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hgy818 · 注册时间: 2007-09-13 帖子: 1298

第十五章周恩来说：“对毛主席的指示，照办就是了！”

周恩来从中南海开会回来，立即召开国务院的办公会议。与会者一看总理的脸色，就预感到事态的严重。原来没停息下来的轻声细语，顿时消失了。人人都闭紧了嘴，望着周恩来铁青的面孔，会场上清风雅静。周恩来刚讲几句，就使会场上的气氛立刻变得紧张起来。

“立即指示国务院联络办公室下达一个文件，通知农林系统的军代表可以表态打倒谭震林。”周恩来说：“中央文革小组已经得到确凿的证据，说谭震林是叛徒。现在有人要为去年春天的二月逆流翻案，这是绝对不容许的，我们这些人就是要坚决执行和捍卫毛主席的指示。对主席的指示，即使不理解，照办就是了。这就是大局。”

“说谭震林是叛徒，有什么证据吗？”陈毅问道：“既然敢宣布他是叛徒，就应该拿出证据来好让我们大家都见识见识嘛。”

“证据会有的。”周恩来说：“现在就是要重新算账，因为有些人实际上是帮了倒忙。”

李富春微微点头，没有说话。他知道，就在前两天，即一九六八年三月十八日晚上，康生、江青在接见浙江省赴京代表团的时候，康生明确地说：“邓小平虽然不是叛徒，但是他在战场是逃兵。他决不是什么一贯正确的代表。主席讲过了，这次文化大革命实际上是国内战争的继续。”江青则在讲话中反覆他说：“不但彭真是叛徒，陶铸也是叛徒，谭震林、陆定一这些人都是叛徒。”这一切都标志着过场文化大革命又将要掀起一个新的高潮。

周恩来指着坐在那里满不在乎的陈毅说“你也要警惕呢，不要动不动就放炮。参加革命这么多年了，难道还是没有经验和教训吗？你们那二月逆流的事情没有完。我看还要持续很长的时间。你还是多准备吧。我也要检讨呢，何况你？”

“检查吧，反正是写不完的检查，流不完的泪，革命这么多年，反倒落个经常受蒙蔽，经常上当，我就不愿意听这些话。你们看看那些造反派是何许人也？一个对党毫无感情的人，整起人来连眼皮都不眨，另一个是四清时揭发的坏干部，玩弄妇女的大流氓。要是任其发展下去，我们这个政权，非变质不可。陈毅忽然慷慨激昂起来，敲出着桌子，滔滔不绝地说：“不错，我是在去年发了一通牢骚，这是我的心里话，不吐不快。我自己认为，我这种做法要比那些有话不说、背后捣鬼的人要好得多。”

会议室里一片可怕的寂静，抱着来听听动静的人们，这时候才恍然间明白过来，今天的会议，和他们自己实际上休戚相关呢。今年二月五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转发了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关于深挖叛徒工作情况的报告》。中央在批示中强调：“刘少奇、邓小平、陶铸及其同伙彭德怀、贺龙、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民、安子文、萧华等叛徒和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在长期的反对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活动中，结成了一个顽固的叛徒集团。中央要求，必须坚持群众路线，彻底清查敌伪档案，把隐藏在各地区、备部门，备角落的叛徒、特务、里通外国分子和一切反革命分子彻底清查出来。”这样大张旗鼓地弄起未，不造成扩大化的错误才有鬼呢。

周恩来继续说：“现在有一小撮坏人把矛头指向了江青同志，我们一定要注意这种阶级斗争的新动向，不要上敌人的当。比如杨成武、傅崇碧、余立金这些人，就是在江青同志面前搞两面派的野心家和阴谋家。中央马上就要采取措施了。这里，我先给大家打个招呼。”

陈毅一听，大吃一惊。杨成武不久前还和毛泽东一起视察大江南北，红得发紫。怎么一下子又成了什么野心家和阴谋家呢？这场革命怎么越搞越糊涂了呢？

会议后，周恩来把李富春和陈毅、叶剑英叫到自己的办公室里，向他们传达了在毛泽东驻地召开的几次会议的内容。周恩来说：“毛主席和林副主席已经决定要撤销杨成武代总参谋长的职务，并同时撤销其中共中央军委常委、军委副秘书长、总参党委第一书记的职务，由黄永胜同志来担任；同时撤销傅崇碧的北京卫戍区司令员的职务，由温玉成同志来担任。这是在主席那里研究了几次才决定的。毛主席为此事已经考虑很久了，直到今天才下了决心。

叶剑英连连冷笑：“我早就知道杨成武会有这样的下场。”

周恩来把眼睛转向他，似乎是在征询他的看法。

叶剑英在周恩来面前是畅所欲言的，他神情激动地说：“杨成武、傅崇碧老早曾在晋察冀根据地工作，他们都是聂荣臻同志的老部下，聂荣臻成了二月逆流的黑干将，他杨成武和傅崇碧怎么会逃脱过去呢？余立金同志原来在新四军工作，他的老上级是陈毅，陈毅同志现在也是二月逆流的先锋、所以也必然要殃及余立金同志。再说，杨成武同志几次向毛主席反映王力、关锋，戚本禹等人的问题，拒绝执行停发我们几个老帅的文件和材料的决定，所以引起了某些人的仇恨。傅崇碧执行总理的指示，保护了一大批老同志，也引起了江青、康生这些人的不满。余立金同志在去年的武汉事件中和某些人的意见不一致，也是引起他们不满的导火线。所以，我隐隐感觉到这些人会出事的。你看，果然出事了。”

周恩来摇头说：“这是你们的估计和看法，我不想勉强你们。但是，我要说，你们的看法并不正确。杨成武等人的问题各有各的责任。我的感觉我在主席那里已经讲过了。杨成武、余立金和傅崇碧这些人是有自己的山头和小宗派的。他们想在即将要召开的党的九大上捞一把，迫不及待地要搞小动作。这就是林副主席在毛主席面前讲的：杨成武勾结余立金，要打倒吴法宪，夺空军的权；他还和傅崇碧勾结，企图打倒谢富治同志。不久前，清华大学有‘八一军团’、‘八七战团’的组织发表什么《给谢富治的一封公开信》，质同谢富治为什么对戚本禹言听计从、步步紧跟？北京街头还出现了打倒谢富治的标语，江青同志很生气，料定这和杨成武这些人有关系。他还排挤黄永胜、韩先楚、许世友等和他地位不差上下的同志。这就把问题搞得很复杂了嘛？”

“主席也是这样看待的吗？”叶剑英问道。

周恩来说：“主席听取了李纳和毛远新的调查，证明林副主席反映的问题是真实的。主席说：‘杨成武这个人不那么老实。他写的大树特树我和林彪什么绝对权威的文章，我一看就很不舒服，我的权威难道是他树立起来的吗？凡是人为要树立自己权威的人其结果都不会好了。领袖的威信和权威是在长期的斗争中自然而然形成的。杨成武树立别人的权威。其实是为了树立自己的权威。在上海和武汉，我就发现他和王力、关锋那些人的关系不正常。他经常和他们在一起商量，不知道搞什么名堂。他们的那个小圈子封锁得很死，一般人是很难插进去的。’主席这么一讲，我也不好再说什么了。”

陈毅感慨地摇摇头说：“我知道总理在这个夹缝里生存，是很困难的。我们也不想让总理为难。反正有什么委屈，我们自己慢慢地忍受吧。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党内的三次‘左’倾路线，就是在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垮台后发展起来的。左倾路线的代表人物利用全党对右倾路线的痛恨，在‘八七会议’清算了陈独秀路线后，李立三、霍秋白、王明他们都打着‘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旗号，卖力地推行另一手。现在就没有王明那样的人物了吗？我看是大有人在。我就不相信刘少奇之后就没有人再走刘少奇的道路。想当初，刘少奇在延安时，比谁都会高唱毛泽东思想。一旦当他达到他们的目的以后，就会把他们曾经高举的旗帜当作破烂搬掉。刘少奇是这样，类似刘少奇那样的人都会这样的。我们这些人见得多了，什么样的奇奇怪怪的事情没有见过呢？”

“你看看，你看看，又在说怪话是不是？”周恩来很不满意地说，“这件事情马上就要宣布，你们也都要去开会，这对大家都是一个很好的教育。总之，我不希望我们再出现问题了。”

但是，陈毅的话显然使周恩来感到了某种不安和内疚。他沉思了片刻后，说：“我一直在考虑，我们党的许多是是非非，是否用左和右的路线区别就能分清呢？”

李富春说：“现在的许多是非，夹杂着历史上和现实中的原因，已经很难区分清楚了。”

周恩来说“是的，当年在汉口召开党的‘八七会议’的时候，虽然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屠杀政策的总方针，但是会议没有估计好当时的阶级力量的对比，助长了左倾冒险主义路线的情绪。翟秋白把革命的低潮当作高潮，认为当时是‘直接的革命形势，而且是一天比一大高涨’，‘这一革命必然要急转直下的进入社会主义革命’。这种左的错误造成了很大的损失，统治的时间并不长。到一九二八年四月，翟秋白路线就事实上结束了。李立三的路线是反对毛主席农村包围城市的路线，他的路线在一九三零年六月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通过的《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数省的首先胜利决议案》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李立三路线的错误，我也有责任。在这个问题上，毛主席的确比我们高明。毛主席后来总结道：李立三不懂得中国内战的持久性，因此看不出中国内战发展中‘围剿’又‘围剿’、打破又打破的这种长期反覆的规律，因此在红军还幼小的时代就命令红军去打武汉，命令全国举行武装起义，企图使全国革命迅速胜利。这就犯了‘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毛主席的分析证明是完全正确的。在这方面，毛主席的确比我们看得准，看得远。”

这时，陈毅也深有同感了：“要说这些，不含糊。毛主席那时以很大的耐心说服了中央代表和红一方面军的干部，撤退包围长沙的军队，说服大家放弃夺取中心城市九江和打其他大城市的意见，采取了分兵攻取茶陵、攸县、酷陵、萍乡、吉安等地的方针，从而开拓了赣西南和湘东的广大地区，使红一方西军获得了很大的发展，并在一九三〇年底到一九三一年初胜利地粉碎了敌人的第一次围剿。”

“既然大家都坚信我们毛主席的正确领导，那么我们就服从毛主席的指挥吧。”周恩来说，“毛主席的决策，我们坚决执行。这里，就要好好地处理好和江青同志的关系。她在文化大革命中是代表毛主席来安排部署的。我通过许多的实例已经清楚地看到了这一点，我们国务院的同志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要和江青同志和中央文革小组发生对抗。有什么不同的意见，可咀通过各种渠道向毛主席反映，请毛主席决断，而不能和江青同志争吵。这点，陈老总可要注意呢。”

陈毅说：“你自从强调了这一点后，我就开始注意上了。请你放心，我再也不会和这个女人发生任何不愉快的事情了。”

周恩来点点头：“这就好。你们要注意，你们发生的任何事情，都会联系到我，都会给我造成很大的不利。为什么我要你们特别注意呢。这也是一个特殊的原因。别人好办，我就担心陈老总你，你的脾气要好好地改一改呢。有些人是注意上你了，眼睛盯得大大地在看着你呢。你的一言一行都有人向主席报告。不过，我们的毛主席对你很好，一再指示：陈毅同志要一斗二批三保护。陈毅的错误是公开的，大家都好识别，这个人正大光明，说的都是老实话，我喜欢这样的性格。但是，老总呀，你可是不能老满足这种评价。要多改造自己的思想呢。”

说到这里，陈毅的眼睛里涌出了泪花，他知道在各种时候都是周恩来站出来为他说话。周恩来多次在毛泽东面前说：“别人我不敢打保票，陈毅我敢在任何情况下保证：他不会做任何反对主席的事情，他不会做半点阴谋活动。他要是反党反社会主义，拿我周恩来问罪。”

毛泽东说：“我和陈毅共事了几十年，我还不了解他吗？他是一个有口无心的人。我放心他，就是不放心他的那张嘴。说话容易走火。”

周恩来听了哈哈大笑道：“我们一起给他找个把门的，不让他信口开河。”

陈毅也当着毛泽东的面说：“我天不怕，地不怕，就怕毛主席把我一脚踢开。”

毛泽东也说：“我宁要一个陈毅，也不要十个王力。我也和你交个底，我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也不会不要陈毅的。当然，你陈老板的错误还是要批评的。批评你就是对你的爱护。像谭震林那个人，我就不想再批评他了。他再不改，我就对他绝望了。”

正是这番话，使陈毅决心逆来顺受，跟着毛泽东革命到底。

一九六八年三月二十四日深夜，在北京人民大会堂突然召开了部队团以上干部的大会。与会者准时到会，但是等了两个小时后才开会。坐在主席台下的陈毅和李富春等人亲眼看到周恩来和林彪、康生、陈伯达、江青、姚文元、谢富治、叶群出现在主席台上时，周恩来和林彪谈话时。不住地打着手势。看得出来，周恩来很激动，旁边的人隐隐听到周恩来说：“主席的决策很及时，很果断，就是应该把他们抓起来。只有这样，才能进一步弄清楚他们搞的内幕。”

林彪代表中共中央宣布了毛泽东的撤销杨成武、傅崇碧和余立金职务的三条决定。

然后，周恩来讲话说：“我完拥护林副主席刚才宣布的我们伟大领袖、伟大统帅的英明决定和命令。毛主席的决定，是我们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强劲东风。杨成武这些人在毛主席和党中央面前搞两面派，把矛头直接对准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就是要为去年那股二月逆流翻寨，为刘邓陶翻案。事实证明，杨成武这些人就是主力、关锋、戚本禹这些人的黑后台。在这场斗争中，立下丰功伟绩的还是我们的江青同志。江青同志在我们党内、在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立下了不朽的功勋。我们要永远忠于我们的中央文革小组，忠于我们的江青同志。你们可以继续揭发。有可能在杨成武后面还有黑后台。”

周恩来和林彪讲话后，陈伯达、康生、江青、姚文元分别讲话。

会议结束前，毛泽东从休息室走上主席台，接见全体与会者。整个会场空前观腾，所有的人一遍又一遍地高呼：“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齐声高唱《大海航行靠舵手》这首最流行的歌曲。周恩来走到毛泽东跟前问道：“主席还讲话吗？”毛泽东说：“你们都已经讲过了，现在该大家讲了，我就不讲了。你讲得很好嘛。”

会议之后，聂荣臻几次要求面见周恩来。周恩来请示了毛泽东以后，决定和聂荣臻谈话，并通知谢富治在场，一起谈话。

聂荣臻问道：“杨成武到底是什么错误？怎么好好地就突然被打倒了？”

周恩来说：“他的错误你应该比我还清楚嘛。他的错误主要是搞个人的山头、对主席耍两面派、搞那篇反马克思主义的大树特树绝对权威论。这些错误难道还小吗？”

“三月二十二日的命令说是毛主席和林副主席决定的，林副主席和其他的领导同志又说是毛主席决定的，到底是谁决定的吗？林副主席说是在毛主席那里开了四次会议决定的，这四次会议是什么人参加的？讨论了些什么内容？这四次会议是什么会议？是政治局会议，还是军委会议？我们应该问清楚呀。现在我们这些人越来越糊涂了，弄不清楚到底怎么办了。”

周恩来严肃地说：“你在党内这么多年，难道不知道规矩？没有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同意和批准，谁有这么大的胆子敢做这样的决定，撤销杨成武等人的决定，当然是毛主席作出的。毛主席召集我们开会的时候，很明确地说：’杨成武要搞自己的山头了，我和他谈到一些人的评价，他都原封不动地给传出去了，凡是他同意的，那些人就对他感激涕零；凡是他反对的，那些同志的地区就出现了打倒的逆流。他在林彪投其他同志面前各讲一套，利用我的一些话来抬高他自己的威信。这是非常危险的。凡是他支持的人，都出现了反对中央文革的事情。这里面很奇怪。许多的事情我百思不解。问杨成武，他不说老实话。’主席的话一针见血地指明了他的问题的要害。”

“现在反对右倾翻案风是不是有矛头所指？是不是在指我？”聂荣臻说，“这些天来，我和叶剑英、陈毅的家里，都有那些被称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人给我们贴大字报、大标语说我们是杨成武、余立金和傅崇碧的黑后台，我们不知道他们凭什么说我们是他们的后台？我觉得这里的许多事情很蹊跷，我是有点想不通呀。”

周恩来说：“回去好好学习毛主席的指示，你就想通了。群众贴大家报，有什么了不起呀？不是还有人给我也贴大字报吗？让他们贴去吧。我们如果没有什么问题，就是敞开让他们贴，也没有关系嘛，真正的革命者，就是要在各种斗争中经受考验。我希望你能经受得住考验。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我们大家都有一个很好的体验嘛，那就是紧跟毛主席就是胜利，就是方向，就是前途。在文化大革命取得伟大成绩的今天，我们只有这么办了。”

聂荣臻很不高兴地说：“什么山头主义！难道和大家团结在起就是山头主义？我看是有人在搞他们自己的山头。让干就干，不让于就算！”

周恩来盯了聂荣臻很长时间，严厉地问道：“难道你忘记了张国焘分裂党的错误了吗？”

周恩来见他不吱声了，就站起来，边走步边说：“我和张国焘认识很久了，我是亲眼看见他由一个老共产党人走向反革命道路的见证人。张国焘原是北京大学的学生，在长辛店职工夜校当过教员。他是我们党的创始人之一，但是他决不是一个好的共产党人。在一九二三年党的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他反对党建立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政策。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他又支持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在一九二八年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他就喜欢进行小组织活动，反对中央。后来在担任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领导工作中，就是拉拢一些人，打击一些人，目无组织纪律。一九三二年十月，他擅自放弃鄂、豫、皖革命根据地，撤退至陕南、川北一带。一九三五年一月，党在遵义会议上确立了毛主席的领导后，一九三五年三月，张国焘害怕革命，自动从川陕革命根据地退出。这年六月，毛主席率领的红军第一方面军在长征中渡过大渡河，翻越大雪山，占领了四川、西康的边境地区，同退回来的张国焘的军队汇合。毛主席决定：汇合的红军一、四方面军继续北上，占领陕西、甘肃带，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取得长征的胜利。毛主席给张国焘指明了前进的方向，但是张国焘拒绝执行。他错误地认为红军的长征是失败，主张红军向川西和西康地区或甘肃西北部之甘凉肃一带荒僻地区退却逃跑，并求得与国民党军队的休战。毛主席批评了他的错误主张后，他就开始挑拨离间、分裂红军、命令他指挥的军队南下向天全、芦山、大小金川及阿坝区域一带退却。可恨的是，他于一九三五年十月自立伪中央，公开和毛主席闹分裂。”

讲到这里，聂荣臻说：“这个我清楚了。一九三六年一月。中央政治局命令张国焘取消伪中央，停止一切反党活动，并决定在党内公布他的错误的时候，我是坚决拥护毛主席的决定的。一九三五年十月和一九三六年一月，红军第一、第二、第四三大主力军完成长征，建立了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张国焘被迫取消伪中央，回到延安后，我也参加了对他的批判。我始终是和毛主席站在一起的，这个毛主席应该清楚呀。我从来是听毛主席的话的，从来没有犯过什么大错误。”

周恩来微笑道：“干脆把话给你挑明了吧，毛主席正是考虑到你的功劳，才对你采取了保护的政策。毛主席对所有的元帅，除了彭德怀以外，都是要保的。这次对杨成武等人的批判，实际上对你也是一个教育。杨成武在总参搞以他为中心。你在国防科工委不也是在搞以你为中心吗？你们国防科工委评选学习毛著积极分子，就把拥护不拥护你作为评选的标准，而且明确地写在文件上，这还不是搞山头主义的行动吗？主席的女儿李敏同志早就向主席反映过这些问题。主席说：‘聂帅是老同志了，还是采取打骡子惊马的办法吧。让他通过对批评其他人自己受到教育吧。’你应该感到这是毛主席对你的爱护和帮助，不要再犯其他的错误了。谁也不可能是一贯正确的，毛主席就说，我从来就不相信不犯错误的人：自称一贯正确的人其实就是一贯的不正确。”

“总理，我明白该怎么做了。”聂荣臻仿佛恍然大悟了。

周恩来送走聂荣臻后，才长长地喘了一口气。从窗口望去，外面的柳树又冒芽了。中南海里的水面上，照出了天上的白云和岸边的树影，随着清水的晃动，晃悠悠晃悠悠的，像河面上泛起的银片，波光粼粼。充满了一种难言的诗情画意。周恩来想吟诵一首诗词，可是怎么也想不合适的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