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hgy818 · 注册时间: 2007-09-13 帖子: 1298

关于抗震救灾第一阶段中共政治局工作总结

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
2008年5月22日

以救出地震被压群众为主要任务的抗震救灾第一阶段工作已经基本结束，救助，特别是安置灾民的更为复杂、困难和长期的第二阶段工作已经全面开始，在这个紧张的时候，从一名基层党员的角度，回顾和总结抗震救灾第一阶段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的工作情况，对于实际上已经大规模开展起来的安置灾民的第二阶段工作，是非常必要的，这既是每个党员的权利，也是我们具体开展党内体制改革和落实党员民主权利的实际行动。

总结从哪里开始呢？

——在5月19日开始的全国追悼日，天安门广场上自发聚集着来自全国各地的群众，久久不愿散去，高喊“中国挺住”，——这是多么悲壮而忧患的呼声啊！这呼声的里面，饱含着全国人民深深的忧虑和无尽的期望。可以说，这是人民群众对三十年改革开放的第一声评价。

三十多年前，1976年唐山大地震，京津唐地区的灾情不可谓不大，损失不可谓不重，还是文革期间，但是人民群众没有也无须这样的声音，因为那时有毛主席，尽管那时的经济水平当然远不如现在，可是人们对生活，对国家，对未来，不存在怀疑和忧愁，他们相信有毛主席的领导和身边强大的无处不在的组织严密而高效的党组织、基层单位，一个地震怎么能把一个偌大的新中国震垮！但是今天的国情、党情不同了，他们曾经的靠山，有的不存在了，有的靠不上了，有的正在离他们越来越远，而内外反对四项基本原则和分裂国家的势力，时起时伏，清楚地摆在人们眼前。如此一个偏远山区的地震，就震得人民群众焦虑地喊出了“中国挺住”这样沉重的呼声，这绝不是一句随意而出的简单口号，内涵之复杂，更不值得今人有丝毫的窃喜。每一位中国共产党党员，尤其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尤其是中央政治局，如果不能从这一呼声里听到、辨别出社会深层已经孕育着的政治大地震的种种前兆，不采取种种有的放矢的有力措施，就真是堕落成了邓小平说的“这个党该抓了，不抓不行了……”

抗震救灾第一阶段中央政治局的一系列工作实在是需要认真地总结和检讨。

第一，地震一爆发，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即匆匆赶到四川，这个看似很“及时”的行为，实际上是极其错误和有害的。俗话说，每临大事有静气。此时的四川，地震第一手较为具体清晰的情况还不可能很快出来，中央大员慌慌张张就跑到情况还不明朗的四川当地能干什么呢？国务院总理这样的大人物这时来了，不仅于事无补，反而加重了当地领导机关的焦虑和负担，严重地干扰了当地最高领导机关的快速组织工作和临场决断能力，客观上是对四川省委的极端不信任。在四川省委组织领导系统还十分健全的情况下，应该高度相信和支持他们，放手让他们工作，而不是跑到他们身边碍手碍脚，指手划脚，更不是代替他们。毛泽东当年如果使用这样的领导方法，全国各地的根据地是一块也建立不起来的。灾情是对四川省委和当地各级组织的最大考验，这一点身在其中的四川省委比谁都清楚，他们知道自己该干什么，根本无需任何人提醒。可是，可怜的四川省委，从温总理到来的那一天起，实际上就被取而代之了，就失去了本应是他们集体的职责、职权和全面地、独立地组织领导工作的主动权。请问，当此危难时刻，省委主要领导的岗位和工作应该在哪里？尾随着温总理转来转去，省委无形中降格成了温总理及其中央大员的接待处，本该迅速集体商议和立即分工开展的一系列紧急工作被冲到了一边，只得听温总理的高头讲章和发号施令，一切围绕着研究怎样落实温总理的“中央指示”、“中央精神”，——难道总理，任何一位中央领导能比当地党组织更了解当地的情况吗？！

第二，不是说中央领导人不该去灾区，是必须要去的，而是说去的时机不当。地震爆发，温总理本该立即回到北京，和中央政治局的集体紧密地在一起，共同商议和分析可能出现的各种问题，等待前方会很快送来的震情，况且现在的科学技术已经完全可以快速远距离传送图像和信息，大致的情况无须非要到现场才能得知，影响不了总的判断；另一方面迅速启动相关救灾预案。当此时刻，中央和国务院的主要精力和工作，一是迅速作出大的判断，尽快拿出事关全国救灾和国际方面的大政方针，向全国发出中央团结一致的强有力声音；二是立即组成人员健全、分工明确的全国救灾领导机构，迅速开展四川省委想做又做不了的工作——调动军队和协调中央各部委的救灾行动，这个工作应当在军队和国务院各部委机关齐全、人员齐全的首都做出而不是在四川，待救灾工作在全国铺开，中央领导人再去灾区也不迟。即使是去灾区，以组织中央领导团的集体或国家名誉更好，就怕走马灯似的各来各的，地方领导疲以应付。但是，由于温总理脱离中央政治局集体和国务院各部，一人飞到四川唱独角戏，然后又从四川向北京发号施令，调兵遣将，相关部门的部领导不得不飞往四川商议救灾工作，然后他们再往北京打电话布置工作，是典型的低效率和劳民行为。另一方面，至使胡锦涛总书记不得不在温总理不在的情况下，成立起以温总理为总指挥的全国抗震救灾指挥部，四川和北京两个声音乃至两个中心，甚至以后的多中心就这样出现了。大战就起，将帅分散，可为兵家之大忌。直到今天，全国抗震救灾指挥部还没有开成过一次人员齐全的会议。胡总书记的举动迅速高效，处理得当，是谓大局意识和大将风度。遗憾的是，大战方起，中央大员却一个接一个走马灯似地前往地震灾区“视察”、“指导”，是典型的劳民伤财之举，使前方的、当地领导机关无所适从，极其不利于后来的救灾工作。这种本不该出现的情况，埋下了日后难以预料的不和谐的伏笔。

第三，从电视里就可以清楚地看出，有的领导人的一些行动不仅幼稚可笑，简直是误人子弟。所谓“领导靠前指挥”，那是司令员说给师长、团长听的，不是说给自己听的，更不是司令员自己跑到火线上冲锋陷阵。这是起码的军事常识和领导常识。地震救人是与时间赛跑，在争分夺秒的救灾现场，总理大人跑到塌方跟前，甚至高高地站在土堆上，你到底要干什么？你又能干什么？！一大批省地县领导和当地工作人员不得不放下手头紧张工作，前呼后拥，卫护中央首长安全，现场所有救灾人员和战士都不得不放下紧张的搜救和挖掘工作，洗耳恭听总理大人的现场演说或毫无意义的喊话。恰恰是由于这样一批不该到现场的人员到了现场，耽误了时间，挤占了救灾现场的十分有限的资源（道路、车辆），完全有可能使一批本该救出的群众丧失了宝贵的生命，这种现象其实屡见不鲜。但是如此常识性问题，发生在国家总理身上，就不可思议了，也是不可原谅的。这种救灾现场的喧宾夺主行为，除了“活跃”、“丰富”一下电视画面，暂时赢得部分民众和追求现场效果的媒体的青睐，是没有任何益处的。从电视报道看，中央领导人在当地讲话，周永康讲得比较适中得体，温总理等人讲出来的一大堆话，实在是不敢苟同。灾民需要安慰，战士需要鼓励，但是一要择时机：大战刚起的两三天内，正是人们的情绪和斗志最旺盛的时候，如此高的自觉性，应任其发挥，无需任何外力骚扰，五六天后，人们开始疲惫麻木，需加以鼓励和鞭策，方是时候。二是话要讲得适度：在大战初期，面对种种复杂灾情，可不是许愿的时候；救灾工作刚起步，还远没有到灾后总结表彰的时期，有的话讲得太早了，太满了，或者不该本人去讲。满招损，这是永远的道理。

近十年来，中央高层正在产生一种十分恶劣的风气，由于受到媒体追捧，似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即逢有灾情，有人总是第一个赶到现场，速度之快，引得媒体一片叫好，得到了不菲的赞誉和名声，以致造成了一种现场效果，搅得上面争先恐后，好像谁不去就不行。这么多中央领导人纷纷都到灾区“视察”、“指导”，如此扎堆，绝不是什么好事。本来是相关部委或下属的具体工作，被一些中央领导大包大揽。民间对此早就深恶痛绝，多年来批评作秀的呼声，为什么上面就听不见？这里最值得称道的是吴邦国，似得了几分毛泽东的真传，虽然电视画面不多，群众威信很高。这说明有人工夫用的不是地方，此种官场陋习，毛泽东早就作了深刻的揭露，“有许多人，‘下车伊始’，就哇喇哇喇地发议论，提意见，这也批评，那也指责，其实这种人十个有十个要失败。因为这种议论或批评，没有经过周密调查，不过是无知妄说。我们党吃所谓‘钦差大臣’的亏，是不可胜数的。而这种‘钦差大臣’则是满天飞，几乎到处都有。”无疑，这对于真正的科学发展观来说，只能意味着虚荣和今后更大的灾难。其实这瞒不过群众的眼睛，这样的领导人，一是政治上不成熟，缺乏把握和驾驭全局的工作能力，大事做不来，只好四处跑来跑去混日子，玩一些走马观花的雕虫小技，到了当地也往往是言不及义，好行小慧，关心媒体画面胜过对实际问题的解决；二是确有个别领导人内心世界脆弱或肮脏，企图用这样频繁的“亲民”画面掩饰和淡化自身某种见不得人的东西。这些年来，大陆民众已经从台湾频繁的竞选或造势活动中深受教育和启发，培养出识别能力，并从中感到，不排除有的人已经在为国内可能爆发的政治危机做准备，先行抢占媒体，捞取国内外舆论上的资本。这在中国是一定要失败的！

这次地震灾情暴露了党内国内一系列非常严重的问题。

第一，本应作为全面领导的救灾指挥机关，一下子直接面对广大灾民，直接与灾民打交道，二者之间没有或者极其缺乏中间的层层党组织和单位，造成了大事顾不上，小事忙不完，这样纵有天大的能力，也要被许许多多琐碎的小事拖垮，是长久不了的。这要在唐山大地震时期是不可想象的，那时没有志愿者和心理工作者，与群众直接打交道的琐碎事情，是由最基层的党支部和企事业单位来做的。地震一出来，各基层组织马上找本系统本部门的群众，群众也马上直接找自己的单位和党组织，互相依靠，在上级组织的统一领导下，人人都动起来，救灾工作做得非常出色，圆满，以致随后而来的改革开放把刚发生不几年的唐山大地震忘得干干净净，可见那时没有留下社会政治问题，没有留下让后世头疼的后遗症。但是，当我们从电视上看到灾民向温总理诉苦和伸手要食物的时候，令人震颤，难道这样具体的“小事”也要总理大人出面向随同的当地领导人一一嘱托和布置吗？暴露了多么大的社会漏洞和社会矛盾，那些曾经有过的基层党组织和国家单位——现在最需要他们的时候——都哪里去了？！为什么不见了？！事情很简单，它们都被改革改没了，可谓自食恶果。现在的老百姓，特别是在地县两级城镇，大多下岗了，绝大多数是没有组织的个体自由职业者，或者在中小私有体制单位里工作，一遇大事，无人理睬，各奔东西。在城镇，地震打断了当地生活的经济链条，断了个体谋生之路，有劳动能力的人也只好坐在帐篷里等、靠、要。在农村，有劳动能力的青壮年到各地打工去了，只剩下老弱病残幼，村庄本身已失去了自救能力，至使那么多小小年龄的孩子无依无靠，自己翻山越岭赶往城市救灾点，这样的村庄已名存实亡。
第二，社会志愿者和心理工作者实际上成了联系救灾指挥机构和灾民之间的桥梁，能否长期从事抗震救灾工作，是令人疑虑的。他们多是自发的临时人员，不是政府派来的有组织的专业工作者，短时期来一下可以，他们也要解决自己的谋生需要，长期怎么可能？！那么将来谁去具体地组织这些住帐篷的受灾群众！军队能否在四五年的时期内担当起政府工作组、工作队角色？这是一个很大很严重的社会组织工作问题。现在明显的问题是，中央和国家的上层是高度统一计划和指挥的救灾体制，而下层一盘散沙，两者的配套与和谐，亟待解决。

显然，如果在基层没有一个上下系统严整的组织工作体系，就不能组织和发动广大灾民起来进行生产自救。另一方面，如果不发动和依靠全体灾民自己起来进行生产自救和自力更生，救灾工作将无限期拖延，特别是当地数量颇大的无业失业的灾民和游民的存在，不尽快把他们组织起来，给以工作，很快将成为巨大的社会负担和社会矛盾的一个策源地。

几点建议：

第一，问题客观存在，实在是给了党和政府一个调整改革方针的机会。其中首先大力加强中央集权，改变以往长期存在的上下政令不通不畅的现状，对各地方党委和政府提出明确严厉的要求，执行不力者立即改组或撤换，同时从速从重打击腐败，提倡和恢复毛泽东时代的优良道德民风，这方面我们有许多现成的宝贵经验可用，而当前民心向党的社会心理和上层高度统一计划和指挥的救灾体制，正是调整改革方针的大好时机和场所。

第二，国内房地产建筑行业是社会上最腐败、黑暗的地方，是“新三座大山”的领头羊，官商勾结、官商一体和谋取暴利，早已经众矢之的，是谓激发社会动乱的导火索。而住房又是灾民的最大问题，房屋建设成了搞好此次救灾工作的重中之重和成败的关键，社会影响面巨大。鉴于目前灾区已形成规模巨大的房地产市场，并有相应的资金保证，解决的最好办法，一是，以房屋建设为生产自救的中心工作，重新组建中央国有和四川省国有的两类设计和施工一条龙房地产建设企业，由这两类国有企业来集中使用国家财政拨款和社会捐助资金，拒绝他人染指，减少一切中间环节特别是承包单位，杜绝层层扒皮，企业利润严格控制在3%-5%以下，为移民建镇和灾民建设高质量的房屋。二是，新组建的国有房地产建筑企业一定要层层组建党的系统，二是主要招收有劳动能力的城镇无业灾民，号召和鼓励灾区农村分散在全国各地的打工者返回故乡照顾自己的老人孩子，欢迎他们进入新组建的国有建筑企业，重建家园。三是，以建筑企业为龙头和产业链，组建相关企业如建材、运输等开展生产自救工作和发展当地生产。

新中国六十年的实践经验表明，要圆满做好灾民工作就必须解放思想，理直气壮地以毛泽东指出的“鞍钢宪法”和大庆管理经验为指导思想，高举四项基本原则旗帜，特别是不要怕国内外有人说搞了计划经济和党委领导下企业管理体制，以建设灾民住房这项工作和国有企业为纲，作为整个川西北地区及其四川省工作的重心和切入点，纲举目张，开展和搞好各项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