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hgy818 · 注册时间: 2007-09-13 帖子: 1298

叶永烈：与戚本禹聊天

作者: brecht 发布日期: 2007-8-08 查看数: 24 出自: http://www.wengewang.org
[摘自叶永烈《追寻历史真相——我的写作生涯（下册）》，上海文艺出版社 2001年版，中国文革研究网录入]

这天下午，我驱车前往华东师范大学，出席《苏渊雷文集》首发式。已故苏渊雷先生，是著名学者、华东师范大学中国史研究所教授。在众多的与会者之中，我见到一个穿粉红色衬衫、六十多岁的男子。尽管他已经不用“文化大革命”中如雷贯耳的名字，我曾经采访过他，所以还是认出他。此人便是当年“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戚本禹!

戚本禹已经退休。我最初采访他的时候，他在一家图书馆做整理资料工作。他身体壮实，浓重的山东口音。他原本研究历史，如今重操旧业，不断有新著问世，只是署笔名罢了。1999年4月，东北一家出版社的总编辑来我家约稿，从我家出来，他直奔戚本禹家，因为戚本禹的一本书稿正由这家出版社出版。

戚本禹如今是普通百姓。他忙于自己的专业工作。他希望能够过平静的生活，不愿接受采访。

戚本禹，“文化大革命”的风云人物。“文化大革命”前为《红旗》杂志社历史组的组长。“文化大革命”初成为“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后来成为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局副局长，直至成为中共中央办公厅代主任，毛泽东、江青的秘书，“王、关、戚”的“戚”。

据关锋说，“王、关、戚”实际上应是“戚、王、关”。戚本禹虽是三人中职务最低，资历最浅，但是，他担任了毛泽东、江青的秘书。当时，就连陈伯达、康生要见毛泽东，都要通过戚本禹。王力与关锋同于1967年8月隔离审查。当时，宣读决定的是戚本禹。四个月后，戚本禹才倒台。

戚本禹陷得很深，所以王力、关锋比他的罪行轻。 www.wengewang.org

1988年3月初，我在北京与关锋作了长谈。回沪后不久，便准备访问戚本禹。

我查阅了戚本禹审判档案，得知戚本禹生于1932年，山东威海市人。1968年初因“王、关、戚事件”被隔离审查。1980年7月14日被逮捕。1983年11月2日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经过审理，判处戚本禹有期徒刑十八年，剥夺政治权利四年。因此，他于1986年初刑满释放(刑期自1968年初算起)，剥夺政治权利则至1990年初为止。

1988年8月2日，我初次去看望戚本禹。

我跟他单位的领导熟悉，他们向我大致介绍了戚本禹的情况。按照他们告诉我的戚本禹办公室地址，我来到一幢上了年岁的西式大楼。一间屋子紧闭着房门，虽说那天很热。我敲了敲门，有人答应 “请进”，我就推门进去。那是个偌大的房间，起码有三十平方米样子。靠窗放着一张书桌。桌旁，有一中年男子在写作，他穿一件白背心，我料定他是戚本禹。

他见到我，放下了手中的笔，指着桌子对面的椅子说:“请坐!”

他神态自若，头发乌黑，很随便地蓬松着，肥瘦适中，身体不错，只是前额有较深的抬头纹，普通话中略带一点山东口音，不像关锋那样有浓重的山东腔。个子约一米七十，比关锋要高。他正在写作，桌上放着许多手稿。稿纸是无格白纸，用蓝黑墨水写，字并不漂亮。桌上放着一个木质信筐，插着一些信和凌乱的便笺。他便是戚本禹。

他打量着我。他看了我的采访介绍信，立即站了起来，伸过手，跟我握着，说道:“握，知道，知道。我看过你的不少作品。”

就这样，我与他随便聊着，不作记录，也不作录音，不算正式采访。

我们一口气聊了两个小时，直至中午12时整，有人叫他去吃中饭为止。

无拘无束的谈话，使彼此有了初步的了解。他很健谈，思维敏锐，喜欢不时反问，而且看得出，他的消息相当灵通，各种书报都看。尤其是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文章，他见到了，总要细看。

他首先提到了香港报纸的一些报道，认为那是胡吹。他说，一家香港报纸称他是“山东大学历史系毕业”等等。他告诉我，他根本没上过大学! wengewang.org

他又提到四川一家杂志上的最近发表的一篇文章，据说是“纪实”，实际上违背事实。那篇文章写了毛泽东1965年12月21日在杭州的一次重要谈话。在谈话中，毛泽东谈及戚本禹的《为革命而研究历史》和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两篇文章。那篇文章说，毛泽东谈话时，戚本禹在侧。戚本禹告诉我，他当时并不在杭州! 当时“在侧”的是陈伯达、胡绳、艾思奇、关锋和田家英五人。

戚本禹说，那篇文章描述了毛泽东谈话时，他的表情以及与毛泽东的对话。他当时根本不在场，那些“表情”、“对话”从何而来?这怎么能叫“纪实文学”?

我告诉他，我请关锋谈了毛泽东那次杭州谈话的情况。

戚本禹说，关锋的话是可靠的。毛泽东在杭州谈话提到姚文元和他的文章时，关锋在座，他不在座。因此，关锋的回忆是很重要的，是当事人。

他说，像你这样采访当事人，那就很好。

他也直率地问我:“从你的一些文章中可以看出，你是了解情况的，可是，有时往往避开某些事实不谈—这可能因为你的文章要公开发表，而要在现在公开发表，有些事不便谈，不得不这么做。”

我说是有这样的情况。

他问及我的《姚文元传》一书印出没有?他看过书的预告，也看过报刊所载部分内容，希望见到全文。

他笑着对我说:“叶永烈，你已经发表大量的作品，又是专业作家。你要沉住气，扎扎实实把‘文化大革命’写好，不要急于出版。这将是部大作品，会超过你的任何作品。我愿向你提供我所知道的清况。如果我们共同合作来写，也可以－－只是要征得公安局同意，因为我与关锋不同，还属于公安局管的……”

我提及关锋“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做蛀书虫”。

他摇头，问我道:“关锋对你这么说，可是，他真的‘两耳不闻窗外事’?!我不相信。我就没法做到这一点。”

我说关锋埋头于研究老子、庄子。戚本禹指着自己桌上的文稿说，他正在研究明史。他说:“我虽然搞明史，但每天仍关心今日的中国，今日的世界!”

我们又谈及1957年的“反右派运动”。

他说了不同的看法:“其实，毛泽东是最早主张开放的。你查一查毛泽东1957年2月的讲话原稿，就可知道这一点。那次讲话，他提出了对外开放的思想。可是，不久发生了匈牙利事件，毛泽东改变了自己的看法。他的2月讲话中关于开放的那一段，删掉了。毛泽东的许多文章，要查最初的原稿，印在选集里的，常常后来作了改动。 1957年的“反右派”，伤了许多人，毛泽东是有责任的，不过，在谈论那一段历史时，我认为不能脱离当时的历史条件－－毛泽东担心在中国发生匈牙利事件。那是毛泽东发动‘反右派斗争’的原因。我看，现在许多批评‘反右派’的文章，几乎不提匈牙利事件，不谈当时的历史环境，这恐怕不全面，……”

他由此谈及了吴晗，说吴晗在1957年是“反右派”的先锋。

他看过我写的《陶勇之死》，问我陶勇究竟是怎么死的。

他由此问及我访问过哪些“文化大革命”人物。我一一说起。当我提及廖祖康、肖木等人时，他竟不知道是些什么人。

我细细一想，他在1968年初就被隔离了，难怪不知这些与王洪文有关的人，不知道“文化大革命”后期的事和后期的人。

他说及:“关锋的话是实事求是的，不过，他得过神经病。他提早出狱，就是因为有神经病，所以他的记忆力差一些。王力的记忆力不错，你去找他就会知道的。陈伯达的话，不大可靠。你去找陈伯达要当心，他总是说自己的功劳，至于他做错的事他总不愿谈的……”

我提及不久前在《文摘周报》上，王力与田家英夫人董边都发表文章，就田家英之死进行争论。

戚本禹消息很灵通，知道这事，并马上问我:“你以为谁对?”

我问起1958年在中南海所发生的“八司马案件”，内中涉及他。他欲言又止，说这个问题很复杂，以后有机会慢慢谈。

他以为最近发表的关于张宁的那篇《扭曲的虹》，是实事求是的。文章中所写的林彪，符合林彪的真实形象。希望写“文化大革命”的作品，都能这样。

中午12时整，有一位小伙子来喊他吃中饭。

我只得告辞。他送我，热情握别。

1988年8月27日，我二访戚本禹。房门紧闭，贴着一张纸条，上书“本室不对外接待”。我敲门，听见“请进”声，便进去。

天气已转凉。上次只穿一件汗背心的他，今天穿了一件浅绿色 T恤，白领、白袖口。他一边给我沏茶，一边请我坐下。还是上次那样对坐。

戚本禹戴一副紫色秀郎架近视眼镜。我们依然随便聊着，不算正式采访。

正巧，《民主与法制》第八期这天发行，刊有我的《张春桥发迹录》一文。我从对门的报刊门市部买了一本送他。

他说起了劳动模范杨怀远与作家张士敏打官司的事儿，上海很多作家写了支持张士敏的联名信，他问我签名了吗?

我说，我未在五十八位作家联名信上签字。

他说:“你有自己的见解，不错。”

话题回到了“文化大革命”。

他说，一篇关于“二月逆流”的“纪实文学”，胡说八道。1967年2月，当时他在忙于写一篇文章，根本没有去怀仁堂，却把他写在里边。他几次写书面材料，交给领导，提出抗议，结果不了了之，没有给予答复。

又如，那篇文章中写及关锋为江青拎包、披大衣，纯属胡编。他对我说:“你见过关锋，关锋会是这样的人吗?!何况，江青出去，旁边有秘书为她拎包、披大衣，用得着关锋起劲?!”

他说，怎么可以这样乱写?如果那位作者去找他，他就不理。

他提及，关于他的身世，许多文章都写错了。其实，他解放前在上海做地下党工作。1949年，他十八岁，调到北京，在中南海工作。

他谈及江青。江青说他太傲，眼睛长在额头，朝上看(他用手势指了指额头)。

他说愿意跟我谈“文化大革命”，只是目前未办妥手续，他有压力，不敢谈。

他劝我不必着急。他说:“我身体还好，你年纪不大，过两年我们就可以谈。”因为他到1990年初可恢复公民权利。

谈及姚文元时，他提醒我:“你别以为姚文元的文章都是姚文元写的!”

他说可以找找朱波－－研究哲学的专家，毛泽东对此人很敬重，有较多的交往。还可以找王力。王力、关锋都有公民权，比他处境好。

一个小女孩，七八岁，跑进来。戚本禹不认识她，掏出糖果给她吃。他找糖时，掀起书架盖板，我看见里面放着许多瓶药。

今天仍是聊天，彼此更熟悉了。我说，希望以后对他进行采访录音，他说对录音有点不习惯。

我谈及我的一位在《红旗》杂志社工作的朋友，他说有点印象。只是《红旗》杂志社人多，有些人印象已不深。

我说，那位朋友告诉我，王力、关锋被停止工作是1967年8月23日，当时他在场。据他回忆，当时由陈伯达、戚本禹、姚文元主持会议，戚本禹宣读中央关于王力、关锋停止工作的批件。

戚本禹说:“对，对，是那么回事。”

我又说，他被停止工作是1968年1月1日－－是停止工作，不是被捕。

戚本禹也说:“对，对，是那么回事。现在，有些文章说王力、关锋、戚本禹同时被捕，胡说八道!”

他说，现在整天做些整理资料的工作，事情并不太忙。但整天坐在这间房间里，公开发行的报纸、杂志，都可以看到。

我说，所谓“剥夺政治权利”，主要指选举权与被选举权。至于言论自由权，是指公开对记者发表对时局的见解之类。我找你是谈历史，谈史实，与“剥夺政治权利”无碍。

他笑了:.“你别太认真。”

我请他看看我写的关于张春桥的文章:“你看看，有没有胡说八道的地方?”

他笑了:“一定看。”

聊了一个多小时，我告辞了。

[摘自叶永烈《追寻历史真相——我的写作生涯（下册）》，上海文艺出版社 2001年版，中国文革研究网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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