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hgy818 · 注册时间: 2007-09-13 帖子: 1298

第三十章周恩来最后一次走向讲台

谁也没有预料到，一九七五年一月十三日上午的第四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竟是周恩来最后一次走向公开的讲台。还在三、四天之前，即一月八日至十日召开中共第十届二中全会的时候，周恩来曾经开玩笑地说：“今天我还能坐在这里，说不定哪天就倒下去了。我是随时准备向马克思报到的人。”

邓小平说：“总理，你怎么尽说些不吉利的话？你现在好好的，怎么会倒下去呢？”

“这是大自然的规律，我总是要退出历史舞台的，这个道理我能想得通。但是，只要我活一天，就要为人民好好地服务一天。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就是我的座右铭。”周恩来很坦然地说。

周恩来在全会讲话时，特意提到根据毛泽东的提议，要选举邓小平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时，有人追问：“为什么毛主席没来参加中央全会？”他说：“主席另有重要的活动，他的身体也有点不适，所以毛主席不但不参加这次全会，而且也不参加即将召开的四届全国人大。今后如果没有特殊的情况，主席都不参加公开的活动了。”

他看到，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和姚文元等人虎视眈眈地注视着他，一副严峻的神态。

周恩来和邓小平、叶剑英等人都知道，毛泽东患了被称为运动神经原病的重病，已经不能公开出来活动了。但是，江青却在政治局会议上说：“有人对主席的身体状况造谣，说主席的病情如何如何，实际上都是李志绥那个坏小子在背后瞎说八道。主席的身体是很好的，很健康。不久前还游了泳。我们的敌人就是盼着主席不能动了，他们才高兴呢。可是我们的主席偏偏很好。”可是，身在长沙的毛泽东却不来参加中央全会，也不参加第四届全国人大会议，这个问题又该怎么解释呢，周恩来暗暗地嘲笑这些人的愚蠢和手段的拙劣。

为了这次人大会议，林彪和陈伯达大闹庐山，引发了震撼全国全世界的九.一三事件。这次，江青和张春桥等人又提出了一系列的要求，弄得政治局会议非常不愉快。江青几次找周恩来，提出让于会泳担任文化部长、庄则栋担任国家体委主任、迟群担任教育部长，她说：“这可是广大群众的要求，我们政治局必须好好地考虑。这几个同志，都是经过文化大革命的考验和锻炼的革命闯将，我们都信得过。”

周恩来约李先念、叶剑英和邓小平等人交换了意见后，认为前两个人尚可采纳。迟群担任教育部长却是万万不可。李先念：“现在的教育工作已经够落后了，再选一个不懂教育的人担任教育部长，我们国家的教育可就算彻底完了。”邓小平说：“人家称我们的清华大学是清华初中，甚至是小学。工农兵推荐上的大学。都是一些极不合格的人。为了把四届人大的班子配备好，总理还是辛苦一趟，亲自到长沙去见毛主席，把我们的意见向他汇报，争取得到他的支持。”

叶剑英也说：“总理这一趟可是事关重大，带病负重，成功之后就是盖世之功啊。江青那个娘们还想让姚文元和王洪文进人大当副委员长，我看他们也想步林彪的后尘。”

周恩来说：“我们不讲那些过头话，也不搞不团结的活动，就是从工作出发，从党和国家的利益、前途出发，来考虑人大班子的配备。”

经过一番认真的研究后，周恩来决定亲自乘飞机前往长沙，向毛泽东请示汇报，他说：“我已经顾不上身体的状况了，就是拼上这条老命，也得去一趟长沙，看看主席的身体究竟怎么样了。”

远在长沙的毛泽东听到周恩来要来的消息，精心准备了一番。他对身边人员说：“有关我的身体的事，你们一个字也不能和总理讲，要讲就说我的身体还可以。眼睛也能看到周围的一切了。不然传出去，国内会造成一定的混乱。”

一九七四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周恩来拖着病体赶到长沙，面见也在病中的毛泽东。

几乎是在同时，王洪文也接到了毛泽东的通知，要他赶到长沙和毛泽东见面。

周恩来和王洪文进去的时候，毛泽东手捧着一本线装的马克思的经典著作，用放大镜照着在仔细地看。他的神情专注，似乎并没有感到已经有人进来。

“主席，你好啊。”周恩来迈步走向前去，握住了毛泽东的手。“主席的身体看上去比离京的时候要好得多呀。到了主席的故乡，一种别样的亲切油然而生。”

毛泽东也显得很高兴，他放下手中的书本，指着自己的脑袋说：“除了这个地方很活跃外，其他的部位都不那么灵活了。医生检查一番，也没有发现什么大的毛病。老了，身体自然不如往常嘛。”

“我和洪文这次来是向主席汇报四届人大准备的情况的。”周恩来说，“一些人事方面的安排，政治局的同志看法不太一致。这就需要主席决策。”

“我已经委托你和洪文同志决定了嘛，你们大胆地干嘛。”毛泽东望着王洪文说，“你年轻，要多学点马克思主义的书，你看我，这么老了，身体不如你，但是每天都要学习。列宁说：‘人的认识反映不依赖于它而存在的自然界，也就是反映发展着的物质；同样，人的社会认识(就是哲学、宗教、政治等各种不同的观点和学说)也反映社会的经济制度。政治制度是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我们知道，例如现代欧洲各国的各种政治形式，都是为巩固资产阶级对于无产阶级的统治而服务的，’这里的好多问题都值得你研究，不然。难以胜任啊。你要好好向总理学习。”

“主要应该向老同志们学习，我没有多少好学的。”周恩来说，“主席的著作，每一篇里都有很多的辩证法。”

这时，毛泽东关切地询问起周恩来的病情，他告诫道：“你不要完全迷信医生，要有自己的锻炼方法。按照医生的话，我们什么事情也就不能干了，只能呆在医院里听他们摆布。我看你还是多出来走走，不要老闷在医院里。你们一老一少要团结，要互相尊重。还有张春桥同志，他很有才干，可以作为副总理中的骨干。他的才干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水平强，也比较高，要依靠他。还有小平同志，也是人才难得，政治思想强，比你洪文要强，你承认吧。承认就好，就要好好学习。”

周恩来汇报到一些副总理的人选时，毛泽东说：“你们别忘了陈锡联同志，他可以以作副总理嘛，在军队里，今后要他来挂帅呢。要把他和张春桥同志作为今后国务院的支柱来培养。”

“现在马上能拿得起来的就是邓小平同志。”周恩来说，“小平同志刚刚恢复工作，总是担心人家不服他的领导，所以胆子大不，步于迈不开。我看是要给他多松松绑哪。在军队里和政府里，他的资格是最老的了。”

毛泽东说：“我看小平做个军委副主席、第一副总理兼总参谋长就可以嘛，总理你说呢？你们回去让他大胆地工作，不要总是记着过去的错误，也不要怕别人抓他的小辫子。谁能没有小辫子呢？你王洪文就没有吗？我看还是有的。就说江青吧，她背上了很大的包袱。一是反刘少奇有功，二是反林彪有功，在批林批孔斗争中也有功劳，但是不能以此骄傲。对她要一分为二。”

王洪文马上说：“江青同志也经常作自我批评，她对自己的要求还是很严格的……”

“是这样吗？”毛泽东说，“我看不见得，人家说你们是四人帮呢。就是指你、江青、春桥和姚文元。你们可不要搞四人帮呀。要和大多数的同志团结，只是四个人团结不好！你和春桥都不要跟在江青后面批东西，你们要有自己的观点和看法嘛。历来搞小宗派都是擞有好下场的。这点你就应该学习总理。江青搞批林批孔很好，解决了很多的问题，击中了林彪这些人的政治要害，但是说总理的错误是第十一次路线斗争就错误了。总理的错误是工作中的错误，认识上的错误，而不是路线上的错误。批林批孔，批走后门，成了三个主题，就混淆了主要的进攻目标，搞乱了，你们也不报告我，就使一些同志很紧张嘛。”

周恩来笑着说：“主要是叶剑英同志有很大的看法，当时许多的干部子弟是存在走后门的现象的。他们都不愿意听这类的词汇。这也是个方法问题。”

毛泽东又说了几句，就显得很疲劳了。毛泽东的机要秘书张玉凤走进来，对毛泽东说：“你该休息一会了。医生对你的要求可是别忘了呀。”毛泽东指了指她说：“你们看，她对我的要求也是蛮厉害的呢。你们俩不要急着回去，就在这里留下来谈一谈，告诉家里的邓小平主持工作。”

周恩来当天晚上，在和王洪文研究第四届全国人大的名单时，提出让王洪文担任人大副委员长的问题，他说：“江青建议由你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我认为不妥。不是说你不够格，而是说朱德同志的安排不好办。按照党中央的职务考虑，你应该是委员长，但是你想一想，朱老总年事已高，没有几年的活头了，让他担任这个职务也是个虚名，你将来的奔头还是很长远的嘛，和他计较什么。你先担任第一副委员长，朱老总百年后还是你说了算嘛。”

王洪文听了没有马上表态，想了一会才说：“那我就暂时什么也不担任吧。我还是再学习两年再说。这个副委员长就由吴德同志担任。还有宋庆龄、董必武等同志嘛。我什么也不担任了。”

周恩来想了想，也说：“那也是一个办法，我再和主席交换一下看法。”

当晚十点以后，周恩来单独和毛泽东谈了一十小时，当提到王洪文的安排时，毛泽东微微笑道：“江青建议王洪文当人大的委员长，是不是她想当党中央主席呢？她呀，有没有野心呢？我看还是有那么一点呢，你们看呢，我和你的看法相同。王洪文担任人大的职务不合适，还是让他继续学习吧，先别让许多的职务把他缠住了。青年人多学点东西对将来终身受益。

周恩来犹豫了片刻，终于说：“许多同志对我讲，包括康生同志在内都提到江青同志和张春桥同志的历史有值得怀疑之处，担心他们也是叛徒。另外有些东西……”

毛泽东的瞳孔立即放大了，稍瞬便恢复了正常，他说：“他们的事情，我早已知道了。你不必再讲了。江青没有什么问题，那是敌人在给他造谣。春桥的老婆有历史问题，和春桥毕竟是两回事嘛。这件事情你回去不要传达了，也不要和王洪文讲了，不然，江青又要找你们的麻烦。我看这个问题以后再说，总有一天会大白于天下的。某些白纸黑字的人还想翻案，何况是无凭无据的人呢？我就不相信张春桥连敌人的监狱都设有进过，就会成了叛徒？”

周恩来说：“邓小平主持工作的事情，和主席谈话以后我就给他们打回电话去了。”

毛泽东强调说：“邓小平和张春桥两人把国务院的工作在你生病期间挑起来，邓小平在前边，张春桥在后边。邓小平担任总参谋长，张春桥担任解放军的总政治部主任，负责军队的干部问题。你们回去后要发挥春桥的作用。你的政府工作报告让春桥好好准备一下，时间不一定很长，长了你念不完，对身体也不好。我是不能回去参加会议了。让青年人干吧。”

王洪文听说总理昨天单独和毛泽东谈了话，心里马上沉不住气了，他连问两次毛泽东和他谈话的内容，周恩来就是没有全部告诉他，只是继续和他交换意见，不知底细的王洪文不敢贸然和总理相左。只能照周恩来的意见办。于是，整个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没有按照他们的预定计划实现。

一九七四年十一月二十四日下午，毛泽东再次和周恩来、王洪文谈话时，王洪文首先向毛泽东请教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一句话：“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实际生活过程。如果在全部意识形态中人们和他们的关系就像在照相机中一样是倒现着的，那么这种现象也是从人们的历史过程中产生的，正如物象在跟网膜上的倒影是直接从人们的生活的物理过程中产生的一样。”

毛泽东对王洪文讲哲学很高兴，马上话题就很多了，他说：“现象是客观事物本质的反映，但是客观事物的本质并不是直接地反映在现象里的，往往现象和本质是相反的。就拿社会生活中的人们来说有些人的言论和行动相差很远。两面派人物就更是如此了。林彪的本质掩盖了很多年，一直到当不上国家主席时才表现出来。别看有些人对我似乎很尊重，说爱我爱得不得了，我从来不相信那些话。越是说这些话的人，越是危险的、可疑的，就拿林彪来说，在战争年代，他和我最喜欢争论的，并不是对我言听计从的人，我就是喜欢他在一定的时候坚持自己的看法。四届人大要通过的宪法，你作过研究吗？”

王洪文说：“讨论新宪法的时候，我是研究过几次的。”

毛泽东看了周恩来一眼，说：“会议要通过的各项文件，我都反覆地看了，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宪法里应该再加上允许工人罢工的自由，允许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自由，多给人民一些自由有好处，资本主义复辟后，我们的人民还可以用合法的斗争方式同修正主义和党内走资派进行斗争嘛。《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改草案》、《关于修改宪法的报告》、《政府工作报告》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国务院成员的候选人名单，我都看了几遍，觉得还需要再修改。你们拿到党的十届二中全会上再讨论一下吧。文件的修改让春桥和文元再考虑研究研究。”

这月的二十七日，周恩来和王洪文临离开长沙的时候，毛泽东单独地和王洪文谈了一次话，毛泽东问道：“我给你开的读书单子你开始读了吗？嗯，读了一点了。要向春桥和文元学习，争取多读点东西。作为一个高级的政治家，没有丰富的历史知识和丰富的政治斗争经验，是很难在政治斗争中取胜的。你今后讲话要十分地注意，不要轻易地表态。政治领导的第一要素，就是不能让人知道你下一步要干什么和要讲什么。如果你的行动都在别人的预料之中，那还有什么政治领导的艺术？对于我们没有讲过的话，我们是主人，对于已经讲过的话，我们只能是奴仆了。我常常和江青讲这些话，她总是听不进去，那怎么得了。你要把今后的奋斗，建立在自己努力的基础上，不要吃老本。该果断的时候要当机立断，要能够下狠心。不然，就要失去战机。”

“江青同志有许多的好主意，我不听不行呀。”

“这要讲究方法，不要让人家看出来嘛！你总是跟着江青后面批东西，人家就会说你没有主心骨，你这个副主席的威望就建立不起来，对江青的影响也不好。这里有很多的辩证法需要体会。你好好学习点东西，慢慢地就有所长进了。你和李德生不同，他是想投靠一些人另搞一套。我们把他提拔起来。他反而要跟着别人走，这还不如用邓小平嘛。李德生这个人再看看，把他放到沈阳军区去，看他改不改,不改再说。”

临告别的时候，毛泽东喜爱地拍拍王洪文的手。深情地看了他很久。

有人把这个情节告诉了周恩来，周恩来没有说话，只是意味深长地笑了笑。

就在第四届全国人大召开的前夕。即一九七五年一月五日，中共中央发出第一号文件，任命邓小平为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任命张春桥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

中共第十届二中全会开过以后，紧接着召开了四届人大，当周恩来拖着沉重的脚步走向讲台的时候，他绝对没有想到，这是他即将告别政坛的最后一站。

整个大会堂里庄严肃穆，只有周恩来那深沉且充满激情的声音：

“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我代表国务院，向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作政府工作报告。”周恩来抬起头，环视了一遍整个会场，接着说，“从三届人大以来我国各族人民政治生活中的头等大事，就是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场大革命，实质上是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政治大革命。它摧毁了刘少奇、林彪两个资产阶级司令部，粉碎了他们复辟资本主义的阴谋。目前正在全国普遍开展的批林批孔运动，是这场大革命的继续和深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巩固了我国的无产阶级专政，促进了社会主义建设，保证了我国站在全世界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一边。它提供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新经验，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和深远影响……”

邓小平坐在主席台前沿的位置上，默默地观察着代表们的情绪。对人们来说，周恩来的这些话，实际上是老生常谈的东西，并没有丝毫的现实意义。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往往是两个范畴的东西。他看到，即将当选的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朱德和副委员长董必武、宋庆龄、康生、刘伯承、吴德、韦国清、赛福鼎、郭沫若、徐向前、聂荣臻、陈云、谭震林、李井泉、张鼎丞、蔡畅、乌兰夫、阿沛·阿旺晋美、周建人、许德珩、胡厥文、李素文、姚连蔚等人对这些话毫无反映，一点也没有想到这些话会在不远的时间内即将统统否定。

就是邓小平也未必就会预料到他能轻而易举地在很短的一个时期内会推翻这一切的结论。他知道，文化大革命这场运动和刘少奇的所谓资产阶级司令部这些提法，就像孙悟空头上的紧箍咒一样，随时随地都可能被这些左派们用来敲打他。尽管他对此恨得咬牙切齿，但在表面上还得笑脸响应，就像在十届二中全会上讲话时说的那样：“政府工作报告是总理最好的一篇宣言，高度地评价了我们的文化大革命，而且用最简练的语言总结了这十多年来的政府工作，提出了新的战斗任务和宏伟的目标。我完全赞成。“

当他的思路回到现实中来的时候，他看到周恩来的情绪是非常高涨的：

“在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中，各族人民广泛开展学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群众运动，提高了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觉悟，上层建筑领域的斗批改取得了重大成就。老中青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密切了和群众的联系，大批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茁壮成长，以革命样板戏为标志的无产阶级文艺革命深入发展，教育卫生革命生气勃勃，广大干部和工农兵学商坚持五七道路，上百万赤脚医生成长起来，近千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农兵参加的马克思主义理论队伍正在壮大。这一切新生事物的涌现，在上层建筑领域加强了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更有利于巩固和发展杜会主义的经济基础……”

“听见了吗？李先念舔了舔厚嘴唇，悄声地对邓小平说，“总理还是要讲什么批林批孔，儒法斗争，一点意思也没有。他难道丝毫没有感觉到人家是在搞他的鬼吗？下一步我们该怎么办?”

“喔，噢，”邓小平心不在焉地点了点头。他知道，从过去和古今中外的政治家们的经验和教训来看，许多人的麻烦都出自于狭隘脑袋和无把门的大嘴巴的结合。愤怒不会押韵，说话必须留有余地。正像刚健往往蕴含在无表情的表情一样，顽强常常体现在无望的希望中，尊严更加显示在沉默的沉思中。毛泽东在巧妙地利用他来达到宣传的目的，他也在利用毛泽东的利用而实现他的计划。他何尝不知道这一点呢？此时此刻，就用得上别人讲过的一句话了：如果说语言是银的，那么沉默现在就是金的。语言是一时的，沉默则是永远的。现在的沉默正是为了今后更好地说话。他记得陈云就说过同样的话……

“总理老是这样的委屈求全，迟早人家会把他一脚踢出去的。”

“不会，现在毕竟不是文化大革命那时了。红卫兵时代已经过去了。”邓小平全神贯注地看着主席台下代表们的表情，并不理会李先念的议论。

“小平呀，怎么这个时候你也一言不发了？”李先念的身子靠近了他，“这样下去，他们的计划会得逞的。我现在有种感觉，你实事求是地接近了真理，如果得不到周围的人的实事求是地理解。也许你还会碰得头破血流。”

邓小平还是老谋深算地光点头而不说话，他坐在那里，心里暗暗地发笑，他被那种从天而降的好运弄得云里雾里的，打倒或解放，升官以至撤职，都决定于一个人的表态。整个中央政治局完全成了老人家手中的工具或玩物。他几乎是一个晚上变成党政军的第一副手的，这里是他的很重要的一步棋。当然他知道，为此步棋，周恩来费尽了自己的心机和苦心。但是，怎么样对李先念说呢？照实说吗？说他才真正是勉从虎穴暂栖身，自己在等待一个最好的时机，以便把这些假马克思主义的秀才们一网打尽？还是说谎呢，说一些不疼不痒的话有什么意思呢？他认为，最好还是沉默。沉默就是最好的策略。就连周恩来也在说些违心的话嘛。

周恩来在总结这些年来的成绩：

“我们超额完成了第三个五年计划，第四个五年计划一九七五年也将胜利完成，我国农业连续十三年夺得丰收，一九七四年农业总产值预计比一九六四年增长百分之五十一。这充分显示了人民公社制度的优越性。全国解放以来，尽管我国人口增加百分之六十，但粮食增产一点四倍。棉花增产四点七倍。在我国这样一个近八亿人口的国家，保证了人民吃穿的基本需要。工业总产值一九七四年预计比一九六四年增长一点九倍，主要产品的产量都有大幅度增长，钢增长一点二倍，原煤增长百分之九十一，石油增长六点五倍，发电量增长两倍，化肥增长三点三倍，拖拉机增长五点二倍，棉纱增长百分之八十五，化学纤维增长三点三倍。在这十年中，我们依靠自己的力量，建立了一千一百个大中型项目，成功地进行了氢弹试验，发射了人造地球卫星。同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动荡、通货膨胀的情况相反，我国财政收支平衡，既无内债，又无外债，物价稳定，人民生活逐步改善，社会主义建设欣欣向荣，蒸蒸日上。国内外反动派曾经断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一定会破坏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现在事实已经给了他们有力的回答…”

邓小平很想说这么一句话：“欺骗别人的时候，第一个受骗者是自己。”他并不相信政府工作报告中的这些统计数字和所列举的事实，但是他又设有勇气站出来提出质疑。他认为，此时此刻装糊涂是最明智的。这样除了可以保全自己外，还会带来好处。

毛泽东在布置起草这个政府工作报告时，强调了它的短和精。看来是较好地实现了。尽管周恩来主张删去了一些内容，但是张春桥和姚文元的精华还是保存下来了。邓小平不能否定这篇东西，困为那样会把他自己也否定掉。

毛泽东认为这个报告好，他对全会说：“报告要回击那些国内外企图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人们的攻击，用事实证明我们的胜利，用大好形势来表示我们政权的巩固。”

从建国以来，我们这个政权就从来没有说过自己的形势不好过，天天都是讲大好形势，哪怕就是天天吃黑面馒头的时候，也没有承认过自己的困境。这样就能鼓舞自己和人民的士气吗？撒谎成功的时候，也是撒谎人的人格贬值的时候。邓小平似乎看到，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领导人都反对吹捧和阿谀奉承，承认坦诚和说真话是最高贵的品质；但是大量的事实证明，前者在任何时候都是受宠的，而后者则往往遭到冷遇甚至被打击。

周恩来略为停顿了一下，缓了口气接着说：“同志们，我们的首要任务，是继续普及、深入、持久地开展批林批孔运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是长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我们决不能因为批林批孔已经取得很大的成绩而有所松懈。我们要继续深入批判林彪的修正主义路线，批判孔孟之道，遵循古为今用的原则，总结儒法斗争和整个阶级斗争的历史经验，并在斗争中建设一支宏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队伍，用马克思主义占领整个上层建筑钡域。实现这个任务的关键，就是要刻苦地攻读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使广大干郡和群众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武装起来。要通过批林批孔，进一步推动文艺革命、教育卫生革命，推动各条战线的斗批改，支持一切新生事物，更好地坚持社会主义的方向。

讨论这个报告的时候，叶剑英就对周恩来说：“总理呀，我看还是删掉这段话吧，我们谁也弄不清研究儒法斗争是想干什么，我劝你还是要谨慎些，不要像过去那样，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小平同志，这方面你也有教训吧？主席现在……”周恩来打断他的话，对邓小平说：“残酷的现实，这正是我们需要重视的东西。回去以后，你们可以想一想，给我找出一个积极的措施。靠它能征服人心，能向主席交了账，这才是最重要的。”这就是周恩来当时心灵的真实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