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hgy818 · 注册时间: 2007-09-13 帖子: 1298

第三十三章周恩来痛苦地哼着《国际歇》，永远地闭上了眼睛

又是一阵绞心的疼痛，向周恩来袭击过来。虽然头上冒着冷汗，浑身已经湿透了，周恩来还是没有喊出声来。他的老伴邓颖超轻轻地说：“你疼了就喊叫吧，喊叫出声音也许会好受一些。”

周恩来无力地摇摇头，咬者牙说：“我不能喊叫，喊叫会让人恐惧的，好像真是个投降派。我不能那样，我不愿意让毛主席在我死后说那样的话。我还是一个共产党员呀。小超，你可应该有主意，一些人的话是绝对不能听的。我们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失去气节，要对得起毛主席。我知道毛主席对我好，他的意思我是明白的。我有许多的话想说呀。但是现在没有人能听懂我的话。我怕我的话会被人误传。”

邓颖超也说：“我也有很多的话要向毛主席讲。但是，我也是没有机会。”

“毛主席，毛主席，也许我们再也不能见面了。”周恩来喃喃地说，“毛主席的运动神经原病果然就治不好了吗？我现在最担心的是毛主席的身体……”“恩来，你安心休息吧，主席那边的情况很好。你看，洪文同志来看你来了。”

周恩来强忍着病痛睁开了服睛，“洪文，毛主席怎么样？他的身体好吗？

王洪文眼睛里含着泪水，哽咽着说：“总理，你放心，主席的身体好多了。他要我来问候你，让你多加保重，留得青山在，一切都好办呀。”

“听说小平同志又犯错误了，我要批评他。毛主席对他是很好的，他不应该让毛主席再为他操心了。”周恩来的眼睛痴呆呆地盯着王洪文，嘴唇不住地抖动着。

昨天，张春桥来看望周恩来时，给他带来了一批材料，题目是《邓小平同志是怎样背离马克思主义的》，周恩来当天就戴上老花镜看完了。当他看到邓小平下面的几句话时，他试图用红铅笔划几条红杠杠，但是没有成功。但是，他的眼睛总是在那几句话上停留：

邓小平在一九七五年十月二十五日和一些领导同志说：“评论《水浒》是怎么一回事，主席把七十一回本读了三个月，读了以后，主席发表了这一通言论。有人借这做文章。”他还在同年的九月间对一些省市的领导人讲：“有人现在还不让人家提意见，还想扣住？要充分让人家提，充分揭发，只有这样做了，才能团结全党，要告诉他们，不管你的后台在省委或比省委更高的一级的都靠不住了。”

邓小平在一九七五年五月二十九日接见钢铁工业座谈会代表时说：“毛主席最近三条重要指示：一条是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要搞反修防修嘛。再一条是关于安定团结的指示。还有一条是把国民经济搞上去。这就是我们今后一个时期各项工作的纲。这三条重要指示，是互相联系的，不能分割开，一条也不能忘记。”

一九七五年十月，邓小平对一位同志说：“你要大胆地干，工作上不要怕出乱子。只要人家说你复辟了，你的工作就干好了。一九七五年三月我接见全国工业书记会议代表时讲了话，就有人说我是复辟的纲领，这种人是有的，你不要怕。现在党内有一种不正常情况，很多同志怕这怕那，怕东怕西，就是不怕国家建设搞不好。希望大家本着四届人大精神，在本世纪内建成四个‘化’，希望大家努力工作，不要前怕狼后怕虎，你怕什么，更不是宋江、投降派，你本着主席三项指示办就行了。”

一九七五年九月邓小平在研究工、青、妇干部会议上说：“工会抓什么阶级斗争，工会抓阶级斗争要党委干什么？阶级斗争哪能天天讲！”

一九七五年九、十月间，邓小平多次讲：“矫枉必须过正。老干部要横下一条心，拼老命，‘敢’安当头，不怕，无非是第二次再被打倒，把工作做好了，打倒了也不要紧，也是个贡献。”

清醒过来的周恩来，盯着那些材料不动声色地寻思着。中央政治局会议内容，总保不住秘密，还没有开会，高层圈里的人就知道会上将研究什么东西了。毛泽东决定批判邓小平，他早就有所耳闻，当有人将邓小平的这些话报告毛泽东后，毛泽东说：“邓小平是总理点的将，让他主持工作，说他工作有能力，能够打开局面，现在公开批判小平同志，会对总理有刺激，你们还是慢慢地让总理自己表态吧。”

现在一切都已经变为现实。邓小平实际上已经靠边站了。主持国务院和中央工作的人已经成了华国锋，周恩来没有公开说什么。但是，他见了华国锋时，明确地说：“我过去是听毛主席的，现在是听毛主席的，将来只要我有一口气，我仍然是要听毛主席的话。只要毛主席决定的，我就无条件地服从。这点请党中央放心，我咽气的最后一句话依然是跟毛主席走……”

王洪文望着气息奄奄的周恩来，一种很复杂的心情涌上了心头。他毫不怀疑，周恩来的确是一个无私地把自己的一切都献给了党的事业的真正的共产主义战士。可是他对总理在一年来的表现是有自己的看法的。

一九七五年元旦，周恩来主持政治局会议，讨论由邓小平起草的关于国务院各部委设置和各部部长、委员会主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的名单。当时，王洪文提议：“如果恢复教育部，我看还是由迟群担任教育部部长比较好。”邓小平说：“他还年轻，再等等也无妨。”

周恩来说：“小平同志的建议有道理，我也同意由周荣鑫同志任教育部长，他的经验比较丰富，具备搞教育的条件。迟群同志还是在清华大学再主持一段工作吧。年轻人，不要太急了。”

一月四日，用恩来给毛泽东致信，建议恢复了文化部和教育部，并建议周荣鑫担任教育部长。毛泽东在第二天就圈阅了他的信，同意了他的提议。当时，王洪文和江青、张春桥是保留了自己的意见的。江青表示：“让历史来检验谁的意见正确吧。”

不到一年，周荣鑫就作为邓小平“右倾翻案风”的头一个靶子，遭到了批判。毛泽东在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刘冰等人告迟群时，明确地支持迟群。这无疑也是对周恩来的一个否定。王洪文向周恩来传达毛泽东批判所谓诬告迟群的信时，特意说：“当时要是让迟群担任教育部长就好了。”

周恩来苦笑道，“让他们暴露一下也好嘛。右倾翻案，总有一天要翻不成的。”

现在，王洪文看到总理这样子，不禁产生一种怜悯之心。他悄声说：“总理，你的心情是好的，我们都理解。我们衷心希望你能恢复健康。”

周恩来摇摇头说：“我早已收到了马克思的请贴。我本想让邓小平把党中央和国务院的工作抓好，没想到他辜负了主席和我的期望。他的性子太急了。我已经看完了《鲁迅全集》中关于评论金圣叹删改《水浒》的段落，我同意鲁迅的看法。各种版本的《水浒》我也看了，新、旧《唐书》中关于《武则天传》的文章我都看了。我同意主席的评价。过去，我没有仔细的研究过这些东西。在我有生之年补上了这一课，也好呀。但是，我绝对不是宋江，我不作投降派。”

王洪文马上说：“总理，你不要多心。主席领导的评论《水浒》，是对全党的一个历史经验的教育，不是把矛头指向你的。这对我们都是一个学习的机会嘛。这点，我请总理一定要理解。”

说到这里，周恩来笑了。他知道历史留给自己的时间已经很少了，他想给后人留下更多的值得怀念的东西。一九七五年十月二十日，他把罗青长部长找来，专门谈台湾的问题。他断断续续地说：“我最大的遗憾，就是不能看到祖国的统一了。台湾应该回到祖国的怀抱中来，统一大业只能留给我们的后代了。在这个原则问题上，不能后退啊。”

“总理，你的身体都成了这样了。不要过多地考虑这些了。多保养保养自己吧。”

周恩来皱着眉头说：“身体有什么着急的，共产党员要唯物主义嘛。人生的规律都有这么一天，要相信客观规律。共产党员的胸怀应该宽广，我已经建设主席尽可能地解放所有的老干部。跟着我们打江山的同志。犯了错误应该帮，不要一棍子打死嘛。这是我们党的传统呀。”

现在，见到王洪文，他显然是想解释这些事情，他挣扎着要坐起来，被王洪文轻轻地按住了：“总理，主席理解你，和我们在谈话中多次讲到你的许多建议和看法。主席尤其让我向你学习团结广大干部和同志的工作方法，恐怕我一辈子也比不上你了。”这话是真实的心里话。周恩来自从一九七四年六月一日带着一大堆文件，住进医院后，就再也没有出去了。他动过大手术六次，小手术八次，平均每四十天就动一次手术。他怀着某种内疚，一次又一次地提出解放被打倒的干部的问题，不住地催促有关政治局的成员，要尽快结束许多人的专案。他看了一九七五年五一劳动节参加庆祝活动的名单后，对起草这个名单的张春桥说：“许多被打倒的人。都像盼星星盼月亮一样地希望党中央能惦记着他们。让他们参加庆祝活动，这标志着我们文化大革命的胜利和党的政策的宽大嘛。这和我们特赦所有的战犯一样，是我们无产阶级专政空前巩固的表现。你去报告主席，他会同意的。”

周恩来说得没错，张春桥把总理的意见报告毛泽东后，毛泽东微微笑道：“人在临终之前，总是愿意对他的敌手宽恕。就是不知道人家宽恕不宽恕我们呀。我的心和总理有共同点，就按照他的意见去办吧。任何措施都是可以找到冠冕堂皇的理由的。”

现在，周恩来已经站不起来了，他只有躺在病床上和王洪文谈话了。

“你替我转告主席，我不能再为党做工作了。我感到有愧于党，有愧于主席。”周恩来讲到这里时，眼睛里已经饱含泪水了。“主席发动的评论《水浒》，是一次很深刻的教育。《水浒》里的宋江，在招安以后，就走上了镇压农民起义的道路。原来是‘替太行道’的强盗，变了“官兵’。宋江等人主动从朝廷讨来‘圣旨’，去打方腊这个不‘替大行道’的‘强盗’了，方腊的起义军，占据八州一十五县，改造年号，‘南面为君’，确实是一支不‘替天行道’的反皇帝的农民起义队伍。在这支农民起义队伍面前，宋江一反他当年在官兵面前那种卑躬屈膝的常态，摆出杀气腾腾的架势，自称‘天兵到此’，叫嚷‘我若不把你杀尽，誓不回军！’对于俘获的方腊起义军将领，他‘剖腹剜心，无所不用其极。对此，我同主席的看法是完全一致的，这些话，你一定要转告主席。”

王洪文也激动地说：“请总理放心，我一定会向毛主席报告的。”

周恩来，在对毛泽东的既定方针沉默了一段时间后，决定还是把他自己的政治生命紧紧地和毛泽东联系到了一起。就像平静的海洋，沉默以后，就把惊涛骇浪推到它的最高峰；也像地平线，经过了一夜的沉默后，托出了瑰丽的红日和金色的朝霞……周恩来曾经有过他的担心：一九七五年三月一日，张春桥在全军各大单位政治部主任会议上讲话时，这样讲道：“全党现在最大的危险，是经验主义当道。这种经验主义将会使我们重新回到文化大革命前的老路上去。会使我们忘记同修正主义作坚决的斗争，经验主义在我们党内是有很大的市场的，如果我们不把这种思潮反下去，我们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怎么能保住呢？”

张春桥发表《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和姚文元发表《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这两篇文章以后，江青、张春桥分别找华国锋、吴德、纪登奎、陈永贵、汪东兴等政治局成员谈话，讲述经验主义是当曲的大敌的道理，并说：“这是毛主席讲的。我们应该深刻地理解这句话的内涵。”

一九七五年四月五日，江青再次对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的写作组成员们谈话，说：“现在，有人攻击我们是教条主义，是给别人扣帽子的工厂，实际上这是故意把水搅混。党内最大的危险不是教条主义而是经验主义。一切凭经验办事，一切靠老经验作为处理问题的出发点，这就把许多的新生事物给扼杀了。我和总理、还有几个副总理谈了话，告诫他们不要把自己局限在那个杠杠里，要从那套老经验里钻出来。这是我们当前首要的任务。不然的话，我们毛主席领导我们夺取的文化大革命所取得的伟大胜利，就有可能走向失败。同志们，这难道不危险吗？”

邓小平得到他们活动的消息后，专门到医院对周恩来说：“江青、张春桥、王洪文这些人在政治局一个一个地动员人们反对你，这其实是一个十分危险的阴谋。什么反经验主义，矛头完全是针对你和我们这些所谓的老家伙的。他们就是把我们当作了她最大的危险。”

周恩来听了，默默地思考了一会儿，轻轻地说：“不要理他们，让他们讲去吧。讲到一定的时候，他们自己也就感到没意思了。你要是越表现，他们反而就越起劲了。置之不理，这是我的经验。”

不久，邓小平在陪同外宾会见完毛泽东后。他对身患重病的党中央主席说：“有个问题需要请示主席一下，现在我们的宣传上总是强调反对经验主义。而对修正主义放松了。主席过去总是讲修正主义是当前最大的危险，现在他们改成了经验主义是最大的危险。我觉得不合适。主席，你看呢？”

毛泽东的眼睛模模糊糊，邓小平的面孔在他的对面只是有个轮廓。但是，他强调的反对修正主义确是自己多年来所坚持的，他连连点头道：“不错，你说的对，修正主义依然是当前的主要危险。在整个社会主义过渡的阶段，修正主义都是我们的大敌。这个结论是不会过时的。抽个合适的场合，我要和春桥、文元讲讲这个问题。”

邓小平回来后对周恩来说：“我在主席面前狠狠地告了江青一状，揭露了他们反对所谓经验主义的险恶用心。看起来，他们的那一套做法，并不是毛主席的意思，而是他们的发明。我早就对江青和那个张春桥看不惯了。什么文化大革命中的新生力量，我看是乘机出现的政治暴发户、阴谋家。叶帅和许多的老同志，都对他们的做法看不下去了。他们要是再反对你，我宁可再次被打倒，也要为你鸣不平。我怕什么，别说毛主席最多还有两年的时间，就是身体再健康，我也敢和他们对着干！”周恩来照例对这一类的敏感问题，是采取沉默的态度。他故意岔开话题，说：“一九七五年初震动国内外的一件大事，就是按照毛主席的提议，你在中共十届二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我向毛主席汇报工作的时候，提到了这一点，主席说：‘小平如果真正能认识了过去的错误，在行动中坚持党的基本路线，那无疑是对党的事业的杰出贡献。我希望小平同志能够千几件漂亮的事情，让举世都看到我们的文化大革命决不是个人的权力之争，而是真正要端正党的路线，真正实现反修防修的战略目标。’小平同志，主席的这个期望，你可要牢牢记注呀。”

果然，毛泽东在姚文元报给他的一份文件上批示：“提法似应提反对修正主义，包括反对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二者都是修正马列主义的，不要只提一项，放过另一项，在我党，真懂马列的不多，有些人自己以为懂了，其实不大懂，自以为是，动不动就训人，这也是不懂马列的一种表现。”

邓小平得意地对周恩来说：“你看，毛主席批评了这些秀才们了吧？这就是我们的武器，可以在党的生活会上，对这些家伙们展开斗争，把他们的威风打下去，这样才能在全党中打开工作的局面，不然，他们的那股造反派势力动不动就要造反，就要打倒这个打倒那个，弄得党无宁日，国无宁日。这样下去，怎么得了？”

周恩来说：“你们可要注意方法，要与人为善，达到团结的目的。你可要吸取教训哪。”

一九七五年九月下旬，邓小平又到医院汇报工作时，对周恩来说：“九月十七日，江青在大寨发表了一个讲话，说什么‘《水浒》的要害是架空晁盖。现在有没有人要架空主席呢？我看是有的。’她的矛头始终是针对你的，党内许多的老同志听到江青、张春桥这些人要造舆论打倒你，都气愤得要造反。大家再也不能容忍这些反马克思主义的秀才们肆意妄为了。如果主席的健康状况日益恶化，大家就主张要采取逼官的办法…”

“你胡说些什么！”周恩来生气地闭上了眼睛。“我不爱听这些脱离党的原则的话。这些东西，你就想也不用想。我是坚决不会同意你们这种胡闹的。本来你们的工作很好，这样下去，就会出问题。造成的后果是什么？你们考虑过吗？”

邓小平不再吱声了，等周恩来冷静下来，他才说：“大家的这种议论，也是出自对你的关心和衷心的热爱，如果不同意，大家是决不会采取任何行动的。同志们最为感动的，就是你对毛主席的那种忠心。你才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真正忠臣。”说到这里，他停顿了一下，接着说：“我真不明白，那些秀才通过评论《水浒》，究竟能给他们带来什么好处？你看这段活：‘在封建国家中，皇帝是最高的统治者，是地主阶级的总代表，是一切封建官吏的总后台，农民阶级要反对地主阶级的反动统治，就非反皇帝不可。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是不能动摇地主阶级的统治的。中国历史上，北宋以前的黄巾起义，北宋时的方腊起义，就都是反皇帝的，都把斗争的锋芒直指以‘天子’为象征的地主阶级专政。’这些话，难道不是煽动人们反对毛主席吗？”

周恩来皱着眉头连连摇头道：“你别说了，在文学的问题上，你是一个不及格的学生。你很不会利用历史来为现实服务。主席的用意，我清楚得很。对这类复杂的问题，我们还是要采取沉默。”

邓小平似乎有点急躁了，“沉默可不是麻木呀，沉默也不是昏睡，更不是蔑视和干等着让人家任意地宰割我们。我和刘少奇在文化大革命中可是有这方面的教训的。”

“我已经累了，要休息了。”周恩来闭上了眼睛，索性不再理他了。但是，聪明的邓小平从周恩来的眼眶里看到晶莹的泪珠。

邓小平当然知道，周恩来对他的工作一直是采取支持的态度的。周恩来说得很清楚：“整个国内的工作，他们根本拿不起来。我就是让他们干，他们也于不好。”就在一九七五年一月的全国四届人大开过不久，周恩来就对邓小平说：“关于几个副总理的分工问题，你先拿个方案。你不好说，由我来讲。”这年二月一日，国务院召开常务会议，周恩来特意让叶剑英和郭沫若列席会议，周恩来宣布分工原则，实际上就是邓小平提出的。

周恩来尽量显得很幽默，轻松地说：“主席还在外地没有回京。我的身体已经不行了，今后国务院的工作由小平同志主持。医院是不想放我出来了，但是我还想每个星期和大家见上一面。小平实际上已经是国务院的第一副总理了。我希望大家都支持他的工作。春桥同志分工管文教、卫生，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工作，一直是容易出事的领域，相信他是能够把好关的……”

张春桥冷冷地说：“副总理分工的事情，还应该报送主席批准。我们无论干什么事情，都要向主席汇报，绝对不能在重大事情上架空主席。”

第二天，周恩来给在长沙养病的毛泽东写了一封信，提到邓小平，他强调说：“邓小平主管外事，在周恩来总理治病疗养期间，代总理主持会议和呈批主要文件……”

毛泽东看到这封信后，划了圈，他对身旁的人员说：“这是我预料到的。总理这个人呀，是很恋旧的，他不习惯于使用新人。对文化大革命中涌现出的造反派总是不放心。这是一个人的工作方法问题，用不着大惊小怪，也不是什么路线问题。总理患的是不治之症，他提出的意见要尽可能满足嘛，就是出点小事也没有什么了不起，无非是招惹点麻烦。”

这些周恩来当然是不知道的。他看到毛泽东圈阅的文件后，对邓小平、叶剑英等人说：“主席现在看清楚了很多的问题。处理事情现实多了，过去由于林彪的作怪。主席自己也不知道该如何是好了。再加上有些人为的原因，把我们的工作搞得很复杂。现在，再不能让那些东西拖我们现代化的后腿了。”

那时，叶剑英就提出：“能不能果断些，把江青这伙人赶出政治局呢？”

周恩来摇摇头道：“不可能，绝对不可能。主席对我说知道他们的历史状况，并没有说明他的态度，再说，主席既然一手把他们培养起来，是不会轻易地把他们再否定掉的。除非他们自己又犯了大错误。我们没有任何证据说明人家有什么错误呀！主席对我说，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是要加强团结，而不是搞分裂。谁搞分裂，谁就是蒋介石。主席的这话是很有针对性的嘛。”

邓小平说：“现在是人家看不起我，总想把我再打下去。我只好忍耐再忍耐了。”

周恩来微笑着说：“有时，忍耐也是一种斗争的策略。在忍耐中保持冷静，在冷静中保持清醒，在清醒中寻找新的起点，确定新的目标。反正毛主席是了解我们这些人的。已经通过许多的事实证明了嘛。我们现在是要谦虚谨慎地做好工作，不要怕任何的攻击和污蔑。”

这也是周恩来的一厢情愿。所以，当邓小平在一九七五年九、十月间主持政治局会议，多次对江青、张春桥进行批评，督促她们检查的时候，静观政局的毛泽东已经看出了他所认为的症结所在。他终于冒着一定的风险要采取果断的措施了。他这时关心的是周恩来的状况，虽然自己的身体也在奄奄一息之中，但是他始终坚信他是不会死的，他多次对江青、张春桥和身边人员说：“我再活十年是没有问题的。我自己胸中有数。有人是盼望我死的，可是我偏偏要看着他们死。”

那天接见完外宾以后，邓小平从皮包里掏出一封信，颇为神秘地对泽毛东说：“清华大学的一些领导同志对迟群有看法，他们写信给你，怕落到别人手里，所以让我转交。你看看再说吧。”

当毛泽东看完刘冰等人状告迟群的信后，对毛远新等人说：“你看看，他们追不及待了，要动手了。名义上是对准迟群和小谢，实际上是对着我的，这个邓小平呀，就是靠不住。他实际上是后台，给他们摇羽毛扇子的。远新，你把小平最近的一些讲话给我选一部分，我想听听。”

毛远新通知华国锋、纪登奎等人来秘密汇报，其中华国锋专题汇报了邓小平近期讲话要点：

“小平同志在一九七五年七月十四日军委扩大会议上说：‘所谓传、帮、带，培养我们的接班人，使他们党性强，作风好，能团结人，就是要我们这些老家伙。参加三结合的青年干部，没有经验的一律到基层去锻炼改造。就是像王洪文副主席。也有一个学习的过程。’他还在九、十月间对人说：‘青年人如果是好苗子，应当放到工厂、农村去搞它几年，然后再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地提上来。坐直升飞机上来的不行，坐火箭上来的干部不行，可以带职下去，军队里有的连长一下提到军职的，一律不承认，重新下去当副营长，’他的这些话在造反派中和我们的队伍里，造成了很大的混乱。”

毛泽东摇摇头说：“这个人对造反派有仇恨，对文化大革命中上来的下部有成见。这怎么能依靠他捍卫文化大革命的成果呢？”他转过身子，对毛远新说，“按照小平的说法，你也得回去搞个营长干了，人军区司令员是干不成了。他要压制这些小人物，岂但是压制简直要一个一个地收拾你们了，刘冰告迟群和小谢是一个信号，还会出现其他什么冰的人。”

华国锋继续汇报道：“邓小平在一九七五年九月二十日听取胡耀邦汇报时说：‘如果学院只有中技水平，那你还办科技大学干什么？上海机床厂大学是个形式，但不是唯一的形式。科技大学要办好，选数理化好的，不能照顾干部子弟，不懂数理化、外语，还攀什么高峰？中峰也不行，低峰还差不多。你们干，犯了错误我检讨。教育危机，把我们的四个现代化、教育水平都拉住了。这不是复旧就是复旧也是为了工作，为了革命！’邓小平的这套奇谈怪论对我们下面的同志影响很大，许多的单位都不敢再坚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了。有的人说：‘现在是还乡团、胡汉三又回来了。”’

毛泽东说：“这个人根本不懂得马列主义，讲话随随便便，信口开河，其实反映了他的一种思想，就是对文化大革命的不满意，要和无产阶级革命派算老账。”

毛远新说：“这个人很危险呀，主席健在，他就敢如此蛮干。一旦发生什么意外，那他还不造反吗？那时，谁能够控制得了他呀！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

华国锋说：“远新同志说得对，这个问题要好好地研究研究。”

毛泽东的话题很快回到了周恩来的身体上，他问华国锋：“总理的病情有什么发展吗？”

华国锋说：“总理早在一九七二年就知道自己得了癌症了。许多同志劝他休息，他反而更加努力地工作了，几乎列了不分昼夜的地步。据他身边工作的人告我，仅他从一九七四年一月一日到六月一日住院手术，短短的一百三十几天里，工作十二小时以上、十四小时以下的，有九天；工作十四小时以上、十八小时以下的，有七十四天；工作超过十八小时的有三十八天；工作二十四小时左右的有五天；工作近三十小时的一次。我们知道的。例如二月九日，他工作二十个小时，十日起床后，一直工作到十二日凌晨四点三刻，有时他就在工作的时候晕倒了。醒来接着继续工作。同志们都说他是一个工作起来不要命的人。”

毛泽东听到这里，脸上微微动容，他缓慢地说：“他身为总理，大量的工作在他的身上，他睡不着呀。睡觉成了我们这些人最大的问题。我看他也不例外。去年四月二十八日、五月十九日、五月二十三日、五月二十五日，总理连续三次缺氧重病，一定要坚持做大手术。我就有点不大同意。他又是电话，又是让政治局的同志向我汇报，我才点头的。那个手术就那么好，我就不那么相信！现在看来，他做了十几次了，也不见好转，反而更加病重了。据说，从他住院以后，找人谈话已达一百六十次之多，接见外宾六十三次，在医院开会二十次。连贺龙的追悼会、李富春的追悼会都参加了。这种精神是可贵的。你们都要学学，我是和总理共事最长的人，深知他的为人和品质。邓小平同志的错误，我看可以告诉他了，你们去征求一下他的看法。不要勉强。有什么都可以说。但他还是人民内部矛盾嘛。”

华国锋是奉毛泽东之命和周恩来谈话的。他向正在输液的周恩来传达了毛泽东的意见。

周恩来的脸色刷地变得苍白，他问道：“那么邓小平还能继续工作吗？”

“主席说得清楚，小平同志的问题是人民内部矛盾，可以一边检查一边工作。”

“主席说的是右倾错误吗？”周恩来头上掺出一层冷汗。“你看他的错误严重吗？”

“那就看他怎样检查了。有些事情我也说不清楚。可能江青同志和张春桥同志还会和你专门谈这个问题的。清华大学的问题是一个右倾翻案性质问题。毛主席认为刘冰他们的矛头是针对主席。主席看起来很生气，说这个问题要通过大辩论来解决。信的错误是要否定文化大革命。”

周恩来说：“我早就对小平同志讲，要避免争吵。和没有水平的人争吵，自己也没有水平了。我们天天讲实事求是，其实这四个字本身就是相当难的。‘实事求是’，是我们处理一切事情的基础，绝对不能想当然。他就是要往是非堆里卷。这下可好了，又碰钉子了。”

“主席想听听总理的意见，看这个问题怎么办？国务院的工作……”

周恩来红着脸说：“我看还是请主席考虑吧。小平同志既然不能再主持工作，那当然轮到春桥同志了。实际上。国务院当初的工作由他主持就好了，也许就不会出现小平这次犯错误。一九七四年一月二十日。中央召开批林批孔动员大会的时候，我就对张春桥同志讲过，你要做好主持国务院工作的，你干比其他任何同志都合适。当时是主席不同意的。主席对我说过， ‘你周恩来活一天，就是你当总理。其他人谁也不能和你相比。’三月十七日，我和江青同志一起参观全国黑画展览时，再次提出让春桥同志多管国务院工作的意见，江青也说要照主席的意见办。我病重时，主席说只有邓小平同志还能压得住阵，老的新的都怕他，其他人不行，选才由小平同志主持了工作嘛。”

华国锋看得出来，周恩来对邓小平所犯的错误是很紧张的。他急忙安慰道：“我认为，主席丝毫没有怪总理的意思。主席只是让我向你通报一下情况，最好能让小平同志作个检查就行了。我看问题并不很大。主席对小平的评价后来是很高的，这点我也清楚。主席在批评小平的时候，对江青同志和春桥等人也作了批评。这是主席对他们的爱护。这些我部能看得出来。”

周恩来沉默不语了。在后来的几大时，周恩来天天都在看马克思和列宁的书，他在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里的一段话下，作了记号，这段话是：“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

在另一段话后面，周恩来批示道：“这才是真正的科学评价”。这段话是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他说：“正像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即历来为繁茂芜杂的意识形态所掩盖着的一个简单的事实：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所以直接的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因而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一定经济发展阶段，便构成为基础，人们的国家制度、法的观点、艺术以至宗教观念，就是从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而，也必须由这基础来解释，而不是像过去那样做得相反。”

周恩来批示道：“这种观点，和某些人鼓吹的一些说法似乎是格格不入的。我看恩格斯的观点是正确的，某些人自以为自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其实是错误的东西。”

从这时起，一种不祥的气氛似乎总是笼罩着周恩来，他的话语越来越少了。一段时间，他躺在床上，胡子老长也不刮，消瘦的脸盘越发苍白。他几乎是掐着自己的指头在算时间。

一九七六年的元旦，像一个令人恐怖的凶神，一步一步地逼近了这些曾经叱咤风云、而今奄奄一息的政治老人们。这天，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发了毛泽东的两首词：

久有凌云志，重上井冈山。千里来寻故地，旧貌换新颜……

昏迷中的周恩来清醒过来了，听到毛泽东当年的词篇，他笑了。作为毛泽东身边几十年的战友，他对这位伟人的用心是非常清楚的。一场引起全党全国乃至全世界争论不休的文化大革命过去，毛泽东实在不愿意让人们评论这场革命的损失和不足。他竭力要给这场运动染上一层欣欣向荣的色彩，连发表一九六五年的《水调歌头》也饱含着老人家的苦心。

炮火连天，弹痕遍地。

吓倒蓬间雀。怎么得了，哎呀我要飞跃……

不须放屁，试看天地翻覆。

周恩来听到这里，忽然笑了：“主席对赫鲁晓夫的气愤，连写诗时把‘放屁’这类话都用上来了。可见主席对那位苏共领导人的看法是多么的不好。这一切，都成了历史了。昨日的是非，让后人们去评说吧。”

就在第二天，江青来看望周恩来了。她显得精神多了，还是那种大大咧咧的样子，进门时她的神情严肃了，因为她看到她平生敬重的伟人满脸胡须，面孔发青，完全失去了当年的风采。他正在安安静静地昏睡着，她不敢那么放肆了。原先准备好的许多话，她都默默地咽下去了。突然，她看到他睁开了眼睛，眼睛里放出了光彩：“主席还、还好吗？”

江青流出了眼泪，她凑到周恩来的身边，悄声说：“主席还好，总理呀，你就放心吧。现在教育战线的形势也很好，右倾翻案风的势头已经压下去了。”她看到工作人员想进来，便挥了一下手，让他们都出去了。这时，她又安慰道：“这一切，都和总理没有任何关系，请总理放心。”

周恩来脸上现出一丝笑容，他让邓颖超当着江青的面打开了唱机，放出《国际歌》的曲词。

“来，我们一起唱！”江青亲自打着拍子，和周恩来、邓颖超共同唱了起来。

周恩来突然精神了，眼睛里放出亮光，嘴唇上下张合着，用一种强大的毅力和信念忍受着疾病的折磨。唱完后，他对江青和邓颍超说：“请江青同志转告主席，我坚信共产主义是一定会实现的。”

“主席对我多次说过，周恩来同志是我们党最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毛主席从来没有怀疑过你对革命事业的忠诚。不管社会上有什么样的谣言，主席和党中央对你都是完全信任的。我们之间的那些分歧，都让它过去吧。那不算什么。”

应该说，周恩来听了这些，心情是激动的。但是眼睛里的光彩很快就被巨大的疼痛所打散了。当周恩来轻轻地呻吟起来后，江青转过身子，擦起了眼泪。

从这天起，周恩来的昏迷就再也没有清醒过来。

“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

这是邓颖超在一九七六年一月七日晚上从周恩来的嘴唇里听到的微弱的声音，他的思维还在《国际歌》的曲谱里。那沉重而悲壮的音符，给这位已经倒下的战士以永不消失的鼓舞。

一九七六年一月八日九时五十六分，周恩来痛苦地哼完了最后一句歌词，终于永远地闭上了眼睛……

毛泽东听到他的噩耗时，眼睛痴呆着，遥望着窗外的狂风和光秃秃的树枝和大地……

正是寒冷的季节，毛泽东自己也无力去送送跟随他整整半个世纪的战友了。这个对他言听计从的大管家倒下去后，站起来一大批继承者们。在他们的眼里，神圣的光环已经失去，无论是他还是周恩来，都不过是他们的前驱。站在前驱的肩膀上，他们觉得自己看得更远了……

周恩来，这位自己忍受了多少年个人委屈的政治家，终于成为人们的一面旗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