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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永烈:与戚本禹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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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gy8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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帖子发表于: 星期三 九月 19, 2007 9:49 am    发表主题: 叶永烈:与戚本禹聊天 引用并回复

叶永烈:与戚本禹聊天

作者: brecht 发布日期: 2007-8-08 查看数: 24 出自: http://www.wengewang.org
[摘自叶永烈《追寻历史真相——我的写作生涯(下册)》,上海文艺出版社 2001年版,中国文革研究网录入]

这天下午,我驱车前往华东师范大学,出席《苏渊雷文集》首发式。已故苏渊雷先生,是著名学者、华东师范大学中 国史研究所教授。在众多的与会者之中,我见到一个穿粉红色衬衫、 六十多岁的男子。尽管他已经不用“文化大革命”中如雷贯耳的名字,我曾经采访过他,所以还是认出他。此人便是当年“中央文革小 组”成员戚本禹!

戚本禹已经退休。我最初采访他的时候,他在一家图书馆做整理资料工作。他身体壮实,浓重的山东口音。他原本研究历史,如今重操旧业,不断有新著问世,只是署笔名罢了。1999年4月,东北一家出版社的总编辑来我家约稿,从我家出来,他直奔戚本禹家,因为戚本禹的一本书稿正由这家出版社出版。

戚本禹如今是普通百姓。他忙于自己的专业工作。他希望能够过平静的生活,不愿接受采访。

戚本禹,“文化大革命”的风云人物。“文化大革命”前为《红 旗》杂志社历史组的组长。“文化大革命”初成为“中央文革小组”成 员,后来成为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局副局长,直至成为中共中央办公厅代主任,毛泽东、江青的秘书,“王、关、戚”的“戚”。

据关锋说,“王、关、戚”实际上应是“戚、王、关”。戚本禹虽是三人中职务最低,资历最浅,但是,他担任了毛泽东、江青的秘书。当时,就连陈伯达、康生要见毛泽东,都要通过戚本禹。王力与关锋同于1967年8月隔离审查。当时,宣读决定的是戚本禹。四个月后, 戚本禹才倒台。

戚本禹陷得很深,所以王力、关锋比他的罪行轻。 www.wengewang.org

1988年3月初,我在北京与关锋作了长谈。回沪后不久,便准备访问戚本禹。

我查阅了戚本禹审判档案,得知戚本禹生于1932年, 山东威海市人。1968年初因“王、关、戚事件”被隔离审查。1980年7月14日被逮捕。1983年11月2日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经过审理,判处戚本禹有期徒刑十八年,剥夺政治权利四年。因此,他于1986年初刑满释放(刑期自1968年初算起),剥夺政治权利则至1990年初为止。

1988年8月2日,我初次去看望戚本禹。

我跟他单位的领导熟悉,他们向我大致介绍了戚本禹的情况。 按照他们告诉我的戚本禹办公室地址,我来到一幢上了年岁的西式大楼。一间屋子紧闭着房门,虽说那天很热。我敲了敲门,有人答应 “请进”,我就推门进去。那是个偌大的房间,起码有三十平方米样 子。靠窗放着一张书桌。桌旁,有一中年男子在写作,他穿一件白背心,我料定他是戚本禹。

他见到我,放下了手中的笔,指着桌子对面的椅子说:“请坐!”

他神态自若,头发乌黑,很随便地蓬松着,肥瘦适中,身体不错, 只是前额有较深的抬头纹,普通话中略带一点山东口音,不像关锋那样有浓重的山东腔。个子约一米七十,比关锋要高。他正在写作,桌上放着许多手稿。稿纸是无格白纸,用蓝黑墨水写,字并不漂亮。桌上放着一个木质信筐,插着一些信和凌乱的便笺。他便是戚本禹。

他打量着我。他看了我的采访介绍信,立即站了起来,伸过手, 跟我握着,说道:“握,知道,知道。我看过你的不少作品。”

就这样,我与他随便聊着,不作记录,也不作录音,不算正式采访。

我们一口气聊了两个小时,直至中午12时整,有人叫他去吃中饭为止。

无拘无束的谈话,使彼此有了初步的了解。他很健谈,思维敏锐,喜欢不时反问,而且看得出,他的消息相当灵通,各种书报都看。 尤其是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文章,他见到了,总要细看。

他首先提到了香港报纸的一些报道,认为那是胡吹。他说,一家香港报纸称他是“山东大学历史系毕业”等等。他告诉我,他根本没上过大学! wengewang.org

他又提到四川一家杂志上的最近发表的一篇文章,据说是“纪实”,实际上违背事实。那篇文章写了毛泽东1965年12月21日在杭州的一次重要谈话。在谈话中,毛泽东谈及戚本禹的《为革命而研究历史》和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两篇文章。那篇文章说,毛泽东谈话时,戚本禹在侧。戚本禹告诉我,他当时并不在杭州! 当时“在侧”的是陈伯达、 胡绳、艾思奇、关锋和田家英五人。

戚本禹说,那篇文章描述了毛泽东谈话时,他的表情以及与毛泽东的对话。他当时根本不在场,那些“表情”、“对话”从何而来?这 怎么能叫“纪实文学”?

我告诉他,我请关锋谈了毛泽东那次杭州谈话的情况。

戚本禹说,关锋的话是可靠的。毛泽东在杭州谈话提到姚文元和他的文章时,关锋在座,他不在座。因此,关锋的回忆是很重要的, 是当事人。

他说,像你这样采访当事人,那就很好。

他也直率地问我:“从你的一些文章中可以看出,你是了解情况 的,可是,有时往往避开某些事实不谈—这可能因为你的文章要公开发表,而要在现在公开发表,有些事不便谈,不得不这么做。”

我说是有这样的情况。

他问及我的《姚文元传》一书印出没有?他看过书的预告,也看过报刊所载部分内容,希望见到全文。

他笑着对我说:“叶永烈,你已经发表大量的作品,又是专业作家。你要沉住气,扎扎实实把‘文化大革命’写好,不要急于出版。 这将是部大作品,会超过你的任何作品。我愿向你提供我所知道的清况。如果我们共同合作来写,也可以--只是要征得公安局同意, 因为我与关锋不同,还属于公安局管的……”

我提及关锋“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做蛀书虫”。

他摇头,问我道:“关锋对你这么说,可是,他真的‘两耳不闻窗外事’?!我不相信。我就没法做到这一点。”

我说关锋埋头于研究老子、庄子。戚本禹指着自己桌上的文稿说,他正在研究明史。他说:“我虽然搞明史,但每天仍关心今日的中国,今日的世界!”

我们又谈及1957年的“反右派运动”。

他说了不同的看法:“其实,毛泽东是最早主张开放的。你查一查毛泽东1957年2月的讲话原稿,就可知道这一点。那次讲话,他提出了对外开放的思想。可是,不久发生了匈牙利事件,毛泽东改变了自己的看法。他的2月讲话中关于开放的那一段,删掉了。毛泽东的许多文章,要查最初的原稿,印在选集里的,常常后来作了改动。 1957年的“反右派”,伤了许多人,毛泽东是有责任的,不过,在谈论 那一段历史时,我认为不能脱离当时的历史条件--毛泽东担心在中国发生匈牙利事件。那是毛泽东发动‘反右派斗争’的原因。我看,现在许多批评‘反右派’的文章,几乎不提匈牙利事件,不谈当时 的历史环境,这恐怕不全面,……”

他由此谈及了吴晗,说吴晗在1957年是“反右派”的先锋。

他看过我写的《陶勇之死》,问我陶勇究竟是怎么死的。

他由此问及我访问过哪些“文化大革命”人物。我一一说起。 当我提及廖祖康、肖木等人时,他竟不知道是些什么人。

我细细一想,他在1968年初就被隔离了,难怪不知这些与王洪文有关的人,不知道“文化大革命”后期的事和后期的人。

他说及:“关锋的话是实事求是的,不过,他得过神经病。他提早出狱,就是因为有神经病,所以他的记忆力差一些。王力的记忆力不错,你去找他就会知道的。陈伯达的话,不大可靠。你去找陈伯达要当心,他总是说自己的功劳,至于他做错的事他总不愿谈的……”

我提及不久前在《文摘周报》上,王力与田家英夫人董边都发表文章,就田家英之死进行争论。

戚本禹消息很灵通,知道这事,并马上问我:“你以为谁对?”

我问起1958年在中南海所发生的“八司马案件”,内中涉及他。 他欲言又止,说这个问题很复杂,以后有机会慢慢谈。

他以为最近发表的关于张宁的那篇《扭曲的虹》,是实事求是的。文章中所写的林彪,符合林彪的真实形象。希望写“文化大革命”的作品,都能这样。

中午12时整,有一位小伙子来喊他吃中饭。

我只得告辞。他送我,热情握别。

1988年8月27日,我二访戚本禹。房门紧闭,贴着一张纸条, 上书“本室不对外接待”。我敲门,听见“请进”声,便进去。

天气已转凉。上次只穿一件汗背心的他,今天穿了一件浅绿色 T恤,白领、白袖口。他一边给我沏茶,一边请我坐下。还是上次那样对坐。

戚本禹戴一副紫色秀郎架近视眼镜。我们依然随便聊着,不算正式采访。

正巧,《民主与法制》第八期这天发行,刊有我的《张春桥发迹录》一文。我从对门的报刊门市部买了一本送他。

他说起了劳动模范杨怀远与作家张士敏打官司的事儿,上海很多作家写了支持张士敏的联名信,他问我签名了吗?

我说,我未在五十八位作家联名信上签字。

他说:“你有自己的见解,不错。”

话题回到了“文化大革命”。

他说,一篇关于“二月逆流”的“纪实文学”,胡说八道。1967年2月,当时他在忙于写一篇文章,根本没有去怀仁堂,却把他写在里边。他几次写书面材料,交给领导,提出抗议,结果不了了之,没有给予答复。

又如,那篇文章中写及关锋为江青拎包、披大衣,纯属胡编。他对我说:“你见过关锋,关锋会是这样的人吗?!何况,江青出去,旁边有秘书为她拎包、披大衣,用得着关锋起劲?!”

他说,怎么可以这样乱写?如果那位作者去找他,他就不理。

他提及,关于他的身世,许多文章都写错了。其实,他解放前在上海做地下党工作。1949年,他十八岁,调到北京,在中南海工作。

他谈及江青。江青说他太傲,眼睛长在额头,朝上看(他用手势指了指额头)。

他说愿意跟我谈“文化大革命”,只是目前未办妥手续,他有压力,不敢谈。

他劝我不必着急。他说:“我身体还好,你年纪不大,过两年我们就可以谈。”因为他到1990年初可恢复公民权利。

谈及姚文元时,他提醒我:“你别以为姚文元的文章都是姚文元写的!”

他说可以找找朱波--研究哲学的专家,毛泽东对此人很敬重, 有较多的交往。还可以找王力。王力、关锋都有公民权,比他处境好。

一个小女孩,七八岁,跑进来。戚本禹不认识她,掏出糖果给她吃。他找糖时,掀起书架盖板,我看见里面放着许多瓶药。

今天仍是聊天,彼此更熟悉了。我说,希望以后对他进行采访录音,他说对录音有点不习惯。

我谈及我的一位在《红旗》杂志社工作的朋友,他说有点印象。 只是《红旗》杂志社人多,有些人印象已不深。

我说,那位朋友告诉我,王力、关锋被停止工作是1967年8月23日,当时他在场。据他回忆,当时由陈伯达、戚本禹、姚文元主持会议,戚本禹宣读中央关于王力、关锋停止工作的批件。

戚本禹说:“对,对,是那么回事。”

我又说,他被停止工作是1968年1月1日--是停止工作,不是被捕。

戚本禹也说:“对,对,是那么回事。现在,有些文章说王力、关锋、戚本禹同时被捕,胡说八道!”

他说,现在整天做些整理资料的工作,事情并不太忙。但整天坐在这间房间里,公开发行的报纸、杂志,都可以看到。

我说,所谓“剥夺政治权利”,主要指选举权与被选举权。至于言论自由权,是指公开对记者发表对时局的见解之类。我找你是谈历史,谈史实,与“剥夺政治权利”无碍。

他笑了:.“你别太认真。”

我请他看看我写的关于张春桥的文章:“你看看,有没有胡说八道的地方?”

他笑了:“一定看。”

聊了一个多小时,我告辞了。

[摘自叶永烈《追寻历史真相——我的写作生涯(下册)》,上海文艺出版社 2001年版,中国文革研究网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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