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hgy818 · 注册时间: 2007-09-13 帖子: 1298

第四章、解放以后文化革命以前的林彪

1、林彪与朝鲜战争

一九四九年新中国成立后，林彪先被任命为中南军政委员会主席、中南军区兼第四野战军司令员、国防委员会副主席等职。

全国解放后，毛泽东出于政治需要，力拔政治、行政、统战对象和党内文官担任国家要职，强压功臣宿将，引起了文官欢乐军官愁的局面，然而，由于毛泽东如日中天，军头大员们也只好默认了。

一九五零年，林彪于建国后首次拒绝毛泽东点将挂帅抗美援朝，后被毛泽东以养病为名将林彪冷冻多年。

一九五零年，朝鲜战年爆发，毛泽东审时度势，力排众议，决计派兵援朝，与号称天下无敌的美军决一高下。按理，林彪在东北多年指挥战争，选林彪挂帅在情理之中，却没想到林彪以身体不好为由谢绝，使毛泽东大为不满，又想令大将之首粟裕挂帅，奈何粟裕也病倒大连，最后才敲定爱打硬仗的彭德怀统领三军，彭德怀在军内资格老，但在抗日和解放战争中不受重用，战功不大，正欲杀敌建功，自然欣然领命。

对林彪拒绝赴朝作战，后人多有微词，如装病、为保全常胜将军美名、贪生怕死之类皆不足信。

林彪有病，亦是实情，傅连璋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跟随毛泽东的随军医生，是毛泽东信得过的人，他对林彪的病情诊断主要是：其当年“平型关大战”后，被晋军误打一枪留下后遗症，怕光、怕水、怕风，需要去苏联治疗。毛泽东也有几分相信，后同意林彪去苏联治病。

说林彪想保全英名也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见解，以林彪胸怀大志之人，那肯放过扬名世界的机会？

说林彪贪生怕死更是无稽之谈，想林彪一生身经百战，早就把生死置之度外，要怕死，何来入行伍当兵？

其实，林彪对援朝战争也并不是不闻不问。例如一九五零年七月二日，周恩来在中南海勤政殿召开国防委员会会议。会上周恩来提议出兵朝鲜最好还是启用四野部队，因为朝鲜的地理和气候条件与东北相近，四野的部队里东北人多，又在东北打过仗，到朝鲜后容易适应那里的环境。林彪当即附和，其他人议论了一番也认为启用四野的部队比较合适，于是一致通过。会议责成林彪以军委的名义调动部队，首先调中南军区黄永胜十三兵团在东北布防。林彪在会上提出了一个十分敏感的临阵易将问题，他认为兵团司令黄永胜对如此大规模的异国作战难以胜任，主张让十五兵团司令邓华接替黄永胜的职务，让黄永胜到十五兵团去当司令。罗荣桓在会上支持了林彪。结果会议批准了林彪的提议，毛泽东后来也批准了这个提议。林彪在东北四野当司令时，手下有十二个纵队司令，邓华是其中最能打仗的猛将之一，林彪点邓华的将是对战争高度负责任的。

至于说林彪内心是否赞成毛泽东在刚建国不久就去碰美国大石头，那是很难猜测的。按林彪一贯的重战术不重战略的思维方式，不赞同出兵朝鲜是可能的。有材料说，林彪是不赞成出兵朝鲜的，林彪大意是反对出兵，并提出过让苏联出兵，我同美国谈判迫使美国放弃台湾，我军乘机拿下台湾的建议。这些建议应该说是很有见地的。他说：主席让我们摆摆我们出兵的不利情况，我很赞成。我们刚刚建国不久，百废待兴，国力很弱，没有能力再打仗。特别是我们没有同美军较量过。我还是那个意见，要慎重。我们打蒋介石，用小米加步枪就可以了。国民党军队的武器装备比我们强得多，但优劣还不那么悬殊，而美军就大不一样了。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工业强国，军队装备高度现代化。美军一个师拥有几百门炮，而我军的一个师才有几十门炮，坦克更少了。美国有强大的空军和海军，而我们的空军和海军才刚刚开始组建。我军入朝即无空军掩护，又无海军支援。我们出兵参战，仗打起来是没有界限的，如若贸然出兵，倘若没有把握把美军顶住，反而把战火引到我们东北，那就糟了。我看还是加强东北边防为好，免得引火烧身。总之，如林彪确实反对出兵朝鲜，那等于又与毛泽东发生了一次分歧，并再次证明他战略眼光比不上毛泽东，同时又一次证明林彪是有主见的人。

2、林彪与高岗事件

一九五四年，新中国首次政治地震，发生高岗事件，林彪也受到牵连。

高岗，一九零五年出生陕西横山。一九二六年参加中国共产党。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三一年，在国民党西北地方部队中秘密开展兵运工作，发动武装起义。一九三二年任陕甘工农红军游击队队委书记。一九三三年八月任陕甘边红军临时总指挥部政治委员。十一月后，任红二十六军第四十二师政治委员、红二十六军政治委员，是陕甘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创建人之一。一九三五年二月，为了统一陕甘和陕北两块革命根据地党和红军的领导，中共西北工作委员会和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成立，他任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兼总政治委员。九月红二十五军与红二十六军、红二十七军会师成立红十五军团后，任军团副政治委员。一九三八年五月任中共陕甘宁边区党委书记。一九三九年一月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第一次会议上被选为参议长。一九四一年初任中共陕甘宁边区中央局书记。同年五月，中共陕甘宁边区中央局与中共西北工作委员会合并组成中共中央西北局后，任西北局书记。抗日战争胜利后，奉命赴东北，一九四五年十一月任北满军区司令员。一九四六年六月任中共中央东北局副书记、东北民主联军副政治委员。一九四七年底任东北人民解放军第一副司令员兼副政治委员。一九四九年后任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东北人民政府主席、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解放前夕，高岗在党内已成为西北根据地的代表人物，所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一九五二年十一月被任命为中央人民政府计划委员会主席并兼东北行政委员会主席。一九五三年调到中央，被控阴谋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于一九五四年二月在七届四中全会上受到揭露和批判。八月十七日，高岗自杀身亡。一九五五年三月，中国共产党召开全国代表会议通过决议，开除高岗的党籍。

高岗的罪名现在看来难以成立，即使成立，也不能因一时一事否定他的历史功绩。

一九五二年，毛泽东深感北京刘少奇、周恩来工作不力，决定调诸侯进京。西南局第一书记邓小平，东北局书记高岗，华东局第一书记饶漱石，中南局第三书记邓子恢，西北局第二书记习仲勋先后奉调进京担任党和国家机关的领导职务。其中邓小平为政务院副总理，高岗为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饶漱石为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邓子恢为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习仲勋为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当时的国家计划委员会，与政务院平行，直属中央人民政府领导，有“经济内阁”之称。因此，高岗的地位和权力之显赫，均在其他几位之上。一时有“五马进京，一马当先”之美谈。

建国后，毛主席主要精力用于朝鲜战争，国内许多大事由刘少奇主持，在建国路线上，刘少奇反对集体化，斥高岗等走社会主义道路为扱左，主張对资本主义进行保护，并充许富农入党。刘、高分歧引起毛泽东重视，毛泽东严厉批评刘少奇、周恩来、薄一波等在新税制问题上右倾，支持高岗，引起了建国后第一次重大党内斗争，斗争的实质是走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的两条路线斗争。但高岗对毛泽东的意图有误判，除了领导对薄一波等批斗解决右倾路线之外，还想从组织上解决刘、周等问题，提出轮流做庄主張，为此，高岗在底下同中共许多军头们做了一些磋商，以期得到林彪、彭德怀等支持。按常理推断，军头们对高岗支持的可能性很大，他们都认为红区工作打的天下让白区工作的人坐了，不满也正常。

对林彪是否背后支持高岗，目前无证据证明，但邓小平等是确认林彪支持高岗的，毛主席也认为可能，但毛主席下令不许涉及林彪，保护林彪倒是事实。

高岗的私下活动到陈云、邓小平时，被陈、邓向毛泽东告密。高岗的非组织活动，引起毛泽东的警惕，高岗等于越过了政治家的底线。但此时毛泽东陷于两难境地，他原是支持高岗纠正刘少奇右倾错误，后又批评高岗的野心，所以他要求加强团结，在小范围内批高，并放弃了参加解决高岗的中共全会以示弱化。但刘、周、陈、邓等并没有讲什么团结，反而抓住战机，给了高岗致命一击。

周恩来总结高岗：

一、在党内散布所谓“枪杆子上出党”、“党是军队创造的”，以制造“军党论”的荒谬理论，作为分裂党和夺取领导权力的工具。
　　二、进行宗派活动，反对中央领导同志。从一九四九年起，高岗即将中央领导同志的某些个别的缺点和错误有计划地向不少人传播，后来更将这些个别的一时的而且已经改正的缺点和错误说成是系统的错误，到处传播，有的更抄成档案，作为攻击材料；同时，加上种种无中生有的造谣诽谤。
　　三、造谣挑拨，利用各种空隙，制造党内不和。
　　四、实行派别性的干部政策，破坏党的团结，尤其是对干部私自许愿封官，以扩大自己的影响和企图骗取别人的信任。五、把自己所领导的地区看作个人资本和独立王国。
　　六、假借中央名义，破坏中央威信。
　　七、剽窃别人文稿，抬高自己，蒙蔽中央。
　　八、在中苏关系上拨弄是非，不利中苏团结。
　　九、进行夺取党和国家权位的阴谋活动。高岗假装举着毛泽东的旗帜，伪造毛泽东同志的言谈，积极反对两个中央领导同志（注：刘少奇、周恩来），假装推戴另外两个中央领导同志（注：陈云、邓小平），同时提出自己作为党中央副主席的要求。正是在这个问题上，高岗的一切阴谋的本质便被最尖锐地暴露出来了。
　　除了上述分裂党和夺取权力的阴谋活动以外，根据大家揭露，高岗的私生活也是腐化的。
　　周恩来上纲上线地指出，从以上所举高岗的主要活动来看，高岗是如何卑鄙地从一个共产党员的二十多年革命生活中堕落到资产阶级个人主义野心家的泥坑里去，是如何卑鄙地企图按照他自己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面貌来改造我们党和国家。
　　他进而分析说，高岗之所以进行分裂党和企图夺取党和国家权力的阴谋，是有其深刻根源的。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高岗虽有其正确的有功于革命的一面，因而博得了党的信任，但他的个人主义的思想和私生活的腐化却长期没有得到纠正和制止，并且在全国胜利后更大大发展了，这就是他的黑暗的一面。高岗的这种黑暗面的发展，使他一步一步地变成为资产阶级在我们党内的实际代理人。高岗在最近时期的反党行为，就是他的黑暗面发展的必然结果，同时也就是资产阶级在过渡时期企图分裂、破坏和腐蚀我们党的一种反映。他的严重的罪恶的活动如非中央及时地加以发觉和坚决有力的制止，就可能使党和人民事业遭受重大损失。
最后，周恩来结论说，高岗的罪恶已经勾销了他对革命斗争所曾作过的局部的贡献，证明他过去参加革命斗争的动机是不纯的。在他身上，资产阶级的个人野心完全压倒了共产党员所必须具有的为人民服务的始终不渝的耿耿忠心。

纵观周恩来一生，是个坚定的成熟左派无疑。在纯政治谋略层面，周恩来是炉火纯青的，当数第一流政治家，除毛泽东外，无人可与匹敌。

最后，高岗不能接受这种批判，自杀身亡，失去了自我辩白的机会。高岗在关键时刻没有人挺身而出替他说话，也与山头有关，毕竟高岗是陕北红军，和南方红军并非一股，搞掉陕北山头，也许皆大欢喜。

本文之所以用较长篇幅讲高岗的问题，一是为了说明林彪是否支持了高岗，二是为了说明中共之复杂，山头林立，三是以后党内斗争尖锐化处理，始作俑者是刘少奇等，并不是毛泽东，刘少奇等后来受的责难，正好是高岗的翻版。四是高岗实为左派，至多犯了宗派主义错误。笔者认为，应该重新评价高岗问题。

3、林彪与军内反教条主义斗争

一九五五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受斯大林影响，开始蜕化，建立军衔制。毛泽东拒绝了大元帅军衔，林彪被封第三名元帅，但林彪并没有参加授衔仪式，是因身体不适，还是思想上不赞同就不得而知了。但从以后的林彪政治倾向看，其不赞同的可能性还是有的。

一九五七年至一九五八年，毛泽东为了防止中国出现苏联朱可夫事件，着手抓军队问题。接着，中国发生了彭德怀带头的反军内教条主义斗争，把矛头指向了元帅刘伯承、大将粟裕，林彪也卷入其中，林彪在这场斗争中旗帜鲜明地突出了毛泽东思想的历史作用。

刘伯承，一八九二年生，四川省开县人。一九一二年考入重庆军政府将校学堂。一九一四年加入孙中山领导的中华革命党。辛亥革命时期从军，参加了反对北洋军阀的护国、护法战争，任连长、旅参谋长、团长。一九二六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北伐战争时期，任国民革命军四川各路总指挥、暂编第十五军军长。一九二七年参加领导了“八一”南昌起义，任中共前敌委员会参谋团参谋长。后留学苏联，先后在高级步兵学校及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一九三零年回国。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中共中央长江局军委书记，红军学校校长兼政治委员，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总参谋长兼中央纵队司令员，中央红军先遣队司令，中革军委总参谋长，红军大学副校长，中央援西军司令员。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一二九师师长。解放战争时期, 任晋冀鲁豫军区司令员，中原军区司令员，第二野战军司令员, 南京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南京市市长。建国后，历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二书记，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中国人民解三军军事学院院长兼政委，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军委训练总监部部长，高等军事学院院长兼政治委员，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第一、二、三届国防委员会副主席。一九五五年被授予元帅军衔, 曾获得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和一级解放勋章。一九五九年四月起任第二至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一九八零年辞去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职务。一九八二年后因年龄和健康原因辞去党、国家和军队领导职务。是中共第七届中央委员，第八至十一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一九八六年十月七日在北京逝世。

一九五七年二月，当时担任国防部长的彭德怀与陈赓、谭政到南京军事学院检查工作。在座谈中，有部分教员、学员提出学院存在"教条主义"问题。经过调查，彭德怀认为在教学中，不是有没有"教条主义"的问题，而是"教条主义"十分严重的问题，主要表现就是现在的教学内容与我军的实际情况不相适应，没有对我军的几十年的战争经验进行系统整理和总结，提出反对"教条主义"。军事学院领导刘伯承等认为彭德怀的结论不符合实际情况，军事学院的成绩是主要的。在全军训总四级干部会议上，许多干部要求彭德怀收回他视察军事学院后给中央的报告。由于一方面是彭德怀积极主张反对"教条主义"，另一方面邓小平也参与其中，所以至使文革后此案很长时间得不到平反。

林彪主要是反对洋教条，要求重视中国的军事经验，要求突出毛泽东思想，是符合毛泽东军事思想的，是正确的，有人认为林彪借机整刘伯承是角度很低的。林彪说：“有人一提起学习就想到外国，专学外国的东西，以为只有外国的东西才是好的。这就是迷信，一定要打破迷信观点。我们的经验很丰富，不能把黄金当黄土甩掉了”。“有的单位不把毛主席军事著作作为军事基本教材，只作为参考材料，这是不对的。有的单位连参考都没有列上，这就更不应该了。” 林彪的发言观点些鲜明，一语中的。林彪没有点名的单位就是指刘伯承负责的军事学院和叶剑英负责的训练总监部。

毛泽东支持反教条主义，他一生最痛恨教条主义，特别反感别人崇洋媚外。他说“现在学校奇怪得很，中国革命战争经验不讲，专门讲‘十大打击’，而我们几十个打击也有，却不讲。应该主要讲自己的，另外参考别人的。我不知道军事学院、训总到底有多少马克思列宁主义。马列主义本来是行动的指南，而他们当作死条条来啃。如果马克思、列宁在的话，一定批评他们是教条主义。”激愤之下，毛泽东还讲了评论刘伯承的有分量的话。一九五八年六月，毛泽东又说：“军队中有无‘教条主义‘的问题，现在有四种说法：一种说没有，一种说有，一种说很多，一种说相当多。说没有‘教条主义’是不存在的，究竟有多少，这次军委会议要实事求是地加以分析，不要夸大，也不要缩小。”

毛主席的讲话表明，他才是反对军队教条主义的主角。

六月二十日，军委扩大会议举行全体会议，与会者增至一千四百多人，规格也由三座门军委会议室搬到中南海怀仁堂。随着会议的深入，斗争的范围越来越大，牵涉的人员越来越多，由最初的刘伯承、萧克扩大到叶剑英、粟裕、李达、陈伯均、钟期光、宋时轮等众多高级将领。七月上旬，军委扩大会议进入高潮，由刘伯承到会作检查。事后，刘伯承等被打入冷宫。

笔者看来，林彪在反对教条主义斗争中的表现是正确的，是突出毛泽东军事思想的，是拥护毛主席的。有林彪研究者说林彪反刘伯承是山头主义思想作怪，是以己度人的错误判断。刘伯承是留苏军事院校的学生，在红军时期就有洋教条，对毛泽东军事思想不以为然，解放后任中共军队高级军校领导，依然重视苏联那一套，不但毛泽东不满，也和林彪重视毛泽东为代表的“土”军事学相冲突的。彭德怀其实和刘伯承同样迷信苏联，虽主动出击，逃过反教条主义清算，已属万幸，然其人不知思过，继续在党内、军内横冲直撞，到庐山会议还是犯了大错。相比之下，应该说林彪对毛泽东的意图领会是最深的。

4、林彪与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

一九五八年五月，林彪受到重用，在中共八届五中全会上被增选为中央委员会副主席、政治局常务委员，这是引人注目的大事。毛泽东此时重用林彪，一方面说明毛泽东对林彪一直重视，关系非比寻常；另一方面毛泽东深谋远虑，用林彪弹压彭德怀等军头，牢牢掌握军队，并对党内反对派起镇慑作用；另外，不能说毛泽东此时没有伏有让林彪接班的暗示。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枉驾屈尊，多次到苏州等林彪的休养地前往看望，洽谈甚欢。主席对林总惟一的批评是说他“有暮气”（暮气是没野心的表现）。并亲书曹操名诗<<龟虽寿>>中的名句：“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为条幅相赠。关怀备至，期望殷切。毛泽东还一再说，希望林彪能多活二十年，因为林彪有马列主义。

一九五九年，在庐山会议上，中共内部又展开了一次重大斗争。由于庐山会议出现了彭德怀问题，把林彪显著地推上了政治舞台。如果说在此之前林彪主要是从事军事的话，此后就变成了政治。

一九五八年前后，毛泽东发动了“总路线、人民公社、大跃进”运动。由于刘少奇、邓小平不赞同毛泽东的推进社会主义思路，进而推行形左实右的路线，加上大多数干部经验不足、水平低，造成了浮夸风等“五风”错误，经毛泽东多次会议纠正，左倾的错误开始减弱，为统一全党认识，毛泽东在庐山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准备作个结论。毛泽东上山前心情不错，有闲情逸致吟诗作词，如《七律.登庐山》，“一山飞峙大江边，跃上葱珑四百旋。冷眼向洋看世界，热风吹雨洒江天。云横九派浮黄鹤，浪下三吴起白烟。陶令不知何处去，桃花源里可耕田？”想开个神仙会，没想到彭德怀挑起党内纷争，使庐山会议变成了暴风骤雨。

彭德怀，生于一八九八年，原名得华，湖南湘潭人。一九一六年进入湖南湘军当兵。一九二二年考入湖南军官讲武堂，一九二三年毕业，任湘军连长。一九二六年任营长，不久部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参加北伐战争。一九二七年冬任代理团长。一九二八年一月任团长。同年四月，面对大革命失败后的白色恐怖，毅然选择革命道路，加入中国共产党。七月与滕代远、黄公略率部发动平江起义，成立红军第五军，任军长。十一月率领红五军主力赴井冈山，与毛泽东、朱德领导的红四军会师。一九二九年初红四军主力向赣南、闽西进军后，留在井冈山坚持斗争。一九三零年六月任红三军团总指挥。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他参与指挥了第一、第二、第三次反“围剿”，在保卫中央革命根据地的战斗中屡建功勋。一九三四年一月在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被选为中央候补委员。十月率部参加长征。一九三五年一月参加遵义会议，拥护毛泽东的正确主张。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合后，同张国焘的反党分裂活动进行了坚决斗争。九月任红军陕甘支队司令员。十一月任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红军第一方面军司令员，参与指挥了直罗镇战役。一九三六年被补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先后任抗日先锋军司令员、西北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参加指挥了东征和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副总指挥（第十八集团军副总司令），协助朱德指挥八路军深入敌后，开展游击战争，开辟华北抗日根据地。一九四零年秋，在华北组织发动百团大战，后在延安整风中受到批评。一九四二年八月，任中共中央北方局代理书记，一九四三年九月回延安，协助毛泽东、朱德指挥华北敌后抗战。一九四五年在中共七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任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兼总参谋长。解放战争时期，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司令、西北野战军(后编为第一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放弃延安后，指挥三万部队在陕北与敌二十三万人周旋作战，连战皆捷，粉碎了国民党军对陕北的重点进攻。在战略决战阶段，率部解放了西北五省。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西北军政委员会主席、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一书记、西北军区司令员。一九五零年十月，出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指挥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鲜作战。经过著名的五次战役，粉碎了美军对朝鲜北部的进攻，迫使美国在停战协定上签字。一九五二年回国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一九五四年后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长、国防委员会副主席，他对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西化方式很感兴趣，大搞现代化、正规化建设，轻视政治教育。一九五五年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一九五六年在中共八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一九五七年七月，在庐山会议期间，因为进一步反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的“左”倾错误，而受到严厉的批判，被打成“彭、张、黄、周反党集团”的骨干成员，免去国防部长职务。一九六五年重新工作，被任命为“三线”建设委员会副主任。“文化大革命”期间遭受了冲击，一九七四年病故。

庐山会议一开始很顺利，毛泽东准备对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作个“问题不少，成绩伟大，前途光明”的结论，对这个结论，中央一线领导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因错误不少，都拥护毛泽东的判断。可彭德怀上山后认为对左的批判不够，要求从政治层面解决问题，并给毛泽东写了一封长信，把予头指向了刘少奇等一线领导，毛泽东考虑再三，决定会议延期，批转“彭德怀同志意见书”，展开深入讨论。结果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等错误判断形势和毛泽东团结意图，推波助澜，向刘少奇等施压，引起激烈辩论。毛泽东为平息纷争，避免分裂，亲自发表讲话，各打五十大扳，批彭德怀右倾，批刘少奇等老虎屁股摸不得。

后来由于罗瑞卿大将、陈毅元帅等揭发彭德怀有国际背景和攻击毛泽东的言论，形势急转直下，刘少奇等借机抓住不放，使政治斗争升级到中央全会，刘少奇亲自坐镇指挥批彭德怀，最终形成关于彭等反党集团的决议。很多人不知道毛泽东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结，彭德怀问题涉及到苏联是毛泽东所不能容忍的，他决定弃彭很大因素源于此，彭德怀如此，高岗也是如此。

彭德怀在庐山的问题是严重的，现在许多人是不知道的。

连邓小平都认为彭德发写信、说话，特别是说话，确有不妥当的地方。当时陈毅揭发，说彭德怀在从北京到庐山的火车上讲了这样的话：中国问题的严重，困难继续下去，也许只有靠苏联红军帮助我们才能解决了。这种讲法，有人说是气话，但是让政治家毛主席听了就没那么简单。
彭德怀的信和发言，在很多小组会上有认同，同意彭德怀意见的日渐增多，许多诸侯都坐不住了，纷纷找毛泽东要求反击，说否则一线工作同志没法干了。而在小组会上，彭德怀又忘乎所以，翻老账，对延安的华北会议整了他四十天耿耿于怀，说被骂了四十天娘，他也要骂娘二十天。
正在关键时刻，中央收到驻苏使馆情报，说苏联的报刊、领导人讲话，指责我们的错误，这些说法同彭德怀的说法又大同小异，加上彭德怀刚从苏联等国回来，引起中央的怀疑，认为是里应外合。
在庐山会议期间，北京留守的只陈毅见到苏联大使尤金，不知道尤金是出于什么意思，竟然说：这样你就可以搞政变了。陈毅马上报告毛主席，联系到庐山会议，问题更加尖锐了。
另外，彭德怀一帮人包括现在的大右派李锐私下开黑会攻击毛泽东是斯大林晚年等，被公安部长罗瑞卿听到并揭发，因为问题涉及到反对毛泽东，会议一下子形势急转直下，绝大多数中央委员纷纷声讨彭德怀。
毛泽东知道许多问题后愤然而起，进行反击。毛泽东早与彭德怀在历史上有矛盾，并在一九五九年四月上海举行的中共八届七中全会上敲打过彭德怀说：我这个人是许多人恨的，特别是彭德怀同志，他是恨死了我的。是不是这样呢？不恨死了，也有若干恨。因为我跟他闹别扭闹得相当多。会理会议、延安会议，中央苏区江口会议，我们俩个人斗。但是我们俩个人我看是好的，有什么不好呢？都是革命党。我是寸步不让，你一炮来，我一炮去。我跟彭德怀同志的政策是这样的，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
所以，庐山会议对彭德怀的批判，是有深层原因的。毛泽东在庐山七月二十三日的讲话中升温，尖锐指出彭德怀等在路线问题上发生了动摇，表现出资产阶级的动摇性，把自己抛到右派的边缘了，距右派还有三十公里，放言决战，“你解放军不跟我走，我就找红军去，我看解放军会跟我走”。
林彪是后来毛泽东令其上山的（这一点很少人注意），江青也来助阵，可见庐山会议之激烈和毛、林亲密关系。就在人们对毛泽东把彭德怀的问题，提到解放军跟不跟他走的高度，还不甚理解的时候，林彪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一针见血地指出：彭德怀这回是招兵买马来的，是野心家、阴谋家、伪君子、是冯玉祥式人物。他对彭德怀说“只有毛主席能当大英雄，别人谁也不要想当英雄，你我离得远的很，不要打这个主意。” 毛泽东也对彭德怀痛斥：你这个人有野心，历来有野心。你要用你有面目改造党、改造世界。过去因各种原因未得到机会，这次从国际上取了点经就用上了。去年八大二次会议我讲过，准备对付分裂，是有所指的，就是指你。我六十六岁，你六十一岁，我快死了，许多同志有恐慌感，难对付你。毛主席这是所说的许多同志，当然也包括刘少奇。
毛泽东的话，说出了庐山解决彭德怀问题的实质，如果不是毛泽东干预，刘少奇等肯定不是彭德怀的对手，在高岗和彭德怀与刘少奇摊牌决斗中都是毛泽东帮了刘少奇过的关，刘少奇后来知恩不报，后来反倒同毛泽东离心离德，应该说很成问题。

后人对彭德怀在庐山的表现等同历史上的海瑞，简直是笑话。海瑞乃文官，根本对皇帝无任何威胁，而彭德怀就不同了，文有协助毛泽东推翻李德、博古、周恩来的张闻天，武有总参谋长黄克诚，还有大内田家英和地方官周小舟、李锐之流配合，谁敢保证不翻车？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高度警觉有何大错？右派在庐山会议彭德怀问题上大做文章完全是别有用心，国人不可上当。庐山会议由反左变成反右，主要责任在彭德怀，而不是别人。
最后，中共八届八中全会通过决议，把彭德怀的性质定为反党，决定将彭德怀调离国防领导岗位，保留了党内政治局委员职务。一九五九年九月十七日，免除彭德怀国防部长职务，任命林彪为国防部长。

有人说林彪是靠庐山倒彭德怀有功才当上国防部长的，有违公道。林彪除了论资格不如彭德怀，论什么都比彭德怀强，林彪当时是中央副主席，彭德怀只是个政治局委员，他是完全有资格当国防部长的，也显示了毛泽东对林彪和军队的器重，林彪主持军队全面工作后，可以说是军风、军纪、军心、军力最好的时期，林彪用光辉的实践证明了自己无愧于党和人民的信任，无愧伟大军事家的称号。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清算彭德怀的过程中，旧事重提，有人怀疑林彪在长征路上倒毛泽东的背后是彭德怀支持的，林彪当众表示此事是他个人所为，和彭德怀无关，从侧面可以看出林彪的人品并不像后人所言文过饰非，假话连篇。

5、主持军队工作的林彪

庐山会议刚结束，毛泽东从反左突然变成反右，如何反右？林彪第一个提出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响亮口号。他在当年九月份召开的全军高级干部会议上指出：“毛泽东同志全面地、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他号召大家以主要力量学习毛泽东著作，称学习毛主席著作“是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捷径。”而且“学了马上就可以用”。九月三十日，林彪又发表了《高举党的总路线和毛泽东军事思想的红旗阔步前进》一文说：“一九五八年以来的国民经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高潮，显示了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无限光芒”，“不要群众运动，抓住一些个别的、局部的、暂时的而且是迅速克服的缺点反对群众运动，就是不要前进，不要革命。” 有力地贯彻了毛泽东的意图。
一九六零年一月，林彪在党中央的会上把毛泽东在延安对抗大题词中的三句话、八个字，总结成所谓“三八作风”，作为军队革命化的标准。这一年春天在广州召开的军委扩大会，林彪再次提出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要把毛泽东思想真正学到手。对于毛主席著作的学习要“带着问题学，活学活用，学用结合，急用先学，立竿见影，在‘用’字上狠下功夫。”林彪的响亮口号是：“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嫌不够，又加上“做毛主席的好战士”。后来，林彪又推出印数超过《圣经》、几乎家喻户晓的《毛主席语录》，对普及毛泽东思想起了非常巨大的作用。他要求《解放军报》在报眼的位置刊登毛主席语录，对毛主席著作中最重要的篇章，要反复学，反复用，对于其中的许多警句，要熟读、熟记，能够背诵出来等等，都是很有创意和实用的。林彪就是这样独树一帜，带着熠熠的光辉，以一种鲜为人知的林彪特色语言，捍卫了伟大的毛泽东思想。后有人说林彪是把理论庸俗化是别有用心，难道用老百姓喜闻乐见的革命理论是错的，而专学马克思主义教条才是对的吗？把理论的普及和提高对立起来是完全错误的。
一九六零年

一月，林彪在党中央会议上提出“我们要树立一个作风，就要提出要求，就要有个标准，这个标准就是毛主席在延安提出的三句话、八个字。三句话是：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八个字是：团结、紧张、严肃、活泼。”从此，解放军开展了大兴三八作风运动，有力推动了人民军队的革命化战斗化。

二月，林彪在全军高级干部会议上号召把毛泽东思想真正学到手，并提出用毛泽东思想统一全军问题，他说：“团结就是思想很一致。我们有了毛泽东思想，才能有共同的语言。”他还指出：“历史上有两种不同性质的团结，一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团结，另一种是机会主义的团结。一种是团结中包含斗争，另一种是只讲团结不讲斗争。毛泽东同志是既讲团结又讲斗争的。”林彪在这里辩证地论述了团结与斗争的关系。

四月，林彪在全国民兵会议上坚决支持毛泽东倡导的三面红旗，指出“党中央和毛主席所指示的道路，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唯一正确的道路。”并坚信能克服当时的经济困难：“在毛泽东旗帜下的伟大的中国人民，一定能够克服前进道路上的任何困难，从胜利走向更大的胜利。”事实上也是如此，毛泽东领导党和人民，克服困难。

九月的军委扩大会议上，林彪又提出了著名的“四个第一”思想，即人的工作第一、政治工作第一、思想工作第一、活的思想工作第一。在他的主持下，通过了《关于加强军队政治思想工作的决议》。在这个决议里从内容到表达方式尽量模仿毛泽东在红军创建时期为红四军党代会起草的《古田会议决议》，林彪称自己这是在“复古”，毛泽东看到这个文件也颇为满意，成为保持解放军革命性、人民性的极为重要的文件。

十月，中央军委通过以林彪主持制定的《关于加强军队政治思想工作的决议》。决议指出毛泽东思想是当代“创造性地发展了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决议号召“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决议还深刻提出了“必须坚决开展兴无灭资的斗争。”表明了林彪很早就提出了文化革命要解决的根本问题。“对毛主席的话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在执行中加深理解”反映了林彪对毛主席的正确性认识要有一个过程的思想，也是他的亲身体会，他与毛泽东的多次分歧结果表明，多是毛泽东是正确的，可惜林彪并没有按他说的去做到底。

在笔者看来，很多新中国政治研究者严重忽略了中国带有政教合一的政治特色，而林彪要求把毛主席的话当作最高指示等，在确立巩固带政教合一的政治摸式方面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一九六一年。

一月，林彪在《关于加强部队政治思想工作的指示》中提出了学习毛泽东思想的具体办法：“要带着问题学，活学话用，急用先学，立竿见影。”

四月，林彪在视察部队时指示“要从主席著作中选择一些适合战士学习的文章，印成选本。”“解放军报应当经常选登毛主席语录。”为闻名于世的小红书《毛主席语录》出版奠定了基础。

十一月，林彪在全军工作会议指出：“现在帝国主义一面尽量散布和平幻想，一面又在拼命准备战争实力，这是毒辣的两面手法。我们不要上帝国主义散布和平幻想的当，尤其是不要上现代修正主义毒素的当。我们要立足于对付侵略战争的基础上，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观点。”林彪的这段话，至今仍有现实的意义。许多中央级领导不是成天在散布和平幻想吗？
一九六二年

一月，林彪参加了在北京举行的中共中央扩大的工作会议，也称七千人大会，并发表了长达三个多小时的重要讲话。

四月，林彪在军委编制装备会上指出：“必须将政治工作摆在首位。”“政治工作是军队的基础。”“政治工作是群众工作，不发动群众就搞不好。”讲了政治与军事及群众的关系。

六月，林彪对部队文化娱乐工作发表了意见：“部队的文化工作，也是一种宣传教育工作，同样可以起枪杆子的作用，而且还能起枪杆子所不能起的作用。”首次谈到了笔杆子与枪杆子的关系。

一九六三年。

三月，毛泽东提出向雷锋同志学习，林彪的题词是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指出了军队学习雷锋的重点。

十月，毛泽东发出“全国都要学习解放军”的号召，肯定了军队工作。

十一月，毛泽东给林彪写信，指出：“解放军的思想政治工作和军事工作，经林彪同志提出四个第一、三八作风之后，比较过去有了一个很大的发展，更具体化又更理论化了，因而更便于工业部门采用和学习了。”肯定了林彪的军队工作。
一九六四年。

一月，林彪对办好报纸作了指示，指出，“办好报纸，要抓党中央、毛主席指示的精神，抓活的思想，抓活的典型，抓活的经验教训。抓得要快，要深。”做到了理论联系实际。

五月，林彪指示解放军总政治部编辑出版了《毛主席语录》。林彪强调“毛泽东思想是当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顶峰”。有人批林彪的顶峰论是错误的，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顶峰，毛泽东思想就是当代马列的顶峰。

林彪强调学习马列主义主要是学习毛泽东著作，“学习毛主席著作是学习马列主义的捷径”，而学习毛泽东著作，提出“活学活用，学用结合，急用先学，立竿见影”的口号。对于林彪的这种作法，不少人持反对态度，而在笔者看来，林彪是正确的，抓住了毛泽东思想就抓住了马列主义的重点。

十二月，因一月中央军委发出号召学习郭兴福教学法的指示，下旬，在南京主持召开了学习郭兴福教学法的现场会。此时，全国正在开展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的群众运动，提出了比、学、赶、帮、超的口号。在这一历史背景下，罗瑞卿提出在学习郭兴福教学法过程中要开展比武，后来在批判时又称之为大比武。林彪对大比武持批评态度，他接见刘志坚和军报副总编唐平铸时说：“今年的比武把政治工作冲垮了。明年要反对单纯军事观点，反对单纯技术观点，反对单纯生产观点。比武挤掉了政治工作，第一步恢复比武以前的政治工作地位，第二步提高政治工作。” 随后，林彪提出了“突出政治”的口号，说：“军事训练、生产等可占用一定时间，但不应冲击政治。相反，政治可以冲击其他。” 鲜明地表明了林彪政治挂帅的立场。

总之，一九六四年，林彪一如既往，在突出政治和宣传毛泽东思想方面走在了前面。

一九六五年五月二十二日，第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九次会议通过了《关于取消中国人民解放军军衔制的决定》，这是毛泽东对军队的重大革命化措施，林彪全力支持。

一九六五年九月，林彪发表《人民战争胜利万岁》，全面总结了抗日战争的历史经验。文章指出：“毛泽东同志的建军思想的基本精神，就是人民军队的建设要突出政治，要首先和着重地从政治上建军。政治是统帅，是灵魂。政治工作是我军的生命线。人民军队固然也要重视不断改进武器装备和提高军事技术，但是，人民军队打仗不是单纯地凭武器、技术，而更重要的是凭政治，凭指战员的无产阶级革命觉悟和勇敢精神，凭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
　　由于贯彻执行了毛泽东同志的建军路线，这支军队就能够始终把无产阶级的政治觉悟提得高高的，把学习毛泽东思想的空气搞得浓浓的，把士气鼓得足足的，把团结搞得好好的，把对敌人的仇恨搞得深深的，从而产生了巨大的精神力量，打起仗来不怕苦，不怕死，要冲就冲得上，要守就守得住。一个人顶几个人、几十个人、几百个人用，什么人间奇迹都可以创造出来。”
　　林彪主持军队工作所有这些努力，就使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更加从根本上区别于资产阶级的军队，区别于一切为剥削阶级服务的、为少数人所驱使和利用的旧军队。中国人民战争的实践经验证明，按照毛泽东同志的建军思想建立起来的人民军队，是无比坚强的，是战无不胜的。而军队能达到这个水平，林彪显然是功不可没的。

6、林彪与七千人大会

林彪在七千人大会上的发言的主题虽是军事工作，但其精华是在其他部分，以党的工作为题，他谈了对有争议的三面红旗看法。林彪认为：“我们党所提出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这三面红旗，是正确的，是中国革命发展中的创造，人民的创造，党的创造”；“这几年我们工作中产生的一些缺点，不是总路线本身的问题，而是执行中间的毛病。”；“事实证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是可以大跃进、应当大跃进的。所谓大跃进，是从比较来说的。我们不能以一种主观的过高的指标来衡量我们是不是大跃进，而是要根据现实的可能，同我国的历史状况来比，同世界各国的发展状况来比。从这种实事求是的观点来看，即使目前这几年的指标低一点，但作为整个历史阶段来看，我们还是大跃进，这一条是无疑的。”林彪正确地客观地评价了三面红旗，否定了许多人对三面红旗的错误看法。
　　林彪在谈到党的缺点错误时，他提出了符合事物成长规律的“付学费”的论点：“我们这几年在物质方面有所减少，这种减少，就像学生们上学付学费一样，学出来以后，作用就很大了。一个小孩子，从上小学起，一直到大学毕业，十七八年的时间，他什么也没有生产出来，相反地，尽吃、尽穿。但是他学了以后，就会起很大的作用。如果没有付出一点物质和时间，不让他学那么一下，他就不行”；“付了学费，学到了本事，本事就能够转化为物质，不是转化为原来所消耗的那个相等的物质，而是几倍、几十倍、几百倍增加了的物质。所以，我们要看到，我们付出一点学费是值得的。”
　　林彪在谈到如何看待产生的问题原因时，他与刘少奇“三分天灾、七分人祸”针锋相对，正确指出：“在困难的时候，我们应该更加依靠、更加相信党的领导，中央的领导，毛主席的领导。这样，我们才更容易克服困难。而且事实证明，这些困难，在某些方面，在某种程度上，恰恰是由于我们没有照着毛主席的指示、毛主席的警告、毛主席的思想去做。如果听毛主席的话，体会毛主席的精神，那么，弯路会少走得多，今天的困难会要小得多”；“我感觉到，我们的同志对待许多问题，实际上经常出现三种思想：一种是毛主席的思想，一种是‘左’的思想，一种是‘右’的思想。当时和事后都证明，毛主席的思想总是正确的。可是我们有些同志，不能够很好地体会毛主席的思想，把问题总是向‘左’边拉，向‘左’边偏，说是执行毛主席的指示，实际上是走了样。当然，‘右’的思想也是有的，党内、党外都是有的。无论‘左’的、‘右’的，都是不符合实际的，都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正确的东西，就是辩证唯物主义，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就是毛主席思想。毛主席的优点是多方面的，不是一方面的。我个人几十年来体会到，毛主席最突出的优点是实际。他总比人家实际一些，总是八九不离十的。他总是在实际的周围，围绕着实际，不脱离实际。这同我们某些同志只有一股猛劲不同，也和我们某些同志处处不振作、没有什么大的打算不同。我看，我们世界观的最主要的一个部分，最主要的东西，就是唯物主义，就是尊重事实，就是从实际出发，就是实事求是，就是按条件办事，按主观条件和客观条件办事，就是不是单凭愿望，而且要估计事情的结果，不仅仅根据需要，而且根据可能。我深深感觉到，我们的工作搞得好一些的时候，是毛主席的思想能够顺利贯彻的时候，毛主席的思想不受干扰的时候。如果毛主席的意见受不到尊重，或者受到很大干扰的时候，事情就要出毛病。我们党几十年来的历史，就是这么一个历史。因此在困难的时候，我们党更需要团结，更需要跟着毛主席走。这样，我们党才能够从胜利走向胜利，从小的胜利走向更大的胜利，我们的国家才能更加好起来，更加强起来。”

林彪的讲话，与当时和今天把三面红旗问题强加给毛泽东身上的别有用心的论调划清了界线，并指出了我党犯错误的根源是背离了毛主席及其思想。

实际上，即便有些错误，也不能让毛泽东一人承担。连邓小平都不得不承认：“讲错误，不应该只讲毛泽东同志，中央许多同志都有错误。‘大跃进’，毛泽东同志头脑发热，我们不发热？刘少奇同志、周恩来和我都没有反对，陈云同志没有说话。在这些问题上要公正，不要造成一种印象，别的人都正确，只有一个人犯错误。这不符合事实。中央犯错误，不是一个人负责，是集体负责。”

林彪在七千人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不仅代表他个人意见，也代表了军队多数同志的意见，这一点被许多人忽略了。林彪讲话起了拨乱反正的作用，改变了刘少奇对党的工作“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评估，变成了“三分失误、七分天灾”，反映了他始终有着独立的见解，在毛泽东与刘少奇的斗争中起到了关键的扬毛抑刘作用。毛泽东当即带头鼓掌。毛泽东后来对林彪的讲话稿批示说：“这是一篇很好、很有分量的文章，看了令人大为高兴。”要求 “发给党内干部学习”。毛泽东说：“要懂得一些马列主义，要认真读几本马列主义的书。” 对林彪讲话的马列水平给予高度肯定。

七千人大会，是我党历史上非常重要的一次会议，是毛泽东与刘少奇两个司令部，两条路线斗争的公开较量，是林彪为代表的解放军坚定地站在了毛泽东一边，为毛泽东政治路线保驾护航。此后，包括文化大革命，都是如此。很难想象，如果没有林彪为代表的军队支持，毛泽东怎能搞得成文化革命。

总之，林彪在新中国成立后文化革命前中在战略和战术上出现过与毛泽东相左也是正常的，不能掩盖他在把毛泽东思想变成军魂、党魂、民魂、国魂方面的丰功伟绩，应该还其历史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