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hgy818 · 注册时间: 2007-09-13 帖子: 1298

第三十二章周恩来疑惑地问：“投降派是指我吗？”

邓小平刚刚离开医院，江青就一阵风似地赶到了。

“江青同志，对不起，总理刚躺下，他的……”

医务人员的话还没有说完，江青就气愤地喊叫起来：“为什么邓小平能见而我就不能见呢？你告诉他，我是奉毛主席的指示来见他的，让总理直接和我讲话。”

周恩来听到秘书的通报，艰难地点点头：“让她进来吧。”

“总理啊，如今见你可是不容易了，要过好几道关呢。”江青带着一丝嫉妒的意味说。“主席很关心你的身体，特意让我向你问好。主席最近要发动一场新的运动，准备对投降派发起一个大的攻势。”

周恩来立刻紧张起来：“主席是要点名吗？”

江青笑了笑：“主席一贯的做法是重在教育，从思想上解决问题。他丝毫没有点名的意思。主席是从评论《水浒》这部书打开缺口的。”周恩来有点莫名其妙：“评论《水浒》？我没有吃透主席的意图。”

江青滔滔不绝地给他讲了起来，并告诉他姚文元正在准备起草社论。

作为个跟随毛泽东多年的老政治家，他已经预感到又有一场大的风暴即将来临了。

那天，周恩来觉得自己的呼吸顺畅了些，就叫秘书找来一九七五年九月四日的《人民日报》，微笑着看了看墙上张贴着的毛泽东的像片，从旁边的床头柜上拿起他那副老花镜戴上，仔细地阅读那篇题为《开展对<水浒>的评论》的社论：

……毛主席最近指出：“《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毛主席又说：“《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摒晁盖于一百零八人之外。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把晁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让人招安了。宋江同高俅的斗争，是地主阶级内部这一派反对那一派的斗争。宋江投降了，就去打方腊。”

毛主席的指示，深刻地揭露了《水浒》宣扬投降主义路线的本质，指出了宋江搞修正主艾、投降主义的真面目。《水浒》中的宋江，是一个地主阶级分子。他混进农民起义队伍，篡夺了粱山起义军的领导权，推行投降主义路线，“只待朝廷赦罪招安”，终于成了瓦解农民革命的蛀虫、封建王朝的忠实走狗。《水浒》的作者竭力美化和歌颂宋江的投降主义路线。《水浒》这部书确实是一部不可多得的反面教材。

……我们要从《水浒》这部反面教材中吸取教训，总结历史经验，学会在复杂的斗争中识别正确路线和错误路线，知道什么是投降派。我们党五十多年历史证明，凡是搞修正主义的都是投降派，对内搞阶级投降主义，对外搞民族投降主义。刘少奇、林彪都是如此，他们都是投降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的。当前，我们的国家正处在一个重要的时期，我们一定要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和政策，坚持毛主席提出的“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的原则，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批判修正主义，把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推向前进……

周恩来看了半天，没有看出什么令他不安的东西。

但是，几天之后邓小平还是打来了电话：

“总理，你注意到八月三十一日《人民日报》那篇题为‘评《水浒》’的文章了吗？我给你读几段吧：‘《水浒》中的宋江，出身于地主阶级家庭，‘自幼学儒’，‘曾攻经史’，是一个满脑子装着儒学秕糠的孔孟之徒。他把农民起义看作是‘犯了弥天大罪’，参加起义就是‘不忠不孝’，因而几次拒绝上山。宋江不得不上粱山后，‘身在水浒之中，心在朝廷之上’，左一个声明‘宋江等本无异心，’右一个表白自己‘忠肝盖地’，要‘尽忠报国，死而后已。接受招安后。他就更加死心塌地替封建统治阶级卖命，去镇压别的农民起义军。直到临死，他还念念有词，说什么‘宁可朝廷负我，我忠心不负朝廷。’总理啊，他们明明是在给你画像呢。我们大家都在为你而担心啊。”

周恩来笑着说：“小平同志，请你不必为我而担心，我即将见马克思了，死而无憾了。我在为你们而担心啊，希望你们紧跟毛主席，不要掉队了啊。”

从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后。他认为国民经济迈开了大步，几乎是在向前奔跑着。邓小平说：“历史的车轮伴随着整顿的轰响和震动，滚进了二十世纪新的年代。”

周恩来提醒说：“不可大意，要注意团结那几个人。”

那天，担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的邓小平在中南海怀仁堂开会时对华国锋说：“现在给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这几个人提意见的时机和条件已成熟了，我们应该帮助你们，这对进一步团结全党执行党的基本路线有很重要的意义啊。总理和剑英也是这个意见，请示主席后，他也同意。”

李先念接着说：“不批评他们，整顿就很难搞下去。”

华国锋早在年初，就听到了这方面的反映，只是考虑到党的历史上还没有这方面的先例，他一直没有采取配合性的措施。现在邓小平既然再次提出，他决定给予响应和支持。就说：“那就再请示一下我们的毛主席吧，只要主席讲话一切事情都好办。”

驾驭中央早已轻车熟路的邓小平，微微一笑：“我看还是由政治局提方案吧。“

政治局的会议上，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等人先后开炮，向江青等人发起批评，从文化大革命的初期到现在，给他们的提了很多的意见。当时，毛泽东的双目患白内障而看不见东西，几乎要失明了。所有的文件和报纸都是由秘书和身边的人员给他念。当周恩来给他汇报完情况后，毛泽东高兴地说：“还是小平办法多，你们俩一个是柔，一个是刚。你们合作得很好嘛。你告诉小平同志，就让他主持会议专批江青，刹刹她的威风。”

周恩来说：“江青同志意志刚毅，作风泼辣，个性鲜明，处事果断，自信自强，优点很多。我在历次会议上都是这么讲的。主席啊，自古以来从政都是很艰难的，为了江青同志的今后，同志们给她提醒一下是大有好处的。”

“你说的很对，江青这几年给惯坏了。你们都有责任，有个小平站出来，大有好处。”直到毛泽东的双眼作了手术，回湖南养病时，他还对周恩来说：“你们要帮助江青同志，让她学会团结同志，不能总是由着她的意志来。”

此刻，日夜处在颂歌和吹捧中的江青，已经度过了文化大革命的九个春秋。

江青一直自信，她认为对一个立志干一番大事业的人来说，自信自强是一种最可贵的素质。当机遇或挑战到来时，措施不足，或表现出任何犹豫、动摇与退缩，那必然是坐失赶机，贻误大局，导致失败。只有充满自信和自强的人，才能当仁不让，急流勇进而抓住机遇，成就大业。她说：“不管运动的前头有什么样的艰难险阻，我都会不屈不挠地走下去。锲而不舍，坚韧不拔，一定要登上希望之巅。”她除了给华国锋、邓平和周恩来带来一些指示外，再不会有任何的微笑。

是的，直到两案专案组织的人们在审理他们的罪行时，派了最好的审判员。他们在调查江青等人的所有问题时，都遭到了江青的破口大骂，她辩护的理由就是他们的活动的过程中，许多的材料上都有周恩来的批示和签名。当然，这些材料上也都已经过了毛泽东的批准。这些东西都打上了“绝密”的字样。

“问题搞得太复杂了。公布出去会造成混乱的。”有人说。

李先念仍摇头：“你们真是一帮蠢货，有些东西本该销毁的，不该存档。如果破坏了这次审判林彪和‘四人帮’的工作，造成将来的历史被动，你们都该打屁股。”

江青在回答预审人员的问题时，也很潇洒：“我什么也没有决定，那都是党中央的决策，有周恩来和其他领导人的批示，你们可以作笔迹和指纹鉴定。这种鉴定不会有太大的困难，它们的证据会很多的。我要求你们给我取出我需要的证据来。”

那时，江青和张春桥等人说一直研究出版令党内的中间派都有些担心的《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公布了毛泽东的若干没有公开发表的文章和文件，这意味着有些人会更陷入一种不可自拔的政治危机之中。因为第五卷中的文章选自建国后，这正是毛泽东的继续革命的理论开始酝酿和形成的时候。毛泽东在好多次中央会议上批评周恩来和邓小平、陈云等人。至于批判刘少奇的讲话和文章，那就更多了。江青和一些人认为，毛泽东的这些文章和讲话是一颗颗射向对手的子弹。阶级斗争的理论和实践将会提高他们的威信和地位。把他们看作是毛泽东思想的卫士和继承人，而对周恩来及其邓小平们的支持者造成极大的不利和隐患，随着时间的推移，她的胜利和他们的失败将是不可避免的。

因为，她没有想到邓小平的复出，将会公开对毛泽东的无产阶级继续革命的理论进行针锋相对的挑战，随着时间的发展，邓小平的一系列主张日益被多数人所接受，动摇曾经作为全党全军全国人民指导方针的那些说法。邓小平的威望在全党事实上动摇了毛泽东的根基。这些，不但使全国全世界大吃一惊，也从全国和中央对她造成极大的不利。

江青凭着政治家的敏锐和感觉，一直担心中国今后的领导权日益会落到邓小平或者是他的一帮追随者手里。她对毛泽东说：“你能看到吧，邓小平已羽毛丰满，而且得到了文化大革命的反对派的齐声叫好。这个人不会顺从地和我们合作的，不管谁当党和国家的顿导人，他都会从他手里把权夺回来的。他要戴‘英明领袖’的桂冠。大凡一个人要上台执政，不外乎三条途径；选举、任命和政变。像赫鲁晓夫那样的人大有人在。当桂冠落在邓小平头上的时候，我们都是他的刀下鬼了。”

周恩来更能准确地理解和体会到毛泽东晚年的意图和打算：他是想从务实派里选一个类似自己的人作为第二个的，让他完成他百年后的历史转变。江青曾很奇怪地问道：有些人的政治嗅觉太迟钝，他们永远跟不上毛主席的战略部署，有些人为什么不去回顾一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历史和毛主席的指示，我看有些人是别有用心，他们看不到一个基本的事实：文化大革命的十年，主席一直是树立春桥和文元的，主席是把他们作为自己理论的继承者和解释者来培养和看待的。不承认这个基本事实那只能说明他是地地道道的毛主席的叛徒。”

对此，周恩来始终以清醒的眼光来注视着时局的发展。

一九七五年五月二十七日，邓小平主持政治局会议，专门批评江青等人。他在会上再一次讲话，点名道姓地说她是搞宗派，搞分裂。会后，张春桥对他说：“你还是注意些好，你的一些讲话太过了，已经脱离了事实和群众。”

邓小平火了：“我讲话是根据毛主席五月二日的指示讲的，有话就要讲，怎么过了？其实，许多的事实，百分之四十都没有讲到，有没有百分之二十也难说。我的话谈不上过头和围攻，她江青在文化大革命中围攻了多少人？我一个也没有！我无非是讲历史上的路线斗争，有的来自经验主义，有的来自教条主义，这没有什么过。请你讲讲我提出的三件事：谁让她江青批总理和叶帅的？她还提出这是什么第十一次路线斗争，这不是主席讲的，已经证实了。她为什么不作检讨？还有，批林批孔加上走后门，说这是对马列主义的背叛，当面点了很多人的名，毛主席也讲了，这是错误的。毛主席提学理论、反修、防修，又钻出一个主要的危险是经验主义。这才是干扰主席的，我不讲怎么能行呢？我不怕，无非是第二次打倒罢了。”

张春桥听了，气得直打哆嗦。

对于习惯了常规定路的人来说，他们的确是越来越跟不上了。怎么搞的，中国是不是在走回头路？有的人早就咬牙切齿地说：“看来邓小平确是资本主义复辟了！”

就连华国锋，对邓小平和叶剑英等人的意见也并不是都拥护的，但迫于形势和压力，这个身兼数职的文革新贵，此时此刻也经常自打嘴巴，朝三暮四，不停地变来变去。连一直对他有很好印象的纪登奎也觉得，此人越来越两面三刀了。

“主席，这样下去不行呀，中央到底谁说了算，应该有明确的规定，不然会使人迷失方向的，不能大权旁落啊。”华国锋对毛泽东建议说。

毛泽东不动声色。他摇摇头：“还是尊重他们的意见吧，看他们能怎么样。”

一九七五年六月三日的会上，叶剑英打了头炮：“我看江青同志和春桥、文元都要注意一些问题了，你们不要利令智昏。今年三月一日文元的文章提出反经验主义时，我就觉得不对劲，为什么不提反修呢？当全国的报纸都跟上来，用反经验主义来代替反修正主义时，我就认为这是抓住一个放掉另一个。所以有的人不要太骄傲了，还是学习吧。不学好就没有武器，今后中央要带头。有的同志学的多，不必拿来作私有财产。另一个，毛主席劝我们还是不要分裂，现在不同于庐山会议时了。那时有的同志商量如何对付林彪，是对的。现在情况变了，过去可以交头接耳，现在如果不变，就不对了。过去一个时期党内生活不正常，如果继续下去，就有害团结。如果有小组织存在，就会分裂。第三，我们一定要坚持请示报告和严守纪律的制度。一个时期以来，有些人几乎在重大的问题上都不请示和报告。什么提出‘十一次路线’或批走后门，批经验主义，都是如此。这个问题要引起极度的注意。不要动不动就干扰主席，事先不请示，事后又纠正，这是最大的干扰。在党内谁也不要搞特权。”

周恩来通过报告和文件一直密切注视着中央的动向。他能够从一系列的讲话中看到整个局势的发展和走向。显然，这些人通过对江青、张春桥等人的批评，表明了他们对自己的支持。但问题的端倪如果说邓小平没看出来，那的确是个重大的失误了。也可能过去毛泽东或江青、张春桥还对邓小平抱有某种希望的话，那么，这次的表演便彻底粉碎了他们的企望。他们不会轻视他了。他不为他们所用，必然是他们的眼中钉啊。在政治的棋盘上，只有成功和失败，而没有什么明确的是非和正确、错误。他开始这样想了。杀头、坐牢也没有什么了不起。我从年轻的时候就有这种打算。从一开始就没有想到能有好日子过。这种结局，我是有准备的。

当邓小平和叶剑英分别向他汇报了政治局会议的情况后，他就轻轻地摇着头说：“你们太急躁了，不策略。对江青同志，我已经领教过多次了，不管谁和她闹别扭，一开始主席总是支持他，但最后的结果又总是江青大获全胜。你们不要迷恋眼前的痛快和舒服，要想到将来啊。”

所以，当周恩来按照邓小平的提示，重新再看那篇评论《水浒》的文章的时候，他对那段话的理解似乎更有滋味了：

“升官发财是一切剥削阶级的人生哲学，功名利禄是一切反动统治阶级网罗人才的诱饵。《水浒》通过描写宋江的一生——从‘虽有忠心，不能得进步’开始，到被迫上山，接受招安，去打方腊，终于功成名就结束，宣扬了反动腐朽的人生哲学，宋江认为人生在世，就要求得‘官爵升迁’，‘封妻荫子’，‘光耀祖宗’，‘青史留名’。这个‘凌云志’，促使他自己大搞投降活动，他引诱别人投降的时候，也常常使用这一套。宋江可耻地死了，他手下的大部份头领都在打方腊的过程中作了牺牲品。但《水浒》写的宋江等人的下场，并不像有人所说的‘招安后的悲剧结局本身就带有批判性，告诉读者——此路不通’。恰恰相反，《水浒》的整个结局，不是批判性。而是歌颂性的。你看，死了的，‘各授名爵’，有子孙的‘承袭官爵’，无子孙的‘设祠立庙’；活着的，‘管军管民，护境为官’。宋江死后，天子还‘封他为忠烈义济灵应候。并命于梁山泊，起盖庙宇，太建祠堂，’御笔亲书‘靖忠之庙’，‘年年享祭，岁岁朝参，万民顶礼’。在地主阶级的眼里，还有比这更大的荣耀么，‘生当鼎食死封侯，男子生平志已酬’。《水浒》全书结尾中的这两句话时，也就是宣扬投降主义哲学最后完成的一笔。”

周恩来自己已经作好了各种打算：“我希望我能和群众见面，就怕他们不让他自己这样做。死去就没有意思了。他估计他们也许会对他来个死后鞭尸。不管怎么样，我都要坚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我不会改变自己信仰的，这是毫无疑问的。”

“你们给我拿来一些马列的书籍，我要学习。我要从马列的书里找答案。”周恩来对身旁有关人员这样讲，“我是马克思主义者，我不是投降派。在原则问题上我从来没有偏离过马列的立场。”

他开始阅读列宁的《怎么办？》。他和江青都注意到了里面的一句话：

列宁在谈到俄国组织工作中的问题时，批判了那种革命人才缺少的说法，指出：

“不，社会提拔出来的能够‘做事’的人才实在很多，但我们却不善于尽量地利用他们。在这方面，我们运动的危机的过渡的状态可以用两句话来表示：没有人，而人又很多。人很多，因为工人阶级和越来越多的社会阶层都一年比一年提拔出更多心怀不满、愿意反抗、决心尽力帮助反专制制度的人，而专制制度的令人难以忍受虽然还没有为一切人所意识到，但已经为越来越多的群众所日益尖锐地感觉到了。但同时又没有人，因为没有领导者，没有政治领袖，没有擅长组织的人才来进行广泛而且统一的、严整的工作，使每一份力量，即使是最微小的力量都得到运用。‘革命组织的增长和发展不仅落后于工人运动的增长，并且落后于一切人民阶层中的一般民主运动的增长。”

作为系统地回顾文化大革命十年来走过的路程，周恩来和江青几乎都认为，应该总结一下文化大革命这近十年的经验和教训了，尽管他们各自认为经验和教训的含义有所不同。列宁的这段话，从组织上讲，都对他们有所启发。

现在，他们才真正认识到；夺取政权和掌握政权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是非常严谨的科学和斗争的结晶。仅凭后台或一厢情愿要持久的掌住权或者仅仅依靠几个天才人物远远不能够应付复杂的政治局面，关键时刻还是得靠群体的力量。过去他们所犯的错误，归根到底是一个用错人的问题。他又想起毛泽东和他及江青的一次谈话。

那是一九七一年九月，林彪集团刚刚被粉碎，毛泽东深沉地指着江青说：

“江青啊，自古政治家文武双全的不多啊！你能算一个吗？我看林彪不算，他一天只和他那几个金刚们在一起，秀才们全都不要，那还不垮台吗？所以，政治家文要能安邦，武要能够定国。在这个方面，你也有很大的片面性。你没有大度。林彪是搞小圈子的人，我看你也是个搞小圈子的人，你不能一天只是和那几个唱戏的、唱歌的搞在一起，当然他们不可缺少，但更重要的是要和政治家、军事家们在一起。政治家不懂军事就不叫政治家，你顶多算半个政治家，你再不议政、议军那就要把你从政治家的行列中清除出去。民国时期，有个叫吴禄贞的人，是湖北云梦人，字绶卿。他十六岁即人伍为工程兵，后人湖北武备学堂接受德式、日式军事训练。十八岁被保送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深造，在日本加入兴中会，回国后历任清军练兵处监督、帮办延吉边务、新建陆军第六镇统制。期间他利用这些地位和职务宣传革命，积极图谋推翻清朝统治的武装起义。一九一一年十月二十九日山西起义军打死巡抚成立革命军政府，宣布山西独立。清政府于十一月四日任命吴禄贞为山西巡抚。他却暗中和当时革命的阎锡山、温寿泉、赵戴文等人联系，说：‘我算什么巡抚？阎都督你才是山西的主人，我替你带兵’。于是他当了燕晋联军大都督兼总司令，制定了张绍曾、阎锡山、吴禄贞三路大军进攻北京的计划。仅仅三天，他就被他手下的年轻军官马布周等四人暗杀，只活了三十二岁。一九一二年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孙中山以大总统名义表彰他为开国功勋。你说他算不算政治家？我看他算，但不是。你连他都不如，当然我希望你能超过他几百倍。”

江青说：“我争取超过他们吧。”

“那当然好，”毛泽东说，“林彪们骂你是‘武则天’，我就在许多的场合讲过，江青要真有武则天那两下到好了，可惜你成不了她啊。你有她那个本事吗？武则天文可重用持不同意见者，武能团结反对过她的人。她该下狠心时能下得去，应慈悲时又能掉下泪。这些你能作到吗？做不到，怎么能成为好的政治家？我担心你在我死后就对付不了林彪那样的人。别看有的人现在在你面前说得天花乱坠，其实心里早把你恨透了，你信不信？在我死后不久，我看你就可以清楚地看到了这一点。”

周恩来当时说：“其实，江青对自己的要求是很严格的。她勤奋学习，思维敏捷，我们都要向她的这一点学习。”

“我看，现在是我活着，大家都不好意思惹她，或说是怕她。这一点不好。我还是主张人应该有点自知之明的，自古自知者有力嘛。你江青有没有真本事，不是在我活着的时候，而是在我死去的以后。我是怕你要摔跤的。”

毛泽东讲这话的百年后，应验了，这不能不说毛泽东的确有先之明。

其实，政治上的事情往往是不允许试验的，当你一旦发现不妙的时候，一切已经晚了。这就是许多的有志之士抱恨终天的时刻啊！周恩来这样想。

那天，毛泽东忍着悲伤站起来，望着窗外的秋景说：“我已经老了，根据中外历史的经验教训，太凡改朝换代的时候，往往是宫廷斗争异常激烈的时刻。你不要以为林彪死了天下就太平无事了，不会的，还会有林彪那样的人物，谁是林彪现在还不好说，但是肯定会有的。这才是正常规律。因为在中央，我看没有多少人同意把权利给你们。林彪的许多看法有市场，也许有一天他们的人会一拥而上，重新把林彪抬出来当旗帜高举的。不要大意，这是很可能的。”

“勃列日涅夫就搞过逼宫的把戏，会不会还有人搞呢？”江青问。

“当然有人想搞，刘少奇就准备这么搞过，只是他们不承认。林彪就要公开的搞，这点大家都不怀疑了。”毛泽东说，“我看他们的阴谋都不会成功。中国经受了多灾多难的岁月以后，人民已经认识到谁是正确的，谁是错误的，这个觉悟是我们这个党不会改变颜色的保证啊！”

两年后，张春桥在一次会上说：“我认为，主席让我们评论《水浒》，就是为了让大家知道什么是投降派。别看有人现在说的好听，什么要造修正主义的反，其实大大的不一定。到了一定的时候，他们也会向修正主义投降的。我们可以把宋江和高俅比较一下，他们两人有着许多的共同点。他们一样的是‘浮浪子弟’，一样的想升官发财，一样的被发配充军，归根到底，他们所属的阶级是一样的。有没有不一样的东西呢？有。高俅红运亨通，因为踢得一脚好球，被‘九大王、即后来的徽宗皇帝看中了，因而‘发迹’得早，当了官；而宋江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是‘年命蹇滞’，成了‘寇’。其实这两个人，殊途而同归。宋江是由官寨时入寇，再由受招安而重新变成官；高侏是一下子当了官。宋江在浔阳楼写的‘反诗’，有人以为他真要造反，其实他不过是在‘名不成，功不就’，倒被‘文了双颊’的情况下大发其牢躁罢了。‘自幼曾攻经史，长成亦有权谋。恰如猛虎卧荒丘，潜伏爪牙忍受。’这不正是一个野心家‘怀才不遇’心理的自我写照吗？在宋江看来，当穷途潦倒的时候，投机‘造反’可以说是一条捷径。‘若要官，杀人放火受招安’。鲁迅说：‘这是当时的百姓提取了朝政的精华结语。’宋江和高俅的斗争，并不属于革新派同顽固派的斗争，而只是地主阶级内部这一派反对那一派的斗争。但是，不管他们怎样你争我夺，终究是一丘之貉。就破坏农民革命运动和巩固地主阶级的反动统治来说，宋江的作用实际上要比高俅大得多，他比高俅更富有欺骗性。”

人们都知道他这番话的矛头所向，但都在装糊涂。因为他们知道，即使现在提出他们的名字来，毛泽东也不会有什么实际的行动，弄得不好，还会引火烧身。

江青还特意宣读了那一篇毛泽东的语录，那是在二十年前题为《打退资产阶级右派的进攻》的文章，毛泽东早在一九五七年七月就指出：“右派进攻的时候，我们的政策是这样，就是只听不说。有那么几个星期，硬着头皮，把耳朵扯长一点，就听，话是一句不说。而且不通知团员，不通知党员，也不通知支部书记，不通知支部委员会，让他们混战一场，个人自己打主意。学校的党委、总支里头混进来一些敌人，清华大学党委的委员里就有敌人。你这里一开会，他就告诉敌人了，这叫做‘起义分子’。不是有起义将军吗？这是‘起义文人’。这一件事，敌人和我们两方面都高兴。在敌人方面看见共产党员‘起义’了，共产党要‘崩溃’了，他们很高兴。这一回崩溃了多少呀，上海不晓得，北京学校的党员大概是崩溃了百分之五，团员崩渍得多一点，也许是百分之十，或者还多一点。这种崩溃，我说是天公地道。百分之十也好，百分之二十也好，百分之三十也好，百分之四十好也，总而言之，崩溃了我就高兴得很。你满脑子资产阶级思想，满脑子唯心论，你钻进共产党、青年团里头，名为共产主义，实际上是反共产主义，或者是动摇份子。所以，在我们方面，看见‘起义’的，我们也高兴。那一年清党、清圃清得这么干净呀？他自己跑出去了，不要我们清理。”

江青认为，这段话同样适合今天的实际。天天说他们是修正主义分子，他们死活不认账。今天他们统统都亮相了，事实证明没有冤枉他们。她又想起毛泽东在一九七四年下半年时和她说过的一句话：

“我是主张历史应该有点反复的。反覆才能识别人、看清人、考验人。正像列宁讲的，大革命高潮到来时，所有的人都会宣布他是革命者。连混蛋都会是革命的。但是，反革命一上台，相当的一个多数都要反正。所以，我看还是多一点反覆好。我说过，文化大革命是一场政治革命的演习。真正的反复辟斗争还在后头呢。”

江青多么希望这场斗争会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啊！

对于这些，周恩来一清二楚，他怎么会跟着他们去冒险呢！须知，在周恩来的历史上，是从来没有这种先例的。他的脑海里，反覆回响着《人民日报》里的那段话：

“在当前学习理论、反修防修的运动中，我们应该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坚持阶级分析的方法，开展对《水浒》的评论和讨论，揭露《水浒》宣扬投降主义的本质，揭露宋江搞修正主义、投降主义的真面目，批判《水浒》研究中的阶级斗争调和论，划清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原则界限，充分发挥这部反面教材的作用。这不但对于中国共产党人、中国无产阶级、贫下中农和一切革命群众，在现在和将来，坚持马克思主义、反对修正土义，把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坚持下去，都有重大的、深刻的意义。”忽然，周恩来感到好笑，但没有笑出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