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hgy818 · 注册时间: 2007-09-13 帖子: 1298

第二十八章 “总理，这个宋江是指你呀！”

邓小平看完江青的讲话后，气愤地对胡乔木说：“你看这个白骨精多么的刁滑，到了这个地步还是要胡说八道，什么批林批孔，什么批周公，都是别有用心。唉，我看出来了，不管谁当中国的第二把手，只要不是她江青，谁也弄不成。要不是考虑其他的因素，非要她的脑袋不可。这个家伙太坏了，比武则天、西太后还要坏！毛主席就是坏在了她的手里。”

胡乔木说：“我们也是看在毛泽东的面子上才有所顾忌，不然，对她便不会这么客气。这个问题上要有利于我们这个安定团结的局面。不要对我们的政权有什么不好的影响。”邓小平同意了他的看法，不再讲别的了。邓小平虽然比不上毛泽东看书看得多，但从事政治斗争几十年的革命生涯却使他悟出了这样的哲理或奥秘：机会要在悄悄里，妙处尽在不言中。张牙舞爪惹祸起，蛰伏等待百事成。他凭着几十年的革命经历和在党中央的威望，已经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牢牢地站稳了脚跟。从他第二次复出的两三年里，几个回台下来，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就彻底丧失了指挥全党全国的威信，暴露了他们那个三流政工干部的本色，连个政治家的基本素质都没有了。他们处理全国的一些老大难问题根本下不去手，邓小平采取的手段就是把靠造反起家的人坚决打下去，丝毫不能重用。相反，他开始大刀阔斧地重用和解放一大批在文化大革命中批倒的老干部，扶植他们出来工作，马上使一些部门和单位的面貌发生了变化。胡耀邦哈哈大笑着对邓小平说：“我真奇怪，我们党怎么会选择了这样一些蹩脚的三等腿子提上来领导这么重要的工作，这不是要坏大事码？看来奴才是不能担当大任的，平时使唤几下还是可以的，政权绝对不能交到这些人的手里。凡是靠打砸抢上来的干部，统统要妥善解决。”

邓小平把这个意见向挣扎养病的周恩来报告后，他的脸上露出了微笑：“道理和思路是对的，但是解决起来困难肯定很多。我看你的性子太急了。不能着急啊。太急了要出事的。文化大革命中出现的这一批人，是有些人的宝贝，你把他们都弄下去了，人家高兴吗？”

“可是，我见到毛主席的时候，他对我说，所有该处理的事情，让我看着办。他现在也有病，我的观察，主席的日子可是越来越少了，我们再不当机立断，就会错过了最好的时机。”

周恩来摇摇头，严峻地说：“你还是要谨慎啊。无论什么事情要和政治局商量，不要擅自作主。现在是我们党的关键时刻，处理不好就会功亏一篑。你说是不是呢？”

邓小平意味深长地笑了笑，没有回答他的这个问题。

是的，虽然人们对当前的形势有这样那样的看法，但是他有他的老主意。

一九七五年，毛泽东同意了姚文元的建议，发动了评论《水浒》的讨论。邓小平经过和胡乔木、胡耀邦等人的研究，看出了隐藏在政治局猫耳洞里的一些问题。

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接受招安——镇压农民起义，这就是《水浒》宣扬的投降主义的三部曲。有一种曾经颇为流行的论调，说什么宋江投降是“农民的局限性”。这种论点，抹杀了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两个对立阶级、坚持农民起义路线和坚持投降主义路线两条路线的原则界限，实质上是为投降派辩护。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前赴后继，不屈不挠，向地主阶级的统治发动了猛烈的进攻，显示了中国农民阶级的革命硬骨头精神。只是由于当时没有新的生产力和新的生产关系，没有新的阶级力量，没有先进的政党。最后总是陷于失败。但是，失败不等于投降。向封建统治阶级投降，那是叛徒和奴才的勾当，跟“农民的局限性”风马牛不相及。斗争不屈而失败，同追求升官发财而投降，怎么能说成是一回事？！农民阶级尽管也有这样那样“局限性”，但决没有向封建统治阶级投降的这种“局限性”……

邓小平把姚文元写的这段话，用红铅笔划了几道，亲自请教江青：“这究竟是什么意思？是不是我们党内有了投降派？是指谁呢？”

江青故作神秘地说：“毛主席找人谈话要评论《水浒》，肯定有他的用意嘛。林彪和刘少奇比，林彪是贪官，刘少奇可就是皇帝了。毛主席就当着刘的面说过：我看你很像个秦始皇，也是皇帝呢。刘少奇听了毛主席这句带有讽刺意味的话，毫不羞惭，甚至还是欣然接受了皇帝的说法。我们现在有些人对批刘兴趣不浓了，专批林彪的所谓极左。其实，林彪的路线是左吗？不，是右。他和刘少奇都一样，都是极右派。林彪的‘左’是伪装，右才是本质。这话也不是我的发明，而是毛主席在批评周恩来总理时讲的。”

“那么这个宋江就是总理了？”邓小平似乎是在订正。

江青笑了笑，说：“说是就是，说不是就不是。这可是谁也说不清楚的事情。以你之见呢？”

邓小平说：“我是听毛主席的，这几年来我不在中央的岗位上，对好多情况并不了解，所以没有发言权呀。”

江青冷冷地给了他一篇文章，说：“那你就好好看看这篇文章吧。给主席念了此文后，主席说，这篇文章是写的最好的一篇。”邓小平回去后，立即找人研究这篇文章：“宋江是《水浒》的主人公，在文学作品里，‘主要人物是一定的阶级和倾向的代表’。《水浒》为了鼓吹投降主义，用浓笔酣墨刻画和歌颂了宋江这个投降派的典型。他一生以忠君作为自己言行的最高准则，根本不是什么‘农民起义的杰出领袖’。而是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大宋皇帝的忠实奴才。正是由于‘忠君’，宋江一贯热衷于受招安。早在他上粱山之前，当武松被逼投奔二龙山的时候，宋江就劝武松：‘如得朝廷招安，你便可撺掇鲁智深、杨志投降了。’宋江本人，如果能够在仕途上爬得上去，他是决不会上山的。但是，杀惜、刺配、被判死刑，弄得他‘名又不成，功又不就’，甚至连命都不保了，只好权借水泊，随时避难。宋江上了粱山，就起劲地鼓吹招安，等待招安，乞求招安，推行了一条投降主义的路线。为了受招安，他处心积虑地排斥晁盖，架空晁盖，两面三刀，小恩小惠，笼络人心，篡夺领导权。晁盖一死，他就把晁的囊义厅改为忠义堂。‘聚义’和‘忠义’，一字之差，篡改了粱山泊农民起义的革命路线……”

邓小平当天就到了医院，把这篇文章给周恩来看，说：“我们这些人的水平是越来越低了，到头来还得那个三滴水来教我们如何革命。什么宋江，什么晁盖，完全是影射你，他们把你要当作宋江啊。晁盖就是指毛主席。他们也看到毛主席的时间不会很长了，所以要造个舆论，一旦毛主席有个三长两短，他们就要指控你是来江，然后把你打倒。我看这就是他们的阴谋。”

周恩来摇摇头，说：“我们没有证据嘛。文化大革命以来，有些人就是利用这些含沙射影的东西来反对我们。不是都没有得逞嘛。现在我看你还是好好地抓工作，让毛主席看到你是勤勤恳恳地工作着，这就好说话了。他们的问题，让毛主席去处理吧。”

“有些工作阻力很大呀。”邓小平说，“就比如何北的保定来说吧，那里的造反派头头一天就是搞派性，把个很好的鱼米之乡搞得乌烟瘴气，乱七八糟。我对保定的问题讲了几句话后，洪文就对那里的造反派头头说：‘你们不要光看保定，要看全国。全国也和你们那里一样，都存在一股自下而上的资本主义复辟逆流。不要从一个地区、一个单位考虑，要从一个阶级来考虑，资产阶级在，要掌权，他们当然要来压制你们。咱们都是造反派，你们垮了，对我有什么好处啊！如果中央出了修正主义，别说你们，就连我也还不是一样的嘛。’你看他讲这番话是什么意思？还不是要和我们对着干吗？像这样下去，中央最高层是两种声音，怎么能够搞好工作呢？据我所了解，中央绝大多数的同志都把江青这个人恨透了。她在中国基本上没有干一件好事情。”

周恩来说：“你的心情我可以理解，毛主席也能够理解，但是你不能用自己的想像来代替现实。毛主席的身体究竟怎样？你、我都是看到了表面现象，毛主席如果从政治上考虑，是一种检验政治局同志的方式呢？那你就惨了，小平同志，在中国，可以无愧地说，毛主席是最伟大的政治家，别说你和我，就是今后的几年、十几年里，都不一定会有这样聪明和伟大的领袖出现。你说的这些话在我这里不会有什么，到别的地方是无论如何不能再讲了。”

“许多的同志们都为你而担心，都替你捏着一把冷汗啊。”

“你们这是杞人忧天，我从来不为自己的事情而担心。你们也不要再说这些话了。”

“可他们总是在你背后作文章，给你罗列各种罪名，什么宋江，我看他们就是地地道道的高俅。我最近看了陈白尘写的四幕历史剧《石达开的末路》，里面的石达开就说：‘我想以仁义劝服敌人，以仁义对付战争，别人争的地方，我不要，别人阻扰的地方，我不去。我要委曲求全。’很令人感动。”邓小平激动地说，“我看总理你就像石达开那样，具有一种宽厚待人的气质。石达开在面临无奈的时候，说：‘要知道，诱降，是无耻的，但是，不得己的投降，是可以的。与其冲杀出去，而白白地牺牲了千多人，还不如……来，你们绑了我去投降吧！’这种精神是可取的。”

周恩来仍摇头说：“这话不要再说了。陈白尘的这出戏，就是所谓的‘国防文学’的代表作。这是周扬他们树立的东西。江青可是最恨这个人的。你要多加注意。”

邓小平感觉到此刻周恩来讲话的紧张和不安。这一切，归咎于在中国制造个人迷信的结果。处于十亿人们只能听命于一个人的那种不正常的局面，今天应该结束了。我们这一代人应该允许给人民一个反思的时机和继续等待的时间。邓小平这样认为。但是，他同样也不敢把他的这个想法说出来，只是说：“总理呀，我现在是听你的话，如果他们要打倒你，那我也就没有什么心思再干下去了。不过，我总是认为，现在的这个局面应该结束了，也快结束了。”

周恩来知道他是在指什么，但是他就是不明说，实际上是在有意装糊涂。

邓小平走了以后，周恩来继续看他送来的那篇文章，有一段话引起了他的注意：

为了受招安，宋江软硬兼施，排挤革命派，压制革命派，同时招降纳叛，网罗世袭贵族、朝廷将领和豪绅地主，委以重任，组成了一支推行投降主义路线的骨干队伍。小说屏晁盖于一百零八人之外，又让他在宋江上山不久，中箭身亡，及早归天，正是为突出宋江这个投降派，为他受招安扫除障碍。晃盖是梁山泊农民革命事业的奠基人。他有意托胆称王，立志要和大宋皇帝作对，坚持了一条农民起义的革命路线。宋江钻进革命起义队伍之后，以革命者的姿态，干反革命的勾当，用他的投降主义路线修正了晃盖的革命路线，搞修正主义。轰轰烈烈的梁山泊农民起义，就这样葬连在宋江一伙投降派的手里。宋江根本不是革命的同路人，而是一个把农民起义引向毁灭道路的叛徒。他对农民起义也谈不上什么有功，而是一个出卖农民起义的大罪人。

周恩来觉得很可笑，评论一本古代的小说，使用了现代人的语言，就和当时的历史根本不一样了，成了这种不伦不类的样子。像这样胡弄下去，非出笑话不可……

宋江就是一个农民起义的领导人，他怎样处理当时的农民起义队伍，和我们现在没有任何相同的地方。利用这样的一部文学作品，发动这样的运动，实际上毫无意思。即使人们对这部作品有什么批评性的意见，也不值得如此兴师动众，大动干戈。中央有什么问题就解决什么问题，谁错了就摆在桌面上提出来，这多好啊！一天就是用这种猜谜语的方式搞这种叫人其名其妙的文字游戏，简直把中国人的精力浪费到谁也不知所云的死胡同里去了，这究竟有什么意思呢？

周恩来看出了一个问题，就是从文化大革命以来，毛泽东大政治上的战略部署，完全采用的是他在军事上的那一套严密部署。他极善于巧妙地利用各种政治势力之间的明争暗斗，采取所谓路线上的甜头为诱饵，总是吸引着一批又一批的新生力量来组织他的阶级队伍。有计划、有步骤地、有选择地歼灭着各种他前进道路上的障碍和阻力，从而为一支崭新的力量开辟道路。他运筹于帷幄之中，有一批新生力量为他所驱使，他总是理由十足地能够抓住对方的把柄，从而使对方轻而易举地来就范。他在政治上的攻势同他指挥战争一样，决不会给敌手留下任何喘息的机会。

林彪知道他自己绝不是毛泽东的对手，所以在毛泽东一回到北京时，只好仓惶而逃了……

周恩来想起了当年他自己和毛泽东一起指挥三大战役时的情形，那时的每一个决策，最能够体现毛泽东的性格。

毛泽东权衡中国的大局，认为能够从根本上打败蒋介石的时候，他就拒绝了来自苏联、美国和国内各种政治势力的调停和压力，坚决要打一场决定性的伟大战争。这时，他的才华和政治军事的韬略以及指挥军事的高度艺术，几乎体现得无以复加……

一九四八年八月初，毛泽东对周恩来说：“下一步的军事指挥，就是你和我来进行部署，让江青同志给我们当秘书。其他的人干别的去，这场战争不打则已，要打就非要来个奇迹不可。”这是毛泽东在军事上的特点。现在在文化大革命中也是如此了。

那天，在作战指挥部里，毛泽东对周恩来、朱德、任弼时等人说：“进入一九四八年以来，全国各个战场上形势虽然在不同程度上有利于我军的作战，但敌人在战略上却企图延长东北几个孤立要点的时间。有意牵制我东北人民解放军，使我军不能入关作战；现在敌人又准备把东北敌军撤至华中地区，加强华中防御。现在的关键是我们如何选好突破口，给敌人来一个总战略上的歼灭战……”在精密地分析下，他十分正确地部署了辽沈战役。

毛泽东料事如神，战局几乎是按照毛泽东的部署一步一步地进行的。

当辽沈战役打得热火朝天的时候，淮海战役就在毛泽东的脑海里展开了。他对周恩来和在场的江青说：“华东与东北不同，敌人刘峙集团重兵汇集于徐州附近，企图阻止我大军南下，以卫护南京。黄百韬兵团东接连云港，西近徐州，南靠江淮、北临山东，是刘峙的右翼劲旅。如果能先歼灭黄百韬兵团，不仅使刘峙失去其右臂，也可使山东、苏北两解放区连成一片，形成包围徐州、兵临江淮的态势。你们看呢？”

周恩来非常佩服毛泽东在战争上的这种非常有远见的决策和部署，他说：“主席的决策完全正确，需要的就是我们的人民解放军各前线部队的努力了。”

于是，毛泽东在给华东和中原野战军、华东局和中原局的电报中明确指示：“本战役的第一阶段的重心，是集中兵力歼灭黄百韬兵团，完成中间突破，占领新安镇、运河车站、曹八集、峰县、枣庄、临城、韩庄、沐阳、邳县、郯城、台儿庄、临沂等地。”为此，在用兵上，他特意强调：“要用一半以上的兵力，牵制、阻击和歼敌一部，以对付邱李两兵团，才能达到歼灭黄兵团三个师的目的。”此外，在第二、第三两个阶段里，他的用兵也显示出独特的战术以达到出奇制胜的效果。

江青曾问：“为什么不集中重兵攻歼敌一部？”

毛泽东高深莫测地说：“在我有足够兵力的情况下，可以反之而用兵。”

于是，参战部队以此行动，顺利地牵制和阻击了徐州强敌的东援，取得了歼灭黄百韬兵团的胜利，进而向西歼灭了黄维、杜聿明等各个集团的敌人。淮海决战，歼灭敌人五十五万多人，超过了原来的计划。

江青对毛泽东说：“现在华北的敌人会以为我们在东北的部队要进行休整，不可能马上进关，所以，他们在这个时间里会作一些逃窜的准备。我想，无论如何不要让他们跑了。”

毛泽东早已成竹在胸。平津决战的方案酝酿好久了。他立即密电林彪，“你们在辽沈战役结束之后，不要休整，火速秘密进关，配合我华北两个兵团，出其不意地包围华北之敌。”

这时，毛泽东给林彪和罗荣桓布置：“现在，唯一的和主要的是怕敌人从海上逃跑。因此，在目前两星期内一般应采取围而不打或隔而不围的办法。尤其不可将张家口、新保安、南口诸敌都打掉。这将迫使南口以东诸敌迅速决策狂跑，此点务求你们体会。”他为进一步造成敌人的错觉，不使蒋介石决心命其部队从天津海上南下，又特意命令华东战场对杜聿明集团的残部在两星期内不作最后的歼灭的部署，还命令山东方面控制要点，防止华北敌人向青岛逃跑。

江青微笑着说：“主席用兵如神，这下蒋介石可是进退两难了。稳在华北的敌人已被我们分割开来，几乎陷入了收不拢、逃无路的境地。”

大兵压境之下，华北守将傅作义考虑再三，决定和平起义，使部署了很久的平津战役提前结束。整个这场决战，解放军歼灭和改编了蒋介石的部队共五十二万余人。

江青对毛泽东说：“这下，蒋介石已经穷途末路，没有几天的奔头了，我们可以考虑建国了吧？定都我看还是北京好。”

毛泽东火了：“这个问题不用你考虑，这是全国各个民主党派的事情，你事先讲这个干什么？现在要考虑的是将革命进行到底。你想作李自成吗？”

“我提这意见是多么了不起的事情，你发什么火？无非是不采纳吧，我又不想强加于你和其他的党派。你这种态度就是大男子主义的表现。”江青也不甘示弱，和毛泽东争吵了几句。

事后，毛泽东把江青叫过来，红着脸说：“我当时情绪不好，发了点火，特意向你检讨，希望你不必计较。大男子主义嘛，多少有那么一点，今后注意，你看怎么样？”

江青也不好意思地说：“我当时也不冷静，本来知道你在考虑问题，就不应该打扰你，这也是我今后需要注意的问题。一定改正。”

这对中共最高领袖的家庭生活，在当时是所有中央负责人羡慕的目标。

一九四九年元旦前夕，毛泽东向江青口授了一篇文章，这就是新华社的元旦献辞，题目是《将革命进行到底》。文章劈头就说：“中国人民将要在伟大的解放战争中获得最后胜利，这一点，现在甚至我们的敌人也不怀疑了……”

周恩来隐隐感觉到，毛泽东通过文化大革命的一系列部署，是否也完成了三个战役呢？是否也快到了最后的解放时刻呢？从江青这些人的兴高采烈中，似乎是这样的。但是，最终的结果怎样呢？周恩来很想看到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