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hgy818 · 注册时间: 2007-09-13 帖子: 1298

大家都来写“亲历记”，为邓氏改革留一部《罪恶史》
大家都来写“亲历记”，为邓氏改革留一部《罪恶史》
　　
澄宇

　　
　　石仲泉是个敢说“大话”的修正主义学者。十七大后，他就放话说，中国特色理论体系不包括毛泽东思想，引起一番议论。现在，他又放话了，说：“真理标准讨论犹如‘核爆炸’。”且看他是怎样把“一场哲学闹剧”（见内参19期《“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一场哲学闹剧》一文）魔化成一场“核爆炸”的：一是说较辛亥革命和五四时期的思想解放运动，它“是执政的革命政党有领导、有组织、自觉地进行的，力度空前”。二是说较延安整风的思想解放运动，它“是中国共产党在全国范围开展的，规模空前”。三是说“它的锋芒指向是党自身的两位主席。直接指向华国锋提出的‘两个凡是’的指导思想，间接指向毛泽东的晚年错误，而毛泽东又是延安整风思想解放运动的主要领导人。”“因此，真理标准讨论的思想解放的深刻程度空前”。四是说“它的高潮时间空前”。（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第3期）这“四个空前”，一二是硬扯上的，只有三是讲了点实情，那就是为了急于篡党夺权，不惜伪造毛泽东的手迹，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样的条幅，在省部级干部中传阅，相信他们捏造的修正主义命题是毛泽东思想的真理。这是典型的“打着红旗反红旗”的罪恶活动，有什么“深刻程度”可言；所谓“高潮时间空前”，只不过是用“解放思想”这幅紧箍咒不断地欺骗和恐吓群众，为难以前行的“改革开放”鸣锣开道罢了。由此看来，这些御用文人虚伪和无耻已经到了何等地步！
　　
　　反观这一时期网络上的文章，有很多则是用事实说话，揭露和批判30年“改革开放”给党和国家造成了空前的危机；给民族和人民特别是工农劳苦大众带来了空前的灾难。有位“潘老师”网友，在题为《批判改革犯，为人民领袖恢复名誉》一文里，郑重提出：“从政治、经济、文化各个领域精选若干改革犯的代表性人物，把他们押上网络，发动广大网民进行批判，从而带动社会各界群众对各个领域各个层次的改革犯的全面大批判。”
　　
　　我想，改革犯的代表性人物，首选应该是邓大人。对邓大人的认识，标志着我们的人民和民族正在走向新的成熟，标志着马列毛主义者的群体走向新的成熟。
　　
　　这个认识过程可分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文革时期；第二阶段是改革伊始至六四风波时期；第三阶段是邓的南巡讲话至现在；第四阶段是劳动人民重建无产阶级专政时期。
　　
　　（一）文革时期。由于事件的极端复杂性，毛主席在对人和事上自有他的一些失信和失判，但是，对邓小平的评判却是十分准确的，至今也是我们认识这个叛徒的指针。邓小平的复出，引出了毛主席开展批林批孔，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评《水浒》，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一系列具有深远意义的群众运动，使毛主席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得到极大的升华，犹如灯塔照亮我们前进的道路。最近，《炎黄春秋》的负责人杜导正说他亲自听了1987年秋邓小平跟非洲执政党青年领袖的谈话：“第一句，我劝过你们现在不要搞社会主义。第二句，我建议你们集中精力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第三句，只要经济搞上去，人民生活改善了，满意了，叫什么主义都可以。”看着邓小平这些不敢上《邓选》的话，人们很自然地想起毛主席对他的批评：“他这个人是不抓阶级斗争的，历来不提这个纲，还是‘白猫、黑猫’啊，不管是帝国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
　　
　　这一时期的教训是什么？就是林彪事件之后，老干部中普遍发生了思想回潮现象，这无疑给毛主席处理文革带来了困难。邓小平的复出，这是一个重要的原因。但是，毛主席和周总理这两位老人在对待邓的复出上是有不同考虑的。毛主席对“四人帮”的问题是有觉察的，但他的重点却是警惕右的势力，对邓既有任用的考虑，更有考察的警觉。相反，周总理把重点放在“四人帮”身上，担心他们篡党夺权，把希望寄托在邓的复出上。这个差异，在当时人们普遍认为周总理是对的（天安门事件就是明证）。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尤其是当邓小平复辟资本主义活生生的事实摆在中华大地的时候，人们的认识就不同了，就看到当时毛主席的认识是多么富有远见哪！而周总理的认识，却成了一个教训留给人们：像周总理这样的伟人，一旦思想偏离了唯物辩证法，政治上的坚强就会打折扣。
　　
　　（二）改革伊始至六四风波时期。应当说这是邓小平最得意的时期，我们党内就多数人来说，背离了毛主席对邓的评判，站到了元老派一边，支持邓的改革。但仍然有几个领导人敢于站出来和邓作斗争。这当数黄克诚老将军和陈永贵副总理。黄老那篇《关于对毛主席评价和对毛泽东思想态度问题》的讲话，虽然没有点名，但谁也看得出来，那就是对着邓的非毛化的恶浪而给予的回击，实是一篇敢于反潮流的战斗檄文。陈永贵同志曾面对邓的翻案活动，当面质问他：“小平同志,这些日子你天天开会,不断提出一个又一个新点子,我有点接受不了。我想问一下，你究竟还执行不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究竟还要不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毛主席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的理论还算数不算数？”邓小平听了，抽了口烟，朝陈永贵看看，笑了笑。后来陈永贵对人说，邓小平那天的笑，让他非常可怕。邓小平将半截烟掐灭在烟缸里，冷峻地说：“你以为现在还是‘四人帮’在台上的时候吗？提的问题这样可笑，简直像三岁的孩子那样的幼稚。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我是最有资格讲这种话的人。什么是毛泽东思想，我最有发言权。你才加入共产党有多久呢？永贵同志，我希望你还是按照一个共产党员的标准，首先检查一下自己吧。” 陈永贵不服气地说：“你不要忘记你站出来的时候的检查，你不要对党中央耍两面派，你应该考虑一下现在你究竟是要执行什么路线的问题。” 邓小平不等陈永贵说完，提起公文包转身就走。笔者今年4 月到大寨陈永贵墓前对着塑像三鞠躬时，想起这段战士和叛徒的对话，给青年司机唸出一首急就诗：“虎头山上一棵松，中南海里心最红；直面敢斗邓矬子，身后万人瞻君容。”
　　
　　邓小平是得势了。但是，随着改革本质的暴露，一批群众首先是学生觉悟起来，利用统治集团内部矛盾，发起了六四学潮，反贪污、反官倒、反对邓小平“垂帘听政”。“六四”群众斗争的矛头十分清楚，就是反对邓小平的资本主义复辟。这是一次失败的预演。可以说，正是这次预演，逼出了邓小平的南巡讲话。
　　
　　（三）邓的南巡讲话至现在。“六四”的血并没有白流，青年学子从血的教训中寻找失败的原因，第一波“寻找毛泽东热”就是这么兴起的。而党内的马克思主义者如邓力群、魏巍等老同志就是在这一热潮中帮助青年认识毛泽东。魏巍主办的《中流》杂志和他撰写的《话说毛泽东》，是广大青年“寻找毛泽东”的好向导。这一波热潮直到毛主席百年诞辰达到高潮。
　　
　　面对这一热潮，邓小平一方面在党内高层交代要“重评毛泽东”即彻底否定毛泽东，一方面一意孤行地要搞资本主义。“南巡讲话”是明着亮出旗帜，“政治交代”则是暗里交出底牌。他的继任者，从江泽民到胡锦涛，完全是按照邓的“交代”把中国推向了资本主义深渊。江是邓路线的疯狂推行者，在他的执政期，工农劳动人民的政治、经济地位都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而新生的资产阶级竟成了他们的宠儿，还要拉入党内。这种法西斯独裁暴政必然引起人民的反抗，首先是党内的真正的共产党人的强烈反对，马宾、郑天翔、魏巍、李尔重、周秀宝等人不断地向中央写信，反对修正主义路线。魏巍《在新世纪的门槛上》对修正主义特点的七点揭露，打在主子的身上，疼在继任者的心上。他们竟动用专政工具，对其中一些人进行迫害；郑州的张纤夫等人竟因宣传毛泽东思想被判刑入狱。这些倒行逆施，彻底暴露了他们假共产党人的真面目。
　　
　　从江的暴政到胡温“新政”，人们的认识发生变化。多数人是出于一种希望，只有那些自称“社改派”的同志，他们认定邓小平改革的初衷是好的，只是后来被“资改派”给误导了，所以他们猛攻“资改派”，就是不攻走资派。在他们“社”的概念里，就是邓的“四项基本原则”，而排斥文革。与其说是维护邓的初衷，不如说是维护他们自己的初衷。事实证明这种初衷是不科学的，离科学社会主义甚远。群众的认识正在改变着他们的认识。
　　
　　什么是群众的认识？这就是进入新世纪以后，随着工农群众生活进一步恶化，群体性反抗事件的不断爆发，社会主要矛盾日益激化，唤醒了一批革命的知识分子，利用网络这个平台，大学毛主席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大批邓小平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一学一批，使全体人民的无产阶级觉悟空前提高，怀念毛主席，怀念社会主义，肯定文革的必要性和正确性，成为一股不可抗拒的红色思潮。我们说的两个“走向新的成熟”，主要标志就在这里。
　　
　　（四）重建无产阶级专政时期。这个时期为什么还要批邓？因为邓小平这个反面教员的作用不仅是动员人民团结起来推翻他的反动统治，更重要的则是利用这个巨大牺牲换来的反面教员，动员人民群众批判修正主义，批判资本主义，批判资产阶级，这是建设社会主义并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必由之路。要知道，邓小平这类人物今后还会出现。毛主席生前部署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虽然因他老人家去世而夭折了，但是，人民群众的新觉醒，对邓的批判就会更加自觉，就像人民曾经认识秦桧、袁世凯、蒋介石这样一些反面人物那样。我们提倡写“亲历记”，留一部邓氏改革“罪恶史”，就是为（三）（四）两个阶段提供认识的活资料。因此，这是很有意义的一件事。
　　
　　按照邓的嘱托，还有两步险棋等待胡温去走，这就是重评毛泽东和改变党的名称。右派先生们等不及了，在那里变着法儿叫板。胡温要是走了，那么，他们的末日也就来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