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hgy818 · 注册时间: 2007-09-13 帖子: 1298

我读《晚年周恩来》（二）

司马公

一则以喜，一则以爱

如果说，第一章通过回顾毛周关系的历史而道出令读者先入为主的若干定见，成为笼罩全书的总枢纽、总关节，那末，从第二章起作者便言归正传，由“毛发动文革的心路历程”说起，引出毛刘矛盾，再描写周是如何在“文革”初期毛刘矛盾之间周旋的。

不料，从一开头就是张冠李戴。书中称，毛**发动“文革”是出于内心恐惧感驱使，唯恐自己落得和斯大林一样死后被人鞭尸的下场，从而对“中国的赫鲁晓夫”刘少奇采取的先发制人之举。还称：“对于斯大林之死，毛**一则以喜，一则以忧。”

“一则以喜，一则以忧”，的确出自毛**之口，但不是斯大林死后的1953年，而是苏共二十大召开后的1956年，真实的含义也不是像书中所言。用毛**自己的话来说：喜的是揭开了对斯大林神化的盖子，破除了迷信，解放了思想，使大家敢于讲真话，敢想问题；忧的是对斯大林全盘否定，一棍子打死，由此带来一系列严重后果。他还对出席中共八大的南共联盟代表团说：“这种批评是好的，它打破了神化主义，揭开了盖子，这是一种解放，是一场‘解放战争’，大家都敢讲话了，使人能想问题了。”以上毛**所言，均是指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期间的“秘密报告”。今天来看，这种评价还是比较公允的。

目前，前苏联的档案已经公布不少。种种证据表明，毛**与赫鲁晓夫闹翻，是1958年以后的事情。起因主要是“长波电台”、“联合核潜艇舰队”事件，以及中国炮击金门和发动“大跃进”遭到苏方批评。不过，查过当年的档案，也找不到书中所说“赫鲁晓夫在中苏两党会谈中坦言劝告，希望毛不要走火入魔”。以当年赫氏在毛**面前的种种表现推测，量他也不会斗胆面向毛氏进言。如今真正有案可查的，是他1959年7月18日在波兰的一次演说中，借谈苏联曾经有过的公社制度，来影射中国的人民公社，而且讲得吞吞吐吐、欲言又止。书中作者“潜心研究过这段历史”，“看过大量的历史文献档案”，对上述情况恐怕不会不知情。

毛**担心中国出了赫鲁晓夫，那是1964年前后的事情。他在同年6月16日关于接班人问题的著名谈话中，明确提出要防止出现赫鲁晓夫式的人物。此前还向省委书记们提出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的问题。这以后，关于培养接班人问题、出修正主义问题、出赫鲁晓夫问题，不但毛**谈，刘少奇也谈，成为当时中央和省一级高层领导干部普遍议论的话题。这就是中苏论战给中国国内政治带来的负面效应。在这个背景下，爆发了“四清”指导方针上毛刘[非法内容]，爆发了“文革”初期在“二月提纲”和派工作组问题上的毛刘[非法内容]，使得毛**越看刘少奇越像中国的赫鲁晓夫。

由此观之，毛**每一个时期有一个时期的思考重点，他的心路历程有着比较明显的时空界限和发展轨迹，只要客观公正，并不难把握。《晚年周恩来》却含混时间界限，以偏概全，来误导对这段历史并不熟悉和了解的读者。

保持晚节

“保持晚节”，这本是中华文明传统中教勉人们越到晚年越要洁身自好、保持一个好名节的名言，相传至今，仍然被人们广为使用。特别是针对大陆某些官员的“五十九岁现象”，如能真正做到保持晚节，就可以免去许多人间悲剧。尽管这句话听起来有些消极，消极在那个“保”字上，但真正实行起来，积极意义并不小。

“保持晚节”一词。在“文革”期间可谓风靡一时。为什么呢？因为在“文革”期间，许多老干部、老革命，今天还在台上，明天就被打倒，前途未卜。于是，“保持晚节”在当时就成了“紧跟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同义词。在当时。希望自己能够善始善终、保持晚节

者，并不奇怪，是一种正常思维。不但周恩来希望保持晚节，刘少奇何尝不希望保持晚节？刘少奇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说出“老革命遇到新问题”这句话，不就是想保持晚节吗？《晚年周恩来》抛开当时当地的特定历史环境不提，一味在“保持晚节”上做文章，硬把“保持晚节”的心态说成“不过是忠君思想的现代翻版，明显带有愚忠的味道”，“对毛的独断专行总是逆来顺受，不管后来的是非对错如何，首先总是要在政治上跟著毛**走。这已成为周氏心自中最重要的政治操守”。

评价一个人。客观的标准是要在当时当地的历史条件下，在能与不能之间作评判，而不能强人所难，强人所不能。在《晚年周恩来》的叙述中，看到的强人所不能的地方实在太多了，许多事情不问青红皂白，都往一个特定的框框里面扯，用框框套史实，用框框裁减史实。这个框框就是毛同周的所谓现代君臣关系，就是周对毛的所谓现代愚忠。

其实，在“文革”的历史条件下，在毛**具有事实上的绝对权威的历史条件下，不要说周恩来，即使是刘少奇、邓小平。也无力从根本上扭转这场悲剧，更不要说去否定它。“文革”初期，刘少奇、邓小乎也在紧跟毛的“文革”部署，只是想把它规范到党委领导下的一般意义上的群众政治运动的范围之内。在他们看来，他们同毛的分歧是具体方法之争，而不是“文革”之争。历史的悲剧在于，毛**却不这么看。在毛看来，刘邓的做法是在转移斗争大方向，是在“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是在破坏正在发动之中的“文化大革命”。即使到了“文革”后期，邓小乎搞“整顿”，也是要以毛**的“三项指示”为纲，而不能把锋芒直指“文革”。即使如此，最终也还是被扣上了“右倾翻案风”的帽子。这就是当时历史的基本氛围，也是周恩来所处的基本舞合，谁也跳不出这个圈子来干事、想问题。

联想到这样的背景，这样的局面，这样的局限，再看周恩来的所作所为，读者们就会多出一份同情之心、体谅之心与钦佩之心。眼看自己的战友一个个被打倒，眼看自己得力的助手一个个靠边站，周恩来仍然在耐心地等待时机，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力图挽回或减少“文革”造成的损失，力图保护或解放一批批老干部、专家、民主人士。毛**说要保护一批干部，他马上去落实；毛**说要抓革命、促生产，他立即部署制止串联、不误农时、抓紧生产；毛**说王（力）“八七”讲话是大毒草，他立即把这些极左的小爬虫绳之以法；毛**说要实现革命的大联合，他设法调解矛盾，消除派性，把一批老干部给合到“革委会”中，以恢复正常的国家秩序。在九一三事件后，周恩来全面主持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的日常工作，提出批极左思潮的口号，恢复文革前的一些做法，进一步解放老干部，迫使江青集团不得不有所收敛。不幸的是，后来毛**不赞成批极左，整个国家局势发生逆转，在批极右的口号下使得极左势力更加得势。周恩来在“文革”中的这些作用，是无人替代的，也是难能可贵的。否则，国家的正常秩序无以维系，极左势力会更加嚣张，老干部和知识份子的命运会更加悲惨。

对周恩来文革中的历史性作用，邓小平后来有过公正的评价。1980年8月，他在答意大利纪者法拉奇提问时说：“文化大革命时，我们这些人都下去了，幸好保住了他。在文化大革命中，他所处的地位十分困难，也说了好多违心的话，做了好多违心的事。但人民原谅他。因为他不做这些事，不说这些话，他自己也保不住，也不能在其中起中和作用，起减少损失的作用。他保护了相当一批人。”

一方面，“说了好多违心的话，做了好多违心事”；另一方面，“起中和作用”，“起减少损失的作用”，“保护了相当一批人”。这才是真实的文革时期的周恩来。这种评价出自像邓小平这样在文革中曾经复出又再度被打倒的人物口中，自然包含了他本人的深切体会在里头。

历史像个多棱镜，具有多个方面。《晚年周恩来》却把多方面的历史变成了单线条的历史，把一个在“文革”期间复杂的周恩来变成了一个“助纣为虐”的、被妖魔化了的周恩来。在第二章的叙述里面，在“还一个真实的周恩来”的幌子下，已然给本来没有多少成见的读者戴上了一副滤色眼镜，这副滤色眼镜上写了三行大字：“保持晚节”、“现代愚忠”、“顺守哲学”。戴了这副眼镜，再看以下各章，便不怕读者不接受了。脱去这副滤色眼镜的最好办法，就是多翻几本同类的书，想一想历史还有没有其他方面。

需要补充的是，书中在谈到1966年7月29日刘少奇在人民大会堂参加万人大会，宣布撤销工作组的决定时，作者依据的竟然是高皋、严家其的《文化大革命十年史》和李志绥的《毛**私人医生回忆录》。这两本书，早已有学者和当事人指证其存在许多谬误，且当时的现场记录对于像书中作者这样的“史家”来说并不难找，而作者却偏偏拿这两本书作信史引证，道理何在呢？

所谓“执两用中”的双重角色

《晚年周恩来》的第三章，题目叫做“天下大乱中的双重角色”。所谓“双重角色”在这本书里，并不是一个客观的中性词汇，其含义既是“引子”末尾所说的“是有意扮演双重角色，善于在政治上走纲线的演技大师，还是个内心人格分裂，表里不一的两面人？”作者还给所谓“双重角色”或“两面人”贴上了一个标签，叫做“执两用中的应乱之道”。因为作者心理很清楚，周恩来在文革动乱中作了不少保护人的事情，这些事情已经纪录在案，想抹也抹不掉，想回避也回避不了，于是换一个角度看，借用那副滤色眼镜，把许多广为人知的事，按照作者的需要重新解说一番。

这里，笔者仅举几例，看一看书中是怎样用障眼法来达到自己的目的。

其一，关于保护民主人士。书中以此作为“执两用中”的案例。事实是怎样的呢？

1966年8月29日，北京大学经济系的红卫兵擅自抄了章士钊的家，章士钊当即写信给毛**反映情况。8月30日，毛**在来信上批示：“送总理酌处，应当予以保护”。周恩来当天拟定了一份应当予以保护的名单，包括几百名保护对象。随后，他又亲自部署保护措施，使红卫兵对民主人士等的冲击受到了很大的限制。

通过红卫兵擅自抄家、大串联来到北京的红卫兵逐日递增等情况，周恩来考虑到需要对红卫兵运动做出规范，在8月底9月初起草了《有关红卫兵的几点意见》（共十条），提交9月3日政治局常委碰头会讨论。由于中央文革小组的反对，这个意见稿最终夭折了。但它体现了周恩来设法维护国家正常秩序的努力。

以上这些情况都是事实，《晚年周恩来》当然不敢回避，都讲到了，但却笔锋一转，归结到周恩来“毕竟是善于在政治上走钢丝的老手，懂得如何见机而作，因势乘便而又不失分寸，落下把柄”。其实，任何不带偏见的人都会分得清楚，周恩来对民主人士的保护，究竟是在“走钢丝”，还是带有很强的倾向性。如果是前者，他完全可以拖一拖，观望一下，再决定是否去办。周恩来的行动十分果决迅速，这固然有得了“毛**的尚方宝剑”的因素，但更有机会难得、不可错过的考虑在起作用。当时，正值毛**“八一八”第一次检阅红卫兵后不久，红卫兵运动和大串联正如火如荼，周恩来能够草拟提出规范红卫兵运动的十条意见，也是需要一定的胆略的。可见，面对同一件事情，由于研究者的立场不同，目的不同，会有完全不同的解释。遇到这种情况，读者一定要多加小心，不要轻信误导。

曾是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的穆欣有过一段回忆：“自从文化大革命开始，中央政治局常委碰头会几乎天天开，会议内容也几乎全是研究解决中央文革在社会上和各个单位里挑起的各种事端。当时形成了这样一个局面：江青、张春桥、康生在钓鱼台‘放火’，周恩来等常委在人民大会堂‘灭火’。这个碰头会在刘少奇、邓小平被打倒后就由周总理主持，每次会都开得非常艰苦。”江青在背后多次恶狠狠地讥讽周恩来是“灭火队长”。1967年2月问，一次江青歇斯底里大发作，放肆地当面指着总理说：“你一贯地跟中央文革分庭抗礼，长期搞一个政治局碰头会，还有国务院碰头会，把中央文革里的常委拉到你那边去，你成心拆散中央文革。”她还威胁周总理说：“要知道，我们中央文革不出面保你，你周总理也会被打倒的。”周恩来在文革期间维系国家正常运转、保护干部工作的艰难和风险，可以想见。

其二，关于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口号的由来。这件事本来很清楚，但《晚年周恩来》偏要说，“目前大陆官方和学术界为了在政治上维护毛**早已摇摇欲坠的偶像，而把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一曾在文革中搞乱全国的提法，不是归咎于林彪，就是归咎于陈伯达等中央文革的秀才们。其实，这一提法的始作俑者和最后定夺的正是毛本人。”

抱着疑问，笔者翻阅了大陆在1998年出版的《周恩来传》，特将有关记载抄录如下：

“据当时周恩来派往中国科学院的联络员刘西尧回忆：总理起初不赞成‘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提法，他曾对刘西尧说，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我开始思想是不通的，康老是赞成的，陈伯达没有经过讨论就抛出了这篇社论。”

为此，周恩来向毛**当面陈述了自己的看法，提出：历来党内路线问题，都说“左”倾、右倾，没有“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种提法。毛**当即用英文作了解释，说：原来用的是“反革命路线”，后来改成“反对革命路线”，最后还是用“反动路线”好。无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提法，是经过毛**认可的。

《周恩来传》注明，第二段内容是1983年7月18日至8月19日访问王力的谈话记录。新近出版的《毛**传（1949－1976）》也引用了同年7月29日访问王力记录，一并摘录如下，以资对照：

林彪讲话主要起草人是陈伯达和张春桥，他们使用了“资产阶级反革命路线”的提法。主席原来已同意定稿，后来陶铸提出“反革命”太重，就又改成“资产阶级反对革命路线”，主席同意了，（林彪）在[非法内容]上也讲了。当天晚上在（人民大会堂）北京厅集合准备乘车看烟火时，张春桥向主席提出，“资产阶级反对革命路线从语法上讲不通”，建议还要改回来。主席说：“不要改回来了，以后提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样，《红旗》社论就按照主席的提法改了。……毛主席在定这个口径时，总理不在他身边，不知道。

这两段记载，有所不同，但都没有回避毛**最后确定“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提法这个事实。

接下来召开了为期二十天的中央工作会议，主题就是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由于各地负责人正处在和造反派顶牛的状态，思想不通，会议前期情绪有些不正常。毛**得知情况，便在9月24日晚专门听取汇报，25日又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话，意在开导大家不必过分紧张，不要站在群众的对立面。还特别讲到：“路线错误，改了就是了。谁人要打倒你们呀？我是不要打倒你们的，我看红卫兵也不一定要打倒你们。”“你们过不了关，我也着急呀。时间太短，可以原谅，不是存心要犯路线错误，有的人讲，是糊里糊涂犯的。”24日晚，当康生说到八大报告中有阶级斗争熄灭论时，毛说：“报告我们都看了的，大会通过的，不能单要他们两人（按：指刘少奇、邓小平）负责。”

这些内容，《晚年周恩来》大致都讲到了。但它偏偏要说这是毛“故作姿态”，而在内心深处把这些人视为“日后刘少奇搞翻案，清算文革的党内基础”。还说：“大约就从这个时候开始，毛暗中盘算寻找一条彻底的解决之道，把这批盘踞党内要津的人统统踢出去”。当作者得出这些结论的时候，却拿不出任何一个证据，举出来的上述讲话和书中的结论又风马牛不相及。面对这种尴尬的情况，面对这样一个号称掌握了大量鲜为人知的第一手档案资料、“决意不再违心说谎”的作者，面对这样一个先入为主的所谓“结论”，读者该作何感想呢？

其三，关于陶铸、贺龙遭[非法内容]。书中用了大量笔墨，详细描写陶铸、贺龙被[非法内容]的经过，但却放过陷害者不论，反倒追究周恩来的责任，说他“让陶铸为白己背黑锅，听任自己的左膀右臂中箭落马，在这件事上，充分暴露了周在政治上明哲保身的为人，是欠了陶铸的帐的”；还说“周在贺龙后来被[非法内容]致死的问题上，是无论如何也难辞其咎的”。

放过[非法内容]者不去理论，却缠住保护者，追究其何以没有保护好的责任，这在法理上是绝对说不过去的，也是颇欠客观公允的。对此，我们暂且不论，先来看一看[真相?非法内容]究竟是怎样的。

众所周知，陶铸是受江青等人的陷害被打倒的，毛**偏信了江青等人的诬陷，也负有责任。至于说周恩来当时的处境，这里同样引用陶铸夫人曾志的回忆：

大约二十六、七日，陶铸很晚才回来，面色阴沉，刚在饭桌旁落座，就十分严肃地说：“曾志，告诉你一件事，今天中央开会，江青他们批判我犯了方向路线性错误，很严重。”这一天终于还是来了！我反倒显得很平静，问道：“江青他们为什么突然批判你呢？”陶铸愤愤地答道：“说来话长，不是一两句话说得清楚的，不过这次的事情，要从王任重同志说起。”……为了解脱任重的困境，（陶铸）给主席写了个报告，建议任重辞去中央文革副组长职务，仍然回中南局去工作，而目前首要的是应该让他治病。主席在报告上批示：王任重同志是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要离开文革小组，请政治局和文革小组开个联席会，对任重提提意见。会议是由周总理主持的，除了政治局委员以外，中央文革将全体人马都拉来了，甚至连一般工作人员，也在这样一次党的最高级别会议上占得一席之地，会场的气氛是可想而知了。文革小组向任重同志提了一会儿意见后，突然矛头一转，对准陶铸猛烈开火。

先由王力、关锋、戚木禹打头阵，然后张春桥、姚文元横扫，最后主将出马——江青、陈伯达和康生重点批判。这样周密的安排，肯定是事先预谋好的。……“那么，政治局的同志提了什么意见没有呢？”我问道。“政治局的同志只是在听，没有什么人发言，先念同志讲了两句，是工作方式和方法上的意见，没有提路线错误；最後富春说了几句：我看让老陶回中南局工作算了。”

这段回忆告诉我们：一、会议原本不是专为批判陶铸而开的，批判陶铸，是中央文革采取突然袭击的手段加在会议之上的；二、政治局成员并没有落井下石，多数人以沉默对之。由此观之，《晚年周恩来》所说“周恩来当然明白毛**让他主持批陶会议的目的”云云，都是作者主观的推测。

贺龙遭受[非法内容]，经过比较曲折，但主谋无疑是林彪集团，这也成为铁案。《晚年周恩来》想要证明周恩来为求自保而拿贺龙作牺牲品，便在保护贺龙问题上做文章，把周恩来主动地保说成是被动地、无奈地保，把没有保护好说成是见风使舵、出卖贺龙，最后引出一个事先做好的结论：“周在贺龙后来被现害致死的问题上，是无论如何也难辞其咎的”。

我们还是让事实来说话

《晚年周恩来》说，贺龙住在周恩来家，并不是周主动去“接”的，而是贺龙“闯宫”的结果。又根据大陆官方出版的《贺龙传》解释了“闯宫”含义，说：“在路过中南海时，贺龙觉得应该向周报告一下，就临时决定去了西花厅，当时周不在家，他的秘书经请示后，贺龙夫妇便留在西花厅暂时住了下来”。

笔者找到了这本《贺龙传》，不妨把有关内容抄录如下：路经中南海，贺龙、薛明来到周恩来的住处，他要向周恩来报告准备搬回家去住。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开会没有回来，秘书为他们在西花厅搭了床，对他们说：“总理让你们先在这里休息，暂不要回家。”时间在1966年底，正是造反派到处抓“走资派”、“特务”、“内奸”的高峰期。看到这里，周恩来究竟是主动安排，还是被动接受，《晚年周恩来》引用时又作了哪些手脚，读者一目了然。

《晚年周恩来》还引证大陆作家权延赤写的《微行—杨成武在1967》，来说明周恩来在毛**的态度改变后，迫于林彪“摊牌”的压力，“权衡政治上的利害关系”，“把贺龙从家中交出来”。

笔者也找来这本书，按图索骥，把有关内容抄录如下，是继续加以保护，还是“把贺龙从家中交出来”，请读者自己判断：

二十多年后，杨成武曾向笔者（按：指权延赤）回忆：真正保贺龙的人，不是他的老部下，而是毛**。他多次亲口对我讲，贺龙是二方面军的一面旗帜，要保护。这个话我向叶、聂、陈、徐几位老帅都报告了。可是林彪不答应，“四人帮”也不答应，劲头特别大，非整倒贺龙不可。……贺龙被逼没办法，到总理家去住了好几天。林彪追逼得厉害。直接跟总理谈话，等于“摊牌”了。总理为顾大局，没办法了，找我说：“贺龙在我这里，长住问题多了，影响我不好办。你想想办法，找个什么地方安置他？”商量了一会儿，周恩来决定安置在国务院象鼻子沟。总理交待说，安全问题由杨成武负责，生活问题由杨德中负责。我就派了一个营区负责警卫。造反派曾两次冲击象鼻子沟，被我们赶走了。没过几个月，杨余傅事件发生，我全家人一个不剩地被关押起来，根本不可能再保护贺龙。我被关押的罪名之一是勾结余立金，私调飞机把贺龙送到莫斯科去了。出这种谣言的原因是，我藏起贺龙后，“四人帮”和造反派找不到，总理有交待，不让说。“四人帮”问，我始终说不知道……

至于杨余傅事件以后贺龙境遇的变化，据刚才引用的《贺龙传》记载：1967年9月13日，贺龙被正式批准立案审查。1968年6月14日，由中央办公厅保护，改为由中央专案第二办公室作为专案审查对象监护。同年10月13日，毛**在八届十二中全会上宣布，他对贺龙不保了。1969年6月9日贺龙含冤去世。1973年12月21日，毛**在军委扩大会议上说：“我看贺龙搞错了，我要负责呢。”“都是林彪搞的，我听了林彪一面之辞，所以我犯了错误。”

周恩来出席贺龙追悼会的情节，贺龙的夫人薛明最有发言权。她回忆说：那是1975年6月9日，周总理带病参加了骨灰安放仪式。事先，我不知道总理会来参加。突然，休息室门外，传来了总理的声音，他大声叫我：“薛明，薛明啊！”门被推开了，周总理走进来，我连忙迎上去，扑在总理的怀里。总理抚着我的肩膀，声音擅抖地说：“薛明，我没有保护住他啊！”说着，眼泪涮涮地流了下来。我望着总理被疾病折磨消瘦的脸颊，感动得只说了一声：“总理，感谢你对我们全家的关怀。……”就什么也说不出来了。这时，晓明走过来，说：“周伯伯，你要保重身体呀！”总理缓缓地说道：“我的时间也不长了！”顿时，整个休息室里的人都失声痛哭起来。

只要留意一下《晚年周恩来》对于陶铸、贺龙冤案的依据，可以发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其中没有一段档案记载，全部依据的是大陆出版物。而作者却口口声声称大陆没有写作自由，摆出一副凡是大陆的说法都不可信的姿态。其实，并不是大陆没有可用的材料，而是缺少符合作者倾向和写作目的的材料。即使遇到这样的材料，也还需要像作者这样的高手来加工订制一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