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hgy818 · 注册时间: 2007-09-13 帖子: 1298

坚决揭开唐山地震案的盖子
唐山地震预报破坏犯排查

◆最高当权派中封锁消息捂盖子者排查
◆人妖颠倒的国家地震局领导班子，揪出刘英勇
◆专家路线造成的恶果
◆梅世蓉罪不容诛
◆国家地震局内部的两大派。钱钢的说法。
◆梅世蓉供词一：谁使得地震工作专群两条线的
◆梅世蓉供词二：查志远罪责难逃
◆梅世蓉供词三：辽宁海城地震预报是文革派的功劳
◆梅世蓉供词四：唐山地震完全可以预报，是人为的天灾
◆被长期掩盖的青龙奇迹，根本经验是什么？
◆被抹煞的开滦奇迹，又一个文革派的功绩
◆四川“奇迹”，揪出赵紫阳
◆唐山的群测群防
◆刘小汉教授的“老一套”
◆科技战线上的法西斯专政
◆邓小平的复辟和群测群防的终结，中国地震科学的没落
◆知识私有带来的恶果
◆反共极右派的批判
◆因特网和地震预报

凡是读过张庆洲同志的《唐山警世录》的都知道，唐山大地震确实可以预报，但是被人破坏了，这些破坏者一直在拚命捂盖子，至今三十年了还拚命捂着。在现在即使一个关心这事的普通网民，都深切地感觉到这一点。谁都知道，张庆洲同志是在极其艰难的环境下采访并且写出了这一本书，化了极大的功夫。至今不管是有罪的、还是有功的人，都不愿意谈论。有罪的自不必说，有功的也被禁口。张庆洲同志也感到自己走进了雷区。
尤其当我们读到杨友宸从干校回来，从废墟里扒图纸资料。打开“地震记录本”，1976年7月26日空白！1976年7月27日空白！地电、水氡、地下水……所有的动态曲线图一律截止到1976年7月25日。26、27日是大震前出现异常最多的两天，而这最关键的两天都是空白！杨友宸急得骂娘，不久以后地震记录本和图纸资料竟然均不翼而飞！可是这样的事居然没有追查。实在使人震惊。不仅如此，除了把一切责任归罪于批邓和“四人帮”以外，任何追查破坏唐山大地震预报的责任人的行动都是禁止的。知情者中连冒着风险对于青龙四十七万人民立下了大功的冉广岐都被禁止披露事实真相。尤其是，张庆洲同志在花了两年时间的辛苦写了《唐山警世录》后，于2000年应该发表了，却必须经过国家地震局的审查，审查的结果是不准发表。一直拖了五年。去年2005年总算发表了，却几乎立即又成了禁书。只是在网上还存在着电子版。近来又听说张庆洲同志受尽了迫害，失去工作，居无定所，这种法西斯暴行真是令人发指。
我们在写《谁是破坏唐山大地震预报的元凶？》后，准备发表，此时刚进入七月中旬。发表以前，不免在网上搜索了一番，果然网上谈论唐山大地震三十周年的文章成千上万。就在这个时候我们知道了有这本《唐山警世录》。同时又下载了钱钢的《唐山大地震》电子版。有1986版的，也有1996版的。我们发现钱钢在1996年再版《唐山大地震》时作了一些修改。——那是一些自作聪明的修改，仅管是为了掩盖事实真相，但客观上对于证实我们的观点反而极其有用。时间不允许我们作认真的阅读和修改。我们就主要在7月27日上午的会议上和其他个别地方作了修改。许多地方还是保留着原来的痕迹。另外还写了一篇《质问钱钢》，这在以前都已说过。对于钱钢我们原来还是抱着非常宽容的态度，希望他是一个比较忠实的作家，仅管他的文章中到处都打上了现在这个疯狂的复辟时期的烙印，还是希望只是他在这个疯狂时期受的影响，而不是一个御用作者。可是《唐山大地震》的再版打破了我们这一个善良的愿望。钱钢就是有意识地为这个疯狂时期效劳，为破坏预报唐山大地震的罪犯开脱。
我们自然也不会放弃对于《唐山警世录》的搜索和下载。可是和钱钢的《唐山大地震》相反，我们从七月中旬初开始进行了好多次搜索，却一直没有能够下载到这篇不为罪犯避讳，而是探究事实真相的文章。尤其在使用突破封锁的“代理”前根本下载不到，使用“代理”后也很困难，那倒不是受了封锁的原因，而是这样一来出现了一大批文章，被封锁的文章还真不少。一直到八月上旬我们才得以下载《唐山警世录》，大约花了三个多星期。这才得以阅读和写作本文。可见当局心中有鬼，封锁得真是严啊？如果张庆洲同志的文章不符事实可以公开反驳么！网上毫无根据没有道理的攻击性文章当然也不少，那就是反共极右派的文章。即使对我们的文章和中间群众的文章，有不当之处也可以批驳，在争论中以求让真理取得大多数人民的公认。可这是他们不会干的。他们这种极不光彩的封锁态度，适见他们心中有鬼。鬼是见不得太阳的，只有暗中捣乱。
至于我们的文章受到的封锁就更不用说了。7月26日贴到网上后，第二天去看已经被删得干干净净，一篇也没有留下。值得庆幸的是《谁是破坏唐山大地震预报的元凶？》发表后反响还是不小的，已经有热心的读者下载，并且扩散了出去。经搜索，好几个网站有我们的文章，而且数量滚雪球似地上升。尚未走出七月，就可以搜索到三十多篇。不久又达到了六十多篇，大概十二天的功夫就猛增到了360多篇。但当局也没有休息，有一些转贴的文章很快就不见了，实际被转贴的当更多。又过了二、三天以后去搜索就下降到了160多篇，再过几天又下降到了三十多篇。显而易见国内网站的转贴已经几乎全被删掉了。如果不用“代理”，更不易搜索，如搜狐根本不能搜索，国外的搜索引擎搜出来后也点不动。而且搜索页很快就消失了，并且出现“有不良内容”的警告。我们也已经感觉到“谁是破坏唐山大地震预报的元凶”已经成了敏感词受到彻底的封锁。所以大家以后要用到这个短句时最好用些符号和空档分割开来。
当局会删，我们会贴，希望一切革命的同志和正义的朋友在阅读《唐山警世录》以及其他认真讨论唐山大地震为什么被漏报的文章和我们的文章时，不要仅仅读过就算了，而是要拿出实际行动来，正像有个贴子说的那样，要跟贴，要转贴，要使当局防不胜防，删不胜删，要造成声势，要使得唐山大地震漏报真相披露到每一个群众中去。现在大多数群众对这一触目惊心的罪行还被蒙在鼓里，谁能说当局捣鬼无术、无效呢？问题是要靠我们使他们的捣鬼归于无效，不能长期地维持下去，尤其不能到了唐山大地震三十周年一过就无声无息了。每一个革命同志和正义的朋友努力啊！
在《谁是破坏唐山大地震预报的元凶？》中我们说：“既然唐山地震可以预报而没能预报是没有搞群测群防。那么就必须追究是谁破坏了发动群众，群测群防。谁破坏群测群防就是谁破坏了唐山大地震的预报。在这个问题上国家地震局里必须进行排查，每个人都要查查他对群测群防的态度，有没有反对和破坏行为。坚决主张积极行动的有功，反对破坏的有罪。”现在看来仅仅在国家地震局里排查还是远远不够的。一起关系到24万多条人命的严重事件，一直被封锁了三十年。汪成民同志要求封存有关资料以备审查，结果到御用文人钱钢写作《唐山大地震》时被尘封了九年才打开，而且一直到现在这一问题还是禁区，不准讨论还被严重封锁着，这决不仅仅是国家地震局的问题了，问题发生在最高当权者身上必须对最高当权者进行排查。本文就是根据已有的材料对从最高当权者开始直到地方基层和国家地震局进行一些力所能及的排查。包括张庆洲同志的《唐山警世录》，也包括钱钢的两版《唐山大地震》。也包括我们知道的其他材料。
首先我们得追查一下究竟是谁在封锁消息？谁封锁谁就是责任者。

◆最高当权派中封锁消息捂盖子者排查

对于我国的最高当权者必须进行排查，看看究竟是谁在捂盖子，对人民封锁唐山大地震漏报责任者的消息。
1973年中国共产党召开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选举出了中央委员会，又由中央委员选出了中央政治局以及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我们就从这些人中进行排查。
中共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
副主席周恩来、王洪文、康生、叶剑英、李德生
以上六人加上张春桥、朱德、董必武共九人为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
其他中央政治局委员（依姓氏笔画）为韦国清、刘伯承、江青、许世友、华国锋、纪登奎、吴德、汪东兴、陈永贵、陈锡联、李先念、姚文元。
以上共计22人。
另有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依姓氏笔画）为吴桂贤、苏振华、倪志福、赛福鼎。
唐山大地震发生时周恩来、康生、朱德、董必武已经去世。按规定四个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可以填补上去。而且华国锋升任为国务院总理和中央第一副主席。
毛泽东身患重病，不久去世。
以上去世者和重病者对于捂盖子是绝对没有责任的。
毛主席和周总理对于唐山大地震没能预报当然没有责任。毛主席是我国地震工作正确路线的制订者，这一路线就是“在党的一元化领导下，以预防为主，专群结合、土洋结合，大打人民战争”或者说：“在党的一元化领导下，以预防为主，专群结合，土洋结合，依靠广大群众，做好预报预防工作”。这一路线已经得到海城辉煌的正面证实，也从唐山大地震没有贯彻这一路线从而没有得到预报在反面得到证实。张庆洲同志的文章还可以看到，这一路线实际上已经为许多国外有识之士包括联合国科尔博士等的肯定。这一路线当然是正确的，怎么能够把这一正确路线的制订者说成必须对唐山大地震没能预报负责。何况他已重病在身不久去世，对于捂盖子更是没有责任。周总理也是毛主席这一正确的地震工作路线的忠实执行者。别的不说了吧，光1974年69号文件就足以说明周总理决不是一个责任者。他的功绩同样是不可估量的。对毛主席和周总理我们是非常崇敬的，历来不直呼名字，不过在这次排查名单时，依例必须直呼名字不能用尊称，现在既然排除就又可以称毛主席和周总理。
另有一个邓小平在十大中没有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后来补上。再后来又当上了党的副主席。在1974年他还装得很老实，似乎一切都按照“永不翻案”办事。在联合国大会上，他按照党中央和毛主席的路线发表了讲话，现在大家都知道这一讲话不是他的本意，他自己也不会再按这一路线办事了，而是一切都反着来。可见1974年胡克实主持了地震会议也不等于他就是群测群防路线的拥护者，“他才复出”，还不得不作出一副对于自己反对的路线非常热心的样子，以骗取信任谋取更大的权力。何况69号文件还是国务院发的不是他发的。1975年夏天，周总理病重，邓小平主持了三个月的国务院工作，“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立即翻案，也就是在那个时候各种谣言像飞蝗似地扑来，其中也有贬低攻击海城地震预报，攻击群测群防，和把海城地震说成日本预报的谣言。1976年批邓，邓小平的拥护者大规模地制造谣言、煽风点火、搞反革命暴乱打砸抢烧杀，甚至连总理遗言也敢于伪造，急于捧邓小平上台。邓小平也利用毛主席病重和周总理逝世急于篡权复辟。他女儿供认北京四·五暴乱时他就在现场。1976年4月7日中央政治局会议撤销他的一切职务，给以“保留党籍、以观后效”处分。与此同时华国锋成了中央第一副主席。仅次于毛主席。
李德生地位也早已下降不再是政治局常委。
毛主席于1976年9月9日逝世后。不到一个月发生十月阴谋。先是文革派内讧，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被叶剑英、李先念挑动下的华国锋、汪东兴逮捕。罪名“四人帮”。紧接着华国锋把邓小平扶了出来。又不久吴桂贤和另三个中央委员因为要坚持批邓，被打成了“小四人帮”排挤了出去。接着汪东兴、纪登奎、吴德、陈锡联也因为批邓被打成了“帮四人”——正是天晓得！“四人帮”可是汪东兴动手抓起来的，怎么也成了“帮四人”？陈永贵也被打成极左受到了排挤，大寨和昔阳县受到了攻击和恶捉弄。这些人当然不可能是唐山大地震资料尘封了九年的责任者，更不可能是长期紧捂盖子的责任者。最后，尽管华国锋把邓小平扶植了出来，还是被邓小平排挤了下去。华国锋也不大可能是个捂盖子的人，至少当时是这样。下面我们将看到有事实证明一开始华国锋曾追查过唐山大地震没有预报的责任问题。至于后来就难说了。邓小平说“我叫他做什么，他就会做什么，你们信不信？”邓小平不说我们也相信，所以后来他捂没捂过盖子，那就得看邓小平的态度了。总的来说，这个人物不重要了，把他勾销了吧！就是能证明他捂过盖子也不过是个追随者，也许还没有捂过。
随着邓小平出来，邓小平的亲信也纷纷加官进爵。如胡乱邦、赵紫阳、杨尚昆、万里等。再后来胡启立也得以“蜀中无大将，廖化当先锋”还有李鹏、乔石等，再后来他们又有了接班人如：江泽民、朱镕基等。
这样上面的名单中就变成：
邓小平、胡乱邦、赵紫阳、杨尚昆、万里、胡启立、李鹏、乔石、叶剑英、韦国清、刘伯承、许世友、李先念、李德生、苏振华、倪志福、赛福鼎。
作为最高决策者，封锁消息、捂盖子和破坏唐山大地震预报的责任者，就在这中间。
自然不是说这些人个个都是罪犯，有的人也不是真正的最高决策者，有的后来也受到了排挤。如刘伯承、许世友我们可以相信他们无罪，但是按照规矩在没有确切的证据以前只能把他们排在里面。有的人我们可以相信在唐山大地震发生以前他们是无罪的，发生后一段时间里也是无罪的，但是他们出于某种利益需要，后来继承了捂盖子的“事业”，就由无罪变成了有罪了。
对于最高决策者的排名下面还要讲到。下面回到国家地震局。

◆人妖颠倒的国家地震局领导班子，揪出刘英勇

众所周知，汪成民同志在国家地震局里为了预报唐山大地震做出了不朽的功勋，他坚决执行毛主席的地震路线，一再要求广泛发动群众，坚持群测群防，青龙县的奇迹就有他不可磨灭的功劳。又是汪成民同志通过电话向国家地震局提出：封存所有资料，以备审查。
至少在目前，国家地震局中我们知道名字的人中间，他是最正确、功劳最大的一个。那么他的功劳得到了表彰了吗？他的正确主张得到肯定了吗？他提出封存的资料，得到审查了吗？
不但没有，而且张庆洲同志告诉我们的事实简直令人发指。
这样一个大功臣，竟然成了替罪的羔羊！

　　七·二八大地震，震动了中南海，震动了全中国，也震动了整个世界。中南海传唤。地震局局长刘英勇带上汪成民直奔最高统帅部。这两个人行政级别差距太大。组长上头是副主任，副主任上头是主任，主任上头是副局长，副局长上头是局长。中间那几个关键岗位上的领导呢？局长似乎无暇顾及这些了。在车上，局长刘英勇对组长说，小汪，你这次可对了，不得了，你给地震局露脸了。

在他眼里关心的就是露不露脸。
可是汪成民同志关心的不是自己露脸，他奉命也许他自己就急着到唐山灾区去工作。在那儿他受到了不了解事情真相的同行马希融的误解，也受到了不了解情况的灾民的打骂。——这世界真不公正，为什么不让那些对唐山地震漏报负有真正罪责的人去唐山，挨那应该挨的拳脚呢？
然而这不过是一种误解，马希融开始检举他后来就理解了他。不了解真情的群众把他打到了桌子底下，有解放军战士保护他。回来后他才发现一种比误解更严重的打击。
汪成民同志对张庆洲说：

　　我在唐山工作了几个月，中途回北京汇报了几次。地震发生时，人们对我是肯定的口气，说老汪你对了。我在唐山几个月回来，没想到情况全变了。地震局上上下下口径一致了：唐山地震前没什么情况，这是科学上无法解决的问题。
　　唐山大地震漏报了，我这个震情分析组长是干什么吃的？我等于成了替罪羊了！我意识到这是面临坐监狱的问题。我想，唐山如果没死人，这事很容易说，因为几乎所有的人都知道震前的争论，谁对谁错很清楚。唐山死了二十多万人，人们就不敢提过去的事。因为，认为唐山没有地震的正是当权的人。
　　我不服，越不服就越糟。军代表出面做工作了。他说你拿党籍保证。我说我不是党员。他说你尽突出自己能入党吗？我妻子也受了很多压力，我没什么好说的，夫妻两个就客客气气地分手了。那些日子，我再脆弱一点就要发疯要自杀。

国家地震局真是人妖颠倒的地方！一个对于唐山大地震在学术上有大贡献的人，一个正确地震工作路线最最坚决的执行人，一个对青龙县四十七万人民的生命安全立了大功的人，竟然成了替罪羊！天理何在？！正义何在？！
“地震局上上下下口径一致”地震局里有鬼！这样的鬼是不能指望御用文人钱钢得以披露的。功臣面临着监狱，连无辜的妻子也受了很多压力，以至于最后夫妻离婚，自己也几乎被逼得自杀，真是到了家破人亡妻离子散的境地。但是汪成民同志没有自杀，他顽强地勇敢地活了下来，得以在张庆洲同志面前，从而在我们大家面前诉说他那不平静的遭遇。
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罪名总是有的。实在没有别的罪名可加时，于是给了他一个罪名“突出自己”？！
什么是“突出自己”？谁“突出自己”了？
难道只有他们自己对于百万唐山人民的生命，对于首都的安全抱冷漠态度才叫做不“突出自己”？！
刘英勇在说什么露脸不露脸时，其口气里无疑带着一股酸溜溜的醋味。他们自己才巴不得什么时候能够“突出自己”。
如果说汪成民同志真的突出出来了，那不是别的，正是那些对于唐山大地震的预报抱着冷漠态度的人，正是那些反对群测群防的人，正是反对毛主席的正确地震工作路线的人。汪成民地位不高，不过是个小小的组长，本来执行发动群众、搞好群测群防等工作的首先不是他。地震局的领导理应执行“在党的一元化领导下，以预防为主，专群结合、土洋结合，大打人民战争”这一正确路线。可是他们不做，却让一个小小的组长一再呼吁直至出大字报，出了大字报也不予理睬。正是这样才把汪成民同志“突出”出来的。可是现在这居然成了罪名？！
这种事情历来不少见。就以江青来说，许多人非议她地位的突出。有人指责毛主席提拔自己的妻子，另有人则把“罪责”归之于周总理。其实江青所以会“突出”与其说是毛和周，不如说是周扬和陆定一，以及他们的后台老板。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时，文艺上也有自己的作品出来，于是有达·芬奇，有莎士比亚。同样无产阶级革命也必须有自己的文艺。如果中宣部长周扬，文化部长陆定一都能热心于无产阶级的文学艺术，而不是只热心于帝王将相才子佳人，那么江青作为一个小小的处级干部何至于会“突出”出来。正是他们反对无产阶级文艺，才让一个小小的处长成了文艺革命的伟大旗手。不管人们喜不喜欢，不管巴金做不做恶梦，样板戏还有如《杜鹃山》、《龙江颂》、《磐石湾》等剧目是成功的。以至于今天在人们的心目中还是不能抹掉。《红色娘子军》到了社会制度完全不同如澳大利亚等国家，还是轰动了。邓小平上台不久，一伙人到了美国却发现美国姑娘在发样板戏的宣传材料。他们对她们说：“这是极左”，得到的回答却是：“我们没有想到你们竟然会如此对待自己国家的艺术，不管你们怎么说，反正我们认为这是最好的艺术。”西方的资产阶级有达·芬奇，有莎士比亚。而东方的无产阶级有江青，有样板戏等。不管人们喜不喜欢，也不管江青有没有缺点错误，这一切已经注定要永垂史册。
同样如果说汪成民同志“突出”出来了，我们正有理由问：他上面的分析预报室副主任梅世蓉在干什么？主任丁国瑜在云南就不说他了。副局长张魁三、查志远和局长刘英勇在干什么？还有1975年正春风得意的胡克实又在干什么？为什么竟然会让一个小小的组长突出出来了呢？汪成民的突出，正表明他们不是一个渎职者，就是一个破坏者。
“认为唐山没有地震的正是当权的人”——正是如此！可这些真正的罪人却一个都没有得到处置，甚至事实真相至今长期被捂着。我们能够指望在这个人妖颠倒的国家地震局里，封存的资料得到审查吗？何况毛主席逝世以后不久，整个中国都进入了一个人妖颠倒的时代，这些资料就只好尘封九年，直到钱钢需要写他的御用文学时才被启封。
“地震局上上下下口径一致”根子正是在最上面。刘英勇罪责难逃！他自己至少是渎职，后来又嫁祸于汪成民同志，还嫁祸于批邓，嫁祸于“四人帮”。
对于刘英勇我们原来一直非常宽容的，尽量不伤到他。这一直维持了二十年，直到我们2006年7月中旬读到钱钢的96版《唐山大地震》为止，即使如此在读到张庆洲同志的《唐山警世录》以前，也仅仅是鄙视他，还没有想到他竟会如此地卑劣。
我们所以会如此宽容他，归根结底在于他的情况完全来自于御用文人钱钢，受了他的影响。钱钢说他是一个红小鬼、老红军，这就使我们肃然起敬，没有任何根据使我们能够认为他已经随着岁月的流逝和地位的改变蜕化变质了。钱钢说他被召进中南海汇报，让汪成民同志随同前去时，在路上说：“小汪，地震就发生在我们眼皮底下，我们的责任是推不掉的，推不掉的……”这使我们认为他是一个能负责任的人。又据钱钢说大地震发生时他一遍又一遍地对专业人员们说：“别慌，别慌……你们只管工作，杀头坐牢的事我去，我去……”这使我们得出结论：刘英勇不愧英勇之名。对“地震前他的主要精力在于应付政治活动，”我们曾经指望这是钱钢自己，或者其他人告诉他的一句谎话。胡克实无疑是个反对群测群防、反对毛主席地震工作路线的最主要的嫌疑犯，至今还是最主要的嫌疑犯，但在胡克实罢官时，地震群测群防会议也就同步进行了，这使我们猜测召开这次会议或许是刘英勇的功劳，在以前他受了胡克实的制肘。
可现在读了张庆洲的文章才发觉我们完全受骗了。对他的话必须另行解读。而一旦在新的情况下重新解读，结果就触目惊心。
“小汪，地震就发生在我们眼皮底下，我们的责任是推不掉的，推不掉的……”——这话为什么要对汪成民同志讲？我们？我们？我们是谁？也包括汪成民同志吗？
可刘英勇却偏偏要对他这样说，要把他包括在“我们”中间，这就不是什么责任心的表现，而是包藏祸心要毫无责任而有大功绩的汪成民同志和他们分担罪责，“推不掉的，推不掉的……”。而分担罪责的结果是汪成民当了替罪羊，把一切罪责推到了这个恰恰最最不该负责的功臣身上。真正有罪责的人却完全不负一点责任。
“别慌，别慌……你们只管工作，杀头坐牢的事我去，我去……”
——这完全是一句谎言！
或者钱钢在说谎，或者其他人对钱钢说谎而钱钢照录，或者刘英勇时过境迁后对钱钢说谎，或者当时刘英勇确实说过，也是一句谎言，他口头上做得很“英勇”，眼睛却东溜西转寻找替罪羊，并在车上已经把汪成民和自己这一伙人硬拉在一起，最后终于让汪成民当了替罪羊。后来又把责任算在批邓和“四人帮”身上。
在《谁是破坏唐山大地震预报的元凶？》中，我们指出7月27日上午的汇报会里没有党的领导。其实在胡克实罢官后国家地震局党的领导是存在的。刘英勇是党组副组长，按例，胡克实罢官后，如果没有另行安排党组组长，那么刘英勇就成了实际的党的负责人，可是这次会议他不到场。如果说胡克实罢官以前国家地震局不搞群测群防，该首先由胡克实负责的话，那么那以后就该由刘英勇负责了，有的群众要求枪毙地震局长，我们曾经为他辩护，说历来党大于长，要杀该先杀党的负责人。应该指出刘英勇在群测群防上是做了面子的，胡克实罢官的同一天，就开始了唐山的群测群防会，效果如何下面见分晓。
我们要问钱钢：对于这样一个人妖颠倒，黑白混淆，推卸自己责任的老官僚，渎职犯甚至破坏犯为什么要写出他的什么光荣历史呢？汪成民同志明明和刘英勇等人不是一伙的，他们存在着严重的对立和斗争，为什么要对广大读者隐瞒着呢？
钱钢强调刘英勇每天夜里要服三片“安定”才能成眠，目的显然是使人们误以为他陷入了深深的自责之中，但是现在都被嫁祸于汪成民同志这一事实揭穿了。今后就是他吞下三百片安眠药也只能给他做个畏罪自杀的结论。可他连畏罪自杀的勇气都没有，偏偏要厚着脸皮生活在这个疯狂的世界上。
刘英勇的问题不仅仅这一些，下面还要再说。
还有一个问题，唐山大地震不久毛主席逝世，中国的政治舞台上大故迭起，我们不能不问，汪成民同志在唐山工作了好几个月，在他回来时胡汉三有没有回来？
胡汉三是我们给胡克实起的雅号，他在邓小平的三胡中，不是位居第三吗？
谁都知道1976年批邓很不彻底，实际上还没有完全开展起来。毛主席逝世后不到一个月就发生了十月阴谋，离唐山大地震不过70天，想必汪成民同志在唐山决不至于才工作了两个多月。尽管华国锋提出要继续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可是大家都知道，在大多数地方和部门批邓已经停了下来。甚至还有单位出动广播车，肉麻地宣布什么“邓小平同志身体非常健康”。他们口称拥护华国锋，实际上又何尚真正拥护过。当时华国锋大概真正主张继续批邓，可是不久就可耻地背叛了自己的主张，让邓小平不做任何起码的检讨就出来了。再后来还可耻地为自己镇压的四·五暴乱填写什么《天安门诗抄》。当时最最坚决地坚持批邓的地方是天津，但是后来这作为解学恭的罪行，说他：“在粉碎‘四人帮’后还在批邓。”
我们要问：在汪成民同志回来时，胡克实有没有回来？他对于这次上上下下口径一致地嫁祸于汪成民同志是什么态度？钱钢的1996版《唐山大地震》告诉我们，胡克实一直没有离开国家地震局。他在地震发生后传接电话，贴信封，发震情，真的仅仅如此吗？最最起码的是他对于汪成民同志最正确、有大功，对于国家地震局嫁祸于汪成民同志应该是完全知情的，那么后来他的地位又一次飞升，对于汪成民同志的冤屈是什么态度？有没有为他平反？有没有惩罚嫁祸于人的人？显而易见——没有！如果说十月阴谋后有的单位不管“英明领袖”许诺的“继续批邓”，而大肆宣传“邓小平非常健康”的话，那么在国家地震局更有可能胡汉三又回来了，即使没有回到地震局党组负责人的地位，影响也早就回来了。既然国家地震局那么多领导一直在为胡克实鸣冤叫屈，那么这说明了尽管1976年7月12日胡克实被罢官，但是阴魂一直不散，国家地震局的领导和胡克实原本是一路货。所以十月阴谋后，即使没有恢复职务，实际上也已经是他在领导了。嫁祸于汪成民同志，让他当替罪羊，罪魁祸首就是这个胡汉三。
对于唐山地震局人妖颠倒，从上到下口径一致地让汪成民同志当替罪羊，钱钢是什么态度呢？汪成民同志受了那么大的打击，他不可能完全不知道，可他并没有提起。在他的文章里有这样一些话：

　　汪成民作为国家地震局分析预报室京津组组长，他被一种巨大的责任压得透不过气来。半年来，他已三次去唐山一带核查异常情况，如此关注一个地区，在他来说是前所未有的。凭着自己的直觉，他感到一场大地震已日益迫近。可是他不能像耿庆国那样大声疾呼，甚至断言“首都北京将晃一次房子”。他的身分要求他拿出更精确的论据，更权威的意见，然而他毕竟没有。
　　他清楚，万一漏报，一场大地震会带来什么样的恶果。
　　他也清楚，万一虚报，在京、津地区会造成什么样不堪设想的动荡。

地震预报当然要谨慎，不能漏报也不能虚报，这没有错。但是这一些话不写在别的地方，偏偏写在汪成民同志头上，而且特别说出他是京津组组长，是为了干什么？
很显然钱钢是对人们进行误导，给人们造成这样的印象：唐山大地震所以没有得到预报完全是汪成民同志举棋不定，犹豫不决，没有采取果断行动。
对于地震预报汪成民同志他有这个权力吗？他不过是一个小小的组长，在他上面有分析预报室副主任梅世蓉、有主任、再上面还有副局长张魁三、查志远，再上面则是局长刘英勇。在唐山 “群测群防经验交流会”上汪成民同志要求作震情发言，查志远还不同意。利用休息时间召集部分代表座谈虽被允许了，还只能代表他自己的观点，“不能代表地震局”。后来被许多人——善意的和恶意的看成是一次“越轨”行动。汪成民大小还是个组长，连大会上发言都没有权利，还能决定地震预报吗？看来胡克实没有真正罢官，汪成民同志的分析预报室京津组组长，却实际上被罢官了，京津唐地区开地震群测群防会议，这个京津组组长居然没有发言权。
钱钢把这一段话加到汪成民同志头上，正是为了配合国家地震局人妖颠倒，从上到下让汪成民同志当替罪羊。
汪成民同志要求的是紧急动员起来，用临震姿态注意京津唐地区的地震动向，公开发动群众，大量捕捉临震前兆，抓住了前兆才能做出明确的临震预报。他要求“采取什么措施，请领导赶快研究一下！”可是领导张魁三却逼着他对地震情况立即拿出什么“倾向性看法”和“规律性的东西”，拖了十三天的汇报会，又把行动时间拖到下星期一周以后。闭口不谈发动群众大量捕捉临震前兆。钱钢也闭口不谈他的要求被忽视，却说“他的身分要求他拿出更精确的论据，更权威的意见，然而他毕竟没有。”这和张魁三完全一样。
“他并不信任我，也怀疑我的理解能力。”钱钢说。汪成民同志不相信钱钢是很自然的。
他拿出了许多极其重要的史料对钱钢说：“一切都要经受历史的检验”——正是如此，尽管汪成民同志受到了极大的冤屈，以及家破妻离的痛苦，但是伪造篡改历史的人只能得逞于一时，历史最终还是会给出最最公正的答案，并且已经给汪成民同志给出了公正的答案。联合国都请汪成民同志去作报告。而人妖颠倒的人和时代终究要被押上历史的审判台。早一些或者晚一些。

◆专家路线造成的恶果

这是个老问题了。长期以来刘少奇、邓小平一伙走的不是群众路线，历来是专家路线。什么“专家治厂”、“专家治国”、在学校是“教授治校”、在科研机构是“专家治所”。与此相关的另一个问题则是“外行不能领导内行”。

　　张庆洲：据我调查，唐山市地震监测网有四十几个台站，田金武、马希融等人都曾经发出了准确的临震预报，也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我冒昧地问一句，是不是有的专家认为他们是业余的，有点不屑一顾呢？
　　耿庆国：别说基层地方监测人员了，我们专业工作者又如何！就在我们北京市地震队告急的同时，天津市地震局和地震地质大队也相继提出了震情报告和预报意见。

从这一对话里我们已经看到，张庆洲同志证实了我们的判断，国家地震局有人对于群测群防实际上是反对的，只是在当时的条件下不能明确地反对，而是以流言蜚语和冷漠的态度出现。而且我们看到实际情况比以前我们只能根据钱钢的《唐山大地震》作出的判断严重得多，并不因为胡克实被罢官而结束。胡克实罢官后，反对地震工作必须发动群众，大打人民战争的阻力仍然十分严重。
有资料告诉我们：

负责地震事务的副局长查志远及掌管华北地区地震事务的副主任梅世蓉并无采取任何行动。一名专家表示：“梅世蓉根本不相信这些预报，她认为大地震前一定会有小地震，这是学派上的固执。”以致唐山地震预报一直没有上报给中央以致铸成大错。耿庆国说：“有震情、有告急，应当组织会商，但置之不理就不对，知之不报亦不对。”

查志远和梅世蓉是比较小的当权派，现在是在他们之上的大当权派为什么让他们说了算？他们不相信就可以左右地震预报工作？正是我们在《谁是破坏唐山大地震预报的元凶》中说的，胡乱邦、李昌一伙说：“专家，听你的。”
该文中，我们已经着重谈到了破坏群众性的科研活动，在地震工作中则是反对群测群防，必然造成了如何严重的恶果。其实这还仅仅是专家路线的一个方面。在另一方面是专家和专家之间的关系，我们没有说，但文章中有如下一些话：

　　党的领导当然不是包办一切，不是要干涉自己不懂的业务。就是懂得一定业务的党的领导，也不仅仅是在自己懂得的范围内根据自己所知的事情发号施令，如有业务知识当然是好的，但是仅仅根据自己的业务知识发号施令，那就不是党的领导，而是一个业务工作者。
　　……
　　一支军队有各种兵种，如果外行不能领导内行，谁来当军长？军长可以不会开坦克、不会开大炮、不会擒拿格斗、不会发射导弹，甚至也不是神枪手。他只要会使用这各种兵种就可以了。
　　毛泽东主席不是地质学家也不是遗传学家。那么他就不能领导地质学和遗传学了吗？谁能否定他在领导地质学和遗传学中的巨大功绩。当李四光的理论和谈家桢的摩尔根学派受压时，他提出“百家争鸣”要让李四光搞他的理论，让谈家桢搞他的摩尔根。后来我国终于找到了石油，也克服了苏联让李森科独霸遗传学的片面性，使得我国的遗传学在极低的基础上走到了苏联的前面。后来在培养农业优良品种中起了很大作用。这就是毛主席的党的领导，至于李四光和谈家桢正不正确，他大概是个外行，我们也没有必要要求他是内行。如果他仅仅根据丰富的地质和遗传知识支持他们，那他就把自己降低为一个普通的科技人员。就不是党的领导，而是一个科技人员到了领导岗位，凭自己的偏爱支持了自己喜欢的学说。世界上有那么多学科，我们能让每个学科的人到这个领导岗位吗？当出现不同学派时，谁来决定让那一派到这个领导岗位呢？一个领导具有丰富的业务知识当然是好事，但是作为党的领导首先不是依靠自己的业务知识，而是贯彻正确的党的路线。

这些话就好像专门用于批评梅世蓉等西派，压制汪成民和耿庆国等东派一样。本节主要谈此问题。对于反对群测群防，另外必要时再讲述。但是不会面面俱到，大家读了《唐山警世录》已经足以明白了。
邓小平复辟后似乎非常重视内行当领导，但他自己包揽了几乎一切权力。他对我国各行各业都是内行吗？他不一样是外行领导内行，而且是一种极糟糕的外行领导内行。
邓小平他们以数学家苏步青当某综合性大学校长作为内行领导的例子。可是在综合性大学中有文科有理工科，苏步青都是内行吗？对于新闻系、法律系他也是内行吗？就是在理工科中他对于生物系也是内行吗？其实就是数学他也不过擅长于几何学，其他数学未必比别的数学教授更内行，甚至只能算外行。他不也是外行领导内行吗？不知道他的几何学是不是有不同学派的争论，但是对于显然存在着不同学派争论的教授来说，一旦当上了领导就存在着一个如何对待和自己意见不同的学派问题。
唐山大地震时就存在学术上如果对待不同意见的问题。现在大家都知道在国家地震局内，存在着以汪成民等同志为代表的东派，和以梅世蓉为代表的西派的争论。北京队的耿庆国也一样，河北队的贾云年也主张东面的地震危险还没有过去，只是时间上晚了一点。但是梅世蓉他们利用自己手中的行政权力压制了东派的专家。至于马希融、杨友宸等，作为群测群防工作者尽管水平并不亚于专家，就更不放在他们眼里了。
西派和东派原本是一个学术争论，作为领导应该按照党的百家争鸣的方针正确对待。现在反共极右派抓住西派和东派的争论大做文章，钱钢也片面地谈论东西之争，他们的目的不一样。钱钢知道东西之争不过是学术问题，学术上不同意见是完全无罪的，他故意避开群测群防，要用东西之争来为反对和破坏群测群防的人造成唐山大地震没能预报开脱。而右派原本就没有任何认真的态度，用东西之争的存在，来加罪于毛主席为首的真正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把这一个学术上争论的存在作为政治上攻击的工具。
应该指出西派并不是一切都错了，那一年我国西部确实发生了云南龙陵和四川松潘、平武的大地震，在学术上西派也是有功的。作为学术问题即使西派完全错了，没有发生云南和四川的地震，我们也只能说他们这一个学派错了，而不能说他们有罪。
国家地震局的问题在于查志远、梅世蓉等西派掌了权，利用自己手中的行政权力压制了东派。对此钱钢只字不提。
地震科学家可不可以当领导？——我们从来没有说过专家一定不能当领导，没有说过批判专家路线就是要把已在领导岗位的专家全部赶下台，也没有说过没有当上领导的专家一定不能提拔到领导岗位上。但是一个专家一旦当上了领导，他就首先不是专家而是领导，就必须按照党的正确路线办事。查志远、梅世蓉等专家掌了权，第一他们对于群测群防极为冷漠，这就不是一个领导应该有的态度，这是对于地震工作正确路线的对抗。第二他们自己是西派，就利用自己掌握的行政权力来压制东派。这同样不是一个领导应该有的态度，作为领导应该百家争鸣，即使自己不同意的学派也应该得到尊重。他们身居领导岗位，其表现却不是一个执行正确路线的领导，而是一个学术上的恶霸，就像李森科那样。
正像汪成民同志所说的那样：

　　这些争论本来是正常的学术之争。地震预报没有过关，成功也是探索中的成功，失败也是探索中的失败。问题是，唐山地震前，持无震观点的人掌握着关键岗位的决策权。他们把无大震的学术思想变成了行动指南，对持不同意见的同志不支持、不理睬，甚至采取专横压制的做法，逐步形成了一种成见，以致成为唐山地震预报的一种阻力。震后为了掩盖事实真相，控制舆论统一口径，这就超出了“学术之争”的范围了。

国家地震局内部西派对东派的压制，张庆洲同志的《唐山警世录》里已经说了。我们在这儿指出以下几点。
首先就是对汪成民同志的压制和冷漠。唐山的群测群防会议，汪成民同志要说话，查志远不让他说，他多次提出不予理睬。被迫贴大字报，把国家地震局轰动了，就是当领导的纹风不动。7月27日上午开会，刘英勇不参加，梅世蓉不说话，张魁三把他发动群众的要求转为逼迫他发表确实的意见，而查志远拍板再拖一个星期。
其次北京队14日要求听取汇报，梅世蓉拖到21日，到了21日又拖了五天。北京地震队很明白这事报告汪成民同志不顶用，大权掌握在梅世蓉等人手里，因此只有向梅世蓉报告才行。可是到了26日，梅世蓉还是不去北京队，让汪成民同志去听汇报，第二天上午会议上，梅世蓉又不说话。
第三他们堵塞言路，阻隔上听。
照道理，国家地震局应该定时向国务院报告震情。在报告里不但要有拥有权力的人们的意见，而且也应该有不同的意见，报告应该完全真实，不能违背事实，也不能隐瞒。就以这次唐山地震来说，报告中应该写明地震工作者存在着两派意见。西派如梅世蓉等认为华北已经不可能有大地震了，理由是什么？但是汪成民和北京队、天津队、地震地质大队认为还存在严重的大地震的威胁，理由又是什么？还得加上群测群防点的一般意见和比较重要的群测群防点比如马希融、田金武等的意见，唐山地震杨的意见自然更不能忽视。
可是，从《唐山警世录》里可以看到，向国务院报告地震情况的大权完全把持在西派和老官僚刘英勇等手里，胡克实罢官以前当然也把持在胡克实手里，但是不同意见通向国务院的路，被这伙人隔断了。而以前不是这个样子。
海城地震之后，梅世蓉等始终坚持东部问题不大的错误估计，认为海城地震是这次活动期最后的一次强震。也不让东派的意见上达。北京队的耿庆国几次呼吁华北还可能发生7级以上地震无法通过地震局的关卡，不得已，就直接通过新华社内参清样绕过地震局向上反映。梅世蓉知道以后非常不满，说：“胡闹，给我捅漏子。”坚持说：“69号文件已完成历史任务，到期就撤。”
而以前并不是这样的，不同意见是能够上达到周总理那儿的。据耿庆国同志说，如果能够打电话报告给国务院值班室：

　　按照周总理生前的程序，一个副总理就会出面开会听取大家的意见。你小耿为什么报7级，为什么是7月29日之前？你讲你的。有人说5级也没有，为什么没有？都可以说。一般讲，国务院会按照最坏的估计做准备。然后怎么办呢？我们国家的组织工作是很到位的！

而且周总理历来雷厉风行。据汪成民同志回忆：

　　1975年3月5日深夜11点多钟，叶剑英办公室来电话询问震情。值班的同志说一切比较正常，只是北京通县麦庄一带发现了一条地裂缝。因为夜里看不清楚，打算明天去落实。仅仅过了半小时，周恩来办公室就来了电话，传达了总理的指示：连夜去调查，弄清楚地裂缝是新出现的还是老的，一定不要等到天亮。总理还说，“这么紧的事，为什么非等到天亮？晚上看不清，就不能解决照明问题吗？”值班人员向汪成民作了汇报，汪成民连忙安排崔德海带队去了。汪成民便在值班室电话机旁守候。
　　汪成民事后才知道，这是日理万机的总理在病重住院期间，深夜发出的对地震工作的最后一个指示。而这一天正是总理的生日。

张庆洲同志问道：“为了一条地裂缝，仅仅是为了一条地裂缝吗？”
周总理日理万机，作为总理原本没有义务非管这种小事的，可是他如此地对待不同的学术争论，行动是如此地雷厉风行——这才是真正的共产党领导。这本来就是国家地震局的职责么！可是这次在国家地震局从局长、副局长到分析预报室的副主任梅世蓉对待不同的学术观点却表现了惊人的冷漠，行动上极其拖沓。北京队预报大地震，这样要命的事情居然可以拖一个星期后又拖五天，26日终于不得不对北京队作出反应了，梅世蓉可以不去。汪成民感到问题紧迫，7月27日7点30分在局长办公室堵住了领导，经再三要求，局长刘英勇终算答应10点听汇报！但本人忙着去看鼻炎。副局长可以再拖一个星期，汪成民同志苦等了一个月的汇报会草草结束。大自然已经不能等待，距唐山大地震仅有15个小时了。
专家路线对于专家也是不公正的，专家路线真是害死人。

hgy818 · 注册时间: 2007-09-13 帖子: 1298

◆梅世蓉罪不容诛

梅世蓉有可杀之罪。不杀不足以儆效尤，不足以平民愤。
因为她是西派，不认为唐山有地震危险吗？不是！我们已经说过东西之争是学术问题，学术问题有错误没有罪行。在这个问题上她有错，但没有罪。她也不是全都错了，四川、云南确实发生了地震，或许在有错的同时她还有功。
是她作为分析预报室的副主任利用手中的行政权力，漠视群测群防和压制了汪成民同志等东派吗？也不是！她有罪，但罪不至死。
那么她的死罪在哪儿呢？在于她在中央最高决策者追查责任时当面说谎，掩盖真相。
张庆洲同志说：

　　唐山大地震以20世纪最惨烈的自然灾害永远地载入了史册。国内外新闻媒体曾予以充分报道。其中李先念等六位中央领导接见开滦矿务局李玉林的报道，尤其令世人瞩目。
　　然而，还有一次鲜为人知的重要接见，新闻媒体至今未予以报道。

对于这次召见三十年来一直讳莫如深，钱钢在他的《唐山大地震》里也绝口不谈。现在张庆洲同志已经证实，像我们原来估计的那样，尽管汪成民同志要求审查的材料长期被尘封，但国家的最高决策机构对于唐山大地震漏报的责任还是追查过的，而且行动上还很迅速。7月28日凌晨地震，当天晚上就进行了追查，最多只有20个小时。可是钱钢只告诉我们：这天上午“最高决策者们似乎还无暇追究唐山地震未能预报的责任”当时他们必须把救灾抢险放在第一位，这是正确的。但当天晚上就开始了追究责任。恰恰在这一问题上长期被封锁，钱钢也不对我们透露一个字。
据张庆洲同志说，七·二八清晨国家地震局紧急召开了在京单位震情会商会。地震地质大队的黄相宁曾经向国家地震局作了唐山地震临震预报的文字意见，在这次会议上向与会者汇报了这一情况。新华社记者当即对此发了内参。华国锋总理等人就召他去报告。晚上11点半左右才进入人民大会堂台湾厅。刘英勇和梅世蓉已经在场。

　　华国锋、江青、纪登奎和吴德曾于1976年7月28日，召见了国家地震局的三位注定要载入史册的人物：刘英勇、梅世蓉和黄相宁。昔年的首长有的已经解甲归田，有的已经告别人世。被召见人在人世的仅存两位：梅世蓉和黄相宁。这次召见的意义并不在于哪些高层领导人出面，而在于国家地震局如何就唐山大地震漏报经过作出解释。毛泽东主席在病中，华国锋、江青等人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天”了。
　　　　……
　　黄相宁看见刘局长和梅世蓉副主任正在向华国锋总理汇报。在座的还有江青、纪登奎和吴德。黄相宁坐在指给他的座位上。
　　这时，梅世蓉的汇报已近尾声。她说，唐山地震十分出人意料，震前没有出现像邢台、海城那样的前震。震前什么宏观微观前兆都没有，故它是一次突发性地震。这种突发性地震是不可预测的，根本不可能预报预防。
　　梅世蓉汇报完以后，华国锋说，黄相宁同志请你来讲讲，你们当时是怎么预报的？
　　黄相宁听见梅世蓉副主任那样说，就觉着相当的为难，可他面对的毕竟是国务院总理！华国锋看到了内参，他不能不说实话。

他报告了唐山大震前，地应力出现了明显的前兆异常，据此结合地震地质条件，他们曾经提出了1976年7月20日前后，8月5日前后，京津唐地区将发生5级左右的地震预报意见。随即把上报国家地震局局长和分析预报室的地震预测报告的文字意见，还有华北地区地应力异常主应力方向交汇震中图放在桌上展开。给华国锋等人看并作了解说。尽管做了预报，黄相宁还是做了深深的自责。召见结束，是7月29日凌晨两点多钟。
相比之下梅世蓉怎么和黄相宁同志比呢？黄相宁是有功之臣，受了他们的压制还是做了深深的自责。而梅世蓉在说谎，她在这个最高决策者追查责任的会议上掩盖事实真相，谎报军情。
她说这是突发性地震不可预测，根本不可能预报预防。可是不少群测群防小组不是作出了正确预报？她真的不知道吗？她应该不知道吗？就算他们看不起土八路有理吧，那么专业地震工作者呢？作为分析预报室副主任，尤其主任不在场时，她能够不知道北京队对地震的预报吗？她能够不知道耿庆国、张国民、华祥文、李宣瑚、陈克忠、刘惠琳、刘德富、黄德瑜吗？难道她不知道天津市地震局和地震地质大队也相继提出了震情报告和预报意见？在国家地震局她能够不知道汪成民吗？难道她不知道年初由于她不出席，汪成民同志主持的会议认为京津唐仍有大地震的可能？难道不知道1976年1月28日由此以国家地震局名义向国务院上报《关于京、津、唐、渤、张地区一九七六年地震趋势的报告》？难道不知道1976年3月3日国家建委召开京津河北和国务院各部地震工作会议。汪成民到会做业务报告，解释京津唐渤张地区年内可能发生五到六级地震的预报。难道不知道长期的东西之争？而她还是西派的代表人物，他们的对手是坚持华北地震危险还没有过去的。她难道不知道汪成民同志曾经不得不写大字报以图唤醒神经麻木的他们？难道不知道张国民汇报北京队的“七大异常”要她听取汇报被她拖延了又拖延？难道不知道她自己不去，让汪成民同志去后，7月27日上午汪成民的汇报？难道不知道自己要汪成民传达的“意见”？尤其是，她难道不知道黄相宁就在眼面前？
她完全应该明白有不少专业的和群测群防地震工作者作了这次地震预报，受到了她和其他官僚的冷漠。应该知道事实已经证明：唐山地震完全是可以预报的，只是被漠视了、压制了。现在地震已经发生，并且带来了血淋淋的现实，事实已经证明东派正确，他们的预报是有根据的。
可是面对着中央的最高决策者她竟然敢于说谎！而且还敢于在作了预报的黄相宁同志存在下向中央说谎。
梅世蓉有“欺君之罪”罪不容诛！
一个汽车司机不小心撞死了人，出了车祸，一般来说就不过一、两年的牢狱之罪，而且可以监外执行。但如果撞死了人逃逸，那就不是一个责任问题了。唐山大地震撞死了24万人，十几万人重伤，无数人轻伤，国家财产受到了惨重的损失，她不但没有一点内疚，还面对着中央最高决策者说谎！那是比出了车祸逃逸不知道要严重多少倍的罪行。而且她还对黄相宁汇报作了一种无形的压力。
梅世蓉真正该杀！
最起码她应该说出国家地震局内部存在东西两派的争论，并且承认现在看来我们西派错了。即使如此也只是一个避重就轻的认错，根本上回避了自己和其他国家地震局领导对东派的压制，尤其是对群测群防的鄙视和不屑一顾。可她连这样的认错也不做，干脆欺骗中央，说唐山地震根本不可能预报。
刘英勇在场，他究竟是怎么表态的？由于这儿说到的情况是通过黄相宁眼睛看到的，黄相宁不知道，到达时只见到梅世蓉在讲话。
无疑刘英勇也没有说实话。至少他对于梅世蓉汇报作了默认。这也是大罪，至少有隐瞒之罪。如果他也对中央说唐山地震不可预报，那也是罪不容诛。至少他应该知道汪成民同志的大字报，直到昨天一大早汪成民同志还在他的办公室门口拦住他要求开会研究震情。
现在再来看钱钢的《唐山大地震》，就可以发现上午刘英勇给中央的报告中已经在说谎了。钱钢是这么描写的：

　　“这次地震，你们事先是否知道？”中南海。政治局委员们的目光逼视着刘英勇。“我们，我们注意过京津唐地区……7月15日还在唐山开过群测群防会……当时没有发现5级以上地震的可能性，国务院规定5级以上才能报……”

我们？！我们？！又是我们！！！谁是我们？
刘英勇不是不知道，国家地震局早就分成“我们”和“他们”了。“我们”掌权，“他们”在野；“我们”不认为京津唐会有地震，“他们”认为有；“我们”压制了“他们”，“我们”对“他们”的意见漠视反对，“他们”还写了大字报；“他们”的代表汪成民昨天一大早还在办公室门口堵我，一定要“我们”听他的汇报。“我们”不搞群测群防，“他们”重视群测群防；“他们”要求立即发动群众捕捉大震的前兆，“我们”置之不理；“他们”急得如热锅上的蚂蚁，“我们”冷如冰水，稳坐在钓鱼台。
可是刘英勇居然面对着中央最高决策者把“他们”注意过京津唐地区，记到“我们”的功劳簿上，把“我们”应付了事（这下面再谈）“他们”严肃认真的唐山群测群防会，拿来为自己开脱搪塞。在路上他把“他们”的代表人物汪成民同志归到“我们”中来“责任是推不掉的”，最后则是自己的责任推掉了，汪成民同志却成了推不掉的替罪羊。现在当着中央最高决策者的面，他又把汪成民等同志作的工作来为自己的罪行开脱。刘英勇上午就已经有“欺君之罪”了！只是还没有晚上梅世蓉那样严重的程度。
华国锋对黄相宁说：“党中央、国务院不怪你们。”不知该如何解释？
一个解释是这是对黄相宁同志说的，另一种解释是受了梅世蓉的欺骗，也可以解释为毕竟大灾在前，抢险救灾要紧。其他人又是如何表态的？非常遗憾，目前内容不全。
有一点可以肯定，中央在唐山地震的当天就追查过责任问题。在场的四个人都是文革派、都是批邓派。70天以后，由于毛主席逝世，文革派在别人的挑动下内讧，江青被捕，不久纪登奎和吴德被排斥，邓小平复辟，又不久华国锋也被排斥。不但追查工作没有继续下去，这次会议也成了禁区。至今我们所知还是不多。仅仅限于黄相宁同志给我们的那一些。汪成民同志要求封存以备审查的资料，也就因此被尘封了九年，直到御用文人钱钢需要写一篇御用文章《唐山大地震》以欺骗世人为止。
那以后执行毛主席的正确地震路线要求立即发动群众立有大功的汪成民同志成了替罪羊，而犯有大罪的梅世蓉却荣升为分析预报室的主人。是非混淆，人妖颠倒的何止是国家地震局？那个时候不是到处在平反“冤假错案”吗？他们是不是冤假错案且不提，但汪成民同志分明是严重的冤假错案，为什么长期不见平反，相反倒是和那股平反风同步地受到了长期的诬陷打击？现在许多真相已经大白，汪成民同志也到了联合国去报告了我国的地震预报工作，可是为什么不明确公开地为他平反，为什么对于诬陷者不作出一丝处理，为什么张庆洲同志披露了事实还受到封杀和打击。谁是这一切的总后台？
附带说一下，在唐山大地震预报中，凡是做自责的几乎都是对这次地震作了巨大贡献的同志，而真正负有罪责的人没有一个真正作了自我批评。除个别人以外，其余的人几乎都能开脱就开脱，能抵赖就抵赖，最后把责任推向别人，如推向汪成民同志，推向批邓、批胡克实，“四人帮”自然免不了成为罪魁祸首。那天江青在参加追查责任时，大概是根本想不到的。

◆国家地震局内部的两大派。钱钢的说法。

任何人读了《唐山警世录》后都会发现，在国家地震局里存在着严重的对立和斗争，存在着两大派，这绝不仅仅是什么“纯学术的争论”，绝不仅仅是什么“东西之争”，而是一派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力压制了另一派的不同意见，而这一意见恰恰又是正确的。一派坚决要求继续贯彻国务院[1974]69号文件，另一派甚至要撤销这一文件，一派坚决执行毛主席的地震工作的正确路线，坚持要“在党的一元化领导下，以预防为主，专群结合、土洋结合，大打人民战争”，另一派敷衍塞职，实际上反对这一正确路线。
读了《唐山警世录》后我们都可以看到，所以这儿也不举例说明了。
钱钢的《唐山大地震》是如何描写的呢？在他的文章里丝毫看不到这两种路线的对立和激烈斗争，除了批邓被咒骂以外，看不到任何矛盾，似乎一片和谐。钱钢不是不知道事情真相，可他是一个御用文人必须有意地歪曲事实。他不但没有给我们披露汪成民同志受到诬陷，成了替罪羊，甚至连汪成民同志受到冷漠后，不得不写大字报的原因也说成是“正忙于政治运动，很少过问业务工作”，归罪于批邓。（可以想见，刘英勇等人确实完全可能以批邓作为冷遇汪成民等同志的借口，后来大罪铸成，又嫁祸于批邓为自己开脱。）1996年再版时干脆连“大字报”三个字也成了禁区。至於汪成民同志在7月27日一大早就在办公室门口堵刘英勇等领导，并因此才得以在上午十点开会，他就隐而不写了，刘英勇没参加会议的原因也不是批邓，而是去看鼻炎。
他不能不写汪成民、耿庆国等等同志的功绩，但绝不是好意。他的目的和刘英勇一样，把汪成民等同志和刘英勇、查志远、梅世蓉等打成一堆。把“他们”的功绩写成都是“我们”的功绩，把罪责也都和“我们”连在一起。最后则通过曲笔暗示：唐山大地震没有预报是汪成民同志举棋不定，即让他来当替罪羊。对耿庆国同志也是一样，耿庆国同志有大功，但是却写了他的自责，好像他也真的有罪。而真的有罪却从来不作自我批评的梅世蓉，他竭力为她评功摆好，百般开脱。刘英勇明明是个卑微的官僚，一样竭力开脱自己罪责，嫁祸于人，却把他写得好像是一个英雄。
许多事他不能不知道，但他掩盖着。
比如他不是不知道是梅世蓉借口“四川北部搞防震，已经闹得不可收拾”不过是压制北京队的意见，他不可能不知道1976年4月汪成民带队在外调查发现大量异常，而梅世蓉乘机把京津唐地区震情讨论会开成了降调会，不是不知道是梅世蓉公开提出要撤销“国务院69号文件”，却故意都不点名，也根本不用“降调会”这三个字。他明明知道是梅世蓉借口汪成民不在，拖延北京队的汇报会，后来又一再拖延，在1986年版里却根本不提梅世蓉的名字。1996版提到了梅世蓉却为她辩护说：“梅世蓉认为自己掌握的情况还不多”。掌握情况不多更应该认真去了解，汪成民等同志了解事情多，正是他们热心工作的结果。可是梅世蓉居然可以以此作为自己不去听汇报，一星期一星期地拖延汇报会的根据！而钱钢也以此为她粉饰。他明明知道梅世蓉是西派，可是却说“她不是没有注意过华北地震危险问题。”以海城地震前的行为来为她评功摆好，而在读者面前掩盖了她后来压制东派的罪行。
他不可能不知道查志远不让汪成民同志在唐山“群测群防经验交流会” 发言是对汪成民同志的压制，汪利用休息时间召集部分代表座谈也“不能代表地震局”。可是他倒把查志远敷衍塞职地主持的这一个会议，写得好像很忙碌，把汪成民“不代表国家地震局”的座谈会和散发调查表，暗示为整个国家地震局的功劳。事实上在他写的这次会议上提的唯一有价值的正是汪成民同志“不能代表地震局”的行为。
他从来就没有一处提到过耿庆国同志说的那样，不但群测群防被不屑一顾，而且功绩巨大的专业地震工作者的意见也受到了压制。
他在写“历史记着他们”时，把对唐山地震预报只有罪恶、毫无功绩的刘英勇、梅世蓉写在前面，1996版又写上了胡克实，而汪成民、耿庆国等倒写在后面，他不能不写他们，没有他们，他又怎么使人们发生错觉，认为国家地震局领导和梅世蓉等人对唐山地震预报具有很大的功绩呢？实际上功绩都是汪成民、耿庆国等同志立下的，他要用“他们”的功绩来为“我们”粉饰。
钱钢的手法是高明的，许多地方他根本就不用直接说谎，只是在披露事实真相时有所取舍就制造了谎言，给人们造成了错觉。为了说明他的高明手法，现在我们写下如下一段话，其中有方括号，希望大家读时不要去管这些方括号。这一段话是：

[由于一贯反对开门办科研、反对让工农兵做科学的主人、反对地震工作必须群测群防的胡克实被批判，立场完全站在胡克实一边的国家地震局领导不得不召开了一次“群测群防经验交流会”。]
　　一九七六年七月十二日——距唐山地震十六天
　　似乎又是一次“蓄谋”中的戏弄，[这]一次“地震会议”的会址，竟然选在唐山。
　　[在时间上也和胡克实罢官]同日，国家地震局党的领导小组召开“批邓反右”会议。会议的中心议题是批判领导小组组长胡克实。会议形成的上报科学院的紧急报告称：
　　“胡克实一贯紧跟刘少奇、邓小平，推行修正主义路线，这次又大刮右倾翻案风，他的问题的性质是正在走的走资派。……鉴于此，已不宜再主持局党的领导小组的工作，应免去领导小组组长的职务，检查交代问题，接受群众批判。”
[这正是国家地震局领导不得不召开“群测群防经验交流会”的根本原因]
[由于害怕坚持京津唐地区存在严重大地震危险的东派代表，同时又是坚持要求发动群众搞好群测群防的汪成民“添乱”，没有让这个分析预报室京津组的组长参加这次会议。会议由认为华北不存在地震危险，骨子里坚决反对群测群防的副局长查志远主持，目的很明显，只要敷衍一下就可以了。可是汪成民同志还是自己赶去了，查志远觉得真是棘手。]
　　[原因是汪成民留在北京，可是他坐立不安。早从6月中旬起，分析预报室就陆续观测到一批异常现象，并收到愈来愈多的预报，平常每月平均只收到了3—5次预报，6月以来则收到15次预报。预报时间集中，调子较高，异常现象也较明显。6月21日，根据气象分析资料，唐山出现类似1969年渤海7.4级地震前的气象异常。7月5日，多项监测手段出现过去少见的异常，为此汪成民在会商会记录中写上结论，特别强调要注意临震异常。7月12日，根据地磁资料提出，7月19日与7月29日是近期两个易发震的危险日期。7月14日，北京地震队张国民来电称，北京地区观测到自建队以来最明显的异常现象，累计有7大异常，担心北京地区要出问题。7月16日，先后收到北京队、天津队、北京地质大队等震情报告。上报的震情报告越来越多，汪成民十分焦急。副主任梅世蓉从四川回来，他就及时进行了汇报。梅世蓉说：“四川比这还热闹也没发生地震，从测震角度看，华北问题不大。”汪成民直接找局领导反映，约了几次都说没有时间听。]
　　一九七六年七月十七日——距唐山地震十一天
　　[汪成民决定第三次亲自去唐山。他有两个目的。一是向主管业务的副局长查志远汇报，二是利用群测群防经验交流会广泛地向代表们收集情况，了解是否有临震异常，进行情况通报。他专门印了一张突变异常调查表，要求各观测点对最近本区突出情况发表意见，在7月底以前填表直接报送北京。]
　　唐山。“群测群防经验交流会”会场。
　　刚刚赶到那里的汪成民要求在会上作震情发言，会议主持人[查志远不想让这个东派代表、添乱分子打乱原定的方针和部署，把这次群测群防会议弄假成真，就以]因“日程安排较紧”[为理由]而未同意。[剥夺了这个分析预报室京津组组长的发言权。]汪[成民就提出要]利用休息时间召集部分代表座谈。[对他真没有办法，查志远不能连这样的要求也不同意。只好点头，但是严厉地警告他只能代表他自己的观点，“不能代表国家地震局”。7月17和18日，利用两个晚上的时间，汪成民和部分与会者开了两个座谈会，他在这两次座谈会上通报了震情！]他的谈话要点：1.近来情况较多，大家要注意。我们注意的重点是唐山；滦县一带。 2.目前我们了解到的临震突变异常不多，希望大家提供。
　　汪成民向代表们散发了[事先准备的]三百多份调查表，要求大家填毕寄国家地震局。表格样式为：（略）
　　（这些表格，国家地震局在唐山地震前大都没有收回。地震后一二日，有表陆续寄到。）
　　[汪成民真切地尝到了“官大一级压死人”的个中滋味。]

我们可以发现方括号里的话，大部份不是别人的，正是张庆洲同志写的。有的则是我们写的，或者在文字上对张庆洲同志的说法有些变动，内容没有改变。可是把上面方括号里的话全部删去后就成了：

　　一九七六年七月十二日——距唐山地震十六天
　　似乎又是一次“蓄谋”中的戏弄，一次“地震会议”的会址，竟然选在唐山。
　　同日，国家地震局党的领导小组召开“批邓反右”会议。会议的中心议题是批判领导小组组长胡克实。会议形成的上报科学院的紧急报告称：
　　“胡克实一贯紧跟刘少奇、邓小平，推行修正主义路线，这次又大刮右倾翻案风，他的问题的性质是正在走的走资派。……鉴于此，已不宜再主持局党的领导小组的工作，应免去领导小组组长的职务，检查交代问题，接受群众批判。”

　　一九七六年七月十七日——距唐山地震十一天
　　唐山。“群测群防经验交流会”会场。
　　刚刚赶到那里的汪成民要求在会上作震情发言，会议主持人因“日程安排较紧”而未同意。汪利用休息时间召集部分代表座谈。他的谈话要点：1.近来情况较多，大家要注意。我们注意的重点是唐山；滦县一带。 2.目前我们了解到的临震突变异常不多，希望大家提供。
　　汪成民向代表们散发了三百多份调查表，要求大家填毕寄国家地震局。表格样式为：（略）
　　（这些表格，国家地震局在唐山地震前大都没有收回。地震后一二日，有表陆续寄到。）

这不是别的，就是钱钢的《唐山大地震》，但意思已经完全变样，查志远和梅世蓉等当权派和汪成民同志为代表的在野派的严重对立和斗争不见了，汪成民同志违背压死人的大官的初衷所做的事情，成了整个国家地震局所做的了。他没有说一句谎话，“仅仅”隐瞒了“部份”真相，但他还是散布了谎言，给读者以严重的误导。钱钢的《唐山大地震》中大量地存在着这样的“真话”。他的手法比许多反共极右派实在要高明得多。
即使像我们这样历来被人们说成过分的人，在读了他的1986版的《唐山大地震》后，也只是作出了这样的结论：胡克实罢官后，群测群防立即就开始了，仅仅是时间上来不及了。在读到上述那段话时给我们造成了这样的印象，这次会议很忙，有许多群测群防点在会议上发表了自己的观点，以至于汪成民同志只能利用休息时间座谈，座谈会代表了国家地震局的意见，汪成民同志发的表格也是代表了国家地震局的。读了1996版后才感到胡克实罢官后，国家地震局的领导中反对群测群防的阴魂不散，初步感到汪成民等同志的意见不被尊重。那时候对于国家地震局的内幕，钱钢的《唐山大地震》是我们唯一的资料。现在有了张庆洲同志的《唐山警世录》就应该完全重新作出结论了。
钱钢说：“尽管是在那个畸形的时代，是在那个所有人似乎都变了一副模样的时代，巨大的星球仍在依然故我地转动。而我们成千上万的科学工作者，那些忍辱负重的中国知识分子，仍在工作。那一堆堆发黄的纸页中，无不闪耀着一颗颗艰辛地探索着的心。应当把这一段历史留给后代。”——对于这样的恭维话我们是无论如何不能同意的。大量的事实已经证明，“在那个畸形的时代”、“那个所有人似乎都变了一副模样的时代”，不仅地球仍在转动，而且我国的科学技术飞速前进，是一个取得了空前成就的时代。就以地震工作来说，我们是和这个时代同时起步，仅仅九年就取得了海城的辉煌。被世界称为奇迹。但是如果以为所有的知识分子都艰辛地探索，都做出了巨大的功绩那就错了。就以唐山地震预报来说，汪成民同志为代表的在野派的确做出了不朽的功绩。尽管他们受到了严重的压制。在王春青同志的配合下，尤其在青龙县委冉广歧同志的党的一元化领导下，还是创造了青龙奇迹。至于梅世蓉、查志远等掌权的东派，决不能和汪成民等同志相提并论。也绝对不能把功绩归之于刘英勇之流。

◆梅世蓉供词一：谁使得地震工作专群两条线的

如果指望一个面对国家最高决策机构仍然面不改色心不跳地说谎的罪犯，会老老实实供出事实真相，那是一种奢望。这种人一般来说总是回避人们的问话，列宁说过，就好像一个小偷总要回避偷过东西的地方。
钱钢本是御用文人，要掩饰事实真相，为罪犯开脱并为他们评功摆好。即使如此，钱钢要采访她时，她仍然说：“是否不谈了吧？”钱钢又不加疑问地写出了她的借口。“梅世蓉很忙。……她不是有会，便是有外事活动。有一段时间又患病住院，去外地疗养。”面对着张庆洲同志，她自然更要回避了。张庆洲同志是这样说的：

　　采访梅世蓉女士很难。
　　她与我通电话时很诚恳也很坦率：对唐山地震预报问题，不想谈，因为很难谈，说也说不清楚，麻烦事太多……
　　采访的念头几度潮起潮落。我怎么访她怎么谈？一个又一个极其敏感的话题，几乎都涉及一个又一个具体的人。

经过将近1小时的长途电话，张庆洲才有机会进入梅世蓉的家。
由于梅世蓉年龄不小了，张庆洲同志对她还是非常尊敬，相信她说的都是真话。敬老是一种美德，但并不等于年龄老了都会说实话。我们可不能那么轻信。我们要根据她的供词分析出一些她不愿意让人们想到的结论。
她首先就是大谈海城的辉煌，以及国务院的通报嘉奖，用功绩来掩盖罪恶。更重要的是要说明海城几乎是邢台地震的一个翻版，唐山和海城地震之前很不一样。其他的也是处处为了证明唐山地震预报是不可能的。但即使如此她还是提供了不少有价值的材料。——言多必失么！她提到了海城地震中的群测群防，对于唐山的群测群防也说了一些，但都是为了否定这些预报，其他一些她明确地说：“有些地方我不愿意说”。她不但自己尽量回避，甚至还要求张庆洲同志“唐山地震都过去二十多年了，你成书的时候，能回避的就回避吧”
张庆洲同志和她有这样的一段对话。

　　张庆洲：1976年7月14日，国家地震局在唐山召开了京津唐张渤群测群防经验交流会。近百名中国地震界的官员、专家和工作者到唐山二中参观地震科研小组的情况。田金武老师郑重地发出地震警报：1976年7月底8月初，唐山地区将发生7级以上地震，可能达到8级！像这样的地震警报，查志远回来不讲不通气吗？
　　梅世蓉：那次会议我没参加。咱们这是瞎猜啦，田金武讲的时候查志远在不在也是个问题呀，听了没听也是个问题呀，这我就不知道了。
　　至于我，根本就没资格去参加那个会，因为我不是群测群防处的人。那个时候体制就是这样。分析预报室是国家地震局里一个小得很的机构。你也知道“文革”中的知识分子夹着尾巴做人，咱们就规规矩矩做工作就是了。所以与我无关的事就什么也不知道了。
　　张庆洲：1976年5月，国家地震局在山东济南召开了华北水化学地震会商会议。唐山市地震办公室负责人杨友宸向地震界的领导、专家和同行们郑重提出：唐山在近两三个月内有可能发生强烈地震！
　　梅世蓉：不知道，不知道。
　　张庆洲：唐山地区的吕兴亚、侯世钧他们都有书面地震预报意见，国家地震局分析预报室都没收到？
　　梅世蓉：我没看到。没有任何人呈送给我。我如果看到这些，肯定会引起注意的。
　　张庆洲：我听说，5级以上的书面地震预报意见要层层往上转，是吗？
　　梅世蓉：你问我这个呢，我还真答不上来。我们只跟河北省地震局分析预报室打交道，主要是专业队伍。也可能跟当时的体制有关，专业队伍和群测群防两条线。
　　张庆洲：这两条线不可能是平行线吧，它不在分析预报室相交，总得有个相交的地方。否则，群测群防不就失去意义了吗？
　　梅世蓉：他搞他的群测群防，我们搞我们的分析预报。你今天要是不来，我还真不知道唐山地震前还有这么多的地震预报意见。

一问三不知！我们当然不能相信她说的都是真话，她企图用“我不知道”来为自己的罪行开脱，可不管是不是事实，她的话仍然说明了她自己有着严重的罪行，而且提供了其他人的罪证。
她说群测群防提供的许多情况她一概不知道。她真的一点不知道吗？她应该不知道吗？群测群防是我国地震工作的路线，国务院1974年69号文件就又重申了这一路线。作为分析预报室的副主任，即使没有人告诉她群测群防小组提供的情报，自己也得去问有关部门。不然就是对抗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地震工作的正确路线。自然我们不能要求一个分析预报组的副主任非把很多的时间花在群测群防上，但群测群防的结果是应该知道的。别的不说，就以这次群测群防经验交流会来说，会议可以不是她主持，甚至完全可以不去，但查志远回来后，就应该立即到查志远哪儿去打听情况。即使查志远不向大家报告，她自己也完全有责任询问，甚至还可以向查志远提出意见，为什么那么重要的一次会议不对我们报告。
为了“证明”自己不知道，梅世蓉说她根本没有资格去参加这次会议。这也是谎言！汪成民同志是她下面的一个组长不是主动去参加的吗？我们不是说她一定要参加，国家地震局当然不能个个都去甚至大多数仍必须留守或做其他事，如汪成民同志开始还得收北京队、天津队、北京地质大队等震情报告。我们是说她应该关心这个会议的情况。几天的会议，听上一个小时的报告总应该吧！总该大致了解会议情况了吧！在发现田金武等同志提供的警报后，就应该做尽可能详细的了解。无论如何不能一问三不知，更不能二十多年后还说什么“你今天要是不来，我还真不知道唐山地震前还有这么多的地震预报意见。”如果是假的不知，那就是为了掩饰自己罪行的托词，如果真的不知，那就是尽管发生了唐山的血淋淋的现实，在二十多年里仍然始终漠视群测群防工作。
世界上有的事情不知道不为罪，另有一些事情不知道就是罪。比如不懂交通规则就驾车，出事后能够说声“我不知道”就没罪了吗？相反比熟悉交通规则出了意外事故的人罪还更大。
张庆洲同志问她查志远回来后有没有讲，有没有通气。她为了给自己开脱，实际上已经一口咬定查志远没有通过气。这并不能为她自己开脱罪行。而且如果查志远回来后还是说过的，那还是说谎。
不过这一供词也告诉我们很可能查志远回来确实没有通气，或者没有认真通气。
对查志远来说，这就是严重的失职！严重的罪行！梅世蓉等人有义务主动询问，他更有义务主动报告，不然开这次会议的意义又是什么？
梅世蓉既要为自己开脱，又要为查志远开脱，就编出“咱们这是瞎猜啦，田金武讲的时候查志远在不在也是个问题呀，听了没听也是个问题呀”作为理由。
这种事情能够瞎猜的吗？
作为会议主持人，查志远应该不在场吗？如果整个会议期间介绍经验的群测群防点只有个别的单位，他能够不在场吗？他连个别典型的经验也不听，这是在尽一个群测群防会议主持人的职责吗？如果介绍经验的单位很多，并且遇到特殊原故，确有正当理由，或许可以有个别单位的介绍可以不到场。但是这只能是个别情况，不但大多数还是应该到场的，另外对于没到场的介绍事后也必须要求其他参加者向他汇报。总之作为会议主持人，根本不应该不知道田金武同志的预报。不知道，正说明作为会议主持人失职，主持这次会议不过是在敷衍了事。作为会议主持人回来后，也应该向整个国家地震局，包括梅世蓉这个分析预报室副主任作报告，不然开这个会不就走过场了吗？总之从梅世蓉的整个供词中可以得出结论，查志远去开这个会议不过是敷衍了事。自然这还得通过查志远自己的供词和其他证据来作最后的结论。
查志远不通气固然是查志远的罪行，但是梅世蓉作为分析预报室副主任，在查志远回来后不主动去问也一样有罪。这些情况都说明了查志远和梅世蓉，归根结底并没把群测群防放在心上。地震局长刘英勇在查志远回来后，也理应要求他对大家作汇报，如果发现严重情况如田金武的警报等，也应该立即讨论，作出判断，商量对策，不能会议开过就算了，作为局长不对查志远的失职进行督促，也是失职。归根结底，也是没有把群测群防放在心上，对这个会议也不过敷衍了事。
尤其不能明明知道，却对群测群防的警报熟视无睹，嘴上不说，心里根本就不赞成群测群防，看不起群众测报的结果。梅世蓉自己在一开始，为了拿海城的成就来为自己和同伙开脱，不是还说到过海城地震中 “各方面报上来的情况很多。”吗？她说，唐山和海城不同，没有那么多前兆和异常，但是实际上除了没有小震以外，动物异常、水异常、电磁异常、土仪器所测结果异常不比海城少，海城还没有大批电表被烧毁。她应该去了解的不去了解，另一方面又干叫“没有前兆”。
梅世蓉又说分析预报室是国家地震局里一个小得很的机构，那是谎言。国家地震局会有很多机构，但是最后的地震结论应该出于分析预报室。所以不管这个室多么小，都是国家地震局最最关键的机构。她还说她不是群测群防处的人。据此说国家地震局里还有个“群测群防处”。可是钱钢却根本不提。不提就是提，说明了根本没把群测群防当作一回事，在钱钢的《唐山大地震》里没有一处是真正提到群测群防的。梅世蓉不是群测群防处的人，难道就不应该到群测群防处去索取资料吗？不然该处不是个摆设吗？
从梅世蓉供词中我们可以看到，事实正如我们在《谁是破坏唐山大地震预报的元凶？》里说的那样，唐山大地震没有预报的最大原因是没有搞好群测群防，没有搞好群测群防的根本原因是国家地震局里存在着反对群测群防，反对毛主席的地震工作正确路线的势力。张庆洲同志的文章还明确地告诉我们，这股势力还根深蒂固，不因胡克实罢官就不存在了，掌权的还是这些反对群测群防的人。除此以外正像耿庆国同志说的那样，他们对于专业地震队的意见也是惊人地漠视的。
许多专业队报上来的前兆她总应该知道了吗？实际情况是专业队如北京队等向她报告情况，她先拖了一周，后来又是五天，最后还是不愿意到场，汪成民同志于7月26日去后，第二天向领导报告，她一言不发，而刘英勇不到场。张魁三和查志远根本不顾汪成民同志要求立即发动群众抓住大震前兆等要求，使得这次汇报会完全脱离了汪成民同志的初衷，把时间又拖了一个星期。
更荒唐的是她把自己蔑视群测群防，对抗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制定的地震工作正确方针，以及违反百家争鸣方针利用行政权力压制不同意见，硬和“‘文革’中的知识分子夹着尾巴做人”拉在一起。——不论任何时候任何人都应该夹着尾巴做人，不能自以为是自我膨胀。说到底梅世蓉、查志远等人还有刘英勇、张魁三等人以及他们的后台老板，总之一切对于唐山大地震没能预报犯下了罪行的人，都是反对群测群防的。梅世蓉、查志远等人是自以为自己是大专家、大知识分子，看不起工农群众，连文化水平很高的群测群防人员如田金武、马希融等同志也看不起，甚至连北京、天津、地震地质大队等专业队的专家也看不起，这能叫做夹起尾巴做人吗？那是把尾巴翘到田金武、马希融、耿庆国、汪成民等同志的头上去了。梅世蓉自称“规规矩矩做工作”，地震工作的正确方针强调群测群防，鄙视群测群防，不执行地震工作的正确方针，这能够叫做“规规矩矩做工作”吗？最荒唐的是她干脆把群测群防称之为“与我无关的事”，仅此一点就说明了她对群测群防的反对态度了。
值得重视的是梅世蓉供出了当时国家地震局内专业队伍和群测群防两条线。
仅管她的话不能全部相信，比如她说查志远没和她通气，谁知道？也许查志远还是说过，但只是做做官样文章，而她只是当作耳边风，刘英勇也一样不督促大家重视起来，只是应付了事。就是查志远和梅世蓉说过，也完全可能只是把群众测报点提供的情况当作笑料互相嬉笑一阵就作数。另一个专家钱复业去马家沟听了马希融报告的异常回来汇报时，不是以嘲笑的口吻说：“他那是异常吗？真要是异常，唐山不就彻底毁了吗？”——不过汪成民同志却没有把它当作笑料，而是严肃认真地对待的。——但是总的来说，梅世蓉供出的当时专业队伍和群测群防成了两条线是可以信赖的。不然那么多群众测报点提供的大量情况怎么会不被重视呢？作为分析预报室副主任的梅世蓉至今还可以公然把群测群防称之为“与我无关的事”，群众测报点提供的大量情况又怎么可能不被漠视呢？
张庆洲同志提出：“群测群防处和分析预报室，应该隶属于国家地震局。这两条线在地震局的哪个部门或是哪个领导那里相交？两条莫名其妙的平行线导致了什么？不仅仅是唐山投入了那么多的人力和财力搞地震监测网。”——这个问题问得好，但是还不够。地震工作要依靠群众这是党的路线，不但应该有专门的部门或领导“相交”，而且每一个地震工作者都应该自觉地执行这条路线。当然专门的部门或者领导还是必要的，不然会弄得谁都不负责，谁都不关心的境地。现在我们需要的就是以前国家地震局有没有专门的领导和部门负责，到了这个时候为什么不存在了？是谁取消了这一交会处？出于什么样的心态？党的方针是专群结合，取消这个交汇处，就是取消专群结合，对抗党的方针。毫无疑问胡克实应该对此负主要的责任。海城地震以前他已经是国家地震局的党的领导了，他能对这样的交会处的取消或者名存实亡不负责任吗？就是原来并不存在这一交会处，他也应该按照党的地震工作路线建立起来。
其实分析预报室本来就应该成为交会处的，张庆洲同志也明白这一点。进行分析预报必须广泛地收集各方面的情报。具体地，群测群防的资料应该由群测群防处收集整理和汇总、归纳，并进行最初的分析，然后定时地交给分析预报室。如果群测群防处不及时提供这方面的材料，分析预报室也应该主动地去索取和督促这方面的材料。在地位上分析预报室应该处于群测群防处的上面，处于一切地震预报业务机构的上面。梅世蓉的供词只能说明她自己和其他起决定作用的分析预报室领导，早就不把群测群防放在眼里了。而局长、副局长也熟视无睹，不加督促。作为党组负责人胡克实就不仅仅是失责了，因为党的领导就是要执行党的路线。
专业队伍和群测群防成了两条线，实际是只剩下了专业一条线，群测群防被打入了另册。张庆洲同志不是说：“是不是有的专家认为他们是业余的，有点不屑一顾呢？”
张庆洲同志还告诉我们：唐山大地震以后，“在小组会上，唐山的代表议论纷纷，对地震局的个别专家很有看法。一向与世无争的王书蔚老师说话了，地震局根本就瞧不起这些群测点，不屑一顾，说什么土里巴叽的。他们挺洋气的还测不出来呢。咱们的地应力好像就在地表，他们能打到岩石层，谁瞧得起。”
党的方针是专群结合，梅世蓉说：“他搞他的群测群防，我们搞我们的分析预报。”这是执行党的方针，专群结合吗？国家地震局就是被这一伙反对党的群测群防路线的人把持了。
辽宁海城地震时，群测群防对地震预报作出了很大的贡献，这是梅世蓉也承认的。当时——我们不能保证每个专业地震工作者都尊重群测群防和提供的情况，但总的来说专业地震工作者和群测群防结合得很好的，没有这个结合就没有海城的辉煌。现在问题就是为什么到了唐山大地震前就成了两条线了呢？海城以后一年多来国家地震局里发生了什么了？还有一种情况是：辽南地震时，辽宁的地震队在辽宁省委的领导下对群测群防比较重视，专群结合得比较好。但是从国家地震局还有汪成民等同志那样热心于执行党的群测群防路线的专家来看，原来国家地震局也不至於对群众测报采取那么冷漠的态度。在这一年里邓小平一度掌握国务院大权，仅管只有三个多月，但是他们急于篡党夺权的心情已经通过他们的行动充分地表现出来了，与此同时谣言也如同飞蝗般地向人们扑来。其中也包括了诸如“我国的地震预报并不先进，成绩是吹的，营口地震是日本人预报的”等等谎话，以及对群测群防的大肆攻击。这配合了国家地震局里反对群测群防势力的篡权。被他们把持了国家地震局的大权。主张群测群防的汪成民等同志受到了压制。
在《谁是破坏唐山大地震预报的元凶？》中我们就认为唐山和海城应该一样，搞过群测群防，张庆洲的文章证实了我们的这一推测。为了掩盖某些人破坏群测群防的罪行，钱钢连一个字也不愿透露给我们，甚至在唐山群测群防经验交流会上，近百名地震工作者到唐山二中参观以及田金武同志郑重地发出地震警报这样的消息也瞒着。以至于查志远主持的会议，除了汪成民同志的“越轨”以外，什么都没有说，查志远做的事除了剥夺汪成民同志发言权外居然一无可取。当时我们就提出：“唐山人好早就开始过群测群防，谁结束了这一切。”现在我们应该提出：“唐山人好早就开始过群测群防，谁把群测群防和专业工作分成了两条线。”对国家地震局来说，分成了两条线也就等于结束了群测群防。唐山的群测群防队伍还存在，但是国家地震局已经把他们撇在一边，让他们自生自灭，群测群防的同志还在努力地工作，但是对于他们的辛勤劳动，国家地震局的态度已经是你搞你的，我不理睬你，就当你不存在。或者用梅世蓉的话说：“他搞他的群测群防，我们搞我们的分析预报。”对于他们辛勤劳动提供的信息尤如看待儿戏，连听也不愿意听了。当时的历史条件使得他们还不能一下子把群测群防取消了，不得已时就应付一下子，如查志远主持的会议，但也不过是应付而已。飞蝗般的流言已经把群测群防和文化大革命一起“彻底否定”，如果梅世蓉提出的于六月撤销国务院1974年69文件成了事实的话，那么唐山，还有京津乃至整个华北的群测群防真的要被完全彻底结束了。
从海城地震时群测群防起了很大作用，到唐山时专群两条线，这总得有个变化的过程。从梅世蓉的供词可以做出结论，这一变化由来已久。
1976年7月唐山的群测群防会议和胡克实的罢官同步，这说明了且不管查志远以什么态度来主持这次会议，群测群防的处境，至少在面子上比以前要改善，因此不可能想象是由于胡克实罢官才成了两条线。
也不会在批邓以后才发生的。在这一段时间内乃至以前，我们已经看不到国家地震局对群测群防作任何工作了。在张庆洲同志笔下，我们只看到国家地震局对群测群防的蔑视，也没有看到他们真正做了什么工作。汪成民等同志按查志远的说法“不代表国家地震局”。无论是钱钢还是中央电视台，都没有提供这方面的材料，他们都对群测群防采取根本回避的态度。
因此这一过程应该发生在批邓以前。那时胡克实把持了国家地震局的大权，他正春风得意，他不负责谁负责？我们完全可以下结论，国家地震局专群分成两条线完全是胡克实统治的结果，是从海城以后到批邓以前完成的，主要在1975年，很可能就是在邓小平主持国务院的七、八、九三个月完成的。那个时候胡乱邦、李昌正在科学院大肆攻击开门办科研，攻击四级农科网，攻击工农群众做科学技术的主人，各种谣言包括攻击我国的地震工作，攻击群测群防的谣言也象飞蝗般地到处乱窜，这也是同步的。这在下面还有证据。
梅世蓉想用海城的辉煌来为自己唐山时犯下的罪责开脱，并且承认了海城时群测群防的作用，可是没想到却弄巧成拙，把破坏专群结合、破坏群测群防的事件和人物大致牵连出来了。看她怎么向胡克实交待？

hgy818 · 注册时间: 2007-09-13 帖子: 1298

梅世蓉供词二：查志远罪责难逃

在思想肤浅的人看来，如果查志远的确没有向梅世蓉通气的话，梅世蓉应该恨他才对，应该抱怨他对自己封锁了消息，使得自己没能对唐山地震作出正确的认识，以至于现在给她带来了麻烦。但这种想法只是从个人之间的关系看问题。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查志远和梅世蓉原本就是一路货，比如反对群测群防都是一致的，对于学术上的不同意见采用行政手段压制也是一致的。所以他们之间存在着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关系。正因为如此，梅世蓉一方面在实际上一口咬定了查志远没和她通气，另一方面还要为查志远掩饰和辩护。
自然对梅世蓉的话我们根本就不能轻信，面对着张庆洲同志的提问，首先要把自己保过关，她就说田金武等同志的预报根本不知道。这话能不能相信呢？不能！我们至多只能得出结论：她自己是反对群测群防的，她的供词说明查志远也是反对群测群防的。但是我们要重证据不能轻信口供。
如果梅世蓉的口供是实，查志远无疑更是反对群测群防的。但是即使是句谎话，查志远和她通过气，那么作为国家地震局的副局长，居然可以让梅世蓉对于自己召开的群测群防会议带来的情报如此漠视而不加以督促，这说明查志远自己也是反对群测群防的，主持这个会议纯然为了应付，敷衍了事一番。所以除非查志远自己出来辟谣，和梅世蓉当场对质，说明他自己不但对梅世蓉说过，也认真地督促过，不然就脱不了反对群测群防的干系。
不知道什么原因，张庆洲同志的文章里没有对查志远的采访，他究竟是死了还是拒访？如果他活着，应该把他拉出来审问一下。而且如果发现和梅世蓉所说有不一致的地方，应该让他和梅世蓉对质。
实际上查志远当然是反对群测群防的，他去开这个会议不是出于本心，当时形势所迫而无奈，只不过敷衍一番。
这类事情我们可以说看得多了。举个例子说，也是那个时候，许多地方农村到处写上了“反对学大寨，就是走资派”，那儿的领导也召开过不少次学大寨会议，在会上也慷慨激昂地做过必须认真学大寨的报告，但是几年过去山河依旧。到了邓小平上台，他们立即又跟着攻击大寨极左了，尤其不赞成社会主义的集体道路，大力推行包产到户，把农民拥护的公社大队都强行解散，集体财产都被败光了。所以，如果查志远在大会上做过报告，强调过群测群防的必要性、重要性和在海城中的功绩，我们丝毫不必过于认真，不要以为这就是他的心声，以为他真心提倡群测群防。关键还得看他的行动和效果。
第一：一个很重要的是就是汪成民同志是真心拥护群测群防的，他原来没能参加，专程到会，为什么不让他说话？
他的借口是“时间安排紧”。可汪成民同志不是一般成员，他的官在国家地震局里不算大，但好歹是个分析预报组的组长，而且正是京津唐地区的组长。他没有发言权，还有多少人有发言权？
汪成民同志要求利用休息时间座谈，他不能不同意了，却还特别警告 “不能代表地震局”。查志远反对群测群防实在到了十分汲汲的地步。其实他根本就没有必要作警告。经验交流会上任何人谈论震情都是和别人交流自己的经验。就是他让汪成民同志发言同样只是交流经验，只代表他自己。所以他本来完全可以不说，这样一说反而把自己反对群测群防、用行政手段压制学术上不同意见的狐狸尾巴露了出来，现在被我们抓住了？
第二：梅世蓉说田金武讲的时候，查志远在不在场都是问题。当然不能轻信。但查志远如果在场听了又如何呢？人家拿出那么多的根据，提供了大量数据，画了图，又讲解了，仍然置若罔闻，这不是在走过场，敷衍应付吗？
钱钢为了根本上躲开群测群防，对于这次会议能够说的就只剩下了汪成民同志不代表地震局而开的会外会，也许以后再版《唐山大地震》，钱钢会写出查志远的许多“积极支持”群测群防的事迹来。比如查志远作的报告中如何强调群测群防的必要性和重要性等等，还有田金武同志介绍震情也可以归功于查志远的安排，但有什么用呢？关键是：怎么汪成民同志的会外会有效果，而他查志远却没有带来任何效果呢？而且这样一改动，又带来了一件麻烦事，人们如果问起田金武等同志的震情警报为什么没有产生结果，该如何回答呢？
总之让一个反对群测群防的人去主持一个群测群防会议只能敷衍了事，做个过场。这是无法掩盖的。
梅世蓉说，如果唐山地震前，真有多个群测点有突出异常的资料并作出强震预报，如果他们知道的话一定会特别重视的！——这话根本不可靠，完全是应付和欺骗。唐山地震前有多个群测点有突出异常的资料并作出强震预报当然是真的，但至少田金武同志就没有得到起码的重视。当时去开会的也不是查志远一人，我们不知道他们是谁。就算田金武介绍经验并且发出警报时，查志远没参加事后也没有过问有理吧，那应该也有其他人参加，可是回来后竟然在国家地震局里没有引起反响。不会每个人都没有通气吧，关键是有人捅出后，在国家地震局占统治地位的人是怎么对待的。
第三：这次会议叫做“群测群防经验交流会”，按理来说应该会有很多群测群防工作人员讲话，谈自己的经验和提供自己测得的数据，可不知为什么现在我们只知道二中的田金武和自来水公司安继辉的水氡异常，还笼统地知道八中也异常。钱钢则闭口不谈，张庆洲同志也没有提到其他人，究竟这次会议确实只有这三个单位介绍呢！还是什么原因。
张庆洲同志说：“历史狠狠地戏弄了国家地震局一回，叫国家地震局副局长查志远长了一个记性，他也忒该长个记性（好像还不仅仅是记性）了！无论谁坐上那把椅子，在以后的若干年里，走马灯似的局长们谁也无法抹掉这个记忆。”显然张庆洲同志对查志远是持谴责态度的。
第四：据张庆洲同志披露，这次会议许多参会者也不满意，他们的态度更激烈。县地办有的同志认为查志远主持的这次会是一次麻痹群众的会。会议期间迁西、滦南、抚宁、秦皇岛（当时均属唐山地区）等市县地办的同志要求会商，研究当前震情，但会议始终没有安排。更有群众说，国家地震局震前在唐山召开这样的会，究竟起了什么作用。这个会有问题，要揪出这个走资派来。
会议结束时，查志远做了总结发言，提出要加强震情监视。但这只是官样文章。任何人都不可能在这个会上说：“我们根本就反对群测群防，你们不要加强观测统统解散好了。”让别人做事情总是容易的，哪怕明明把他们的工作当作无用功。关键是：各群测群防点的同志辛辛苦苦地工作，提供的数据和资料以及对于地震情况的意见出来后，国家地震局是怎么对待的？不然他们再辛苦也是白搭。不要说以后加强震情监视，就是当时已经提供出来的震情也没有得到正视。
当时首先不是要求群测点加强震情监视的问题，查志远不说大家都是认真做的。倒是查志远和国家地震局必须加强对群测点提供的情况重视的问题。他们首先应该要求自己才有资格去要求别人。可恰恰在这个根本的问题上，查志远什么都没有说。
第五：张庆洲同志又发现这次极其重要的会议，记录“如此简单”而且“既不呈送也不下达”。他还是从河北队那儿看来的，国家地震局有没有文件？
按理作为一次群测群防经验交流会应该有很多人的发言纪录，应该编一份相当厚的论文集。可在这一纪录中竟然没有记什么“经验交流”，连二中的现场会和田金武的讲话也没有，只是简略地提到“二中、八中土仪器有些异常”。这些经验和预报也理应加上一个概括的介绍，呈送到上级机关备案，尤其应该送交国务院，并且送交各专业地震队，也应该下达到各群测群防组，让大家吸取经验，还应该发到北京、天津和河北省及以下各级领导，使他们对地震预测情况有个了解，既有利于防震抗震，又有利于他们加强群测群防工作提供指导。
我们且把7月27日上午查志远的拍板放在一边，仅仅从这次群测群防会议看，就纯粹是应付性的，敷衍了事。对专群结合、土洋结合骨子里是反对的。可他们不能说出口来。他们不愿意执行党的路线搞群测群防，但又不能不干。胡乱邦受批判和胡汉三罢官后，看起来雷厉风行的唐山“群测群防经验交流会”同时开幕了。许多群测群防组，如田金武等同志抱了很大的希望，汪成民同志也主动赶到现场去，希望对于预报唐山地震有很大的帮助。可是主持会议的查志远等人却不过应付而已，既不让很多的群测群防点的同志发言和交流经验，又不让汪成民同志发言以免他“添乱”。最后总结时说 “要加强震情监视”，“二中、八中土仪器有些异常”，但对他们发言根本就不准备真正重视，所以也没有必要详细记录。唐山各市县地办的同志要求会商研究当前震情，也就没有必要安排了。回到国家地震局，也不准备用来帮助地震预报工作。或许对大家还是得报告一下，还不至於像梅世蓉说的那样一点都不通气，但也只是官样文章。所以会开过说过，就算党的群测群防路线已经执行过了，一切还是我行我素。后来判断京津唐地区有没有地震时，还是自己以前的思维定势，根本没把群测群防意见考虑在内。
刘英勇在派查志远去开会前也是知道他会这样做的，大家也许不一定捅破这层纸，但心中都有数。什么群测群防？！敷衍应付一下就可以了。以后如果脱离了现在这个“畸形的时代”，大家又都会出来说，当初我们就是这样认为的：“什么群测群防，该结束了。”后来邓小平复辟也果然结束了。
对付不赞成的党的路线，敷衍是最好的办法。用钱钢的话说：“太正常了，在那个不正常的年代。”
但是热心参加会议的人不满了，于是认为是“麻痹群众的会”，认为“这个会有问题，要揪出这个走资派来”。梅世蓉为查志远抱不平说：“有的书把查志远鞭挞得很厉害。当然，他有他的问题，但在抓地震这个问题上，查志远有查志远的苦衷。”“他抓了，他不是没抓！而且震后还批他，批得好厉害。”——可见早在张庆洲同志采访以前，反对之声已经很烈。
总之查志远罪责难逃！

◆梅世蓉供词三：辽宁海城地震预报是文革派的功劳

为了替查志远辩护开脱，梅世蓉再三强调查志远在作工作。这种论据在任何时候都可以用，如这可以算理由世界上就没有渎职罪和破坏罪了。
没有人说查志远什么都没做。关键是做什么工作。他确实主持了唐山的“群测群防经验交流会”，但是态度严肃认真是作工作，敷衍了事也可以算是作工作。真心实意地执行党的群测群防路线是在作工作，表面上也在主持群测群防会，骨子里却反对群测群防，也可以算是作工作。他的“工作”就是不但没有真正交流群测群防经验，反而成了热心于群测群防的同志所说的“麻痹群众的会议”。正像他们说的，查志远就是一个破坏群测群防的走资派。
当然这次会议还是有功绩的，但那和查志远无关。汪成名同志的座谈和发表格，就是功绩。既然查志远说不能代表国家地震局，当然只能归功于汪成名同志和他的支持者以及会议的热心参加者。田金武等同志的交流经验和地震警报也只能归功于田金武等同志。这次会议开还是比不开好，当然那是在批邓、批胡克实的大形势下被迫开的。刘英勇、查志远、梅世蓉等当权派，骨子里根本就不赞成开这次会议，正是批邓、批胡使他们不得不应付一下。但汪成民和田金武等同志也就有机会发表自己的意见。像这种极好的经验和触目惊心的警报，竟然可以不作为重要论文和震情报告上呈下达。查志远是在主持一次群测群防会议吗？
地震前一天，由于汪成民同志扭住不放，总算听取了汪成民同志的汇报，最后查志远作的是什么结论呢？——难道这也可以算是工作？！
为了证明查志远在工作，梅世蓉就把海城地震抬了出来。她说什么：“实事求是地讲，地震谁敢不抓啊，而且是首都圈的地震！从造反派的角度来讲，他也要抓。海城地震不是造反派抓的吗？谁敢不抓，因为它要死人，不敢不抓！”
因为地震要死人，所以没人敢不抓。——真是这样的吗？照这样说，任何事情都不存在渎职犯、破坏犯了。世界上要死人的事多了，有一种死人的事就有一种渎职犯，破坏犯，更有明知要死人却故意让人死亡的杀人罪犯。
梅世蓉的逻辑又是：造反派是注定反对工作、破坏工作的，由于地震是要死人的，连注定反对工作、破坏工作的造反派也不能不抓，因此查志远不会不做工作。
造反派反对工作、破坏工作，这本来就是强加罪名，查志远是不是注定比造反派要热心工作，我们且不讨论了。最起码的是看事实，事实是造反派的工作就是比查志远、梅世蓉还有一切攻击造反派，反对文化革命的人做得好。梅世蓉弄巧成拙。我们早就明白海城地震是文革派创造的奇迹，可是在《谁是破坏唐山大地震预报的元凶？》以及《质问钱钢》中我们还没有说出口，梅世蓉倒说出来了。
任何尊重事实的人都知道，上海的一月革命，就是上海的走资派和保守派严重地破坏生产，保守派大批地离开工作岗位，走资派煽动经济主义。正是在这种情况下，造反派不得不把生产抓起来，不但白天黑夜地连轴干，还把走资派和保守派擅离职守的生产组织指挥工作定期来了，这才形成了夺权。走资派本来要把上海整瘫，造反派组织了这一罪行，使得上海没有瘫。全国许多地方都有类似情况。
这些人的逻辑非常奇怪，他们要给对立面加什么罪名不要任何根据加上就是。尽管事实证明根本不是这样，但不但不能使他们放弃诬陷，撤销给对立面横加的罪名，在后来需要时还可以根据对立面并不是那样，来为自己的另一些谬论作根据。
比如，邓小平上台时大肆攻击文化大革命使得犯罪大大增加。——其实不是文化大革命使得犯罪大大增加，而是一些高干子弟原来仗着自己的父母是大官，就横行霸道谁也看不起，一旦父母作为走资派揪出，失落感又使得他们从不可一世的衙内成了刑事犯罪分子。这些人在人口总数中的比例原本就极少，横行霸道的衙内早就是罪犯了，不过从一种犯罪走向了另一种犯罪。——可是尽管是他们自己的衙内干下的孽事，经过邓小平集团的大肆宣扬，似乎文化大革命真的到处都是刑事犯罪案一样。
从那个时代走过来的人都知道，那时犯罪非常少，拾金不昧成风，物资堆在马路上没人拿，大串联时十几岁的大姑娘出门千里父母不担忧。红卫兵进京男男女女挤在一堆睡觉，从来没有听说出了什么风流事。国家的监狱几乎是空的，警察也大大减少。这些话在邓小平刚上台时是不允许说的，谁说谁就是“歌德派”，而且难免一顶可怕的极左帽子。现在还是这样。
可是1989年五月风暴时，群众提出那一段时期社会治安非常好，犯罪率很低。邓小平一伙不是以此承认五月风暴的合理性，反而提出“文化大革命时期社会治安也非常好，犯罪率更低”，来作为否定五月风暴的“根据”。
又如我国的氢弹爆炸试验成功走在法国的前面，分明是造反派的功绩。后来邓小平集团说到这件事时居然说：“连夺了权的造反派也提出我国的氢弹必须走在法国的前面。”
从这些人的口中经常可以听到这类颠倒的逻辑。他们可以用以前的污蔑为今天的污蔑作根据，如八九年五月风暴。也可以用昨天的污蔑为今天的开脱罪责作根据，如梅世蓉那样。他们也可以用昨天的卑鄙行为来为今天的卑鄙行为辩护，又可以用昨天的自我吹嘘来为今天的自我吹嘘作根据。比如农业包产到户后分明陷入了严重的危机，他们可以在去年把减产吹成大丰收，到了今年不得不承认比去年减产，可是因为去年“大丰收”，今年又搭车丰收。到明年又是如此。
辽宁海城大地震预报当然是造反派的功劳。——梅世蓉总算还是说了实话的，尽管出于为查志远开脱罪行的目的。——这是人类历史上的一次奇迹，至今为止唯一的一次因成功预报防止了地震造成巨大损失。这是造反派创造下的奇迹。也正如此，邓小平复辟后对这次成功预报绝口不提。钱钢在唐山地震十年后写的《唐山大地震》也只是说到这次地震是一次辉煌，绝口不提这正是文革派、造反派的成就。
从那个时候来的人谁不知道辽宁省委是文革派，是坚定的批邓派。而海城奇迹正是在辽宁省委党的一元化领导下，成功地把专业地震工作者和群测群防结合起来创造的。在《谁是破坏唐山大地震预报的元凶？》中，我们在说到如飞蝗般的谣言攻击贬低海城地震预报时说：

　　他们站在文化大革命的对立面，见不得那一时代的成就。可在那一时代成就累累本来就是事实，不管公布不公布都是事实，他们是真切地知道的。他们仇恨这个时代，也就仇恨这个时代的一切成就。这个时代的成就越大，他们就越是坐立不安。从这一本能出发，他们必须贬低那一时代，于是每听到出现了一个成绩，尽管没有谁在“吹”，他们也必须污之为“吹”

这是从普遍的方面来说，具体地他们所以要攻击海城地震预报，正因为海城地震预报是辽宁省委搞的，而辽宁省委是造反派、文革派，执行了毛主席的正确的地震工作路线。预报成功后，辽宁省委也根本没有“吹”，而是下归功于广大的地震工作者包括群测群防点，上归功于地震工作路线，于是有“这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胜利”的说法。邓小平集团和他们的社会基础以及反共极右派、一切反动派所以仇恨海城地震预报成功并要造谣攻击，最主要的原因就是这一功绩他们创造不出来，而是他们的对头干的。如是他们干的还不吹上天？许多明明不是他们的功绩，他们也恬不知耻地归功于自己。
海城地震预报成功在一开始就受到了邓小平修正主义集团和他们的社会基础，反共极右派和一切反动派的大肆攻击。卑劣的谣言攻势创造了诸如“中国的地震预报并不先进，成绩是吹的，营口地震是日本人帮忙预报的”等等奇谈怪论。到了1976年唐山大地震发生后，他们就更来劲了，只要自己置身于灾区以外就是一片幸灾乐祸的态度，说：“不是说我国的地震预报最先进吗？这次为什么没有预报？”这种情况维持了好一段时间。但是从钱钢的《唐山大地震》开始，就又出了另一种说法。海城被他们承认为辉煌，开始得到了宣扬，梅世蓉谈话中也是一开口就大谈海城中“我们如何如何”。今年六月从25日开始到30日为止，中央电视台播放《天崩地裂》，所以会播出这样的节目，讲穿了就是因为有张庆洲同志的《唐山警世录》在流传，目的正是为唐山大地震本应得到预报而没有预报作掩盖。在这一节目里，也大谈海城的预报成功。他们为什么一反常态言必称海城了呢？讲穿了都是一个目的，用海城的成功来为破坏唐山大地震预报的罪犯作辩护和掩饰。也正因为如此，我们绝对不要指望他们在说辽南海城的地震预报成功以及出色的防震工作时，能够提到辽宁省委。钱钢是如此，这次电视也是如此，倒是梅世蓉不够沉着，竟为了替查志远辩护，泄露了天机。原来辽南的奇迹是在造反派辽宁省委的一元化领导下创造的。
中央电视台节目的时间也安排得非常巧妙，半夜一点半，使得不知道张庆洲文章的大多数群众尽可能少地知道，另一方面知道张庆洲同志文章并对他们提出质疑的人们由于关心，不可能不知道。这就使他们听到了他们的辩解，而不致让听到的人太多。尤其许多质疑来自于海外，他们可以在中国封杀《唐山警世录》，但不可能在海外封杀，根据时差，半夜一点钟在海外正是人们活动时期。如果他们真的是在纪念唐山大地震三十周年，并且总结经验教训，那理应在黄金时段播出。
对于这一节目我们不准备作过多的反驳了，大家可以去和《唐山警世录》对照着看。这儿要指出，对于查志远敷衍了事、麻痹群众的群测群防会议，他们竟然说：“华北确实异常不多的缘故，这次大会竟没有发现多少异常情况。”对于大量的群测群防发现的异常和作出的预报竟然只字不提。对于汪成民同志坚决要求下召开的7月26日会议他们居然说：“这次会议没有新的情况”。天津队和地质地震大队也根本不提。
他们说：“世界地震预报水平就是，一个海城的成功，一个唐山的失败。”——凭什么说这样的话？从技术上来说，条件已经具备，唐山完全应该成功。我们只能说：“地震预报和政治的关系就是，一个海城在文革派的领导下的成功，一个唐山对抗毛主席路线造成了失败。”而破坏唐山预报的政治势力一直到现在还在捂盖子。
说到辽宁省委，还有一段公案。1972年毛主席批准从国外引进的一大批先进项目中，有一个是辽宁省的辽阳石油化工总厂。这一大批项目中有四个化纤厂，辽阳和上海的金山最大。
上海金山于1974年1月1日正式动工，短短三年到1976年已经完成了总工程量的95%，并且部份试生产，1977年7月全面试生产，1978年正式投产。到1981年时已经收回了投资，成为我国自古以来最最成功的引进项目，至今尚无来者。这一项目不是别人正是上海市委和市革会的一元化领导下建设的。谁都知道上海市委是文革派，市委书记是张春桥。上海市工交组是直接领导者，负责人是“卖身投靠的老干部”马天水。具体指挥是陈去非和方荷生，十月阴谋后仅管筹建指挥部召开了声讨“四人帮”大会。庆祝华国锋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中央工作组还是在11月29日派人来总厂“协助工作”，并参加总厂筹建指挥部党的核心小组领导。接着原来党的核心小组组长兼指挥陈去非、副组长兼副指挥方荷生罢官。
辽阳比金山不过晚了八个月，结果却大不一样。1974年8月开始建设，到1983年才正式投产，还没有达到设计要求，1986年才达到设计要求。为时十三年，还多用了20.25%的投资，比受到唐山大地震破坏的陡河发电厂还多了一倍。
1976年毛主席逝世前一天，人民日报有篇批邓文章《有两个积极性比只有一个积极性好得多——辽阳石油化纤总厂建设工程调查》，谴责邓小平集团拖延了这次工程。文章说：

　　从1974年8月辽化工程破土动工到1975年6月的11个月里，由于重搞条条专政不依靠地方党委，工地上党的一元化领导没有形成，整个工地死气沉沉冷冷清清，月月完不成施工计划。然而邓小平反说：“这个项目放在辽宁是个错误，辽宁搞不好，赶快下决心拿走。”……1975年前六个月辽化工程建筑安装工作量只完成年计划的22.7%，工期一拖再拖。下半年在辽宁省委领导下，实行了党的一元化领导。各地、市、县，各行各业都来支援，据不完全统计，全省共有2200多个单位参加会战，人数占辽宁地方施工队伍总数的30%左右。结果下半年超额完成了全年国家建设计划，创建厂以来最高水平。

邓小平复辟上台时对这篇文章进行反扑，指责正是辽宁省委破坏了辽阳的建设。
但只要看一下究竟谁在主持建设时速度快效益高，谁主持建设时速度慢，不就可以得出结论了？1975年前六个月是邓小平集团在搞，半年只完成全年工作量的不到四分之一。下半年是辽宁省委在搞，不但把全年的工作量都完成了，把邓小平拉下的工作也作了，还超出了全年的计划，辽宁省委的速度至少是邓小平集团的三倍多。如果以为这还不足以说明问题，那还可以看邓小平上台后的情况，到1978年辽阳石油化纤总厂已经到了收尾阶段，这个尾巴一收就是五年，超过了上海金山建设的全部时间，而且还效益低不能达到设计水平，久久收不回投资。究竟谁在认真建设，谁在破坏捣乱不是一目了然了吗？梅世蓉之流居然还要说造反派注定破坏工作。
网上不少关心唐山大地震的朋友询问当时谁是辽宁的领导？这大概是一些年轻朋友。也有人提出不管如何，辽宁省委是有大功的。这大概是年纪比较大的同志，知道辽宁省委是文革派并且被打倒，还有人直接点了毛远新、陈锡联的名。其实不但辽宁省委对于海城地震预报有大功。而且我们可以看到在唐山地震前夕，北京队和天津队对于京津唐地震工作都很认真，都作出了将发生大震的预报，可是被国家地震局的老爷们漠视了。
北京市委书记是吴德，天津是解学恭，都是文革派、批邓派。国家地震局和他们的顶头上司是胡汉三和胡乱邦，是邓小平的死党。
邓小平复辟已经近三十年了，我国的地震工作究竟怎样了，取得了什么成果？——几乎没有什么成果，而且正在没落。

◆梅世蓉供词四：唐山地震完全可以预报，是人为的天灾

梅世蓉说：“如果唐山地震前，真有多个群测点在差不多的时段里，有突出异常的资料并作出强震预报，如果我们知道的话，我们一定会特别重视的！”张庆洲同志得出结论：“我想如果这样的话，唐山也许应该成为第二个海城。起码向唐山人民打个招呼是可能的。唐山会少一些孤儿，也会少一些截瘫者。”
这就是说，梅世蓉在实际上也不能不承认唐山大地震是可以预报的，用张庆洲同志的话说只是“哪个环节出了毛病”，我们则称之为“人为的天灾”必须揪出元凶。可是御用文人钱钢却到现在还说不同意唐山大地震是“人祸”，指责这是什么政治化、情绪化的说法，还说什么“被认为像非典那样，是被隐瞒被压制了；而这件事现在又不让媒体碰，神神秘秘，好象真有要‘捂’的东西。”——真是欲盖弥彰。
梅世蓉这一供词说明了1976年7月28日晚上她面对着华国锋、江青、纪登奎、吴德等国家最高决策人做的汇报，什么：“唐山地震十分出人意料，震前没有出现像邢台、海城那样的前震。震前什么宏观微观前兆都没有，故它是一次突发性地震。这种突发性地震是不可预测的，根本不可能预报预防。”完全不是事实，可是一开始面对着张庆洲同志，她仍然在重复着这一谎言。
她也许会说：“我是今天才知道，我是从张庆洲哪儿才知道。以前我的确不知道。”——经过了二十多年她还敢说这样的话？！张庆洲同志是作家不是地震专家，而一个地震专家经过二十多年才从一个作家哪儿知道真情，这能使人相信吗？首先这绝不能相信，无疑是谎言。
1976年7月6日，马希融正式向国家地震局、河北省地震局和开滦矿务局地震办公室，作出短期将发生强震的紧急预报！7月14日上午，国家地震局派两名地震专家到达发出紧急预报的地方，其中一个我们知道叫钱复业，就是分析预报室的，她虽然反对群测群防回来后还是做了汇报的，她梅世蓉会不知道吗？唐山大地震以后，地震专家们蜂拥而至。了解地震前兆，许多群测群防点的资料就给他们借走，或者干脆不还，难道这一些她梅世蓉都不知道？
即使真不知道，我们也得问：她那个分析预报室的副主任，后来又荣升为主任的地震专家，是怎么当的？如果地震没能预报，即使纯是客观原因，也必须尽可能地去寻找原因，总结经验教训，看有没有没注意到的前兆，有没有其他以前不注意的相关因素，对以后的地震预报工作提供经验教训。实际事实是：唐山许多群测群防点发现了大量的异常，许多地震工作者都到唐山来，向群测群防人员要图纸、要资料。可是她在二十多年里居然对于这一切一问三不知，这多半是谎言。即使是事实，也说明她根本就没有尽到自己的职责，根本没去总结血的教训，对群测群防从根本上反对的。
既然唐山大地震本该预报却由于“哪个环节出了毛病”，才没有预报，我们当然必须把这个“环节”找出来，在这种情况下，就必须像张庆洲同志那样去探索，去挖掘，而不该捂着盖着，谁捂盖子谁就是罪犯，或者是在为罪犯逃脱罪责效劳，可这个盖子三十年了，至今还有人死死捂着，以致张庆洲同志的《唐山警世录》还成了禁书，这些人把持着舆论，来头还真不小呢！

◆被长期掩盖的青龙奇迹，根本经验是什么？

许多关心唐山大地震的人士现在都知道了，1995年10月北京召开世界妇女大会。参加会议的联合国发展支持与管理服务署的官员科尔女士获悉，在1976年唐山大地震中，青龙县因防震组织出色无一人死于地震，科尔女士在半信半疑中亲赴青龙调查，最终确信这一真实的奇迹。现在已经得到世界公认，我们国内却一直低调处理，许多群众还不知道。
对于这个青龙县的奇迹，人们有各种说法，许多人归功于带回消息的王春青。尤其绝大多数反共极右派更是只提王春青，有的也提汪成民同志。但是绝不提青龙县的县委书记冉广歧。个别反共极右派笼统地说到青龙县领导，可竟说成是什么“一念之差”。这很不奇怪，因为他们是反共分子，要尽可能地妖魔化共产党，当然不想说一个共产党的领导无私无畏，担着极大的风险，立下了极大的功劳，保护了四十七万人民的生命。
但如果不带偏心，就应该承认，真正创造青龙县奇迹的不是别人，而是这位共产党的县委书记冉广歧。
汪成民同志的极大功绩当然不能抹煞，但他是对着几十个主动来参加会议的地震群测群防工作者说的，这一奇迹会发生，汪成民同志具有主要的功绩。但是发生在青龙而不发生在其地方就主要数冉广歧书记了。
不是说王春青同志没有功绩或者功绩很少，王春青同志极端负责，工作极其认真，做了他应该做的事情，也做了他可做可不做的事情。
许多人虽然把王春青同志说成了青龙奇迹的创造者，实际上大大低估了他的工作。他们仅仅说他听取了汪成民同志的座谈就回去说有地震。实际情况远不止此。这次座谈会他没有得到通知参加，对他来说可去可不去，可是他去了。那天晚上他吃完饭正在床上，听到省地震局的一个女同志敲门进来说，国家地震局分析预报室的汪成民要讲震情就主动去参加了。那个女同志也有功劳。因此应该说汪成民同志对他固然起了主要影响，首先也是他自己主动和重视。他在地震工作经验交流会上，听了经验介绍，参观了二中、八中等观测点。田金武等同志以及八中等也给他带来了很多的信息。不仅如此，我们还可以想见他在会议空隙时间里和其他地震工作者，如其他群测群防点做过交流。因此他带回去的已经不仅仅是汪成民同志的报告，而是多方面的消息，通过他自己归纳分析加工出来的情报。
责任心使得他非常焦急。回去后立即向领导汇报，让领导决策。连夜整理记录。县里正开农业学大寨三级干部会，他一连向好几个领导报告。在写给领导的报告中引用了国务院69号文件“要立足于有震，提高警惕，防备六级以上地震的突然袭击”，以引起领导的重视。仅管对冉广歧同志来说，这也许是多此一举，但对他来说也是各尽各的职吧！除了报告唐山地震工作经验交流会情况，重点汪成民同志通报的震情以外，作为青龙县的群测群报地震工作者，他又汇报了全县16个地震监测点的异常，这些异常虽然不能断定有没有大地震，但和汪成民等同志和其他同志的介绍结合起来就不同了。——这就是党的专群结合路线。因此我们应该说王春青同志也不仅仅从唐山带回去了消息，他归纳分析加工出来的情报中也包含了青龙群测群报点的观察结果。
在抗震防震的日子里，王春青成了最忙碌的人。科委地震办在北院简易棚，县领导在南院简易棚，南北两院中间隔一条街。王春青穿梭于两院之间，向县领导汇报最新震情。大量的青龙县群测群防点和群众观察到的各种异常情况汇总到他那儿，并送到了领导手中。王春青同志的功劳当然不小，他做的工作比人们出于不同目的传说的要多得多。
但是王春青同志仅凭自己能够使得青龙县每一个村民都知道地震消息吗？能够防止青龙县也成为唐山和其他县那样的悲剧吗？如果他心急如焚地赶回来化尽心血向领导报告，领导却把它束之高阁呢？或者不过应付一下呢？或者拖拖沓沓呢？
在国家地震局里我们看到的不是这种情况吗？仅管汪成民同志和北京队、天津队等同志心急如焚，为了对付这些领导麻木的神经，汪成民同志还写了大字报，最后唐山大地震还是成了大悲剧，而不是比海城更辉煌的奇迹。国家地震局的职责还是专管地震的呢？县委书记冉广歧同志可不是专门管地震的。
关键要有一个党的一元化的领导，当然是能够执行党的正确路线的领导，而不是窃据党的名义的大党阀。冉广歧同志就是认真地执行毛主席的地震工作路线的好领导。所以说青龙奇迹的真正创造者是冉广歧，不是王春青。王春青同志也承认这一点。他说：“不知道当年冉书记咋想的，压力一准儿特大，要不咋连夜召开常委会呢。发布临震警报，震了好说，要是不震呢，咋跟上头交待，咋跟全县47万父老乡亲交待呀。”
王春青是有大功的，但他只是在自己的能力范围里，尽力地干了自己能够干的工作。
汪成民同志当然也是有大功的。中国会有一个县或者其他单位，创造出奇迹来，这得首先归功于汪成民，但这个奇迹在青龙不在其他地方不属于汪成民。他也只是在自己的能力范围里，尽力地干了自己能够干的工作。
参加唐山群测群防经验交流会的绝不是王春青一个人，参观二中、八中听了田金武同志讲话的也绝不是王春青一个人。这些人当然各种情况都有，会有人没有王春青同志那样负责，但是晚上的座谈会原本只有二十多个人，实际参加的却有六十多人，可见主动、认真、负责的还真不少。不知道这些人回去有多少人向领导作了报告，有多少人像王春青同志那样焦急和尽责，我们可以想见绝不会是王春青一个人，但青龙奇迹只有一个，没有第二个。
我们无意把除了青龙以外的领导一竿子都打死了，但可以相信，一定会有一些领导并不负责，把“本地的王春青”带来的警报束之高阁了。或者是个只管自己仕途的官僚，明明知道地震的威胁很大，却怕预报不准，承担破坏生产、扰乱人心的责任，不愿意为几十万父老乡亲的生命安全担风险。他们没有冉广歧同志那种不怕坐牢、不怕杀头、不怕老婆离婚的大无畏精神。也有一些领导或许有可以原谅之处，比如当“本地的王春青”报告情况时，总觉得国家地震局没有发布任何消息，汪成民同志不过是一个工作人员不能代表国家地震局，因此没有重视，或没有足够重视。这就是国家地震局的责任了。但是他们那儿有没有搞群测群防点，也是重要的因素。
许多人惋惜这次会议，认为如果在其他地方开，唐山大地震的结果或者就是另一个样子。理由就是，由于这次会议在唐山召开，所以当地的群测群防工作者晚上都回家了，没能参加这个“不代表国家地震局”的个人座谈会，不然唐山市将会有不少人参加并听到汪成民同志的讲话。那么唐山也就有可能像青龙县那样行动起来。而且唐山的与会者不是青龙那样只有王春青同志一个人，面对汪专家的告诫，会使他们加强联络，人多也会对唐山的领导形成强烈的呐喊声。这说法当然是有道理的，但我们难道不应该得出结论：查志远压制汪成民同志造成了多么严重的后果吗？如果不是他阻止汪成民同志在大会上发言，情况就是另一个样子了，就是让汪成民同志座谈会在白天开，也是好的。
青龙奇迹绝不是偶然的，张庆洲同志告诉我们，冉广歧同志从1974年开始就做了很多工作，还有他的极高尚的人品，这些因素只要少了一个，就没有青龙奇迹。
有人说青龙县是瞎猫碰上死耗子，冉广歧同志说他们心瞎眼也瞎。我们说这些人是心黑、嘴歪、手毒。
青龙奇迹绝不是偶然的，它源远流长。事情正得从1974年说起。
1974年冉广歧同志当上了青龙县委书记。正好遇到国务院1974年69号文件。那以前冉广歧同志连地震都没有听说过。
据冉广岐同志说：“我任青龙县委书记以后就总琢磨，京津唐渤张要闹大地震可不得了。我对地震一无所知，只知道要有地震。但为啥地震，地震怎么发生怎么预防，一点不知道哇。”
不知道就学。他说老人家有教导：“情况是在不断地变化，要使自己的思想适应新的情况，就得学习。”还说要“恭恭敬敬地学，老老实实地学，不懂就是不懂，不要装懂”。
他托人上科委上外地找资料。学了李四光的《地质力学》，板块学说，研究地震预报学。
冉广歧同志可尊敬的还不在于这次地震预报，还在于他是农业学大寨的先进典型，青龙的水利化建设居全国第4位，全县修了好多小水库。所以他研究地质和地震还有一个直接的原因，他说：“研究这个不光是为了对付地震，青龙要修小水库啊。我修的水库不能在断裂带上，漏水呀，怎么防渗，挖多深合适。”
不仅如此，他还认真按照毛主席的地震工作路线办事，走群众路线，群测群防，建了16个地震观测点。
如果不是认真学了地震和地质方面的知识，如果不是建立了群测群防点，仅仅靠王春青同志带来的汪成民同志的意见，是不可能创造青龙奇迹的。
不是说每个县委书记都要当地震专家。冉广歧同志也说：“政府官员不用学太深奥的理论，那是地震专家的事，但是起码的地震知识一定要掌握，你要对一方百姓负责！我觉得这是关键。”应该知道，冉广歧同志学得已经相当不少了，一般来说我们没有必要要求每一个县委书记都学得像他那么多，县委书记要管的事很多，如果每一方面都要学成专家，谁当得下来。但是接到国务院69号文件后，知道当地可能发生地震，至少得学到“科普级”吧！至少不能比大多数老百姓知道少。饱食终日、无所事事，做官当老爷是一种态度，对人民极端负责，努力学习又是一种态度。
正像冉广歧同志说的那样：“防灾备灾关键是政府官员，尤其是处在全球地震断裂带上的官员，他们应该学点地震学。我体会，学与不学不一样。我要是事先对地震一无所知，地球构造是什么，地应力是什么，地震是怎样形成的？什么也不知道，也就谈不上拍板决策了。说实话，就是掌握了一些地震知识，还难以决策呢。何况是不知道！盲人骑瞎马，早晚出事。”
他建立的群测群防点也在发挥工作。如果没有专家汪成民同志在群测群防会议上放风，没有王春青在二中、八中等地的参观学习，没有田金武等同志的经验介绍和预报，仅仅根据青龙县16个群测群防点的异常，也是不可能有青龙奇迹的。但仅仅有这些远远不够，因为汪成民同志虽然是专家，但没有权力代表国家地震局，国家地震局对这次大地震麻木不仁。换一个人就会说，国家地震局都没有明确预报，凭什么要我们相信一个小小的组长呢？至于二中和八中都是土八路，国家地震局的专家也不相信呢！
可是恰恰冉广歧同志是按照毛主席的地震工作路线做的。王春青同志在向他报告中也说了群测群防点的异常。他们就加强了观察。而且还发动群众捕捉地震前兆。不久更多的异常报了上来。
有个温泉的温度突然上升了，负责温泉的老人是地震观测员，及时上报了情况。冉广歧同志亲自去落实，结果属实。
有一口井，井水上升，冉广歧同志亲自蹲到井沿上，手拿着瓢就能舀水。说明地壳已经开始活动啦。
水库要是裂了可不是小事情，他不敢掉以轻心，又紧着奔他亲自领导修的水库。
他又发动群众观察，宏观现象都要上报。发现牲口不进圈，鸡不上窝，黄鼠狼搬家。这些工作好早就在进行了，也不等到王春青同志去开地震工作会议回来。
我们甚至可以认为：青龙县会有个王春青也决不是偶然的，他原来是个中学教师，1975年12月才调到县科委主管地震工作。他不是专家，总共才有八个月的地震工作经验，那时才22岁。他能够主管地震工作，并且极其认真负责，立下了极大的功勋，也可以说是强将手下无弱兵吧！
危险的信息频频传来：
气象局的地电微安表出格！
娄丈子中学地应力异常！
双山子中学土地电微安表出格！
7月27日，某泉水异常。平日清亮见底，那天却不断地往上翻白浆，水搅成了乳白色。平时趴在水底的黑虫子也浮上水面来回蹿动。地震监测员说，比海城地震前兆还邪乎！
青龙县中学地震研究小组发现黄鼠狼在白天乱跑。学校原定于7月28日召开的地震专题讨论会提前到7月27日举行。
…………
所以冉广歧同志能够在关键时刻拍板决不是偶然的。
完全可以说，青龙县的经验不是别的正是毛主席的地震工作路线。“在党的一元化领导下，以预防为主，专群结合，土洋结合，依靠广大群众，做好预报预防工作”
冉广歧同志为首的青龙县委就是发挥了党的一元化的领导，没有这个党的一元化领导就不会有青龙奇迹。整个青龙奇迹就是在冉广歧同志为首的县委领导下创造出来的。汪成民同志的座谈结合青龙县群测群防观察到的异常，这就是专群结合，而冉广歧同志首先就是群测群防的建设者，他紧紧地依靠广大群众，二年多来辛苦努力在1976年7月28日那天开花结果。
所以青龙县的成功，决不仅仅是汪成民同志的吹风。同样的吹风在其他地方并没有创造出奇迹来。青龙县也决不仅仅是“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
除此以外还需要一条，那就是作为青龙县第一把手，县委书记冉广歧同志的无私无畏。遇到事情私字当头，个人利益第一，患得患失，那也就不会有青龙奇迹。
地震预报工作本来就是要担风险的，尤其像县委书记那样的第一把手拍板更需要勇气。一旦预报失灵是要承担破坏生产、扰乱社会的罪责的。而冉广歧同志不失为一个共产党员，不是做官当老爷，不是整天只考虑自己的乌纱帽，而是关键时刻敢于站出来，不怕坐牢、不怕杀头、不怕老婆离婚。这和战场上共产党员到了关键时刻冲锋陷阵是同样要担风险的，甚至还有自己政治生命上的风险。一个战士在战场上牺牲了，仅仅丧失了生命，政治上还成了烈士。而冉广歧同志面临的却是一旦预报失灵，自己就可能在政治上成为罪人。六十年代“红旗渠”的建设者也是同样承担着政治风险创造了“人工天河”的。
冉广歧同志说：

　　说实话吧，我也有老婆孩子，也有自己的事业。我心里头一边是县委书记的乌纱帽，一边是47万人的生命，反反复复地掂哪。毛主席的话还真给我壮胆了，共产党员要具备“五不怕”啊，不怕杀头，不怕坐牢，不怕老婆离婚。

冉广歧同志又说：“当时我不拍板，全县不能动，是吧？”“谁让我是一把手呢。”看到这儿就不由得使我们想起了一句话：“谁叫他是毛泽东的儿子呢？”
冉书记拍板后，县常委会紧急行动作出决定：加强各级领导，建立防震指挥部，保持通讯线路24小时畅通。加强观测站，安排人员24小时值班，每天向防震指挥部报告，在防空洞内安装地震仪器。向群众广泛宣传预防地震的知识，要求各级领导、群众要随时警惕。1976年7月25日，近百名干部十万火急地奔向各自所在的公社。尽管青龙是山区，交通很不方便。但是他们或坐班车，或骑自行车，或翻山越岭地走，去跟死神争夺父老乡亲的生命。26日早8点，全县43个公社的干部按照县委的死命令，全部到岗，开始了震惊中外的临震总动员。
就这样青龙县在唐山大地震中47万人民没有一个伤亡。
没有共产党员的宽广襟怀，没有无私无畏的品质，就没有青龙县的奇迹。王春青同志极端认真负责，但是精神上和政治上受的压力却远没有冉广歧同志大。
相比之下，我们看看曾经是地质部矿产司司长的刘英勇，这类卑微小人是什么样的态度呢？唐山大地震在可以预报的情况下没能预报，而且事实上他们拒不执行毛主席的地震工作路线，压制了不同意见，鄙视群测群防，具有无可推卸的责任。可是却没有看到他一句自我批评的话，除了到处推卸责任，找替罪羊以外，其他就是钱钢在《唐山大地震》里说的：

　　那毕竟是寻找宝藏的事业。找到了矿，立刻会得到荣誉，找不到，谁也不会拿着手铐来找他。他后悔（注意！）一九六九年秋天答应老部长李四光的要求，出任中央地震工作小组办公室领导成员，以至后来出任国家地震局局长。起初他对这个职务还有几分珍视，一上任第一件大事是为地震局争得了一块国家部级单位的大牌子，和一个部一级才能有的大铜印。……他的确没有想到，当意想不到的灾难降临的时候，坐了轿车到国家领导人那儿去负荆请罪的，注定是他而不是别人。

他的贡献就是争地位。如果他当青龙县的县委书记，即使王春青是个水平很高的专家向他报告青龙县必然会有地震，需要他来拍板，青龙人民还是在劫难逃。在47万人民的生命安全和乌纱帽之间，他必然选择的是乌纱帽。
冉广歧同志不仅仅创造了青龙奇迹——看了他的事迹后，甚至我们会觉得他会做出这样的选择、创造这样的奇迹是题中应有的事。他两袖清风，青龙年产万两黄金。冉书记过手数不清，但从来就没给老婆弄两克打个戒指。他还是农业学大寨的先进分子。青龙县的水利建设当时居全国第四，他建设了不少水利工程。当时还正在召开农业学大寨会议。
农业学大寨早就被国内外的反动派攻击为极左了。如果是刘英勇领导一个县，我们不能指望他在农业学大寨上创造出什么成绩来。但是可以相信，农业学大寨会议他一定也会召开，当然那是应付。如果有了什么事情需要他负责而出了纰漏的话，那么在邓小平复辟上台大肆攻击大寨极左的时代，尽管他学大寨没有任何成绩，他也一定会说：“我的主要精力在于应付农业学大寨”就好像在地震工作上犯下了大罪后，他归罪于：“主要精力在于应付政治活动。我天天权衡：哪句话该说，哪句话不该说；哪个文件非我传达不可，哪个文件我可以推给另别人。”那样。
冉广歧同志认真学大寨并没有耽误了地震工作，而且可以说正好召开的农业学大寨会议，对于创造青龙奇迹起了很大积极作用。不然的话，把消息通知到每一个人，还没有那么方便。
冉广歧同志不但保住了青龙县47万人民，难能可贵的还是尽管他们没死人，但毕竟房倒屋塌，灾情十分严重，可是还心怀其他地方的人民，地震后不过五个小时，青龙县就派出了医疗队，后来青龙成了唐山的后方医院，接收的伤员最多。
7月28日下午4点，从唐山回来的人说，唐山是震中！尽管没有上级的命令，本着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精神。第二天他们就集中青龙所有的汽车，拉着食品迅速去唐山救灾。由于学过地震知识，冉广歧同志知道自来水管在地震中必然受到破坏，唐山准没水喝！所以还拉着水，真可谓雪中送炭。——灾民支援灾民。
还有一个医生董武，出差唐山，由于事先知道地震预报不但自己是幸存者，还救了一家人。逃生后还在唐山参加抢救伤员，以至于家人以为他遇难了。
张庆洲同志曾问冉书记：“您内心承受这么大的压力，给地委打一个电话，假若不震也是一条退路，这也是为官之道啊！”从冉广歧同志的回答看对于地委书记好像不大以为然，认为他是个官僚主义者。不过张庆洲同志说，冉广岐同志又告诉他：“唐山地委书记李悦农临死前大骂，看他妈的谁管地震，把他枪崩了！地委书记死不瞑目。”
唐山大地震以超过24万鲜活的生命为代价，永远载入了史册。而青龙满族自治县成功发布了临震预报，却使得全县47万人没有一个人死亡。
张庆洲同志非常正确地得出结论：

　　如果青龙真的成功预防了唐山大地震，反而会使唐山超过24万遇难者的亲属无法接受，会使有正义和良知的地震工作者悔恨不已，也会使不明真相的新闻机构感到震惊——假如唐山也和青龙一样公开预报了大地震。

由于长期劳累，地震后十几天，青龙人民的冉书记就倒下了，累瘫了。
张庆洲同志说，王春青应该成为青龙的英雄，可是他没有。其实冉广歧同志更是英雄。——谁在掌权？
是他们的事迹上面不知道吗？不是！绝对不是！那是有意识的抹煞！
早在1976年8月20日，河北省科委就发出地震群测群防简报，首次披露了青龙县成功预报唐山大地震这一令人深思的事实。张庆洲同志说：“我不知道简报出自何人之手、何人签发、发至什么范围，但我知道这份简报的分量。”确实要好好地去研究究竟是谁发了这份简报，有一点可以肯定，发这一简报的人一定不会是破坏唐山大地震预报的人，只有罪犯才会掩盖真相。1976年11月8日，国家地震局《地震工作简报》第17期，又比较详细地披露了青龙县成功地预报了唐山大地震。
就像汪成民同志从唐山回来后莫名其妙地成了替罪羊那样。不久以后简报就被回收了。冉广歧同志也莫名其妙地得到了警告，承德地委书记跟他说：“这个事我跟省委汇报了，就不要声张了。国家地震局7月14号在唐山召开了一个会，汪成民发出了地震信息。唐山砸了个烂酸梨，青龙却无一人伤亡。作为国家地震局不好说。”
偏偏冉广歧同志又是一个不喜欢王婆卖瓜，自卖自夸的。他说毛主席老人家有教导：“出了一点力就觉得了不起，喜欢自吹，生怕人家不知道。”你老吹自个做什么呀？
他把功劳归于党的地震路线，归于国务院1974年69号文件，归于周总理，归于李四光，这个事就压下了。
从此以后冉书记从不接受新闻媒体的采访。
尽管曾有朋友相劝，说他谢绝采访。张庆洲同志还是执意去了保定。但是冉书记儿子冉文彦还是告诉他，老爷子说我还是组织的人哩。——就这样，“组织”利用冉广歧同志的谦虚，达到了掩盖事实真相的目的。
在这一方面我们不能不批评冉广歧同志，尽管他确实是毛主席的一个好学生，但是毛主席的思想他还没有完全学到。在九届二中全会上毛主席说：“什么伟大的谦虚，在原则问题上我是从来不让步的。”也许冉广歧同志不知道，现在不是谦虚不谦虚的问题了，而是有人要掩盖事实真相，这是原则问题，不能不和他们作斗争。不能让他们永久掩盖事实以售其奸。
和张钦礼、焦裕禄一样冉广歧同志是优秀县委书记的典范。可是他们的英雄业绩都没有得到应有的承认。就在唐山大地震后不久，中国的政局发生了急剧的变化，褒之者说中国进入了改革开放时期，建国以来从未有过的好形势，贬之者说中国发生了资本主义复辟，是德国法西斯专政的年代。冉广歧同志得到了警告不许说出去，而焦裕禄被打成了极左，张钦礼同志更是不久就被投入了监狱，到了九十年代才放出来。不久前逝世。但是历史真相是不可能永久地被掩盖着的，人民也是不会永久沉默的，尤其不会忘怀的。张钦礼同志逝世时，兰考县十几万群众自发地为这个“劳改释放犯”召开了追悼会就是明证。
当张庆洲同志去青龙采访真实的奇迹时，所到之处的人们都不愿说得太深沉，尤其不愿留下自己的声音。他们说：“人家政府愿意不愿意，同意不同意呀！”看来除了他们的冉书记以外，他们对现在的“政府”并不相信，认为要掩盖真相，说出真相是危险的，“政府”不同意，触犯了“政府”是没有好果子吃的。张庆洲同志说：“青龙的山民很质朴，质朴中有点愚昧也有点可怜。不论说好说坏，都不敢涉及政府的事。其实，我有的时候也这样。”但是青龙的山民还是说出了不少真相，冉广歧同志在沉默了二十多年以后毕竟还是说出了不少真相。我们明白张庆洲同志说的是真话，也没有把所知道的真相全都说出来，但是他还是发出了警世之言，加上这一句大实话。我们不能过分地要求张庆洲同志，除了个人遭遇以外，更重要的是，如果他把全部真相都说出来了，那么就不会有去年的疏忽让他出版了。——尽管他并没有说出全部真相，他的书还是长期被封杀。
1977年冉广歧同志被调任望都县委第一书记。没有升官却被换了地方。很显然这是有意识地拔根。冉书记创造的奇迹在青龙，不让他在青龙县呆下去，让这一个青龙人民的好书记和青龙人民分割开来，以免人们动不动就想起了青龙奇迹。1978年8月冉广歧同志又改任保定市委副书记。由一个县的书记，成了一个市的副职，一切都是预谋的，好像没有贬，或许还升了，但实权显然大为削弱了。1983年8月16日又调任邢台政协副主席。不是他犯了错误却无故被贬了。1988年60岁回保定离休，在那个时候，许多官吏“发挥余热”，实际是“发挥余权”，而冉广歧同志却不能不要求离休。——这就是一个对人民作出了极大贡献的好书记的结果，但和张钦礼、焦裕禄等比起来，确实是“安全着陆”了。
对于破坏唐山大地震预报犯下了滔天大罪的人来说，冉广歧和青龙奇迹的存在实在很棘手。——不是我们习惯于把人心看得太坏，长期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我们实在太善良了，往往把有些人的心思看得和我们自己一样善良。最后却常常使我们发现上当。——我们敢于说，在那些人眼里，巴不得没有青龙奇迹，巴不得青龙县和唐山一样，47万人民也被覆盖在废墟之下，死他几万人，到时候唐山这个烂酸梨就好说了，就可以像梅世蓉对中央的最高决策者说的那样——“我们早就说过，唐山大地震是不可预报的嘛。”现在有了这个该死的青龙奇迹，就什么都不好说了，这就是他们拼命地捂盖子的根本原因。也是这个原因，1986年御用文人钱钢在他的《唐山大地震》中对这个青龙奇迹只字不提，就像不提群测群防那样。他能够不知道吗？他根本不可能不知道！ 1996年联合国科尔博士经过调查把青龙奇迹捅到国际上了，他才不能不提一笔，调子却很低，青龙奇迹的根本没有一字提出来。
出于不同心态，许多人对青龙奇迹和应该吸取的教训，抱的态度是“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这样的说法我们无论如何不能接受。如果按这个原则办，那么耿庆国同志和其他同志所作的失败的预报也必须大动干戈，让社会长期处于临震状态了。这样一来，今天这儿报警，紧急防震，人们都从屋里出来，搭起防震棚，明天那个地方报警，紧急防震，照这样人们还能正常生产和生活吗？社会经不起虚惊的损失，但是最大的损失还不在于直接的经济上和生活上，而在于天天喊“狼来了”结果狼不来，久而久之人们也就疲惫了、习惯了。那么以后即使有了百分之一百的把握，再发地震报警时人们还会相信吗？人们会说：“看来又是一次虚惊。”
所以这种态度是万万要不得的。这一说法也完全违背了青龙经验的根本。
反共极右派也都是这样说，他们只有政治需要，甚至提出：“宁可千次虚报，不可一次漏报”这样说完全是不负责任的行为。他们所以要采取这样的态度，那是他们出于反共的需要。而决不是真正关心唐山人民。如果对于青龙县的经验要抓根本，那就不能违背根本的事实——青龙县的经验不是别的，正是发挥了党的一元化的领导，不是别人正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的干部，一个毛主席的好学生创造的。还有大批的干部不辞辛劳配合。冉广岐同志在说话中处处引用毛主席的语录，他正是按照毛主席的教导做的。他执行了毛主席的地震工作路线，对周总理非常尊敬。他事到临头敢于不怕个人的安危，不怕坐牢、不怕杀头不怕老婆离婚。他还说，青龙无一伤亡固然使他欣慰，但最欣慰的是，老百姓奔走相告：听共产党的话，相信科学，没错！
这一些显然不是反共及右派需要的。于是他们就提出“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对共产党作出不负责任的指责。这是任何负责任的政府都不会采取的。他们还指责对于虚报地震，破坏了生产和人民生活进行处罚是“共产党的暴政”。
其实任何负责任的政府都不会允许人们随便地高喊：“狼来了”。虚报灾难不管出于什么样的动机都是要受处罚的。美国允许人们大喊“地震来了”吗？日本允许人们大喊“地震来了”吗？
现在西方国家正在大力“反恐”，但我们还是可以看到，对于人们虚报的“炸弹”，他们并没有以“宁可千次虚报，不可一次漏报”的态度来处置，而是要逮捕和坐牢的。
最稀罕的是有人竟然还把这和文化大革命联系起来。归罪于文化大革命。现在“彻底否定文化革命”已经二十多年了，难道就允许人们随便发地震警报吗？
许多人都说汪成民同志“越轨”，这不符合事实。汪成民同志没有越轨。作为一个地震工作的专家，他在地震工作会议上面对地震工作者，发表自己的意见有什么越轨可言？田金武同志不也作了唐山地震的预报吗？何况汪成民同志仅仅是在“不代表地震局”的座谈会上说，还说得十分策略。我们至多只能说汪成民同志“用足了政策”。
刘小汉教授说了很多很好的意见，将有专章来说。但是关于青龙县的经验他的有些观点我们不能够苟同。他说青龙经验“并不是完全成功的，采用的措施有些极端。当年青龙政府坚信要发生大地震，学校在操场上课，商店在外边卖货，这毕竟对社会经济影响太大。假如北京也这样，外国使馆人员都得出来，可了不得了。国家地震局为什么不推广青龙经验？恐怕这也是原因之一。大家都照青龙的经验办，上海三天两头搞防震，北京三天两头搬出去，国家怎么办？不可想象。”
这一说法值得商榷。归根结底是刘小汉教授对青龙经验的根本还不完全了解。他大概也以为青龙县仅仅是“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了。但实际情况并不是如此。
“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冉广歧同志也说过，但有条件的。他明确地说：“如果出现了微观异常，又出现了宏观异常，再加上专家们的警告，这就要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了。”
可以看到他有三个大前提。这三个前提不是别的，正是毛主席的地震工作路线。微观异常这要靠党的一元化领导重视和学习，大量的宏观异常要靠群测群防来获取，而专家们的警告，就是专群结合。青龙县正是在这三个条件具备时才决定处于临震状态的。
当汪成民同志座谈时不知有多少把握？耿庆国说他只有百分之二十的把握，黄相宁的地应力研究联合国给了33.1%的评介。那么汪成民同志作的预报也许只有30%或最多40%的把握。如果他有百分之一百的把握，也不会仅仅说最近要发生五级地震了。
但王春青同志参观了二中、八中，听了田金武同志的预报，百分比就又提高了一步，再加上青龙县的群测群防点的异常，把握就又大了。在报告了冉书记后，冉书记采取措施，广泛地收集地震前兆，让各群测群防点加强异常观察，到那个时候，对于地震发生的可能，他即使没有百分之一百的把握，也至少已经有了八分的把握了。刘小汉教授不是明确地说：“这个科学家说可能震，那个科学家说可能不震，综合起来大概是怎么样。今天发生地震的概率是30％，明天可能是40％，临震可能达到60％，宏观异常出来就80％了。”他也承认对青龙县来讲，宏观异常出现了很多，不震的概率已经很低了。
认真来说，在青龙县，地震预报不是汪成民同志做的，汪成民同志没有“越轨”，也不是王春青或其他同志做的，而是冉广歧同志做出的，80%的几率。
冉广歧同志说话非常有分寸，不能割裂开来。
如果北京当时也处于这种情况，那么当然也得预报，外国大使馆人员搬出来也是正常的。问题是北京没有召开群测群防会议，没有得到汪成民同志的预报，北京地震队又受了梅世蓉等人的压制，连耿庆国同志在言路闭塞，无法通过地震局的关卡时，直接通过新华社内参清样绕过地震局向上反映，也受到梅世蓉的指责：“胡闹，给我捅娄子。”现在不知道耿庆国同志报到那一级，看来没有报到吴德那儿。如果报到了吴德那儿，一般来说吴德就应该如下做：他的地位可以使他问国家地震局情况如何，然而又问北京队、问耿庆国为什么认为有大震，然而让北京地震办把北京群测群防点的情况汇总上来，让他们加强观察，把这个方面的情况汇总后，如果看到危险较大，就应该在群众中积极宣传防震知识，发动群众“瞪大眼睛抓地老虎”了，到了群众观察到的动物、水等异常大量出现时，那就不必犹豫了，立即进入临震状态，包括外国使馆人员就应该搬出来了。这也是80%的几率。
自然根据吴德所处的地位，还得先向中央报告。
我们不是说当“北京的王春青”向吴德报告有一位叫做汪成民的专家说有地震时，就应该不由分说立即让外国使馆人员搬出来。
至于国家地震局为什么不推广青龙经验？不是技术问题，而是隐瞒事实真相的需要，因为有关人士对于唐山大地震负有不可推卸的罪责，他们要掩盖自己的罪责。
当然我们坚决相信，世界上凡有人群的地方，总是有左中右之分，一万年以后还是这样。人上一百，五颜六色。任何再好的经验，再好的政策总会遇到歪嘴和尚念歪的。如果以后社会走向正常，唐山大地震预报的破坏者受到了应有的惩罚，毛主席的地震工作路线再次回来后，那么在推广青龙县的经验时，必然会出现那么一些人：他们决不肯像冉广歧同志那样认真学习地震和地质知识。也不愿意像他那样辛苦踏实地发动群众，建立群测群防点，他们歪曲青龙经验，见了风就是雨，稍有风吹草动就全民大动员，希翼遇到一个大地震，可以创造出一个某某奇迹来，作为自己功劳骗取“某某的冉广歧”那样的称号。结果地震没有发生，生产和人民生活受了影响，甚至出现了社会大混乱。到那时他们又会把一切归罪于学青龙经验，说：“冉广歧不是说过，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因此我们仅仅是在按青龙经验办事，我们没有责任。”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再以后社会又进入一个反动时期，他们又会第一个出来攻击青龙经验，攻击冉广歧同志。到那个时候他们会说：“我们早就说过，青龙县不过是瞎猫遇到了一个死耗子。岂能推广？”推广青龙经验也就会变成了极左，冉广歧同志也会受到中伤和否定。
大跃进中有共产风和浮夸风等五风，四清运动有桃源经验，文化大革命中不是别人正是走资派和保守派打击一大批保护一小撮，还把红卫兵运动歪曲为“扫四旧”运动和大串联运动，事后又是这些人把自己干下的罪恶归罪于大跃进、四清和文化大革命，然后“彻底否定”。
毛主席说过，一种倾向掩盖着另一种倾向，要他们不这样干是不可能的。歪嘴和尚会把经往各种方向念，不论我们想得到的方向还是我们想不到的方向，他们都会念出来。
现在的问题时是谁要有意地抹煞青龙经验。他们的来头真不小，居然把青龙奇迹捂了十九年，以至到联合国科尔博士到中国来作出调查后为止，才为国外知道。即使如此，当局还是低调处理，尽量不让中国的老百姓知道。冉广歧同志还是不能随便把青龙奇迹说出来。
我们不能不问：他们究竟是一些什么人？他们的权力实在不小呢，想必现在最高的当权者早就知道了吧，这一切却一直维持着，甚至越来越严。

hgy818 · 注册时间: 2007-09-13 帖子: 1298

◆被抹煞的开滦奇迹，又一个文革派的功绩

唐山大地震发生后，国外都说：“开滦完了”，但是开滦没有完。很快开滦就又出煤了。开滦所以很快恢复生产是由于突然而来的大地震中人员伤亡惊人地少。一万多工人只死了七个。不能说西方国家说：“开滦完了”完全没有根据，按照常例开滦确实完了。文化大革命起家的我国的地震工作，不过短短十年就创造了三个奇迹。一是海城奇迹，一是青龙奇迹，还有一个就是这开滦奇迹。这是现在国际上已经公认的奇迹。张震洲同志说：

　　开滦矿务局井下工人震亡仅万分之七，就很值得人们深思了。在中长期背景已经出现的地方怎样进行适度的防灾备灾，尽最大可能地减少生命财产损失，开滦创造的奇迹也许比青龙更有价值。

可现在竟然给人们造成了这样的印象，好像开滦的奇迹不是人们的努力所创造的，而是天然就应该有的，发生大地震时，人在地下的矿井里比在地面上要安全。“再有大地震就下井！”
这完全是误导的结果，是因为近三十年来我国的当权者竭力抹煞开滦奇迹造成的。抹煞者不会是文革派。唐山大地震不久，中国政局就发生剧变，毛主席逝世，邓小平复辟，文革派全都被打击排挤下去了。以至于开滦奇迹没有来得及总结，不过一开始对于开滦没有完，工人绝大部分获救还是有报道的，尽管没有“吹”，但还是被邓小平的拥护者和反共极右派以及一切反动派攻击为“吹牛”、“报喜不报忧”。
张庆洲同志告诉我们，开滦的奇迹决不是偶然的，人在地下的矿井中也决不比地上安全。事实上要危险得多。在地上人们被倒塌的房屋覆盖后，有的还可以自己爬出来，不能爬出来的还可以等待别人救援，虽然饥饿和干渴，他们还可以活上几天。而在地下，如果不是事先有周密的抗震防震措施并且落实的话，那么“一旦断电停风40分钟以上，地下水会像猛兽一样咆哮着淹没矿井，各种有害气体也会让人窒息，夺去人的脆弱生命。”
早在1974年唐山开滦煤矿在党委的一元化领导下，就制定了周密的抗震防震计划，并且全部得到了落实。在突然其来的大地震发生时，很快发挥了作用。电源供应中断，可是煤矿早就准备了柴油发电机，以至于尽管矿井受到了极大的破坏，地面上的许多设备完全破坏，靠电力运转的设备全部停转时，不久新鲜的空气送入了矿井，地下水也不断地抽走。地下的工人得以活了下来。地下一片漆黑，但在密如蛛网的地下坑道里早就做好了各种标记，使得工人们不至在地下迷路。得以很快地逃生。
张庆洲同志说：

　　唐山地震以后，新闻媒体发表了许多文章，其中描写开滦矿工战胜艰难险阻重返井上的篇章尤为震撼人心。张跃明的通讯《无私无畏的带头人》便是其中之一。文章介绍了开滦范各庄矿采煤一区副区长王同焕在井下临危不惧，带领一百三十多名矿工脱险的事迹。
　　7月28日凌晨，四周传来一阵轰隆隆的巨响，采面剧烈地晃动起来，顶板冒落，煤壁劈邦，电断风停，煤尘飞扬……他随即大喊一声：“地震了，赶快往外撤！”
　　不断抖动着的大巷里，由于断电，涌水不断上涨；由于断风，大家呼吸越来越感到困难。在他们找不到路的情况下，王同焕和班长费玉春两个人都气喘吁吁，浑身是汗，继续在半尺多深的涌水里奔跑。
　　“路标！路标！”两个人几乎同时叫起来。前面的巷壁上清楚地用粉笔画着“去风井”的大箭头，旁边还写着毛主席语录：“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王同焕他们顺着路标找到风井，胜利脱险。
　　“去风井”的箭头是谁画的？作者没有交待，路标只是通讯中的一个细节。

大家可以看到当时的处境是多么的危险，如果没有周密的抗震防震准备，工人们怎么可能脱险？可是文章不过简单地报道了一些情况，根本就没有“吹”——危难中怎么知道是发生了地震？怎么想到去风井的？工人们又怎么知道有路标？谁画的路标？为什么路标边正好会有鼓励士气的毛主席语录？都没有交代。
邓小平复辟后，这一切便不再提起。
如果事先没有周密计划，并且得到落实，不在工人中作了抗震防震的宣传，那会有那么多人脱险？一万多工人中竟然死亡只有七人！
唐山大地震给开滦造成的伤亡如此地少，当然离不开人们事先的周密计划。详情可见《唐山警世录》。
张庆洲同志给我们展示了三份正式的“开滦煤矿革命委员会文件”，（1975）开革震字281号和（1976）开革震字第17号，在抄送矿务局各厂矿和有关处室的同时，也呈报了国家地震局。开滦矿务局在唐山大地震前曾经做了大量的工作，根据国务院（1974）69号文件指示，本着“宁可千日不震，不可一日不防”，立足于有震、大震、早震的思想，始终把井下的防震抗震摆在首位，为发生突然其来的地震灾害时，井下万名矿工安全脱险制定了切实可行的措施。
首先层层成立防震抗震领导小组。为做到有震不乱，统一指挥，统一行动，建立24小时昼夜值班制，切实加强防震抗震工作的领导和指挥。明确规定建立健全各种抢险救灾组织，发挥现场干部领导作用。在防震抗震工作中，现场管理干部既是生产指挥者又是抗震指挥者，一旦地震发生，现场干部要根据灾情查清人数，有组织、有计划地按避灾路线迅速撤离受灾地点。
第二对群众加强宣传教育，牢固树立“地震是有预兆的，可以预测的，可以预防的”唯物主义观点，树立长期防震抗震思想，做到既不麻痹，又不惊慌。对要害部门职工，如电话员、调度员、大型绞车司机、水泵司机、变电站值班员、扇风机司机、井口上下信号工等进行纪律和革命英雄主义教育，一旦地震发生，以“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沉着，冷静，听从命令，服从指挥。
第三落实了技术措施。井下要加强采掘工作面的规格质量，加强矿井瓦斯管理，及时观测分析，发现异常现象及时上报。加强矿井排水能力。井上井下各排水设备要做到使用、配套、备用三完好。矿井各水仓要求保持低水位。为防万一停电水泵不能运行，经开滦防震领导小组批准，将工作人员全部撤到安全地带后方可按各矿制定的放水路线放水。还有加强矿井火灾预防，对各出口如马路、梯子间等要保证畅通无阻，并设指路标。此外各采掘开班组长以上的现场管理干部必须熟悉撤人路线，当好撤人向导。
井上部分规定，开滦各矿、厂、院校发出的警报命令，全部由开滦防震领导小组下达。警报时间连续长鸣十分钟。
开滦煤矿没有把措施停留在文字上，截至1975年2月4日海城地震以后近一年的时间里，开滦煤矿本着“宁可千日不震，不可一日不防”，立足于有震、大震、早震的思想，始终把井下的防震抗震工作摆在首位，为井下矿工能迅速脱险制定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防灾方法并付诸实施。
他们抽调了大批人力物力对井上井下的抗震能力进行了全面检查，并拨出专款进行加固和维修。根据1975年9月4日开滦煤矿革命委员会（1975）第646号文件规定：发电机房、变电站、井架、天桥、绞车机房、压风机房共64项，是生产系统关键部位的抗震必保项目，必须在1975、1976年内解决，初步计算共需134万元。与生产关系密切，人员比较集中和存有重要设备的建筑物的抗震工作，初步计算共需133万元。在工房、宿舍中，确实比较危险的部分，初步计算共需510万元。这些全都得到了落实。
各矿根据实际情况，结合矿井改扩建提出方案。为了预防地震发生后断电，井下人员能安全地撤到地面，各矿都已做好直通地表的撤人安全出口。为了防备地震时涌水和瓦斯爆炸，准备一定容量的柴油发电机以备供排水用电急需。
正是由于有了这一系列的措施，才有开滦的奇迹。
王同焕同志不就是这样，他在井下可以很快就判断出发生了地震，知道必须立即撤出而且知道该从那儿撤出。还有路标指导他们撤出。以至无一伤亡。
唐山大地震发生后，各级领导按照规定很快到岗。如唐山矿负责通风的一位科长，在大地还在震动的时候，顾不上亲人的安危，立即奔向他的岗位，指挥用人力代替电动绞车，不到一个小时打开了全部风门，矿井自然通风，结果地处极震区的唐山矿无一人伤亡。抢险队负责井下险情的排除。如在余震不断的情况下，范各庄矿抢险队迅速组织起来奔向正在开凿的竖井，他们将无法运转的电动稳车改成手摇稳车，拴上保险梯、保险带系下井，将27名工人从520米深的竖井中安全提升到地面，避免了停电淹井可能造成的人员死亡。按规定现场管理者即是抗震指挥者。如吕家坨矿革委会副主任贾邦友与一千多名职工，滞留在险象环生的地层深处。在撼人心魄的余震中走完十几里路，攀上一千多米的陡坡。这一千多人中，有一百多名机关干部，竟然还有四十几名女同志！在黑暗和恐怖中，谁也看不清谁，一千多人在并不宽敞的巷道里，犹如一条前不见头后不见尾缓缓蠕动的长龙。几百米深的竖井是矿工生还的惟一通道。铁梯子只能容一个人往上攀登。他们头上是暴雨般的淋水，脚下是不断摇动的大地。可他们既没有拥挤也没有嘈杂，只有贾邦友镇定自若的指挥。“女同志先上！”、“新工人上！”、“老工人上！”，然后才是干部，最后安全返回地面的就是这位副矿长贾邦友。
其实贾邦友同志也不是非自己最后一个退出不可。他的职责在于指挥全体人员安全撤出，一般来说如果有三分之二的人员安全撤出后，他自己就可以撤出了，那是不该受任何人指责的。正像我们没有理由要一支军队的最高指挥官在进攻前冲在第一位，撤出时走在最后那样。自然在他退出前必须指定一位负责的下级干部接替他，指挥其余三分之一人员撤出。可是他却把生的希望留给广大工人，把最大的危险留给自己。
就是这个原因，唐山大地震开滦煤矿才创造出一万多工人只死七人的奇迹。
作一个简单的对比，去年唐山的煤矿发生了矿难——那完全是人祸，却造成了九十人死亡，二十多人失踪的惨案。自从邓小平集团复辟以来，到处都是人为的矿难，大批工人遇难，比唐山大地震还厉害得多。去年唐山的矿难只是其中之一。仅这一起死亡就是唐山大地震的十几倍。使人触目心惊。张庆洲同志向开滦矿务局地震办公室主任王建功提出：“开滦矿务局投入这么多人力财力，研究地震又与出煤无关，成立时有难度吗？”在现在，资本家只知道自己赚钱，根本不顾工人的死活，所谓“国有矿山”在一小撮官僚把持下，也只关心自己升官发财。矿难死去的一批批工人，根本就不会使他们伤心。可是在那个时候，由于领导重视亲自挂帅，抗震防震工作到底周密地建立和落实了。
张庆洲同志要求王建功同志讲一下当时的情况。可是王建功面露难色，承认自己有看法，可是不能说。因为不但触及小人物还触及大人物。
——这并不奇怪，问题的关键正在于大人物。如果他们把工人的死活放在心上，现在就不会有那么多工人死于矿难，那时也不会有唐山大地震的预报被压制被破坏了。这是一些什么人呢？
按理来说，开滦煤矿创造了这一奇迹应该广泛地介绍他们的经验。这样，以后其他矿山也可以从他们的经验中得到受益，遇到天灾人祸可以减少伤亡。可自从邓小平复辟后这是绝对忌讳的，因为这是“吹”。张庆洲同志说：

唐山大地震过去将近三十年了，井下矿工绝处逢生靠的是什么？开滦矿务局创造的奇迹犹如一船宝藏，沉入大海深处，不知何年何月才能打捞上来。
开滦矿务局创造的井下奇迹绝非偶然，本不该沉默至今！

关键是：谁制定并且落实了这一周密的规划，或者说当时谁是唐山矿务局的领导，谁是开滦的党委书记？
这是必须隐瞒和忌讳的。因为作出这一伟业的是开滦党委书记肖寒，正是他领导制定这一周密的规划，成立防震抗震领导小组并且亲任组长。
后来肖寒当了煤炭工业部部长。钱钢已经透露，在唐山大地震发生，他立即赴开滦救灾抢险。可是钱钢尽管也写了开滦工人脱险的一些情节，对于这一规划却没有一个字透露给我们。他本不应该不知道，但是他不说。原因是唐山地震不久，肖寒就“出事”了，罪名“四人帮”。正是因为创造这个开滦奇迹的是文革派、批邓派，所以这个御用文人又是有意识地隐瞒。
张庆洲同志是从开滦地震办工程师马彩欣那儿采访到这一情况的。马彩欣同志说：“你写这个小心点！”据张庆洲同志说：“我说明采访目的以后，马彩欣女士看起来忧心忡忡。”马彩欣说：“唐山大地震以后，我直接参与了调查。很明显，唐山地震之前，开滦矿务局做了大量的工作。这是一个大功劳。地震后不久就粉碎‘四人帮’了，这又是‘文革’的功劳了，能说吗？当时，开滦矿务局地震领导小组组长是肖寒。这是人们回避的事，一直没人敢写。”
令人尊敬的是，张庆州尊重事实敢写，马彩欣同志也敢说。不仅有人证，张庆洲同志还找到了那三份红头子文件，这是最最强硬的铁证。如果说今天这一船宝藏还没有打捞上来的话，那么张庆洲同志已经潜入水下，向马彩欣、王建功等人处探出了宝藏的地点。
现在我们再来看，刘英勇一伙把自己的严重失职归罪于“批邓”和“四人帮”是多么地荒谬，多么地不值一驳！肖寒就是个文革派，就是批邓派，不但没有妨碍煤炭开采，当时全国都在学开滦。而且他不是一个地震工作者，他是煤矿的书记，却创造了开滦抗震防震的奇迹。当时开滦仅吕家坨矿就有一百多个干部在井下工作，遇到危险，他们把生还的希望首先给女同志、给工人，自己走在最后，贾邦友是革委会副主任也在险象环生的地层深处。我们早就说过：1976年批邓时，工人照样做工，农民照样种地，比别的年份还做得更好，为什么开滦的干部可以下井，而刘英勇一伙却可以把自己的罪责推到“运动”上。借用钱钢的一句话来说，这才是“政治化、情绪化的说法”。开滦的经验更进一步地告诉我们，决不允许任何人以批邓为破坏唐山大地震预报的罪犯开脱。
从刘英勇、查志远、梅世蓉等人的表现看，他们都是批邓的死硬反对者，都是胡克实的私党，国家地震局的大权就是掌握在这伙人手里，胡汉三罢官后他的班子还在。就是他们对人民犯下了绝大的罪行，就是他们杀害了唐山24万人民。当时他们死保邓小平、胡乱邦、李昌、胡汉三，后来邓小平复辟就投桃报李，将他们全都包庇了下来，还升了官。自然还存在着一个利害相关的问题，如果他们被送上了审判台，那么他们的后台老板能够安然无事吗？所以至今事实真相还被紧捂着，是非曲直还被颠倒着。
他们如此充当邓小平集团的私党，那么我们就有权利问，1976年当一伙反革命暴徒制造谣言，捏造总理遗嘱，在天安门广场制造反革命暴乱时他们有没有参加，就算没有直接参加，有没有有意散布反革命谣言？他们的态度究竟是什么？会什么都不干吗？
政治注定要破坏业务工作吗？那么他们作为邓小平集团的私党不也积极地投入政治活动了吗？只是另一种政治。究竟是批邓破坏了地震工作，还是他们那种政治活动破坏了地震工作？一直到现在，他们还是为了他们的政治对于死去的二十四万唐山人民漠然视之，对于地震预报的经验教训还是用谎言来歪曲，对于要求了解真相的人民还是在欺骗，对于透露事情真相的人士还是在迫害。

◆四川“奇迹”，揪出赵紫阳

目前在世界上，地震工作公认有三个奇迹，都是我们中国创造的，而且正是“十年浩劫”创造的。一个海城奇迹，直接地是辽宁省委创造的，一个开滦奇迹肖寒书记为首的矿务局党委创造的。这两个都是文革派、批邓派，后来都遭了殃。另一个青龙奇迹，首先是县委书记冉广歧同志创造的。冉广歧同志或许不是文革派，但绝对是毛主席的好学生，指导他思想和行动的正是毛泽东思想，说话中时不时地引用了“老人家”的话。他还绝对是一个学大寨的先进典型，一个百万黄金过手不贪一克的廉洁干部。他虽然没有遭殃，但也受到排斥以“安全着陆”告终。这三大奇迹的创造者都是共产党员，并且有广大干部协助。在他们上面是周总理，到处都可以看到周总理为我国地震工作付出的心血。而在周总理之上则是毛主席制订的地震工作路线。周总理和这三大奇迹的创造者都是毛主席地震工作路线的坚决执行者。
但凡事都有正反两个方面。在世界上还没有地震工作，人们还完全不了解地下的恶魔时，地震发生了就发生了，那是没有办法的。而在人们开始能够预报地震后，就可能出现应该预报却没能预报的现象。唐山大地震就是最典型的例子。这是人祸，或者说人为的天灾。自然人们对于地下恶魔的活动规律还认识不够，确实没能预报的事情还是不可避免。至今为止，气象预报已有一百多年历史了，还常常预报不准或不能预报。在人类历史上，什么事情都会发生。就是在地震得到预报后，也存在接下去怎样干，干得好不好的问题。好事也会变成坏事，也可能因人祸而走向反面。1976年的四川地震就是典型。
同样的事情，因为人们思想、组织和随后的工作会有不同的结果。突然其来的灾难下由于人的因素可能使社会大混乱，也会由于人的因素有开滦奇迹。当人们事先认识到灾难必然来临时，同样由于人的因素也会有从容应付几乎免除了损失和出现大混乱这样截然不同的两种情况。在人类历史上由于事先得知灾难即将来临，可人们犹如一盘散沙各自争相逃命，甚至自相践踏。结果灾害还没有到，已经损失惨重，这类记载并不少见。西方国家的大混乱片里，就描写了不少这样的人为灾难。抗战时期在南京保卫战中发生了大批中国士兵自相践踏的惨剧，长沙在日本鬼子的影子还没看到时，已经自己放火把长沙烧了——这都是国民党反动政府腐败的结果。
1976年除了上面所说的三大奇迹以外，四川省就创造了另一种“奇迹”。地震还没来，社会就大乱，后来地震来到时也没能把损失减少到应该达到的最低限度。——这样的“奇迹”也只有我们中国才能发生，因为至今只有我们中国才成功地预报了地震。凡事都是一分为二的，如果人类创造的奇迹都是好事的话，那这个世界也太不协调了。
四川的“奇迹”得归“功”于四川省委。1975年辽宁海城发布了地震预报，在辽宁省委领导下，人们有条不紊地抗震防震，做好了预报和疏散。青龙47万人在县委领导下有条不紊地从房内撤出，无一人伤亡。开滦在突然其来的大地震下，由于党委事先有周密计划，事发后干部迅速到岗，认真组织指挥，把生的希望首先留给群众，绝大多数人员安全撤出。如果说辽宁省委、开滦党委和青龙县委创造了正面的奇迹的话，那么四川省委就创造了地震预报后发生大混乱的“奇迹”。
应该说地震工作者是有重大功绩的，国家地震局早就把眼光放向了西边，东派认为华北仍会发生大地震，也没说西边就平安无事，四川的专业地震队也于五月份发出了地震即将来临的预报。由于这些预报，四川地震发生时伤亡还是很小的，但如果做一个比较就会发现，四川的松潘、平武地震人员损失率比辽宁海城和河北青龙县还是高得多。
1976年8月16日四川松潘、平武地震7.2级，比辽宁海城、营口7.3级略低，比唐山7.8级低得多。按理伤亡也应该低。
俗话说，不怕不识货，只怕货比货。
青龙县47万人民群众没有一个死伤，这或许是特例。辽南地震受灾人口八、九百万，仅仅死亡1328人，占人口总数的0.016%，重伤4292人，占人口总数的0.051%。现在另有一种说法，那时包括轻伤，辽南总计伤亡人数29579人，占人口总数的0.32%，其中死亡2041人，占总人口的0.02%。伤亡人员多为老、弱、病、残、儿童和不听指挥的人。
可是四川呢？
四川的松潘、平武地域辽阔，人口稀少，松潘8608平方公里，经过二十四年增殖，截止2000年末，全县总人口约6.75万人，1990年，64641人，那么1976年当更少。平武县是四川绵阳地区所辖的一个县。总面积5974平方公里，根据第五次人口普查总人口187799人。在这次地震中平武受灾11478户，45509人。震中在两县中间，加上南面较远的茂汶、北面较远的南坪两县波及区，受灾人口不到十万人。可是死亡41人，重伤156人，轻伤600余人，总计伤亡八百多人。比例显然比辽南高得多。
仅仅平武县，45509受灾人口中，死亡军民23人，重伤90人，轻伤477人，直接经济损失达数千万元人民币。可以算得死亡率为0.05%以上，是辽南的三倍多，重伤率是0.198%，是辽南的近四倍，总伤亡590人，伤亡率1.3%，是辽南的四倍。
这个比较还不算公平。由于没有经过大震，对地震波动现象辩别不清，辽南发生了一些由于缺乏经验而造成的伤亡。如六度区房屋基本没有倒塌，但震时应急避难不当，高门脸、女儿墙等塌落，砸死砸伤431人，其中死亡76人。震后三个月内，仅抗震棚火灾就达3142起，烧伤1000余人，死多人。以上占地震直接伤亡的30%左右。而四川是在有了辽南经验的基础上发生的。另外海城是东震，室外滴水成冰，就有一些人不相信、不远出屋造成伤亡，而松潘是夏震，夏天许多人不是地震也睡在户外。
还有，辽南不少房屋是预制板结构，最容易造成严重伤亡。而松潘、平武，县内山脉高耸,森林覆盖面积大。震中区在小河、叶塘、双河、虎牙、草原、黄羊、水晶、白马、土城一带。地震烈度八度，三次地震叠加为九度。极震区规模小，长半轴仅5公里，短半轴仅1.5公里，面积仅29平方公里。民用建筑物抗震性能良好，松潘县从1970年以来，就开始考虑建筑抗震问题。新建的房屋，大都按抗震规范设计，场址、地基较为坚实，再加上震区及其附近地区森林茂盛，木材丰富，绝大多数房屋为质量较好的穿枓木架结构，这类房屋在地震中经受住了考验。经济以农业或农牧业为主，工业经济欠发达。因此，相对于工业、交通、经济发达地区以及人口密度大的辽南地区来说，此次地震造成的损失本应该小得多。但绝对值是如此，相对的比例大大超出辽南。
还不仅如此。地震预报发出后，四川省人心浮动，农村不少地方群众大量杀猪杀鸡宰鸭，许多人大吃大喝，抢购商品，提取存款。简直就是一幅世界末日的景象。许多人逃离本地，到他们认为安全的地方躲避地震。还有不少职工也擅离工作岗位外出避震，工农业生产受到严重影响。而实际上地震还没有来，许多地方根本就不是灾区。
从六月开始，四川就出现了许多荒唐的自惊自扰现象。一有风吹草动，就草木皆兵地疑为地震的来临。在地震预报期间，地震谣言广为传播，什么“成都要发生7到8级地震，成都要变成大海”等等。一些谣言还伴随着荒诞无稽的说法和迷信活动,直接影响了社会治安。最典型的是，6月24日某厂生活区一锅炉放气，人们误认为是地震前的地声，一人喊叫，众人惊起，一片混乱，因楼梯狭窄及从窗口往下抛贵重物品，挤伤、砸伤数十人，另有三人跳楼，其中一人重伤，二人轻伤。也是这个月的下旬一天晚上，因风雨使火车站旅馆背后的警报器碰线鸣响，其他单位误以为是发布地震警报，也拉响自己的警报器，转瞬间惊扰了数万人，纷纷逃出户外。这些都发生在四川政治、经济中心，人口集中的川西平原，受影响地区还达到了川东。又如由于有人擅自泄露了地震会商会上有关“灌县是危险区的危险点”的估计，就有谣言说“灌县要下沉”，导致该县大批人员外逃躲震，使个人经济和工农业生产都遭到损失。成都要变成大海的谣言也使得不少成都人外逃。
邓小平复辟当局说，出现这些现象是因为地震预报期较长，前后约9个月，按公布短期预报算起，前后约3个月。
地震预报时间长应该是好事而不是坏事。辽南地震早在1974年6月国务院69号文件发布后就大大加强了群测群防工作，群众都知道辽南要发生大地震，为什么就没有发生这类大混乱？按照钱钢的说法也是一连串的“怎么不‘奇’呢？”辽宁省委责令渤海北部要立足有震、大震、早震、夜震，还要求广泛发动群众，“瞪大眼睛抓地老虎”。在省委布置下，从从容容地建立群测群防队伍，派人到邢台“学习取经”，演兵布阵，挽弓以待，早就准备决战一番。那么多人熟知并能运用从邢台传来的口诀：“小震闹，大震到，小震一多一少要报告。”海城地震前三天，当有感小震频频发生时。大震的紧急报告便纷至沓来！人民群众发现的其他地震前兆，也大量地送到了辽宁地震队和国家地震局。其中有动物异常近900起。地下水异常600处。群测群防站各种观测记录都有异常显示。一直到大震发生的当天上午，辽宁省革命委员会才向全省特别是鞍山、营口两市发出做好防震工作的电话通报。下午，海城、营口召开研究对策的防震会议。于是工厂停产，成千上万人撤到滴水成冰的屋外。广场上停满了装着药品和食物的救援车辆。医疗队整装待发。连拖拉机也开出了可能会倒塌的车棚。人们裹着大衣，大寒风里坐等地震的到来。有的地方正在放映电影，在地震前半个小时撤出。一切都是从从容容，好像已经知道地震将发生在几点几分那样。
梅世蓉等以海城发生大量小震，来断言唐山地震不能预报。可是如果换了四川，频频发生的小震想必又是一次次地引起一片大混乱，不伤人的有感小震在大混乱中造成了不少死伤。早在1974年12月22日，辽南海城北面七十多公里就发生了一次四点八级地震，那已经是破坏性的了，如果换了四川只怕早就跳楼的跳楼，拥挤的拥挤，外逃的外逃，后来每来一次小震就是一次大混乱，二月四日大地震还没到已经死伤累累。可是辽宁不但没出现大混乱，还敢于告诉大家，这次四点八级地震仅仅是前奏，更大的地震还在后面。
辽宁省并没有发生大混乱，而是充分利用了预警时间，为什么四川省地震前三个月发出警报就发生大混乱了。为什么四川省没有充分利用大自然特别优惠的时间，稳定人心，搞好群测群防。在领导、群众和专业地震工作者中，党的一元化领导是关键，四川省委罪责难逃！
现在当局又说是由于“唐山地震的影响，致使震前预报的社会效应较为突出，部分群众对地震恐慌，由此导致了一些社会混乱现象的发生。”
——这又是说谎，四川的大混乱早在六月份就发生了，那时唐山会发生大地震，全国大多数人民还蒙在鼓里，在国家地震局只有汪成民等为代表的在野派坚持华北的大地震威胁还没有过，不少地方地震队和群测群防队认为有地震，可是被国家地震局占统治地位的西派堵塞了言路，唐山人民都一无所知，哪可能会“影响”四川，造成了六月开始的大混乱？梅世蓉不是还用四川的大混乱，作为压制东派的借口？现在却用唐山大地震，来为四川的大混乱辩解，为四川省委开脱。
不是说唐山地震没有“影响”到四川，但那是以后的事，这在下面就会说到。这方面四川省委同样罪责难逃。
他们的另一理由是：“当时正值上有干扰，下有无政府主义思潮严重影响的社会背景”——一看就知道，又是把自己的罪责加罪于文革派，加罪于批邓。辽宁省委和开滦煤矿正是在文革派、批邓派领导下，为什么就没有大混乱？青龙县也没有大混乱，反而秩序井然。他们把责任归罪于下面的“无政府主义思潮严重”，可是我们要问？四川省委不是政府又是什么？他们说下面“无政府主义思潮严重”，无非是说群众不听他们。可是作为领导，为人民的、正确的观点大多数群众怎么会不听呢？辽宁群众没有不听省委的正确指挥，开滦工人听从矿务局党委的指挥。贾邦友同志指挥群众以次序先上，自己留在最后，这样的领导群众怎么不爱戴，他们的指挥怎么会不听呢？青龙县几百名干部不辞劳苦通知到每家每户，群众又怎么会不听呢？正是他们的模范行为鼓舞了广大群众，在群众中有了极大的威望。冉广岐同志不是说最欣慰的是，老百姓奔走相告：听共产党的话，相信科学，没错！
关键是四川省委要群众听的究竟是他们什么样的指挥？自己行为不端，在群众中自然不会有威信。无政府主义是对机会主义的惩罚，如果说四川确实存在严重的无政府主义的话，根子正在四川省委的机会主义上。
1976年8月16日晚上9点多，四川松潘、平武发生了大地震。这次地震可以说是成功预报的，因为它毕竟发生了；但也可以说预报并不很成功，由于没有认真利用大自然给的充分时间搞好群测群防，它的发生仍然带有突然性，以至损失比辽南高得多。地震发生前后四川省委没有组织好防震抗震抢险工作也是不可忽视的因素。
更重要的是，四川是一个大省，包括今重庆面积六十多万平方公里，松潘、平武的地震受灾区只占极小的一部分，可在整个四川，近亿人口都发生了严重的地震恐慌症，从而出现了惊慌、外逃、外迁、跳楼等，给社会生活带来严重影响。同时地震谣言四起，人心浮动，加剧了社会不安定状况，造成学校停课，商店停业，厂矿停产。许多地方一夕数惊，一旦有人喊：“地震了”，顿时逃跑的逃跑，拥挤的拥挤，跳楼的跳楼，不少地方没有地震，或者仅仅有一些震感，却造成了不少不应有的伤亡，这一方面的数字当时没有来得及统计，不久以后就长期被捂着没有公布。
问题的关键正在领导。
不少地方，8月16日晚上九点，群众感到发生了地震后，惊慌地逃了出来。大家都把希望寄托在当地的地方党委上，指望他们会很快在有线广播中通告群众，跟大家讲一下当地的震情，究竟当地是有感而无险还是有险。大家认为当地党委是一定会跟大家说的。可是广播一等不来、二等不来。终这次地震大恐慌，二十几天里广播一直不提。许多群众等不及了，就到当地地方党委机关去询问，得到的却是一番训斥，说：“我们这儿不过有感，又没有什么风险，你们惊扰什么？”可是这些群众进入机关时，亲眼看到机关大院里睡满了人，都是机关干部和他们的家属。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群众说，你们官吏要命，我们小百姓就不要命了吗？就这样四川近亿人口，在8月16日以后的二十多天里天天这样。这种情况终这次地震大恐慌而存在。消息飞快地流传着，有震感的地方是这样，没有震感的地方也是这样。上述这些社会混乱现象，给经济造成了巨大损失。以成都某机械厂为例，共损失734万元，其中停产损失产值650万元，工资60多万元，搭防震棚费用24万元。这种情况非常普遍。后来就把停产等损失归罪于“帮派”，其实不少“帮派”在地震问题上对他们是提出严厉指责的。
这些干部只会对群众滥发威风，却不做出一点带头和模范行为来。或者说，他们在各保自己的生命上，起了带头和模范作用。
四川的地震大恐慌正是四川省委和各地党委造成的，首先是四川省委。如果四川省委认真组织，并督促下属就不至于到了这个样子。他们历来最讲纪律，要广大群众守他们的纪律，包括他们瞒上欺下的纪律，但在这种问题上，纪律就都荡然无存了。我们可以相信，辽宁、开滦、青龙的干部虽然有不少人不辞辛劳和个人安危，认真地为人民服务，但绝不会每个干部都如此。有的人本来会带头自己逃命，但在坚强的领导、严格的纪律和监督下，也不能不为群众做有益的工作。本来8月16日地震发生后，四川各非灾区领导应该立即通过有线广播通告群众，当地只是有感区，或者连松潘地震的震感也不会有。希望广大群众不要慌张，各自回到家里安心睡觉。并且通知各级干部和机关办事员带头，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要带头，睡到家里去。书记和自己的家属首先得睡在家里，不得睡在露天。同时严令如果有干部睡在露天的一律严加惩办。群众看到干部带头睡到家里，人心自然安定，那就什么都不会发生。更不会出现跳楼之类的悲剧。就是有群众不安心到当地党委来询问，也得好言相告，不能滥施淫威，动不动就加以训斥。
更进一步地说，四川有地震原来也只有预计的破坏区有预报，其他有感区没人对广大群众说过，除了有人逃来避震外，一般群众根本不知道。所以到了地震发生时，就像突然其来，就特别恐慌。其实早就该跟群众说了。在六月就应该对群众说，四川要发生地震，我们这儿是有感区，没有危险，如地震发生大家不要惊慌。就是有不同风险的地方也得对大家做好抗震防震的宣传工作，告诉大家地震来临时该如何应付，见了异常要报告。可是四川没有认真做，尤其对于有感无险区更是一直瞒着。
刘小汉教授非常正确地说：

　　社会不安定的恐慌心理是怎么来的？在某种程度上来说，不是由于泄露震情造成的，而是由于政府对老百姓封闭、老百姓缺乏地震科学常识造成的。政府越封闭，老百姓就越恐慌。在这种情况下，流言蜚语就产生了。这些流言蜚语往往不是科学家的预测意见，而是在一些很奇怪的渠道里滋生出来的。

这好像专门对四川说的。
最最严重的是，四川还发生了情节极为恶劣，后果极为严重的安县仪昌乡红光村事件。
1976年8月26日晚11时左右，四川绵阳地区安县汉昌公社红光九队。在反动会道门“一步登天道”挑动下，全队近半数的人口，男女老少六十余人为乘坐所谓仙界“金船”，集体跳入当地一口大泉塘，造成了四十一人淹死的特大惨案。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曾将该事件拍为“内参片”。这是世界上罕见的因地震谣言而造成众多死亡的悲剧。仅这一次事件，死亡人数就和松潘地震造成的死亡相等。
酿成这起惨案的罪魁祸首叫黄官全，本不过是农村一普通青年，时年仅22岁。虽然从小游手好闲，但正式成为“神仙”却只有两个来月的时间。他的幕后黑手叫吴兴贵。1971年，当时的县革委人保组，破获了“一步登天道”，自称张天师的头目张自金入狱，专司掌管文印的“师伯”吴兴贵侥幸漏网。此人不思悔改，继续从事封建迷信活动。1976年6月前后，遇到地震预报，就又活跃起来，认识了黄官全，两人臭味相投，一拍即合。
6月18日，他俩窜进了“道友”李开元家。听说来了神仙，当天晚上全院子的男女老少都来看热闹。可黄官全“道行”不深，连简单的“过场”也不会，大家也就慢慢散了。吴兴贵看他骗不了人，就对他说：自己神道不高没人相信，愿意教他练功打坐，念咒求神。这样从第二天起，两人就躲在屋子里传授装神弄鬼的全套“功课”。吴兴贵又在乡邻中大肆吹捧黄官全是张天师派来的，很历害，并带头称黄官全为“上叔”。私下还教黄官全一定要装威风一点。不然唬不住人没人相信。
经过几天学习，黄官全迅速“成仙”出师了。进入76年8月份后，装神弄仙的表演逐渐骗得了红光九队信徒们的认同，其队伍也越来越大，这时候他开始向入道者散布天下就要大乱了的邪说。
8月5日，黄官全召集十四个新旧信徒开会，制造谣言胡说“昆明、甘孜发生地震，吉林下了石头雨，这些都是劫难再现，现在劫难己经轮到四川，四川要发生大地震，沉为汪洋大海。王母要下界收恶人，要想躲过这场灾难，只有抓紧时间练功，拜了我黄上叔，才能一步登天，到时候天师会派金船来接大家上宝山，七七四十九天后再还魂回到人间。不真心的上不了慈船，不能回西天躲地震避灾。”
松潘、平武地震后黄官全聚集了六十多人集会，经过连续四天迷信活动，8月26日午夜，黄官全把自己装扮成一个“仙童”，光着上身，两肩交系着红布，手拿一根牛尾巴做的拂尘，带着信徒们又唱又跳，并拿出所谓的“仙酒”让大家轮流喝，小孩则用“仙酒”拍头顶，据说喝了“仙酒”就可以一步登天成神仙。
十时左右，黄官全向众人讲：“神仙派船来接善人，慈船已到了泉塘，我们已被恶人发现，赶快泉塘上船。”“时辰已到，天门开了，金船正等着我们，冲呀！”
于是夜幕下61人提着马灯，扶老携幼，边走边唱着什么“十愁歌”，吼着“收恶渡善，打倒恶人，胜利上船”的口号，来到了半里外的那口大泉塘。
在黄官全带领下，举行了祭拜仪式。燃烧香蜡纸钱的火光映在水里，在被“仙酒”灌得迷迷糊糊的信徒们眼中看来，仿佛泉塘里真有艘什么“金船”。十一时许，黄官全带头跳了下去，他见有人还迟疑，便在塘里踩着水，假意做出划船的动作，大叫道：“快上船哟”。于是六十来人，一齐喊着：“船来了”，然后手挽手跳了下去。跳下去的人猛灌了几口冰凉的泉水，觉察到危险时，大部份已没法上岸了。不会水的死死拉着会水的，一齐沉了下去。只有少数单独跳水的，勉强浮到了塘边。
黄官全第一个下水也是第一个上岸，看到有少数人也在往上爬，他还叫这些人等一下，“金船”马上还要回来。
经过一番生死搏斗，二十个人重新回到了人间。这些人清醒后，见大事不好，全吓呆了，黄官全又趁机诱骗，胁持了六，七个男女企图逃之夭夭。三天后才被抓获。
27日凌晨，附近的人们赶来了。所有的人都永远忘不了眼前的惨像，六，七百平方米的塘面上，像树叶一样密密麻麻的漂浮着一层死尸，很多死者还是相互拉扯紧抱着，其垂死挣扎的模样让人惨不忍睹。死者被水灌胀的身体和泡得发白的肤色，看后让人几天吃不下饭。经过两天的打捞，共清理出四十一具尸体。经挨家挨户核对人数后，整理出了这场惨剧的结果：
参加这次集体跳塘的共计六十一人，死亡四十一人，其中男十七人，女二十四人，包括一名孕妇，尤其不堪的是竟有两家共十一人因此绝户。可悲的是有的人还是拿钱贿赂黄官全后才买到了上“金船”的权利。
1976年10月20日，安县法院对黄官全、吴兴贵进行了公开宣判。黄官全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吴兴贵判处死缓，实际服刑十九年半，现早已被释放。
使得人们百思不解的是，黄官全仅22岁，初识字，为啥就有那么大的能力把六十多人哄得心甘情愿地跳下了泉塘？这些人里面，甚至还有三名共产党员，包括一个干部。鬼闹了两个多月，闹得乌烟瘴气，当地的公社大队却无丝毫表示。包括当地一些部门官吏，都无人能够作出令人信服的回答。
众所周知，文化大革命严厉打击封建迷信，尤其严厉打击反动会道门，全国大多数地方连算命卜卦都已绝迹，为什么四川此时却还让黄官全、吴兴贵之流如此嚣张。
其实这个问题并不奇怪。
尽管黄官全、吴兴贵很快就得到了判决，但很快这一事件又被压了下去，只有少数人看到了“内参片”，对大多数人民仍然长期隐瞒着。一直到二十多年后当局忽然感到不能让李洪志再闹下去了，必须给他们一点颜色看看，此事才浮出了水面，知道的人也不多。他们的目的很明白，一则利用这件事说明打击李洪志的必要性，二则说明邪教不是复辟时期才有的，毛泽东时代也免不了。可是与李洪志比，黄官全、吴兴贵实在是小巫见大巫。李洪志不是得意了好多年吗？而他们不过闹腾了两个多月，仅收到61个信徒，而且在地震灾害制造了气氛的情况下，才取得这样的成果。而李洪志所收的信徒，据当局说二百多万，他们自称一千多万。
凡邪教都有共同的特点，那就是煽动世界末日的邪说，然而说只有信他们的邪教，跟他们走才可以逃脱劫难。如此以逞其奸。
1949年以前全国邪教盛行，最出名的便是“一贯道”，解放后经过打击很快就解决了，自此以后邪教便很难生存。邪教的存在有他的历史原因，大凡社会腐朽没落人民受难邪教就会猖獗起来。人民本来就在受苦，“世界末日论”就会有众多的人相信。一旦经过革命，社会清明，腐朽没落一扫而光，人民有了指望，邪教的根基也就拔掉了。解放以前国民党对一贯道也是要打击的，但老是打不下去。解放后国民党反动派被打倒，人民得到了解放，社会欣欣向荣，世界末日论失去了市场，这就是毛泽东时代邪教能够很快打下去并且很难生存的原因。邓小平复辟以后，人民重新落入到苦难之中，许多人感到没有出路，邪教就又盛行起来，不管他们怎样打击，总解决不了。
自然谁也不能说毛泽东时代绝对没有邪教，这是阶级斗争熄灭论，毛主席就首先不会同意。但邪教确实很少市场，因为人民群众并没有处于苦难之中，就是社会有困难，只要并不腐败，大多数干部、党员和广大群众同甘共苦，世界末日之说也没有什么市场。自然在无产阶级专政下，人民的敌人受到了专政，对他们来说确实世界到了末日，这就是邪教虽然很少市场，却还不能绝迹的原因。文化大革命打倒了刘少奇集团，对其他继续作恶不思悔改的人民敌人也再一次作了收拾，他们当然会认为世界到了末日。1975年我国经过了一段时期的大规模建设，社会已经非常疲劳，加上随着新的生产力大规模地建设起来了，一方面出现了一个新的强大的工人阶级。另一方面这一新的工人阶级还不成熟，同时一批新的走资派又出现了，压迫和剥削人民群众，一直还不能收拾他们——也就是说社会出现了新的矛盾。毛主席早就说过，一个矛盾解决了，新的矛盾就又会出现又需要解决。这一新的矛盾是文化革命以前不存在，或者只处于萌芽状态的。于是就有人认为是文化大革命带来的，文化大革命革错了。在这种情况下被文化大革命打倒的刘邓路线和一切反动派就会又一次地猖獗起来，企图恢复他们的天堂。他们把文化大革命给他们这一反动阶级带来的浩劫，说成是整个社会遇到了十年浩劫，把自己这个反动阶级的末日说成世界到了末日。为此他们必然要夸大其词，明明国民经济在文化大革命推动下经过了一次大发展，说成遇到了大破坏，明明科学事业如地震预报取得了巨大的进展，说成科学遇到了冬天。
在这种情况下，邪教就必然会乘机而起。频繁的地震灾害又助纣为虐。对于如四川红光九队的闹剧本来很容易避免的，那就是必须严加禁止世界末日的谣言。可当时宣扬世界末日的岂止是黄官全、吴兴贵两人。谣言攻势从文化大革命开始就从来没有断过，1975年更是盛行，1976年仍然大肆泛滥，中央坚决禁止各种反革命谣言，可是从上到下都有人抵制。四川省委就没有真正禁止过反革命谣言。世界末日的谣言首先就是邓小平集团那儿刮出来的，如果提出禁止这类谣言，打击对象首先就是邓小平集团的复辟阴谋。在他们看来文化大革命就是世界末日，当时的批邓就是世界末日，邓小平集团的灭亡就是世界的灭亡。1976年我国尽管遇到唐山大地震那样的严重天灾，农业还是丰收，创历史最高水平，工业还有微小的增长而不是下降。上半年工业形势之好是少有的，夏粮也得到了大丰收，唐山地震也只是使得国家财政发生不到30亿的赤字。可是邓小平复辟时却大肆造谣说我国的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
邓小平集团就是最大的世界末日鼓吹者，邓小平的所谓理论就是最大的邪教。在当时四川省委对于疯狂流行的谣言放任流行。我们能够要求邓小平集团禁止反动谣言吗？只要邓小平集团的谣言不得禁止，黄官全、吴兴贵的“一步登天道”也乘机在夹缝里取得了生存权。
有人在说到这一事件时这样说：

　　76年也的确是共和国历史上最为动乱的岁月，巨星陨落，时局混乱，自然灾害频繁，继唐山大地震后，省内各地又接连传来地震的消息。一个个的天灾人祸，似乎更为黄官全散布的“四川要沈为大海”的异端邪说提供了“佐证”。

从字面上看这一说法是完全正确的，关键是怎样理解“76年也的确是共和国历史上最为动乱的岁月”，如果是指邓小平集团急于上台，和其他反动派一起大肆散布反革命的谣言，制造反革命的暴乱，那就在实际内容上也完全正确的了。
邓小平上台并没有禁止封建迷信，反而更为盛行了。现在原红光大队的村委会驻地旁，就建了一座塑满了神像的小庙，庙前缭绕着香火。这在全国已经不算罕见了。
四川省委对于四川地震时期发生的“奇迹”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正是他们对于群测群防、抗震防震该干的不干，正是他们自己不带头执行中央的路线，也不约束下面的干部使他们像辽宁、开滦和青龙县的干部那样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在群众面前做出表率，正是他们放纵了各种政治谣言，从而也放纵了诸如黄官全、吴兴贵这样的小丑，以及“一步登天道”，在他们鬼闹了两个多月时，当地干部居然听之任之不加阻拦。
四川省委的负责人不是别人，正是邓小平的最主要党羽赵紫阳。赵紫阳就是四川“奇迹”的主要制造者。唐山大地震应该预报而没能预报，四川在预报下发生大混乱，这两者将和辽南、开滦以及青龙一齐永载史册。赵紫阳也因此将“名垂千古”。
俗话说，天下未乱蜀先乱，天下已治蜀后治。邓小平集团还没有在全国复辟，他们的急先锋赵紫阳已经篡夺了四川的大权。
话也要说过来，四川也不是历来一无是处，比如“一步登天道”早就受过严厉的打击，还有松潘县从1970年以来，就开始考虑建筑抗震问题。新建的房屋地震中经受住了考验。这无论如何也是一个不小的成绩，但是这与赵紫阳无关，因为那时他还没有到四川。
中央一套6月29日夜1：30在“剖析”唐山大地震漏报原因时说：

　　1976年5月，国家地震局关注的目光这在紧盯西南时，6月四川省地震局根据异常情况决定，发布了一份预报意见：在四川龙门山断裂以南地区，要发生5到6级地震。谁能想到这个预报意见，竟引得四川省内大乱，人们纷纷涌向其他城市，展开了规模浩大的逃地震。中央大怒认为是地震宣传工作不力，于是责成国家地震局出面解决。因此国家地震局分析预报室副主任梅世蓉带队于6月20日赶往四川。

众所周知，不是别人正是梅世蓉在自己不去北京队听取汇报让汪成民同志去时，要汪成民同志带去这样的意见：“四川北部为搞防震，已经闹得不可收拾了，京津唐地区再乱一下可怎么得了。北京是首都，预报要慎重！”汪成民同志自然不得不传话——尽管他自己有自己的观点，而且把北京队的意见带了回来。但当汪成民同志把北京队、天津队、北京地质大队等震情报告，焦急地对她汇报时。她却说：“四川比这还热闹也没发生地震，从测震角度看，华北问题不大。”
梅世蓉真的认为四川不会发生地震吗？她是西派的首领，怎么会这样认为呢？她不过是以此作为漠视华北震情，压制不同意见的一个借口。她说 “北京是首都，预报要慎重！”实际上已经包含下列意思在内了：华北是绝对不会发生大地震的，谁主张华北存在大地震的危险，谁就是不慎重，就是要在包括首都的京津唐地区制造大乱。“华北问题不大”不过是华北不会地震的代名词。
且不管四川“闹得不可收拾”是谁的责任，有一点应该肯定，如果确实知道北京将发生大地震，那么不管如何，预报是必须发的。梅世蓉口上说的是预报要慎重，实际上却是根本就不必预报，因为她认为根本就不会发生地震，这种观念根深蒂固到了这样的地步，以至于北京队一再要求她去听汇报，她根本就不想听，还若无其事地拖了又拖。
有人提出：

　　不过我想，媒体在这里显然打了马虎眼。中央只是一个机构，本身没有七情六欲，怎么可能大怒呢？如果说大怒，只能是某位中央领导，或者说一批中央领导人大怒。当时的中央，周总理去世，邓小平下台，毛泽东病重，叶剑英隐退，掌权的华国锋资历有限。能在台上兴风作浪的大都是四人帮及其同伙。

其实这正是中央电视台要达到的目的，把唐山大地震应该预报而没有预报归罪于“中央大怒”上。谁都知道邓小平已经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并给了留党察看的处分，叶剑英也已令退位，李先念也不受重视。在当时中央包括华国锋在内，掌权的都是文革派，中央电视台正是要把责任归罪于文革派。至于所谓的“能在台上兴风作浪的大都是四人帮及其同伙。”也正符合邓小平复辟集团的一贯说法。“四人帮”顾名思义不过四个人，可他们把凡是反对自己、赞成文化革命的一概都打成了“四人帮”。纪登奎、陈锡联、吴德、吴桂贤等就不用说了，连执行十月阴谋的汪东兴也被打下去了，华国锋虽然可耻地向他们投降，最后也被他们排挤掉了。陈永贵不是也受到了他们攻击和恶捉弄。实际上中央政治局委员的大多数都被作为“四人帮”受到了他们的排挤打击。现在又用“中央大怒”来再一次地加罪。反共极右派也趁机喧嚣起来。
“中央大怒”怒错了吗？我们上面提到的事情已经触目惊心，地震没来就一片大混乱，既破坏了生产又制造了不应有的死伤。仅仅两个小丑制造的惨剧造成的死亡就和死于地震的人数相等。遇到这种情况中央不该大怒吗？毫无疑义，当时中央的大怒是完全正确的、应该的，如果中央不大怒，还不知道四川会闹出什么事情来？
这一位还说：

　　三十年过后，大多数绝密档案都能曝光。建议把“中央大怒”的原话公之于众，没有必要再“为尊者讳”了吧。

这一说法简直太幼稚了。他们难道真的没有看出中央台说了个大谎？绝不是什么“打了马虎眼”。毛泽东主席去世了，当时中央有实权的人都被邓小平集团打下去了。邓小平复辟当局控制下的中央台会对他们手下留情“为尊者讳”吗？毛泽东主席都被打得粉碎了，什么样的污水都可以向他泼，何况其他人呢？
这位先生居然会看不出当时国家地震局绝不是中央大怒的主要对象，或许还不是对象。在四川大规模发生地震恐慌症时，调一批地震工作人员去做宣传是必要的，但中央大怒的主要对象应该是四川省委，而且很可能还点了赵紫阳的名。就算没有点名，只要提到四川也就等于点了他的名。不管我们对国家地震局里的胡克实、刘英勇等人如何地反感，有一点可以公正地说，四川省的大乱主要不是国家地震局的责任，甚至完全不是国家地震局的责任，而首先是四川省委的责任。在邓小平集团复辟当局还存在时，能够指望他们公布当时中央大怒的原话吗？这一公布不是暴露了他们的主要成员在四川犯下的罪恶了吗？而且这一罪恶也不是赵紫阳一个人犯下的，正是整个邓小平集团在地震工作上反对群众路线，反对群测群防，只图自己的私利造成的。更不能指望他们会像辽宁、开滦、青龙那样为人民敢于承担风险。他们为了自己复辟上台大肆制造谣言，放纵各种谣言，才造成了四川省的大乱。尽管邓小平在1989年已经把赵紫阳抛出来了，但1976年四川大乱是他们整个反动集团的罪责，真相一旦暴露，对这个集团中的任何人都没有好处。
邓小平集团控制下的中央台所以要提出“中央大怒”来，目的正是要把自己犯下的罪恶推到自己的政敌身上。可是他们和钱钢修改《唐山大地震》一样，又一次弄巧成拙。无意之中却引起了我们的注意和探索，从而把他们一手造成的四川“奇迹”揭示了出来。

◆唐山的群测群防

辽宁省委创造了海城奇迹，赵紫阳为首的四川省委创造了四川“奇迹”。那么河北呢？唐山大地震发生在河北，河北省委和唐山的干部有没有责任呢？应该指出四川事先得到国家地震局短期预报的，估计在提供了大量群测群防发现的异常下，辽宁也得到国家地震局的短期预报。而河北却没有。无论御用文人钱钢还是张庆洲同志都没有提到河北省委，对唐山的领导钱钢也不提，张庆洲同志倒是提了的。要了解这方面的问题我们掌握的材料还不能下结论。得看他们对待毛主席地震工作路线的态度，以及他们的抗震防震工作，而首先得看他们对群测群防的态度。
不过我们要注意了，和北京队、天津队比，河北的专业地震队工作做得最差。北京队、天津队和地质地震大队都做出了唐山地震的预报，除了听说有个贾云年以外，几乎没人提到河北队对唐山地震预报做了什么贡献。河北省地震局业务处处长侯立臣说，京津唐渤张这一大块地区，不完全是河北省管的。国家地震局专门成立了一个京津唐渤张协作组，由他们来管。所以，很多问题不完全清楚。这轻轻的一下就把责任问题推开了。以此说北京队真正是多管闲事了。
至于群测群防，钱钢更是对我们隐瞒着，只字不提，张庆洲同志给我们提供了大量的资料，说明唐山的群测群防工作还是取得很大的成绩，也指出了没有成功地发挥作用的原因。至少梅世蓉已经供认专群两条线。
他给我们提出了一连串的名字，以及他们采用的方法和取得的成果。详细情况可以读《唐山警世录》，这儿不多说。
他们是马希融、王建功、田金武、李伯齐、王书蔚、吕兴亚、侯世钧、吴宝刚、周萼、安继辉、姜义仓、杨友宸。这中间杨友宸是群龙之首。他是唐山群测群防的直接组织者。
众所周知我国的地震工作是和文化大革命同步开展起来的。1968年，地震地质科学家把唐山划进了地震危险区。唐山市地震办公室匆匆上马，杨友宸受命组建。开始是仨人，以后就剩了他一个人一部电话一间房。杨友宸想，组织上把人命关天的事交给咱，胡弄不行，就从零开始，一步一个脚印干起来了。他骑着自行车，在唐山市方圆几十里，每天跑百八十里地，跑有条件搞地震观测的基层单位。找那些头头说，磨破了嘴皮子也得说。大清早，包两个馒头夹点红糖就走，到谁家那儿要点水喝就算。经过几个年头辛劳，骑坏了自行车，先建立了四十多个地震观测点，后来扩大到八十五个。建立了遍布城乡纵横交错的唐山地震监测网。有唐山八中、二中、十中、自来水公司、电厂、钢铁公司、东八里庄、西八里庄、王撵庄、赵各庄、曹家口、常各庄、范各庄、殷各庄、洼里、新城子、供电局，供电局下属的变电站建了几个。开滦是大户，十几个矿厂竟然都建了。
说到杨友宸同志，又不能不提到1957年被打成右倾那段公案。反共极右派大做文章，许多无知的人们也把他和反右联系起来。但了解那段历史的人都知道杨友宸同志的遭遇和反右实在是两码事，那是彭德怀篡军夺权中打击异己的受害者。
杨友宸同志出身很苦，后来参加革命。1949年南下解放海南，在广东英德剿匪中立过大功。1953年抗美援朝过了江，任作战参谋，荣立三等功，参加过上甘岭战役。1955年进入中国颇有名气的军官摇篮，江西南昌步校。这是他一生中最辉煌的岁月。如果唐山大地震前夕不是张庆洲同志告诉我们的遭遇，他将再一次创造更大的辉煌。
1957年军队内的“批反苏”使他遭遇到人生的一次大曲折。反共极右派做出一付为他抱不平的样子，借此大肆攻击中国共产党，对于这个在朝鲜战场、在上甘岭痛打过他们的美国主子的英雄来说，对他们的廉价同情大概不会认可吧！既然他们在1957年军内“批反苏”上大做文章，我们也就不能不化相当篇幅澄清事实真相。
长期以来彭德怀就在党内进行了篡夺军权的活动，打击了很多同志，积怨甚深。尤其把矛头指向威望甚高，国内外公认的军事专家刘伯承同志。刘伯承曾任瑞金红校校长，长征时任红军大学校长，门生遍布全军。对军队建设起过历史性的作用，本人又善于带兵且战功卓著。正因为如此，彭德怀常常借机攻击一番。解放后不久刘伯承元帅尽管已经退避三舍，当了军校的校长，但彭德怀仍然不放过。1957年有个上校贴出一张大字报。反对苏军顾问机械地强求训练演习与苏军一致，主张不要照搬苏军条例。第一上将萧克未加反对，张宗逊表示过同样意见。彭德怀就借机在军内，尤其在军校内开展了“批反苏”。张宗逊历来是彭德怀的亲信就没事，萧克被认为是刘伯承的人，成了主要打击对象。在彭德怀的授意下，形成了对萧克和训练总监察部的围攻。由于赫鲁晓夫大力赞扬彭德怀，“批反苏”就又成了批反彭。这次“批反苏”矛头直指刘伯承，在军内打击异己以达到彭德怀篡夺军权的目的。杨友宸同志无疑就是这次“批反苏”的受害者。
彭德怀自己就是盲目照搬苏联的，可是到了第二年，1958年他又一反常态，成了最坚决的“反教条主义者”。关键还是为了打击刘伯承元帅。
起因是毛主席发现军校内只讲苏联的“十大打击”，不讲我们自己的经验。就对刘伯承和粟裕提出了批评，彭德怀以为时机又来到了，就借题发挥。毛主席原本和刘伯承是不同意见的争论，原则上不能妥协，但要从团结的愿望出发。可彭德怀却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刘伯承正生病住院，毛主席曾关照：“让刘伯承同志好好休息，可以不来参加会议作检讨，表示个态度就可以了。”彭德怀却逼着刘伯承检讨，甚至危言耸听地对毛主席说：“军队这样搞下去，不是你的，也不是我的了！”“蒋介石可是靠黄埔起家哟!”刘伯承为了省事就抱病检讨，检讨时受过伤的眼睛里老泪纵横，在场的军官无不动容，检讨完毕全体起立以热烈的掌声表示对刘帅的支持。
在此以前，我国军队内的总参谋长最最倒霉了，都逃不出彭德怀的打击。解放前一直是叶剑英当总参谋长，彭德怀就把打击矛头指向叶剑英。叶剑英知趣地退避三舍，保全了自己。接着徐向前当过一段时间因病退出由聂荣臻当。彭德怀又把矛头指向了聂荣臻。可聂荣臻自己行为不检点最后也不能不下台。原来粟裕定时要向毛主席报告军内情况，可聂荣臻却要他停止报告，由他决定。此时国防部长彭德怀在朝鲜打仗，大概聂荣臻以为由此可以控制军权了。毛主席发现后对聂作了严厉的批评，而粟裕作了自我批评得到了毛主席的表扬，并由粟裕担任了总参谋长，这样彭德怀又把矛头指向了粟裕，聂荣臻也因此对粟裕怀恨在心。
为了打击刘伯承，彭德怀又把五十年代初刘伯承起草的一个军事条例作为罪名。有个大校说这个条例是毛主席批准的，彭德怀自己也同意并参加了修改，这话一出口就大大地得罪了彭德怀。该大校被开除军籍，解送黑龙江劳改。杨友宸同志的命运比他好得多。
彭德怀通过反教条主义终于使得亲信黄克诚当了总参谋长。粟裕受到排斥，萧克被迫退伍，刘伯承退休。彭德怀在军内的权力运用达到了顶峰。
有位将军这样形容彭德怀：“目的变成了手段，以达到另一个目的的手段。至于手段本身原来是什么，没人在乎了。一旦手段转化成了目的，那么离一败涂地已经不远了。”——正是如此，政坛上这类事有史以来屡见不鲜，他自己不就是搞全盘苏化吗？连军服也非苏化不可。由于1957年“批反苏”目的是通过打击萧克而打击刘伯承，所以耐人寻味的是，贴大字报的上校最后居然倒没有事。有个老将军很无奈地说：“彭总这个人呐，他连朱总司令都看不起！”也有人形容他：“专横跋扈、心胸狭窄、目中无人、瑕疵必报”——这仅仅从个人的品质上来说。彭德怀真正目的还是为了篡夺军权。可就在他自以为稳掌了军权时，也为自己的最后垮台打下了基础。在将军中得罪的人太多了，虽然得到了总参谋长，却失去了人心。
可他还不知足，开始挑战国家的最高权力。接下去就是如何对付文官了，他把矛头指向了刘少奇、周总理、邓小平，以便架空毛主席，夺取最高权力。后来庐山会议上他如果说有什么“观点”的话，其实是来自陈云的，陈云也不支持他。文官中只有张闻天一个人和他合伙。
1959年他在莫斯科就宣布国内要发生匈牙利事件，只有苏联红军出兵才能解决，他准备回国后大干一场。可回国后并没有什么匈牙利事件，大干一场无从下手。但没想到庐山会议的召开和进展，使他认为遇到了一个好时机。他对张闻天说：“只要我们团结起来，苏联红军一出兵，就什么问题都解决了”。
这也首先得怪刘少奇、邓小平自己不争气。1958年大跃进他们大刮共产风和浮夸风等五风，毛主席召开了六次会议，发了三篇《党内通讯》力纠五风。这时彭德怀并没有任何突出的行为。庐山会议对五风进行了最后的打击，刘少奇、邓小平（因故未到场）的五风受到了严厉的批评，李先念、李富春、李井泉等受到了严肃的点名批评。本来会议已经达到目的要结束了，毛主席并没有要打倒刘少奇、邓小平，彭德怀却突然发现新的机会来临了。于是就有他的上书，毛主席当然知道他的目的，但没有发表任何意见，让大家讨论，自己请假。只是彭德怀的上书没有标题，就加了个标题《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不料这在后来成了刘少奇、邓小平推卸自己责任的主要理由。《意见书》原本就是中性名字，最最使得刘少奇、邓小平伤心的正是7月14日毛主席拿到上书后一言不发，而是让大家讨论，他自己一直到7月23日才出来表态，这时政治局里大局已经定了，他不过最后拍板而已。所以要把责任推到毛主席身上除了在“意见书”三个字上做文章外，竟然还找不到第四个字。一直到现在为止我们对于庐山会议这九天来的开会情况所知还几乎一片空白，谁究竟说了什么没有任何材料公布，总不可能因为毛主席请假就大家放假吧！文化大革命中说最先起来反对的是刘少奇和柯老，并透露了刘少奇的一句名言：“与其你篡党，不如我篡党”但没有公布详细发言。邓小平复辟后对刘少奇的发言只字不提，只提到柯老起来反对彭德怀，也没披露只字。原因不是别的，柯老在庐山会议上原本是做了充分准备最最坚决反“五风”的，这一事实任何人都不能否定。对于彭德怀的上书柯老事先没有任何准备，他是仓促上阵批彭的。他的讲话必然为浮夸风和共产风的鼓吹者刘邓所忌讳，所以除了说他坚决批彭外，没有一个字能够公布。
倒彭实际上是大多数人的主张。文官当然不甘心自己被打倒，武将们也一样。对他们来说，大跃进或者浮夸风、共产风都不是他们武将的事，最最重要的是专横跋扈、心胸狭窄、积怨甚深的彭德怀倒霉了，于是趁机群起而攻之，彭德怀就这样垮台了。周总理这样批评他：“十个元帅有九个对你有意见，十个大将有九个对你有意见”除他自己以外，没意见的只有他的亲信大将黄克诚。毛主席后来的讲话中也说：“反教条主义，为了顺你的意，我让他们一个提前休息，一个发了转业费，你彭德怀还不满意？”那以后粟裕和刘伯承的处境也得到了改善。毛主席说：“粟裕呀，你的事可不能怪我呀！”当然盲目学苏联还是错误的。
彭德怀的上书也并不是真的为了大跃进或者浮夸风、共产风。“目的变成了手段”“一旦手段转化成了目的，那么离一败涂地已经不远了。”毛主席问他，在此以前我开了六次会议，写了三封《党内通讯》，那个时候你为什么不讲。现在问题已经解决你才来上书。这话击中了他的要害，于是他就突然吐出了举世闻名的“操娘”，刘少奇说：“真不象话”。
刘少奇等人要对他进行更严厉的处分，毛主席只同意罢官。自然长期让这个野心勃勃的人当国防部长是危险的。彭德怀看到形势不妙，做了检讨，内容和邓小平一样，无非说对他的批判是“完全必要的，非常及时的，是对我的挽救，保证永不翻案，决不搞打击报复”。毛主席肯定了这份检讨，做了批语，要求传达下去，并且提出反右倾就此结束。这在时间上是1959年9月9日。可是一直受到抵制没有传达，反右倾也继续进行并且大大地扩大化了。所以那以后的“反右倾”与毛主席绝对无关，不少被打成右倾的人还由毛主席给他们平了反。
从张庆洲同志的文章中我们可以看到，1960年杨友宸同志的处境好像有了改善，不知是不是与彭德怀罢官有关。文化大革命中他重新得到启用1968年受命组建唐山市地震办公室。这是组织上第一次启用他，不幸的是还拖了个很长的尾巴“严重右倾只能用不能升”。尽管如此，他还是把一腔热血全倒出来了。
杨友宸同志的工作是艰苦的，但在当时的大气候下，也是得到各级组织支持的。如果没有支持就凭他一个人跑断了腿、磨破了嘴皮子也搞不起遍布城乡纵横交错的唐山地震监测网啊！不信？现在你去说说各级组织和各企业老板，看他们愿不愿意出人、出力、出钱、买仪器设备、提供房子，干这一不赚钱二不升官的事。
关于这方面的详细情况我们知道的还不多。但我们知道，人也给了，房也腾了，群测点也建立起来了，资金所需不多开始没人批得找财政局长，财政局长也给了。而反共极右派最乐意看到的就是把唐山地震监测网的建设说成是他一个人的功劳，这和为他被打成右倾鸣不平一样不怀好意。杨友宸同志想必也不会接受。
在他的努力下，就有前面一长串名字的优秀地震群测群防工作者以及对唐山地震的预报。他们的工作认真负责，采用的检测手段是多方面的这儿就不重复了。
张庆洲同志是这样描写他们的：“他们一旦得知故乡显现了大震的征兆，便不顾一切地捕捉地震的信息了。故乡不能毁灭，家不能毁灭，亲人的生命不能毁灭啊！他们捕捉到了临震的信息。……他们曾声嘶力竭地告急！这一切没有感动上苍。父老乡亲大都还在睡梦中，一场大毁灭席卷了整个唐山！他们从此沉默。新闻界也从此沉默。这是为什么？是因为唐山大地震是中国灾害史上不光彩的一页吗？假如唐山大地震预报成功了，新闻界会怎样呢？这不公平！他们是唐山人的骄傲。尽管他们不是哥白尼也不是海力布，只是一介草民。草民该做的他们做了，草民不该做的他们也做了。他们很优秀，优秀的事迹却沉埋了二十多年。”而且看来竭力捂盖子的当局巴不得将他们的优秀事迹永远沉埋下去。
关键是，他们努力的结果国家地震局是怎样对待的呢？
我们已经知道据梅世蓉说，他们辛苦劳动的成果她居然一件都不知道。从这儿就可以知道，他们根本就没有把群测群防的意见放在眼里。
许多人在网上都重复说着这样一件事。
1976年5月28日马家沟矿地测科、地震台的马希融发现地电阻率异常。他反复地仔细检查，结果仪器正常，线路无损，周围的环境也没有干扰。这表明近期要发生强烈地震！他夜以继日地观测计算，又与其他台站进行交流，并且注意了对地下水和动物变化的观察。于1976年7月6日正式向国家地震局、河北省地震局和开滦矿务局地震办公室作出短期将发生强震的紧急预报！
7月14日上午，国家地震局两名地震专家到达了发出紧急预报的地方。汪成民同志告诉我们其中一个叫钱复业。专家毫无理由地认为地电阻率下降是由于干扰引起的。双方的对话很干脆，钱复业根本不承认是异常，最后语带讽刺地说：“很好。以后我给你寄一些资料来，你好好学习学习吧。”
态度十分傲慢，言下之意你还嫩得很，显然看不起群测群防点。不过比文化大革命以前一些专家好像还是要好一些。那时的专家大抵不会来，就是偶然来了也早就拂袖而去了。而她却还能叫他“好好学习学习”。其实那些专家自己也不摸摸自己的底。我国地震工作是从1966年开始的，他们除了比马希融所处地位高以外，实在也没有什么值得骄傲的。马希融不就是没进国家地震局的门吗？真的要论水平谁知道谁就一定比谁高？事实证明他是正确的。张庆洲同志又告诉我们，以后他又多次预报地震成功，证明他的成功不是偶然！
这个专家在文化大革命中大概就叫做“资产阶级学术权威”。不过在文化革命中经过批判，资产阶级学术权威有的态度有了改变，做了一些好事。有的虽作了一些好事，邓小平复辟又旧病复发了。有的从来就没有长进过。
比如杂交水稻，现在大家都知道袁隆平。但当时袁隆平处境和马希融比也差不多。他早在1961年就形成了杂交水稻的理论。过了三年才得到杂志上发表的机会——这比现在要好一些，现在恐怕三十年也不一定给你发表。发表后没机会实践。直到1967年文化革命教改小分队才开始了杂交水稻的研究。1969年九大以后，文化大革命胜利结束。各行各业都大发展，科学技术也一样。报上发表了文章，《科学种田，越种越甜》。农业科技得到了国家的大力提倡。尤其是培育优良品种。这时杂交水稻被立为国家重点攻关项目。1971年研究有了一些眉目。可正在这时，也来了两个专家，不知是不是才解放的资产阶级学术权威？对袁隆平他们的研究不屑一顾，尽管袁隆平早就发现水稻杂交长的就是好，他们却一口咬定水稻是自我传粉的作物，不能杂交，就是培育了杂交水稻也没有杂种优势。不听解释就拂袖而去。
不过现在大家也只知道袁隆平。其实仅仅有个袁隆平是根本不可能有杂交水稻的。我国的原子弹、导弹、航天技术大家一开始不知道邓稼先等人，只知道聂荣臻、张爱萍等组织者，一直到毛主席周总理。杂交水稻相反，只知道专家袁隆平，不知道组织者。而现在航天更不一样，只知道杨利伟，既不知道专家也不知道组织者。其实我国的载人航天在1970年发射人造卫星后就得到毛主席批准了。苏联1957年发射人造卫星，四年后加加林上天。我们第一颗人造卫星比他们第一颗重一倍多，准备以比他们短的时间内上天。后来有人上书说，当时全国正处于大规模建设高潮，不和他们比这个，应该集中力量搞建设，得到了毛主席批准暂缓。1975年大建设已经有了眉目，人造卫星回收也成功了。毛主席就再次批准选拔航天员，准备到1980年，当三届人大宣布的四个现代化规划的第一阶段完满实现后，就同时庆祝载人航天。不幸的是毛主席逝世邓小平复辟，刚开始邓小平急急忙忙地透露了这一消息，作为他正在搞四个现代化的依据，闭口不谈他在江西时就准备载人航天的事实。后来一则财政严重危机，二则“彻底否定文化革命”。终于把我国第一批航天飞行员“彻底否定”了。真不知道杨利伟上天后他们是什么感想。正因为如此，现在我国载人航天既不说组织者也不说科技专家。同样杂交水稻没有人组织光靠袁隆平是不可能成功的。1973年三系配套还差一系，全国14个省市自治区1000多人开会攻关，这个会议不是袁隆平有能力组织的。会后当年就找到了第三系。1974年试验育种，1975试种得丰收，杂交水稻正式成功，1976年开始推广。组织杂交水稻攻关，召开这个会议的是什么人我们都可以想象了。正因为如此，我们只知道袁隆平而不知道组织者。运十飞机被“彻底否定”不就因为是“四人帮”搞的吗？
唐山大地震所以许多事情被捂着，原因更复杂，就是因为死了二十四万人。既要掩盖自己的罪行，又不能给文革派记功，如辽宁省委和肖寒。
钱复业是国家地震局分析预报室负责地电的专家！她的否定沉重地打击了马希融。但他更尊重科学。他夜以继日地继续严密监测，地电阻率的异常令人惊悸。终于他冒着一旦误报给自己必然带来的极大风险，为了千百万人民再次发出临震警报。1976年7月27日18点，拿起了电话向开滦矿务局地震办公室左继年作了强震临震预报。可是来不及了，九小时以后，大地震摧毁了整个唐山！
他痛苦，他愤怒，一度把怨气泄到汪成民同志身上，对着唐山人民检举汪成民是国家地震局的人，使他冤受了一顿饱打。汪成民同志没有怨他，还面对着张庆洲同志说了马希融同志的功绩。
钱复业回来总算作了汇报，这一点她没有失职。但是她说：“他那是异常吗？真要是异常，唐山不就彻底毁了吗？”梅世蓉不可能没听过她的汇报，可见她说群测群防点的结果都不知道完全是谎话。他们根本不想听，因此听得少才是事实。汪成民同志说：“事情复杂就复杂在这儿了，我的上头和下头都有人反对我的观点。”
后来钱复业来信给马希融，承认自己水平有限，辜负了人民的期望，对人民有罪。张庆洲同志相信这是地震专家真心的忏悔。我们却不能不保留。首先要看看她对汪成民同志的态度再说。汪成民同志在唐山回来后成了替罪羊，“上上下下一个口径”。这儿所说的下，包括钱复业吗？如果不包括，那么汪成民同志用词不够严格，不是完全地一个口径。如果包括，这是真心忏悔吗？第二也得看她在公开场合有没有作自我批评，如果仅仅对马希融认错，谁能保证不是为了更大的掩盖呢？我们希望钱复业能够真心忏悔，但是为此她必须面对着全体唐山人民，也面对着全国人民不仅仅作自我批评，而且要尽自己所知揭开唐山大地震未能预报的真相。揭开国家地震局内，谁是反对毛主席地震工作路线，反对群测群防、不搞百家争鸣、压制不同意见的罪魁祸首，以及其他一切罪人。不知道如果张庆洲同志采访她，她将怎样回答。
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即使钱复业有罪并且没有真心忏悔也不是主要罪人。她的性质是“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批判一下就可以了。她不是运动的重点，不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后者才是最大的罪人。
唐山二中田金武的地震三要素，唐山市自来水公司安继辉的水氡异常，这些查志远都知道，也都应该知道，可是这个主持群测群防会议的人没有把群测群防的结果放在心上。无怪乎有人要揪出这个走资派。也无怪乎一向与世无争的王书蔚批评“地震局根本就瞧不起这些群测点，不屑一顾，说什么土里巴叽的。他们挺洋气的还测不出来呢。”
乐亭县红卫中学地震科研小组的侯世钧，曾在1976年7月16日地区地震队和地区地震办公室上报有破坏性地震发生。并且郑重地加盖了“乐亭县红卫中学革命委员会”公章。他说：

　　唐山大地震从整个预报形势来看，如果落实了周总理专群结合的方针，也就是说地震专家和群测群防结合起来，中国地震界应该作出临震预报。
　　唐山地区的群测群防水平，当时在全国也是很高的，关键是有一批人层次比较高，大部分是大学本科毕业的老师。像吴宝刚、周萼夫妇毕业于北京大学物理系，他们都提出了唐山大地震的预报意见。可是，本该抓住的却没有抓住……遇难的死不瞑目，幸存的遗恨了这么多年。
　　我觉得临震预报还是要依靠专群结合。

姜义仓悲哀地说：地震专家们，在大地震之前来赵各庄地震台一趟多好啊！你们是不知道这里有这么多的异常，还是抽不出时间来？哪怕给我们一个公式也行！
张庆洲同志告诉我们：

　　大地震发生以后，赵各庄矿地震台抢救仪器设备的同时，也扒出了全部《地震知识》挂图。这些挂图凝聚着杨友宸的心血。二十多年过去了，联合国的官员们来时，都伸出了大拇指！
　　我们的“土”东西，老外们却很感兴趣。

他举例说明仅仅赵各庄矿地震台就有大量的联合国和外国的记者、专家参观、拍照和录像。数量之多使他无法全部摘录下来。

　　我们的土东西呀，本土的，浸着血泪的土东西！蓝眼珠黄头发的老外们，唐僧一样不远万里而来，就为一部真经。可是，在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多地震的国土上，有几人当回事了？我凝望着杨友宸的杰作终于明白了，唐山市地震监测网数以百计的地震工作者为什么怀念杨友宸；也似乎明白了，我在采访杨友宸的时候，老人为什么泣不成声！
　　二十多年了，人们不知道在这场大劫难之前，各种监测手段曾出现过许多的临震异常，而且不是震前一两天才出现的！比如赵各庄矿地震台从1975年11月中旬出现异常，1976年7月中旬结束，异常长达270天！

群测点的工作成绩是不可否定的，但是被国家地震局的权势者们否定了。而这又和当时的政治大气候有着无法扯断的联系。在社会上如飞蝗似地乱窜的谣言和国家地震局里的权势者是一样地反对并且大肆攻击群测群防的。
河北队唐山监测中心台的刘占武等同志和国家地震队就不是同一个样子，张庆洲同志说刘占武总有一种负罪感。但我们可以看到，他倒是认真工作的，汇集了各方面的情况，只是他们的动作慢了一步。这一些钱钢都没有说。我们必须原谅他们，胜败是兵家常事，不必过多自责。他们毕竟是一个小小的地区监测站，河北队比国家地震局小得多，他们又是河北队的下属机构，梅世蓉自称分析预报室是很小的机构，但是全国的地震信息都得在她那儿汇总，而唐山监测中心台只能汇总唐山的信息，他们自己的观测手段当然远远比不上国家地震局。他们手下只有七个专业地震台，对于昌黎的地电异常他们做过反复的观察，排除了一切可能的干扰，一直到1976年7月27日晚上6点多钟还很不放心准备第二天再会商，可是时间来不及了。我们知道他们尽职地向国家地震局报告了这一异常。我们不能据此对他们指责。各个群测群报点报上来的异常，如田金武、李伯齐、马希融、吕兴亚、侯世钧他们都讨论过，给予过指导。到过现场，向唐山地区地震办公室作过汇报。他胸怀坦白，坦率地承认他们都向他们做过报告，不像梅世蓉矢口否定。该做的工作他们都做了，另外他们的权力也太小了。如果国家地震局里手握大权的人，人人都像他们一样，唐山大地震就必然是另一个样子。
但现在还有一个问题，那就是在唐山、或许在河北省发生什么了？唐山的地震群测群防点是被国家地震局所瞧不起的，但他们还有一条路，那就是把情况先报给唐山市地震办公室杨友宸同志，由杨友宸汇总做出预报报给当地领导。由当地领导作出防震的决定。为什么这事也没能作好。
这就是大家都知道的杨友宸上五七干校的事。唐山的群测群防网群龙无首了。
首先我们要指出，群测群防点没有向上作出地震预报的义务，他们的职责是发现异常，向上报告，像上面所提的田金武、马希融等同志的工作已经大大超出他们的本职了。他们就是这样认真负责地工作着。一般来说仅仅根据一个群测点发现的异常是不能做出预报的，他们或者像田金武那样用了多种手段，或者像马希融那样做了认真长期的观察，或者和其他群测点联系做出了结果。正因为如此我们不能因为他们在唐山八十多个群测群防点总数中占少数，而责备其他的点。
地震发现异常的绝不仅仅上述那些单位和人，他们仅仅是工作成绩特别大而又受到国家地震局漠视的一些例子。大多数群测点都发生了异常，光地电仪就烧掉了几十个。还有其他异常，杨友宸同志说宏观异常能写一本书。这些我们就不多说了。这些信息汇总到杨友宸那儿，不但可以向上报，杨友宸同志也一定会向国家地震局，向河北队，向刘占武报的，而且自己也一定可以得出唐山大地震已经逼近的结论。即使国家地震局不理睬，刘占武同志也会得出结论来，从而加强了呐喊声。而且到了这个时候国家地震局不理睬，事后也容易追求他们的责任。
一般来说，这些地震观测点的职责是把自己观察到的异常向杨友宸同志报告，他们也一直在报，杨友宸同志一直密切地追踪着唐山的地震趋势。而且直接找到了唐山市委书记许家信作了汇报。
早在1976年初，中共唐山市委就主持召开了防震工作会议，通报了杨友宸和各群测点的研究成果，公布了唐山地震中短期预测，唐山市方圆50公里内，在1976年7、8月份或下半年的其他月份将有5—7级强震发生。各部门相继成立了防震工作领导小组，积极组织和推动了防震工作的深入开展。杨友宸白天跑各个监测台站，回来以后接各个点的电话。按市地震办的规定，每天18点以前报数据。市地震办分别按各种监测数据绘制动态图，然后向河北省地震局汇报。还经常跟沈阳、济南、天津等地地震局沟通情况。唐山地震监测网的信息渠道已经四通八达，畅通无阻！
许家信指示由副主任王耐林负责，立即召开地震工作紧急会议，各单位第一把手参加。杨友宸向几百名与会者通报了唐山地震形势：唐山在原有的发震背景中，又有新的发展变化。近日来发出地震预报的单位增多，频率很高，呼声很大。因此近期存在着强震的危险。临震预防工作刻不容缓，要抓紧组织实施。杨友宸发言结束，一阵沉寂过后，第一把手们悄悄议论开了。最后王耐林作指示：鉴于临震前兆和异常现象尚不明显，因此，紧急动员群众采取防震措施为时过早。但必须用临震姿态狠抓防震工作。要高度重视地震前兆的发展变化，发现宏观异常现象要及时上报，以便迅速采取相应的防震措施。
许家信的做法看来是无懈可击的。但张庆洲同志称他“圆滑”。我们确实不能对他做出任何指责，不能要求市委书记事必躬亲，让副主任立即召开地震工作紧急会议已经说得过去了，如果会没开好，造成的后果得由副主任负责了。不知道他问过王耐林没有。
至于王耐林的指示却与杨友宸正好唱反调，不知是在什么样的心态下做出的结论。另一方面却又说必须用临震姿态狠抓防震工作，也不知有什么具体措施还是应景。但是他又说：“要高度重视地震前兆的发展变化，发现宏观异常现象要及时上报”好像是把球踢回到杨友宸同志那儿了。杨友宸同志要求抓紧组织实施。他却不说组织上该采取什么措施。没他指示，杨友宸同志和唐山的群测群防网点也都是高度重视前兆并且上报的。紧急动员群众防震或许还过早，但像辽宁省委那样发动群众瞪大眼睛抓地老虎总还是可以的，在这时普及防地震常识也该提到日程上来了。为什么就不能对群众说，有地震危险但目前还不能做结论，要求群众一起加强宏观异常的观察并且随时上报呢？
最最不可思议的就是在这个时候让杨友宸同志去五·七干校了。
这儿不能不说一下，就是这一件事，使得反共极右派和邓小平分子大开了胃口，好像唐山大地震没有预报就是五·七干校的罪。那些人都是把进五·七干校作为受惩罚对待的。讲穿了那是一些官老爷和自认为贵族的人们，借题发挥，要求维持自己的贵族地位。在他们看来自己作为贵族是绝对不能和草民一样从事体力劳动的。其实毛主席的女儿李讷就进过五·七干校，八十年代她的儿子长大了，她还要送儿子上五·七干校呢！五·七干校是从文化革命以前提出的干部参加劳动演化来的，目的是要干部身不离劳动，心不离群众。并不是说干部犯了错误才得进五·七干校，所有的干部除老弱病残以外都得去五·七干校轮训。本身无可指责。应该承认有的人把自己进五·七干校当作受惩罚，作为贵族他们是干上一天的体力劳动都要作为一辈子的话把。另一方面他们也确实把五·七干校作为惩罚他人的手段。事实上七十年代我们在一些地方可以听到这样的话：“某某人因为和领导过不去，所以这次到五·七干校去了，大家要吸取教训。”说后往往还欲盖弥彰地补充一句：“当然五·七干校是锻炼干部的好地方”
不是说杨友宸同志不能去五·七干校，关键是：第一不能作为惩罚的手段。送他去五·七干校不就是因为他和军代表有什么过不去吗？其他罪名都是陪衬。比如：光拉车不看路。他执行毛主席的地震工作路线怎么能够说成不看路呢？说穿了所谓的不看路不就是不跟那个军代表亦步亦趋吗？第二不是个时候。毛主席提出干部参加劳动是有条件的，那就是一不废事、二不死人。他们让杨友宸同志在关键时刻去五七干校，一废了事，二死了人，而且死了二十四万人，这能说是无罪的吗？能把责任归罪于五·七干校吗？不要说去五·七干校，这个时候就是让他去地震学校深造也是犯罪，当然不能因此说地震学校不能办、不能去。当一支军队摆好了阵势，准备迎击进犯的敌军时，能够把主帅调到军事院校去深造吗？
杨友宸同志不是不可以去五·七干校。但是第一在这地震危险逼近，王耐林尚且指示必须用临震姿态狠抓防震工作时，绝对不能让地震办公室实际的也是唯一的挂帅人物离开岗位。第二就是地震危险不大时，让他去五·七干校，也必须安排好得力的人来接替他的工作。
实际所派的一个女教师不管事，另外的人尽管有他的反复叮嘱仍然当做了耳边风。他回来后从废墟中刨出资料所有的动态曲线图一律截止到1976年7月25日他走前。大震前异常最多的最关键两天，26日空白！27日空白！都是空白！群测群防主要是发现异常，这些异常必须经过杨友宸那样的挂帅人物来汇总，才能发现异常不是个别地点，不是其他原因，不是干扰，不能因为田金武等同志作了正确的预报就依赖像他那样特别优秀的群众性的地震测报员。挂帅人物一走，各群测点发现的异常就不能汇总，有人打电话到唐山地震办，跟那个女教师说不清，事情就拖下来了，后来才发现大多数群测点都发现了异常，可是那已经来不及了，二十四万条生命已经被地下的恶魔夺去了。
7月27日晚上安继辉就向杨友宸报告严重异常，接电话的正是那个女教师。安继辉想：有人组织分析分析就好了。唐山市地震办每周三会商，发现异常要立即上报，无论是谁值班，地震前兆异常还是要报！至于为什么安排杨友宸去干校，为什么调一个老师到地震办公室，那就是“权力”的事了。
大多数发现异常的点，只知道另外两三个点有异常，当然不能苛求他们发出预报。他们更没有这个权力。群测群防必须是一个网，而不是一些点。总之由于杨友宸同志走了，又没有派出得力负责的人接替，唐山的群测群防网被撕碎了，成了一些群龙无首的散点。这些散点再努力，也不能解决问题。侯世钧同志是一个优秀的群众测报员，他向唐山地区地震队刘占武他们白纸黑字发出了临震预报。准备负虚报的责任。唐山地区地震队开始不相信，来考察后也不安了。但他们也没有发预报的权力，必须向上汇报。但急性子遇到了慢郎中是没有办法的。面对天真可爱的孩子侯世钧同志再也受不了了，在课堂上宣读了地震预报意见。还通报了一些教师。不知他这一报告起了多大作用，救了多少人命。但这样做严重违纪，不能提倡。他知道。是谁把他逼到这一条路上去的呢？还有他的预报毕竟没有权威性，收到这一消息的家长都相信吗？
杨友宸同志恨透了通知他去干校的党支部代理书记李世信。这个人甚至敢于说：“这是组织决定，地震办的工作你甭管了！你甭负责！”他当然是传声筒，他背后是什么人呢？什么人这样大胆？看来这些人是杨友宸同志的顶头上司。什么时候他的直接领导变了？1968年让他搞地震，此时却不要他负责，以至于追踪了八年的唐山大地震临到发生前却让它跑掉了。难道他们不知道地震的厉害吗？
毫无疑问，李世信罪责难逃，谁给这个代理支部书记那么大的权利，可以漠视百万唐山人民的生命安全呢？那个军代表当然也跑不掉，这中间的纠葛看来得由杨友宸同志来揭发。
最使人恐怖的是地震发生后杨友宸同志冒着余震危险从废墟中刨出了地震资料发现一片空白，气得大骂，不久这些地震记录本和图纸资料就不翼而飞了！面对着如此严重的毁尸灭迹行为，三十年来居然还没有受到追查，张庆洲同志披露�

hgy818 · 注册时间: 2007-09-13 帖子: 1298

◆刘小汉教授的“老一套”

刘小汉教授提出了很好的意见。他的意见可以归纳为：

防灾备灾不能封闭型必须开放型
科学家、政府官员和群众充分交流信息，而不应政府、公众和科学家之间三堵墙。这需要行政管理者、科学家和社会公众在观念上有一个比较大的转变，尤其政府要有一个质的转变。
政府、公众和科学家三大群体，政府是关键，不在于国民素质的高低。如青龙县的行政领导，层层的关键岗位，每一层思想都很一致，让老百姓参加到防灾的具体行动中来。
无论多么及时地救灾也不如更好地防灾，而防灾的关键就是预报。
对于我们中国来说就是依靠群众。从社会学的角度来说，就是把公众的能量调动出来。政府应该把老百姓的积极性发挥出来，让他们参加到预报科学活动中来。
老百姓的能量是巨大的。如果引导得好，他们能取得的成就，比仅仅依靠政府或仅仅依靠科学家要大得多得多！地震前兆往往是通过老百姓来获得的。如果大家都有地震知识，就会积极主动地观察，如动物异常，动物的临震前兆异常是比较准确的，是非常有价值的宏观异常现象。
要重视土办法，像土地电、地应力等群测群防手段
等到宏观异常大量出现，不震的概率已经很低了。老百姓看得很清楚，狗、猫反常了，黄鼠狼搬家了，老鼠满街跑了，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不地震，老百姓也会很理解，绝对不会怨恨政府！
要向社会公众交底，让公众自己判断，公众参与了就有能力判断。让社会公众清楚自己生活在什么样的环境里，可能面临什么样的危险，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
对百姓封锁消息，政府突然发布临震警报，在这种情况下地震没有发生，老百姓才会怨恨政府。老百姓参与不参与防灾，心态是完全不一样的。行政管理者往往想不到这一层。
还要有政府和科学家的引导和建议。

以上这些现在联合国也已经有人认识到了。这些意见完全正确，但是它们不是别的，在我们中国早被人们嚼烂了，正是毛主席的地震工作路线，正是邓小平集团和反共极右派以及一切反动派攻击的“老一套”
毛主席路线的精髓就是群众路线，正像他说的：“共产党最基本的一条就是直接依靠广大人民群众。”
要依靠群众，但领导是关键。没有落后的群众，只有落后的领导。要在党的一元化领导之下。
科学家、政府官员和群众充分交流信息，而不应政府、公众和科学家之间三堵墙。——这不就是毛主席历来提倡的干部（领导）、群众和科技人员的三结合吗？也就是地震工作中在党的一元化领导下，专群结合。
毛主席路线不是主张以预防为主吗？要立足于有震、大震、早震、夜震。
要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让群众自己来教育自己、自己管理自己、自己解放自己。领导要走在群众的前面，但不能包办代替，不能压制群众，不能把群众当作群氓，不能把群众当作阿斗。相信群众是通情达理的，相信群众的智慧和力量，土洋结合，依靠广大群众，做好预报预防工作。
我们不知道刘小汉教授真的是以为自己有了新的发明创造，还是在现在这种政治气候下，曲折地表达毛泽东思想。
也许刘小汉教授是通过自己的艰苦劳动和探索才得出这一切的。但是这不是别的，他不过无意之中重新发现了毛主席早已运用得十分纯熟的思想。群众路线正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
解放以前毛主席在革命战争中发明了人民战争的理论。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和消灭了国民党反动派，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解放后他运用类似的思想建设祖国，把我国建成了一个初步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国家。在文化大革命以前，主要依靠群众运动，在我们这个一穷二白的国家里建立起独立的初具规模的工业体系。在文化大革命推动下又实现了三届人大宣布的四个现代化方案的第一步，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
他的管理工业的鞍钢宪法不就是“政治挂帅，党委领导，群众路线，两参一改三结合，大搞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
建设中他一贯提倡土洋结合、大中小结合、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甚至解决绝大多数人民的医疗问题，他也提倡赤脚医生和专业医生相结合，除四害讲卫生也大打人民战争。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他更是把亿万人民群众发动起来了，让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管理自己、自己解放自己。打倒了人民的敌人，从而把我国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把社会主义事业推进到一个全新的阶段。
刘小汉教授说：

这种信息并不是要么震要么不震。而是这个科学家说可能震，那个科学家说可能不震，综合起来大概是怎么样。今天发生地震的概率是30％，明天可能是40％，临震可能达到60％，宏观异常出来就80％了。社区公众关心自己的家乡，就会注意观察，采取备灾措施。
地震科学家预报了一个地震，根据临震预报停工放假人们都去躲避地震，这对政治经济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公众搬出去一个礼拜了不震，过了十天半月的还不震，你科学家说这是怎么回事？大都采取这种极端化的措施。就没有类似天气预报降水概率50％或是30％那种概率预报。

我们可以看到在对待唐山大地震的预报问题上，不管是当初的国家地震局的老爷和自命不凡的专家，不管是御用文人钱钢还是中央电视台乃至现在的当局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对唐山大地震要么就封锁，要么就预报，好像除此以外就没有别的选择。谁如果谴责他们破坏了唐山大地震的预报，他们就拿出种种理由来说明当时预报的条件还没有成熟。今天突然感到捞到了一颗重磅炮弹的反共极右派们其实也是这样，他们纯然出于政治需要，要求一发现一些异常就立即发出地震预报。甚至极不负责地提出“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宁可错报千次，不可漏报一次”。他们的话千万不能信，尤其不能做，如果依了他们，那就国家大乱了，到那时他们决不会对自己造成的结果负责，反而要生出一些新的理由来作为进一步的反共炮弹。
二十四万条生命也不能唤起丝毫内疚的梅世蓉之流、御用文人钱钢、中央电视台、现在的当局还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拼命地掩盖抹煞唐山大地震可以预报的事实，对于做出预报的群测群防点和北京队、天津队、地质地震大队和汪成民同志尽量地抹煞他们的成绩，甚至痛恨青龙县奇迹的存在。
我们早就说过，事情根本就没有必要走这样两个极端。海城地震是做了预报的，广播一遍遍地告诫人们从屋子里走出来，到滴水成冰的露天里来避震，但在这以前，辽南人民早就得到招呼了，存在地震危险，要大家睁大眼睛捕捉地老虎。正是在广大群众的参与下，大量的地震前兆汇总到了领导和专家的手里，才有把握地发出了正式的预报。
关键是相信群众依靠群众，还是只相信自己和专家。他们总宣称如果让群众知道了真相，就会发生大混乱。
相信群众并不等于简单地把地震消息告诉群众就算了事。赵紫阳的四川“奇迹”，所以会发生大混乱并不是搞了开放性的防灾备灾，而正是在“要么就封锁，要么就预报，除此以外没有别的选择”中走了后一条路，唐山的灾难则是走了前一条。唐山和四川正是这种两个极端政策的两个例子。四川的群众并没有在四川省委的领导下真正地参与进去。一方面没有向社会公众真正交底，在地震可能的破坏区只是简单地向群众宣布地震预报就了事，没有组织群众瞪大眼睛抓地老虎，没有认真对群众宣传抗震防震知识，没有认真组织和安抚群众做好抗震防震工作，在这儿领导没有起到关键的作用。而其他有感区和无感区，则什么都不对群众说，光会训斥群众。为首的领导就必须认真为人民服务，干部队伍必须作人民群众的表率，在为首领导以身作则下，对干部队伍必须严格要求，用严格的纪律约束，使得他们在地震发生前积极地组织群众预报地震和抗震，发生后，要不顾自己安危组织群众抢险救灾。四川“奇迹”正是由于干部没有做出表率来。到了关键时刻自己首先怕死，就在群众中造成了思想混乱。尽管你说的“本地仅仅有感无险”都是真话，群众也不相信了。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群众看着干部，而干部的行动是无声的引导，或者引导到好的方面，或者引导到了大混乱之中。
张庆洲同志是完全赞同刘小汉同志意见的，现在在网上有个说法，据说张庆洲同志认为：“宁可错报一千次，不可漏报一次”对此不能相信，这很可能是捂盖子的当局或者反共极右派的造谣。在张庆洲同志的《唐山警世录》里我们不但根本看不到这一说法。而且张庆洲和刘小汉教授的意见很明白，是要公众参与，决不是在要么封锁，要么预报两个极端之间选择。

◆科技战线上的法西斯专政

胡乱邦、李昌等人是最最反对在科技部门提出无产阶级专政了。他们的总后台邓小平自然也不例外。
如：李昌在物理所的一次动员大会上说：“科技战线不要提无产阶级专政，科学不能专政，不能把文化教育等上层建筑的口号套到科技界来。”
1975年8月6日与黑龙江科委的谈话中说：“对资产阶级实行无产阶级专政这个口号是对的，当时在科技界怎么样？要不要提，我看不要提。”
前面说“是对的”是陪衬，真正的文章在“但是”后面。
其实他们岂止在科技部门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他们是要用法西斯专政来代替无产阶级专政。
这种专政在复辟以前已经存在了。在1976年尽管邓小平、胡乱邦、李昌和胡汉三都受到批判，被罢了官，但是资产阶级专政还存在着，而且有着相当的力量。
毛主席说过三分天下有其二。列宁说，建立没有资本家的资产阶级国家。什么是国家？国家是镇压被统治阶级的工具，国家就是专政，对被统治阶级的专政。因此在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以后，资产阶级国家不但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而且资产阶级专政也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正像毛主席说的：“总有一部分人受压。”小人物不喜欢掌权的大官们的压迫，就要革命。
在国家地震局里刘英勇、查志远、梅世蓉等人，压迫着广大的群测群防工作者，马希融不是在地震的废墟上把母亲的血衣拿出来，哭诉唐山地震前他有预报，被国家地震局压制了。就是北京队、天津队、地质地震大队还不是受压制的？整个东派都受压制，他们用行政手段排斥学术上的不同意见。在唐山的群测群防经验交流会上作为分析预报室京津组的组长连发言权也被剥夺了。就在大地震迫在眉睫的时候，汪成民尝到了“官大一级压死人”的个中滋味。为了百万唐山人民的生命安全，汪成民不得不决定在自己的权力范围内“越轨”。
唐山大地震发生后，他们不做反省，反而当汪成民同志去唐山几个月后回来，成了替罪羊，把种种莫须有的罪名加到他的头上，弄得他家破妻离，面临坐监狱，再脆弱一点就要发疯要自杀，这不是道道地地的资产阶级专政、法西斯专政？可是汪成民同志顽强地活下来了，这需要多大的勇气！终于有机会对张庆洲同志说出了事实真相，并且使我们有机会看到。
邓小平集团借口不能对科学技术专政，来反对在科技战线实行无产阶级专政。谁要对科学专政了？不是别人，对科学专政的正是他们自己。西派对东派的压制不是对科学的专政又是什么？就和李森科一样，他们是一批学阀，一批学术上的霸王，利用手中的权力压制不同意见，他们指责群测群防水平低不科学，也压制东派，对上封锁东派的意见，那才是道道地地的对科学专政。梅世蓉就是对科学专政的杰出代表。
如果说毛主席在世时他们已经通过这种资产阶级专政、法西斯专政制造了一起本可避免的大悲剧的话，唐山大地震发生后不久，我国的政治局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他们就更肆意妄为了。
唐山大地震预报的真相长期被捂着。功臣们受到不同程度的打击。开滦的肖寒和辽宁省委就不必说了，冉广歧同志也被禁口，他立了那么大的功劳不但没有表彰和嘉奖，没有得到应有的重用，相反不久就调出青龙县。后来又被贬官，他能安全着落实在是很大的幸运。我们已经知道张庆洲同志到哪儿都看到，不管是罪人还是功臣，乃至普通群众，都不大愿意说话，许多群众显然有顾忌。
使得张庆洲同志去查访的是一个电话，一个神秘的电话，告诉他去找杨友宸同志，电话的声音都是压低了的，显然怕被打击报复。
张庆洲同志到青龙县，青龙的山民不论说好说坏，都不敢涉及政府的事。
披露青龙县成功预报唐山大地震的两份简报，后来就被收回了。
张庆洲同志要求王建功同志讲当时的情况。王建功面露难色，承认自己有看法，可是不能说。因为不但触及小人物还触及大人物。
小汉先生很机敏也很健谈，但是谈到中国的土办法下马时却很吃力，吞吞吐吐似有许多难言之隐。
张庆洲同志就开滦奇迹去采访马彩欣同志。马彩欣告诫他：“你写这个小心点！唐山地震之前，开滦矿务局做了大量的工作。这是一个大功劳。地震后不久就粉碎‘四人帮’了，这又是‘文革’的功劳了，能说吗？当时，开滦矿务局地震领导小组组长是肖寒。这是人们回避的事，一直没人敢写。”
张庆洲同志问：如果我将咱们的谈话公之于众将如何。汪成民同志回答道：“我意识到可能会给我带来一点麻烦。但是共产党员的党性，科学家的良心告诉我，实事求是讲真话，才能无愧于党和祖国，才能对得起唐山人民，才能促进地震工作健康发展，避免唐山悲剧的重演！”
据说汪成民同志不是党员，但我们总是觉得他才是真正的共产党员。
张庆洲同志说：

　　我为我自己悲哀。随着本调查的采写不断深入，我越来越感到自己走进了雷区，前后左右都要照着点。几乎所有的被采访对象，都提出尽量少涉及具体的人。梅教授说，唐山地震都过去二十多年了，你成书的时候，能回避的就回避吧？我答应七旬老人要求的同时，不再年轻的心骤然苍老了许多。
　　唐山大地震犹如一座冷酷的冰山，人们所能看到的只是海平面以上的八分之一，海平面以下的八分之七呢？
　　唐山震后时间不长，一名记者来到了乐亭红卫中学。侯世钧跟他谈了很长时间。记者说，这些事不可能见报，但是作为青少年开展科技活动，有可能写一写也不一定能发表。记者说，没法说！还真没见报。
　　黄相宁的叙述很艰难，似有难言之隐。我的写作也很艰难，很多有价值的东西只能省略。读者阅读时也许也很艰难，文中有些地方叙述得“不明白”。

我们能够体谅张庆洲同志的处境，如果他什么都直言不讳的话，那么根本就不能有一丝机会出版，我们也只好从御用文人钱钢哪儿得到一些官方愿意给我们提供的信息了。当然没有不透风的墙，如果说几千年来封建史家颠倒黑白的历史中，我们可以看出一些反动封建统治和农民革命的真相的话，在御用文人的文章中也足以看到一些真相，而且越涂越黑。钱钢没想到他的再版弄巧成拙，反而暴露了刘英勇、查志远、梅世蓉和张魁三，也暴露了胡汉三。邓小平集团把持的中央电视台本想中伤当时的党中央，反把赵紫阳在四川创造的“奇迹”暴露了。
现在真正的罪犯还活得好好的，有的人还很滋润，如梅世蓉不久就升了官，当了分析预报室的主任。有的人如胡汉三、刘英勇已经寿终正寝。而张庆洲所写的《唐山警世录》却被当局列为禁书。这部禁书的作者张庆洲由此受到当局打压，失去工作、居无定所。张庆洲说：“这是罔顾历史，应该正视这段历史。”
一直到现在传播这本书，并且对唐山大地震提出疑问的人都知道受到了严重的压制。当局还在拼命地捂盖子，谁要揭这个盖子谁就有罪。
这一些不是资产阶级专政又是什么？不是法西斯专政又是什么？

◆邓小平的复辟和群测群防的终结，中国地震科学的没落

唐山地震以后，按理应该好好地总结经验教训，群测群防取得了巨大成果是不争的事实，国家地震局把群测群防打入了另册，而唐山一个小小的党支部代理书记，可以不顾百万人民的安危，把群测群报网的统帅调走而又不调入得力的干部继任，从而使得唐山大地震造成了巨大的无可挽回的损失。可是不久毛泽东主席逝世，中国政局发生了根本的变化，邓小平复辟。唐山大地震当天晚上追究责任的四个政治局委员全都被打击排斥。连不久就背叛文化革命的华国锋也不例外。追究唐山大地震责任的工作就搁置下来了。
汪成民同志回来后，真正的罪犯不于追查，汪成民同志倒成了替罪羊。群测群防工作也不但没有加强，反而被否定了。
刘小汉教授和张庆洲同志的谈话里就说到：

国家地震局……对一些比较“土”的经验类预报方法，他们就顾不上管也不大相信。在他们做决策的时候，一般不大考虑土办法，像土地电、地应力等群测群防手段，在唐山大地震以后就相继下马，任其自生自灭了。
国际地震界一些科学家认为中国“预防为主，专群结合，土洋结合，依靠广大群众，做好预测预报工作”的宝贵经验，我们自己却大大咧咧地扔掉了。今天扔一点明天扔一点，一直扔得联合国全球计划项目心疼了，拨出款项来资助地应力等土办法能够继续研究。
在70年代，中国是提倡群测群防的，并取得了很大的成果。……后来呢，就慢慢地不提倡群测群防了。

土办法下马了。总之在邓小平复辟以后群测群防和土办法都和文化大革命一起被“彻底否定”了。从那以后群测群防确实不提了，也看不到了，群测群防点几乎都被撤销了。一切群众性的科研活动都停了下来。连农村的四级农科网都撕碎了，其他防灾工作都停了下来。比如以前让农民用高炮和土火箭防冰雹，高炮不见了，土火箭也不见了，以前尽管已经很少有蝗虫了，但各地每年群众性的治蝗工作都一直在进行，复辟以后也停了下来，现在许多地方发生了严重的蝗灾。连血吸虫病也卷土重来了。
侯世钧同志是坚决主张专群结合和群测群防的。邓小平复辟后他还在坚持地震预报工作。可是1983年他从乐亭红卫中学调走，临走交待了一个留校的学生，一定要把地震监测坚持下去啊！可1989年回去发现那间原来摆满监测仪器的小屋，早已人去楼空。他抱怨说：“我们国家对专业地震部门很重视，跟其他国家和地区相比，投入的财力也比较多。但是这些年群测群防不知为什么不提了。唐山大地震前临震信息那么多，今后还会再看到吗？唐山地区近百个测报点，都有不同程度的异常，那时一分钱也不给还长年坚持，每天测三遍风雨无阻。”
地震界老专家如黄相宁、耿庆国等人，由80年代开始多番上书国家地震局，要求重视人才、保留群众观测站，但得到的回音却是：“地震预报仍需长期研究、探索和不断积累经验，这是几十年甚至是几代人的事。”
有人悲哀地说：“中国地震界原本可创造另一人类奇迹，将地震预报发展成天气预报一样。但是，今日的地震界却面临人才凋零、后继无人的困境，当年曾成功预测到唐山地震的各种‘土’办法，全部被摒弃。地震界老专家痛心地说：‘这些都没了，没了对付地震的武器，那地震还能报吗？报不了啦！唐山的悲剧肯定还会重演。’”
这些观测站及土办法，在唐山地震后都遭国家地震局的排斥，被指责为“无科学根据、技术不成熟”，文化大革命建设起来的遍布全国的1000多个群众观测站目前只剩下1%。1976年成功预测出唐山地震的乐亭观测站，虽获保留却已名存实亡，变成行政机关，多一个衙门好多一批贪官。
没有什么可以说的，反对毛主席的地震工作路线，破坏群测群防的正是邓小平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
唐山大地震之前，胡克实正被揭批，这被刘英勇等人作为推卸唐山大地震没有预报的责任的根据。似乎只要他在就可以避免悲剧发生。耿庆国同志为自己被国家地震局向上封锁而着急。不得已直接通过新华社内参清样绕过地震局向上反映。受到梅世蓉的指责，说：“胡闹，给我捅娄子。”到1979年他问这个胡汉三，胡汉三对耿庆国同志说，只要打一个电话报告给国务院值班室就可以了。
作事后诸葛亮总是容易的。张庆洲同志也许不知道，但钱钢在1996年再版的《唐山大地震》中已经告诉我们了。1976年7月12日被罢官以后，胡汉三并没有离开国家地震局。唐山大地震发生后，他在防震棚里，传接电话，贴信封，发震情。这就是说他一直还在国家地震局里。那么对于国家地震局里发生的一切他都应该知道。他应该知道梅世蓉对北京队的汇报一拖再拖最后没有去，应该知道那轰动了整个国家地震局的汪成民同志的大字报。他也应该知道刘英勇、查志远、张魁三、梅世蓉等根本就排斥汪成民等东派的意见。就是对于7月27日上午的会议他虽然不是参加者，也有可能知道。毕竟汪成民同志是在办公室门口拦住刘英勇要求汇报的。更进一步，作为在国家地震局已经工作了两年多的最高领导，地震局存在东派和西派之争，西派掌权而且一贯压制东派，他会不知道吗？该年六月他还没有罢官时梅世蓉就扬言要撤销国务院1974年69号文件，他会不知道吗？如果他真的都不知道，那么他这个官罢了也一点都不冤枉，最最起码他就是一个糊涂官。
他对群测群防究竟是什么态度呢？如果他一贯坚决执行的，那么尽管已经罢官，对国家地震局排斥群测群防他应该不赞成，应该支持汪成民等同志提出的立即发动群众，抓地震前兆，也就是辽宁省委说的：“瞪大眼睛抓地老虎。”如果他是主张百家争鸣的，那么他应该反对梅世蓉等人一家独霸，堵住言路，阻隔上听，帮助汪成民等同志把消息通到上面去。
他虽然已经罢官，但既然知道可以给国务院值班室打一个电话，即使自己不能打，为什么当时不跟汪成民等同志打个招呼？不仅如此，他的社会联系总还存在，他跟中央的许多人，比如叶剑英、李先念、王震还有其他人总还可以联系，就是和江青等人也未必没有联系，在科学院他也可以跟批邓派说，跟批判他的人说。如果他说了他们不转达，不采取行动，那他们倒是名副其实地破坏了唐山大地震的预报。可是他给他们报告过没有？他连报告都没有，还能够把罪责推到批邓和批邓派身上吗？也许他在批邓时和叶剑英、李先念、王震等人还有过秘密的联系，但是报告震情，他毕竟没有作过。
其实国家地震局的权势者不都同情他吗？他们不就是他留下的领导班底吗？胡汉三企图利用自己已经罢官来逃脱自己的罪者没有那么容易。
有人指出：“唐山地震后当局一直坚称唐山地震为不可预测的天灾，但当年参与过唐山地震预测的专家众口一词地指出，他们早在 1975年已预测出唐山地震。国家地震局瞒报、漏报，对各部门呈报上来的种种预报置之不理，才是导致巨灾的真正原因。”1975年正是胡汉三春风得意的时候，唐山大地震该预报而没有预报，不怪他怪谁？在他领导下不但1975年已开始压制认为唐山有地震的专家和群测群防了，而且在他罢官后，国家地震局还留下了一个没有胡汉三的胡汉三领导班子。
尽管我们至今没有得到批邓时的胡汉三的材料，但是已经可以肯定他和胡乱邦等是一伙的，邓小平则是总后台。大家不能忘记，1975年邓小平主持国务院工作时搞了三个文件，其中一个《关于科技工作的几个问题》（即《汇报提纲》）胡汉三就是直接参与炮制的。
1976年10月5日中国科学院大批判组发表了一篇批判《汇报提纲》的文章。文章说：

　　邓小平抛出“三项指示为纲”的修正主义纲领不久，就授意炮制《汇报提纲》这株大毒草，……科技界右倾翻案风的鼓吹者（指胡乱邦、李昌和胡汉三）更露骨地宣称：“科技战线不要提无产阶级专政”，胡说什么，在科技战线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就会把知识分子当作“专政对象”。邓小平阴谋用这个反动提纲在科技阵地“打开一个大缺口”，进而实现资本主义的全面复辟。

我们看到实际情况正是在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的口号下，科技战线让资产阶级实现了法西斯的专政。
文章又说：

　　邓小平和科技界右倾翻案风的鼓吹者也操着当年右派的腔调，公开鼓吹要由“科学界公认的”、“第一流”的“权威”来执掌领导权，叫嚷什么：“党委书记不要发号施令，轻则瞎指挥，重则破坏”，“在技术业务上不行，就让人家干”。资产阶级右派和党内走资派妄图取消党对科技工作的领导，其共同的目的就是要搞资产阶级专政，使科技阵地永久成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独霸的一统天下。

实际情况正是如此，国家地震局成了查志远、梅世蓉这些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独霸的一统天下。就是连汪成民、耿庆国等不同意见的专家，也受到了他们的压制。汪成民后来还得替他们背黑锅，被弄得家破妻离，几乎被逼死。真正的共产党领导不见了，胡克实、刘英勇这些走资派都是听查志远、梅世蓉这样的专家，做他们的尾巴的。查志远、梅世蓉本身也是走资派。汪成民受到冤屈还得首先追究他们的责任。
还有：

　　《汇报提纲》拚命鼓吹什么“小集体搞”，“一个人钻研”，并对文化大革命以来广大科技人员走出去、请进来，以多种形式与工农群众相结合，实行开门办科研等社会主义新生事物恨之入骨。他们极力反对科学研究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为工农兵服务，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妄图使科技工作为他们复辟资本主义服务。
　　发展科学技术，要不要依靠广大群众，这是一个事关路线的原则问题。广大工农兵登上科技舞台，大搞科学实验的群众运动，是我们社会主义国家发展科学技术事业的一个极为重要的特点。《科学纲领》宣扬什么发展科学技术只能依靠那些“已有一定成就的科学家”，即少数资产阶级专家“权威”。邓小平更胡说什么“依靠工农兵是相对的”，他们还诬蔑工农兵科技人员“科学理论知识还不足，进一步发展受到一定限制”，并鼓吹要“以研究员为中心”。这充分暴露了他们对待工农兵群众的资产阶级老爷态度。由此可见，资产阶级右派和党内走资派，都是与工农群众根本对立的。

这些话说得多么好啊！就好像直接针对着国家地震局说的，群测群防和专家成了两条线，被打入了另册，群测群防点的意见被冷漠，不得已时应付一下，甚至根本就不予理睬。
不幸的是，批邓受到了极大的阻力，更谈不到彻底。如果这些批判能够落实，国家地震局中的反对群测群防和压制不同意见的刘英勇、查志远、梅世蓉等人都能揪出来，换上认真执行毛主席地震工作路线的领导，唐山大地震就是另一个样子了。无疑这是批邓在地震战线取得的巨大成果。到那时批邓派也就成了大功臣了。
在科技战线就是要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就是没有对胡克实、刘英勇、查志远、梅世蓉这些走资派和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专政或专政不力，才使得他们有机会破坏唐山大地震的预报，造成了本来可以避免的二十四万人死亡的大血案。

　　邓小平曾经策划，一俟《汇报提纲》获得“通过”，就要立即召开全国科技工作会议，以“合法”的形式在全国范围内强制推行，并进一步“改造”上层建筑其它各个领域。这说明走资派，特别是党内最大的走资派，窃取了党和国家的一部分权力，可以假借党的名义，披着马克思主义的外衣，自上而下地通过组织系统制定和推行修正主义的纲领、路线和政策，具有更大的危险性和欺骗性，确实比资本家还厉害。

正是如此，由于批邓，邓小平这一目的一时没有实现，但是复辟以后便急急忙忙地召开了科技大会，群测群防也就此告终。
不仅如此，不少专家的工作也被停顿了下来。我国的地震科学已经全面没落，正在走向灭亡。
地质地震大队的黄相宁同志是李四光的学生。李四光最早认识唐山地区的危险性，他提出地震地质和地应力相结合预报地震途径。在李四光的部署下，黄相宁等同志从1967年就开始了这一方面的工作。李四光生前的最大愿望就是早日解决地震预报问题。他当时是中央地震工作小组组长。在他的指导下，黄相宁等同志建了地应力观测站，这使得后来他能够正确预报唐山大地震。在他执笔的《1976年地震趋势意见》中，已经把唐山地区圈进了危险三角区，也准确预报了四川的松潘大地震和渤海地震。这份正式呈报国家地震局分析预报室的文件，距唐山大地震仅6个多月。1976年7月14日又向国家地震局分析预报室和地震局局长刘英勇呈报了临震预报意见可是梅世蓉居然对着中央最高决策者，谎说唐山大地震是根本不能预报的。
可早在1975年，黄相宁等同志的唐山地震危险区的跨断层微量位移测量就停止了，原因是不给经费了。为什么干了那么多年突然就不发经费了呢？谁干的？出于什么心态？我国的政治舞台上发生了什么，造成了这一情况？——那时正是邓小平掌管国务院工作，正是他和胡乱邦、胡汉三等春风得意的时候。1975年凡好事都得归功于邓小平集团，那么坏事呢？
最关键的是1977年邓小平复辟上台，这一工作正式被打入了另册。地应力被判为不予支持不予发展的监测手段。仪器坏了就停，任其自生自灭了。文化大革命中全国建立的一百多个地应力观测站，到1981年以后，就只剩十几个了，这一工作也就停顿了下来。事情很明白这一破坏不是别人，正是邓小平集团的杰作。
邓小平集团如此对待，而联合国知道后却对黄相宁等同志的工作给了极高的评介。1995年联合国全球计划（UNGP-IPASD）按照《地震短临及年度预报意见评定标准》对175次短临预报进行了严格评审、打分成功率为33.1％，决定对地震地质—地应力予以赞助，并付诸了实施。就这样我国自己研究出来的地震预报方法，要靠联合国的接济才能维持下去了。
水氡研究专家吕兴亚亦曾在唐山地震前，从当地观测站作出预报，并上报给唐山、河北、天津的地震部门，但没有回音。30年来，他每次想起唐山地震都想哭：“退休后想想自己干啥好呢？想起 24万人一瞬间就没了，冲这就要干下去！”但最让他心痛的是他原本所属的研究室被拆了，十多个水氡取水站亦全盖上楼房。他惟有一个人骑自行车去更远更偏僻的地方找合适的水氡取水站，天天如此，古稀之年从不中断。“搞地震光靠专业不行，坐在机械前来搞不行，要拿眼看、去实地观察。但现在这些群测点都没了，两条腿就剩下一条了。”吕兴亚同志现时最希望的是自己有一个真正的小小研究室、在住所附近，可以挖一口井供他取水样，他心有不甘地说：“我现在是有劲没处使呀！”
幸亏邓小平复辟以来地震进入了沉寂期，否则不知道将会带来多少个唐山那样的灾难。1976年七级以上大地震就多达七次。但即使如此，复辟以来地震还是带来了不小的损失。
1979年7月9日，江苏溧阳发生6.0级地震，死亡41人，重伤654人，轻伤2305人。死亡的41人中，被慌乱不堪的人群踩死的就有9人，占22%；654名重伤人员，524人是震时应急方法不当，刚跑出门外，被塌下的前檐斗墙或门头所砸，占重伤人员的80%。距溧阳震中85公里的镇江市，发生了多起跳楼事件，造成12人重伤，距震中75公里的马鞍山市发生两起跳楼事件，7人重伤，1人当场死亡，南京也有类似情况发生。总之比1976年松潘7.2级高得多。
1984年南黄海地震，距震中130公里的上海市和85公里的南通市，因惊慌跳楼，造成50余人摔伤，50人致残。仅同济大学就有125名学生因此致伤。
1985年3月29日，四川自贡发生4.8级地震，倒塌房屋仅8000多平方米，而伤亡竟达281人。其中非地震伤亡244人，占伤亡总人数的85%。
1989年9月四川小金且发生6.6级地震，非地震伤亡竟占地震伤亡总人数的93.5%。其中西河乡中心小学有451名学生，震前毫不准备，震时学生惊慌失措，乱作一团，互相拥挤，争相抢道，因挤压踩踏和跳楼致伤的就达100余人。人为灾害之严重，令人触目惊心
1980年7月20日，香港《明报》发表题为《勘探石油发现地下是空矿大洞，闽南地区盛传大地震》的署名报导，声称“这次大地震将在八月发生”，地点在“闽南泉州地区”，“强度在8级以上”。当天，香港法新社发出电讯，香港《星岛日报》、《香港时报》等多家报纸也相继作了报导。信息发出，人心浮动，许多人大吃大喝，抢购商品，提取存款，还有不少职工擅离工作岗位外出避震，导致工业、外贸产值波动，侨汇大幅回落，外事旅游受到严重影响。
——这些地震的震级都不很大。但在这儿我们没有看到海城，没有看到青龙，也没有看到开滦。不但看到了许多小唐山，而且看到了许多赵紫阳式的四川“奇迹”。绝大多数伤亡都是人为的。在这些灾难中，不知道为什么不但没有看到钱钢说的“原始共产主义”，反而看到了不少各顾自己以致自相践踏等惨剧。西河乡中心小学的学生和张家五姐弟比，究竟谁更幸福？
地震不仅仅要预报，而且领导还要认真地组织群众抗震，必须在群众中以身作则，地震发生后要临危不惧地组织群众撤出或其他应急措施，在现在当官的只知道自己升官发财，有了灾难只知道自己逃命，在这种情况下预报后大混乱造成的伤亡，甚至可能比突然其来的地震还大。以上所说都是例子。八十年代过来的许多人都知道，新疆在一次大火中，当官的不但不组织群众有秩序地撤退，反而要群众让他们先逃命，甚至不惜从儿童的身上踏过去，就是范例，这样的干部面对地震怎么会不造成大混乱呢？
一直到目前为止还是这样。近来云南盐津发生地震仅5.1级，造成了一百多人伤亡。其实早在7月初就被当地地震局准确地预报，地震发生地的昭通市市长证实确实收过预报，该市政府在地震发生前一天还在开会研究，但“为了避免社会恐慌”，预报并未公开，亦没有传达下去。这次事件与唐山大地震漏报如出一辙。——也许他们还是对的，在现在这个疯狂时期是对的。也许地震预报发出后，社会出现大混乱，造成的伤亡将更大。
——这就是复辟资本主义的恶果！
可是现在，即张庆洲同志的《唐山警世录》引起重大反响的现在，居然放出了这样的流言，说地震预报造成的社会动荡带来的损失注定比不预报还大，因此还是不预报好。这一流言自然处于当局。他们的目的很清楚。第一是为了他们造成的唐山大地震没有预报因此带来的惨重损失作“理论根据”。第二是为1976年他们的同伙赵紫阳创造的四川“奇迹”开脱。第三他们为他们复辟以来破坏地震预报工作，以及地震发生后产生的大混乱辩解。事在人为，地震预报后搞得好大大地减少了损失，搞得不好出现大混乱，甚至比不预报损失还大。发生大混乱责任完全在当权派身上。辽宁、青龙、开滦怎么就没有发生大混乱？
他们制造这种论调，是别有用心的，但是也是有根有据的，根据就在于复辟资本主义的情况下必然出现这种情况。
有人说：按你们说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搞地震预报，不懂！
只有社会主义才能群测群防，这是肯定的。文化大革命中我国建立了大批群测群防点，织成了一个捕捉地震的网。都是工厂、机关、学校乃至农村的人民公社搞的。能够想象资本主义国家的企业和农场能够腾出房子、提供人员并给他们发工资、拨出资金购买仪器，去进行没有利润的地震预报工作吗？
我们也不是说资本主义国家绝对不可能搞地震预报工作，但那只有国家来进行行政干预。群测群防点是不可能建立的，但由国家建立一支防地震的军队，分布在国土上建立起一张网来，普通百姓充其量在地震即将来临时提供一些动物异常、水异常等现象。所需费用由国家拨款，并设立专门的防震税向纳税人摊派。可是到现在还没有哪个资本主义国家准备这样做。日本是个多地震国家，却已经放弃了地震预报的工作。——他们连自己国家的地震预报都不能进行了，又怎么可能在1975年到我国来预报海城地震呢？那时为了让邓小平复辟而制造的谣言真是可笑！
我们也不是说资本主义国家预报地震后必然会出现大混乱，关键要看社会是不是极端腐朽，政治清明的资本主义、封建社会和奴隶社会都是能够在大灾害面前努力和灾害作斗争并且减少损失的。当然不如社会主义。而社会主义一旦发生资本主义复辟，那就比任何资本主义都腐败。

总之，邓小平集团及其复辟活动就是破坏唐山大地震的元凶。胡汉三是直接责任者。也正如此，他们一直在拼命地捂盖子，对于企图揭开真相的人们拼命地打击。
尽管我们至今还没有得到批邓时关于胡汉三的材料。由于邓小平集团和他们的继承者一直在捂盖子，许多内情还有待于揭发，分散在各地的知情人也得动员他们把自己知道的情况提供出来。每一个负责任的中国公民，尤其是毛主席路线的继承者都有责任广泛地全面地从事这一工作。决不能让欠下二十四万条人命的罪犯跑掉。就是什么都不知道不能提供的同胞，也应该尽自己的一份力。正像有个贴子说的那样，有力的帮个力场，没力的帮个人场，大家都去宣传，都来造成声势，上网的要跟贴，要转贴，也要通过电子邮件散发，要使当局防不胜防，删不胜删，要使得唐山大地震漏报真相披露到每一个群众中去。使这件事不能因为唐山大地震三十周年过去而冷下来。
何况新的第五次地震活跃期已经来临，如果不及时扭转局势，在他们的统治下，那就不知道要发生多少个唐山那样的灾难，又要牺牲多少条人命！每一个有良知的同胞都要努力。

◆知识私有带来的恶果

现在问题已经大致清楚了，大多数的罪犯也已经揪出来了。尽管许多细节我们还不明白，必须继续追查。
当前剩下的主要问题就是动机了，为什么他们要这么做？
自从人类到了原始社会末期，人们就开始了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大分工。这种分工后来到了这样的地步，社会上的人群分成了两大类。一类从事劳动管理、经营商业和掌管国家以及从事文学、艺术、新闻和科学，这是少数特权分子，他们是贵族，处于社会的上层。而大多数群众被排斥在外，只能从事简单的体力劳动，他们处于社会的下层。马克思告诉我们，分工是阶级划分的基础。分工和阶级实际上是同义词。前者利用特权压迫和剥削着后者。
正因为要保持他们的特权，所以他们就竭力提倡一系列观念，把大多数劳动者说成是愚昧的低级人种，把自己封为高贵的聪明能干的高级人种。可是大多数群众和他们实际上一样是有头脑的，一样可以从事劳动管理，参与国事，从事文学艺术和科学等等的能力。只是他们没有全面地接触到这一些的条件，因此不能充分地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而前者为了保持自己的特权就要扼杀人民群众的聪明才智，竭力排斥大多数人民群众参与到这些活动中来，这就更是把他们排斥到这些脑力劳动之外。
文化和知识原来正是广大劳动群众创造的。首先他们创造了一切文化和知识赖以得来的条件，如以地震工作来说，所有的仪器、设备、建筑等都是劳动人民创造的。还有许多知识和理论的最初原料还是人民群众的实践中直接创造的，经过人们的总结才成为了理论，才有了大部大部的书籍。这些书籍，从造纸到印刷哪一样不也是人民群众创造的。就是地震工作者也是工人农民养活的。本来养活他们是为了大多数人民服务。可是有人就把这看成是自己的一种特权，知识成了他们的私有财产。这种私有财产是不能像一切动产和不动产，如地主的土地，资本家的企业那样剥夺的，关键就在于要求这些脑力劳动者必须为大多数人民服务。另外他们原本也是人民群众中的一员，不过社会的发展让他们处于这样的地位，在人民群众中原本有的是聪明才智，他们也是可以为科学等做出贡献。张庆洲同志和刘小汉教授已经明白老百姓的能量是巨大的。如果引导得好，他们能取得的成就，比仅仅依靠政府或仅仅依靠科学家要大得多得多！——正是如此，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说到底正是为了开发民智。最终消灭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的分工。
应该承认知识私有在历史上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马克思主义者承认，在西方的工业革命时不少资本家技术水平是非常高的，成了技术革命的旗手。工人由于把他们当作了机器的附件一度还采用捣毁机器来反抗，表明他们也是活生生的人。爱迪生对人类的贡献大家都不否认。许多人搞发明创造正是为了他们自己，专利制度一度起了积极的作用。用柳宗元的话说吧。像秦始皇，吞并六国是为了把天下作为一己之私产，为此生有阿房宫，死有骊山墓，最好是不死，把天下作为自己的永久私产，因此又有寻找长生不老药。如果归根结底还是要死的，就作为遗产传给后代一直到万万世。可以说是至私之极了，但是柳宗元却指出公天下从秦始。
然而，现在爱迪生的时代已经过去了，至少许多重大的科技工作已经不是一个人或者少数人能够干得了的。即使美国的曼哈顿计划还有航天、核舰艇等等都必须依靠集体的力量和智慧。毛主席上升到理论的干部、群众和科技人员三结合已经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也不自觉地运用了。国家承担起这一工作，有的则操纵在大财团手里。但是在发挥普通员工的聪明才智上他们谁也比不上毛主席。更不会去发动广大群众，提出让群众做科学文化的主人了。所以鄙视和排斥大多数群众，扼杀他们的聪明才智的是还是层出不穷。在我们中国也不可能因为毛主席的提倡就一帆风顺了，解放二十多年来一直受到各种抵制。邓小平复辟后就更不用说了。
那是因为有的科技人员他们要保持他们的贵族地位，从而保持他们的贵族利益，生怕工农群众掌握了科学文化就威胁了他们的地位和利益。
正因为他们是为了保住自己的精神贵族的地位，那就出现了一些非常奇怪的现象。邓小平集团，胡乱邦和李昌之流，反对开门搞科研，大喊要关上门，并且在门口站几个岗，但他们一上台就把我国科研机构的大门大批地打开了，请外国人参观，把我国的科技成就大批地无偿地出卖给外国了。我们在《谁是破坏唐山大地震预报的元凶？》中早已说过，在文化革命以前就存在这种现象，许多科技上的事情对老百姓保密，弄得很神秘，但是却可以让外国人来参观照相。关键就在于外国来的也是专家，不会威胁他们的精神贵族的地位，而让中国自己的人民知道了，就威胁了他们的精神贵族的地位。他们需要神秘化，在人民群众面前弄得高不可攀，使人们望而生畏。反过来也就保住了他们在人民群众面前的威风。
正因为如此，邓小平一上台就急急忙忙地否定群众性的科技活动。
知识私有不是从来就只有积极性，而没有消极和破坏作用的。人类历史上的一次次大规模人民革命，尤其是中国的农民革命，可以说就是知识私有把社会拖向了绝境，人民群众不得不亲自起来打破这一僵局，亲自起来掌握自己的命运，在人民革命中人民群众的聪明才智得到了充分的发挥。许多没有文化的工农后来成了杰出的人才。李自成、张献忠后来都看起书来，张献忠还学过几何代数，直到哥白尼学说。共产党中的不少将军原来不过是目不识丁的穷苦农民，甚至放牛娃成了将军，成了打下美国王牌飞行员的空中英雄。杨友宸同志不是出生很苦吗？大概在他年轻时根本不会想到自己被迫离开某处两三天，就关系到二十四万条生命。冉广歧同志也是没饭吃参加革命的，谁知到后来他不仅领导着47万人民，建设了大量的水利，位居全国第四，而且当听到地震两字时还捧起了地质力学，最后创造了青龙奇迹。
到了现在这个时期，知识私有已经越来越不适应社会和生产力的发展。尤其像地震科学。可是像查志远、梅世蓉等人为了保持他们在社会上的特殊地位，或者说为了取得特殊地位，就竭力防止知识被大多数人民群众掌握了，为此他们就本能地反对群测群防，而邓小平集团代表了干部队伍中一些想成为特权阶级的人，他们管理生产、掌握国事，企图垄断这些脑力劳动，成为高踞于人民群众头上的贵族，也代表了查志远、梅世蓉等想当精神贵族的人，于是他们一拍即合，共同起来反对开门搞科研，反对工农群众成为科学文化的主人。
就以专利制度来说，也早已过时了，正是专利制度造成了技术封锁，阻碍了科学技术的发展，现在的专利档案中绝大多数不过是一些垃圾。而在毛泽东时代，没有专利，这虽然也曾经发生我国的辛苦研究成果被国外窃盗的事情，但毕竟把一个几乎没有工业没有科学的国家建设成了一个工业位居世界前几名，科学上大到航天、核武器位居世界第三，小到许多科学已经接近甚至超过了世界水平。地震科学对人民群众的依赖，使得我们这个社会主义国家一度位居世界前列，创造了三大奇迹。
可是邓小平的复辟正是逆时代潮流而动，所以复辟以来我国的科学技术大大地落后了。为实践证明的地震科学的成就也被丢弃了，倒被联合国的官员发现了。
邓小平集团就是提倡和保护知识私有的。复辟以来大家已经看得很清楚了。在1975年他们也是这样提倡的。但正因为处于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所以明明是提倡知识私有，却竭力否定知识的所有制问题。如李昌在物理所一次动员大会上就说：“知识私有，是谁提的？你们风吹草动，无非是一些地方小报批了。都是为人民服务嘛；有什么私有不私有？公有私有又怎么分得清楚？谁见过‘知识私有’是方的圆的，还是扁的？私有的知识是梯形的、菱形的？我是知识私无。”
正是在这样一些胡搅蛮缠下，他们让查志远、梅世蓉这样的资产阶级学术权威，把持了国家地震局的大权。
也正因为他们把归根结底是人民群众给他们提供的知识成了他们的私有财产，他们要用它来谋私利，所以就出现了另一种情况，在同样是专家中排斥异己，打击不同意见者，以保住自己的地位。
社会主义国家由国家组织人力物力财力搞科学研究，这是顺历史潮流而动的，适应着生产力和科学技术的发展需要。因为它可以高度地集中全国的人力、物力和财力集体攻关，使得经济基础很差的国家最有效地使用自己有限的资源。苏联依靠这，从一个落后的军事封建帝国主义国家，成为科学技术可以和美国抗衡，第一个发射人造卫星，加加林第一个上天，最先造出原子能发电站的国家。中国靠了它从几乎一无所有很快赶到了世界前几个国家之一。像地震预报1966年和文化大革命同时起步，不过九年就创造了海城奇迹，处于世界领先地位。
不过凡事都会走向反面的，行政权力和知识私有的专家结合就会成学阀，就会成为学术界的霸王。在国家地震局里以梅世蓉为首的西派占据了领导地位，不是利用行政权力压制了以汪成民同志为首的东派吗？正是梅霸天的专横跋扈，使东派的意见受到压制还不能上达。周总理还在工作的时候不是这个样子的。在苏联先有李森科压制摩尔根学派，赫鲁晓夫下台后，摩尔根学派又反过来，不但把米丘林否定了，连威廉斯土壤学也一起否定了。他们所以要这样做，正是为了保住他们学术上霸主的地位。不能允许和他们不同的意见出现，以免一旦成功就使他们自己的地位降了下去。这就是专家路线必然要反对百家争鸣的原因。苏联没有在科技文化领域进行过革命，结果学术界许多部门都出现了这样的霸王。
梅霸天之流尽管在唐山大地震中犯下了弥天大罪，但在邓小平集团的卵翼下，不但没有得到追究，反而还对学术上不同意见的学派进行更严重的压制。她当了分析预报室主任后，权力就更大了，后面还有人在支持她。由于她极力排斥，对唐山大地震的研究做出了杰出贡献的众多老专家，多年来不被重用，研究的资金、物资都受卡，甚至许多人没有让他们带学生。我国的地震专家都是文化大革命中锻炼成长起来的，那时我国涌现了一大批地震专家。包括像杨友宸、田金武、马希融那样出自群测群防的专家。但现在凡是做出过杰出贡献，取得巨大成就的大多数没有学生。专家们一个个地衰老，甚至死去，目前普遍地出现后继无人的现象。地震界面临人才凋零，我国的地震工作正在走向彻底灭亡。群测群防工作者就更不用说了。目前像黄相宁这类地震专家，全国只剩下五、六十人，全都已临古稀。黄相宁迫切希望当局重视群众观测站：“我敢100%保证，只要在全国设立400个观测站，六级以上地震绝不会漏掉！”
而以前，刘占武印象特别深的是，国务院69号文件下达以后，层层进行了传达贯彻。国家注入了相当可观的一笔资金，对七个地震台的线路、仪器进行了更新改造。测震仪器达到了双套配备运行。再就是选建新的台站，因为沿海那边缺少一个地震台。1974年开始新建滦南地震台，1976年刚投入运行就地震了。可惜的是由于查志远、梅霸天和他们的后台老板把持了国家地震局大权，唐山并没有因此逃过劫难。
我们早就在邓小平刚复辟时就说过了：“什么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他们是极端地蔑视知识、鄙视知识、仇视知识，对真正的人才也是这样。”
正因为知识私有，科学和学术研究不是为了大多数人民谋利益，不是为了国家，为了民族，所以科研人员就在从事科研时首先要看一下对自己有没有利。利大大干，利小小干，无利不干，要担风险的更不敢问津。地震工作就是应该为国家为社会为大多数人服务的，但是又是一个极有风险的事业。正像钱钢说的那样和地质勘探比：“找到了矿，立刻会得到荣誉，找不到，谁也不会拿着手铐来找他。”而地震工作漏报了大家埋怨，脸却是认识上的原因不能预报还是会埋怨的，如果由于失职还会锒铛入狱，虚报了也有破坏社会治安扰乱经济之罪。
患得患失的结果就是如张庆洲同志和刘小汉教授谈话中说的那样，西方国家的许多地震工作者早已经不搞预报从事纯理论研究了，邓小平上台以后：

由于指导思想上轻视实践的观点尚未得到根本的纠正，这些台站在人力物力等方面还得不到应有的支持。有些水平较高的科技人员已经或正在脱离观测和预报的第一线，逐渐往所谓的“纯”理论研究方面转……这些都使震情的监测和预报工作受到了削弱。

这种情况也不仅仅在地震工作方面，而是在几乎所有的学科方面。如果我们对照一下复辟前后的论文集，对照一下科学方面的杂志，就会发现前后迥然不同。复辟以前论文的水平往往“很低”，同一个问题往往会有不少论文讨论，其实这些讨论的目的都是在研究如何使它实用化，在这个问题上各抒己见，不断地补充改进，终于得到了使用，取得了很大的经济效果。而复辟以来却水平“很高”，许多指标高到了吓人的高度，而且绝大多数文章出来后，就没有讨论的了。至于能不能用到工农业生产上，或者有没有其他的实用价值，那就不管了。大量的论文都是这样的。不过它们倒有一个用处是复辟以前所缺乏的，那就是可以谋得个人的名利。这儿的利益倒未必是稿费，现在讲经济效益，科研论文读者少，印量少，哪有金庸的小说值钱呢？但是它们往往是评职称等需要的。
这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张庆洲同志告诉我们：

　　地震科学家为难到什么程度呢，就干脆躲开短临预报这个研究领域了。但是打的旗号还是要研究，实际内容却偏重理论研究了，什么岩石圈结构，什么岩土力学等等，我也可以写论文也可以有研究成果。但是向政府发布地震预报，尤其是短临预报我不愿意干。有意无意之间就回避了。
　　从职能部门来讲，他很清楚完不成这个任务，但职责又必须完成这个任务。从心理学的角度来分析，他可能就考虑宁可少报，非得有特别大的把握才报。而“特别大的把握”，只是一种理想或是幻想的情况，全世界的地震预报工作者心里都明白，这是不可能做到的！
　　前几年日本政府决定停止地震预报研究，在世界灾害预报科学界引起了一场很轰动的争论。地震预报究竟该不该做，也就是说有没有可能做出比较准确的预报，一部分自然科学家，大部分社会科学家和政府部门，相对来说比较悲观。日本政府已经不再投入了。美国的投入越来越少。

啊！资本主义；啊！知识私有；啊！私有社会。

◆反共极右派的批判

这次唐山大地震三十周年，反共的极右派比谁都积极，在网上到处都是他们的文章，在这方面左派倒大大不如他们。对于他们在唐山大地震中发表的高见我们前面已经批驳过不少。现在需要指出的是，在唐山大地震上他们以前历来没有这么积极过。
他们现在站在一旁指手画脚，那是最容易的。但是他们不应该忘记，不是别人，正是他们在1975年和1976年时和邓小平集团结成一伙，大肆散播谣言，正是他们当时极力支持邓小平集团出来复辟。如飞蝗般的谣言他们双方散播得已经难以分出你我来了，所说的话都众口一词。
现在他们总算承认我国当时的地震研究在世界上处于领先地位了。可是当时他们和邓小平集团一样到处造谣说：
“我国的地震预报并不先进，成绩是吹的”
“我国的地震预报并不成功，都是假的。”
“说我国地震预报世界上最先进是吹牛，日本才最先进”
“营口地震是日本人帮我们预报的，那时有几个日本专家在辽宁工作。”
他们一样集中力量重点攻击群测群防，把发动群众收集如动物异常、水异常等说成是瞎胡闹。把取得的大量信息得以汇总起来令专业地震工作者分析出有价值的结果，说成是吹牛。他们尤其仇恨毛主席的地震工作路线“在党的一元化领导下，以预防为主，专群结合、土洋结合，大打人民战争”，攻击为“又是这老一套”。
他们一样大力散布“地震工作神秘论”，说“预报地震还是要依靠专家，大老粗怎么能够预报地震？”
他们一样声称月亮也是外国的圆，说诸如：当前世界上日本预报地震最先进了，我们中国算了。没有日本专家，怎么能够预报地震？地震预报必须有精密的仪器，只有专家才能玩得转，一般人行吗？一只电表，两根电线，能够预报地震吗？
他们那些如飞蝗一般的谣言和攻击，正是破坏群测群防工作的腐蚀剂，起着严重地涣散军心，松懈斗志，破坏组织工作，干扰认识地震预防地震工作的部署，妨碍地震工作开展的作用。他们同样是唐山大地震预报的破坏者，只是他们所处的地位不能做得更多罢了。在唐山大地震的预报被破坏后，更活跃了，幸灾乐祸地说：“不是说我国的地震预报世界最先进吗？这次怎么没有预报？”
还有“唐山大地震本来是可以预报的，那时有几个日本专家正在唐山帮我们预报地震，后来被气走了。”等等，他们都说过。
然而现在张庆洲同志的《唐山警世录》出来后，他们就好像注射了一针吗啡那样，全都兴奋起来了，要用这几十万人的死难来为自己的反动政治服务。他们关心的决不是唐山人民，而是他们自己的政治需要。在地震科学的路线上，他们和邓小平集团完全是一丘之貉。
正因为如此，对唐山大地震没有预报的原因，都是不顾实际情况，认为什么可以攻击就攻击。没有任何建设性的意见。也没有真正中肯的批判，没有一处是打在点子上。这样的批判没有任何说服力，实际是在帮倒忙，所以钱钢出了一篇文章，已经足以把他们击得体无完肤了。
比如他们原本也是竭力反对群测群防的，所以在他们的文章中，群测群防这样的字眼还真少见。大家都知道在张庆洲同志的文章中，探索唐山大地震漏报时，群测群防的作用放在极高的位置，而他们的文章却竭力回避，不得不说时称之为“业余地震爱好者”，而且硬和共产党对立起来，把邓小平集团和查志远、梅霸天之流对群测群防的破坏，说成是共产党对地震预报的破坏。
什么“业余地震爱好者”？我国的广布城乡的地震群测群防网不是别人，正是共产党建设起来的，是共产党组织，共产党选拔人员，共产党领导的国家和企业提供资金，房屋和设备，在这之上则是毛主席为首的共产党的地震工作路线，把群测群防工作提高到路线的高度来对待。他们中不少人是专业的，如杨友宸就是专门抓地震工作的，田金武原来是教师后来也不教书专门测报地震了，马希融也是专搞地震。如果没有共产党的领导、提倡和组织就不会有群测群防点。邓小平复辟后，虽然窃取共产党的名义，但是根本上改变了共产党的路线，群测群防不再搞了，广布城乡的地震群测群防网也就不再存在了。
梅世蓉说：“四川已经闹得不可收拾，京津再乱了怎么得了。北京是首都，说话要慎重。”这本来是她个人，充其量她所代表的那股势力提出压制学术上不同意见的借口，出于需要反共极右派把这说成是党中央、毛主席对人民生命的漠视。这在逻辑上一窍不通。党中央此时还完全被蒙在鼓里呢！正像有人指出的那样，难道党中央愿意和人民一起挨砸，而不愿意预报吗？
他们在东派和西派上大做文章，这本是学术上的不同意见，仅仅是西派，有错误而没有罪。汪成民同志作为东派代表，也认为这仅仅是学术问题，关键是不能用行政手段来压制学术上的不同意见。
他们又在国家地震局在大地震中仪器有的出了格，有的被震翻，以至于一时没能定下震中上大做文章，好像这就是共产党的罪，但这又有什么文章可做的呢？这叫灯下黑，懂吗？仪器震翻了能够怪谁呢？美国或者日本，在地震中枢附近发生了大地震，能够避免定不下震中吗？他们只会指手画脚，不负责任地发表各种指责，却没有任何建设性的建议。我们在《谁是破坏唐山大地震预报的元凶？》中倒对此提了一个建设性的建议，那就是以后专业的地震部门不但要有精密、灵敏度高的仪器，也要有不大精密灵敏度低但是坚固不易翻倒和出格的仪器。
他们在当时没有公布伤亡人数上大做文章，这又有什么好做的呢？当时就是这样，唐山人民是坚强的，在严重的天灾面前，需要的是鼓劲，团结一致救灾抢险，而不是让大家坐下来哭鼻子。当时的报刊杂志，乃至飞机上洒下来的传单给唐山和全国人民鼓劲，对战胜这一天灾人祸起到了极大的作用。他们又对我国婉拒国际援助大加攻击，据说那是唐山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东西要掩盖，这也是连一点起码的事实都不知道，唐山有外国人，有日本专家参加毛主席引进的唐山陡河发电厂的建设，还有其他外宾一共几十人，问问他们当时见到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东西没有？他们见到的是中国人民在灾难中对他们的照顾和礼遇。婉拒国际援助是为了使大家发奋图强，断绝依赖思想，坚持靠自己的努力来战胜灾害，我们中国是个大国，一方有难八方支援，这就足以战胜任何困难了，没有任何理由说会比接受外援造成更大的死伤。在抗日战争时一些美国人到了延安，共产党是个穷党，他们原以为共产党会像蒋介石那样开出一张单子问他们要这要那，没想到中国共产党根本就没有想到这一点，难道那也是由于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事要掩盖吗？
他们又在震级上大做文章，据说实际是八级，因为八级以上外国可以强行干涉所以降低说是七点八级。这又是造谣，当时公布的震级确实五花八门，在现在都一致地认为七点八级。

表一：国外震级的一些测定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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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7月28日先后发生的唐山7.1级和滦县7.1级地震，全国绝大多数地震台基式仪（SK型）记录均出格，无法据此测定震级，只有少数地震台的513型中强震仪记录可以使用。主震基本参数的测定主要根椐全国一些基本台和唐山附近的部分区域台中较可靠的观测资料。国内外的一些测定结果略有差别。

表１地震基本参数表

Table 1 Basic parameters of the earthquake

编号震级(MS) 震源深度(km) 北纬东经结果来源
1 7.8 22 39°24′118°00′ ［3］
2 7.8 11 39°38′118°11′ ［1］
3 7.8 9 39°28′118°12′ ［1］
4 7.6 10±1.5 39．56° 117.87° ISC(Pas.)
7.9 (pP－P) ±0.025 ±0.026 ISC(NEIS)

注：ISC (International Seismological Centre)所采用的国际标准时相当于北京时间减去8小时。其震源深度凡用pP—P测定者已注明，未加注者是用走时表求出的。 2. Pas.（Pasadena)为美国加州帕萨迪那地震台。 3. NEIS（National Earthquake Information Service）为美国国家地震服务处。

见：http://www.csi.ac.cn/wjf/zhuanji/zs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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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山大地震时那种共产主义精神是人人见到的，可是他们竟然在这上面也要作文章，说唐山地震后人民死伤无数，而共产党却还要做宣传，如：“×××从废墟中钻出，不救家人，首先救生产队的牲口”、“××老大娘被救出时，捧出了她保护着的毛主席像，问毛主席被碰着没有”。这有什么值得奇怪的，这就是毛泽东时代，这是卑鄙自私的反共极右分子用他们的小人之心所不可能理解的。马希融同志不是也带着腰伤，冒着余震危险，把生死置之度外，在废墟上寻找洒满汗水和泪水的地震观测资料。他顾不上给自家盖简易棚，顾不上看望被砸伤的老伴。很快修复仪器投入到紧张的地震监测工作中，不久又正确地预报了好几个地震。他们又为什么不提大灾难发生不久，许多刚刚离开死亡、刚刚从废墟里钻出的中国普通百姓，不顾自己家人，冒着可能再次遭受的生命危险，纷纷奔向外宾所住的危楼险区，钻进各个角落寻找、呼叫、抢救外宾。难道这也是有什么见不得人的是需要掩盖吗？在这方面钱钢就比他们聪明得多。他写出了这一些，同时用另一种方法暗中攻击。因为从那个时候过来的人都知道，这是不争的事实，大量地存在，否定他们就是自己在人民群众中暴露了出于反共需要就不顾事实的小丑面目。而钱钢，只要假话没市场就一律不讲，就骗得了不少人的信任。他也说一些假话，但主要是靠隐瞒真相对读者造成误导来造成事实上的谎言来欺骗。
他们连地震发生后，中央要确保北京也要攻击。他们知不知道，北京有五百万人口，是比唐山更发达的工业，又是国家中枢神经。任何国家都会保卫首都。他们知不知道，美国还有一支队伍，一旦发生核战争，专门确保总统和最高决策班子。
他们又在一旦预报失灵要承担破坏生产、扰乱社会的罪责上大做文章。请问他们崇尚的西方国家那个允许随便发布地震和其他灾难预报？预报失灵一样要承担罪责的。
最后实在没有什么话可说，他们就提出了要无条件地“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甚至“宁可错报千次，不可漏报一次”。广大人民群众千万不可上他们的当，如果按他们的说法做，我国十几亿人民就疲于奔命了。到最后真正的地震预报来时，大家已经不信了。到那时难道还能去找那些反共极右派算帐？恐怕他们早已是另一种说法了。就好像1976年他们一种说法，现在又是一种说法那样。这种做法任何国家都是不允许的，美国和日本允许吗？地震工作应该像刘小汉教授说的那样，搞开放型的，也就是毛主席说的群众路线，让广大群众来参加，要对人民群众说真话。在《谁是破坏唐山大地震预报的元凶？》里，我们起草了一份《告京津唐人民书》，而他们又做了些什么建设性的建议。
六月份半夜的广播提出“中央大怒”，本是邓小平集团恶意中伤当时的中央的，他们也一样借此大肆攻击。赵紫阳在四川搞得鸡飞狗跳墙，难道中央能不大怒吗？美国和日本允不允许这种情况？辽宁、青龙、开滦在地震预报或突然袭击面前所以没有出现四川那样的大乱，是因为党委起到了真正的共产党员的作用，干部带头。而这一些是反共极右派不愿相信也不愿意看到的。如果我们没有这种坚强的共产党的领导，又要“宁可错报千次，不可漏报一次”，那全国就天天大混乱了。
还有一些简直就是纯粹的流氓文章，比如说是毛主席生命垂危要把唐山的24万人民一起带走，这种纯粹诽谤性的论调除了暴露自己的低劣和无聊还有什么作用呢？
他们借唐山大地震没有预报大肆攻击中国共产党，一会儿又归结于什么体制，一会儿又归结为什么制度，说穿了要借唐山大地震在我国建立资本主义制度。但是他们不知道是无知还是什么，我国的地震工作正是文化大革命中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开展起来的，我们的地震队伍正是在文化大革命中由中国共产党组织和锻炼出来的，我们不过短短的九年就在毛主席的地震工作路线指引下，在周总理的直接关怀下，在辽宁省委的直接领导下，创造了海城奇迹，使得我们的地震工作走到了世界的前列。使他们悲哀的是，尽管唐山地震预报受到了走资派邓小平集团，以及查志远、梅世蓉等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加走资派的破坏，还有他们的破坏，但我们还是创造了青龙奇迹，为首者正是毛主席的好学生，学大寨的好典型，人民的好书记，青龙县委书记冉广歧。还有一个文革派、批邓派开滦矿务局党委书记肖寒创造的开滦奇迹。
也正因为这个原因，他们绝口避免谈海城奇迹，至少不会谈谁创造了海城奇迹，对开滦奇迹也绝口不谈。就是青龙奇迹他们也只是提王春青同志，不提县委书记的决定性作用。
不管是邓小平集团还是反共极右派，不管他们如何攻击，如何推卸责任嫁祸于人，顽强的事实正是我国的地震工作和文化大革命是同龄人，而且创造奇迹的正是文革派和毛主席的好学生，优秀的共产党员。在这面前一切诬蔑攻击都灰飞烟灭了。

◆因特网和地震预报

转眼三十年过去了，这三十年的电脑和网络技术得到了飞跃的发展，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怎样搞地震预报呢？首先只要中国还是邓小平集团在统治，只要还没有恢复毛主席路线，包括地震工作没有恢复毛主席的地震工作路线，我国的地震工作就只能走下坡路。讲明白点，只有推翻邓小平集团的复辟政权，重建社会主义，恢复无产阶级专政，恢复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重建真正的中国共产党，我国才能重新开展起地震工作。
但是现在说的是，今后如具备了条件应该如何预报地震呢？应该指出因特网的发展如能用于群测群防，那一定可以起到很大的作用。全国应该有一个国家开设的专门的地震网站，全国各地的群测群防点都在网站上设立专门的户口，提供自己的经纬度，并且各点定时地向该网站通报数据，都根据自己的观察随时改变。为了防止黑客捣乱，这些注册的户口都必须有当地的证明，并且使用只有工作者才知道的绝密的复杂的密码。
有一些可以采用这样的方法，比如网站上出现一张很大的地图，各群测点提供的情况都历历在目，比如土地电仪的异常，以各种颜色来表示，如用绿、黄绿、黄、橙、红来表示该点测得的地点情况，如果在一片地区，大多数点都成了黄色的了，那就要警惕了，成了橙色的了那就危险了，成了红色的那就是地电严重异常，可能已经临震了。当然也可能其他原因而发生大面积的地电异常，这就要结合其他因素来考虑了，比如地应力、地倾斜、磁偏角、水氡异常等等。也各有自己的地图可以采用这种办法直观地表示出来。这些情况都不对群众保密，一般群众不能在上面发表，但可以阅读，一旦发现自己所在的那个地区好几种地图都变黄色、橙色和红色了，就会自己相应地采取措施了，各地各单位的党的领导也必须有人经常上这样的网站，观察。发现地震危险，既要安定人心，又要领导群众做好抗震防震工作。
唐山大地震前，地电严重异常。如果那时有因特网，各群测点都把自己观察到的异常送到该网上的话，必然是一片红色，要知道电表都烧毁几十块了。这样大家都知道严重的地震危险正在逼近，就会采取措施。灾难也就可以避免。梅罢天等对下漠视群测群防点，对上封锁消息也就不能得逞了。也决不至于杨友宸一走群测群防网就立即破碎。网络的优点就是它是网状结构，不是树状结构，不至杨友宸同志那样的主干倒下，就全树崩溃，大多数群测点最多只知道自己和两三个网站有异常。当然网络是人建立的，也会有网络霸王出来捣乱，这是另外的话了。
除了地图以外也可以用曲线等表示方法。比如某个点现在地图上是黄色了，点击该点就可以出现该群测点该类数据的曲线图等等。还有其他方法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来表示。
网上要有三个论坛。一个是专家论坛，各位有名望有过成就的专家可以在这儿发表自己的意见但是要慎重，不能因为自己的名望，使自己发表的意见主导了舆论。一个是一般的群测群防点的工作人员的论坛，说话可以稍微随便点，但必须负责任。另一个一般的群众论坛，谁都可以去注册发表言论，那就可以比较随便（当然不提倡在这儿灌水和说假话，造成严重后果的要追究，为此主张不使用化名，必须真名实姓并且提供所在单位或公社街道）。比如我家的老鼠搬家啦，他家的水井溢出啦，都可以在上面发表。应该让各地群众知道当地的群测群防点，有了情况先到那儿去反映。工作人员就可以到那儿去观察，看是否属实，是否是干扰或其他原因，然后根据情况可以以群测点的名义在群测点工作人员的论坛上发表。如果工作人员对群众所报的异常否定了，而报告者不服气，就可以在群众论坛上发表自己发现的情况和意见。
不多说了，其他只要搞起来了，大家会提出更好的意见来的。总之这样一来，广大群众都参与了地震预报工作，我们这个地方安不安全，上了网就一目了然。专家作的中长期预报意见也没有必要对大多数群众隐瞒，也可以把他们划出的地震危险区域地图展示在因特网上，使得大家都知道。
目前我国的工业能力实际已经非常强大，因此许多测量的土仪器应该制式化，测量结果要尽可能统一，价格要极低廉。有不少数据实际是求它的异常，即与平常比高了或低了。这样就可以才仪器里装一个专用的计算器，对于数据积分，并除以时间，这样得出一个平均值，然后用来除即时值，如果没有异常就大致上在一左右，异常了就大大超出一或低于一，这样各地的数据就比较一致了。当然数据的绝对值也是要的。
毛主席的人民战争思想无往而不胜，不同时期对待不同的敌人有不同的特点，但是人民战争的根本原理是不会过时的。
以上的办法也可以对付空袭。海湾战争以后究竟怎样对付帝国主义国家的入侵，人民战争还灵不灵？应该说不但还灵，而且因为因特网的出现更加灵了。就像各种土仪器测量地下的恶魔那样，对于飞贼，也可以用价格低廉，但是数量庞大的仪器来测量，也可以发动群众来进行人民防空，使得天空对我们透明，甚至连隐形的飞贼也可以让它显原形。这样群测群防点就既管地又管天，地震的危险来临时重点管地，敌人入侵时重点管天。对敌机和敌导弹，也可以用大量简单的和价格低廉的干扰设备，来进行干扰，使它们变成瞎子、聋子、哑巴，同时用硬杀伤武器把它打下来。如此我们就可以无往而不胜。

2006.9.9. 纪念毛泽东主席逝世三十周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