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hgy818 · 注册时间: 2007-09-13 帖子: 1298

回答鲁礼安先生/老田
鲁礼安先生说扔出手套，要跟我决斗，老实说，我不打算捡起来，因为我有另外的事情要做，毕竟我还不能退休。但是，答复一下是应该的，不仅仅出于礼貌，但有可能仅仅限于这一次。所以我也力图答复得全面一点，人们常常讥笑“一致通过”的决议，我想我们之间也无需追求全面的共识。因此这篇答复中间，就主要罗列我们的分歧，通过说出我对你的真实看法和判断来进行。为了节省篇幅，文章就尽可能不使用委婉的说法。
对于鲁礼安先生在文章中间的诸多判断，都颇有失实之处，我倒不以恶意去推断鲁先生，我认为非正确理解主要是未能正确从阅读中间提取正确的信息，这是难以避免和经常发生的事情。
首先，我没有从关天茶舍“转战”过来，我近期写的文章中间，仅仅只有两三篇贴在这边，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我认定这几篇有必要和这边各位网友作交流，另外的文章这里的网友就未必有兴趣，所以就没有贴。而且，我经常在几个左右派比较集中的论坛发帖子，关天因为动不动就封锁我一段，才不得不缺席，最近我发现又恢复了发帖的权限，所以就继续在那边混。而且，最近我所有的文章都在那边上帖了，因为那边的网友更为广泛些的缘故。我说这个无关紧要的事情，是说明误解是常见的，反过来，全面理解是稀少的，所以不必抱有不切实际的想法。
至于“非毛”问题，很常见，而且我认为无可非议，不足为奇，老毛毕生认定自己的使命是要跟“帝修反”作斗争，他当年反对过的对象，如果掉过头来反对他，实在再正常不过了。你的所谓“非毛”问题，我记得我们曾经交换过看法，是我认定你把一个道听途说的说法当真了，而且我记得当时曾经向你出示过文献资料，说明那个广为流传的说法不足为信的。
至于说到“愚蠢”，在此需要就用词失当表示歉意，这个用词和后面的“资格”问题，有内在的一致性。我当初用愚蠢一词，主要是当时刚刚读了杨小凯的《中国百年经济史随笔》之后的意见，当时是有些情绪性，你是附带列上去的。对于文革期间他的激进看法，包括你的部分看法，我都认为在“老造反派”中间是具有代表性的，表达的是革委会成立之后对于“秋后算帐”的担心，或者表示为对革委会缺乏代表自己政治意志的别样表达。这是我肯定你的地方，但是，是否误解了你的意思，我不敢保证。
我对于你不那么肯定的地方是，书中的叙述在事实选择和观察方法上，都是很成问题的。我不能假意恭维你，说你的政治学知识很丰富，也不能恭维说书中事实很清晰。首先你在书中引用圣经的地方很多，但是引用政治学的地方就几乎没有（不管是左翼学术例如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还是西方主流政治学），这也很好理解，毕竟你没有在政治学方面系统学习过，对于政治学你远远没有圣经来得熟悉。另外，在涉及到文革时期高层决策方面，由于档案至今拒绝开放，除了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党史研究室等少数机构之外，外人几乎不可能接触到，每一个想要呈现文革高层历史的人，都不得不“把想像列在事实之前”，你的书涉及这个方面的不少，当然也有着同样的不足。
我也有一些对你的看法，包括对你的书，但是我并未打算写出来，曾经有人要我写出对书的评论，我回绝了，今天在这里我就如实表述一下，以全面呈现我们之间的分歧。
关于你的书，我同意一些别人的观点，先行转述如下。

一、整本书的叙述格调，应该说文学性和故事性高于史实性。一个造反派读完大作之后的看法是：书中说毛泽东错了、王任重张体学错了，陈再道钟汉华错了，曾思玉刘丰错了，造反派错了，百万雄师错了，只有鲁礼安是正确的；仍然是文革时期“唯我独左、唯我独革”的口气。这个看法我是同意的。
二、另外一位的看法我也同意，鲁礼安全书中间，对于“党内资产阶级”或者文革设定的对象，没有任何感觉。实际上，这个问题是如何评价和看待文革的分歧要点，本质上是方法论的区别，例如阶级分析方法的引入，就注重社会分化和利益对立，否定阶级分析法，一个直接的后果就是把一切政治和社会事项“个人化”――一切坏事都是某个坏人干的，而阶级分析法的结论通常是：多数不道德行为是集体的阶级利益指向的结果，本身就是阶级利益实现的形式。所以，我看文革就很强调当权派的整体性和政治意志的一致性，把他们的行为和对造反派的态度，主要看作是在政治博奕过程中间的“正常选择”――当然也与他们的强势地位和政治手腕高明相关，而无需某个上帝或者毛泽东来为他们负责，这也是我们的实质分歧所在。
三、我个人倾向于认为，鲁先生对于“风险”过于敏感，因此对于文革大潮的起落，存在着很大的误判。例如，1966年高校的当权派先是被工作组勒令“靠边站”了，接着10月批判资反路线之后，他们组织的“保守派”势力逐步消极化并日趋瓦解，等到你要参加长征串联的时候，实际上他们的力量已经接近文革十年期间的最低水平，不可能还有足够的意愿和能力去限制你的行为，但是你仍然突出说要怎么样费心才得到批准外出长征。这个情节的真实性，我并不怀疑，关键在于你由于过分在乎“风险最低”因而误判了大形势，如果是年轻人读到这里，就很怀疑当权派在文革期间到底“靠边”过没有？好像当权派的影响和压力无时无处不在，没有波动和低谷，这肯定会产生误导。而且，与你全书的叙述中间，完全不涉及党内资产阶级的主线明显存在逻辑冲突，这一点你可能需要认真思考一下。
四、另外的分歧是一个事实：关于中央文革下调令要你去一个写作组的事情。我一看到这个情节，就认定不大可能，因为我此前已经接触到一个真的去过写作组工作的人，他是中央文革快报组在武汉的记者七二○之后带到北京去的，当时的选择标准不仅要求写作水平，更重要的标准还在于本人要出自大规模的群众组织，就是说选择标准是写作水平和“出身”同等重要，显然，你不具备后一个重要条件。稍后，我请人找相关人士落实这个说法，结果证实并无“中央文革发调令”的事实。不仅事实不利于你，而且在逻辑上也难以成立，即便中央文革向来不讲规矩，也很难想像会直接向群众组织发“调令”的事情。当然，假如这一事实存在，也许就能够证明鲁礼安先生，在当时运动中间具有多么高的重要性，高到中央文革另眼相看的地步，也许仅此而已。这个大概是你为了文学性，牺牲了史实性的地方。
另外一个事实相对次要一些，但是涉及到你这篇文章的写法，所以有必要以举例的形式提出来对照。你说你当时就对江青“文攻武卫”主张持反对态度，这至少与某次你在水院的表现不一致。很多人曾经现场目睹你的态度，你不仅以“印度的甘地”为例驳斥“和平选择”的错误，而且还以身体语言突出了你与众不同的坚决和果敢。一位当时对你印象深刻的中学生的记忆是：鲁礼安头戴八角帽、腰扎武装带、脚蹬草鞋，表现出一股重上井冈山的大无畏革命气势，而且他还特别声明说：现场中间有且仅有你鲁礼安先生一个人使用了如此鲜明而强烈的身体语言。
任何人写书都可能过滤掉某些事实，添加某些事实，这对于“经济人理性地追求利益最大化”成为宣传口号和人生信条的今天，不这么行事倒是不正常了。所以，我以上所说的，也算不上是贬低你的大作。
你的判决书上说你“破坏文化大革命，分裂群众组织”，我倒认为这是言过其实，你当时不可能具备那样的政治自觉和政治能量。你在文革期间的表现，在四二社论之后敢于向军区支左办公室挑战，称他们是混蛋，坚定地表明“为工总翻案”的态度，这表明了你的勇气。在七二○之后，你的著名宣言中间所表达的不满意，只有一半针对革委会，另外一半显然是针对造反派的。这中间未必没有参杂一些失落感，我觉得这也可以理解。你首先是被新华工隔离审查的，我个人认为正义在你这一边，但是，你可能没有意识到，你本人的态度和文章是否威胁到那些“想当官”“想长寿”的人呢？当然，这一次我认为是他们反应过敏，没有道理。你的牢狱之灾，是不应当的，这是曾刘他们在政治上无耻同时也是政治上失败的铁证，但是你的许多个人遭遇是否如你在书中所说的那样？由于书中叙述展开明显的文学性高于一切的倾向，就很容易让人对某些遭遇的真实性产生动摇，这包括你在监狱中和铁山的遭遇，甚至包括你今天书中呈现的“当时看法”。文学并非无关于政治和意识形态，而是用特殊表现一般，用故事阐述来实现春秋的功能，也存在这样一个公式：不正义的表现越残酷，反过来控诉他们的道义高度就牢靠。
根据今天的主流叙述，据说是江青发出了文攻武卫主张并导致武斗升级的，要她为武斗负责并进而说四人帮或者中央文革祸乱中国，但是这一个例证是有悖历史事实的。你在书中间也据此进行了演绎，而且你说你当时就是站在今天的“政治正确”方面，这就很难与武汉文革历史对照了。任何一个经历武汉文革过程的人，都知道不是这么回事，至少从武汉看不是这么回事，江青讲话是1967年7月22日，而百万雄师围攻造反派据点早在4月底就开始，武汉最剧烈的武斗远远发生在江青的讲话之前，集中发生在六月的中下旬。江青讲话之后百万雄师只是在24日围攻体院时，表现了最后一跳，武汉的大武斗此后基本上没有了。而且在23日凌晨，一些8199部队就奉周恩来的命令开进几所高校实施保护，百万雄师就算是想要发起新的进攻也不可能了，失去了进攻条件。而钢新之间的冲突，除了个别特例，主要还是文攻为主，不存在武斗受江青讲话而升级的问题。
基于武汉地区的文革历史，首先是江青的讲话没有什么影响，其次是此后不存在武斗升级的事实，至于你本人，在当时至少有一次表现得与江青的主张完全一致。我提出这个事实，并非指责你，而且我知道在武汉造反派的辩论中间，“文攻武卫”仅仅是中间派的观点，最激进的观点是“文攻武攻”。我说这个事实，仅仅是为了说明一个人的记忆往往不是那么可靠的，也许在不自觉中间就过滤了许多事实，特别是长期思考问题的人，往往在不经意间自己有可能改造了自己的记忆，分不清昨天和今天了。
至于你的书，我倒不认为你是蓄意说谎言，但确实体现了一些共性的东西，方法论的选择和世界观很难不和本人的社会地位发生联系，也许你不一定那么明确，但是所有批评和控诉都是有参照系和隐含标准的，这个隐含标准按照文革的说法就是一个人的“阶级立场”，马克思倒是一贯认定，一个人的阶级立场体现一个阶级的经验和偏见，把本阶级的利益和要求泛化为全民利益和普世价值什么的，关于这一点西方主流政治学也没有全盘否认，算是政治学中间难得的共识。鲁礼安先生为香港鹰高顿公司效力，你的利益实现并不与民族利益最大化一致，哪怕是中华民族在割肉卖血，少数人的富裕也是可以实现的，香港的早期繁荣从两件事中获利甚多：鸦片贸易和苦力贸易（就是俗称的“猪仔下南洋”）。你的工作性质，按照过去的贬抑说法是“小买办”，按照今天主流经济学家的说法是在实现了中国和列强的“双赢”，我不是拿你的工作性质来指责你，而是就此说明个人利益与整体利益不一致甚为常见，如此而已。因此一个人对自身利益的投射和要求，包括自身的感受和遭遇，有必要保持起码的警惕。我得说明，在毛泽东时代我夏天是光着脚板去上学、主要是吃咸菜长大的，我不是毛时代的既得利益者也不是改革开放时代受排斥的失意者，根据我个人的需要和要求，我也与宋德大根本不同，问题仅仅在于一个人如果不超出自身的需要，就没有资格谈学问，至少不能伪装成为某个时代某个普遍价值的代言人，也就失去了对特定时代和特定代表人物进行随意臧否的资格，更何况是在缺乏起码的文献依据的前提下！
至于说到你在监狱中间主要揭发谁，你没有对我说过，我是从别人那里听来的，我相信这个人甚于相信你，所以虽然你对此很不满意，但我仍然持有这样的看法，而且也不打算把他的名字“出卖”给你。我记得在批驳余杰的文章中间，交待得很清楚，全国除了湖北之外，并没有任何一个指造反派为反革命组织的正式中央文件，但是一样不能避免挨整，我始终把文革作为造反派与当权派的政治博奕过程来看待，从来都不认为某个坏人某个特别事例起决定作用，如此明确的看法怎么会被你误解成那个样子，我感到难以索解。至于你说我站在曾刘一边什么的，只能是原物奉还。当然，你提出“找证据”的高招，是吃准了一般人无法查阅文革档案，你提出一个无法寻求答案的问题来，不过这也解决不了问题，试问，除了你之外，在“北决扬”的小圈子内，还有第二个接触过“王盛荣、周岳森和干毅”的人吗？当然，你可以辩解说你没有提供过口供，对于产生中央文件形成没有任何贡献，我原文就说过，鲁礼安的口供乃至中央文件都不是决定性的要害，问题在于当权派对于造反派的对立。所以，我既不认为有反驳你的必要，也不需要你的答案。但是，在你午夜梦回的时候，你无妨扪心自问，为什么全国只有曾刘捞到这么一个中央文件，这么一根政治稻草，偶然邪必然邪？
至于你提到“作为‘新左派’即‘毛左派’理论上的一名代表人物，作为党内著名‘左棍’邓力群的私淑弟子，作为‘返回毛泽东时代’的头号吹鼓手，老田你对我在回忆文革的文章中表现出的所谓‘非毛化’深恶痛绝，必欲铲除而后快。”我只能说，你比曾思玉刘丰还要会来事儿，我没有证据就不能硬说你是“青胜于蓝”。当然，也有可能仅仅是你误判了我，同时也高估了你自己那么一点点，我从来不认为自己的观点跟邓力群有很多一致性，更谈不上任何一种传承关系，在这样的误判之下你们使用这样的口吻，只能说是你始终高举文学性拒绝史实性的又一个例证，在一切事情上都缺乏寻求证据和阅读文献的兴趣，沉湎于驰骋自己的无边想像力。
至于说到我对你要实施铲除，这也让我感到奇怪，我写的网文总有几百万字之多，涉及到你不过数百字而已，你说我有三次对你不利的语言，我也不记得还有第四次，而且每次都“只是”顺带提及，难道我数年来就打算用不到万分之一的文字和精力用顺带的方法来铲除你吗？我用这么少的“兵力”来打歼灭战吗？退一万步讲，我有必要返回毛泽东时代并把为毛泽东辩护当作自己的使命的必要吗？就算是铲除了你，我也想不出有什么快感可言，难道你的“非毛化”工作已经具备了非常了不得的影响力、难道在非毛化方面你已经是一个很了不得的奢遮人物吗？在返回毛泽东时代方面你是一个很大的拦路虎吗？这两点我至今未能发现，所以在我写的几百万字的网文中间，只有几百字涉及你，而且如果不是指明要我答复你，就不会有这个第一篇专门“针对你”的文章。
你说因为我的批评文章，就使得余杰的序言被出版社拒绝，我也决不认为一片小文章就对出版社有这样的影响，我相信如果是出版社真这么说的话，肯定只是一个推脱之词。换言之，就算是我对你评价不高，并曾经三次表述过，也肯定不会对你有特别大的影响，这只能说明你在文革期间对别人看法的过度敏感性至今依然存在，无论此人是否当权派都一样，也当然一样缺乏依据。我无需任何隐瞒地老实告诉你，我从未产生过没有铲除你的意思，这是因为我至今未能发现铲除你的必要，而且此后我也仍然认为不存在与你决斗的必要，所以要提前请你原谅，如果你还有后续想法要对我说，我不能保证有答复。
我没有什么很好的“高见”或者“忠告”有益于你，所以只能简单地：祝你心情愉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