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hgy818 · 注册时间: 2007-09-13 帖子: 1298

第二十五章周恩来的苦恼

这天，周恩来起了床，在西华厅的小院子里活动了一会儿，便仰起头了望般地看着天空。这些天，他很注意观察天气的变化。一边看着，一边嘴里还念念有词地默背着什么。其实，他是在预演到了政治局会上以后的讲话和对各种问题的表态。

昨天，地收到了几份材料，都是在秦城监狱关押的那些所谓的黑帮和走资派们写给他的。其中有许多人是他的老战友。他们那字字血、声声泪的控诉，使他也落下了眼泪。

邓颖超注意着他的一举一动，但是没有惊动他。她知道他的脾气，也知道他的难处。

远处的山脊上空无声地扯过一道光闪，满天云彩渐渐地罩住了中南海的上空。又过一会儿嗖嗖的凉风扑上来了，吹得地上的尘士滚动着，贴着地面飞跑。不知什么时候，已经下起雨点子来。这个鬼天气，和现在那帮人一样地不可捉摸，看起来是温良恭俭让的样子，实际上是子系中山狼，得志便猖狂。有些人刚刚进了中央，就摆开一副了不起的架子，好像他们为这个中国立了多大的功劳。全党的同志看在毛泽东的面子上不想和他们多么计较，他们就越发得意忘形了。那天邓小平跑来对他说：“我实在是忍受不下去了，要不是看在党的利益的份上，我真不想再受这种窝囊气。”接着他又显得很神秘的秘地说：“听说毛主席的身体是越来越不行了，我看这是一个关键的时候，这时候都会有一场你死我活的较量。”

周恩来一阵紧张，他不由地往窗口看了一看，脸涨得通红。

“我不想议论这个问题，我们还是谈些别的吧。工作上你比我于得要好一些，大刀阔斧地抓整顿总是会出效果的，但是要注意多请示毛主席。这是你过去的教训，值得我们大家吸收。”

邓小平的脑壳里热烘烘的，一股火气直往胸口窜腾，今天他实在坐不下来了。昨天，他听到专案组的人要他讲彭真在延安时期和王明一起迫害一批老革命的事情。无稽之谈！纯粹是栽赃陷害！邓小平根本不想和他们罗索什么，便不屑一顾地说：“你们问吧，我要方便去！”

这一趟厕所，足足有半个多小时。

想当初，报纸上对他和刘少奇及另外一个人的批判，不断地掀起了新的高潮。用他的话来说：“离奇的谎言和造谣越来越多，辱骂和丑化是所谓大批判的最大特色。看来，政治斗争并不是靠事实讲话，而是靠谣言和诡辩来整倒对方，用恬不知耻的吹捧来抬高自己。”他发誓，“一旦自己羽翼丰满，一定要把文化大革命的所有案子来个底朝天。”

现在，所谓毛泽东的亲密战友林彪彻底完蛋了。秀才们再也没有什么好辩论的东西，只有靠这些骗人的货色来混日子了。他随便地翻看着那些当年的东西，上面充满了什么“某某是党内资产阶级的典型代表”、“是不肯改悔的正在走的走贤派”、“是叛徒”、“特务”等等词忙，实在无聊。就拿对彭真批判来说，也没有多少可站得住脚的东西。想到这里，他取出一封别人给他转过来的信件，是彭真的申诉书。里面几乎是一条一条地批驳了当年那些人对他的攻击和所加的罪名。彭真在信中说：“尊敬的小平同志，我从你的解放中看到了这个党的希望和前途。我想通过你的努力，来说服我们的兄长周恩来，一块向毛主席作解释工作，我的确是冤枉的呀……”

这封信到了周恩来手里时，周恩来已经从另一个渠道看到他的申诉了。

周恩来对邓小平说：“彭真的案子一翻，整个文化大革命就要重新评价了。恐怕不好办呀。批判《海瑞罢官》是和彭德怀的事件联系在一起的。这可是主席的最大忌讳呀。万一彭真的信件要是惹得主席生气，就更不好说话了。”

邓小平说：“以大局来说，还是不要把彭真和彭德怀联系起来为好，这样会把事情搞复杂的。”

周恩来看完彭真致中共中央的信，心里显得很不平静。往事点点滴滴还历历在目。很明显，彭真的信件是要翻案，他提出的主要理由是他绝对没有反对毛主席，他所提出的那个二月提纲是通过了康生和当时的政治局在京常委的，也就是说，他没有对中央搞两面三刀和搞阴谋活动。他信中特别强调：“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我的问题时，王力等人整理的《大事记》起了很大的作用，但是那个东西是歪曲了我的许多意思的，我从来没有保护吴晗等人的意思，是想再放上一段时候，也就是说，等周扬、邓拓一伙跳上一段时间后再来反击他们。现在事实已经证明，王力、关锋、戚本禹等人都是政治品德非常不好的野心家和阴谋家，从我的问题上也可以看出这个问题来。我恳切地希望党中央和毛主席能够重新地考虑我的问题，给予公正的处理。”

周恩来把信批给邓小平阅示，邓小平对周恩来说：“我看还是把彭真同志的信给主席看一看吧，反正不能把他继续关在里面了。到底有多大的问题呢？我们都是经历过那段非常历史的人，彭真的罪总比国民党战争罪犯要轻吧，对他们我们也投有那样处理嘛。”

当重病中的毛泽东听了周恩来转来的彭真的信和其他几个在文化大革命中挨批而打倒的一些人的申诉和翻案材料后，嘴唇微微地哆嗦起来：“我就知道有这么一天，迟早要翻案。林彪的死和小平同志的复出，就会起这样的连锁反应。这些，江青他们是不会考虑到了。”说完，他闭上了眼睛。

毛泽东看得出来，周恩来是借他批判林彪的由头。向他表示信号，是同意彭真这些人的宽大处理的。他想起来了当年的往事……

康生在在一九六六年的政治局会上批判了彭真的观点，指出：“我们同吴晗的斗争，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要同吴晗划清界限。不要打击左派，要依靠左派，培养左派队伍。要集中火力针对吴晗，揭露吴晗的政治问题和要害问题，要同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联系起来。”康生还严厉地批评了许立群专门收集左派的材料，专门整左派的问题。“我们不去批判吴晗，却在关锋和戚本禹等同志的问题上作文章，就是混淆是非。彭德怀的案子不能翻。”

康生还在会上揭露说：“彭真以中央五人小组成立的所谓学术批判办公室，封许立群为办公室主任。彭真指示他和姚秦立即起草‘汇报提纲’。起草过程中，他们神神秘秘，连同住一楼的我和其他同志都不告知。他们的活动完全是有组织地对抗毛泽东同志的阴谋活动。”

周恩来又仔细地审阅当年的那份由王力整理的大事记：

二月五日，彭真在《汇报提纲》上批示：“此件由于时间仓促，来不及在五人小组内传阅和商榷，可直接提交政治局常委讨论批准。”在刘少奇的主持下，除毛泽东不在外，其他几个常委都出席了会议，由非五人小组的许立群汇报，彭真插话，算通过了提纲。周恩来提出：“这个提纲一定要请示在杭州的毛主席批准方可作为中央的文件下达。”刘少奇便建议彭真亲赴杭州向毛泽东汇报、请示。周恩来特意说：“如果主席同意了。我们就发下去，如果主席不同意，我们就不发。”

二月八日，彭真带着昨天出笼的“提纲”乘飞机到杭州向毛泽东汇报。毛泽东又问：“吴啥是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彭真说：“通过调查，不是。”彭真向毛泽东送了关锋和成本禹、邓拓的几篇文章，提出要整左派的风。毛泽东说：“这个问题三年以后再谈。现在要保护左派，不要打击左派。”彭真还问：“要不要下政治结论？”毛泽东说：“文化领域里的阶级斗争不是匆忙做出一个政治结论就可以完结的。”

汇报以后，彭真无视毛泽东的意见，指示胡绳和许立群起草所请中央的批示。要把他的汇报提纲作为中央文件下达。二月十二日，在京的政治局常委，由刘少奇主持，在他的家里召开会议，讨论提纲井把它最后定稿，以中央名义批发全党：“中央同意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现将这个提纲发给你们，望照此执行。这个提纲的内容，应当向党内主管学术讨论工作的同志，和从事学术研究的同志传述并组织讨论，在讨论中，应当把毛泽东同志一九五七年三月《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骨干会议上的讲话》作为学习文件。”

第二天，自以为得意的彭真指定胡绳向张春桥谈话说：“吴皓的问题不准再谈所谓要害，不准和庐山会议再联系，吴晗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这个请你慎重些。这是彭真让我告诉你的。”

周恩来重新看完这些，对邓小平说：“彭真的问题当初弄得这样复杂，毛主席对他的问题作了这么多的批示，我们很不好办啊。彭真要是站起来，那张春桥和姚文元，还有江青同志怎么办？”

“我们不能事事迁就他们呀。”

“但是也不能越过他们，事情不经过他们，那在事实上是办不到的。”

张春桥很快知道了邓小平的意思，立刻找出了彭真的有关材料急送周恩来。

“总理，你好好看看这些东西，你说，林彪死了，所有反对过他的人就都能成了正确的吗？”周恩来又看了以下的材料：

“彭真大量地包庇坏人。前市委书记兼公安局长冯基平，打击异己，陷害左派，生活糜烂透顶，彭真却用他掌握公安政法大权，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前市委常委，市人委秘书长贾星五是破坏四清运动的急先锋，道德赃坏，彭真却一贯重用，破格提拔；前北京市法院院长王裴然是个大右派。反右后，彭真把他安排在北京图书馆，后来又提拔为副馆长。他把北京作为他们向党中央进攻的基地，严密封锁，针插不进，水泼不进。一九六三年底，毛主席指示全国学习解放军，建立政治机构，加强政治思想工作，彭真就拒不执行。毛主席提出‘农业学大寨’后，彭真立即抗拒说：‘北京不那么提，我们有我们自己的典型，我们要学习自己的东西。’所以，他拍摄了《北京农业大跃进》的电影等以对抗中央的学大寨精神。中央派干部到北京进不去，要干部调不出。中央派到北京的调查组、四清工作队，都被彭真赶走了，北京市的工作，谁也过问不得，谁也批评不得。这里就是他的独立王国。……”

张春桥等周恩来看完这些后，身子往后一靠，愤然变色道：“像彭真这样明目张胆地对抗毛泽东同志的指示和行为，就是放在现在也是不能允许的。我不隐瞒自己的观点。就是现在我依然认为‘二月提纲’是一个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纲领，是一个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黑纲领，它扯起了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博爱’三面破旗，祭起了‘五大法宝’：一曰‘放’。二曰‘先立后破’。三曰‘反对和防止左派学问’。四曰‘纯学术讨论’。五曰‘真理面前人人平等’、‘错误言论大家有份’、‘混战一场’。彭真的目的，是企图扼杀正在兴起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抗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只要你还是尊重客观事实，你就应该承认这个铁的结论。给这样的人落实所谓政策，就是给他一个出路。不要继续关在监狱里就是最大的宽大，而不是放虎归山。”

周恩来说：“这个问题，我要请示主席，还要在政治局会议上讨论。”

“这是邓小平提出来的问题吧？”张春桥轻蔑地说：“他一站出来，就迫不及待地解放这个，解放那个，也不和大家商量，这符合中央的纪律吗？”

“他也是为了把工作搞上去，不同的意见大家可以研究嘛。”

“究竟是谁不和谁研究，这是有目共睹的。他现在好像憋着一肚子气，是冲着谁来的呀？我看还是冲著文化大革命，这就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了。”

“春桥同志，他刚刚站出来不久，我们还是看他的大节。他抓工作还是有一套的，这点主席也是肯定的。我们还是多看看他的工作再下结论。”

“我们不允许他继续攻击和诬蔑文化大革命，走回头路！”

“能有那么严重吗？”周恩来诚恳地说，“我希望中央的同志能够很好地团结起来，共同完成毛主席交给我们的任务。主席身体不太好，还是少给他找麻烦为好啊。”

周恩来记得毛泽东和刘少奇的一次谈话，那次谈话使他受到很大的震动，以致终生难忘：

那是一九六六年底，正是文化大革命闹得如火如荼的时候，刘少奇几次要求和毛泽东谈话，说有要紧事情商量。毛泽东决定见他。这也是他最后一次面见刘少奇。这次会见决定了他们俩的彻底决裂。

“文化大革命这样摘下去，究竟有没有法律依据，”刘少奇问道，“我现在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席，为什么要这样对待我？你们剥夺了我的权力，还不让我说话，这叫什么革命，我想不通。我要求依照法律，给我在人大和中央政治局讲话的权力，我陈诉完我的理由后，我宣布辞职。这样，你们总可以结束这场文化大革命了吧？”

毛泽东微微笑道“看来，你对无产阶级的革命，对马列主义的常识，的确是一窍不通。我们当年造国民党的反时，和他们讲过法律吗？法律，在阶级的社会里，是有阶级性的。我们同资产阶级从来就不讲什么民主，也没有同一个意义上的法律，对资产阶级，我毛泽东从来是和尚打伞，无法无天。你回上以后可以看看列宁的《国家与革命》就清楚了。”

“我们现在是社会主义的国家，也要造共产党的反吗？”刘少奇问遭。

“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存共产党内，造他们的反，不从党里抓要从哪里抓呢？”毛泽东从桌子上拿起那本书来说，“你还是看看列宁是怎样教导我们的呢，我的少奇同志。”刘少奇翻开毛泽东所指的那段话：”资产阶级的思想家，特别是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家，迫于无可辩驳的历史事实而不得不承认，只有在有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地方才有国家，但他们又来‘改正’马克思。说国家是阶级调和的机关。在马克思看来，如果阶级调和是可能的话，国家就不会产生，也不会保持下去。在市侩的庸俗的教授和政论家(他们往往善意地引用马克思的言论)看来，国家正是用来调和阶级的。在马克思看来，国家是阶级统治的机关，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机关，是建立一种‘秩序’，来使这种压迫合法化、固定化，使阶级冲突得到缓和。在小资产阶级政治家看来。秩序正是阶级调和，而不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缓和冲突就是调和，而不是剥夺被压迫阶级用来推翻压迫者的一定的斗争工具和手段。”

“看完了吗？”毛泽东接过书来，轻轻地合上，接着说：“我的书和列宁的书中，都是这个观点。我们的修正主义者很奇怪，当他们打击左派的时候，从来也不讲法律、要民主的舆论就都来了，这难道是平等吗？这又能说明什么问题呢？”

“那以你之见，就这么闹下去吗？”刘少奇困惑地问道。“就不需要指定一定的规矩吗？”

“又是你们那一套党有党规、国有国法，是不是？”毛泽东说，“以我看，革命就是要打烂一切条条框框，让群众起来彻底革命。在推翻走资派的统治中，是不能给造反派指定那些陈规旧习的。要不然，还有什么革命二字？”

“主席的这些话，我实在是不可理解。我保留我的看法和意见。”

“你可以保留，可以按照你的那一套继续干下去。反正我是要搞革命的。我号召各地的孙悟空来大闹天宫，看你们怎么办？”

刘少奇说：“我也没有什么办{去，就让历史来作最后的结论吧。”

两人落了个不欢而散。毛泽东对中央文革小组说：“你们看到了吧？刘少奇和他所代表的那伙势力是不甘心他们的失败的。他们一定要和我们作秋后算账的。我看，要算就现在算，算他个一清二楚，不然他们将来再弄麻烦。当然，这也由不得我们。但是，只要我们搞得好，刘少奇也好，邓小平也好，他们的复辟就是不可能的。什么依法行事，我们的法和资产阶级的法，根本就不是一回事情。在无产阶级看来，革命就是最大的法！”

周恩来自己也很清楚，毛泽东同刘少奇的矛盾的由来已久，但是到了一九六六年二月他才终于下了决心，从组织上解决他的问题。为此，他要借重林彪的力量。那年二月中旬，在刘少奇、邓小平、彭真的主持下，许立群起草了《中央转发各单位关于加强学习毛主席著作的批示》。文件只字不提林彪同志提出的学习毛泽东著作的原则，针锋相对地提出反对教条主望、形式主义的口号和内容。刘少奇让许立群了解解放军开展学习毛泽东著作的活动情况，说：“林彪搞的这一套，实际上是用学习毛泽东著作来代替四清运动。”他在有关的文件上批示：“四清运动中只能学习有关的文件，不能用其他的材料来代替中央的两个十条。”

周恩来看到这个文件后，就对邓小平说：“你们怎么搞的？这个时候和林彪同志唱反调？林彪同志提出的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群众运动，是对团结我国人民同心协力建设社会主义强国的有力保证嘛，你们不应该另搞一套。”

刘少奇说：“真理夸大一点，便是错误的。我们还是科学点好。”

周恩来不好再说什么了，只是劝他要尊重毛泽东，说：“我们都应以毛泽东同志的话为统一党中央的一个原则。这和集体领导不矛盾，是一致的。我们在反对赫鲁晓夫的观点时，已经说得根清楚了。”

就在这年二月下旬，林彪拿着刘少奇二月十九日对《工交会议的一些指示》来找毛泽东和江青，见面他就说：“你看，刘少奇这个王八蛋又在攻击解放军了，他同我是有仇恨的。他在这个指示中，诬蔑毛主席领导的工作‘有错误，对错误的看法，一部分是可以避免的，一部分是不可避免的。’这是什么意思呢？主席呀，是要和我们算账呢。还有邓小平，也在二月二十六日的工交会议上，提出‘政治挂帅要落实到业务，思想工作要落实到生产’。明明也是和我唱对台戏嘛。”

毛泽东很沉着地对林彪说：“让他们唱嘛，物极必反，谁要是闹到后来不走向反面才有鬼呢。我是后发制人。忍耐是有限度的，我就不信中央的多数就是听他刘少奇的。我看，我们还是一个一个地来吧。眼下打好两个仗，这个先不要提了。”

周恩来听到毛泽东的决定后，说：“林彪同志还年轻，他是中央政治局里最年轻的接班人，我看应该给他树立一定的威信，根据斯大林的教训，主要是没有培养好接班人。”

毛泽东说：“你很有远见。你可以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讲一讲这个问题。”

一九六六年二月四日到四月八日，中共中央召开解决罗瑞卿问题的会议，邓小平对罗瑞卿的话引起了林彪的恐慌。邓小平说：“罗瑞卿总觉得冤枉，有委屈。我看，罗瑞卿同志有什么意见都可以提。不同意就不同意。我们党从来就不强迫人承认错误。如果你罗瑞卿承认你是正确的，为什么不坚持呢？还有揭发的事情，你不同意可以保留嘛。彭德怀实际上已经作了结论，他写了几万言书，企图翻案，现在还分配工作，”刘少奇也接着说：“小平的意见是对的，你有什么话一是可以讲，二是可以保留，将来让实践来检查。”

林彪对毛泽东说：“主席，你看出来了吗？他们杀气腾腾，留待反扑呢。现在我们不解决他们的问题，就是将来他们要解决我们的问题的事情了。”

江青对林彪的话很有感触，也对毛泽东说：“风声鹤唳，战鼓咚咚。这场斗争可是不简单哪。”

毛泽东自有他解决问题的方法和选择的时机。

“总理很能顾全大局，他提出我们中央政治局里也要培养接班人。我们这几个人里，就数林彪同志年轻。我看他就是我们的接班人。一旦我有什么事情，林彪同志是可以上米的。”毛泽东这样对政治局常委们说。

这话在一些中央领导人中很快地传开了。

一九六六年三月十七日到二十日召开的政治局常委会议上，毛泽东有意点着文化部门说：“少奇同志在文化革命上是怎么想啊，我看，我们在解放以后，对知识份子包下来的政策，有利也有弊。现在许多部门是资产阶级知识份子掌握着实权。社会主义革命越深入，他们就越抵抗，就越暴露他们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面目。吴晗和翦伯赞等人是共产党员，也反共，实际上是国民党。现在许多地方对于这个问题认识很差，学术批判还没有开展起来。各地都要注意学校、报纸、刊物、出版掌握在什么人手里，要对资产阶级的学术权威进行切实的批判。我们要培养自己的年青的学术权威，比如姚文元同志和张春桥同志就是这样的权威。不要怕青年人犯王法，不要扣压他们的稿件。中宣部不要成为解散了的那个农村工作部。少奇同志再在这个问题上犹豫，就要犯大错误。我对原则问题从来是不让步的。这次会议也算是个招呼。”

此刻的林彪，没有参加会议，他在从容不迫地和军队的一些负责人谈话，传达毛泽东的指示，部署着一场称之为“防止反革命复辟的战略措施”。

这一切，周恩来看得清清楚楚。他默默地观察着形势的发展，力所能及地执行着毛泽东的指示，从来不越过雷池半步。

但是，毛泽东的战略部署，刘少奇竟毫无觉察到是针对着他自己的。他同样是在执行着反击所谓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帮的战斗；主持中央的工作，解决彭真、陆定一、杨尚昆、罗瑞卿等人的问题；积极地推行派工作组的路线，也要去一些学校蹲点，派王光美到清华大学搞文化大革命，等等。当地在他的活动和遇到了反对力量，出现了各种问题时，被毛泽东抓住了，然后，一张《炮打司令郡》的大宇报，把刘少奇打了个晕头转向，败下阵来。

红卫兵的造反，毛泽东给予了坚决的支持。他的那句“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干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成了红卫兵批斗、抄家、破四旧等一系列活动的理论基础。当全国各地出现一片混乱局面的时候，周恩来多次向毛泽东讲：“现在许多的地方党委都受到冲击，工作受到了很大的影响，”毛泽东说：“不要如丧考妣，乱就乱他一阵子，我听说那里乱了，我就高兴。这个乱是乱了敌人，乱了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他们还在那里按部就班地工作，我就不高兴。”江青正是根据毛泽东的这一系列讲话的精神，和她中央文革小组的所谓战友们到处支持造反派和红卫兵，从而把文化大革命推向了一个极端。

刘少奇认为的右派和“反革命”，变成了毛泽东支持的“革命小将”和革命造反派。这就是所谓两条路线的斗争，这就成了他们区别的一个焦点。

周恩来说：“毛泽东同志无论是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无可非议地是正确的。”

一九六六年十月八日至二十五日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对刘少奇进行了一次大批判。刘少奇和邓小平都作了检查，都承认他们犯了路线错误。军队的领导人和一些个别的地方干部对刘少奇和邓小平的进攻尤其厉害，使他们深深地感觉到大兵压境。

十月二十五日林彪的讲话，是一个决心整垮刘少奇的信号。他说：“由于文化大革命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政治斗争，这样两条路线的斗争就必然产生。一条是刘邓为代表的路线，是压制群众、反对革命的路线；另一条呢？就是毛主席敢字当头的路线，也就是党的群众路线，是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这就是我们党内两条路线的尖锐对立。这一次立化革命运动的错误路线主要是刘邓发起的。但是许多地方是执行的。两条路线的斗争并没有结束。”

林彪的许多话，实际上正是毛泽东的意思。

周恩来在会议前后，几次警告刘少奇：“你要遵守党的纪律，不能在任何情况下流露对毛主席的不满。现在你是认识问题，可千万别最后成了立场问题、态度问题。那可就说不清楚了。”

处于策略上的考虑，毛泽东一直扮演的角色是在背后出点子，他所说的左派们都争先恐后地去执行，去冲锋陷阵。江青以她独特的身份，林彪用他在军队中的地位，保证了文化大革命按照毛泽东的意图，一步步地实现了夺权和摧毁所谓刘少奇资产阶级司令部的目标。

毛泽东很清楚，文化大革命中的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很难把刘少奇搞臭，很难使他被打翻在地后，永世不得翻身。这就需要新的罪行和问题为证实这场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薄一波等六十一人于一九三六年八月出狱的那篇《反共启事》，成了刘少奇的所谓叛徒集团的一个导火线。刘少奇历史上三次被捕，被康生紧紧地抓住不放。康生在政治局常委会议上说：“刘少奇的三次被捕，要认真地查证落实，我想肯定会有问题的。他从北方局的时候起，就一直重用叛徒，他那个叛徒集团是很猖狂的，彭真、薄一波，这是我们都清楚的，是有确凿证据的。他能不是叛徒吗？”

毛泽东说：“这回是全面地审查，要拿出确凿的证据出来，不要搞逼供信呀。专案组的工作要由总理亲自抓。你们在临时中央的时候，对地下工作的一套很熟悉，可以对付得了刘少奇的反攻。”

林彪说：“经过这次文化大革命，全党全军全国人民都认识了江青同志的才能和功绩，她是党内最杰出的女革命家和女政治家。”

于是，江青兴奋起来了。她要在刘少奇的问题上再立一功。应该说，江青是达到了这个目的的。

一九六八年十月的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通过《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的审查报告》后，毛泽东几次在中央政治局会议和中央文革小组碰头会上讲道：“江青同志在打倒刘少奇的问题上是立了大功的。刘少奇的问题是我最头疼的事情。许多年来，找不到解决他的问题的办法。这回找到了，就是搞文化大革命。现在的文化大革命仅仅是第一次，以后必然地还要进行多次。我们不要以为搞一、二次，三、四次文化大革命就能把问题彻底解决了。不可能的。搞得不好，资本主义复辟将是随时可能的。”

刘少奇的垮台，使江青的威信达到了顶峰。她成了足可以和林彪抗衡的人物。张春桥和姚元成了江青的左膀右臂。她们出现在哪里，哪里就是一片“向江青同志学习，向江青同志致敬”的呼喊声。

林彪一脸铁青色，他也看出了江青从来不把他当回事，只是为了利用他。

这时，当林彪和她为首的秀才集团进行权力再分配的时候，毛泽东不想再给林彪分权了。他想对林彪的权力有所限制。这当然是符合江青等人的心意。于是，林彪与江青反目为仇，江青反过来又同林彪进行了一场生死的斗争，还是江青胜利了。只不过这场斗争是一场付出沉重代价的斗争。林彪的死，使笼罩在毛泽东头上的神圣光圈消失了。尽管江青成了反林的英雄，但是过去的历史人们历历在目。对那个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怀疑在相当一部份人的心中油然而生。这决不是一二篇文章所能扭转过来的。

林彪死后，毛泽东还认为林彪曾经“做过一些有益的工作”，他当然指的就是林彪在文化大革命发动的初期对他的支持。但是，在那种十亿人们听一人的年代里，谁也不敢对林彪和他所打倒的任何人说半个好宇。否定了他的一切，也就否定了江青的大多数。

周恩来一直在想，这段历史到底该怎样写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