如一个网友所指出的“骂得不狠”“说“反动文人”客气了”。余杰应该是一个反共、反文革、反毛泽东的极右份子。我们只要从余杰的序言中看看他的借题发挥的就可以清楚了。
首先，我们可以看到，他对于解放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中国是这样描述的：“今天的中国虽然在经济上有所发展，但在政治伦理上依然处于“暴力治国”和“谎言治国”的野蛮状态。从毛泽东时代的反右运动、大跃进的饥荒以及文革惨剧，直到邓小平时代的天安门屠杀，以及江泽民时代延续至今的对法轮功的迫害，统统都是不可言说的“禁区”；从小学、中学到大学的语文、历史、政治等科目的教科书，全都充斥着黑白颠倒的谎言——一百步笑五十步，如何可能？一个没有历史感和尊严感的民族，如何能够获得其他民族的尊重？”在他的眼中，共产党领导的新中国就是“处于“暴力治国”和“谎言治国”的野蛮状态”。伟大的中华民族成了“没有历史感和尊严感的民族”，而教科书中的“反右运动、大跃进的饥荒以及文革”“全都充斥着黑白颠倒的谎言”。余杰在这里不是反共、反华又是什么呢？
对于文革，他认为是使知识分子“失去尊严”，使“自由受到最惨痛的践踏的历史”。他认为文革就是一场“血雨腥风”“戕害了多少无辜的生命”。为此，他不惜编造出“武汉武斗趋近“局部战争”的状况，数十万学生、工人和市民的伤亡”的谎言。
同时他借用高文谦的说法，说什么“毛泽东之所以发动文革，在其乌托邦狂想和所谓阶级斗争扩大化指导思想的背后，还隐藏着个人一己之私欲。毛发动大跃进饿死几千万人，但他拒不认错，先是在庐山会议上整倒彭德怀，后来又担心刘少奇秋后算帐，害怕自己死后落得像斯大林一样被人鞭尸的下场，于是先发制人发动文革，不惜把整个国家拖入十年之久的浩劫之中。”在这里，他继续咒骂文革，同时也把矛头指向了发动文革的毛主席，加入了“非毛”的反动行列。
同时他也借用鲁礼安的回忆录，污蔑在文革中“人们如同皮影戏中的人物，为仇恨、恐惧、野心、嫉妒、虚荣和热情等情绪驱使着肆无忌惮地作恶，而伟大领袖如同在幕后操纵的导演，他并不在乎演员的生死。”
他甚至于还把希特勒和伟大领袖毛主席相比，胡说什么“我的想法可以用一个我永远不能企及的例子来说明，那是托马斯•曼的文章‘阿道夫•希特勒——我们的兄弟’。。。正如作为德国人的托马斯•曼所说的“阿道夫•希特勒——我们的兄弟”和作为波兰人的米奇尼克所说的“雅鲁泽尔斯基——我们的兄弟”一样，作为中国人，我们也必须承认这样一个同样难堪的现实“毛泽东——我们的兄弟”。这种说法并不是为毛泽东脱罪，而是说“我们并没有外在于毛泽东”——我们是控诉者，我们也应当是忏悔者。”
够了！上述的言论就足以说明余杰是在借鲁礼安的回忆录进行反共、反文革、反毛泽东。可正是这样的一个人却热心地为鲁礼安的回忆录作序并“对鲁礼安的这部“一个人的文革史”（方方语）也表示深深的敬意。”这难道不足以证明鲁礼安是“以一本文革回忆录为武器，投入了反共、反文革、反毛泽东思想的极右行列”吗？
从文革中的跳梁小丑，蜕变为文革叛徒，这就是鲁礼安几十年来所走过的道路。

hgy818 · 注册时间: 2007-09-13 帖子: 1298

一桩历史公案的真相

――致海友，兼答某些“匿名者”

鲁礼安

（一）事情的缘起

我的一篇怀旧文章《重返铁山》在海上发表后，因涉及到一段文革的往事，引起了一些读者的特别关注。在诸多的跟帖中，有某些署名“匿名者”的帖子对我进行了指责。这些“匿名”先生似乎认为当年我在铁山熬不过重刑，曾昧着良心拖人下水。说：“当年不是你乱咬乱攀，王盛荣、周岳森、干毅不会锒铛入狱，被打成黑后台。曾刘首长可能要另找借口把60多万造反派打成反革命。”

对于一些匿其名而发表的不负责任的文章，我向来不屑一顾。但这些“匿名者”的矛头是直接指向我的，且事关重大，不但涉及到一桩历史公案，而且涉及到人的品德良心方面，明明白白是要置我于不义。鉴于此，我不得不说出发生在近四十年前的一段往事的真相。正如孟子所说：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

这不仅是关乎历史真相之辩，也是关乎个人尊严之辩。

我别无选择。

（二）历史的真相

我想先从被打成“黑后台”之一的“老国民党特务”周岳森说起。因为三个“后台”中，只有周说得上与我有过一次正式的接触。

我是在1968年3月份回校复课时，应周岳森之约和他见过一次面。时隔不久，即3月底，我突然被张立国、郭保安抓起来“隔离反省，交待问题”。“问题”之一，便是“与混进附中革委会权力机构的走资派周岳森是如何见面的”。可见，与周见面一事，早已有张郭的耳目举报在先。但张立国等未能从我身上得到任何所需的材料，我便已从华工出逃。随后，针对新华工一份内部文件“关于鲁礼安的初步材料”，我写下了三篇“我回答你们”，其中就有对材料中关于我“与学校内混进权力机构的走资派有勾结”说法的驳斥。同年5月中旬我在铁山被绑架，再次失去人身自由。陷身铁山的两个月里，铁山方面严刑逼供，是要从我身上坐实一张“恶攻”性质的“反动标语”，以顶住外界声势浩大的“营鲁”压力，好将我送进监狱。对于所谓“后台”的追查，那是我进了监狱之后的事，和铁山时的严刑逼供，其实没有任何关系。6月15日出版的第九十五期《新华工报》上八个版面揭批我的“反革命罪行”的长文，也不过含糊其辞地说我“与附中走资派、国民党反动派的忠实走狗周岳森拉拉扯扯，多次深更半夜摸到周的家中密谈。”并不敢指认周岳森就是我的“后台”。（至于王盛荣、干毅等“后台”，那是一年后的事，当时更是连个影子都没有）

1968年 9月，也就是我被正式逮捕后，在“新华工”召开的万人批斗大会上，周岳森被喝令上台，当众交待“勾结现行反革命分子鲁礼安进行反革命活动”的罪行。记得周岳森上台后经过我面前时，悄悄对我说了一句话：“讲良心，说真话。”

周岳森的这句叮嘱我听清了，并且记住了。在长达十一年半的单身监禁中，“讲良心，说真话”，成为我在面对审讯、交待问题时的一道不可弃守的“底线”。

那么周岳森当众“交待”了些什么呢？他说，因为学生不肯回校复课，考虑到鲁礼安当时在附中学生中的影响，想通过他帮忙做做学生的工作。此外也听鲁礼安谈了一下他关于教育改革方面的意见和设想。临别时，对鲁说了一句客套话：与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

所谓的“反革命勾结”，如此而已！台下报以哄堂大笑。

周岳森当众“交待”的谈话内容，与我后来在审讯室里交待了无数遍的有关与周见面的内容，一模一样，毫无二致。我何曾“乱咬乱攀”过？一年之后，也就是1969年的9月，中共中央文件“九二七指示”指“老反革命特务”周岳森为“反革命地下组织”的“幕后操纵”的唯一证据，就是周岳森约我见面谈过复课方面的问题。当时的“中共中央”和“曾刘首长”以莫须有的罪名制造冤狱，难道是因为我“乱咬乱攀”了谁造成的吗？是因为我“诬蔑陷害”了谁是“老反革命特务”造成的吗？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诬我“乱咬乱攀”的“匿名”先生，难道连这句古语都不知道？

十年后拨乱反正，省高法在一份复查报告中指出：现查明：周岳森是华中工学院附属中学的党支部书记，根本不是特务，只与鲁礼安有过一般接触，不是幕后操纵者（引自鄂文1979第70号文件）总算还了周岳森一个清白。

再说另一个“黑后台”，所谓“国民党反动将领”干毅。

干毅是华工的教授（国民党起义将领，现已离休，健在），与我从未谋面，仅因其子干小雄（华工附中初中生）是敢死队的队员，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被毫无道理地定为“北决扬”的“幕后操纵”而“锒铛入狱”。正如十年后省高法在复查报告中指出的：“干毅与鲁礼安等人没有接触过，仅因其子干小雄曾参加鲁礼安在华工组织的敢死队，而怀疑干毅通过其子操纵‘北决扬’。经查，所列怀疑干毅通过其子操纵‘北决扬’的线索纯属分析，不是事实，实际上干毅与‘北决扬’没有关系。”请注意，干毅当年之被打成“黑后台”，根本不是因为我“乱咬乱攀”，而是在没有取得任何证据的情况下，靠“纯属分析”定的案。荒唐吗？可怕吗？当年的“中共中央”、“曾刘首长”就是这样草菅人命，制造冤狱的！“匿名者”不去对蓄意制造冤狱的权势者表示义愤，却向我这个当年还是一个年轻学生的受害者身上泼脏水，我真的很怀疑“匿名者”究竟是在充当谁家的辩护士？

我最后着重要说的是王盛荣。因为当年的武汉军区政委刘丰1969年10月3日在省革委会扩大会上关于“北决扬”的讲话中，在谈到“北决扬”的三个“黑后台”时，唯一“举证”了的，就是王盛荣。

刘丰是这样说到王盛荣的：“王盛荣，是从苏联回国的所谓‘二十八个半’的一员……是教条主义时期反对毛主席的得力打手。他给鲁礼安等人亲自传授反革命经验，要他少搞些冲冲打打，多搞恐吓手段，散布反革命‘多可论’。”

文革中我曾见过王盛荣一面不假，时间大约是在1968年的元月或2月。实际情况是这样的：

王盛荣文革前是市里的一个局级干部，但资格不浅，是井冈山时期就投身革命的老红军，乃六级高干，据说年轻时还曾在苏联莫斯科大学学习过，是大名鼎鼎的所谓“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中的一个或半个。有一个姓李的12中的学生，不知怎么认识王盛荣的子女。据李说王老知道许多的党内秘史，可以从他那里了解一些党内斗争的情况。于是有天晚上，李带领我们一行七八个学生前去造访。

当时这位王老非常好客，非常健谈，每天接待一批又一批慕名而来的年轻学生。根本就不问来访者是谁，就谈自己的革命历史。谈过革命历史，便讲起当年他们在白区开展地下斗争的经验。他说他们过去缺少经费，就要找大阔佬、有钱人要。怎样要呢？也不用上门，写封信客客气气地开出数目就行了，但信封里封了一颗子弹。阔佬们一看心里就明白，乖乖地就把钱拿出来。“你们红卫兵现在造走资派的反，想必也是缺少经费的，也不要搞打砸抢，主席教导我们要用文斗，不用武斗嘛，所以打砸抢是不好的。那你们怎样办呢？好办，你们也可以给那些走资派写信嘛，恐吓他一下，他还不乖乖地把钱交出来。”王老的一番“白区地下斗争”的不二法门，直让我们听得目瞪口呆，他大概把我们当成是北京的“联动”或武汉的“特动”一类专搞“红色恐怖”的高干子弟了。

“我们有自己办事的原则，”我对王老说，“我们不会向谁要钱，更不会写恐吓信的。”王老一听就哈哈大笑起来，“什么叫原则？你们还信那个呀？我告诉你们吧，原则这东西，可大可小，可长可短，可肥可瘦，可方可圆，可有，还可无嘛！”我们一听也都嗬嗬地笑成一团，鼻涕眼泪都笑出来了，然后便告辞。出门后我对李说，这就是你说的那个一肚皮党内斗争秘史的老红军、老革命？老红军、老革命就给我们讲这些？以后再不要找他了。

这就是我在文革中与王盛荣仅有的一次交往。当时王老根本就不知道在造访他的一批批学生中，有个叫鲁礼安的，他也不可能去影响这个姓鲁的学生，更不用说什么操纵、控制了“北决扬”了。

的确，没有那次的拜会，王老可能不至于遭受长达七年的牢狱之灾。在这一点上，我愧对王老，将负疚终身。但是，王老之入狱，决不是因为我的“乱咬乱攀”，而是党内上层有人早就蓄意要置之死地而后快。所谓“后台”，不过是一个整他的借口而已。

其实，官方对于我的后面有“黑手”或“后台”的怀疑，由来已久。我入狱后的第一年里，可以说办案人员的主要精力，就是用在查我身后的“黑手”。他们使用拉网式的排查，要找出躲在我的身后对我“暗中操纵”的“花白胡子”。然而查了整整一年，一无所获。

1969年7、8月间，他们不知从什么途径，查到了我曾与7、8个中学生一起，拜访过王盛荣。专案人员如获至宝，以为终于找到了我身后的“黑手”。于是连续提审，要我交待清楚“与王盛荣的关系”。为了让专案人员明白我与王盛荣并没有什么关系，我当然只能如实地讲清楚那天的情况。

“你后来又去找过王盛荣几次呢？”专案人员问我。

“以后再也没有去找过他了。”我回答说。

“你们后来按照王盛荣讲的去做过什么没有呢？”军代表对我的交代当然不满意，心有不甘地问道，“比方说写封恐吓信……”

“没有。我们不可能照他说的去做。”

“他的话对你们总有点影响吧？”

“没有影响，”我断然地说，“如果一定说有什么影响的话，就是让我们奇怪怎么老革命会给我们讲这种莫名其妙的话”。

（当然，这只是我当时的看法。后来我从自己的亲身遭遇中，醒悟到我们曾视之为谬论的那个“多可论”，实为王老经历长期党内斗争而总结出来的经验之谈。）

“九二七指示”下达后，如遭五雷轰顶，我的精神一度几近崩溃。提审人员趁势进行“政策攻心”，要我揭发那几个“黑后台”的罪行以“立功赎罪”，“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他们要我交待是如何向王盛荣等后台请示、汇报，等等，上头需要你提供这些方面的“过硬材料”。你要积极配合组织，否则你这个“反革命地下组织”的一号头头会牢底坐穿……我非常希望能“立功赎罪”，非常想“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但是我不能用诬陷来交换。无论命运如何，我都不能弃守“讲良心，说真话”这个做人的底线。我拒绝造假，坚决不作伪证。

十年后省高法的复查报告指出：王盛荣仅与鲁礼安见过一次面，没有谈及“北决扬”的问题，不是幕后操纵者。

并且作出结论说：作为认定“北决扬”反革命组织的主要依据即幕后是由一小撮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暗中操纵的事实不存在，而且公开发表的“决派宣言”不能认定为反动纲领，因此，“北决扬”不能定为反革命组织。

可是当年我正是因为没有“乱咬乱攀”而未能“立功赎罪”，未能“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我为此坐穿了牢底，21岁－33岁，我整个的青春都埋葬在了那间暗无天日的单人牢房里。

那段最珍贵、最旺盛的生命，永远尘封在那间小屋子里了，而且永远索不回了。然而我守住了良心。

什么是真相？这就是当年那桩惊天大案的真相。

那些诬我“乱咬乱攀”的“匿名者”们，你们真的了解上述真相吗？如果不了解，你们怎么可以对我恣意中伤毁谤，怎么可以肆无忌惮地在我至今还在流血的伤口上撒盐？怎么可以摆出一付正人君子的架势，从背上向我这个六旬老人插上一刀？人不能卑鄙到这种地步，你们究竟还有没有一点起码的良知？

好了，我已经如实说出了四十年前那段历史公案的真相。哪怕是面临“最后的审判”，我都可以说：我说出了我知道的一切，我已经拯救了我的灵魂。

（三）谁不曾忏悔？

“匿名”的那些“同时代人”，举着“道德和良心”的刀子，不断地捅向我的心口，逼问道：你为什么不忏悔？

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请让我先讲个《约翰福音》里的故事。法利塞人抓到一个行淫的妇人。他们要用石头把她砸死。耶苏看到了，说：“你们中谁没有罪，就向她投石头吧！”法利塞人听了这话，从年纪老的开始，一个个丢掉石头退了出去。

那些法利塞人的后人，一直都为他们的先祖蒙羞，有2000年了。

其实，在我看来，那些法利塞人多少还残存有一点羞耻心。而且，他们在嚷着要砸那个妇人时，至少没有戴上一付遮脸的假面。

故事讲完了，我现在开始回答你们的问题。

我可以坦诚地告诉你们，我很久很久以前就开始忏悔了。我的忏悔，可以上溯到四十年前。

那是有次在黄石的时候，亲眼目睹了一位被武斗夺去了爱子生命的父亲的痛苦和绝望之后，我开始感到了心灵的震颤不安。我就想到我写的那些鼓吹武斗的文章。我问自己：你究竟是在为“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摇旗呐喊，还是在为一种骨肉相残的罪恶推波助澜？

后来，在那间单人牢房里，在死一样的寂静中，我对自己在文革中的所作所为有了更多的反思，其中就包含对受牵连者的忏悔。在黑暗的监所里，听到那几个含冤入狱的老人深夜里的哭泣和长叹，看到昔日的同伴一个个被关残关疯，我感到了极度的痛苦和内疚。如果不是因为我幼稚而又狂妄、固执而又愚蠢、无知而又充满虚荣心犯下的过失，如果不是主要受我的问题的牵连，他们这些什么文章都没有写过，支言半语的“恶攻”言论都没有的无辜者，怎么会落到这种悲惨的境地。“吾虽不杀伯仁，伯仁因我而死”（典见“晋书”），在他们面前，我是个罪人。

忏悔，无穷无尽的忏悔，伴随我度过漫长的狱中岁月。出狱后，我把这些忏悔变成文字，无遮无掩地写进了那本历时十多年完成的“狱中吁天录－仰天长啸”中。

你们不是对我那本书读得很熟吗？难道没有看到我那些忏悔的文字吗？我已经付出了我整个的青春来忏悔，你们觉得还不满足吗？

毕竟，我那时还太年轻；毕竟，我们那时所面对的审查，是以革命的的名义。我是身在“无产阶级专政”的监狱，而不是国民党反动派的牢房或反省院，我这个乳臭未干的“红卫兵小将”，不可能像张春桥一样，以“一语不发”来和“党的政策”对抗，不可能表现得比那些久经考验的“无产阶级革命家”、那些从枪林弹雨中闯出来的的“老帅”“将军”，更加问心无愧。我所能做到的，只能是“不说假话、不诬陷别人”，仅此而已。你们是不是理解这一点呢？

你们这些和我“同时代的人”，都和我一样经历过那个特殊的年代。你们今天在质问我时，一个个都表现得那样居高临下，那样道貌岸然，仿佛都是道德和良心的化身。那么，我想问问你们：

你们被捆绑着手脚，投进过200米深的矿井，整整一个月中，每天都被鞭打得死去活来吗？

你们被扔进单人牢房，在那种求生不得，求死不成的孤独、黑暗和恐惧中，整整煎熬过四千多个昼夜吗？

黑暗的带脚镣手铐的禁闭室里，曾经传出过你们凄厉而无告的呼号吗？

看守刺刀捅向胸口时的剧痛、哨兵皮带鞭挞下的颤栗，你们品尝过吗？

你们知道十多年时间饥肠辘辘的滋味吗？

你们体验过咫尺天涯、十多年不得见父母亲人的痛苦吗？

你们很幸运。你们都没有遭受过。

那么，你们在学习班里呆过吗？你们蹲过“牛棚”吗？被命令过说清问题，被逼迫着写过交待吗？你们被强迫过向革命群众认罪，向毛主席他老人家请过罪吗？

也没有？那你们就太幸运了，幸运得有点让我妒忌。难怪你们能那样从容不迫、理直气壮地对着我指手画脚呢！

不过，你们既然都自称当年是我的战友，是“同龄人”，那你们也应该戴过“红卫兵”的袖章。作为“小将”，你们当年犯过错误、有过过失吗？失过足、做过糊涂事情吗？你们有意或无意伤害过别人吗？

都没有？真该恭喜你，你可以进入那寥若晨星的圣人的行列了。

至于我，一个罪孽深重的老人，为了我年轻时的过失，将如同《旧约－约伯记》里的老约伯一样，在尘世中默默忏悔一生。

（四）分歧从何来？

一篇短短的怀旧文章，竟然在海上刮起十二级的飓风，简直就差没引起海啸了。这实在是我写“重返铁山”时始所未料的。

海上先冒出个“匿名者”，然后是“其鸣”，接着出现了一个自称“你的部下”的，而最先出现的那个“匿名者”又改名“同时代人”。而最后出现的网名hgy818的“匿名者”则更出谱了，他自称不但参加过“北斗星学会”的筹备会，而且还是《扬评》的首任主编。一个以我为讨伐对象的海上“神圣同盟”，竟然不可思议地是由我的这些“老战友”、“老部下”和“同时代人”组成！

据“同时代人”说，本来大家是非常同情我的遭遇的。只是因为我嘲笑、攻击当年和自己不同观点却有着相同遭遇的造反群众，放肆地攻击毛泽东、攻击文革、美化迫害造反派的当权派，向走资派摇尾乞怜，人们才不得不说出当年的真相。不肯原谅别人的正是鲁礼安自己。

我是不是真的像“同时代人”所说，凡是读过我的回忆录的，不难作出自己的判断。正如我在书中说的，我写回忆录的目的，就是要揭露那桩“钦定”大案的真相。揭露迫害者的罪恶，用笔将他们这些自由和民主的敌人、扼杀人类道德和良知的刽子手，永远钉牢在历史的耻辱柱上。这是我在狱中一个除夕深夜，跪在地上向苍天和大地发下的誓言。我怎么可能在回忆录里美化迫害造反派的当权派，向走资派摇尾乞怜呢？请问“同时代人”，你能举出我书中的一句话、一个字，证明我美化哪个当权派了，又向哪个走资派摇尾乞怜了？说话要有证据。文革时某些人贯用的诬陷伎俩，你怎么现在还舍不得扔掉？都已是白发苍苍的老人了，怎么几十年都没有长进？

网名hgy的“匿名者”则大骂我是“跳梁小丑”，“文革叛徒”。说我以一本文革回忆录为武器，投入了反共、反文革、反毛泽东思想的极右行列。可接着又以至今没有见到回忆录原文为遗憾。既然没有读过我的回忆录，仅仅耳闻到片言只句，怎么就能断言我是“文革叛徒”、反共、反文革、反毛泽东思想呢？真是莫名其妙！“跳梁小丑”？这不是当年的“新华工报”和“新湖大报”谩骂我的话吗，怎么四十年后又被你这位自称“老战友”的捡起来了呢？我几十年前与你究竟有过什么过节，你要如此恶毒地侮辱我。我不得不查查你的底细了。

按照你不厌其烦的的自我吹嘘，真应了“言多必失”那句老话，我终于透过蛛丝马迹，将你这位“匿名者”破译成功：hgy亦即He guang yu,你不就是华工无线电系65级的学生、原红反团的成员贺光宇么？。你文革中与我素无往来，与“北斗星学会”和《扬评》毫无关系，怎么瞎说自己参加过“学会”的筹备，甚至当过《扬评》早期的主编。你如果早几十年这样胡吹乱侃，是要以“北决扬”骨干的罪名，和我与冯天艾一样坐牢的。当然你后来还是坐牢了，但那纯属你个人的原因。劳改十年后释放出来，为什么竟冒充当年的《扬评》主编，以一付所谓“知情人”的面目，对我这个同样饱尝过铁窗之苦的同届校友匿起名来破口大骂呢？

由此我非常怀疑这些自称“老战友”、“老部下”、“同时代人”，究竟都是些什么人。身份是否真实？神经是否正常？为什么一概都用“匿名”，无一敢以真名实姓示人？尤其是，这班“同时代人”究竟为了什么突然一个个轮番上阵，对我“鸣鼓而攻之”？

最开始由那位“匿名者”（即后来改称“同时代人”的）挑起事端时，我还迷惑不解到底是怎么回事。后来从他们陆续后发的跟帖的内容来看，原来主要是因为我现在对文革、对毛泽东先生的认识，与他们四十年来固守不变的观点有了重大的分歧。党同伐异，这就是他们对我群起而攻之的根本原因。若非如此，我的一篇短短的怀旧文章“重返铁山”，就算我揭出当年是郭宝安亲自坐镇铁山，假铁山之手来对我刑讯逼供这个内幕，对这些“当时不同观点但有着相同遭遇的造反派”（郭保安等与我有相同遭遇吗？）显得不够厚道，就算我对当年那些直接充当打手，几乎将我活活打死在深井下的人还不够宽容（其实我在“重返铁山”中已经说过我早已原谅他们了。我甚至已经请人帮我在铁山最好的酒楼定下了酒席，准备宴请他们，遗憾的是我们终于无缘见面），这些“老战友”也犯不着大动肝火，一板斧又一板斧的向我砍来。

其实，观点上的不同是很正常的。法国启蒙主义思想家伏尔泰说得好：“我可以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坚决捍卫你发表观点的权利。”大不必因为观念上的分歧，干戈相见，大打出手，闹得海上狼烟滚滚，不得安宁。甚至在海友中间引发了一场以“英雄”为话题的口水仗。

至于我，当然不是“英雄”（英雄太难当了，文革中真正的英雄，没有几个能够幸存至今）。正如童兄所言，我文革时只是一个和大家一样的“年轻学子”，一个“经历过文革的同时代人”。要说有什么不同的地方，也无非是多“受了十几年冤狱”。不过我自信在文革中并没有像“贩夫走卒”影射的的那样，“踩着肩往上爬”，也不曾为自保而“血口喷人”。“血口喷人”的人是有的，看看某些人的“跟帖”就够了。以我几十年来的经验，大凡“血口喷人”者，必匿其名。因为干的是见不得人的鬼域勾当，怎么敢“行不改姓，坐不更名”，堂堂正正地站出来说话呢？

所以，如果哪位“匿名者”手中掌握有与我所说的不同的另一种历史真相，请他摆事实、讲道理，拿出证据来。而不是一味地含糊其词，虚张声势，躲躲闪闪，大帽子下言空无物。做人要光明正大，要敢对自己的言论负责，要敢对簿公堂。不要老是“匿名”，老是让我站在明处挨打，你们却躲在暗处放冷箭。这不符合论战的规则，对我极不公平。所以，这篇说明历史真相的文章发表后，我是不会再和任何“匿名”出现的对手过招了。正像鲁迅先生说的：“宁可与敌人明打，不欲受同人暗算。”我只尊重以真实身份出来与我对阵的男子汉大丈夫。

当然，如果“匿名者”们确实有什么为难之处，有“难言之隐”，实在不便在海上亮出身份，那也不要紧。我们可以采纳海友“老杆”的建议，撇开恩怨，坐下来做一次心平气和的交流。

只要你们这些“老战友”、“老部下”、“同时代人”，是带着真凭实据而非道听途说的不实之辞而来，无论怎样指责我、批评我、鄙视我，甚至辱骂我，我一律以良师诤友视之。

我随时准备面对面恭听你们的教诲。

我随时准备接受你们对我进行道德审判和对我的灵魂进行拷问。

到时，该澄清的澄清，该辩解的辩解，该认错的认错，该负荆请罪的负荆请罪。

然后，我们握手言和，尽释前嫌。

可以吗？我在海上恭候各位“老战友”的答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