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hgy818 · 注册时间: 2007-09-13 帖子: 1298

第五章、文化革命初的林彪

一九六五年，党内两条道路和两条路线斗争到了必须解决的地步，毛泽东与刘少奇两个司令部的斗争即将摊牌，林彪走上了政治舞台。

1、林彪与罗瑞卿、陆定一

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十日上海《文汇报》发表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文化革命山雨欲来风满楼。

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十八日，林彪提出了突出政治的五項原則，全面指导军队工作：一、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特別要在用字上狠下功夫，把毛主席的书当成全軍各項工作的最高指示﹔二、坚持四個第一(人的因素第一，政治工作第一，思想工作第一，活的思想第一)，大抓狠抓活思想﹔三、領导干部要深入基层﹔四、大胆提拔真正优秀的指战員到关鍵的岗位上﹔五、苦练过硬的技术和近战、夜战战术。

此后，最高指示成了风迷一时的专用语，有力推动了毛泽东思想的不容置疑的统帅地位。

一九六五年，毛泽东考虑文化革命战略问题，先解决了要害部门的领导权，中办主任杨尚昆和公安部长、总参谋长罗瑞卿首当其冲。

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十日，中共中央正式通知，因“窃听器”事件而免去杨尚昆中办主任职务，任命中办警卫局局长汪东兴为中办主任，此为毛泽东发动文革的战略措施之一。

据说毛泽东曾经问过林彪：“你对部队怎么看？”林彪表示说：“罗长子不好把握。”毛泽东没有做任何评论。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十八日，毛泽东收到林彪的短信和兰州军区党委关于大抓阶级斗争的报告后，毛泽东整夜没有睡眠，吸烟吸了很多，这封短信就是林彪指出了罗瑞卿的问题，罗经常讲政治、经济、军事并列突出。毛泽东先在兰州军区党委的报告上做了批示，而这个批示等于认可了林彪的意见。稍后，十二月三日，毛泽东在林彪的来信做了重要的批示：“完全同意你的看法，那些不相信突出政治，对于突出政治阳奉阴违，而自己另外散布一套折衷主义(即机会主义)的人们，大家应当有警惕。”表示了对罗瑞卿不突出政治的不满。许多人完全从私人关系角度写林、罗，忽略政治和思想层面的分歧是靠不住的。

一九六五年十二月八日，中央召开上海会议，解决罗瑞卿问题，十二月上旬，刘少奇刚回国，就接中央办公厅电话，通知直飞上海，出席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说明了会议的重要。实质上，倒罗是毛泽东发动文化革命的重要战略部署，是文化革命的滩头战、安全战、攻坚战，其主角是毛泽东，不是别人。

罗瑞卿，一九零六年生，四川省南充县人。一九二六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入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学习。一九二八年由团转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二九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闽西游击大队大队长，红四军第五十九团参谋长、纵队政治委员、师政治委员、军政治委员，红一军团保险局局长，中央红军先遣队参谋长，陕甘支队第三纵队政治部主任，红一方面军保卫局局长，红军大学教育长、副校长。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教育长、副校长，八路军野战政治部主任。解放战争时期，任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中共代表团参谋长，晋察冀军区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晋察冀野战军政治委员，华北军区政治部主任兼第二兵团政治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央人民政府公安部部长，公安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国务院总理副总理，中共中央军委秘书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国防部副部长兼国防工业办公室主任，中央军委秘书长。一九五五年被授予大将军衔。是第一、二届国防委员会委员，第三届国防委员会副主席，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国共产党第七届候补中央委员，第八届中央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一九七八年死于国外手术。

十二月十五日，上海会议结束了，罢免了罗瑞卿的一切职务，也不让贺龙再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罗瑞卿自杀未遂，自此被软禁。

关于上海会议倒罗，许多历史学家和百姓把倒罗完全推卸到林彪身上是不公平的。许多老帅如叶剑英、聂荣臻等；许多高级将领如许光达、杨成武、肖华等对倒罗都是很积极的，并不只是林彪、叶群、吴法宪等参与，林与叶、徐等将帅在文革初期关系是很好的。由于罗抢了叶剑英大比武功劳，使叶帅心血付诸东流，他联合聂帅、总政主任肖华、副总长杨成武等人向毛主席以及林彪告状在前；毛主席借机让他们搜集罗瑞卿的材料，并对林彪放权给罗提出了批评，林彪倒罗是后来居上。更重要的是，实际上主要是毛泽东认为贺龙、罗瑞卿倾向刘少奇，为发动文革而采取的预防政变的措施，毛泽东对罗向彭真告知毛泽东支持姚文元文章，造成《北京日报》、《解放军报》报同日转载《评海瑞罢官》，非常警惕，疑心罗不可靠。另外，有些林彪研究者只从个人历史渊源来断定倒罗林是违心的并不积扱，是忽略了政治因素的判断。林彪突出政治、突出毛泽东思想坚定不移，罗另搞一套是历史事实，决不能用私交问题把重大党内斗争庸俗化。

五月八日，中央工作会议解决陆定一问题。文革初期落马的中共高官有所谓“四家店”彭、罗、陆、扬，除罗瑞卿与林彪有直接因果外，陆定一也算一个。陆定一作为中宣部长，根本不理解毛泽东发动文化革命的政治含义，试图把文化革命文化化，学术化，自由化。

陆定一，一九零六年生，江苏无锡人。青年时期受进步思想影响，一九二五年在上海南洋大学读书时参加五卅运动，同年秋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冬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一九二六年任共青团南洋大学支部书记及上海法南区团委书记。同年秋调团中央宣传部工作，编辑《中国青年》。一九二七年五月在共青团四大上当选为团中央候补委员，任团中央宣传部部长。一九二八年秋，在共青团五大上，当选为团中央委员，并任宣传部部长，主编《中国青年》。同年底赴苏联莫斯科，任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驻少共国际代表、少共国际执委、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一九三零年回国后，继续担任团中央宣传部部长。一九三一年，被“左”倾领导人错误地撤销团中央委员、团中央宣传部部长职务。一九三四年十月参加长征。遵义会议后，任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宣传部部长，主编《红星》报。红军到达陕北后，参加了东征、西征，后任红一方面军政治部宣传部部长、红军前敌总指挥部政治部宣传部部长。抗日战争爆发后，历任八路军总政治部宣传部部长、八路军前方总部野战政治部副主任，领导《新华日报》华北版的工作。一九四二年四月，负责编辑《解放日报》的《学习》副刊。同年八月，担任《解放日报》总编辑。一九四五年，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在中共七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一九四九年九月，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中央人民政府文教委员会副主任。一九五四年九月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一九五六年在中共八大和八届一中全会上，分别当选为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一九五九年，任国务院副总理。一九六二年，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一九六五年，兼任文化部部长。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初被罢官。一九七九年六月，在全国政协五届二次会议上被增选为副主了席。同年九月，在中共十一届四中全会上被补选为中央委员。一九八零年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顾问。一九八三年在全国政协六届一次会议上当选为副主席。在中共十二大、十三大上当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务委员。一九九六年五月九日在北京逝世。

陆定一的倒台，主要除了不突出政治与毛泽东唱反调，反对林彪也是很重要原因。

从一九六一年到一九六六年五年间，陆定一妻子严慰冰写了五十多封匿名信给林彪、叶群一家等，诬蔑叶群作风有问题和林豆豆不是叶群亲生女儿，使林家长期蒙受屈辱。一封封匿名信投寄到林彪、叶群手里，他们暗中侦查，查了很长时间都没有查出谁写的。
　　真是不是冤家不聚首，无巧不成书，一天，严慰冰到王府井百货大楼买东西，不慎钱包被扒手扒去。她找了经理反映，经理知道她是陆定一的夫人，很客气地告诉她附近有一家出国人员及首长和家属购物的内部门市部，她可以到那里买东西。严慰冰到那里去，刚进门，就同一个女人撞个满怀。这个人气势汹汹地质问：“你没长眼睛吗？”
　　“我没看见。”严慰冰刚想道歉，仔细一看，真是冤家路窄，与她相撞的人竟是林彪夫人叶群！两人争吵起来。
　　严慰冰咽不下被训斥这口气，事后到总政找叶群的领导，反映叶群以势欺人。严慰冰讲的是无锡腔普通话，总政这位领导是江西人，双方都听不太懂对方讲的话，只好借助于文字。严慰冰写了争吵的经过。这位领导人拿着这张纸去找林彪反映情况。林彪看到字迹觉得眼熟，便想到了那些匿名信。林彪把此事告诉了公安部。公安部立即派一位局长到严慰冰的工作单位中央宣传部，调取严慰冰的档案，查对笔迹，终于确定匿名信是出自严慰冰的手笔。中宣部部长陆定一的夫人严慰冰因向叶群写匿名信，惊动了中央高层，公安部将此事向中央书记处报告，并经常委讨论，林彪气得声称要毙了陆定一。四月，严慰冰的专案组将她送进了看守所。一九六七年严慰冰又被送到秦城监狱。

笔者认为，单纯把林彪反陆定一说成是个人恩怨是不对的，忽略了林彪与陆定一的政治分歧是不对的，陆定一的倒台，是中央的决定，并不只是林彪个人意见。

2、林彪与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

一九六六年，文革风暴将林彪推向政治中心，成为中共唯一的副主席，达到了其一生的顶点，成为毛泽东最亲密战友。

笔者以为，毛泽东让林彪当唯一的接班人除了表明对林彪的信任，也是政治斗争需要，当时并无更好的人选，不能表明其他。毛泽东对接班人从来是一帮二看三比较的，培养接班人和换接班人都是正常的，换与不换，要视革命需要而定，固定看待接班人是庸人思想。对培养接班人问题，有许多人加以批判，与皇帝立太子并论，非难毛泽东，有失偏激。实际上，斯大林主义的政治模式必然如此，培养接班人是力图修补而不是废除斯大林政治模式，这才是问题的关键。

一月十八日，林彪主持全军政治工作会议指出，“突出政治就是突出毛泽东思想，就是把毛主席的书当作全军各项工作的最高指示，就是用毛泽东思想统帅一切。”

二月二日，林彪同意委托江青在上海召开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江青在上海邀请解放军四人，就部队文艺工作问题进行座谈，会议至二十日结束，写成了会议《纪要》。三月十九日，毛泽东修改了《纪要》。此后，江青将此《纪要》送林彪，他很重视，立即给军委常委写了一封信：

“贺龙、荣臻、陈毅、伯承、向前、剑英诸同志：

送去江青同志三月十九日的信和她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请阅。这个纪要，经过参加座谈会的同志们反复研究，又经过主席三次亲自审阅修改，是一个很好的文件，用毛泽东思想回答了社会主义时期文化革命的许多重大问题，不仅有极大的现实意义，而且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十六年来，文艺战线上存在着尖锐的阶级斗争，谁战胜谁的问题还没有解决。文艺这个阵地，无产阶级不去占领，资产阶级就必须占领，斗争是不可避免的。这是在意识形态领域里极为广泛、深刻的社会主义革命，搞不好就会出修正主义。我们必须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坚定不移地把这一场革命进行到底。

纪要中提出的问题和意见，完全符合部队文艺工作的实际情况，必须坚决贯彻执行，使部队文艺工作在突出政治、促进人的革命化方面起重要作用。对纪要有何意见望告，以便报中央审批。

此致

敬礼！林彪一九六六年三月二十二日”

林彪又以中央军委的名义报送中央审批。四月十日，中共中央批准了《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纪要》提出了一九四九年以来的文艺界“被一条与毛主席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文艺黑线专了我们的政”，全面否定新中国成立以后的文艺事业。

林彪参与江青的纪要很说明问题，表明部队不但走在政治斗争前面，而且支持文化战线政治斗争，逐渐形成了枪杆子和笔杆子的合力，有力支持了毛泽东文化革命的发动。

二月七日，成立于一九六四年的以彭真为组长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向中共中央提出《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试图把文化革命非政治化。

3、林彪与毛泽东“五、七指示”

一九六六年初，林彪寄给毛泽东军委总后勤部的《关于进一步搞好部队农副业生产的报告》，毛泽东阅后，于五月七日给林彪写了一封有名的信。

信中说：只要在没有发生世界大战的条件下军队应该是一个大学校，即使在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条件下，很可能也成为一个这样的大学校，除打仗以外，还可做各种工作，第二次大战的八年中，各个抗日根据地，我们不是这样做了吗？这个大学校，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又能从事农副业生产，又能办一些中小工厂，生产自己需要的若干产品和与国家等价交换的产品。这个大学校，又能从事群众工作，参加工厂、农村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完了，随时都有群众工作可做，使军民永远打成一片；又要随时参加批判资产阶级的文化革命斗争。这样，军学、军农、军工、军民这几项都可以兼起来，当然要调配适当，要有主有从，农、工、民三项，一个部队只能兼一项或两项，不能同时都兼起来。这样，几百万军队所起的作用就是很大的了。

这就是著名的“五七指示”，毛泽东这个指示，反映了毛泽东的一种新政治理想，很有研究价值，很有历史意义。可惜，由于各种原因，毛泽东放弃了这一全新的政治思路，又回到了列宁主义立场。在笔者看来，五七指示是一个全新的政治思路，主要是林彪在军队实践的，对这种大学校模式，林彪有无把他作为全国的政治模式来考虑是不清楚的，但从九大前后军队的主导性来看，林彪未必无此想法。如果把军队大学校模式上升到全国性政治模式，却是一个伟大的政治创新，彻底摆脱了政党政治模式。

4、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与林彪“五、一八”讲话
　　一九六六年五月四日至二十六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北京举行。

毛泽东当时在外地，会议由刘少奇主持。会议批判了所谓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的反党错误，并决定停止和撤销他们的职务。彭、罗、陆、扬问题各异，总的来说是和毛泽东离心的，他们的垮台，标志着中央书记处改组和被搁置。

十六日，会议通过由毛泽东主持制定的中共中央通知(简称《五·一六通知》)。《通知》说，“中央决定撤销一九六六年二月十二日批转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简称《二月提纲》)，“撤销原来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及其办事机构，重新设立文化革命小组，隶属于政治局常委之下”。《通知》要求“高举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那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同时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这些人，有些则要调动他们的职务。尤其不能任用这些人去做领导文化革命的工作”。因为他们“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我们对他们的斗争也只能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我们对他们的关系绝对不是什么平等关系，而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关系，即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实行独裁或专政的关系。”

《五.一六》通知是一个文化革命纲领性文件，是文化革命按照毛泽东意图贯彻的文件，是文化革命进一步合法化的文件。邓小平等后来对文革的否定，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定性，以及对积扱参加文化革命的干部群众的处理，都是违反了党内路线斗争规则的，是不顾历史背景的，是站不住脚的。

十八日，林彪在会上发表著名的“五一八”长篇讲话。林彪主要讲了文化革命背景，必要性，讲了预防政变的重要性，提出了政权的决定作用“有了政权”就有了一切，丧失了政权就“丧失了一切”，高度评价了毛泽东思想在中国革命中的作用，提出了坚决拥护毛主席，谁反对毛主席就“全党共讨之、全国共诛之”。林彪说“这次是政治局扩大会。上次毛主席召集的常委扩大会，集中解决彭真的问题，揭了盖子。是保证革命继续发展的大事，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大事，是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大事，是防止修正主义篡夺领导的大事，是防止反革命政变、防止颠覆的大事。这是使中国前进的重大措施，是毛主席英明果断的决策。这里最大的问题，是防止反革命政变，防止颠覆，防止“苦迭打”。不懂这些那就是糊涂人，脑袋掉了，还不知道怎么掉的。
“毛主席近几年来，特别是去年，提出防止出修正主义的问题，党内党外、各个战线、各个地区、上层下层都可能出。　我所了解，主要是指领导机关。毛主席最近几个月，特别注意防止反革命政变，采取了很多措施。罗瑞卿问题发生后，谈过这个问题。这次彭真问题发生后，毛主席又找人谈这个问题。调兵遣将，防止反革命政变，防止他们占领我们的要害部位、电台、广播电台。军队和公安系统都做了布置。毛主席这几个月就是做这个文章。这是没有完全写出来的文章，没有印成文章的毛主席著作。我们就要学这个没有印出来的毛主席著作。毛主席为了这件事，多少天没有睡好觉。这是很深刻很严重的问题。”
“我们取得政权已经十七年了，我们无产阶级的政权会不会被颠覆，被篡夺？不注意，就会丧失。苏联被赫鲁晓夫颠覆了。南斯拉夫早就变了。匈牙利出了个纳吉，搞了十多天大灾难，也是颠覆。这样的事情多得很。现在毛主席注意这个问题，把我们一向不注意的问题提出来了，多次找负责同志谈防止反革命政变问题。一旦时机成熟，就会发生反革命政变，或者遇到天灾，或者发生战争，或者毛主席百年之后，这种政治危机就会来了，七亿人口的大国，就会乱起来。这是很大的问题。”
“我们一定要严重注意资本主义复辟这个重要问题，不要忘掉这个问题，而要念念不忘。要念念不忘阶级斗争，念念不忘无产专政，念念不忘突出政治，念念不忘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不然的话，就是糊涂虫。不要在千头万绪、日理万机的情况下，丧失警惕性，否则，一个晚上他们就要杀人，很多人头要落地，国家制度要改变，政权要变颜色，生产关系就会改变，由前进变成倒退。”
“毛主席是我们党的缔造者，是我国革命的缔造者，是我们党和国家的伟大领袖，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主席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毛泽东思想是在帝国主义走向全面崩溃，社会主义走向全世界胜利时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全党全国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我们现在拥护毛主席，毛主席百年之后我们也拥护毛主席。毛泽东思想要永远流传下去。在他身后，如果有谁做赫鲁晓夫那样的秘密报告，一定是野心家，一定是大坏蛋，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

对林彪的五一八讲话，周恩来等中央领导认为非常重要，提出用文件形式发给全党，毛泽东对林的讲话有保留，主要是疑心林彪政变讲的多，不赞成林彪对毛泽东的过高评价，为此还给江青写了一封长信（可参见附件三）。但考虑政治需要，还是批准了中央的意见。有人说毛泽东的信是伪造的，纯属谣言。但由于当时林彪看过表示不希望此信传播，故原件焚烧，江青留一份抄件，略有改动倒有可能。

对林彪的“五一八”讲话，后人多从负面去理解，其实里面有很多真知灼见，可参阅本文附件二。

5、林彪与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

五月二十八日，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成立，组长陈伯达，顾问康生，副组长江青、张春桥等，组员有王力、关锋、戚本禹、姚文元等。这个小组逐步取代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成为“文化大革命”的实际指挥机构。

五月三十一日，经毛泽东批准，陈伯达率领工作组到人民日报社夺权，“掌握报纸的每天版面，同时指导新华社和广播电台的对外新闻”。六月一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号召群众起来“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同日，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人写的质疑北京大学党委和北京市委的一张大字报，经毛泽东批准，向全国广播。四日，《人民日报》公布中共中央关于改组北京市委的决定。同时发表北京新市委决定，改组北京大学党委，派工作组领导文化大革命。在这些事件的影响下，各地青年学生首先响应号召，起来造修正主义的反。

六月初，中共中央在刘少奇、邓小平主持下，决定向北京市大学和中学派出工作组，领导各单位的文化大革命。此后，许多省、市相继向大专院校(包括部分中学)派出工作组。刘少奇以中共中央名义拟定了《八条指示》，提出要“内外有别”、“注意保密”、“大字报不要上街”、“不要示威游行”、“不要搞大规模声讨会”、“不要包围黑帮住宅”等要求，力图控制不利自己的局势。

六月十三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通知说：“鉴于目前大专学校和高中的文化大革命正在兴起，要把这一运动搞深搞透，没有一定的时间是不行的。”而且，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办法“基本上没有跳出资产阶级考试制度的框框”，因此，“必须彻底改革”。“决定1966年高等学校招收新生的工作推迟半年进行”，学生实际进入“停课闹革命”。

六月十六日，《人民日报》报道了南京大学发生的所谓“镇压革命群众运动的反革命事件”，并发表社论。宣称“文化大革命”对于一些部门和单位来说，“是一个夺权的斗争，是一个变资产阶级专政为无产阶级专政的斗争”。号召“必须采取彻底革命的办法，必须把一切牛鬼蛇神统统揪出来，把他们斗臭、斗垮、斗倒”。

六月十八日，北京大学发生了揪斗多名党团干部、教师、学生的事件。二十日，刘少奇将北京大学工作组制止乱打乱斗事件的简报转发全国，认为：“北大工作组处理乱斗现象的办法是正确的，及时的。各单位如果发生这种现象，都可参照北大的办法处理。”以后，转发简报这件事被毛泽东等说成是“镇压学生运动”的事件。

七月十八日，毛泽东从武汉回到北京。他在听取有关工作组的汇报和调查后，于二十五日在接见各中央局书记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时说：工作组“起坏作用，阻碍运动。”“不要工作组，要由革命师生自己搞革命”。毛泽东还严厉批评刘少奇、邓小平搞资产阶级专政，镇压学生，提出“镇压学生运动都没有好下场”。工作组被毛泽东指责为犯方向、路线错误，派出工作组被指责为“实际上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反对无产阶级革命”。

七月二十日，中共中央通知：中央宣传部已经改组，陶铸任部长，陈伯达任顾问。

八月一日至十二日，中国共产党八届十一中全会在北京举行。

出席全会的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一百四十一人。各中央局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的负责人，中央文化小组的成员，中央有关部门的负责人，首都高等学校“革命师生”的代表共四十七人列席了会议。在四日举行的中央常委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对派工作组提出更加严厉的指责。他说：“这是镇压，是恐怖，这个恐怖来自中央。”“牛鬼蛇神，在座的就有。”

五日，毛泽东亲自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指出自六月派工作组以来的五十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站在反动资产阶级立场，实行资产阶级专政，试图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虽未点名，主要是针对刘少奇的问题。毛主席亲自出马写大字报揭盖子，说明党内斗争非常激烈，观潮派不少。

全会通过《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简称《十六条》)，《十六条》规定：“在当前，我们的目的是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又说：“一大批本来不出名的革命青少年成了勇敢的闯将”，“他们的革命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党的领导要善于发现左派，发展和壮大左派队伍，坚决依靠革命的左派。”“彻底孤立最反动的右派，争取中间派。”要“‘敢’字当头”，“充分运用大字报、大辩论这些形式，进行大鸣大放，揭露一切牛鬼蛇神。”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全会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选举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陶铸、陈伯达、邓小平、康生、刘少奇、朱德、李富春、陈云为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林彪名列第二位，成为毛泽东的接班人。此后林彪实际成为中央唯一的副主席。

八届十一中全会批准文化革命，进一步使文革合法化。

这里有必要指出，林彪对八届十一中全会并不积极，他是被毛泽东、周恩来数天后请到北京参加会议的，说明林彪对权力并不是像有人想象的那样很感兴趣。毛泽东、周恩来请林彪参加会，一是周恩来提名并经毛泽东认可用林彪取代刘少奇接班，二是要发挥林彪的作用，推动文化革命深入。

6、积极领导文革的林彪

八月一日，毛泽东写信给清华大学附中红卫兵，认为他们的行动“说明对反动派造反有理”，向他们“表示热烈的支持”，并说：“不论在北京，在全国，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凡是同你们采取同样革命态度的人们，我们一律给予热烈的支持。”同时，毛二泽东要求他们“注意争取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们。”从此，红卫兵运动遍及全国。

八月十三日，林彪在中央工作会议作了主要发言，他说“我们要求对干部来个全面考察，全面排队，全面调查。”他提出了经毛主席同意的三条罢官标准“一、高举不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反对毛泽东思想的罢官；二、搞不搞政治思想工作。同政治思想工作捣乱的，同文化革命捣乱的罢官；三、有没有革命干劲。完全没有的罢官。”事实上，文革、特别是林彪死后的文革，并没有按林彪的意见办，如果按林彪的办，可能会是另一种局面，不见得失败。

八月十八日，毛泽东、林彪等在天安门接见来自全国各地的群众和红卫兵。出自周恩来对林彪的“毛主席亲密战友”“副统帅”称谓从此传遍全国。红卫兵举毛泽东思想红旗，反对毛泽东思想的罢官。先以破“四旧”(即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成名。九月五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组织外地高等学校革命学生、中等学校革命学生代表和革命教职工代表来北京参观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通知》，随即开始全国性的大串连。到十一月下旬，毛泽东和林彪先后八次在北京接见了一千三百多万师生和红卫兵，是人类历史上所仅见的，林彪多次都发表热情洋溢的讲话。这一天林彪讲话说“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最高司令是我们毛主席。”“要搞好这次文化大革命，靠什么呢？靠伟大的毛泽东思想，靠群众的智慧和力量！”他号召“我们要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要打倒资产阶级反动权威，要打倒一切资产阶级保皇派，要打倒一切牛鬼蛇神。”

八月三十一日，林彪在第二次接见红卫兵大会上讲话说：“群众的革命洪流正在荡涤着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污泥浊水，改变着我国整个社会面貌。”“我们一定要按照毛主席的教导，分清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要注意团结大多数，集中力量打击一小撮资产阶级右派分子。要用文斗，不用武斗。”

九月十五日，林彪在第三次接见红卫兵大会上发表讲话说阶级敌人“企图炮打我们无产阶级革命司令部，我们要粉碎这些牛鬼蛇神的阴谋诡计，我们一定要紧紧掌握斗争大方向。”

九月十八日，林彪在接见军事政治院校讲话时提出了学习毛主席著作老三篇，他说“老三篇，不但战士要学，干部也要学。老三篇最容易读，真正做到就不容易了。要把老三篇作为座右铭来学。哪一级都要学。学了就要用，搞好思想革命化。”对此，后人有人指责林彪把毛泽东思想简单化、庸俗化是别有用心的。难道让亿万群众去读《资本论》才是复杂化、高雅化吗？

十月一日，林彪在国庆及第四次接见红卫兵大会上讲话对文革的意义和目的做了评价：他说“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进行的一种崭新的创造性的大革命，文化革命的目的是为着进一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发展社会主义制度。”

十月五日，中央军委、总政治部根据林彪建议发出紧急指示，宣布取消“军队院校的文化大革命在撤出工作组后由院校党委领导的规定”。中共中央把这一紧急指示转发全党。从这以后，全国掀起了文化革命的浪潮。

十月十八日，毛泽东、林彪等第五次接见红卫兵，会上首次增加“谁反对毛主席就打倒谁的口号。”

十月九日至二十八日，毛泽东主持的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陈伯达作题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两条路线》的报告，重点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林彪在会上讲话，点名批评刘少奇、邓小平执行的是“一条压制群众、反对革命的路线”，并说，“这次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错误路线主要是刘、邓发起的”。会后，全国掀起批判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高潮。

十一月三日，林彪在第六次接见红卫兵大会上讲话，高度评价文化革命，指出“在毛主席正确路线指引下，我国广大革命群众，创造了无产阶级专政下发展大民主的新经验。这种大民主，是毛主席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新贡献。”

十一月十日，毛泽东和林彪等一起第七次接见了了二百万红卫兵。

林彪的多次讲话表明，他是积扱参加领导文化革命的，对文化革命的理解也是独到和深刻的。

十一月上旬，上海发生“安亭事件”，中央承认王洪文等制造的事件是革命行动。

十一月十六日，党中央指示由谷牧、余秋里主持召开五部及各大区有关负责同志参加的工业交通座谈会，讨论工交企业文化大革命的问题。十二月四日至六日，林彪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听取工交座谈会情况汇报并讨论通过《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十条规定》。林彪在会上说：“这次工交会议开了二十多天，会议开得不好，是错误的，思想很不对头。”尖锐指出“刘、邓不仅是五十天的问题，而是十年、二十年的问题。工交战线受刘、邓的影响很大。”林彪认为这次文化大革命是“对全党的批判运动，批判干部的运动。”林彪的这段讲话，反映出他与毛泽东对文化革命认识上的革命与改良的细微差别。

十一月二十五日，毛泽东和林彪等第八次接见二百五十万红卫兵。

十二月十七日，全国报纸都以显著位置发表了署名“林彪”的《毛主席语录·再版前言》，最新一版《毛主席语录》出版。这个版本可以算作《毛主席一语录》第三版。原版本中林彪的题词“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后面又增加了一句“做毛主席的好战士”。林彪署名的“再版前言”在二版基础上也做了较大修改，“前言”一开始就指出：“毛泽东同志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泽东同志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笔者认为，林彪对毛泽东思想的评价是至今为止最准确的。

一九六七年，文化革命向纵深发展，林彪继续发挥着重要作用。

一月一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发表题为《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社论，宣布“一九六七年将是全国全面展开阶级斗争的一年”，号召“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社会上的牛鬼蛇神，展开总攻击”。

一月四日，江青、康生、陈伯达在北京接见武汉“赴广州专揪王任重造反兵团”，他们在讲话中，认为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陶铸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忠实执行者”，“是中国最大的保皇派”。虽然事后陈伯达、江青因事先没有汇报受到毛泽东严厉批评，痛斥陈伯达“一个常委打倒另一个常委”，成为“二月逆流”的背景之一，但并没有改变陶铸被打倒的命运。陶铸被打倒后，于一九六九年十一月三十日在合肥去世。

一月六日，在张春桥、姚文元的支持下，以王洪文为首的上海造反派组织召开“打倒市委大会”，夺了上海市的党政大权，刮起了“一月革命”的风暴。对此，毛泽东于八日赞扬说：“这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这是一场大革命。”“上海革命力量起来，全国就有希望。它不能不影响整个华东，影响全国各省市。”《红旗》杂志、《人民日报》相继发表社论，肯定和支持上海的夺权，号召全国“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此后，山西、贵州、黑龙江、山东等省党政领导机关先后被所造反派夺权，建立了军、干、群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夺权之风刮遍全国。

一月十三日，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关于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加强公安工作的若干规定》(简称《公安六条》)，规定凡是“攻击诬蔑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的，都是现行反革命行为，应当依法惩办”，体现了当时林彪的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历史地位。

一月十三日，林彪写信支持肖力，并对解放军报作了批示。

7、文革派初见分歧

一月二十三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出《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中国人民解放军奉命支左，是毛泽东考虑到左派难于驾驭政治局面而做出的决策，至于后来许多军队支持了保守派也是无法预料的。林彪作为军队的一线领导人，未能完成配合好毛泽东文化革命军队支持左派的战略，是力不从心还是有所保留是很值得研讨的，总之，毛泽东对林彪的支左工作未必满意。

二月三日，毛泽东与外宾作了重要谈话，指出：“过去我们搞了农村的斗争，工厂的斗争，文化界的斗争，进行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但不能解决问题，因为没有找到一种形式，一种方式，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

这些话表明，毛泽东认为，文化大革命是唯一能解决“揭发我们的黑暗面”问题的一种形式。在谈话中，毛泽东还批评了陶铸为代表有普遍性的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无政府主义思想，表明了毛泽东既反右又防左的立场。

关于林彪批评江青成为二月逆流的另一个背景，有一段吴法宪的说法值得参考。一九六七年初中央文革与军队将领矛盾很大，叶剑英向林彪告了江青、陈伯达的状，把中央文革一干人对军队的指责攻击全部端给了林彪。在叶汇报完之后，林彪要秘书打电话，叫江青专门来一趟。下午三点，江青来到了林彪家里，林彪一见江青怒火冲天，不等江青开口，就大发脾气，连珠炮一样的责问江青：你们说解放军已经走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已经被我们带到了资产阶级轨道上去了，有什么根据？我要报告毛主席，你们不同我商量，大骂萧华，鼓动抄家，抢挡案，这是为什么？你们不通过军委，就直接插手军队的工作，想搞掉总政，这符合毛主席的指示吗？最后林彪连声高叫警卫副官备车，说：“我们两个人，马上去见毛主席，把事情说清楚，是我的问题，我辞职，我不干了。” 在叶群的劝架下，江青向林彪道歉说：“你是中央副主席，军委副主席，我有错误，你可以批评我，你批评我，斥责我，甚至骂我，我都可以接受，何必一定要到主席那里去呢？那句话的确不是我说的，骂萧华，抓萧华，抄家都是不对的，绝对不是我支持的，你可以检查，这件事情我已经报告了毛主席，是我错了，我检讨。” 。

在文化革命高潮中，文革派开始出现分裂现象，林彪与江青的矛盾日深，林彪为肖华问题发火指责江青是开端之一。根子在陈伯达，陈伯达公开打倒肖华江青并不知道，江是无端受气。

林彪至死都不能彻底从理论上和政治上认识文化革命和江青在文革中的重要作用是令人遗憾的，说到底，同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老革命一样，他也未能摆脱中国许多老干部对女人政治能力的深层次封建思想偏见。实际上，真正参加策划和领导文化革命的除毛泽东外，江青差不多是第一人，江青和张春桥是最了解毛主席文化革命思想和战略的。

二月十一日和十六日，在毛泽东、林彪批评中央文革的陈伯达和江青的历史环境下，在周恩来主持的怀仁堂碰头会和稍前召开的京西宾馆军委会议上，谭震林、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等对文化大革命的作法表示强烈不满，指责江青、康生、陈伯达等诬陷迫害老干部、乱党、乱军，进行了反文革的活动。十六日晚，张春桥、姚文元、王力秘密整理了《二月十六日怀仁堂会议》材料，经与江青同意后，向毛泽东作了汇报。十八日晚，毛泽东严厉批评了这些老干部，被康生形容为“发了无产阶级之怒”，毛泽东说“谁反对中央文革我就反对谁”，“让你们干，把江青枪毙、康生充军，我和林彪重上井冈山”。毛主席的这段话表明，他和林彪是战斗在一起的。

此后，从二月二十五日起至三月十八日，中央多次开会，江青、康生、陈伯达、谢富治等，以二月逆流的名义，批斗了这些老帅们。此后，中央政治局停止活动，周恩来牵头的中央文革碰头会取代了中央政治局。许多后人过高评价二月抗争，回避毛泽东、林彪敲打中央文革的背景，是说不通的。

三月十六日，中共中央印发所谓《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自首叛变材料的批示》和附件，从此在全国到处刮起抓叛徒的旋风。

三月二十日，林彪在军以上干部会议上发表讲话，讲了文化革命的主流和支流问题及军队支左问题，指出文化大革命的评价，“损失可以说是最小最小最小，而得到的成绩是最大最大最大”。他要求“采取主动的进攻”，“刮他十级、十一级、十二级台风”，坚决支持把文化革命引向深入。

四月一日，《人民日报》发表戚本禹的《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评反动影片〈清宫秘史〉》一文。从此，在报刊上不点名地对刘少奇进行批判。十二日至十八日，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林彪、江青、陈伯达、康生、张春桥等人讲话，集中批判刘少奇、邓小平。五月八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发表经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通过的编辑部文章《“修养”的要害是背叛无产阶级专政》。进一步深入地开展对刘少奇的大批判运动。

六月六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出包括七项内容的通令，要求“纠正最近出现的打、砸、抢、抄、抓的歪风”，亦称六六通令，表明了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对制止全国性动乱的正确立场。

8、“七、二零”事件

七月二十日，武汉发生“七二零”事件，该事件成了中国文革由放到收的转折点。

有材料说毛泽东去武汉前知道武汉很乱，成了全国的一个焦点，中央一开始是不赞成毛泽东去武汉的，但毛泽东自信能解决问题并执意要去。结果武汉军区支持保守组织冲击毛泽东在武汉的住地东湖，毛泽东人身安全受到威胁，经毛泽东同意，林彪等在北京调兵遣将，毛泽东秘密脱离险境，飞往上海。二十五日，林彪、江青等在北京举行支持武汉造反派的群众大会，并在报刊上公开提出打倒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口号，全国陷入真正大内战边缘。

在笔者看来，武汉七二零事件相当于历史上的西安事变，打乱了毛泽东的战略部署，改变了武装左派与右派放手一博将文革进行到底的想法，使毛泽东下决心尽快结束文化革命。

对武汉军队异动问题的处理，毛泽东并没有深究，并在某种程度上是保护武汉军区陈再道等人的。笔者认为，作为伟大政治家，毛泽东更看重军队山头的平衡，所以并没有深究陈再道等将帅，并不是怕陈再道类，而更可能是警惕林彪一方势力坐大。武汉事件是一场影响文化革命全局的事件，陈再道逆行有没有后台等，非常值得研究。徐海亮著《东湖风云录》颇有所得，有兴趣者可一阅。

七二零事件后，中国左派开始四面出击

七月二十二日，江青对河南一派群众组织的代表团讲话，提出左派要“文攻武卫”的口号，不准备妥协，试图将文革进行到底。

八月七日，谢富治发表讲话，提出砸烂公检法，提出毛泽东赞赏的群众专政革命主张，具有深远的意义。

八月七日，王力发表夺外交部权的讲话。在王力、关锋支持下，造反派砸烂外交部政治部，封闭部党委，夺外交大权，冲击了周恩来的政府。随即发生诸如八月二十二日火烧英国驻华代办处那样的一系列涉外事件，严重破坏我国对外关系和声誉。

面对左派从中央到地方冲击军队、冲击政府的浪潮，毛泽东显然不能应付多个战场，树敌过多，决定收拾打乱仗的极左势力。

八月底，毛泽东批准周恩来的报告，对王力、关锋实行隔离审查。第二年一月，戚本禹也被隔离审查。此后，毛泽东等以反多中心和抓五一六为名，控制了地方群众扱左势力，都是为实现其结束文革战略服务的。

王、关、戚是文革激进派代表，当时他们有无个人野心想立功进常委，对这个问题分析没有多大意义，即便有也没什么。重要的是，读者应该知道这是一种社会思潮，并不是他们三个人的事，对王、关、戚没有专案说明毛泽东很清楚他们的性质，战略调整总得有人牺牲。

八月九日，林彪发表讲话说：“现在不少地区党、政机关瘫痪了，表面上看来很乱，这个乱是必要的，正常的。”他提出“现在的革命是革我们原来革过的命的命”等主张，并提出“要建立新的国家机器”，表明林彪并不了解毛泽东要结束文革的战略意图，同时表明了林彪的革命政治观点。林彪认为：武汉事件是很坏的事，现在变成了很好的事情，对全国文化革命有很大的推动，教育意义很大。文化革命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大革命，本质上是社会主义政治革命，是政治思想上的大革命，如果没有无产阶级这个政治思想上的革命，就不可能建设社会主义。不经过这个政治思想上的大革命，就弄不清哪些是社会主义，哪些是资本主义。

林彪的这些话是很值得后人深思的，看来林彪并没有像毛泽东那样把武汉事件看得很严重，想收兵，他反而很乐观，想扩大战果，反映了他们之间对文革收和放的分歧。

对林彪的文革认识同毛泽东的差别是一个很重要内客，这里面引用一段徐海亮《武汉事件”及其在文革进程中的位置》及笔者的评论加以说明。

“事件发生后，中央在北京紧急研究处理、善后和宣传措施。《王力反思录》说：社论从这时候就开始提“军内一小撮”，这把火是林彪点的。（！！重要之至，说明林彪是不想退却的，强调这一点很重要，可以有力批驳林彪不想继续革命的说法。）他说：过去有三个大军区不听话：北京、武汉、成都，他没有办法。陈再道就是不听话，这回可找到做文章的题目了……康生向毛泽东请示报告后，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同意在报刊上不点王任重、陈再道的名，用“武汉地区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派”的提法。……“七二零事件以后处理武汉问题的方针，主要是那个‘党内军内一小撮’的提法，以及主席在上海的指示，由汪东兴通知了康生，也通知了总理，康生向关锋传达，进行了布置，总理也向戚本禹传达布置。最令人感动的是：在批斗我的会上，总理说：我们也有责任。江青和林彪却不认账。”王力的认识可作一个参考。问题是，“党内军内一小撮”的提法并非始于武汉事件，中共中央“5.16通知”早已明白确定了这一点；也不能单纯认为“七.二零事件”后的火是林彪一人点的，社论的提法他就难于负具体责任，很快，王力、关锋和具体执笔的林杰，就为武汉事件后两报一刊连篇累牍的宣传攻势的文章和提法——王力为在中央给武汉市的信中加上了“和军内”的字句，将付出政治生命的代价，文革小组的激进文人们，至今也没有脱掉干系。问题是，在1967年的七（月）下八（月）上短短的半个多月里，从毛泽东到当时所有的中央常委，都不同程度认可了这个提法，大多数文革运动的积极分子和领导干部也视为正常。诚然，这是需要另外研究的大问题。
此前，中央文革的激进文人就按他们理解的毛主席的战略部署，（说的好，但不是理解，而是有，后来毛主席变了，开始调整。）利用武汉问题在宣传中大肆宣扬了“揪军内一小撮”，本来武汉事件就引发了左的倾向的抬头，群众性的怀疑一切，冲击各军事机关、部队和对文革不满的领导人，现在有了大家都一时难以怀疑的中央舆论，于是皆向着文革的“第三阶段”奔去。仅仅是对陈再道似的人物与顺藤摸瓜的冲击，就可能立即蔓延全国，首当其冲的是原来四方面军的高层干部和各军区领导。文革中一再显露出的所谓“一方面军整四方面军”的暗伤，完全可能立即变成顶翻文革航船的巨大暗礁。把文革的路线斗争和对军队高级领导的教育，引到山头与宗派与历史恩怨的歧路去，当然是毛泽东、周恩来并不主张的。（只突出文革的宗派主义是不恰当的，沒有上升到根本的政治层面，也是一种宗派主义）
作为主持军队工作的副统帅，林彪也似未希望与主导各个军区瘫痪和主官垮台。他对普遍的抢枪浪潮也是极为担忧与不满，他口述了给毛泽东的信，认为情况比较严重，急需采取一些严厉措施，甚至让中央文革的秀才们帮忙修改。看来，他并没有希望自毁长城。不过，亲历者张秘书注意到：“林彪在1967年之夏的表现前后判若两人…（！！！！关键，由积扱到消扱，或者消扱同意毛泽东调整战略）…过了‘八一’，他又恢复少言寡语、闷闷不乐的状态”。（表明林彪不同意毛泽东的退却战略）毛泽东没有同意林的看法，毛认为抢枪情况并不严重；江西形势严峻时，周恩来曾主持一个参加者极少的紧急军委扩大会，起草并发出制止江西抢枪的电报，散会后人们回到钓鱼台，戚本禹告诉他们：毛泽东在上海对电文批示已经传到，仍然认为为什么军分区已经给保守派授枪，我们就不能武装左派？（这表明不止一个人是林彪的心态。）”

八月十七日，根据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决定，成立军委办事组。吴法宪、叶群、邱会作、张秀川等四人组成，吴法宪牵头。

军委办事组的成立，标志着文革枪杆子班子成立。文革小组与军委办是毛泽东搞文革的文武两翼，他们若能团结起来意义重大，反之则适得其反，可惜最终未能团结起来，令文革遭到重创。

后来人把军委办事组说成是林彪的办事组，有违事实，忽视了毛泽东的决定作用。客观的讲，精干的军委办事组还是做了大量工作的，军委办事组的问题是骄傲自满，不尊重中央文革小组，没处理好毛、林、周、江的关系，特别是对江青至死不服气，论资排辈、轻视女政治家，铸成大错。

十月十四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出《关于大、中、小学校复课闹革命的通知》，要求“全国各地大学、中学、小学一律立即开学”，“一边进行教学，一边进行改革”。进一步表明了毛泽东对文革由放的方针变为收的方针。

十月十七日，中共中央转发毛泽东于七月至九月视察华北、中南和华东地区时的谈话纪要。毛泽东认为：“全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形势大好”。“有些地方前一段好像很乱，其实那是乱了敌人，锻炼了群众”。毛泽东号召各地革命群众组织实现革命的大联合。指出绝大多数的干部都是好的，不好的只是极少数。对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要整的，但是，他们是一小撮，要扩大教育面。提出了结束文革的基本目标。

十一月六日，林彪在首都人民纪念十月革命五十周年大会上讲话，高度评价毛泽东及文化革命对国际共产主义伟大贡献。《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发表编辑部重要文章：《沿着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开辟的道路前进》。这篇文章首次把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高度概括成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的六个方面：必须用对立统一的规律来观察社会主义社会；在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阶级斗争，就是资产阶级要推翻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则要大力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是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表人物；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就是要开展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在思想领域中的根本纲领是“斗私，批修”。文章指出这一理论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树立了第三个伟大的里程碑。

十一月二十九日，林彪给海军首次学毛著积极分子大会题词：“大海航行靠舵手，干革命靠毛泽东思想”。

十二月八日，林彪在接见军委政工时讲了话：我军历来是靠政治工作，靠思想革命化，靠毛泽东思想领导的。军队有今天，国家有今天，主要靠毛泽东思想，离开这个，解放军就不成为其解放军。毛泽东思想是政治中的政治，灵魂中的灵魂，核心中的核心。

一九六八年，林彪继续走在文化革命的前沿，配合毛泽东，但积极性明显不如以前。

9、“扬余博”事件

三月，出现被称之为不大不小“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事件”。

“扬、余、傅”在当时公开的罪名是大刮为“二月逆流”翻案邪风，鼓吹多中心，搞右倾主义，分裂党中央，互解解放军，推翻新生革委会，搞独立王国，搞黑材料，冲击中央文革等。

杨成武由于把毛泽东的一些机密人事谈话外传，搞华北山头，写文章“大树特树”毛泽东及林彪出格，导致毛泽东不满；由于同林彪保持距离而遭林彪疑心；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由于带武装人员进入中央文革驻地等，得罪了江青、吴法宪，加上为军内二月逆流人员说好话等原因，导致二十二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出命令，以反宗派主义为名，撤销杨成武的人民解放军代总参谋长、军委常委等职务；撤销余立金的空军政治委员等职务；撤销傅崇碧的北京卫戍区司令员职务。同日，任命黄永胜为总参谋长，副总参谋长温玉成兼任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同时，改组军委办事组，增加了黄永胜、李作鹏等人，黄永胜为组长。

“扬、余、傅”事件同“王关戚”事件大同小异，非常特殊和复杂，如果说为军政势力牺牲了文革小组的王、关、戚，能不能说敲打扬、余、傅是对军方的警告和为江青的文革小组助威呢？我看是完全可能的。

从政治术语上讲，如果反王关戚是反左，反扬余傅就是反右了。

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决定中央军委常委不再开会，军委办事组实际上取代了军委常委，表明毛泽东当时对军委办事组人员是信任的。但后来文革中坚力量江青、康生、春桥等同办事组成员黄、吴、叶、李、邱在中央文革碰头会及其他会议上经常发生冲突，互不服气，加速了文革文武两派分裂，毛泽东和林彪也不可避免卷入其中。

七月三日，为稳定局势，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出布告，提出六条措施，严禁破坏交通、抢劫军用列车、冲击解放军机关、杀伤解放军指战员等。二十四日，中央再次颁发布告，做出六条规定，制止部分地区的武斗事件。

七月二十一日，毛泽东对《从上海机床厂看培养工程技术人员的道路》的调查报告作批示：“大学还是要办的，我这里主要说的是理工科大学还要办，但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走上海机床厂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的道路。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到学校学几年以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指出了学校教育革命的方向。此后，全国各地纷纷办起了“七·二一”大学。

七月二十七日，北京组成三万多人的首都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开进当时派性斗争激烈的清华大学，整顿秩序，制止武斗。八月二十五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联合发出《关于派工人宣传队进学校的通知》。二十六日，《人民日报》发表《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的文章，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凡是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不论是学校，还是别的单位，都应有工人、解放军开进去，打破知识分子独霸的一统天下，占领那些大大小小的独立王国。”截止八月底，首都五十九所大专院校全部进驻了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此后，派遣“工宣队”、“军宣队”进驻学校的办法，不仅普及教育单位，而且扩大到除军管以外的各级党政机关。这是毛泽东结束天下大乱的新措施。

七月二十八日，毛泽东、林彪召见了学生“五大领袖”聂元梓、蒯大富、韩爱晶、谭厚兰、王大宾，亲切交谈了五个多小时，林彪也做了发言：今天是毛主席亲自关心你们，做了最正确、最重要、最明确的、最及时的教导，这次如果置若罔闻，要犯很大的错误。

笔者认为，历史证明，不止是老干部，当时学生领袖也是很少成熟的，跟不上毛泽东的战略部署，像有人在接见会上提问题得罪林彪就是不智的。

九月五日，西藏、新疆两个自治区的革命委员会同时成立。至此，全国山河一片红。经历了二十个月的夺权斗争草草收兵。

笔者认为，文革左派夺权只是个表面现象，实际上三结合是个各派妥协产物，左派并没有成全部主角。

九月七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发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万岁!》的社论，文章说文革“整个运动已在全国范围内进入了斗、批、改的阶段。”文章传达了毛泽东的意见：“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整党，精简机构，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下放科室人员，工厂里的斗、批、改，大体经历这么几个阶段。”充分反映了毛泽东想通过斗、批、改来达到发动文化革命胜利结束的目地。

九月十六日，以周恩来为组长的刘少奇、王光美专案组向中央整理报送了三本刘少奇的罪证材料。江青在这些材料的批语中，称刘少奇是“大叛徒、大内奸、大工贼、大特务、大反革命”，是“美国远东情报代表”。二十九日，林彪批写，“完全同意”，“向出色地指导专案工作并取得巨大成就的江青同志致敬!”另外，周恩来作了更严厉的批示。

十月五日，《人民日报》发表毛泽东关于“广大干部下放劳动”的号召。各地普遍开办五·七干校，把原党政机关、高等学校的绝大部分干部和教师，送到干校劳动、学习。五七干校，是毛泽东改造教育干部不脱离劳动人民的一项重要措施。文革后有许多人把在干校劳动称之为蹲牛棚，无疑是严重误解毛泽东的良苦用心，也是对劳动人民的诬蔑。

10、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

十月十三日至三十一日，中国共产党第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在北京举行。

毛泽东主持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指出：“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全会批准了《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做出了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定。全会还通过了准备召开九大的几个文件。

刘少奇，湖南宁乡人。一八九八年生。一九二零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一九二一年到苏俄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同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一九二二年，回国从事工人运动，领导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任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代主任、主任。一九二七年五月在中共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后，在上海、天津、北平、哈尔滨等地从事秘密工作。一九三零年夏赴莫斯科出席赤色职工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当选为执行局委员。一九三一年一月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同年秋回国，任中共中央职工部部长、中华全国总工会组织部长。一九三二年冬进入中央革命根据地，先后任中华全国总工会苏区中央执行局委员长、中共福建省委书记。一九三四年十月参加长征，任中国工农红军第八军团、第五军团中共中央代表和第三军团政治部主任。一九三五年一月参加贵州遵义会议，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一九三六年春赴华北，任中共中央代表。
　　抗日战争爆发后，任中共中央北方局书记。一九三八年十一月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后，任中共中央中原局书记。皖南事变后，出任新四军政治委员、中共中央华中局书记和中央军委新四军分会书记。一九四三年三月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和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一九四五年五月在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作《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提出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在中共七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
　　抗日战争胜利后，在毛泽东赴重庆谈判期间，他代理中共中央主席职务，主持作出“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决策。一九四七年三月任中共中央工作委员会书记，同朱德等转移到华北，负责中央委托的工作。七月，在西柏坡主持召开全国土地会议，制定《中国土地法大纲》。一九四九年三月，出席中共七届二中全会。
　　一九四九年九月，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随后被任命为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一九五四年九月，当选为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一九五六年九月在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他代表中共中央作政治报告。在中共八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中央副主席。一九五九年四月，在第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国防委员会主席。一九六五年一月在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一次会议上再次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国防委员会主席。一九六八年被撤销一切职务。一九六九年在河南开封病逝。

关于对刘少奇的评价，众说纷纭。但就其思想和立场来说应该说是资产阶级在共产党内的代表，至于是否叛徒问题，那就看你是相信毛泽东、周恩来还是邓小平了。文革后说一个叛徒也没有了，很不正常。笔者只能说刘少奇相比于历史上的著名革命领导人如李大钊、方志敏、蔡和森、瞿秋白等牺牲，其三次入狱而不死，很令人费解。

林彪在这次全会上发表了长篇讲话，并提出了有争议的把文化革命同文艺复兴等并列提法。

林彪认为：人类自古以来有四次文化大革命运动，第一次是希腊罗马的古典文化，影响世界二千年，但同我们这次比较起来，是小巫见大巫，没什么了不起的；第二次是资产阶级的意大利的文化，到了十四、五世纪，以文艺复兴进入了繁荣时代；第三次是马克思主义，是人类思想大革命，无产阶级登上政治舞台；而第四次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是世界上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革命，不仅是七亿人口的大革命，而且是流传到几十亿人口，流传到全世界，都有影响。

林彪的这种看法，本是一家之言，但却遭到江青的批评，认为把马克思主义和文化革命同奴隶主阶级、地主阶级及资产阶级文化革命相提并论是不适当的。江青在林彪的讲话稿上批示后送给林彪看，引起了林彪的不满。虽然江青这样做无可厚非，但却明显反映了江青与林彪的不同和对立，这是江青与林彪的第二次公开冲突，为后来庐山风云埋下了伏笔。

十月十六日，《人民日报》转载《红旗》杂志社论《吸收无产阶级的新鲜血液》，号召批判刘少奇推行的“阶级斗争熄灭论”、“驯服工具论”、“群众落后论”、“入党做官论”、“党内和平论”、“公私溶化论”。把批刘引向了深入。

十二月二十二日，《人民日报》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各地立即掀起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热潮。文化大革命期间，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达一千六百多万，国家和企、事业单位为安置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所支出的经费超过一百亿元。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解决了城市青年安置问题，锻炼了青年，缩小了城乡差别，很值得继续下去，现在的青年都应到农村劳动一至两年。

11、中共第九次代表大会

一九六九年，林彪达到了其一生的顶点，随即衰落下去。

三月，苏联军队四次侵入我黑龙江省的珍宝岛地区，打死打伤我边防人员，制造严重流血事件。我边防部队被迫还击。我国外交部三次向苏联政府提出强烈抗议。十五日，毛泽东在中央文革碰头会上着重谈了准备打仗的问题。

四月一日至二十四日，中国共产党第九次会议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

林彪作政治报告，以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分析文化大革命的准备和实施过程。肯定了文化大革命的丰功伟绩。这个报告认为文化大革命的发生是社会主义社会中的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长期尖锐斗争的必然结果。第一次把在社会主义阶段的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要以阶级斗争为中心的指导思想，正式规定为我党的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大会通过的党章，对党的理论基础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进行了新的解释，把林彪作为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写入了总纲。九大通过的政治报告和党章，使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更加合法化，加强了左派在党中央的地位。九大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的指导方针都是正确的。

把林彪接班写进党章，成了许多人的笑料，殊不知写进党章、宪法的事多着哪，何必大惊小怪？立太子就相当于把接班人写进党章，废太子就相当于把党章、宪法当废纸，都事在人为，宪法、党章都可废除，何况其中的条款？许多人迷信纸上的东西，是政治不通的表现，林彪算不算一个呢？他是无奈还是乐于顺水推舟呢？没有人知道。总之，这对林彪未必是好事，太子立，朋党兴，中国古代这种事多牛毛，对毛泽东来说也要考虑更深层次的东西。按理说林彪不适合接班，身体不好是其一，不精通理论是其二。如果毛泽东想让更合适的人接班，林彪尾大不掉也是个问题，后来毛泽东果然格外中意张春桥，想把他也作为接班人之一，并主动削弱军方政治权力。

在筹备九大的政治报告问题上，据说林彪与毛泽东又产生了原则分歧。

九大前，毛泽东令林彪负责起草小组工作，成员有陈伯达、康生、張春桥等。林彪叫陈伯达写了一个后来被張春桥等批评为考茨基的唯生产力论的报告稿，陈伯达表示不服，反过来说張春桥等稿子是伯恩斯坦“运动就是一切，目的是没有的”，最后毛泽东仲裁采用了張春桥等人写的九大政治报告稿，据说林彪对此稿一字没改，在九大会上照本宣读。实际上，起草九大报告之争，在有人看来是文革后毛泽东与林彪的第一次公开分歧。

毛泽东的态度很明确，不要认为经过一、二次文化革命就太平无事了，继续革命是个长时期的工作重点。至于林彪怎样想，只有到陈伯达稿解密后才能确定。如果林彪不准备继续革命了，跟邓小平一样搞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那林彪就不是一个彻底的革命家，毛泽东另选接班人成为必然；如果仅仅从策略出发，退一步进两步，在九大以后把经济工作当成政策性重点，那无疑是非常正确的。须知，政治和经济的重点有变化才符合辩证法，否则是形而上学。

毫无疑问的是，九大政治报告林彪要突出经济问题，一定会引起毛泽东对林彪能否完成继续革命产生了怀疑。

对林彪支持在九大后全党抓经济为主的说法我是怀疑的，这和林彪一贯的政治挂帅思维是有矛盾的。实际上，至今为止，贬低林彪说林彪蜕化的人至今拿不出林彪经济挂帅的根据。

另外，吴法宪回忆录讲叶群打林彪旗号搞小动作不去投江青等票导致江青不满是很愚蠢的和不正当行为，如林彪真是始作俑者，林彪的宗派主义力场就暴露无遗了，当然，笔者是不大相信的，这种无耻和无意义的小动作倒很适合叶群等水平。后来，江青公开要在政治局批林彪八届十二中全会的讲话也就不足为奇了。

毛泽东在九大闭幕会上也做了重要讲话，强调“团结起来，争取更大胜利”意味深长，被全部文革研究者忽视了。笔者认为，毛泽东洞察到了文革笔杆子和枪枪杆子的矛盾，担心党的分裂，所以提出团结的口号发出警告，可惜并没有引起林彪等重视。

四月二十八日，中国共产党九届一中全会在北京举行。

毛泽东在会上说：“社会主义革命还要继续。这个革命，还有些事没有做完，现在还要继续做，比如讲斗、批、改。过若干年，也许又要进行革命。”九大后，文化大革命即进入斗、批、改阶段。全会选举了中央机构，选举的结果反映了文化革命的政治斗争成果，林彪名副其实地成为第二号人物：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副主席林彪；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毛泽东、林彪，(以下按姓氏笔划为序)陈伯达、周恩来、康生。中央政治局委员毛泽东、林彪、(以下按姓氏笔划为序)叶群、叶剑英、刘伯承、江青、朱德、许世友、陈伯达、陈锡联、李先念、李作鹏、吴法宪、张春桥、邱会作、周恩来、姚文元、康生、黄永胜、董必武、谢富治；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纪登奎、李雪峰、李德生、汪东兴。

所谓林彪集团在政治局有七人：林、陈、叶、黄、吴、李、邱，整占三分之一。

中共第九次代表大会的召开，也可看作第一次文化革命结束的标志，文革派大获胜利。

中共第九次代表大会，形成了毛泽东统帅下的林彪、周恩来、江青军、政、文掌权格局，文化革命从权利角度看，毛、周小胜，林大胜，江中胜。军队权势过大，成了毛泽东不得不警惕的问题，林彪对此缺乏认识，不但不退却反而进攻，埋下了失败的种子。

12、对文革的分期

对文革的分期，有如下几种。

泛分期，一九四二年至一九七六年。

从更宽广的范围讲，以毛泽东为主角的文化革命可上考到建国前一九四二年《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和一九四四年毛泽东《看了逼上梁山以后写给延安平剧院的信》，毛泽东当还没有夺取政权时就已经同传统与当时封资修文化分道扬镳，吹响了文化革命的号角。

建国后，毛泽东于一九五一年著《应当重视武训传的讨论》、于一九五四年著《关于红楼梦研究的信》、一九六三年十二月十二日、一九六四年六月二十七日毛泽东分别作出《关于文学艺术的两个批示》等，都可看作是文化革命的组成部分。毛泽东的五七指示、学雷锋、中苏论战等，也可看成是文化革命的组成部分。

按中共九大政治报告标题文化革命过程中的两段话，说明泛文革分期是毛泽东认可的

“一九五七年，毛主席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部伟大著作，继《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之后，全面地提出了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矛盾、阶级和阶级斗争，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中存在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这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的学说，提出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

一九五七年反对资产阶级右派的斗争，到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揭露彭德怀反党集团的斗争；从关于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大辩论，到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两条路线的斗争；斗争的中心，就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问题，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还是复辟资产阶级专政的问题。

在一九六二年一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主席提出了要警惕出修正主义的问题。在一九六二年八月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和九月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毛主席更加完整地提出了我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毛主席提出：‘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要认识这种斗争的长期性和复杂性。要提高警惕。要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要正确理解和处理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问题，正确区别和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不然的话，我们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就会走向反面，就会变质，就会出现复辟。我们从现在起，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使我们对这个问题，有比较清醒的认识，有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

“毛主席从来十分重视意识形态的斗争。

全国解放以来，发动过对电影《武训传》、对胡风反革命集团、对《红楼梦研究》等的多次批判。这次，又是毛主席领导全党向刘少奇一伙盘踞着的资产阶级阵地发动了进攻。

毛主席写了《人的正确思想是从那里来的？》这篇著名论文和其他文件，批判了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唯心论和形而上学，批判了刘少奇控制的文艺部门‘至今还是死人统治着’，文化部‘如不改变，就改名帝王将相部，才子佳人部，或者外国死人部。’卫生部也应改名‘’城市老爷卫生部’。

在毛主席的号令下，无产阶级首先在京剧、芭蕾舞、交响音乐这些被地主资产阶级看作是神圣不可侵犯的领域，发动了革命。这是一场短兵相接的搏斗。尽管刘少奇一伙千方百计地对抗、破坏，无产阶级经过艰苦战斗，终于取得了重要的战果。一批光辉的革命样板戏出现了，工农兵的英雄形象终于在舞台上站起来了。”

如果按照泛文革分期方法，可得出进一步判断，文化革命至今还在继续着，斗争并没有停止，只不过处于低潮罢了。

十一或十二年分期。

十二年分期是指一九六四年中央决定成立以彭真为首的文化革命小组为文化革命始点，以一九七八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为终点。十一年分期以一九六五年姚文元评海瑞罢宫为始点，以一九七八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为经点。

短分期：一九六六五一六通知发布至一九六九年中共第九次代表大会召开，共三年，是具有法律内涵的分期。

文化革命也可看作是一场党内外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两种思想斗争的大决战。从一九六六年“五一六”通知到一九六九年九大胜利召开，基本上达到了摧毁刘少奇司令部重组政权等目的。短分期的文化革命划分还有毛泽东的著名谈活为佐证。毛泽东警告全党，不要以为有一次文化革命就太平无事了，以后还要进行多次。证明毛泽东头脑中的文化革命是长期的、多次数的。因此，第一次文化革命分期从一九六六年至一九六九年也是成立的。

十年分期：从一九六六年中共中央五一六通知至一九七六年十月热月政变完成。

十年分期是反文革势力官方的一种结论，从五一六通知开始到热月政变结束。此论以被社会各届所认可，但在我看来是不准确的。因为从文化革命的基本理论分析，十年中发生的许多事件如林彪事件和热月政变不应属于文化革命范畴，而是文化革命政治力量的内乱。当然，从纯政治角度，在邓小平等看来，文革派的发端是一九六六年，其文化革命主力被歼是一九七六年，把文化革命划定十年不无道理。从此，中国政治主导权易手，方向彻底改变，党内道路、路线斗争以毛泽东为首的走社派惨败而告结束。

本文对文革的分期采用的是三年分期。

13、林彪与第一号通令

六月间，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等人主持的军委办事组召开座谈会。这次座谈会按照林彪提出的“用打仗的观点，观察一切，检查一切，落实一切”的要求，提出了庞大的国防建设计划。邱会作等人先后提出，要搞“独立的完整的国防工业体系”，“要比洋人还要洋”。并声称“什么比例不比例，打仗就是比例”。为扩大军工生产，一九六九年的国防战略费比上年猛增34%，一九七零年、一九七一年又继续递增15%和16%还多。

对此，后来有人说严重影响了国民经济的正常发展，未必正确，难道中国军工业不是国民经济的先导和一部分吗？

林彪的所谓“第一号令”

九月，根据毛泽东关于国际形势有可能突然恶化的估计，林彪做出“关于加强战备，防止敌人突然袭击的紧急指示”，要求全军进入紧急战备状态，抓紧武器的生产，指挥班子进入战时指挥位置等。十八日，黄永胜等以“林副主席第一个号令”正式下达这个“紧急指示”，引了各方面的极大震动。

对这个据说引起毛泽东极大不满的一号令，有许多说法，有待进一步分析。

一种是扬成武的说法，说毛泽东对一号令非常不满，将文件付之一炬。另一种说法是林彪根本不知一号令的事，是其作战部长私自加上的“林副主席第一号命令”。

在我看来，从林彪一贯的低调做人、尊重毛泽东的历史，不可能玩那样的火，玩火有何益处？是考验解放军是否听指挥吗？有毛泽东健在，岂非自讨苦吃？所以最大的可能是林彪正常的处理军务，后被拍马之徒和别有用心的人利用而己。而素有大智大勇的毛泽东是否简单仅仅因此事而开始厌恶林彪呢？我看绝无可能，如果有，也是因其他原因，而不是仅因一号令，一号令只是个借口。实际上文革初广为流行的人民解放军是毛主席亲自缔造，林副主席直接指挥的口号问题很令毛泽东不悦和担忧，毛泽东后来说缔造的就不能指挥吗，道出了问题的实质。

总之，林彪在文化革命初期在战略和战术上出现过与毛泽东相左也是正常的，不能掩盖他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积极参加文化革命，在把毛泽东思想变成军魂、党魂、民魂、国魂方面的丰功伟绩，应该还其历史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