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hgy818 · 注册时间: 2007-09-13 帖子: 1298

第六章周恩来的韬略机谋

周恩来已经整整两个晚上没有合眼了。

很明显，运动的发展不像他原来考虑的那样，尽管国民经济面临着严重的威胁和停顿的可能，但是对毛泽东来说，没有比提高人民的政治觉悟更为重要的事情了。这是一个不寻常的岁月，周恩来的任务是在把文化大革命搞好的前提下，把整个国民经济抓上去。很清楚，这是一件非常艰辛的差事。当别人说起来时，周恩来苦笑道：“我不入地狱，谁入！”

从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下旬起，批判刘少奇和邓小平的大字报、大标语急剧增加。到年底时，“彻底批判以刘邓为首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刘邓出来！”“打倒刘少奇！”“打倒邓小平！”的传单和大字报、大标语铺天盖地，贴满了整个北京城。周恩来预感到政治风云的吃紧，一场大规模的十二级政治风暴来临了。

一九六七年一月一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发表元旦社论《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社论总结了过去文化大革命群众运动的经验和所谓成就，提出了新的一年的战斗任务，发出在全党全国开展全面的阶级斗争的号召。同日，首都数十万工人和学生、教师走上街头，举行打倒刘、邓的示威游行。

到了一月三日，首部各报同时刊登姚文元的文章《评反革命两面派周扬》，文章特意强调：“两面派是混入无产阶级内部的阶级敌人向我们进行斗争的一种策略。在强大的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他们只有用打着红旗反红旗的办法，才能混过去。我们必须学会识别两面派型的人物。”

就在陶铸和王任重被江青、陈伯达点名揪出来的那天，谭震林急匆匆地来到总理办公室，进门就嚷嚷：“简直是活见鬼，文化大革命怎么不抓坏蛋只斗好人呢？”

不等周恩来问话，谭震林就说起来：“总理你知道吗？一月三日，上海的《文汇报》被人家夺了权，造反派还要整陈丕显同志，这是坏人整好人啊！陈丕显同志十三岁就加入了共青团，十五岁就是一名响当当的共产党员，他有什么问题？为什么要把他打倒，难道一个红小鬼出身的人还不如国民党的特务子弟值钱？”

周恩来知道他的矛头所向指的是谁，但是他不吭声。

昨天，江青在中央文革小组的会议上还拍着桌子说：“上海不得了了，在市委走资派曹荻秋和陈丕显之流的煽动下，上海的反革命经济主义妖风越演越烈，各工厂大发串联费、补助费、加班费，大批受蒙蔽的工人上京告状，部分地区出现了停水停电的严重局面。上海在一小撮阶级敌人破坏下有全面瘫痪的危险。我已请示了毛主席和林副主席，我们决定让春桥和文元二同志迅速赶回上海，领导那里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我相信，上海会有好戏看了！”

现在，谭震林提出让自己出面保陈丕显，怎么能合适呢？周恩来想。

当然，他对陈丕显的历史和为人相当了解。陈丕显于一九一六年三月出生在福建省上杭县南阳区宫连坑村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他十三岁起就担任共青团福建省委儿童团书记、共青团中央儿童团书记、共青团闽赣地区中心县委书记，共青团中央苏区分局委员。一九三五年初，也就是他十九岁时又担任共青团赣南省委书记。在主力红军出发长征后，他跟随项英、陈毅等人和中央苏区领导机关一起突出包围，进入赣粤边境游击区，展开了艰苦的三年的游击战。抗日战争爆发后，他陆续担任中共中央东南局青委书记，青年部长，苏中区党委副书记、书记，新四军苏中军区政委。他参加了由陈毅和粟裕领导的著名的黄桥、车桥等战役，为抗战作出了一定的贡献。解放战争时期，陈丕显又陆续担任华中野战军七纵队政委，华中分局委员，华中分局驻苏中区代表，新四军华中南线后勤司令部政委，华中工委书记，新四军华中指挥部、苏北兵团、苏北军区政委。他参加了粟裕直接指挥的苏中“七战七捷”，担负了繁重的支前任务。以后他又参加了淮海战役。一九四九年四月，陈丕显随军渡江南下，任苏南区党委书记，苏南军区政委，华东军政委员会委员。一九五二年二月，他调上海工作，历任中共上海市委第四书记、第二书记，上海警备区第二政委。

张春桥谈到他时，不屑一顾地说：“每次他都讲他那一大串职务，其实都是狗屁。当时他的那些职务，全是空的，一钱不值。他在革命的队伍里是个无名小卒。在我们面前装什么鸡巴的老革命。不理他！”

周恩来曾经对张春桥说过：“如果陈丕显没有什么大的问题，可以团结他一起革命嘛。他毕竟是个老人手了，有一定的经验和能力嘛。”

张春桥说：“他变了，变了！他完全蜕化变质了。你可以到他家里看一看，典型的资产阶级老爷生活，地地道道的暴发户。造反派根本饶不了他。”

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的确不好再讲什么了。

谭震林见状，也只得气得跺脚，捶胸。

上海的革命还在继续地发展着：一月五日，新生的《文汇报》在第一版刊登了以王洪文为首的上海工人造反司令部等十一个造反派组织联名写的《抓革命、促生产，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告全市人民书》。这个《告全市人民书》实际上是夺权的宣言。四天后，毛泽东批准，《人民日报》全文刊登了《告全市人民书》并加了编者按。毛泽东说：“这是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反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胜利产物。这是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太革命发展史上的大事。这是一个大革命。这件大事对于整个华东、对于全国各省市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发展，必将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

于是，在中央文革小组的组织下，全国各地在京的职工在工人体育馆召开了《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迎接工矿企业无产阶级文化太革命新高潮誓师大会》，周恩来和江青、陈伯达等人都出席了大会。周恩来在会上说“革命的职工们，你们要打回老家去，彻底闹革命，把文化大革命的烈火燃遍全国。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一月九开亲自批发了上海工人阶级的《告全市人民书》，这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文件。这个文件高举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红旗，吹响了继续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反击的号角。这个文件坚决响应毛主席抓革命，促生产的伟大号召，提出了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关键问题，这不仅是上海市的问题，而且也是全国性的问题。”

就在同一天，张春桥和姚文元在上海传达了毛泽东最近的指示：“一九六七年将是全国全面展开阶级斗争的一年。在这些阶级斗争中，中央要抓重点，一北京，二上海，三天津，四东北。上海的革命学生起来了，革命工人起来了。革命机关干部起来了，上海的文化大革命就有希望了。”

一月十一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以前所未有的规模，给以王洪文为首的上海工总司发去贺电，说：“你们实行了无产阶级革命派组织的大联合，成为团结一切革命力量的核心，把无产阶级专政的命运，把无产阶级文化太革命的命运，把社会主义经济的命运，紧紧掌握在自己的手中。”贺电向全国人民发出号召：学习上海市革命造反派的经验，一致行动起来，打退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使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沿着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胜利前。”同天，经毛泽东和党中央批准，中央军委决定改组全军文化革命小组，由江青任顾问。

一月二十日，毛泽东在给林彪的信中，指示：“应派解放军支持左派广大群众。以后凡有真正革命派要军队支持援助，都应这样做。”根据这个指示，又由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国务院、中央文革小组于一月二十三日发布《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前天，即月二十二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毛泽东在社论中号召：“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

这样。就在全国掀起了所谓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大联合、大夺权的高潮。

江青高兴地来到周恩来的办公室，大声说道：“总理啊，你看主席一声令下，全国的革命派都起来了。山西、青岛、贵州、黑龙江，还有其他的省市都同声响应。上海掀起的‘一月风暴’席卷全国。刘少奇、邓小平不是想翻案吗？在这样的大好形势下他们的阴谋怎么能得逞呢？”

周恩来点点头说：“是的，只要有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掌舵，任何阴险、狡猾的阶级敌人都是不可能得逞的。老实说，也只有我们的毛主席有这样的魄力，其他的任何政党和领袖都不敢这么做。毛主席为全世界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树立了光辉的榜样。”

江青得意地说：“我现在深深地感到，我们不学习是完全赶不上毛主席的。他真正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吃透了。现在，不管工作多么忙，我都要挤时间学习几篇马列的著作。”

周恩来虽然忙得团团转，但只要江青来找他，他都要耐心地和她交谈，决不和她发生对抗。他曾对叶剑英和陈毅说：“江青同志之所以这样，是因为她有主席作靠山。为了主席，我们也要和江青同志搞好关系。何况她的话大多都是主席的意思。我还是同意林彪同志的那句话：理解的要执行，暂时不理解的也要执行。在执行中加深理解。我们共产党员不应该把自己的利益放在首位，只要常常想到我们是人民的勤务员，一切事情就都可以想通了。”

在背后，陈毅和叶剑英经常议论：“总理是怎么啦？中央文革小组的人那么粗暴地对待他，而他还是和风细雨地和他们在一起商量问题。换成我，可没有他的好脾气。”

叶剑英说：“这就是总理的功夫和道行。没有长时间的修养和锻炼，是不会有总理的韬略的。我同他在一起的时间长了，我很清楚他的办法。你记住，不会忍耐的人，往往不会有他的成功。”

“总理对主席的忠诚，我十分敬佩。但是总理对那女人的迁就，我可是不敢欣赏。”陈毅这么说，“以我看，江青你越是对她迁就她就越对你得寸进尺；你要是对她厉害一点，她也就老实多了。我从来没有看见她对林彪耍过态度，相反她对林彪却是客客气气，满面笑容。因为林彪从来不给她开那个口子。”

叶剑英听到这里，一言不发了。

周恩来听叶剑英给他转告了陈毅对他的建议，周恩来很不高兴地说：“真是不懂事！你们怎么随便议论这些事情呢？要是传到主席和江青同志那里，他们会怎样理解你们呢？剑英同志，请你以后再别在我面前提这些事情。”

叶剑英脸一阵发红，连忙点着头说：“总理，我记住了。今后再不会发生这种事。”

就在这时，谭震林又到周恩来办公室来了。

看上去，谭震林好像是刚喝过酒。他的面容枯槁、满脸泪痕、双眼深陷、头发稀疏。原来自从去年底以后，农林口的运动更不好控制了，有人干脆把矛头指向了他。特别是陈丕显给他打来电话，向他介绍了上海这一段运动的情况后，他的心情更加沉重。他对陈丕显说：“你放心吧，就是拼上我的这个副总理不当，我也要替你鸣不平。我就不相信我这个毛主席的老战友还不如他张春桥值钱！”

周恩来还是耐着性子听完了他的解释和说明，他说：“我也认为陈丕显可能没有什么问题，但是现在不能由我们来决定这个问题，迁是需要和春桥、文元同志商量一下。

“究竟是他们听党的，还是党听他们的，现在还要不要党的领导了？”谭震林很不高兴地说：“参加革命快四十年了，从来没有见过这样千奇百怪的事情。如果允许他们这样搞下。我们的党马上就要灭亡了。”

周恩来严肃地说：你知道解放军报的事情吗？一月十三日，主席的女儿萧力同志贴出一张题为《<解放军报>向何处去？》的大字报，揭露和批判了刘志坚同志的错误，一个总政治部副主任马上就结束了自己的政治生命。胡痴等人也是利令智昏，跟着他们搞什么夺权，结果呢，被萧力他们打成了‘反党小集团’，就连他们自己都是莫名其妙。林彪为此事专门给萧力他们写了信，对他们的行动表示支持。你考虑过这些事情吗？”稍停了一会，他接着说，“刘志坚是林彪同志信任的人，但他都没有站出来替刘志坚说话，他也只是不表态而已。现在的情况很复杂，需要我们认真地分析和思考，而不是意气行事。你参加革命这么多年，难道连这点道理都不懂吗？”

谭震林的气消下去一些，但是还是有点不甘心地说：“现在动不动就要夺权，连我的权都要夺，根本不分谁是革命，谁是反革命了。我就认为夺我权的家伙们都是反革命。难道连国务院和党中央的权也要夺吗？”

周恩来想了想说：“你应该相信毛主席，他是会正确地处理这些事情的。不久前，主席向全国的红卫兵推荐了首都红卫兵第三司令部写的文章《打倒‘私’字，实行革命派大联合》。指示写了编者接，按语说：‘这是一篇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好文章，这篇文章提出了一个带普遍意义的重要问题，就是在当前的夺权斗争中，必须打倒私字。革命造反派不仅要夺走资派的权，而且要夺我们头脑里‘私’字的权，让毛泽东思想在我们的头脑里占有统治地位。这样，我们才能形成浩浩荡荡步伐一致的坚强革命队伍。’震林同志，我希望你还是多学习学习毛主席著作，多考虑考虑现实问题，不要把复杂的问题看得太简单了。”

谭震林显然有点不耐烦了，他说：“我自信我参加革命这么多年，我的私心要比他们少得多。革命四十年，难道不比一些二十来岁的娃娃们强？简直是天大的笑话！现在，文化大革命是听江青一个人的，她成了当代的武则天！”

周恩来制止道：“你已经头脑发昏了，我劝你不要往下说了。再说下去更没谱了。”

谭震林忍不住老泪纵横，悲凄一声哭了起来：“我现在才真正认识到：早革命不如晚革命,晚革命不如反革命。我不该参加共产党，不该跟着毛主席跟了四十年。我这样跟下去还有什么好下场呢？让那些黑笔杆子们跟着他走吧！”

“胡闹！”周恩来气愤地说，“你这样闹下去，只能是把事情搞得更坏，只能是让别有用心的人钻了空子。你迟早会后悔的。”

虽然周恩来作了努力，但遗憾的是谭震林并没有理解他的一片苦心。谭震林回去以后，和陈毅、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等人几次议论中央文革的问题，越说越气，以致发生了二月十六日的所谓大闹怀仁堂事件。谭震林还亲笔给林彪写信，公开大骂江青“是盛气凌人的武则天，必须坚决反对。”林彪将信转给了毛泽东，毛泽东勃然大怒：“谭震林不愿意跟着我走，让他滚！”

事后，张春桥在给上海的工作总司作报告时，曾激动地说：“一九六七年的二月逆流实际上是一次大的反党事件。首先跳出来的是谭震林。他们的矛头直接对准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司令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他们企图否定无产阶文化大革命。面对敌人的反扑，广大无产阶级革命派奋起反击。三月八日，农林口和首都部分红卫兵组织召开了‘击退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反扑大会’。大会揭发、控诉了谭震林炮制的反毛泽东思想的大毒草——‘全国大寨式农业典型展览’和他镇压群众的滔天罪行。三月中旬起，反击‘二月逆流’的战斗在北京达到了高潮，‘打倒谭震林，解放农林口’的革命口号响遍全城。三月二十日在工人体育馆召开了彻底击溃谭震林资本主义反革命复辟大会，周总理、陈伯达、康生和我们的江青等同志都参加了大会。周总理特意作了重要讲话，坚决支持革命派的革命行动。你们看，嚣张一时的谭震林不是彻底垮了吗？所以，我们不要看他是什么了不起的大人物，关键看他是不是跟着毛主席走，只要他是反对我们的毛主席和党中央的，只要他妄图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我们都要敢于和他们斗，这是时代赋予我们这一代革命者的光荣使命。”

事后，谭震林在他的检查中说：“我要是早听了周总理的告诫和批评，也不会落到这个地步，现在想起来的确十分后悔。我本想保一下陈丕显同志，结果陈丕显没有保住，而我也被打倒了。想来想去，还是自己的水平不高，没有很好地学习好毛主席的著作。”

张春桥冷笑道：“他要是学好了，倒霉的就不是他，而是我们了。这是由他的反动本性所决定的，谭震林在历史上就不是一个好东西，他是叛徒…”

在这时，周恩来反而沉默了。他又有了新的应变策略。