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hgy818 · 注册时间: 2007-09-13 帖子: 1298

转发者按：
反动文人余杰以一个二主子的身份把鲁礼安的回忆录定为了文革叛徒的自首书：他说在鲁礼安的回忆录中他发现了一个“迥然不同“红卫兵”。这个红卫兵就是鲁礼安，他的叛徒的阶级基础就是“父亲是旧政权的海关职员，母亲是教会学校毕业的基督徒和医生，叔叔是反右中惨死于集中营的青年知识分子，出身这样的家庭，在“阳光灿烂” 的新中国，鲁礼安并不能享受到多少阳光。在文革前夕，他成为官僚们侮辱和打击的对象”。由此基础决定了鲁礼安参加文革的目的就是“文革的发生成为他改变自身屈辱身份和实现其单纯的革命理想的契机。”所以很快地““毛泽东的文革”与“鲁礼安的文革”渐渐产生了裂隙”。于是他背叛自己参加的文革，他要“反抗建国以来日益僵化的官僚制度，甚至从马克思的《法兰西内战》中找出“重建党、重建国家、重建军队”的理论支撑。”“鲁礼安就已经对中共的专制制度产生了怀疑。”“由此他发现毛泽东跟历史上那些最残暴最独裁的统治者没有什么区别”。作为文革的叛徒，“他坦诚地承认自己也是罪人，在风头浪尖上激流勇退之后，他开始对自己的所作所为有了反思。” 他说：“活着，记忆着，忏悔着，控诉着”是鲁礼安的这部厚厚的回忆录的主题所在。

活着，记忆着，忏悔着，控诉着—— 序鲁礼安之文革回忆录《仰天长啸》

纳粹集中营的幸存者西蒙•魏森塔尔，将自己后半生的时间全部用于追捕逃亡纳粹屠夫的事业。魏森塔尔为何会这样做呢？他将自己无情地追逐纳粹罪犯的动机概括成一个寓言：在来世，我们犹太人将和大屠杀的受害者们相遇。受害者们会问：“你们生前干什么了？”有人说：“我是律师。”另一个人说：“我是教师。”而我会说：“我没有忘记你们。”
——（德）吉多•克诺普《党卫军档案》
当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批评日本方面修改教科书中关于侵略历史的部分时，我忽然有一种“贼喊捉贼”的荒谬感。日本右翼分子“死不认错”的顽固态度固然应当批评之，但与韩国人义愤填膺的抨击相比，中国人的反对多少显得有些“力不从心”：韩国早已进入民主社会，国民享有言论自由，对自身历史实现了充分的复原与“去毒”——昔日的独裁者被送上了法庭的审判席，军队屠杀学生和市民的“光州事件”也得到了彻底的调查，死难者获得了国家赔偿。因此，在对内对外的事务中，韩国人民都能自豪而自由得发表自己的意见。与之相反，今天的中国虽然在经济上有所发展，但在政治伦理上依然处于“暴力治国”和“谎言治国”的野蛮状态。从毛泽东时代的反右运动、大跃进的饥荒以及文革惨剧，直到邓小平时代的天安门屠杀，以及江泽民时代延续至今的对法轮功的迫害，统统都是不可言说的“禁区”；从小学、中学到大学的语文、历史、政治等科目的教科书，全都充斥着黑白颠倒的谎言——一百步笑五十步，如何可能？一个没有历史感和尊严感的民族，如何能够获得其他民族的尊重？
一百多年以来，中国人所遭受的苦难，与犹太人相比庶几近乎。然而，中国的幸存者当中没有出现自己的韦塞尔——这位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孜孜不倦地追求真相与正义，终于促成了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建成一座“大屠杀博物馆”；中国的幸存者当中也没有出现自己的魏森塔尔——他创建了一个收藏犹太民族苦难历史的文献中心，这个文献中心利用其掌握的档案材料将一千两百名逃之夭夭的纳粹战犯送上了法庭。在中国，仅仅过去三十多年的文革，已经成为模糊不清的“上古历史”，年轻一代的学者们还没有弄清这场血雨腥风究竟戕害了多少无辜的生命，却开始发掘这场“伟大革命”的“历史合理性”了；仅仅过去十多年的天安门屠杀，同样也变成了像百慕大三角洲一样的谜团，正在长大的孩子们不相信军队真的使用坦克与机枪屠杀人民，他们相信正是党的“果断决策”方才造就了今天“安定团结的大好局面”。沉默，是铁一样的沉默造就了历史的断层；恐惧，是梦一样的恐惧造就了故意的遗忘。那么，当我们在另一个世界里面对那千千万万的受害者们的时候，我们能够像韦塞尔和魏森塔尔那样无愧地对他们说：“我们没有忘记你们”吗？
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我对王友琴、杨克林、宋永毅、徐友渔等文革研究者表示深深的敬意；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我对鲁礼安的这部“一个人的文革史”（方方语）也表示深深的敬意。当年，作为武汉华中工学院的一名不到二十岁的青年学生，鲁礼安参加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组织“北斗星学会”、起草“决派宣言”、编辑《扬子江评论》，一跃成为武汉地区红卫兵中最有影响力的 “笔杆子”。一九六八年七月，鲁礼安被绑架和囚禁。不久，他深陷于所谓的“北决扬反革命地下组织”案件中，被非法投入单人牢房关押达十年有余。鲁礼安的《仰天长啸》是我所读到的第一本全景式的文革回忆录。在我诞生的时候，文革已接近尾声。除了幼儿园时一直弄不清楚刘少奇究竟是“好人”还是“坏人”外，我对文革几乎一无所知。而对文革的无知，将直接影响对中国二十世纪历史的正确解读，并削弱对具有“中国特色”的极权主义体制的形成和变异的深入思考——而这一切，又都是一名知识分子“关怀中国”的前提：要恢复我们的尊严，就必须了解我们是如何失去尊严的；要捍卫我们的自由，就必须认识那一页自由受到最惨痛的践踏的历史。今天，鲁礼安开口“讲述老百姓自己的历史”，无疑是一个重要的开端：这种亲历者的讲述，与学者的材料搜集、历史研究乃至理论阐释具有同样的意义。
这部回忆录让我发现了另外一种红卫兵——与自称“红卫兵”这个名词的发明者张承志和《血色黄昏》的作者老鬼所定义和描述的红卫兵迥然不同“红卫兵”。父亲是旧政权的海关职员，母亲是教会学校毕业的基督徒和医生，叔叔是反右中惨死于集中营的青年知识分子，出身这样的家庭，在“阳光灿烂” 的新中国，鲁礼安并不能享受到多少阳光。在文革前夕，他成为官僚们侮辱和打击的对象，而文革的发生成为他改变自身屈辱身份和实现其单纯的革命理想的契机。他成为若干轰动一时的大字报的作者，并组织了走在革命前列的“敢死队”——当然，他一直沉浸在理论和逻辑的激情之中，并没有发起或参与任何暴力事件。在投入文革不到两年的时间里，“毛泽东的文革”与“鲁礼安的文革”渐渐产生了裂隙：按照中共党史专家高文谦的说法，毛泽东之所以发动文革，在其乌托邦狂想和所谓阶级斗争扩大化指导思想的背后，还隐藏着个人一己之私欲。毛发动大跃进饿死几千万人，但他拒不认错，先是在庐山会议上整倒彭德怀，后来又担心刘少奇秋后算帐，害怕自己死后落得像斯大林一样被人鞭尸的下场，于是先发制人发动文革，不惜把整个国家拖入十年之久的浩劫之中。而鲁礼安之所以全身心投入文革，乃是从马克思原典和巴黎公社的历史中寻找思想资源，反抗建国以来日益僵化的官僚制度，甚至从马克思的《法兰西内战》中找出“重建党、重建国家、重建军队”的理论支撑。殊不知，这恰恰犯了毛的大忌，鲁礼安迅速被专政机器剥夺了人身自由和思想自由，他的结局早已注定——“在一个不容许有自由思想存在的时代，所有争取思想自由的尝试，都会遭到无情的镇压。”
在被捕之前，鲁礼安就已经对中共的专制制度产生了怀疑。他的怀疑比章诒和《往事并不如烟》中的大右派们晚了十年，其深度与广度也无法与之相比，因为他这一代人是在“红旗下长大”，与中国近现代启蒙文化和西方文化的联系被斩断了，他可以接触到的、可以成为精神资源的惟有马克思和鲁迅。即便如此，武汉武斗趋近“局部战争”的状况，数十万学生、工人和市民的伤亡，使得鲁礼安的毛泽东崇拜发生了动摇：“我想到‘七二零’前造反派和保守派之间的斗争，想到‘七二零’后的钢新之争，想到这些派别之间的斗争曾经和正在夺去多少无辜群众的生命。那些在武斗中横尸街头的同学也好，那些被流弹或‘枪走火’误杀的同胞也罢，他们真的是‘为人民利益而死’、‘为捍卫毛主席的正确路线而死’，而死得‘比泰山还重’么？他们在九泉之下，真的能够安祥地合上眼睛么？”鲁礼安在马克思的著作中读到了“手段的卑鄙恰好证明了目的的卑鄙”的论述，由此他发现毛泽东跟历史上那些最残暴最独裁的统治者没有什么区别，他在单身囚牢中把血迹斑斑的墙壁当作毛泽东反问道：“主席，我想说，在一个真正的民主国家里，任何一个公民都应当有发表意见的权利，不管他的意见是不是与领导者的想法相左。我还想说，作为人民共和国的一名公民，我虽渺小，虽微不足道，但我也有说话的权利。这种权利体现了我的价值与尊严。而且正是为了维护这种价值与尊严，我才落到了这种境地。假使我没有思想的勇气，或没有勇气发表自己的思想，我就不会落到这种境地，但人的价值与尊严呢？”
鲁礼安的回忆录中，栩栩如生地展示了文革时期人性的扭曲和人性的异化。人们如同皮影戏中的人物，为仇恨、恐惧、野心、嫉妒、虚荣和热情等情绪驱使着肆无忌惮地作恶，而伟大领袖如同在幕后操纵的导演，他并不在乎演员的生死。正如法国学者勒庞在《革命心理学》中所指出的那样：“对人仇恨、对制度的仇恨以及对某些事物的仇恨深深得刺激着大革命时期的人们。他们不但憎恨他们的敌人，而且也憎恨自己的同党。”而更值得重视的是鲁礼安对十年牢狱生活的描写，在骇人听闻的刑讯逼供、强制劳动、单独关押以及饥饿的折磨中，鲁礼安能够生存下来并且没有疯掉，得益于从母亲那里感受道的信仰的力量，他的心中有来自神启的天籁之音《平安夜》，这恬美宁静的乐曲与语录歌曲的暴虐邪恶形成鲜明的对比。这个长期受到无神论思想荼毒的青年，在那最绝望的时刻终于向上帝跪下来合掌祷告。鲁礼安为后人呈现了无比真实的“一个人的古拉格”，这样的段落可以同近年来出版的“夹边沟系列”和劳改基金会编辑的“黑石书系”放在一起参照阅读。
由毛泽东亲自批示的“北决扬反革命地下组织”案件，将众多受株连者长期关押致使其中多人精神失常，殃及群众数十万。作为该 “钦定大案”的“首犯”，鲁礼案在坐了十一年的黑牢之后，等来的却是一纸不到七百字的“免于刑事处分”的判决书。悲乎？喜乎？荒诞乎？鲁礼安的可贵之处在于，他并没有把自己当作绝对的无辜者，而在回忆录中只有喋喋不休的诉苦。相反，他坦诚地承认自己也是罪人，在风头浪尖上激流勇退之后，他开始对自己的所作所为有了反思：“我就想到我写的那些鼓吹武斗的文章——我究竟是在为‘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摇旗呐喊，还是在为一种骨肉相残的罪恶推波助澜？我无法回答，也不敢回答，甚至不敢彻底地去想。”虽然没有亲手杀过人、打过人、折磨过人，但并不能说自己就完全无罪了，毛似乎也没有这样做过，他只是在深宫里发布一道又一道的命令罢了。波兰著名异议知识分子米奇尼克认为，“大家”与“独裁者”之间并非泾渭分明的善与恶的关系，“从伦理上否定一个人并不难，但是从精神上和道德上来说，这是一条简单的办法。人们必须选择一个复杂得多的结论。我的想法可以用一个我永远不能企及的例子来说明，那是托马斯•曼的文章‘阿道夫•希特勒——我们的兄弟’。曼的伟大之处在于这个事实，他能够说希特勒的支持者并不是另外一些德国人；不，他们正是我们生长于其中、我们所爱的人们，他们是那些采取了‘错误的转向’的德国人，追随希特勒。”正如作为德国人的托马斯•曼所说的“阿道夫•希特勒——我们的兄弟”和作为波兰人的米奇尼克所说的“雅鲁泽尔斯基——我们的兄弟”一样，作为中国人，我们也必须承认这样一个同样难堪的现实“毛泽东——我们的兄弟”。这种说法并不是为毛泽东脱罪，而是说“我们并没有外在于毛泽东”——我们是控诉者，我们也应当是忏悔者。
“活着，记忆着，忏悔着，控诉着”是鲁礼安的这部厚厚的回忆录的主题所在，如同肖斯塔科维奇一样，他参与、见证并记载了历史——我相信，还会有更多的证人勇敢地站出来。
——二零零五年四月十五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